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之谜-无章节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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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殿英盗东陵孙殿英密谋盗慈禧定东陵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市西北昌瑞山南麓,占地70平方公里,距北京120公里,是清朝三大皇家陵园中规模最大、葬人最多、最具特色的一座。

    东陵据传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认为昌平陵已无佳穴,遂想另觅坟地,于是选择了昌瑞山南麓。

    但当时天下大乱,未能动工。

    清顺治帝福临死后,就利用这个地方建陵,称为孝凌。

    另有资料认为,东陵是顺治帝到这里打猎时间选定的。

    从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始建孝陵,到1908年菩陀峪建东陵(慈禧陵)全工告竣,先后建起了皇帝陵五座,即清人关第一帝顺治的孝陵、第二帝康熙的景陵、第四帝乾隆的裕陵、第七帝咸丰的定陵、第八帝同治的惠陵;有孝庄、孝惠、孝贞(慈安)、孝钦(慈禧)四座皇后陵;有景妃、景双妃、裕妃、定妃、惠妃五座妃嫔园寝;陵区外围,还有王爷、皇子、公主、保姆、勋臣等人十余座陵寝,其中包括136位妃嫔、3位皇子、2位公主。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的永宁山下。

    其中有清朝人关后第三帝雍正的泰陵、第五帝嘉庆的昌陵、第六帝道光的慕陵、第九帝光绪的崇陵;有孝圣宪皇后的泰东陵、孝淑睿皇后的昌西陵、孝静成皇后等人的慕东陵;另有妃陵4座,王爷、公主陵4座,共计14座陵寝。

    清朝极为重视帝王陵区的保护,把这里看做是上吉之壤,风水胜地。

    清代帝王无不重视厚葬,企盼在死后也能享受生前的豪华生活,使陵区内荟萃了大量奇珍异宝。

    但是,在清王朝灭亡之后,在动荡的社会里,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军也曾在陵区内驻扎,使清代帝王的葬身之地成为兵匪横行之所,建筑被毁,地宫被掘,珍宝散佚,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海内外的清代陵寝被盗毁的惨剧。

    孙殿英,河南永城人,名魁元,号殿英,自小与流氓地痞混在一起,贩毒、赌博、抢劫,几乎无恶不作。

    他1920年当兵,并很快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驻兵河北蓟县,虎视皇陵,萌发了盗陵之念。

    1928年端午节前夕,一伙密谋盗陵的土匪趁兵荒马乱进入东陵,妄图发一笔不义之财。

    孙殿英获知这一消息后,暗自大喜,马上带兵前往,击溃了土匪,然后乘机占据了陵区,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名,对陵区实施戒严,开始了对清东陵的盗劫。

    慈禧1928年7月的一天夜里,孙殿英命令工兵营长孙子瑜带领一连人来到了慈禧的定东陵。

    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这位“老佛爷”的墓中,定有数不尽的珍宝。

    1894年,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慈喜后在清宫中度过了60岁大寿。

    第二年,慈禧全然不顾割地赔款造成的国库空虚和全国大旱造成的民不聊生,下令将修建了22年的陵寝,拆毁重建,后又再建了14年,直到慈禧死时才算完成。

    重修后的慈禧陵,规模宏伟,富丽堂皇,超过了清代祖陵。

    慈禧太后棺内的宝物价值连城,一向为世人瞩目。

    清慈禧太后喜爱玉石珠宝是出名的,她用国家财力罗织宝物,生活极为奢侈。

    慈禧死后,生前喜爱的东西也得陪她而去。

    早在慈禧生前,她就曾亲临遵化视察“万年吉地”的风水,并将她手腕上的一件“十八颗珍珠手串”摘下来,扔进地宫金井内,作为镇墓之宝。

    在安葬慈禧时,随棺椁葬入了大量稀世珍宝。

    李莲英曾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并参加了慈禧的安葬仪式,亲睹了慈禧棺椁中随葬的宝藏。

    他和他的侄子合写的《爱月轩笔记》中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慈禧太后的尸体人棺前,先在棺底铺有三层金丝串珠绣花褥,上镶珍珠13604颗,宝石87块,白玉203块。

    褥上铺有一层珍珠,达3720颗之多。

    慈禧头部放置一件翠荷叶,满绿碧透,更为难得的是,叶脉为天然长成,可谓鬼斧神工。

    慈禧的脚下安放有用粉红碧玺制成的一朵大莲花,惟妙惟肖。

    置于荷叶、莲花之间的慈禧尸体,头戴凤冠,冠上嵌有一枚外国进贡的特大珍珠,重达4两,大如鸡卵;身盖裘被,被上有用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手戴金镯和六朵小梅花,是用钻石连贯镶成。

    在慈禧尸体左侧,放有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和三节白玉石藕,藕上有天然形成的灰色污泥,节处生出绿色荷叶并开出粉红色的莲花。

    尸身右侧,放有一枝玉雕红珊瑚树,上绕青根绿叶红果盘桃一枝,树顶处栖息着一只翡翠小鸟。

    慈禧脚下左右两侧;各放有翡翠西瓜1个、碧玉甜瓜2个、翡翠白菜2棵、翡翠桃子10个,还有黄宝石李子100个、红宝石大枣40个、黄宝石杏60个。

    那翡翠西瓜为绿皮红瓤黑籽白丝;翡翠甜瓜一对为青皮白籽黄瓤,一对为白皮黄籽粉瓤;翡翠白菜均为绿叶白心,菜心上伏有一只翡翠蝈蝈,叶上落有两只黄马蜂。

    此外,慈禧的尸身两旁还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爷各27尊,每尊重175克至400克。

    上述宝物,均用天然玉料雕成,在放人了这些宝物后,又在慈禧身上盖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织金陀罗尼经被。

    陀罗尼经被为佛教密宗圣品,遍印梵文密咒,将这种经被盖在死者身上,表示生者对死者的敬重和安慰。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文献记载,慈禧的织金陀罗尼经被系清代江宁(南京)织造局所织,其用料之精、幅面之大、工艺之善、图文之美,都是极其罕见的。

    此被长280厘米,宽274厘米,明黄缎底,捻金织成。

    被上饰有万福万寿花纹、团佛与莲花、汉文佛经,经文组成的宝塔等装饰性图案和文字,并缀有820粒珍珠,价值16万两白银。

    上述宝物殓葬完毕,盛殓的官员又捧出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倒入棺中,填补棺内空隙,4升珍珠中有八分大珠500粒、二分珠1000粒、三分珠2200粒,与宝石一起值银223万两。

    尔后,又放人8匹玉制骏马和18尊玉制罗汉。

    慈禧的翡翠玉簪这一棺奇珍异宝,价值白银5000多万两,而当时的清朝库存白银不足7000万两,因此,人们盛传慈禧把半个多国库都带进了棺材。

    据太监李莲英所写的《爱月轩笔记》中载:慈禧棺内最珍贵的是她头上戴的凤冠上的一颗珍珠,重4两,大如鸡卵,值1000万两白银。

    其次是她口中含的一颗夜明珠,此珠分开是两半,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时透明无光,合拢后即发出一道绿光,在夜间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

    慈禧的东陵被孙殿英指挥部队盗掘后,此珠被孙殿英获得。

    为了让蒋介石放他一条生路,孙又将夜明珠秘密送给了宋美龄。

    在慈禧的尸体边,还放满了宝石、宝玉、翡翠雕佛、翡翠西瓜、黑玉荸荠、红珊瑚树等700多件珍宝。

    当时的盗墓贼拆走了这些珍珠后,将价值连城的经被弃之于地,直到1979年,文物工作者清理东陵地宫时才被找到。

    根据看关专家评估,慈禧棺内的葬品价值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算法,相当于6000万两白银。

    慈禧的陵寝,当然对孙殿英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了。

    孙殿英一伙闯进陵内,先毁掉明楼和宝顶,然后用炸药炸开地宫进口,打开金刚墙,进人地宫。

    匪徒们用刀斧砍碎慈禧太后的棺椁,只见慈禧太后躺在棺中,似在安然入睡,不腐不朽,但很快便因见了风而面部变黑,令盗贼吃惊不已。

    他们把慈禧的尸体搬出来,扔在地宫的西北角,很快便抢劫了棺中各种珍宝,甚至撬开慈禧的嘴,挖走了嘴中硕大的夜明珠。

    慈禧亲自扔在地宫金井中的那串珍珠手串,也没能幸免。

    孙殿英等人抢劫了棺内珍宝后扬长而去。

    当住在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听说东陵被盗,派遣清朝遗臣来重新安葬慈禧时,只见慈禧脸朝下伏在棺盖上,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披,遍体长满白毛,衣角处已被撕破。

    整个地宫内,除了残破的棺木和破烂衣衫外,空空如也。

    在盗劫慈禧陵的同时,孙殿英还派遣辎重营氏韩某直奔乾隆的裕陵,劈棺扬尸,盗走了地宫金棺内随葬的全部珍宝。

    孙殿英盗乾隆裕陵乾隆皇帝裕陵的地宫是一座石雕宝窟,地下沸堂。

    孙殿英动用工兵炸毁地宫石门,将乾隆帝劈棺扬尸,盗走了地宫中随葬的全部文物、珠宝。

    乾隆皇帝人棺时,随身穿戴的有无数的珠宝,皆被抢掠一空。

    根据清官档案记载:随梓宫一并装去的珍宝物品有:天鹅绒朝冠1顶,随朝冠顶1座,大正珠顶重2钱6分7厘,东珠15颗重6钱3分6厘,金重7钱9分。

    得勒苏草拆坯缨冠1顶,缀面珠重1钱8分5厘。

    黄缂丝面片金边绵朝袍1件,上有珊瑚背云2块、珊瑚坠角4个、正珠8颗。

    绣黄缎绵金龙袍2件。

    扁核桃朝珠1盘,为珊瑚佛头松石塔,上有珂子背云、二等饭块正珠大坠角,松石纪念,红、黄、兰宝石小坠角,加间四等饭块正珠5颗、红宝石豆1个、青金珠1个。

    伽楠香朝珠1盘,为珊瑚佛头塔纪念,上有金镶兰宝石背云、碧牙瑶大坠角、蓝宝石小坠角。

    金镶松石4块瓦圆朝带1副,为铜底板,共嵌头等东珠20颗、乌拉正珠80颗;上栓金镶松石手巾束1对,兰白春绸质,共嵌乌拉正珠60颗……东陵盗案是孙殿英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一念头是在孙殿英作为国民革命军六军团十二军军长带兵前往马兰峪围剿土匪时便产生了,马福田等人的叛乱,正好为孙殿英进驻陵区找到了借口。

    为了运输从陵中盗劫的文物珠宝,事先他曾致函遵化县,征派大车30辆,理由竟然是不忍心从当地征收军粮,需用马车从外地拉运。

    一切准备妥当后,他又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各道关隘,实行戒严,从1928年7月4日至11日,对东陵内乾隆皇帝所在的裕陵和慈禧太后所在的定东陵进行了重点洗劫。

    东陵被盗后,路透社曾在8月5日发布过消息,但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直到8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才在头版报道了“匪军”掘东陵的惨状,但并投有涉及何人所盗。

    孙殿英虽是一个超级无赖,却也深知盗劫帝王陵寝当犯死罪,为度过难关,他投腐败的国民政府之所好,从盗陵所得的文物珍宝中挑选出许多精品,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来了一个慷慨大赠送。

    挂在乾隆项下的那串朝珠及宝石镶嵌九龙宝剑,孙殿英托戴笠奉送给了蒋介石;慈禧墓中的一只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慈禧朝鞋上的两串宝石,送给了孔祥熙夫妇;何应钦、戴笠等人也都从孙殿英处得到了不少好处。

    东陵被盗,举国哗然,不仅身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无比悲愤,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京津一带更是满城风雨,谴责之声连篇累牍见于报端。

    特别是在案发两个多月以后,从东陵中盗劫的宝物不断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面市,社会各界不断呼吁严惩案犯。

    但国民党政府似乎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在官方报纸和函电上连孙殿英部及其番号都不敢提。

    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只是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才委派刘人瑞等人前去接收了东陵,并拘押了执行孙殿英盗陵任务的首要分子第五师师长谭温江。

    东陵乾隆墓中九龙宝剑之谜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龙宝剑。

    这柄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

    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

    由于孙殿英出身于杂牌军,难得蒋介石的青睐。

    他通过关系与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

    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

    戴笠把九龙宝剑随手交给了军统特务马汉三,要他设法将宝剑送往重庆,呈献给蒋。

    马汉三接过九龙宝剑后,知道这是一件无价之宝,立即起了贪宝之心。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不见马汉三将九龙宝剑送来,即发电给马汉三询问。

    马汉三撒谎说:为安全计,宝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到张家口一带活动时,被当地日谍机关逮捕后暗中投敌。

    九龙宝剑先后落入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手中。

    马汉三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几年中在军统内步步高升。

    尽管如此,私自截留宝剑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脑海中,成了他的心病。

    他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九龙宝剑落到了川岛芳子手上。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活动,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

    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川岛芳子逮捕,在川岛芳子住宅的地窖中找到了九龙宝剑。

    1946年春,戴笠到北平检查肃奸工作。

    在提审川岛芳子时,意外地得悉了九龙宝剑的下落和马汉三投日之事,多年来萦绕在戴笠脑海里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马汉三的话。

    相反,戴笠还故意留下一封信,让他转交文强,文强当时是军统要员,戴笠这样做,以示对马汉的信任,以稳住马汉三。

    马汉三自交出九龙宝剑后,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

    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头号杀手挑战。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

    在天津机场上,戴笠还满面笑容地与前来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话别。

    马汉三送走戴笠后,决定先发制人,干掉戴笠。

    他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3月17日,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

    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坐车来到机场,向警卫戴笠专机的军统特务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

    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警卫没有怀疑。

    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之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戴笠专机起飞后,得知上海方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飞机无法降落,决定改飞南京。

    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同样也是大雨倾盆,能见度低,飞机偏离航线。

    下午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引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到板桥镇以南一座不到200米的小土山——戴山的山腰上。

    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3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首先刊登了戴笠专机失事的新闻。

    戴笠的死因,就此成为定论。

    一件弥天大案就此被掩盖了过去。

    戴笠座机失事后的第四天,军统总务处长沈醉赶到失事现场,从当地百姓手中追回了两件宝物,一件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一件就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回的九龙宝剑。

    沈醉找到九龙宝剑,为后来弄清戴笠的死因提供了线索。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

    总统一职自然非蒋莫属,但副总统一席却有五人竞争。

    选举结果,桂系首领李宗仁终以微弱多数击败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当选副总统。

    本来,蒋介石已下令毛人风,让保密局动员各方面力量全力支持孙科。

    事后,毛人凤却得到密报,说主持北平市选举工作的马汉三竟阳奉阴违,成为李宗仁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

    按照军统的家规,这是背叛团体的行为。

    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将马汉三等3人秘密逮捕,以彻底查清马汉三等人的问题。

    负责办理此案的保密局司法处长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人手,一步一步追查,终于弄清了马汉三截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事实真相。

    毛人凤将此结果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不禁大惊失色。

    但他考虑到,戴笠的死因已经公布出去,而且将马汉三等人的事实真相公开,对国民党及军统局本身形象亦不利,遂决定马汉三案真相不许公布。

    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

    就这样,戴笠死亡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起来。

    清东陵宝藏今安在?1928年,孙殿英盗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下落不明。

    民间有一种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

    “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2001年2月,自称是西北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两个神秘人物,突然出现在武汉新洲仓埠镇,多方探访东陵宝藏的下落。

    沉寂了70多年的东陵宝藏历史悬案再度沸沸扬扬,东陵宝藏果真埋在武汉吗?徐源泉公馆坐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

    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

    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公馆建成后徐派出一两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

    由于当时挖开的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现任新洲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胡金豪,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

    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

    胡金豪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

    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胡金豪认为要论定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宝藏,至少还有几点需要核实:孙殿英是否将东陵宝藏送给了徐源泉?徐源泉是否将宝藏埋在了徐公馆地下?从徐公馆建成到1949年徐源泉离开大陆期间,他有没有将宝藏移往它处?而这些在史料上都无记载,所以论断徐公馆埋有东陵宝藏尚为时过早。

    1994年9月18日,胡金豪还走访了当时已93岁高龄的徐公馆女佣袁一全。

    袁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

    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

    74岁的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

    据他介绍,10岁时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

    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

    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徐公馆中最具悬念的当属公馆楼中的至今无人敢下的密道。

    已从事文物研究30多年的新洲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胡金豪介绍,解放初发现徐公馆竟是所空房,内有地下室,连着密道。

    当时大家就猜测清东陵的财宝可能埋藏在内。

    “文革”时。

    红卫兵在徐公馆地道下挖掘时发现一个砖砌的地洞进口,恒洞口冒出大量白烟,由于怕内有机关暗器,无人敢下,因此就用土回填了。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胡德意认为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

    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

    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他们将会就此事会同湖北省各文物局和相关部门,展开细致的史料分析和深入的地质勘察论证工作,以得出科学有力的证据。

    尽管1994年曾对徐公馆进行过维修,但主要是外围的修整,保证公馆楼不倒塌,基本体现它的原貌。

    公馆内的悬念没有人能进行权威的解释。

    不过这条暗藏杀机的密道在将来挖掘时也将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

    他强调指出,揭开徐公馆的清东陵财宝之谜还有待时日,“目前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从有关史料中得知:1927年,41岁的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7月,他放任部属孙殿英盗挖清东凌,并接受东陵大盗孙殿英的贿赂,将部分受贿所得的清东陵财宝转移,据为已有:徐源泉1949年逃到台湾,1960年在台北病死。

    徐源泉到底将清东陵的财宝藏于何处,还是他一直就带在身边?这一切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有待于文物部门进行科学的研究判断。

    《金山胜迹图》被盗疑案明代著名画家唐寅的传世精品《金山胜迹图》因日寇的盗掠而失踪,也是我国珍宝被盗的一件大事。

    唐寅画像唐寅山水画之一唐寅,即唐伯虎(公元1470—1523年),字子畏,一字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出身于商人家庭。

    他少年有才名;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29岁时,中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解元,后人京会试,由于考场舞弊案被牵连下狱。

    因仕途不得志,绝意进取,筑室于桃花坞,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

    他性格狂放不羁,与张灵、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友善,诗文书画,才气横溢。

    唐寅的传世绘画作品并不很多。

    其绘画题材涉及山水、人物、花鸟、楼阁等。

    他广采众家之长,以工笔细描为主,而兼“文人画”的笔墨,自成一派。

    由于唐寅的特殊成就,其作品历来被包括宫廷在内的收藏者所垂青。

    《金山胜迹图》就是唐寅的代表作品。

    乾隆皇帝在下江南巡视之时,在苏州见到了唐寅的这幅《金山胜迹图》。

    乾隆皇帝一见便爱不释手,买下了这幅在民间几经流传的旷世珍品。

    回宫后,乾隆皇帝亲自把此画挂在书房内,早晚相伴,倍加珍惜。

    自乾隆之后,《金山胜迹图》一直在清宫中珍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当上了总理大臣,兼领北洋全军。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袁世凯向清宫扬言,要清帝尽快退位。

    清官在隆裕太后的主持下,召集御前会议。

    肃亲王向一筹莫展的隆裕太后密奏说:若想改变不利局势,只有拉拢革命党人,“汪(精卫)不日将出狱,望太后拨冗密召之,以笼络其心……”在肃亲王的安排下,隆裕太后在清宫御花园接见了汪精卫,并向他赠送了一幅古画。

    趁周围人不注意,汪精卫展开此画一看,见是唐寅的《金山胜迹图》,不禁失声叫到:“千古真迹,我会成为百万富翁矣!”唐寅山水画之二汪精卫当然知道此画的价值,也知道那些英国、德国、日本的古董大亨早已对此画垂涎三尺,知道一些江湖大盗们也在不择手段地嗅着这幅画的踪迹,也知道隆裕太后赠送此画之良苦用心,知道此画有可能给他招来横祸,因此,汪精卫决定密藏此画,绝不公开炫耀。

    日本人也非常喜爱唐寅的画作。

    1926年日本就成立了“东方史馆”,着手从事搜罗中国最珍贵的图书文物资料,其中《金山胜迹图》被编为代号“真迹008”,成为他们亟需猎取的重要文物。

    披着考古专家外衣的日本情报部二处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潜入天津,化名姜尚礼,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密查暗访,探求《金山胜迹图》的下落。

    他几经寻访,得知《金山胜迹图》从清宫流落出来后,藏在汪精卫手中。

    1926年,汪精卫凭其苦心经营,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要职。

    但随着他对《金山胜迹图》的收藏愈久,心绪愈是不安,他担心这幅画会引起中外盗宝集团的觊觎而导致杀身之祸。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深知汪精卫在日夜为价值连城的《金山胜迹图》担心,也怕藏在家中不安全,便策划将画秘密转移到河北蓟县独乐寺的愚山和尚的秘室里。

    陈璧君刚将画转移,日本特务川岛速浪便从肃亲王口中套出了古画早被隆裕太后赠给汪精卫的情况,在山本四太郎的亲自指挥下,对《金山胜迹图》的第一次行动——“008劫案”便开始了。

    这次劫案的方案是:从汪精卫的密室里调开汪精卫、陈璧君和他们的心腹密友张一帆,然后再查找名画。

    但狡猾的日本人扑了空,却更加引起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警觉。

    1940年,陈璧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进香的贵夫人来到了独乐寺,与愚山和尚秘密见面。

    一直在盯着她的日本人也跟到了独乐寺,并看到了陈璧君携带从和尚私房里抬出来的一个经箱,送上了从天津开往青岛的“海鸥”号游艇。

    山本四太郎认定,箱内一定藏有《金山胜迹图》,于是又策划了另一次更加险恶的针对“真迹008”的计划。

    1940年1月26月夜2时许,两艘伪装成渔船的小型快艇突然出现在渤海海面,包围了“海鸥”号游艇,几十名日本人在山本四太郎的指挥下,将艇上的5名中国雇员和19名客商全都从睡铺上抓起来投入海中。

    但当他们打开那只经箱时,却不禁目瞪口呆,因为经箱中除了几册《金刚经原文释本》外,根本没有《金山胜迹图》的踪影,陈璧君也不在船上。

    原来,日本特务川岛芳子为了报答汪精卫的救命之恩,把山本四太郎的这一计划捅了出来。

    陈璧君便临时改乘“富士”号从塘沽回到南京,《金山胜迹图》当然也被临时从经箱中抽了出来,夹在陈璧君的那只随身大皮箱里,安全运到了南京。

    躲过一劫的陈璧君回到南京,得知发生在“海鸥”号游艇上的惨案后,丧魂落魄。

    待陈璧君的心神稍有安定,汪精卫便请采周佛海,请他秘密找人对《金山胜迹图》进行鉴定,明确真伪,以免为一张赝品丢了性命。

    周佛海推荐了一位姓俞的鉴定家,在汪精卫家里三天三夜足不出户,最终认为“确系真迹”。

    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件古画珍品,陈璧君提出由周佛海代为收藏《金山胜迹图》,因为周佛海的家里有一间钢骨水门汀结构的地下室,并且室中有洞,防潮防火,非常安全:此时,周佛海正在急于当上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极力巴结汪精卫,对陈璧君的要求连声答应。

    周佛海认为,一般人都以为如此珍贵的古画,不会在大白天招摇过市。

    于是,周佛海从陈壁君手中接过《金山胜迹图》后,便于大白天离开了汪公馆。

    但是,周佛海和汪精卫夫妇都算错了,因为日本人在前几次劫画失败之后,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点机会。

    周佛海从汪公馆一出来,便被日本便衣特务盯上了。

    由于此时汪公馆的所有车辆和人员都已被日本特务监视了,所以山本四太郎断定,“真迹008”。

    已经被汪精卫转移到了周佛海的家里。

    在1941年1月11日的大雨之夜,山本四太郎利用从天津调来的十多名特工人员,趁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四大巨头都已离家接见日本文部省、大藏省官员之机,指挥全副武装的匪徒潜入周佛海私寓的地下室和三楼储藏室,用特制切割器割开地下室的铁门,盗走了“真迹008”,然后又烧毁了周公馆的整座主楼和地下室。

    1月11日的这场大火发生在汪伪政权的“首都”南京城,发生在第三号汉奸头目周佛海的家中,所以格外引入注目。

    陈璧君在得知周公馆着火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了现场,她关心着《金山胜迹图》的命运。

    但让她失望的是,她眼前的周公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周佛海哭丧着脸对陈璧君说:“夫人,完了,我辜负了你的重托。”一周以后,“真迹008”被混在一只装有宣纸的包装箱内由邮轮运到了东京。

    “东方史馆”的文化特务头目得知《金山胜迹图》得手的消息后,欣喜若狂。

    但在一次小型观赏会上,馆长加藤佐木对画的墨色和纸质提出了疑问。

    经一些名画鉴赏家集体鉴定,断定是一幅由高手伪托的赝品。

    这一消息使“东方史馆”丢了面子,山本四太郎被指责为“日本鉴古史上最愚蠢的莽动者”。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情报部门撤销了山本四太郎在二处的职务。

    而山本四太郎也恼羞成怒,在砸碎了他从东南亚各国搜罗来的一些金石古玩后,离家出走,悄悄地在东京湾沙麓角蹈海自杀了。

    日本谍报机构花费15年时间,用数十条人命换来的“真迹008”竟是一幅赝品,使《金山胜图》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也使这幅古画的下落成为一桩悬案。

    《金山胜迹图》究竟在何处呢?据推测,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鉴定此画的俞先生得知,这件国宝落在汉奸之手。

    早晚也会被洋人抢去,便冒险临摹,交给汪精卫的是假画。

    第二,日本人为混淆视听,故意说劫往日本的是假画,而把真迹秘藏起来。

    第三,汪精卫和周佛海将真画藏于另一处,锁进地下室的只是一幅假画,目的是吸引日本人的注意。

    第四,《金山胜迹图》藏在天津独乐寺之时,已经被愚山和尚调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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