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昆仑公路
据我国有关公路史志，连接中巴两国的中巴公路起自我国新疆喀什，至巴基斯坦的塔科特，全长1032公里。中巴公路也称喀喇昆仑公路，公路的国内段自喀什至红其拉甫达坂，长416公里。这段公路现在是国道314线的一部分。公路的巴基斯坦境内段，起自红其拉甫达坂，经罕萨、吉尔吉特、吉拉斯至塔科特，全长616公里。巴基斯坦境内的这段公路，一直以Karakorum Highway之名著称于世，简称KKH。另据巴基斯坦有关资料，KKH现从距首都伊斯兰堡100公里的哈维利昂（Havelian）算起，至红其拉甫达坂中巴边界止，全长805公里。本书研究的喀喇昆仑公路，指中巴公路巴基斯坦境内部分。
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中巴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从历史的黎明时期开始，我们两国人民就是好邻后、好朋友。”但是，中巴两国的边境地区，却是一片崇山峻岭。这里耸立着帕米尔高原，绵亘着喀喇昆仑、兴都库什、喜马拉雅等三条世界著名的大山脉，奔流着印度河及其支流，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交通极为不便。上世纪60年代，中巴两国领导人以他们的英明和睿智，决定在两国间修一条现代公路，加强往来。经过双方的勘查和多次磋商，1966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
中巴公路国内段于1966年4月开工，1969年9月竣工。公路的巴基斯坦境内段（从红其拉甫达坂至塔科特）由中国援建，工程共分三期，自1968年7月起，至1979年11月全部竣工。
为建设这条友谊之路，中巴两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国援建巴基斯坦境内的三期工程，实际施工时间为8年零两个月，先后投入22000余人，投入筑路机械设备和汽车最多时达2000台件。筑路的费用，仅新疆直接支出部分，便达2.4亿元（另一说为2.8亿元），这还不包括中央支出的部分。在喀喇昆仑公路建设过程中，中方施工人员死亡168人，伤残201人。初期牺牲人员运回国内安葬，后来，路越修越远，便就近安葬在吉尔吉特的丹约尔村。在那里的中国烈士陵园里，长眠着88位牺牲和去世的中国员工。巴基斯坦方面先后参加筑路人员亦在2万以上，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喀喇昆仑公路旅行，不时可以看到路边巴方牺牲人员的坟墓。
喀喇昆仑公路越过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穿行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不少地段为悬崖峭壁，工程浩大，且异常艰巨。此外，筑路人员还要面临高山缺氧、气候恶劣、后勤供应困难、地质条件复杂、地震、雪崩、岩崩、塌方、滑坡、泥石流等种种困难和危险。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施工人员都只能住帐篷。但是，中巴两国的筑路人员，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百折不挠，顽强拚搏，硬是在高山深谷和冰峰达坂间建起了一条现代化的双车道沥青路面公路。因此，喀喇昆仑公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在巴基斯坦工作和学习期间，笔者有幸多次在喀喇昆仑公路旅行，直至红其拉甫山口中巴界碑。经过这条公路的支线，笔者还访问了巴尔蒂斯坦（小西藏）和亚辛。在国内，笔者亦有幸从喀什到中巴边界作了一次旅行，并采访了多名当年的筑路人员。笔者深感这项工程的艰巨与伟大，也看到了公路给当地人民带来的福祉。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中的人们，从几乎与世隔绝的贫穷落后状态迅速进入了现代化时代，他们的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路的建成还使这一地区成为旅游胜地。1986年5月1月中巴两国政府宣布红其拉甫口岸对第三国开放以后，世界各地的游客更是纷至沓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喀喇昆仑公路沿线的考古发现
喀喇昆仑公路建成通车，不仅加强了中巴两国的友好往来，给公路所经地区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也为学者们研究这一地区打开了大门。从前需要跋山涉水、履冰冒雪的艰险旅程，现在变成了通途。达尼教授曾对笔者说，先是德国学者卡尔·耶特马尔（Karl Jettmar）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察旅行。德国学者考察后，请求达尼教授去那里帮他鉴定两处梵文岩刻。达尼教授说，他去了以后发现，不得了！古代岩刻不是一处两处，而是有好几百处。于是，达尼教授向巴基斯坦教育部申请了研究项目。一支巴基斯坦—德国联合考察队也隨之诞生，在喀喇昆仑地区开始了长年累月的多学科考察。达尼教授告诉笔者，他在那里工作了5年。尤其在吉拉斯，达尼教授发现了大量岩刻铭文和岩刻画，并对绝大多数铭文和岩画作了辨认和诠释。1983年，达尼教授出版了他在吉拉斯的考古研究成果——《吉拉斯：南伽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之城》（Chilas：The City of Nanga Parvat［Dyamar］）。达尼教授说，在他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有三项，而对吉拉斯大量古代岩刻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同年，达尼教授还出版了《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的第一版。《吉拉斯：南伽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之城》是一部考古学专著，而《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小册子”（达尼教授语）。达尼教授还对喀喇昆仑公路沿线的其他地方，特别是罕萨的大量岩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本书的第二版，就补充了许多罕萨的岩刻资料。
达尼教授的研究成果，不仅对重建这一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西域史的研究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我国学者对新疆和西藏的岩画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成就斐然，遗憾的是我们对毗邻的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地区的岩画却缺乏了解，也罕有学者去那里考察研究。笔者希望，在《吉拉斯：南伽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之城》译介之前，本书的翻译出版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材料，引起大家的关注。
古老的友谊之路
由我国新疆至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谷地的交通路线，在史前时代就已形成。至周秦时期，我国新疆与印度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已经有了往来。这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一条支线，也是新疆和田玉石向西输出的通道之一，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从新疆于阗、皮山、莎车等不同地方出发，可以有多条路线，但这些路线大多都要经过现在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特别是罕萨、吉尔吉特、吉拉斯、亚辛等地，这几个地方是这条路线上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现代喀喇昆仑公路所经路线，从遥远的古代起就是一条“公”路。
汉文史书对这条路线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书》。《汉书·西域传》不仅记述了塞人南越县度、君临罽宾的历史事件，也记述了包括乌秅、难兜、罽宾在内的西域诸国的情况，以及汉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和通西域的道路。
《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塞人，或称塞种，即西史所载之Saka，也称Scythian，汉译作西徐亚或斯基泰，本书译作西徐亚。塞人原居伊犁河、楚河流域，后于公元前177/176年时受大月氏人攻击而南迁。《汉书·西域传》称，“大月氏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南迁的塞人散处于帕米尔各地，但其中一支，却越过县度到了罽宾，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亦即《汉书·西域传》中的罽宾国。《汉书·西域传》所载罽宾国的中心地区即犍陀罗，是以塔克西拉和白沙瓦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盛时还包括喀布尔河上游和斯瓦特地区。犍陀罗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源地，有着辉煌的历史。《汉书·西域传》称，“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循鲜，应是塔克西拉古名塔克沙西拉（Takshashila）的略译。
塞人究竟是经过哪条路线到达罽宾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看法。与《汉书》记载相符的，如纳利因（A.K.Narrain）在《印度—希腊人》一书中认为毛伊斯率领的一支塞种人由和田翻越帕米尔，穿过印度河科希斯坦（Indus Kohistan），由北部直接到达了塔克西拉。达尼教授在1967年出版的《巴基斯坦简史》中也提出了塞人大概是沿吉尔吉特路线而来的看法，后来对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岩刻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汉书》的记载，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
塞人南下所越之县度，就是印度河，特别是从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的汇合处起，直至吉拉斯及其以西一带的这一段印度河。县度一名，可能源于当地古老的布鲁沙斯基语的Sinda一词。Sinda，本义就是“河”。印度河被认为是难以逾越的天险，但这并不能阻挡人类前进的步伐。岩刻表明，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具有了用木筏渡河的能力。在许多世纪里，人类利用木筏、羊皮筏和悬索桥渡河，甚至抱着充气的羊皮口袋泅渡。
塞人经帕米尔南下，在进入犍陀罗地区之前，在罕萨、吉尔吉特和印度河畔曾停留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主要河流的交汇处，如夏迪亚尔、吉拉斯、吉尔吉特和罕萨等地留下了大量岩刻画和岩刻铭文，岩画内容包括塞人的君主、武士和骑兵的图形，铭文中包括了塞人君主和地方长官的名字。
塞人建立的罽宾国，在巴基斯坦古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塔克西拉出土的钱帀表明，年代最早的塞王是毛伊斯（Maues），或称莫加（Moga），他在钱帀的铭文上自称“王中之王”。《汉书》所说“南君罽宾”的塞王，很可能就是这位毛伊斯。他是公元前1世纪巴基斯坦历史上最重要的塞种统治者。
汉朝自武帝时便和罽宾国有了往来，双方关系密切，外交使节、商贾络绎于途。后来，官方往来虽然有过“绝而不通”和“绝而复通”的曲折，但往来路线是明确的，《汉书·西域传》所载的乌秅国和难兜国，据学者们考证，前者王治即今罕萨，后者王治就是今吉尔吉特。《汉书》中对这些地方的记载，显然来自于众多使臣的报告。
继塞人之后的是帕提亚人的政权，国王阿泽斯和冈多法勒斯在巴基斯坦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冈多法勒斯声名尤为卓著。在喀喇昆仑公路沿线的岩石上，也有与冈多法勒斯有关的铭文，说明这条道路在那时依然畅通。
帕提亚人的王国被贵霜帝国取代。创建贵霜帝国的贵霜翖侯，原役属于大月氏，《后汉书·西域传》本其故号，仍称其为大月氏。贵霜帝国疆域广大，是当时世界四大帝国之一，喀喇昆仑公路所经的一些地区，也在贵霜帝国统治之下。喀喇昆仑公路沿线的岩刻铭文，提到了维马·伽德庇塞斯、迦腻色伽、胡维什伽和婆什色伽等贵霜统治者的名字。我国东汉王朝同贵霜帝国关系密切，《后汉书·西域传》对这条道路的记述更加清晰：“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后汉书·西域传》还称，从乌弋山离“复西南行，百余日至条支……临西海”。据学者们考证，乌弋山离应系今阿富汗南部，条支为今叙利亚地区，西海即地中海。这表明，这条道路当时可进而通到更加遥远的地方，直至罗马帝国本土。东汉都护班超曾于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派属吏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本土），《后汉纪·殤帝纪》载，“大秦国，一名黎轩，在海西。汉使皆自乌弋还，莫能通条支者。甘英逾县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汉（海）广大，水咸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者三岁，故入海者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具问其土俗。”由此，甘英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惜为船人诳言所阻，仅至地中海而止。甘英出使大秦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对这条路线和诸国的了解却又进了一步。
汉代以后的各个朝代，这条道路一直是中国和西域间的一条交通要道，历代史书，以及佛教僧人和旅行者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材料。
《魏略·西戎传》称，“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公元229年，贵霜王波调（即婆苏提婆）曾遣使曹魏，受封为亲魏大月氏王。《魏书·西域传》称，“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至］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波路，一般认为系Bolor之对译，亦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之钵露罗，可能源于曾统治这一带的名为Patola或Palola的王朝。该王朝疆域，即包含今吉尔吉特、亚辛一带在内。王朝的名号，至今仍可见于当地岩刻。北魏时期，这一地区同中国往来甚多，如罽宾国（这时的罽宾国已用于称克什米尔）、阿婆罗（巴尔蒂斯坦的哈伯罗）、亚辛和吉尔吉特地区（史称波路、不崙、不流沙等），曾多次遣使来朝。他们走的，可能也是这条道路。
在唐代，汉文史籍中有大、小勃律的记载，大勃律就是巴尔蒂斯坦，而小勃律即吉尔吉特和亚辛地区。这一时期的藏文史籍载有Bru-sha或Bru-za，相当于汉文中的小勃律。唐朝、吐蕃、大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角逐，也使这一地区的交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再无力西顾，但这条路线上的交通并未因此中断。学者们发现了一本于阗文的《克什米尔行程》，该书成于公元958—966年间，记述了从古代于阗到克什米尔的详细路程，堪称是当时的旅行指南，也证明当时于阗和克什米尔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黄盛璋先生考证证明，此道系从喀什噶尔出发，经塔什库尔干、瓦罕、巴罗吉尔山口、亚辛、加古奇、吉尔吉特、吉拉斯、吉申甘加河、巴拉穆拉等地，最后抵达克什米尔。（黄盛璋：《敦煌写卷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历史地理研究》，载《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
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宋朝曾派出僧行勤等共157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印度取经。《宋史·天竺传》载有他们的行程，其中提到“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这一批人中的沙门继业，也记下了自己的行程，中有“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又度大葱岭、雪山至伽湿弥罗国”等语。发现于敦煌的一个写本《西天路竞》也记述了这一行程，“……至疏勒国，又西南行二十余日至布路沙国，又西行二十余日至迦湿弥罗国”。布路州、布路沙，以及《魏书》中的不流沙，都源于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l一词，意为（操布鲁沙斯基语的）布鲁休人的国土，主要指亚辛、吉尔吉特一带。这说明，这条古老的陆上通道从未被废弃。
在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这条路上的罕萨和博洛尔（包据吉尔吉特、亚辛和今奇特拉尔部分地区），以及巴勒提（巴尔蒂斯坦）、拔达克山等地，同清朝关系密切，常有使节往来。
19世纪上半叶，查谟大君古拉伯·辛格侵占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后，又从英国殖民者手里“买”下克什米尔，查谟—克什米尔土邦由此产生。随后，英国殖民者又以此为基础，侵占了吉尔吉特和罕萨。为了同沙俄争霸，英国于1877年在吉尔吉特派驻政治代表，并修筑自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经德沃萨依（Deosai）高原、吉尔吉特至罕萨的道路。此后，这条道路成了英属印度至新疆的重要通道，英国也因此控制了英属印度通往帕米尔高原及通往我新疆的交通命脉。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封锁，打通一条新的陆上国际交通运输线，解决急需的抗战物资运输问题，国民政府交通部曾于1943年5月组成新印交通勘察团，查勘新疆至印度（今巴基斯坦境内）的轻便铁路、公路路线及驿运业务。勘察团一行12人，于1943年7月至次年10月，以斯利那加为起点，新疆莎车为终点，全线步行勘察共一千余公里。勘察团初选的公路路线从巴拉考（Balakot）开始，越巴布萨尔山口（Babusar Pass）至印度河边的吉拉斯，然后沿印度河及洪扎（罕萨）河谷而上，越明铁盖达坂进入新疆。在这条路线上，自吉拉斯至底河段，以及境内的卡拉其古至塔什库尔干段，同现在喀喇昆仑公路的路线完全相合。该勘察团报告书于1944年10月发表，但以当时中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议便不再提起。二十多年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喀喇昆仑公路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得以完成。这条古老的路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佛教传播的重要道路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喀喇昆仑公路一线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道路。吉拉斯的岩刻表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佛教就已传播到这里。后来，犍陀罗风格的佛教艺术也传播到这里，并按照这里地理环境的特点采取了岩刻的方式。
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岩画中最突出的题材是佛教，最多的是佛教窣堵波的图形和各种佛陀的刻像，此外还有佛足印、佛教的卐符，以及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甚至诃哩帝的图像。岩石上还刻有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刻有虔诚的信徒礼拜窣堵波的场景，还有大量佛教徒的名字。从佛教岩刻的风格来看，有犍陀罗风格的，有中亚式的，甚至还有西藏风格的。这一切证明，这条道路是佛教传播的一条重要路线。在这条路上，僧侣、香客络绎于途，往来不绝，佛教也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信仰。正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佛教岩刻。
喀喇昆仑公路沿线的佛教遗迹不仅仅是岩刻，在夏迪亚尔对面的达丽罗河谷，还有过一尊巨大的木雕贴金弥勒佛像。法显和玄奘对此都有记述。法显称“像长八丈，足趺八尺”，玄奘称其“金色晃昱，灵鉴潜通，高百余尺”。这尊佛像是当地佛教兴盛的体现，玄奘说，“自有此像，法流东派”，表明该佛像对推动佛教东传起过重要作用。但要建立如此高大的佛像，除大量人力、财力外，还需要巨大的木材。而达丽罗河谷和相邻的丹吉尔河谷，正好都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奥雷尔·斯坦因1913年访问那里时，当地茂密的森林，特别是高达100英尺的雪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笔者所见，该地至今仍是巴基斯坦主要木材产地，每年都有大量木材外运。
吉尔吉特是这条路线上的重要节点，也是这一地区的佛学中心。玄奘称钵露罗国有“伽蓝数百所，僧徒数千人”，规模相当可观。这些伽蓝和僧徒中的多数，可能就在吉尔吉特。他们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除卡尔加岩刻佛像和窣堵波遗址外，1931年5月底还从一处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一批用笈多正体写在白桦树皮上的古代梵文佛教写本。据学术界鉴定，写本中包括有公元6世纪前后书写的《妙法莲华经》等一系列佛教经典。吉尔吉特写本的发现和近代新疆、敦煌等地的佛教考古发现一脉相承，其使用的语言、文字、书写材料等又和新疆、敦煌等地发现的古代印度系统写本同属一系。这些写本被认为是梵学界和佛教界研究上的“空前发现”，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继敦煌写本发现后亚洲佛教考古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季羡林：《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载《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王冀青：《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吉尔吉特还是一个出佛教高僧的地方。唐时小勃律曾派遣佛教高僧出使唐朝，一位叫伽罗密多的三藏大德僧曾两次来朝，先后被封为右金吾员外中郎将和鸿胪员外卿。公元9世纪时，勃律处于吐蕃控制之下，吐蕃译师达玛菩提、达那剌乞答等在勃律完成了《金刚瑜伽成就授记》的译本。译师们具体的工作地点，很可能就是吉尔吉特。
我国高僧法显、智猛、玄奘，以及使臣宋云等人给我们留下的与这条路线和这一地区有关的记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达尼教授在本书中特别引用了法显、宋云、玄奘的记述，并对他们所走的路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达尼教授在夏迪亚尔发现的有关佉沙的岩刻铭文，对于弄清古籍和佛典中记载的佉沙国的地望，具有重要意义。
绚丽多采的人类生活画面
在喀喇昆仑公路经过的地区，尽管群山耸峙，雪峰林立，冰川遍布，峡谷深邃，但也有若干适合人类生存的河谷和河边的低矮台地。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人类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吉拉斯地区发现的石制工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的中石器时代。另外，约有20处岩画属于中石器时代，其内容为动物和人。那个时候的人们已学会使用弓箭，主要以狩猎为生，他们还驯化了狗，养了羊。
岩画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喀喇昆仑公路沿线的岩画，内容丰富多彩，时间跨度极大。岩画包括了不同时期的各种人像，有佩带弓箭的人、持剑或刀的武士、在马背上跳舞的骑士、有用战斧交战的斗士、有骑大象的人、有打马球的人、有与蛇搏斗的人、有牧羊的人、有众多礼拜窣堵波的人。岩画展示了狩猎和战争的场面，也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弓箭、扇形斧和带齿扇形斧是最主要的武器，狗是人们忠实的伙伴，绵羊是家畜，马是主要的骑乘工具，大量的北山羊和捻角山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猎物，对人威胁最大的是蛇，男女交欢的岩画则反映了人们头脑中生殖崇拜的观念。
在动物岩画中，以北山羊和捻角山羊最多，也有牦牛，这是这一地区的特产。此外还有马、犎牛、大象、孔雀、鸟、鹰，等等。马、犎牛、大象和孔雀都不是当地的产物，马显然是来自中亚草原地区的移民带来的，犎牛、大象和孔雀则反映了该地区同平原地区密切的交往。
除佛教外，这里也有其他宗教的影响。湿婆、男根、三叉戟、毗湿奴的转轮等岩刻，表明了婆罗门教曾在这里传播。这里还有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十字架岩刻，显然是该教派的信徒经过这里时留下的。
喀喇昆仑公路经过的这一条路线，也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从岩刻铭文来看，所用文字有佉卢文、婆罗谜文、笈多婆罗谜文、后婆罗谜文、梵文、粟特文、原始纳格里文、汉文、藏文，还有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在罕萨灵岩，汉文铭刻“大魏使谷巍龍今向迷密使去”尤其令人神往。令人惊讶的还有夏迪亚尔的数百条粟特文铭文，其中罗列了从撒马尔罕来的人名，有一些是去中国的。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的商业活动为促进东西方交通的繁荣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此大量的粟特文铭文，是这条道路繁荣的历史见证。还有的粟特文铭文提到了可能是祆教保护者维什塔斯帕的名字，有的岩画显示了顶部有火焰燃烧的高塔，似乎是祆教的拜火塔，这一切表明了祆教的影响。
从岩刻人物的服装来看，有长袍尖帽的典型的贵霜服装、有撒马尔罕服装、有犍陀罗风格的服装。此外，有阿黑门尼德风格的马，甚至还有中国唐朝风格的马。
在这条路线上，有阿育王的岩刻诏敕，有关于西徐亚统治者毛依斯的岩画，有帕提亚统治者冈多法勒斯的岩刻铭文，有贵霜统治者维马·伽德庇塞斯、迦腻色伽、胡维什伽和婆什色伽的名字。铭文中还提到了许多当地统治者或总督的名字，纪述了他们取得的胜利。这说明，这一地区决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更不是一个渺无人烟、只有冰雪的蛮荒之地，这里一直上演着有声有色的历史剧。这一地区所受到的关注和起到的作用，远在我们的想象之上。
达尼教授
最后，笔者要介绍一下达尼教授。
艾哈黙德·哈桑·达尼教授于1920年6月20日出生于印度赖普尔（Raipur）县巴斯纳（Basna）村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他的祖先原居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附近的阿南特纳格（Anantnag），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前属婆罗门种姓，其族姓称瓦因（克什米尔语Wain，梵文为Wani），指精通、熟记并传授吠陀之人。“达尼”（Dani）是后来英国人给予的称号，意为“赠予者”。
从达尼教授的曾祖父一代起，其家族先后移居阿姆利则和赖普尔，以经商为生。由于姑父的关注，小达尼得以同姑父之子一起去马哈萨蒙德（Mahasmund）上学，在那里读完了8年级。随后，他又前往赖普尔城和那格浦尔（Nagpur）继续求学。在那格浦尔，他先后就读于美国教会办的一所高级中学和莫里斯学院（Morris College）。在那格浦尔的求学，可以说奠定了达尼先生一生事业的基础，因为他在那里学习了梵文。在那个时代，穆斯林青年大多学习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学梵文的可说是绝无仅有。后来，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又进入贝那勒斯印度教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攻读梵文和历史硕士学位，成为该校唯一的穆斯林学生，并以优异的成绩打破了该校25年的记录。按照该大学的传统，名列第一的学生理所当然地可以留校仼教，但该大学的另一个传统是从来不聘任穆斯林为教师。于是，艾哈黙德·哈桑·达尼先生离开了大学，来到德里，在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主持的印度考古局谋得一份工作，参加了考古发掘和有关古建筑的管理工作。
1947年印、巴分治后，艾哈黙德·哈桑·达尼先生来到巴基斯坦。他先在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拉杰沙希（Rajshahi）的文物局仼职，1950年进达卡大学历史系仼教。其间，他还远赴英国，在伦敦大学读取了博士学位。1962年，因阿尤布·汗总统的关注，他受聘到西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大学任教并创办了考古系。从此，达尼教授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71年，达尼先生受聘到伊斯兰堡的“伟大领袖大学”（Quaid-i-Azam University）仼教。达尼教授是该校的终身教授，并担任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所长。
达尼教授是巴基斯坦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精通梵文和南亚次大陆多种古代文字和语言，治学严谨，不畏艰苦，成就卓著，为巴基斯坦的考古与历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达尼教授参加和领导了巴基斯坦大量考古发掘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报告和专著，如：《散高洞穴的发现》、《沙汗泰里的发掘——对希腊人兴建的布色羯逻伐底第二城的研究》、《迪玛尔格尔与犍陀罗墓葬文化》、《杰格德拉堡与犍陀罗艺术》、《戈马尔河谷的发掘》、《吉拉斯：南伽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之城》，等等。达尼教授的重要著作，还有《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历史之城塔克西拉》、《伊斯兰建筑：特达》、《边境历史之城——白沙瓦》，等等，达数十种之多。他还参与了四卷本《巴基斯坦简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及《人类科学与文化史》等多种著作的编撰工作。近年来，他还忙于《巴基斯坦史》的著述和回忆录的撰写。
数十年来，除繁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达尼教授还担任了大量兼职，参加和组织了许多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编辑或主编了多种学术刊物，从而为巴基斯坦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为推动巴基斯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为在国际上宣传巴基斯坦光辉的历史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表彰达尼教授对国家的贡献，巴基斯坦政府授予他卓越星章（1969年）、杰出勋章（1992年）和卓越新月勋章（2000年）。
达尼教授还是一位推动学术领域国际交流的活动家，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孟加拉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多国学术机构曾多次向他颁奖。
达尼教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上世纪80年代，他曾数次访华，在北京作过有关喀喇昆仑文化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学术报告。他还领导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丝绸之路考察工作，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与考古学界的老朋友。
在本书译稿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时，传来了达尼教授因病住院的消息，2009年1月26日晚，又传来了达尼教授于当天早晨不幸辞世的消息。达尼教授的健康状况一向很好，但他毕竟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达尼教授的不幸逝世，使北京认识他的朋友们都深感悲痛。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与达尼教授相识，曾数次采访达尼教授的访华观感和对丝绸之路的考察活动。80年代末与90年代前半期，笔者赴巴基斯坦访问及在巴工作期间，亦获达尼教授多方帮助。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为研究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笔者又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达尼教授的研究所研修了半年。其间，还就本书翻译中的问题向达尼教授作了请教。2003年，中国—巴基斯坦友好论坛成立，笔者有幸与达尼教授同为论坛成员，在一起开会，讨论发展中巴友好的事业。多年来，向中国读者介绍达尼教授的著作，是笔者一以贯之的心愿。应笔者之请，达尼教授慷慨地转让了本书及其他数部著作汉译的版权，允许笔者安排这几部著作的汉译事宜。继《历史之城塔克西拉》于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本书又得以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使笔者深感欣慰。在达尼教授逝世之后，这也是对达尼教授的最好的纪念。笔者希望达尼教授的其他著作也能得到翻译出版，这对于中巴两国间的学术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
陆水林
200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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