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探寻去学院的路线

    为了明天能在交叉学科区域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Area Studies）和沃尔森学院（Wolfson College）注册顺利一些，我需要提前了解去学院的路线。

    我们一起住的有七个房客，其中一个来自波兰，一个来自印度，三个来自英国，一个来自喀麦隆，还有一个就是我，来自中国。其中来自喀麦隆的房客叫Bouba，在加拿大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后，且已经在国际发展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里工作。他非常热情，早餐时详细地给我说了去交叉学科区域研究学院和沃尔森学院的路线：首先，从我们的住处哈利德希尔（Halliday Hill）乘坐13路或者 X13路巴士，在卡法克斯站（Carfax Stop）下车，步行5分钟到莫德林路（Magdalen Road），在那里乘坐2路巴士，坐两站路到班博丽路（Banbury Road）下车，向左一拐就是贝文顿路12号（12 Bevington Road），在这就可以看到交叉学科区域研究学院了。

    按照他的指示，我很顺利地找到了班博丽路，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贝文顿路12号。于是，我在附近问人，一个穿着很单薄衣服的运动男子被我喊住，他非常热情，并且拿起手机开始找谷歌地图，说应该在附近啊，不会远的。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他非常热情且耐心地帮我锁定贝文顿路12号这个目标。在他热情的帮助下，我很快找到了交叉学科区域研究学院。由于今天是周日，学院无人值班，我就在交叉学科区域研究学院牌子前面自拍了两张。

    接下来，是找沃尔森学院。我顺着班博丽路一直走，终于看到一个小牌子上写着“Wolfson College”，并且指向林顿路（Linton Road）。于是，我顺着此路一直往前走，走了大约1000米，沃尔森学院出现了，但是大门紧锁。我看到了寻找已久的指示牌，上面写着“登记、接待、投递，请走这条路”（Lodge，Reception, Deliveries, go this way）。沿着指示牌进入空间狭小的小道，这是通向学院图书馆的路。进入大门，我看到了玻璃窗后埋头读书的学生，人数不多，四五个人由于没有见到学院工作人员，注册无法进行，我只好沿原路返回。

    我一直步行到市中心，时间还不到16点，于是就想去传说中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一睹为快。由于自己还没有在学院注册，因此拿不到读书卡，不能进入馆内读书，只能在周边转悠。总体而言，牛津大学一共有104个图书馆，分散在各个学院中，其中博德利图书馆是牛津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为英国第二大图书馆（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据说钱钟书先生在牛津大学学习时，总是整日泡在博德利图书馆读书，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并将此馆称为“饱蠹楼”。博德利图书馆始建于400多年前，现在是一组建筑群，体现了15～17世纪英国的建筑特色。由于馆内藏书丰富，且年代久远，博德利图书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能阅览，不能借出。”这是出于对书籍的保护。据说每年博德利图书馆都要专门雇人一页页地翻书，这是为了使书不受潮，不受虫蛀。大约需要5年时间才能把所有的书翻上一遍，可想而知，里面的藏书何等丰富。我驻足而思，这里就是知识之海洋，智慧之源泉。我迫不及待地在明天注册后能顺利拿到博德利图书馆的读书卡，体验读书的乐趣。

    2015.2.1

    牛津

    2.中国人真会做生意吗？

    今天下午得知沃尔森学院的行政助理Miss Sarah还在度假，因此注册一事被搁置到明天。于是，我跟着一位来自波兰的朋友Kasia去一个卖中国商品的超市。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该店的老板是越南人，就用中文和她说话。她直接用英语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我才知道自己弄错了，我只是看到店里有很多中国商品，比如老干妈牌辣酱、挂面和速冻饺子，高兴极了，自以为她是中国人。我在店内浏览了很久，店里面卖的商品大部分是中国的，当然也有少部分是越南的。海丁顿（Headington）当地住了很多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当地华人。他们都去这个店里买东西。我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在如此繁华的地方开一家超市呢？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没有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品牌超市或者餐馆呢？就像沃尔玛和肯德基一样。这恐怕不仅仅反映的是经营理念的问题，而更多是中国人的性格问题，也许正是由于后者中国的家族企业才做不大。中国的家族企业内部，兄弟之间大多想着自己的小算盘，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做大蛋糕而贡献智慧，因此，每个人所分到的蛋糕自然不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小，而随着来自企业外部的竞争越来越大，最后企业只能越来越不景气。事实上，真正能把生意推向全球范围内的才可谓“会做生意”，而做大生意不是靠会打小算盘，斤斤计较。所以说，真正会做生意的人似乎不是中国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已。

    2015.2.2

    牛津

    3.掉入预约陷阱的英国人

    英国的上班时间是朝九晚五。上午9点我从住处出发，坐13路巴士去沃尔森学院注册。尽管牛津人喜欢骑单车，但是我还不习惯，主要原因是英国的道路非常狭窄，自行车走机动车道，另外所有的机动车辆必须靠左行驶。初来牛津的人可能对此有很多不习惯。无论如何，我选择坐巴士。这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导师 Barbara 院士的期望，在我到达英国之前，她已经为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总体而言，今天在两个学院的注册都比较顺利，最为高兴的是，我拿到了博德利图书馆的读者卡，以后就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做梦都想到的无比神圣的地方。

    其实，我今天想要讨论的话题是英国的预约制（appointment system）。在英国，去银行开个账户，去医院看病，去警局注册，去见研究生导师，等等，都得预约，否则当天去肯定办理不了。英国人似乎掉入“预约陷阱”里无法自拔。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没有预约制度，反而不用提前预约，当天去就可以办理很多事情。其实，英国的人口本来也不多，没有必要约定时间，只要没有别的顾客，他们完全可以帮你办理事情。而事实上，他们就是闲着也不给你办理，因为你事先没有预约。我想，这样工作的成本不是很高吗？要是在中国，人口如此众多，大家都把时间花在预约上，那样整个社会的工作效率会很低。预约也要考虑现实环境，例如在中国，一个农民来自偏远的农村，进城可能需要花3～4个小时，他要去存钱，如果需要预约，那么他的往返成本很高。另外，以看病为例，英国也是需要与医生预约。这当然是在得病之后了。对于患有疼痛难忍疾病的人而言，他们要等1～2周才能见到医生，拿到药。有的患有特殊疾病的人，他与医生的预约时间可能更长一些，几个月，甚至一年。这种制度看似合理，其实有一些问题。对于着急的事情而言，具有时效性，预约很容易导致事情错过。如果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在中国，如果学生一个一个与导师预约见面时间，那么这个老师的其他事情都不需要做了，只需坐着等学生来。这种工作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所以说，发达国家的预约制度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便利性，看似文明，代表进步，其实也不尽然。因此，不要总觉得发达国家什么都好，要理性地去看待。当然，发达国家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人口较少，这是预约制度能存在的根本原因吧。当然，目前对英国这种预约制度的研究似乎不是很多。

    2015.2.3

    牛津

    4.“呆板”的英国人

    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如果在牛津停留的时间超过一年，必须去当地警局注册。当我将填完的表格和50英镑递给警官时，她说必须是凑好的34英镑，说什么也不找零钱，就把材料退回来了。无奈之下，我只能想办法去换零钱。去银行吧，说不定又要预约，我索性直奔附近的超市，挑着几十便士的东西买。结账时，我就对收银员说尽量找零钱，他却问为什么，我告诉他原因，他说他不能给我过多零钱，只能按照常规去结账和找零。幸好，找来的零钱加上兜里的零钱，刚好凑够34英镑，这件事情总算解决了，但让我感受到了英国人的“呆板”。

    还有一次去一家英国银行开户，工作人员说必须在牛津停留至少一年的人才可以办理。我说，我就是访学一年的啊！她看了我的护照说非常抱歉还是不能给我办理。我的签证时间是2015年1月25日～2016年1月25日，而2016年1月25日那天不算，因为我必须按时离开英国，英国的签证制度严格，停留时间不能超过签证有效期。后来，我去了汇丰银行，工作人员说可以办理，我出示了相关证件，办理了银行卡。

    也许英国人的“呆板”也影响到了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记得有一次赴印度调研时，我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有一家餐馆下午14点开门，我们13点左右到达餐馆门口，主人在里面看着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的负责人着急了，就敲门跟老板说，我们都饿坏了，先让我们进店坐着，喝点水吧！老板说“no”，又把门关上了。我们只能继续等。快到13:50的时候，我们的负责人又去敲门，老板照样不开，说经营时间没到啊！我想这种事情很难在中国发生，因为银行为赢利，饭馆为赚钱，他们还会打发你走？说不定好茶好碗都端上来了。也许这种“呆板”正是普遍主义的充分体现，而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特殊主义”，强调凡事在相应制度下可以“通融”，总有应对的策略。所以说，在英国制度是“死的”，人也是“死的”；而在中国，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毕竟制度是人制定的，那么“人”就可以左右“制度”。这一点很有意思，值得琢磨和品味！

    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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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走进欧洲学者的学术交往圈

    昨晚收到沃尔森学院的哲学家Dan Isaacson教授的邮件，他是访问学者联络人（Visiting Scholars Liaison Officer）。他在邮件中说：“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 meeting at lunchtime in Wolfson College tomorrow (Wednesday 4thFebruary), 12:30 to 2:00 for Visiting Scholars and their proposers. We will assemble in the Haldane Room at 12:30 for drinks and the chance to meet each other. Around 1:00 we'll go through the serving line in hall, with each of us signing for our own lunch in the usual way，and regroup at a reserved table where wine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College. We'll finish with coffee or similar in the upper common room. Please let me know if despite such short notice you are able to come tomorrow. If not, I hope to see you at a later event for Visiting Scholars.”

    于是，今天上午在参观完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之后，我就去参加访问学者联谊会。会上来了许多不同国籍的访问学者，有研究自然科学的，也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中有一位来自德国的教授，他研究的是马克斯·韦伯，我和他聊了一些关于宗教社会学的话题——韦伯曾经研究过中国的宗教——因此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在联谊会上，我慢慢地感受到，这种多学科的交流、人与人思想和情感上的碰撞是多么重要。在中国大学里，不同学科、不同年龄的学者聚在一起很好地交流，这样的情景不能说没有，但不是很多。而在西方，这样的机会却很多，这可能是西方学术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学者，不同学科，相互启发，带来学术上的突破和创新。

    联谊会后，我拿到博德利图书馆的读者卡，终于进馆目睹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芳容，馆内非常安静，学习氛围很浓厚，每个人都在认真读书或者在电脑上写东西，一切都显得很自然，很和谐。馆内藏书很多，大部分历史悠久。后来，我又去了社会科学图书馆（Social Science Library），在那里找到了我最喜欢的书，里面有很多社会学学科最新的书籍，也有社会工作方面的书籍，还有很多知名期刊，比如《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这个图书馆正合我的胃口。以后有空闲时间，我会常来这里阅读。最后，我很高兴地借到了6本书。作为访问学者，我不能仅把自己关在屋里写文章（文章固然要写），还要对世界著名学府的学术文化有深刻体会，要常常走进欧洲学者的交往圈子里去看看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晚上，发展经济学家Matthew教授发邮件告诉我，明天上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希望我能参加并且参与讨论环节。我欣然答应，心想，不断地和欧洲学者接触，融入他们的交流圈子，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这可能就是访问学者的使命吧。

    2015.2.4

    牛津

    6.正式参加第一场学术讲座

    今天是我在办理相关的注册手续之后，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学术讲座。报告人是来自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的Loraine Kennedy 教授。她的报告主题是“地方政治和印度国家经济特区政策实施成效”（Sub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ia's National SEZ Policy）。其中SEZ（Special Economic Zone）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济特区。在报告结束之后，进入互动环节，我问了一个问题，大致意思是：印度是典型的“弱国家，强社会”（weak state, strong society）模式，印度中央政府如何调动相关资源去开发经济特区呢？Loraine Kennedy教授从中印比较的视角给予了耐心的解答。

    西方大学的讲座与中国有什么不同呢？我有一点发现，西方大学都是以学生为本，教授的职位似乎同服务人员一样，在听讲座的时候，教授们都坐在最后排，而把前排的位置让给学生。这和中国非常不一样。在这里，学生都是直呼教授们的名字，无论教授的年龄多大，称呼名字显得很正常。在报告开始之前，对于讲座教授没有华丽的介绍，就像今天这位来自巴黎的教授，甚至连教授的头衔都没有被写在通知上。但是在中国，主持人会把报告人的简历、头衔都非常详细地介绍一遍，让大家记住这个著名的学者，不仅如此，大家很早几天就可以通过海报看到这个教授的简介，而且接待礼节都很隆重，这让很多西方学者感到震惊。我想以后可以淡化对西方学者的接待礼节，这样可以让双方都自然、简单一些。

    另外，参加这种学术讲座的学生人数都不是很多，一般在30～40人。当然，只要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听。不像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报告厅，里面可以容纳200人左右，当然，其中很多也许不是自愿来的，是通过学生干部动员来的。甚至，连学生要提出的问题都是老师提前安排的。自己作为教师，都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就是提前让学生去准备提的问题。心想，这是出于给老外教授面子，其实，我的理解是错误的。西方学者从不会在乎参会人数多少，而是在乎参会人对他们的研究是否真的感兴趣。这也许正体现了西方人在学术交流方面所崇尚的价值观——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听这个报告，或者不去听，这是他的自由，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场合大家都是为了应付，其实去了也不一定感兴趣或者听得懂，他们也不会用心听，而是在底下做自己的事情，正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就像参加某些会议一样，其实大家可能内心都不想去，但是碍于面子或权威，就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这可能是中西方“学术文化”或者“会议文化”的一个最大区别。

    2015.2.5

    牛津

    7.大学内部资源共享上的壁垒

    牛津大学是典型的“大学城”，因为它与所在的牛津市已经有机地融为一体，它没有校门和围墙，连正式的大门挂牌都没有，校园里就有街道。它由38个学院、系等组成，这些学院、系散布在牛津市的不同地方。

    在牛津大学，有的系甚至比学院的规模还要大，其名称，或用“系”（department），或用“学院”（school），又或用“系”（college）。我属于交叉学科区域研究学院的访问学者，但又是沃尔森学院的成员，因此我可以享用这个学院的相关资源，但是在同一个学院内部，我的“大学一卡通”就不管用了，甚至连有的门都进不了。因为几乎所有门都得靠刷卡才能进去。这和中国的学院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很多学院能进得去，有时只需要登记一下。而在牛津大学，很多学院的大门都需要刷卡，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门又需要刷不同的卡。因此，我有时进了某个学院的大门，还只能站在大厅等别人来了跟着进里面的门。

    另外，牛津大学的每个学院有不同的学科，但各个学科的资源不能共享，有着非常独立的管理系统，每个学科都有相关的行政人员。在中国，不管是哪个系，管理人员都是学院统一安排的，这一点与牛津大学非常不同。另外，国外系主任的权力很大，几乎掌管系里的所有人事、财务及其他事情，是一个实体单位。而在中国很多大学里，系主任是一个“职位”，他只是信息的传递者和收集者，无人事权、财务权和行政权，可以说是“三无”人员。西方大学这种权力下放基层机构的体制对系的发展以及学科的发展都是一种激励，能充分调动系里所有教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系这个单位有决定自我发展的权力。

    我想，随着中国大学逐步国际化，这种权力结构也一定会发生扭转，权力会逐渐到基层去。现在有的学院已经有了决定教师副高职称晋升的评审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要提升，最终不仅是要“去行政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权力下放到学院，甚至系、所等基层单位，这样才有利于推动该学科的长远发展。

    2015.2.6

    牛津

    8.在英国的“中国制造”

    在买到的铅笔套装的包装标签上，我无意中发现了许多英文掩盖下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几个字，心里有点“不平衡”，本来在买的时候，只看到标有英国某公司的标志，以为是英国制造的，2英镑就买了，里面还带一支圆珠笔、一把削铅笔刀和一个橡皮。但是看到“中国制造”的字样之后，我心想在中国，这一套大概也就值4～5元吧，但是在英国卖到了将近20元。也就是说，英国这家卖铅笔的公司在这种小小的商品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将所有铅笔制造的成本都转嫁给了中国。

    据说，中国是制造铅笔第一大国，木质铅笔不仅对木材需要比较多，而且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发达国家将很多生产制造产业设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那里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且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处于“重生存”“轻环保”的发展阶段，从而制造了很多“血汗工厂”。当然，不能说中国人没有环境保护意识，只是当前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要为别人“制造”，因为我们自己在一些领域没有太多“创造”。现代社会，科技水平是提升企业硬实力的关键因素。就像汽车行业一样，我们都在帮别人制造，核心技术是别人创造的，他们当然要赢利更多。即使我们民族自己“创造的”，我们自己也不大相信。大家在国内大街上看一下，有多少车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尤其是“有闲阶级”，哪个会开中国自己的汽车？这说明，我们仍然处于为别人“制造”的发展阶段，而没有真正达到“创造”的阶段。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到国外超市的商品标签上写着中国某公司“创造”，但是后面附上“英国制造”或者其他国家制造的字样时，那才是我们中国人骄傲的时候，是我们民族品牌傲视世界的时候。

    2015.2.7

    牛津

    9.非常有“远见”的房东

    西方大学体制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都知晓的。这次访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西方大学很少能为所有学生和访问学者提供住宿。

    据说，牛津大学只是重点解决部分本科生的住宿问题，很多研究生都是住在自己学院宿舍里或者自己在外面找房子住，大学不会统一安排住宿。而中国的大学在住宿条件以及后勤管理方面可谓略胜一筹。在中国大学校园里，能看到一栋栋的学生宿舍楼，而且宿舍的管理极为严格，尤其对于异性同学进出宿舍更是“严加看管”，不得“越雷池一步”。这样的确很便于管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交往，对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另外，在中国的大学里，能看到一座座漂亮的餐厅，在牛津大学却很少能见到学生排队打饭的壮大场面，连教授的午餐有时候也只能简单对付一下。譬如，国际发展系的Prof.Matthew，一个面包，一点小零食，在餐厅里接的一杯凉水，就是他的午餐。

    在中国大学里，有叫法不同的“外专楼”“外专公寓”或“专家楼”，在西方这种房子是非常少的。因此，很多留学生，包括博士生，甚至博士后都在租房子住。我自己就是在导师的推荐下，住在一个思想比较开放、具有“远见”的房东家里。当然，房东不在此住，房子里只有我们7个不同国籍的房客。我为什么说房东非常有远见呢？第一，他将每个人用的柜子都标上编号，而且声明不能让别人用，即使这个人在里面没有放置任何东西。第二，他准备了放置紧急备用钥匙的装置，而且设有密码。有一天晚上，我将自己锁在门外，幸好有Casia帮忙，他给房东打电话，让我得到了取钥匙的密码。但是后来，来自英国的Matt说，这可是要收费的，可能需要20英镑啊！我不知道，房东也没有提及，估计是以后在押金里扣除吧。从Mat得知，并非所有英国租住家庭都安装这种较为先进的设备。第三，房东不想让住户之间为了打扫公共空间而产生冲突和矛盾，他每周请了专门的保洁公司人员把公共空间都打扫一遍，清除公共空间的垃圾。我想，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每个住户都不会有怨言，而且关系处得会很好。房东具有商业的头脑、高明的经营理念。也许他是学经济学专业的，不想让他的住宅发生所谓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吧！

    2015.2.7

    牛津

    10.慈善超市——一个别样的称呼

    今天去超市买蔬菜时，我看到了写有“乐施会”（Oxfam）和“英国癌症调查”（Cancer Research in UK）等字样的超市。我表示十分惊奇，心想这里面怎么会卖东西呢？Casia告诉我，这都是“慈善超市”，里面的东西都是别人用过的，只是到这里来卖，卖了的钱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慈善事业。我大概数了一下，这个小镇上竟然有五六家类似的超市。我们知道，慈善事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好，其主要原因是无论富有的人还是普通的人，他们都比较推崇“助人者自助”的理念。这是西方社会工作（social work）的核心价值，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在中国，我们的社会慈善事业往往发展不起来，大家对慈善组织不够信任，对于自己所捐的钱物不放心。近些年，关于慈善机构的负面消息更是让国人对慈善事业“思之痛心，望之却步”。

    慈善事业的高度发达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象征。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一方面依靠政府推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靠社会慈善组织的推动，当然还有赖于一些大型公司和富人阶层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国家这些才都刚刚开始，社会组织也在发育之中，虽然一些公司开始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也有一些富人开始涉足慈善事业，但是还需要不断引导，使得更多的社会组织、公司和富人能参与进来，形成“慈善文化”，并把它“常态化”，促使全民形成一种良好习惯，以此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国家还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残疾人等弱势人群，他们是需要帮助的。我们社会要倡导一种“扶贫、济弱”的文化氛围，极力反对铺张浪费、比拼豪宅等不良的消费风气，从而使得社会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

    2015.2.8

    牛津

    11.没有装防盗栏的门与窗

    最近发现英国的市民很少在门窗上装防盗栏，在牛津市很难看到高楼大厦，大部分的市民都有自己的别墅，前后院有小片空地，有的种草，有的种树，有的种花，有的做停车场。最为典型的是每家每户都有低矮的篱笆墙，搭建简易，小孩都能爬过去。这除了反映牛津市的治安好，更多的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记得在很多年前学习“西方经济学”时，老师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当然这主要体现的是产权的私有和神圣不可侵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民众之间的默契——别人的东西如果没有授权，就不能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花大量资金修高墙大院。

    然而，在中国的城市里，装防盗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从一楼一直到十几楼都有，大家缺乏相互信任，造成的结果是从本应该“守望相助”到相互提防，无形中增加了安全防护成本，导致我们像被囚禁在鸟笼一样。我的一个学生来自山东某村，这个村很富裕，几乎每家都装监控了，互相监督，相互不信任，这是不正常的发展态势。经济越发达，社会应该越进步，人们应该彼此越信任。事实上，在我们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减弱。

    2015.2.9

    牛津

    12.想念中国的饭菜

    最近逐渐适应了英伦的气候，但是仍然对其饮食不能适应。外边餐馆米饭和面条的味道总是觉得缺点什么，说不出来。

    有一次在餐馆点了牛肉面，面条非常细，很短，而且味道很淡，我就跟服务员说，给我来一点辣椒油，服务员端来一小碟辣椒油，并且说要75便士，这时我才意识到加辣椒油是要收费的。在我们国家，老板会在每个桌子上放置一大碗辣椒油，随便你怎么享用。

    由于吃不惯外面的饭菜，我就只能去买面米油盐酱醋等材料自己做，但是我在国内很少做饭，这下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亲自下厨，要不然就会挨饿！我从上高中开始一直到博士毕业，都是住在学校，吃饭在食堂里，从来没有自己做饭。即便是工作成家之后，遇到妻子出差时，我和儿子也都是去外面吃，因此养成严重的依赖症。而在异国他乡，无人依赖，只有自己动手做饭，即所谓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每一次做饭都是“做试验”。如果好吃，下次继续做；如果不好吃，下次再改进工艺。相信通过一年的操练，厨艺会大有长进。古人云“民以食为天”，也就是说吃饭是第一位的，吃饱了才能做事情，这也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先求生存，再求发展。做中国饭菜，还有一个好处，可向外籍朋友推介中国饮食文化，这也是访问学者应尽的义务。

    2015.2.10

    牛津

    13.买打印机

    今天去学校打印部打印资料，其中有一份必须在线打印。我自己的电脑不能和办公室的打印机连接，没有办法就只能去具有商业性质的打印部打印。打印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可以打印U盘里的资料，但是不能打印网上的资料，不管我说什么都不行。这一点不像在国内大学复印室，几个能上网的电脑你都可以使用，非常方便。在这边，上街打印在线资料就变得很困难。

    本应该去学院行政助理那边，他们可以帮我打印，但是注册的事情已经麻烦了他们多次，同时由于导师去了印度，我也不想麻烦别人，于是自己上街去买打印机。

    在超市，我发现小型的惠普打印机并不是很贵，29～60英镑，而且功能齐全——打印、复印、扫描、彩打，于是我就买了一台40英镑的，非常轻便。在国内，惠普最普通的打印机，不带扫描及彩打功能的，大约在90英镑以上。我在国内买的那一款，仅具有打印、复印、扫描、传真这四大功能，价格为20英镑。看来，英国的电子产品还是便宜一些。

    买完打印机，迅速回到住处后，我开始连接电脑和打印机，还好下载相关软件没有收费。据说，在英国下载软件都需要收费，而且要网上银行付款。我开了个活期储蓄卡已经费了很大劲，因此不想把时间都花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有了自己的打印机，就可以随时打印相关论文，复印相关的章节，扫描感兴趣的部分，真是有很多用处啊！我想，如果回国时东西太多，不妨将其捐给“慈善超市”，还可以为慈善事业尽绵薄之力！

    2015.2.11

    牛津

    14.泡在图书馆的第一天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分了不同类型的分支图书馆，今天上午来到社会科学图书馆，开始了图书馆的学习生活。图书馆里面，不同肤色的人坐在一起，非常安静，大家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国籍和肤色。到下午时，我由于很长时间没有持续6～7个小时待在图书馆里，感觉到身体十分疲倦。印象当中，大概是在十几年前自己考研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天天“泡”在中国农大的图书馆里的。那时，同学们在“霸占”的位置上会放置很多考研的资料，资料摞成“小山”，摆出一副“惊人”的样子，并从早上开馆待到晚上闭馆。虽然这样的生活很单调，但是大家处于这种竞争状态之下，也没有什么累的感觉。工作之后，时间都碎片化了，每天除了工作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家里也有很多事情得去经营，能有时间待在图书馆一天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现在，一个人来到牛津，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阅读自己想看的书，撰写未完成的论文，可以去拜访一些和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教授。可以说，我真正成了一个“自由人”。当然，这个“自由人”只能做一年。在这一年里，自己除了要体验英国的日常生活、文化习俗，更为重要的是做好学术研究。

    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二楼有个简单的餐厅，中午饭时间，我点了一份米饭，感觉都没有吃饱。因为午餐对英国人而言，简单应付一下就可以了，谁也不愿意花时间下饭馆吃上两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午饭很重要，午饭时刻，饭店里生意兴隆，人来人往，不吃到下午上班前，不肯罢休。这段时间，自己的肚皮也似乎慢慢地适应这种淡化午餐的习俗，多少吃一点就可以了。

    “泡”图书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常言道，贵在坚持。只要每天坚持来图书馆，那也是成功。每一天有点进步，都很了不起啊！何况，学术研究本来就像攀登一座高山一样，唯有坚持，才有希望到达顶点。当然，爬山的过程中充满着艰辛，同时也充满着快乐。

    2015.2.12

    牛津

    15.英国人性化的交通设置

    牛津市内的道路不是很宽畅，公交车几乎占满了街道的路面，步行与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多。街道上跑的汽车大部分是两厢的小汽车，英国人似乎已经把车当成了普通的交通工具，不太注重品牌，而以节省能源为主要考虑。公交车线路四通八达，非常方便，站与站的设计以方便当地人乘车为主。公交车以两层车辆为主。刷公交卡坐车能省很多钱，我就是用126英镑办理了13周的卡，13周内随便坐，当然，仅限于该公交公司的车辆，其他公司的车辆就只能在固定时间去坐。这一点显得不太方便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公交车上几乎每个座位旁边的扶手上都有一个小小的设置，即红色的停车键，只要按这个键，司机就知道你要下车了，非常方便，不用大声吼。排队上下车显得非常有序。每个人下车时都会对司机说一句谢谢。司机也会回敬一句。另外，道路上很少装有监控，主要交叉路段，一般都设有人工可以控制的红绿灯，如果车辆较多，你想通过马路，按下绿键，人行道显示绿灯，车辆方向显示红灯，司机当然得停下来让你通过。有的路口没有安置这种装备，但是司机会主动停下来，先让行人通过。行人优先的原则似乎内化在每个人的行动中了。这与我们国家的强制性交通法则有很大区别。人性化的交通设置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多一分宽容，多一份责任，多一分理解，多一份快乐！

    2015.2.13

    牛津

    16.文化视域下的圣瓦伦节

    “情人节”在西方有很多来历，至少有5种传说。但是，一般而言，普通民众都相信罗马圣教徒瓦伦丁被处死的这一天为“情人节”。这背后有一段凄惨而纯洁的爱情故事。

    大概是说，在公元3世纪时，罗马帝国开始衰落，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下层人民不断起义与当权者对抗。统治阶级一方面镇压民众，一方面打击基督教徒。瓦伦丁就是一位受害者，他被打入牢狱。在狱中，他的正义与忠诚征服了狱长女儿，他们坠入爱河，互相爱慕。但是，贵族阶级还是将他处死。在上刑场之前，他给心仪的女孩写了一封长信，一方面阐释自己的清白，一方面表达对情人的无限爱恋。可以说是情真意切，感天动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后来，这个难忘的日子——公元270年2月14日，瓦伦丁被残酷地处死，这段穿插着正义与爱情的故事便被人们世代相传。因此，2月14日就被人们定为“圣瓦伦节”（Valentine's Day），后人又称之为“情人节”。

    当然，后世的人们也慢慢淡化对这一传说的追忆，更多在意的是在这一天，青年男女可以对自己心仪的人表达爱的心声。尤其是男性，买玫瑰花、巧克力、水晶首饰等送给心爱的姑娘，并且邀请她共进晚餐，去看电影等。这是非常浪漫的一天，也是最幸福的一天，受到欧美各国青年人的喜爱。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交流已经势不可挡，文化融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中国的年轻人也在焦急地等待每年2月14日的到来，因为这一天他可以将心中的爱意完全释放，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倾吐甜蜜的爱情之语。当然，情人节在中国发展也出现“异化”的现象，不仅受到未婚男女的青睐，也受到已婚人士的欢迎。在这一天，妻子也期望丈夫能给自己赠送礼物，重新表达那“遥远”的爱情誓言，再次燃起浪漫的爱情之火。妻子心中自然明白，她自己就是丈夫永远唯一的“情人”，不允许丈夫再有别的“情人”。因为在中国，“情人”这个词一般指婚外性伴侣。可以说，“情人节”在一部分已婚人士看来，就是“爱人节”。“爱人”可能要比“情人”这个词好听得多，而且容易让已婚人士接受。婚姻是由两性构成，有人类生活的地方，一定会有不同类型的婚姻制度。因此，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情人节”几乎都是存在的，有的国家甚至一年当中有很多“情人节”。这也是人类社会繁育与发展的文化基础。只是，每个国家的“情人节”所流传的故事不同罢了。中国的“七夕节”就是中国本土的“情人节”。白居易笔下的“夜半无人私语时”可以让人想象这种爱情的浪漫与神秘。牛郎织女的故事一直演绎至今，其中的辛酸少有人能体会，但是这种流传至今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守护好自己的爱情，正所谓“海枯石烂爱不移”。

    由此可见，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里面也都蕴含一定的“积极能量”，文化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线，只要是好的方面，人们总会去追逐、借鉴、传承、发展。

    2015.2.14

    牛津

    17.一封客气的催交房租的书信

    今天收到房东的一封来信，大概意思是要我把房租汇到他的账户。我一直以为，他会上门来收房租的，就多等了2天，其实钱早已取了，一直装在口袋里。其实，他在电子合同里都写了，要求每月10号之前将房租打在固定的账户。我由于这段时间忙着注册，忙着在银行开户，忙着收拾住处，竟然忘记看合同了。收到房东的来信后，我立即跑出图书馆，去HSBC银行给他汇款。办完汇款，我立即给房东打了个电话，一方面表示道歉，一方面告诉他钱已经转过去。毕竟，他作为房东，没有对我“发怒”，信写得很“委婉”，也很“客气”，让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想，这封信是一个当地英国人写的，不妨可以学习一下地道的英语。牛津大学毕竟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在为世界各地培养高端人才的同时，也使其周边的市民受到了良好教育氛围的熏陶，人们通情达理，很有礼节，尤其是最后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承蒙帮忙，不胜感激）。下面是信的具体内容（删除了一些个人信息）。

    Dear Dr Guo,

    I hope you have settled in well in the property.

    When you moved into the property and I met you, I said that the balance of the deposit needed to be paid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fee of ￡ **needed to be paid as well. This is a total of ￡ **. You told me this had been paid by the office, but I think you were mistaken as I have received no payment to cover this and the amount is still outstanding.I also said that your rent of￡ ** per month is due on the 10thof each month, to be paid directly into my company account.The details of the account are on your contract, but I have also put them below so you don't have to go looking for them.As of today, I haven't seen the payments come into my account。

    Could you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the outstanding balance of ￡ **, rent, deposit and administration fee will be pai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我想，这封信让我感受到地道英语的表达，比如说 outstanding balance，这里是指“未偿还的资金”，尤其是感受到房东“客气”的语言表达，更让我感受到这个教育发达国家里市民的良好修养。这是现代化人格必须具备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方竹兰教授认为，“现代化人格既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抽象掉人的现代化素质，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科技现代化都成了一个空壳，缺少真实的生命载体，也就是一种名不副实的现代化”。我想，这是对英格尔斯的现代化人格的经典阐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像我们对土豪的态度一样，总觉得他们在拥有丰富物质的同时，似乎缺少点什么，就像是现代化人格的“半成品”，仍然需要提高其教育素质，才能弥补缺失的部分。

    2015.2.15

    牛津

    18.我教老外学汉语

    在房东家里住着一位来自波兰的女士，她的硕士学位是在荷兰读的，专业是医学。她长期在牛津工作，很少回国，差不多定居在这里了，只是缺自己的房子。她的英语非常好，法语也很好！有时候，她也做一些兼职口译的事情。她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她说，在荷兰念硕士的时候，她有几个中国的同学，于是了解一些中国文化，能简单地说几句中文。最近她和来自英国的Matt经常问我一些简单的汉语怎么说。我就耐心地教他们如何读。有时候，他们在电脑上查一些中文的发音、语法、造句，等等，我回到住处后，他们就开始读给我听，我觉得他们进步挺快的。现在他们不仅喜欢学习中文，也特别想来中国看看。这两天，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些中国古典音乐，例如《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等等，让他们也欣赏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实，很多普通的欧洲人对中国并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媒体宣传层面上，不知道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有很多的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中文或攻读学位。这说明我们中文的魅力开始展现，国际地位开始提高。这是好的开端。我也一直在揣摩一些问题：“我们中国人在老外的眼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看到我们之后，心里在想些什么？”自从来了牛津之后，我对这些问题非常关注，之所以在意，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愿让老外看不起啊！这是事关我们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以前，我们国力衰弱，民族处于危机中，我们落后遭挨打，历史的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现在，我们国力强大，中国人出国之后，民族的荣誉感总是有点增强啊！老外主动向我学习汉语，我觉得很自豪，为我们祖国的文化骄傲，为我们的民族骄傲。

    2015.2.16

    牛津

    19.勤奋的中国学子

    下午，我在图书馆里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一个小的区域内，大约不到70人之中就有9个中国留学生。上周末，我在图书馆里也碰见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听他们说，这边的学习压力非常大，教授推荐的课外书籍比较多，尤其是理论课程有时晦涩难懂，还需要写小论文。因此，留学生都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节奏。其实，在国内大学里，学生也是一样努力。在我所任教的大学里，很多学生周末都去上自习，教授也有周末加班的，已经成为习惯。这和西方人周日去教堂做礼拜或是去度假一样常见。这也许与我们中国人从小就接受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这种教育理念有关吧。这恐怕也是我们民族的性格。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勤奋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各种机会就显得很少了；第二，土地资源匮乏，人均资源更是少得可怜。因此，在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非常密集的劳力，以确保我们民族的绵延与传承。其实，“精耕细作”这种模式下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低的，甚至低于非洲某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当然，我们的粮食单产是非常高的，是世界领先的。这是中国能够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上拥挤的劳动力开始流入城市，向工业和服务业进军，才形成规模宏大的农民工进城现象，有学者称这是“流动的中国”。

    对于从小在竞争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人而言，很容易会有竞争意识。现在国内绝大多数工作岗位都是人满为患，竞争非常激烈（当然，“特殊主义”也在起作用，在此我就不做讨论）。在这边，我碰见一个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他说，现在从牛津拿个博士学位，回国也很难进“好”的学校教书，当然，他指的“好”学校无非清华、北大这两所。因此，他每天都在拼命读书、写文章。他已经知道了国内大学进人的考核指标，主要是看在SCI、EI以及SSCI期刊上所发文章的数量，这是硬指标。我想，一个民族的性格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当然，人文环境也很重要。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勤奋，那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喜欢“勤奋”，这似乎不是人的本性。人都有“好逸恶劳”的“惯习”。因此说，一种环境造成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欧洲人的休闲时间较多，外出旅游也很普遍，那是因为他们人口数量相对少，人均拥有资源相对较多，人与人的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如此一来，欧洲人的工作机会也就多一些。这也是他们对教育有着不同于中国人的理解的原因。而在中国，一个公务员机会，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在争啊。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家长都认为，读书就是孩子唯一的出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来牛津的这些留学生都是在父母教导下，努力拼搏，超越他人，才挤进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他们如此勤奋攻读，都是为了增加自身竞争力，将来能有好的就业。历史上，北宋的真宗皇帝在《励学篇》中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学子好好读书，就能拥有所谓的“荣华富贵”。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今天，我真心希望这些优秀的中国留学生能挤进发达国家的就业行列中，减少国内就业压力，那将是非常好的事情。事实上，在牛津的华人教授是非常稀少的。据说有很多印度人在牛津大学任教，而且学问造诣很高，这可能与他们的语言优势有关吧。

    2015.2.17

    牛津

    20.忆童年的年味

    在农村长大的我，对农村有着别样的情怀。尤其在那个经济相对匮乏的时代，对于“过年”的那份期待与盼望，至今难以忘怀！那时家庭经济不是很宽裕，在黄土高原的半干旱地区，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已经实属不易，能一直上学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记得每年临近除夕，父母就去县城买点年货，水果糖、花生、瓜子、饼干之类的最吸引我们。由于黄土高原的特殊地质构造，农村都在塬上，县城反而在较为宽敞且平坦的河道里，因此父母去县城要下一个山坡，回来时当然得爬上这个山坡。当时没有现在的“村村通”公交车，交通极不便利。由于父母都是早上出发，傍晚才能回来，我和两个妹妹早早就在山坡顶上等候，那时年纪尚小，只会在坡顶边喊父母边等待，是帮不上忙的。其实，在坡顶等待的不只是我们三个，还有村子里的许多小伙伴，他们都是在这里等父母。弯弯曲曲的山坡上全是挑着年货的父母们，他们似乎不知道疲劳，边走边聊，声音传遍了山谷。等父母挑着年货走到山顶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需要稍作休息。此时，我们急切地想知道父母都给我们买了什么，不断地在扁担的两头打转。最后，一家人在暮色中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这是我对童年时过年所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了。

    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已为人父。记得去年回老家过年，在车里面装满了年货，但是我发现儿子并没有表现出我当年的那份期盼与兴奋。在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当下，各种超市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孩子们已司空见惯了。而且平常的生活中，桌上也能见到各种食品，糖果、花生、瓜子、水果等都是天天能见到的。糖多了，也许就不甜了。因此，我想，还有什么能打动儿子的心呢？如今的农村，年味似乎整体在淡化，这也许与农村的人气有关。以前，关中农村过年都有“社火”，孩子在除夕之夜不睡觉，跟着大人跑一个晚上，加入全村文化活动中。自从现代媒体进入了农村，家家户户围着电视看春晚，家里热闹了，村里就不热闹了。今年，由于自己访学在外，不能回国陪家人过年，与母亲通话时，能感觉到她对我的那份牵挂。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其实，“过年（春节）”过的是一种亲人团聚的喜悦心情。人聚齐了，年味就浓厚；人有缺席，年味便淡了很多。不是吗？

    2015.2.18（中国除夕夜）

    牛津

    21.1932年林语堂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最近在查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在“孔子吧”里面有一篇林语堂当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这篇演讲稿的具体出处，但是此讲稿和林语堂其他著作相比，例如《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文风非常相似，应该是他的演讲稿。另外，1933年林语堂写过一篇杂文《谈牛津》，其中有一段引用了幽默大家李格对牛津的导师制的见解，文中写道：“导师的教学方法，有点特别。有一位学生说：‘我们到他的房间去，他只点起烟斗，与我们攀谈。’另一位学生说：‘我们同他坐在一起，他只抽烟同我们看卷子。’从这种及别种的证据，我了悟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数学生，向他们冒烟。凡人这样有系统地被人冒烟，四年之后，自然成为学者。”其实，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是非常严格的，学生受益很多。当然，在大师幽默的笔下，文化环境的熏陶对学者的培养很重要。由此推断，1932年林语堂在牛津演讲，1933年写杂文《谈牛津》，应该是合理的，而且在牛津演讲应该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林语堂著作很多，而且大部分是英文著作，他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引人深思。他的这篇讲稿也是针砭时弊，指出了当时中国人的“劣根性”，直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消极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尤其珍贵。当然，时过境迁，讲稿中的有些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在经济与科学技术方面，不可同日而语。另外，那个“父子选校”的案例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但是现在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想，如果再有那么一对父子的话，绝不会再“北上”了。

    2015.2.19

    牛津

    22.“访学”与“求学”

    在我看来，“访学”与“求学”有着不同的含义。“求学”有着强烈的学位获得意识，而且目标定位极为明确，表明求学者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譬如，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去美国读社会学或人类学博士学位，少则四五年，多则七八年，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访学”则重点强调“访”，也就是参观访问的意思，含有古人所说的“游学”之意。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开创了“游学”的先河。古代的文人墨客都是走遍天下大山名川，才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司马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被称为历史学家，但是我读《史记》，总觉得司马迁是一个社会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读了大量史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出外游走，必定要去访谈相关人物的后代，去实地考察，去推断。因此，后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这个意思。总之，“访学”或“游学”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指离开自己原来比较熟悉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进入一种文化差异比较大的陌生环境进行参观、体验与感悟的学术交流活动。

    “访学”和“求学”相比，目的性或者功利性没有那么强，因为没有追逐学位的冲动，也没有找工作的后顾之忧，只是增添一点学术经历而已。当然，“访学”不是单纯的“参观”，既要能“访”，又要能“问”，最为重要的是要能“悟”出这种区别，并寻找其中的原因，有点像余秋雨笔下的“文化苦旅”一样，“访问”的过程中融入个人的情感，对文化差别有着历史性的评判。

    总体来说，“访学”要比“求学”自由很多，轻松很多。当然，不排除“访学”也是要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和科研论文的，那是分内的事情。除了不同点之外，“求学”与“访学”也有相同点，如对某一方面的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都需要下功夫，对某一理论的解读也需要好好研究，如果对某一学科感兴趣，可能下的功夫都得多一点。换句话说，“求学”与“访学”都是求知，只是学习方式不同、个人心态不同、内外压力不同而已。另外，“求学”与“访学”之间关系也可能发生转化，“求学”之后需要“访学”，也许“访学”之后又去“求学”，因为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打算多拿一个博士学位，或者做博士后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在“访学”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兴趣，对看似平常的现象也要找不同寻常之处，充满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一年里，我想自己要更多地体会与感悟牛津大学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学术传统与超脱飘逸、博大精深的学术精神。

    2015.2.20

    牛津

    23.关于中国饭菜的英语表达

    自学习英语以来，我对关于饭菜的英语单词从来没有认真背过，总觉得不重要，这可能由于很少用到。甚至在国内接待老外时也只是模糊地告知他们那个菜的主要原料，至于菜的制作方式则很少提及，而总是迫不及待地转入学术的讨论中去。

    来英国之后，我需要自己买菜、做饭，因此在去超市之前，我必须先熟悉一下菜名，这样就能节省时间。就像所有初到英国的人一样，我对英语语境下关于中国饭菜的表达很无奈。有时去饭馆吃饭，我边吃饭边研究菜单，会觉得他们把一些中国菜翻译得很生硬。

    的确，中国的烹饪历史很长，技艺精湛，菜的种类丰富多样。在中国，饭菜的烹饪不仅是技术，更是艺术，要讲究味鲜色美，连菜名也很多典故。饭菜要做得香，做得可口，需要以调料为基础。我们中国的菜好吃，主要是我们的调料很丰富，不说别的，一袋十三香里面就包含很多成分，你说做出的饭菜能不好吃吗？其实，烹饪历史很长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印度，印度的调料也非常丰富，但是和中国的风味不同罢了。

    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也许与该国的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欧洲气候相对较冷，作物生长有阻碍，饮食结构简单，饮食文化略显单薄。欧洲人喜欢的三明治也不过是几种材料的简单叠加，不像我们中国人讲究炖、焖、炒、蒸、煮等那样的复杂程序。这也是很多老外喜欢中国菜的原因。据一位研究历史的同事讲，就面食的做法和种类，包括历史上的面食，可能有200～300种之多。因此，我们国家被称为“舌尖上的中国”，应该当之无愧！

    2015.2.21

    牛津

    24.音乐可以打破文化之间的阻隔

    近期，和一位朋友聊天时，他告诉我，王力宏曾经来牛津做过演讲。我很想知道，他作为一个音乐人，在牛津大学这种传统性很强的学术讲坛上，会讲些什么？于是，我在网上找到相关视频资料仔细地看了一遍。我觉得他讲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事前肯定下了不少功夫，毕竟这个地方被称为学术的神圣殿堂。他主要从自身的经历谈起，从耐人寻味的、鲜活的案例当中去揭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最后他的点题很好：“音乐和艺术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音乐和艺术的力量能够帮助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包容、友谊和爱来驱逐因为无知的仇恨而产生的恐惧。”（Music and arts have always played the key role in my life in building relationships, replacing what once was the ignorance, fear and hatred with acceptance, friendships and even love.）

    因此可以说，音乐可以打破文化之间的阻隔，打破种族歧视，打破人们的皮肤之别，使人与人心灵相通。难怪，维克多·雨果说：“音乐表达的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却又不可能对其保持沉默的东西。”

    2015.2.22

    牛津

    25.英国的天气

    英国的天气变幻莫测，一会儿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一会儿狂风卷起，乌云密布；一会儿毛毛细雨，飘飘洒洒；一会儿大雨倾盆，如珠散落。我想，这种多变的天气，主要取决于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大西洋中，由众多岛屿组成，是被水包围的国家。因此，英国的生态环境很好，空气很新鲜，很少看到灰尘，皮鞋几乎不用涂鞋油。这可能是由于处于海上，雨水充足，没有灰尘的“立足之地”。而北京的沙尘暴，则能画出一幅“黄沙漫漫向天飞”的壮丽景观。

    这种多变的天气，也相应地形塑了英国人的性格特征，影视中的绅士经常会握有一把时髦的雨伞，而且人与人见面总爱谈论天气。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谈点新鲜的事物。英国这种易变的天气，比股市行情还要善变，更像小孩易变的脸。有人说，处于海岛中的日本人也是一样，人们见面也谈论天气。但是，绝对没有英国这么普遍。看来，被水包围的国家也要分区域环境，区域环境变化之后，气候环境相应也会随之变化，人们的性格也会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也许是由于人多地少的环境压力，我们中国人见面总是以“吃饭没有”为话头，开启后续的谈话内容。这经常是老外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2015.2.23

    牛津

    26.耐寒的英国人

    冬季，站在牛津街头，偶尔会碰到穿短袖的人。一位高大的公交司机，正在等着换班，我恰好也在等这辆公交车，我穿着棉衣都能感到刺骨的冷风，穿短袖的人却若无其事，像在享受夏日的凉爽一般，丝毫没有感觉到冷。还有，每到周末学生参加的派对比较多，女生不管多冷，都要穿裙子，她们似乎习惯了这种气候环境。连小孩儿都普遍穿得少一些。听英国朋友说，他们从小就锻炼，不怕冻。而且，英国人的耐寒能力可以分为“不怕冷”“冷不怕”“怕不冷”几种境界。梁漱溟在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时说，西方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也许挑战寒冷也是英国的文化特质之一。

    2015.2.24

    牛津

    27.偶遇“开放市场”

    吃完午饭，在牛津汽车站附近看到一块空地上挤满了卖水果、点心、各种小吃、衣服和书籍的小贩。平时看不到这块空地上有这么多小商小贩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开放市场”。也许那是个“开放日”或者是“集市”。总之，“集市”上人头攒动，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十分热闹。我也上去凑热闹，在集市转悠了半天，想买的东西太多，但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访学的时间只有365天，用不着买那么多生活用品。后来，在一个角落，看到有卖二手书的，于是在里面挑了两本，每本2英镑，其中一本是社会学专业书籍Social Thing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cal Life，另一本是I Never Knew that about England，主要讲英国的行政区划。在另外一处，看到一个中国妇女在卖油炸饺子，人们排着长队在购买，生意似乎不错。从价格上来看，这些蔬菜、水果、衣服等都是很便宜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要交一定的“城管费”。

    2015.2.25

    牛津

    28.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在图书馆里，我经常能看见那些年纪很大的教授在专心致志地看书、写文章。我有时候会注视他们很久，他们有时一上午也不喝一口茶，就是在一堆书中“畅想”。那种专注的精神，着实令我吃惊。人人都说，牛津不像伦敦，牛津是个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地方，更是远离政治的地方。这些教授似乎超越了世俗，超越了名利，追求的是一份心灵的平静和安宁。也许正是这种老骥伏枥的学术精神，才使牛津成为英语世界里历史最长的大学，才使得其熠熠发光，照亮智慧之路。在我们国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把职称看得很要紧，大部分人在为评职称而努力，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在牛津大学，很多教师也许一辈子都是讲师，但他们的学术贡献很大，因为他们的精力都花在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里，在他们看来，这样也是很光荣的。在我们国家，很多人一旦得到职称头衔，便万事大吉，可能静下心来做点真学问就很难了，因为有许多社交事务要打理，学术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这很像中国的高考，一旦考上大学，大部分学生会有一些松懈，只为混个学历文凭。中国高校在培养真正学术人才方面缺乏合理机制。人的功利性越强，越可能会忽视其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如果徐志摩当年在剑桥继续学习政经专业的话，那他后来绝对难以成为一个开创新诗体的伟大诗人，也不会写下《再别康桥》这样脍炙人口的诗篇，一直被人们传诵。也许，真实的康桥并不是那么美丽，只是徐志摩对康桥有着独特的体验而已。

    2015.2.26

    牛津

    29.英国人爱狗爱到骨子里

    在欧洲人当中，恐怕要数英国人最爱狗了。他们认为狗是最忠诚的，永远会爱他的主人，不管他是贫困还是富有，都会守着他，不离不弃。在一些英国人家庭里，狗都是“家庭成员”呢。因此，英国关于狗的故事很多，与狗直接相关的医院、超市、食品等不计其数，可以说“狗文化”在英国非常丰富。最近，我经常在牛津街头看见一些带着狗讨饭的乞丐，他们在寒风中等待路人的施舍，狗和主人一样也会表现出让人怜悯的表情。很多人也许是同情狗，才给他们施舍一点钱吧。英国人可以随便牵着狗上公交车，没有人表现出不满，大家都很友好，包括公交车司机。近日，和一位英国朋友讨论中国饮食文化，我提到中国人是吃狗肉的，他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人类的朋友呢？我想，英国原本是游牧文化区域，狗在游牧文化中的角色非常重要，有关牧羊犬的故事很多。这犹如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民不吃牛肉，因为耕牛是他们的朋友，为家庭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宁愿将其卖掉或让其慢慢老死也不会宰杀牛的。这也是中国一些地区农民的道义精神。我觉得值得提倡。但是，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因为总体而言，有些中国人对吃似乎没有什么禁忌，能吃的都会吃，而且有的吃法也极其残忍，比如前些年流行的熊掌、猴脑等。不知道为什么，狗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都是不好的象征，在脏话里面很多带“狗”字的，例如“狗腿子”“狗崽子”等都是不好的词。我猜测，大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主人与仆人是不一样的阶层，主人都不拿仆人当人看，谁会把“狗”这种动物当成朋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文化所导致的间接后果。

    2015.2.27

    牛津

    30.原来无知也是很可怕的

    今天，《柴静自费百万调查雾霾》的新闻在网上疯传，点击率超高。有朋友转发给我，我也重点关注了一下。在英国，这一个月中，每天打开电脑，都会看到北京的天气状况，以及雾霾的严重程度。这和牛津的蓝天白云形成巨大的反差。的确，雾霾已经变成中国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近年来，各大城市的雾霾是愈演愈烈，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我一直以为北京的雾霾是非常严重的，后来发现，杨凌——这个距离西安86公里的地方雾霾也很严重啊！有人解释说，关中这种比较封闭的地形形成雾霾是很自然的，尤其是秦岭的横亘阻挡了南北方向空气的流通，使得西安经常处于“烟雨”中，朦朦胧胧。

    今冬，我一直咳嗽，医生都说肺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吃药就是不起作用。因为出国前要求打疫苗，如果咳嗽的话是不能打的。于是，我再次去第四军医大学做检查，医生也说没有什么问题，推测是空气质量引起的。但是，我在出国之前还是偶尔咳嗽，最后终究没有打成疫苗，只能到了牛津之后不咳嗽的时候再打。没想到，来了牛津之后，咳嗽竟然不治而愈，我当时就想，可能与这里的新鲜空气有关吧。这里很容易看到蓝天白云，遍地绿草。所以，我想，柴静自费调查的主要原动力是一个母亲用心寻找关于孩子的回答，也是对下一代健康的关怀，更是在独自回应一个社会问题。当然，她的调查过程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但是，专业的调查数据、跨国的数据分析、案例的经典选择、调查的现场亲临，更多的是让人敬佩。调查结果令人震惊，终于让更多人对雾霾这种看不见的“人类杀手”有了充分的了解。我想，柴静的自费调查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她关注的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公共话题，是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她的个人调查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为什么专业的研究机构不去做这样的调查？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博弈？我们不得而知。希望从此以后国家相关的专业机构能关注这一重大环境问题。也许，这也是柴静个人未来的一个期待吧！

    2015.2.28

    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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