萤火集-孟超谈陈伯达的《不几日记》——干校杂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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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孟超来,都知道他因写“鬼戏”《李慧娘》在文革期间遭到过严酷的批斗,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到后期。只剩下分配不出去的“一小撮”还滞留在那儿。孟超和我理所当然地归入其中。上选不怎么再管束我们。在外人看,我们显然有几分落漠和凄凉之感。但我们自己却死鬼作乐,活的颇为自在。

    老鬼孟超人瘦得三根筋挑个脑袋,成天歪着大嘴巴,叼支烟卷儿乐滋滋的。我当时写过一首诗,诗里说我用指头在雪地上画了个孟超,“光秃秃的头顶/隆起的脊背/细眯的眼缝/凝视着人生”。有人望着雪地上的孟超,说“呆不上两天,太阳一晒,就化成了水。”孟超咯咯地笑着说“正好,正好”。那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孟超感慨地说:“太阳一晒,有的人往上长,我却只能入地。我宁愿入地。”孟超的这几句话-我没有写在诗里。

    孟超有一肚子的故事,陈迩冬说他“鬼话连篇”。有一天,他讲了一个陈伯达的故事给我听,在座的还有几十人。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垮。

    他只管说,我们只管听,一笑了之,过后谁也一再重提。但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觉得孟超讲的并非鬼话。

    二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和孟超同在上海大学读书,陈比他高一年级,由于都喜好文学,常在一块谈论些写作方面的问题。

    一天,陈伯达对孟超说“现在流行写日记体的作品,小说呀,杂文呀,鲁迅先生写了《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在鲁迅先生的启迪下,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日记体的创作,题名《不几日记》。”怕我听不明白,他连说几遍。他的福建口音很重,我以为他想与鲁迅的。马上”二字相对应,写的是“不急”日记。他看我仍茫然不解,手指在空中比划出“不几”二宇,我还是弄不懂,“不几”二字风马牛怎么能连成一个词?陈伯达很神秘地说:“你应当动脑筋想想嘛,几字加一点是个什么字?。”我说是“凡字”。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不凡呢?”我想,陈伯达一向很高傲,自以为了不起,“不凡日记”很符合他的心意。

    陈伯达哈哈大笑,说:“这么写文章就乏味了。”“不几”差一点是‘不凡’,才有文学的特点,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差一点成为不凡的人呀!。记得孟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看他在几字上怎么添上那一点吧!那一点可不容易添上呀,他多步年前之前就写好了《不几日记》,只等着有一天,添上一点,改成《不凡日记》”。

    孟超死于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他多半会想到陈伯达的《不几日记》。可惜我当时没有见到孟超,如见到他一定会对我说。陈伯达的那一点到底没有添上呀!”

    当然,真的添上那一点,难道陈伯达就真的成为不凡的英雄吗?

    我是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下旬,陇甫棕黄色的山野开始透出春意。我独自梦游般跑到学校(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一个中学)附近的荒山顶上,花丁半天的时问,跑马似的写了一首近四百行的诗《鄂尔多斯草原》,第二天就投寄桂林的《诗创作》,几个月之后发表了出来,当时,连我朝夕相处的几个朋友也不晓得我写了这么一首诗。我闭口不谈,像—个羞涩的秘密藏在心里。我怀着灼热的希望与忧虑,翘盼编者的回音。我一反常态,变得沉默寡言。这首诗仿佛从我生命内部爆发出一束火光,带走了我的灵魂,虽然表现上并投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个耸起的荒秃秃的山头上,有一个村庄,当地人叫李广故里。李广小时候从这个山头,曾经把对面山上的一只老虎射穿了心胸,他跑去看,原来不是老虎,是一块卧石。棱他射穿。从山上远望,安静、荒凉、旷远,我的心境与这片山野的景像十分的协调,确是个理想的诗的发射场地。我把生命化为燃料与动力,全都投入这次创作活动。

    几十年来,不少人问我是怎样写出这首诗的,他们以为我一定在那个草原上生活过好久,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谁都不相信。没有去过怎么能虚构得那样的具体,那具有可触性的情景与形象是如何获得的?不可理解。对我来说,一点不奇怪,虽然只闪电般用半天时间写了出来,但这首诗的情境,在我的生命里却孕育了不下十年。我当时刚十八岁。也就是说,从童年起,我的生命中就有了这首诗的青嫩的胚芽。我难道真篓吗?

    需要从我的家族和童年的生活环境谈起。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雁门关里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的。经常看见从蒙古草地来的拉骆驼的老汉,背抄着手,牵引着一串骆驼,叮咚叮咚从村边经过,至现在我还记得起骆驼队身上发出的那种特殊的热烘烘的气味。那种气味,凝聚在我的心灵里,一生一世不会消失。

    我的祖先是蒙古族,小时候家里有一口明晃晃的七星宝剑。说是祖传下来的。我白天扮作武士玩它,夜里压在枕头底下。这口剑,用手弹拨,能发出嗡嗡的风暴声。它是我的远祖在辽阔的草原上和征战中最带过的,剑口上有血印。我曾祖父曾在鄂尔多斯一带生活过半辈子,祖父也在那里呆过。我家有不少乌黑发亮的黄羊角,还有厚厚的有图案的毡子,像姆指大小的锕佛,处处遗留着民族的痕迹。我们村子里,有一半人家都有走口外的人,有经商的,大半当牧羊人,不少人死在草原上,不少人临死之前才拚死拚活返回故乡。我的姐夫在外蒙古草原上为庙主牧放了十年牛羊,中年回乡娶了我姐姐,他信佛,极会讲故事,为我讲过他的许多神奇的经历。我的邻居每年冬天总有从口外回来的,粗糙而紫红的脸庞,一播一晃,腿部带点罗目的走路的姿态,镶金边的皮帽(我小时候也藏着一顶),浑身发散出浓重的羊膻味道。有人冻掉了耳朵,有人前胸后背布满狼抓的伤癌,有人手指、脚趾不全,有一个我叫他“秃手伯”的双手从手弯齐楂楂冻落,他把两只变黑的手从草地上带回家,埋在祖坟地里。“秃手伯”为全村挑水,他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许多草地上的情景。说黄昏的沙漠像血,太阳比关内的大几倍。我的童年伙伴中,长到十二、三岁时,有几个已跟随大人奔口外去了,五年十年之后才回家成亲。我们村里许多人会讲蒙古话,我小时候也能说几句。因此自小我就觉得蒙古草地是养育一代一代乡亲的地方。尽管给人带来了不幸与灾害(村里有许多守寡的女人),但那广阔的草地仍然令人神往。草原牧歌对我有着强烈的诱惑力。

    为什么我突然写这首诗呢?一九四二年初,皖南事变后,我和几十好朋友不愿在学校读书。悄悄地商议奔陕北去,我们几个已凑了点盘缠,暗中计划着启程的日子。事情终于被我父亲(他在中学教课)发觉,说死不准去,说路上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计划落空了。《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就是在我们准备奔延安之前写的。我不敢明明白白写陕北,写了离陕北不远(其实并不近)的鄂尔多斯,这片亲切的草原,我自小神往。历史的和现实的真情在我的心胸里交融、奔腾。如果没有投奔陕北的理想鼓舞我,潜藏在生命内部的童年少年的诗的情愫,也就不会引爆起来。

    从一九四。年起,我练习写诗,创作的准备很差,只在陕甘两省影响不大的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幼稚的小诗,有两首是写草原的。那时我把宽阔的草原当作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这多少反映了一点国统区生活的苦闷,总想奔向一个新的天地。我那时的文学修养相当浅薄。吸引我和几十朋友的诗集只有艾青的《北方》,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还有《七月》、《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上的一部分诗。明显地对《鄂尔多斯草原》有影响的诗主要是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不难看出《鄂尔多尔草原》的抒写手法,受了这两首诗的启迪与感染。艾青诗的那种探沉、忧郁而凝重的情调。与当时祖国,民族、个人的命运十分一致。在我稚弱而苦闷的心灵上,蒙古草原似乎冥冥之中能给我以雄浑的力量,成为诱惑力极强的梦境,这种梦境又掺入了许多朦胧的理想的成分,因此,它只能说是我的鄂尔多斯草原,与真实的鄂尔多斯草原并不是同一的。

    这首诗的情调沉缓,有点像黄昏或深夜骆驼的铃铎的声音。平漠的大草原上。我总觉得没有崛起的山脉,是那样的宽阔而舒展,大雁都得飞天才能找到一个宿夜的青色的湖淖。因而这首诗的视野广阔,追求油画的效果,而不是雕塑的。”我没有去过那陌生的草原,无法写实,我是一边写,一边开拓我的诗的境界。写完之后,我的灵魂许久飘荡在那片亮着(哭红的眼睛似的)羊脂灯的草地上,写到那些在风砂中奔波的旅人,我的面前就出现了故乡的亲人;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秃手伯、拉骆驼的老汉……,写到狼嗥,就想到我们村里那个满胸膛爪痕的牧羊人。诗里出现的情景,都萌发于我的童年与步年的生活。

    诗里有这么一节,

    滚滚的黄河

    在北中国

    寂寞地湍流着

    琥珀色的泪痕,

    像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

    静静地

    躺在草原上。

    这种舒缓的情调,有意无意地带着马头琴的韵味。我的故乡有一个邻居,几乎天天夜里坐在门槛上拉马头琴,他是个摔跤能手,在草地生活过半辈子。“琥珀色的泪痕”这个形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对黄河的描述,我倒是有点实感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从风陵渡坐术船到对岸的潼关,不慎,掉落到滚滚的黄河中,幸亏我水性好,没有溺死,最后由一位老水手救起。当我挣扎在混浊的浪涛中,黄河的颜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十分恐怖,确有点像琥珀的光泽。那混浊的波浪,俨然是老虎的斑纹。后来几十年中我又见过不下几十次黄河,都是暗黄色的,一次也没有“琥珀色”的感触。黄河流经河套时,好似一张巨大的长弓,我写作“骑士”扔下的,这形象与草原特定的历史和生活有关联,且带有明显的凄凉的滋味与民族的悲哀。这样描写黄河,只有描写河套一带恰当。描写黄昏的草原和太阳时,诗里那派红色的风景,回忆起来,想是“秃手伯”为我讲述草原风光的回照,我把黄昏的太阳描绘为“紫红的大火堆熄灭了”。衬托出草原的寒郁与黑暗,所有这些细节,都浸染着我的十八岁生涯全部的青春的血气。

    这实际上是我的第一首诗。为了写它,调动了我的相当贫乏的全部生命力,这一点我有深切的感受。写完之后,好久没有写出像样的诗。说明我当时生活的积累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新诗的本领也不大,所以这首诗的弱点是明显的。我只能凭梦境似的忆念描写出一点诗情画意,因为我没有去过鄂尔多斯那地方,特别是写到草原牧民新的生活,只能用想象的空泛的笔触去勾勒,只能用“绿色的战斗旗子”、“解冻的热流”,“被开垦的芬芳的气息”、“复活的笑”等象征色彩的文字

    “点睛”。

    最后,说实话,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懂得文艺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写作手法,当时我几乎没有看过一本文艺理论书。什么是新诗,我只信任艾青与田间的诗,反复吟咏他们的诗,觉得跟着他们写下去,总会写出诗来的。艾青仿佛是个拉骆驼的人,昂首阔步,沉着地走在前头,我是一匹骆驼跟着行进,《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的主旋律是驼铃的叮咚声。虽然音响不够高昂与嘹亮,但也还算是可以激发前进的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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