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京西百花山下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四周均是巍峨的青山，俯瞰之下，村子小得像一个豆荚。二十五户人家——二十五颗豆子，紧凑地排列在这个豆荚之中，享受着一种封闭下的安静。
1976年7月28日那天夜里，窗台上的油灯凭空就跌在地上，碎了。全家人被破碎的声音惊醒了，在黑暗中，母亲说：“该死的老鼠。”
我们也附和着说：“该死的老鼠。”
都以为是老鼠偷吃灯油时弄出的闪失，感叹了几声之后，就又睡熟了。
几天之后，从山外传来一个骇人的信息，说一个叫唐山的地方地震了，山崩地裂，死了很多人。
问怎么个多法，传信的人说：“海了去了，用卡车拉尸体，一车接一车的。”
这个说法把人镇住了，好半天，人们都不说话。我的眼前，出现了卡车拉尸体的幻景，一辆接一辆的，那些尸体都大大地睁着眼，吓得我手心里的汗直往地上淌。
母亲似有所悟，说：“怪不得咱家的灯台早不打晚不打就那天打了，原来是地震震的。”
我也说：“是哩，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老鼠扒灯台，咱家的老鼠知道咱家穷，很乖巧哩。”
接下来，学校就放假了，是无限期地放假。校长说，到底啥时候开学，他也是不知道的。
虽然不能正常上学了，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感到遗憾，相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那所中学在村外的垭口，有近十里的路程，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走路，脚心被路上的石子硌得生疼，已经有些腻烦了。
地震给了童子们一个机会，可以理直气壮地睡大觉了。
但是，这只是一相情愿，因为第二天村支书就在场院上召集全村人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他说，公社领导说，地震还没有震完，到底啥时候震完，领导们也不知道。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所有人都不能在屋里睡觉了，都要搬到开阔地带，啥是开阔地带？就是咱脚下这爿场院。
最初的日子，还没有搭防震棚，人们就在露天地里过夜。场院里有一堆堆上年的谷草，把谷草平铺了，人就睡上去。我从小就喜欢裸睡，身上要一丝不挂。这样和衣卧在场院上，身上像爬满了虱子，痒痒的，横竖是睡不着。我恼躁得不成，对父亲说：“我是不怕死的，我要睡到屋里去。”
“你敢！”父亲说：“你要是敢到屋里去睡，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为啥这样说？因为他就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后来我发现，全村人几乎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都不习惯这个睡法。一些老人竟不顾村干部的阻拦，死活是睡到屋里去了。他们说，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咋死都是死，横竖不受那个洋罪哩。
爷爷奶奶可不管父亲是不是村干部，也执拗地睡在屋里。这就更助长了老人们的脾气。
父亲急了，把两个老人从屋里扛了出来。
爷爷气得直骂娘，一声高过一声地，惹得周遭一片笑声。奶奶悄悄地拽他的衣角，“别再骂了，你就给咱留点面子吧。”
爷爷终于纳过闷来，摇摇头说道：“真是气糊涂了，原来骂了半天你。”
老人家从此蜷曲在地上一动不动。日到中竿了，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像死去了。
父亲踅过来，轻轻地叫道：“爹，爹……”
横竖也叫不应之后，父亲就去扳动老人的身子。老人兀地就吼出一嗓子，“我还没死哪！”
这让我心中一震：平日里爷爷是很端庄的一个人，咋突然就变得无赖起来？
父亲的表率作用到底是起了作用，那些回到屋里去的老人们，均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场院上。所谓回，也是被他们的儿女们像我父亲那样，撵出来的。因为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要求进步的，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最不济也是村里的基干民兵；只要是组织上有要求，只要是领导上有垂范，他们是羞于落在别人后边的。
非常不情愿地睡在露天的干草上，由于没有睡意，就干脆陷入冥想。
起初总是想那一车一车的尸体，想那尸体里一定有身材袅袅、眉儿弯弯的漂亮女孩子。于是心头一皱，可惜哩！
为啥可惜？家乡这个小山村，只有薄地，只有粗粮，穷得许多汉子都说不上媳妇，如果能从唐山城拉一车活的回来，成家生子，岂不两全其美？
可是……
我开始感到，老天爷真是很厉害的一尊神，他作弄起人来，是很任性的。
到了后来，我像中了魔怔一样，总是想跟死亡有关的事——唐山那里的尸体毕竟缥缈，而身边的死人却真实得有名有姓。便开始按记忆的顺序，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死亡事件——
第一个，就是曾祖母之死。
曾祖母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太太，都八十七岁的高龄了，还能很利索地走路。她的两只脚，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但登在高低不平的石头台阶上，却准确而稳健。好像她的脚底上长着一双眼睛。看这个架势，她肯定能活过一百岁的。
但是，冬至那天，她突然对爷爷说：“你把我的装裹衣裳搁在我身边吧，我该要上路了。”
所谓上路，是农村对死亡的一种说法。于是，爷爷大吃一惊，“你可别吓唬人，身板这么硬朗，哪会说走就走呢？”
曾祖母说：“我自己有感觉。”
“啥感觉？”
“这两天突然就想吃青杏，就跟害喜似的。”
“这有啥稀奇的，咱这地界就产青杏嘛。”
“可是这大冬天的，你到哪儿能找到青杏呢？我爹跟我说过，老而不死便为贼，我想，再不走，就要烦腻人了。”
爷爷不想忤逆老人的意志，便把装裹衣服给她搁在了身边。
那是一身崭新的青布衫裤和一双麻底子合脸的青布鞋。
第二天一早，爷爷是抱着一种好奇之心打开老人的屋门的。
只见老人靠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垛，抄着手端坐在土炕之上，双眼轻合，面色安详，似在梦境之中。
爷爷叫了几声娘，见没有回应，便去摸她褪在衣袖中的手腕。
不仅没有脉搏，还冰凉得跟冰一样。
老人家真的上路了。
由于老人家走得如此从容和安详，以至于爷爷都感不到悲伤了，他把老太太的死讯很平静地通知了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
我怀着对死人的畏惧，战战兢兢地尾着母亲进了老太太的屋门。
但看到她那副安静的模样，我满怀的恐惧竟悄然消失了——原来死亡竟可以这么美丽！
在那一刻，我对老人家产生了肃然的感情，情不自禁地跪下身去，重重地给她磕了几个头。那一年我才五岁。
想到曾祖母之死，我好像对村里老人们的举动有了一些理解——之所以即便是余震不断，他们也要睡在自家的房屋里去，看来，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真的是不怕死了。
（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曾祖母跟鲁迅是一个时代的人。）
第二个，是堂大伯之死。
堂大伯小名叫柱儿，人长得且高且白，站在那里清清爽爽、亭亭玉立，俨然就是一根拔地而起的立柱。所以，他如果不叫柱儿，恐怕没人可以叫柱儿了。
他是村里第一个到山外去当工人的人。是门头沟煤矿的一个小技术员。
他在那里娶了一房媳妇，就地安了家。所以，见到他的机会就很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
第一次，是在年关，他回老家过年省亲。
大年三十的酒肉都预备妥帖了，他的父亲对他说：“咱爷俩窝在热炕上好好喝两盅吧。”
他却说：“您老先喝着，我出去散散心。”
他踅到村西的水井边，欠着屁股坐在井台上，从怀里摸出一管笛子，呜呜地吹了起来。
在寒冷的风中吹笛子，他显得很孤独。
我玩耍路过那里，看到了这个情景，感到他有一种怪异之美，更感到他虽然出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却不属于这里。我那时才仅仅四岁，竟有了这样的想法。
因为觉得他不可亲近，我便悄悄地退了回去。
第二次见到他，也是在年关，他带回来一房新妇。
新媳妇也是清爽而白，笑容嫣然，能把人的魂勾了去。
管这样的美人儿叫大妈，我叫不出口，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她，傻傻地笑。
看得出堂大伯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些晚辈很多的糖果，很多的炒花生。
奇怪地，村里很少有人去他那里讨喜酒喝，一提到他及他的新妇，许多人都摇头，甚至露出恨恨的样子。
过了六七年的样子，才见到他第三面。他和他的媳妇还是那么年轻，身后却拖着一群儿女——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个个都像花儿一样精美。
他的生活如此之美丽，迥异于山里的世界，让我生出纳罕，虽觉得他不可亲近，但是我却很思念他——
每到年关，如果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会下意识地说道：“堂大伯咋不回家过年呢？”
父亲听见了，白了我一眼，竟说：“你小小的年纪，竟长了一身贱肉。”
见到他的最后一面，竟是他的遗容。
那天，也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年，一辆卡车沿着崎岖而窄的山路摇晃到村前，车上躺着一副黑漆棺材。棺材里躺着的竟是堂大伯。
人们拥上去的时候，堂大妈率着她那一群如花的儿女，齐刷刷地给村里人跪下了。
祖坟坐落在山顶的一爿平地上，要想把堂大伯安置在祖坟里，需要村人帮助。我父亲等一干青壮年互相过了过眼神，毫不犹豫地就把堂大伯的棺材掮在了肩上。他们嘟囔着：“人都没了，还计较个啥？”从他们的表情和话语里，我感到山里人尊重死者。
堂大伯的父亲挤进人群，“先莫抬他，让我最后再看他一眼。”
打开那厚厚的棺材盖，我们看到了最后的堂大伯。堂大伯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但他的肚子却膨大得像一口锅，为了把他弄得安妥些，身子的左右、头上脚下都塞着一床床的棉被——因为他温暖到了极点，所以他的面容无一丝凄苦，妩媚得像正做着一个美梦。
堂大伯是因为肝病导致腹水而去的。应该说，最后的日子，他是很痛苦的；居然就没有看到痛苦的影子，要知道，他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啊！于是，村里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发出一片真诚的唏嘘。
堂大伯的父亲，整了整儿子的衣领，平静地挥了挥手，“送他走吧。”
灵柩移动起来了，堂大伯的那群如花美眷开始放声号哭。但是整个过程，堂大伯的父亲却始终平静如初。儿子虽然枯瘦地走了，但他身后的人儿却个个鲜亮、腴润——他走得好不亏心哩。
老人嘟囔道：“他日子过得太好了，要啥有啥，自然就短寿哩，老天爷长着眼哪。”
面对亲人的死亡，老人竟如此想得开，我的心受到一次强烈的触动。什么叫“老天长眼”？依老人家的逻辑，就是：因为死亡，给人间带来公平。
（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堂大伯的父亲虽然跟鲁迅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我的曾祖母——他的母亲，已把一些关于生死的信息通过血液传递给了他，他不仅学会了听天由命，而且还学会了给无奈找出让自己确信不疑的理由。）
第三个，就是邻居扁儿之死。
扁儿跟我是同族同姓，因为旁系得远了，亲情的浓度就淡了。所以，虽然按辈分他还是我的一个长辈，但我们这一辈人还是管他叫扁儿。
扁儿有兄弟四个，他排老二。
他成家之后，父母只分给他一口铁锅和几只碗。虽然已是冬季了，父母连过冬的口粮都舍不得分给他一把。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没有娶父母指定的那个女子，而是娶了他喜爱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的一个女孩。那时，还有唯成分论的味道，成分不好的人家在村里受歧视，没有地位，就连工分都是给最低的一档。
父母嫌他不争气，给扫地出门了。
只有自己借钱盖房子，只有向村部借粮度冬日。
由于家庭基础不好，媳妇的工分又低，无论扁儿多么勤勉，也堵不上亏空。
但扁儿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忍受不了人们在背后对他的戳戳点点，便缩衣撙节，从牙缝里抠出收益来还账。
他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他每日的吃食，总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那时讲究学大寨，开山造堰田，要把穷山变成米粮川，所以，每日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那些青壮劳力，为了能撑持下去，即便是家境再不好，中午也要带些能挡嘴的干粮。可是扁儿却不，整个冬天，他每天的干粮却是两个柿子。
到了中午，他远离人群，窝在草窠子里，用震裂了虎口的手紧紧地捧着那两只柿子，偷偷地吞下去。
大伙知道他的情境，心里极不是味道，干活时，就给他分派一些省力气的活。但是，他执意要抡大锤，“都挣的是一样的工分，咱凭啥要人家照顾？”他生气地说。
后来，他就不会笑了，每日青灰着脸埋头干活，麻木得像一头牲口。
那天，轮到扁儿当放炮员。炮捻子点着了老半天了，还没见炮响，有人就说：“扁儿，你是咋搞的，到底是点着了没有？兴许是脚底下没劲儿，草草地就往回跑吧？”
话音未落，扁儿噌地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
我父亲一把拦住了他，“别冒失，再等一等吧。”
扁儿的脸色很难看，说：“怕个啥，不就是一个死吗？要真是那样，反倒省心了。”
他挣脱了父亲的臂膀，一下子就蹿出去了。
不久，就听到一声巨响，不久，就见到一块石头从腹部把扁儿穿透了。
父亲失声叫了一声，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到那个说怪话的人脸上。“你个孽障！”他骂道。
事后人们分析，扁儿自尊的背后，是强烈的自卑，苦难的日子，使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他的心已经死了。死亡，是他期待之中的。
扁儿的死，当时给了我深深的震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
“怕个啥，不就是一个死吗？要真是那样，反倒省心了。”
扁儿这句话，久久地在我心里萦绕着，感到，人有时并不畏惧死，不可承受的却是生活对人的折磨。
从这一刻起，我的心，一下子就老了。
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扁儿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鲁迅，但鲁迅却在笔下给他预备了一个兄弟，那便是阿Q。阿Q面对死亡，想到的是怕那个圆画不好，而不是自己的生命。苦难和愚昧的人，死亡拿他们没办法。）
最后一个，就是我的同龄人明雁之死。
明雁的母亲屁股出奇地大，如果她坐在那里，从背后看去，她身体的轮廓，就只剩下一爿大大的臀座了。因此，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口气就生了四个孩子。但是，在家里却没有丝毫的地位，因为她生下的都是女孩。明雁的祖父、父亲都是独根单传，有断香火之虞，对男孩便有特别的期待。怀上明雁的时候，母亲对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你要好好待我，这一次，我准会给你生个男孩。”
“屁！”明雁父亲不屑地说。
“信不信由你。”他母亲很是委屈。
“凭啥要信你的？”
“这次的感觉不同。”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明雁的父亲，便不让婆娘出工了。
在七个月头上，明雁母亲好好地就摔了一跤，身子疼得厉害，窝在炕上不敢动弹。
“你要是给老子把儿子弄掉了，看我不打折你的腿！”明雁父亲愤怒地说。
于是，热炕、红糖、鸡蛋、小米，精心地调养。但刚到八个月的日头，还是早产了。
明雁生下来的时候，比猫崽大不了多少，黑红的一团，不哭也不睁眼。农村有“七活八不活”的说法，明雁父亲，连连叹气，彻底绝望了。
他连着三天不进产妇的门。
第四天，产房里传出了哭声，既有孩子的，也有大人的。
明雁一岁一岁地长大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虽然长了年龄，但却没有长大了身膀。
瘦，小，却机灵。
“你真是你娘的宝贝。”我对明雁说。
我那时从明雁身上有了这样一个意识：既瘦小，又被娇生惯养，便是宝贝了。
因为被父母百般呵护，明雁有跟别的孩子不同的脾气：自尊、任性、敏感，还有一点点自私。他听不进别人的话，看不得别人的脸色，容不得别人动他的东西，且动不动就发脾气。
我爷爷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可别学明雁，他那样的人，活得长不了。”
果然就应验了爷爷说的话，明雁小学五年级那年就死了。
他的死因很简单，就是他母亲担心他被淹死，而不让他到河里去玩水。
村里那条小河，是山里孩子的福地，一到夏天，孩子们就在那里撒欢儿。
而正是这个孩子们快乐的季节，明雁的父母却加强了对他的管束——一旦见不到他的身影，他的母亲就大呼小叫地沿着河边寻他。一旦在河里找到他，他的母亲便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揪回去。我们都感到奇怪：他母亲既然那么娇惯他，咋就那么舍得揪他的耳朵？
更奇怪的是，越是揪耳朵，越是不能管束住他到河里去的意志，相反，明雁学会了跟母亲兜圈子——在河里玩的时候，他会把衣裤脱在对岸，一旦听到他母亲的叫声，他便会老鼠一般迅疾地蹿到岸上去，从与母亲相反的方向溜走了。
虽然逃过了母亲的捕捉，但是回到家里，仍然逃不过责罚。
“你又下河了。”
“别冤枉我。”
“把裤腿卷起来。”
“干啥？”
“我给你验一验。”
明雁母亲用指甲在他的小腿上轻轻地划了一下，便有一条清晰的白印呈现出来。
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只有沾过水的皮肤才有这样的迹象。
明雁无话可说了，恨恨地看着母亲。
虽然屋里只有母子二人，但母亲仍然没有放过他，依然像模像样地揪他的耳朵，且嘴里还叫嚷着：“看你还长不长记性。”
依然是不长记性，依然是逃避了监视下到河里去。
这一次，母亲已摸清了明雁的行迹，径直走到了对岸，把明雁的衣裤统统拿在了手里，尖利地喊道：“明雁，你给我回家！”喊完之后，便拿着明雁的衣服头也不回地走了。明雁失声说道：“这下可完了。”因为山里人戏水，均是脱得一丝不挂的；而这时的明雁，已是进学堂的少年了，光光地在岸上走，惹得沿岸的女孩子们惊惊咋咋地叫；我们男孩子则喊道：“明雁，你真可怜哩！”他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双手捂在小腹下，泪无声地流下来。
这种缘自母爱的羞辱，让他难以承受。
明雁本来已走离河岸很远了，却突然跑了回来。一猛子扎到那个有着厚厚的淤泥的河湾里。
久久不见他上来，我心里一震：明雁出事了。
待大人们把他从淤泥中捞上来，他已经铁青着脸，死了。
他的气性可真大啊！人们感叹道。
面对着同龄人猝然的死亡，我们一群孩子都瘫坐在地上，情不自禁地哭了。
我们真不明白：明雁是他父母的宝贝蛋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搁在地上怕碎了，被千疼万怜的一个人儿，对生命咋就没有一点怜惜呢？跟他相比，像我们这些从来不被父母放在眼里的、说饿饭就饿饭、说打骂就打骂的孩子，早该死上千次万次了——但是，我们一点死的念头都没有。
我们没皮没脸地活着，好皮实啊！
（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因为爱都可以导致死亡，当然就契阔。）
死亡的事件回忆完了，我的心阴沉起来。觉得人活着真是没多大意思——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不管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不管是被人疼爱的还是被人嫌弃的——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横竖、迟早是个死。他娘的，原来人生下来就是预备着死的，怕也没用哩！所以，死一个是死，死一卡车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样的。
从这时起，我真的把死看轻了。
这时，天也阴了起来，因为天上那角白惨惨的月亮已经不见了，不久，果然就下起了小雨。
我一骨碌爬起身来，毫不犹豫地朝家里走去。雨水给了我决绝离去的理由。
“你干啥去？”父亲追上了我。
“回家。”我明确地告诉他。
“你回去干啥，找死？”
“都死那么多人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没啥大不了的。”
父亲咧了咧嘴：“你小子活人才活了几天，就老人一样的口气了？真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
不容我分辩，他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拽了回去。
但是，即便我还留在那个潮湿的场院上，人们还是陆续离去了。
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虽然刚进秋天，但早晚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再加上这小雨像猪血一样没完没了地淋着，即便是不被地震震死，也会被雨淋死。
父亲马上醒悟过来，立刻组织起全村的青壮年，突击搭建防震棚。
身边有现成的树木，有现成的山草，防震棚的骨架很快就搭建起来。但棚顶光遮盖上山草是不够的，因为漏雨。本来山里是有现成的石质板材的，但是，石板建正经的住房还可以，用于防震棚就不适宜了，因为它重。甭说是地震，即便是大一点的山风吹得久一点，也会把石板从棚顶摇下来——震不死人，也会砸死人哩。
干部便动员社员（村民）们把自家的篾席和塑料布拿出来。
党团员和基干民兵倒是带了头，但一般社员横竖不予理睬。他们说：“搭防震棚是公家的事儿，凭啥叫我们私人往里搭东西？一旦沤烂了，咱穷家破业的，日后咋过日子？”
父亲被气得脸子直抽搐，“都啥时候了，还他娘的这么自私？小喇叭里还整天唱呢，‘社员都是向阳花’，屁！”
“你这样说可就没意思了，谁让他们都是穷人呢。”我说。
“就你他娘的是明白人。”他瞪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心里也明白，但他是支部书记，不能实话实说罢了。
“咋办才好呢？”他开始发愁，久久沉默着。
突然，他一拍大腿，“有了。”
问他怎么有了，他说，既然公社也要求给社员盖防震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公社领导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父亲兴冲冲地去了公社，又兴冲冲地回到了村里——他带回来了成捆成捆的篾席和成匹成匹的塑料布。
防震棚严严实实地盖起来了。社员们失去了逃避的理由，不得不住进去。
虽然人住进去了，但心思却没在这里。他们弄出了许多枝杈——
“唉，多好的篾席啊！”有人叹道。他觉得这里的篾席比他土炕上的篾席，又新又结实，好东西啊！而用这么好的篾席苫在临时性的窝棚上遭雨水淋沤，真是太可惜了。
对好东西的怜惜，使他生出了一个小诡计：在夜幕中，他用自家土炕上的那张旧席子把棚顶上的一张新席子置换下来。
他的举动，瞒得了忙乱中的村干部，却瞒不了有同样心思的乡亲，人们学着他的样子，都偷偷地搞着置换。他们一点也不张皇，因为他们懂得一个老理：法不责众。
父亲发现了，哭笑不得，严厉地宣布：“限你们在两天之内，把新席子归还回来，不然的话，就不客气了！”
咋个不客气法？他解释说：这是特殊时期，法纪从严——
就说唐山吧，有人从死人腕子上扒手表，一经发现，就地就把他毙了。一块手表能抵得上一条人命吗？但是没办法，就得毙，不然就乱了。那么，还不还席子，你们自己琢磨着办吧。
虽然有这么严重的说法，两天之后，还是没有动静。
父亲就又站在人群之中，大声喊道：“我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之后，人们还是无动于衷，父亲便摇摇头，嘟囔道：“他们欺负我手里没有枪啊。”感慨一番之后，他并没有实际动作，只是放出风去：“这事儿，是一定要有个了断的……”
之所以没有实际行动，父亲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他也觉得用那么好的篾席苫在临时性的窝棚上遭雨水淋沤，真是太可惜了，不如让物质贫乏的乡亲们作为家用更妥帖。
父亲虽然是支部书记，但他毕竟是个农民，有一种本能的悲悯之心。
接下来的枝杈，是这些老实巴交的人，居然弄出一些很不雅逊的事体——
首先是随地大小便，防震棚里的气味很是不好闻。干部们出来管束的时候，许多人气咻咻地说：“这能怨社员没觉悟吗，你们当干部的，为啥不给修些茅厕出来？”
其次是在混杂的群居中，张三家的男人把手伸进李四家女人的裤腰里，而刘五又寻隙摸了赵六家女人的奶子，便一片呜呜哝哝，一片大呼小叫。那些好脸面、讲清正的人们便很是有意见，“这防震棚横竖是不能住了，简直是个淫窝子。”
父亲把男人们集中在一块儿，给他们训话。“都他娘的啥时候了，还有那心思，要是还算个男人，就都给我管住自己点儿。”
“正因为时候不济，才赶紧摸一摸奶子呢，谁知道哪天被震死了呢。”在角落里，有人说。
“就是，就是。”人群中居然有不少人应和。
“他娘的，你们倒还有理了，简直是一群畜生。”父亲骂道。
“嘻嘻，畜生就畜生。”人们并未感到羞耻，既然严重的、不可捉摸的死亡在前面等待着，摸一摸奶子，就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
父亲也感到泄气，心里说：我堂堂的一个支部书记，居然管起了风化案，都是他娘的地震闹的。
但还是声色俱厉地说：“咱可丑话说在前头，谁再给我惹出事端来，就别怪咱翻脸不认人，废话少说，把他捆了，送公社派出所。”
虽然整肃了秩序，地震棚里也的确安生了许多，但是，不到两天的工夫，地震棚里的人却溜走了大半。剩下的人，也一派浮动，做着随时撤出的准备。
父亲觉得事态严重，便带领支部一班人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便也尾随在他们身后。
父亲说，防震棚里条件是差一些，我们支部有责任，但是请你们放心——
茅厕，我们马上就修；至于里边不像话的事，我们组建个巡逻队，进行夜查。我们保证让你们住得安安生生的。
再安生也不去了。人们回答道。
为啥？
问老人，老人们说：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早活够了，巴不得死呢。但是不能死在外头，孤魂野鬼的，下辈子不好淘生哩。死在家里才安逸哩，就像你祖母，死也要靠在自家的被垛上。
听了这样的话，曾祖母安静而美丽的遗容竟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老人们说得对，一辈子在风雨中飘零，老了老了就应该死在家里。便在父亲身后，偷偷地点头。
问小的，小的说：奇怪了，咋不到防震棚就会死？啥叫死？
我便插话道：就像明雁那样。
小的竟说：明雁多有气性，搁着咱，咱也会那样。
听了小孩子的话，父亲半天说不上话来。临了愤愤地说：你个小兔崽子，你要是真的知道人死了是咋回事，就不这样说了。
问到青壮年，他们反问道：总说有余震余震的，都这么多日子了，咋还没啥感应？
父亲说：大小余震都三四次了，因为离得远，震感不明显就是了。
既然地震的中心不在咱这儿，还整天恓惶个啥？不是没病找病吗？
可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下次就震在咱这儿呢？不得不防哩。
即便是真的震在咱这儿，那防震棚也不去住了——
老辈子人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你想啊，那么多人放过炮都没出过差错，咋一轮到扁儿，就被炸死了？那是扁儿的命，他命该如此哩。再说，咱山里的人命贱，就是阎王爷都懒得搭理咱。阎王爷稀罕的人是啥样的？是像柱儿那样的要啥有啥的人。再说，咱平常的日子过得这么寒酸，不死不活的，就是鸡巴的真的被震死了，又有啥可怜惜的？反倒省心了。
人们“再说”得比父亲还振振有词，木讷的父亲反而无话可说了。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支部可都是为了大家好。”
大家说：“这还用说，我们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就应该跟我们回去，不然上边怪罪下来，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就没法交代了。”父亲趁势说道。
“当干部的就真神附体管得了生死了？屁！”大家有些不耐烦了。
见干部们并没有把回到家里的人劝回来，那些在防震棚里观望的人，也呼啦一下走光了。
父亲对干部们说：“群众不理解可以，但是咱和咱的家属可不能像群众一样没觉悟，咱必须坚守在防震棚里。”
“支书，那你可就错了。”干部们齐声说，“咱要是再呆在防震棚里，群众就瞧不起咱了，认为就咱们怕死哩。”
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气急败坏地吼道：“那你们就都他娘的滚！”
这之后，雨越下越大了，防震棚里就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坚守着。我感到他真是可怜，便踅回来陪他。他愣了一下，问道：“你不是总嚷嚷不怕死，要睡到屋里去吗，咋又回来了？”
“那是两码事。”我说。
父亲似有所悟，低沉地嚷道：“你别在咱面前假充圣人了，少在身边烦我，你他娘的也给我滚！”
“你让咱滚咱就滚了，就不！”我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钻进地铺上的被窝里。
“也是他娘的一个犟种。”父亲也学我的样子，把自己脱光了，钻进我的被窝里。
过了很久，他恨恨地翻了一个身，叹道：“咋就不真的在这儿震一下子呢？要是真的震死他两个，就知道阎王爷的厉害了！”
父亲竟发出这样的诅咒，我大吃一惊。震惊之余，我安慰他说：“你也别怨他们，对生死的事儿，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一有了自己的看法，别人就不好左右他们了。”
父亲沉吟了片刻，说：“你小子的书没白念，有想法了。嘿嘿，不瞒你说，我要不是当着支部书记，我也跟他们一样。一有了担当，这心思就变了：不能坐等着遭死，还要想办法造生。”
他的话，使我明白了他那声诅咒的真正含义，他怨的是乡亲们不怜惜他内心的敦厚。
父子俩听着棚顶上密集的敲击声，虽不再言语，但已心心相印了。
第二天，父亲把村干部和党团员都召集齐了，说道：“群众为啥不乐意住防震棚？是因为这防震棚里没茅厕、没隔断，不方便。”
大家面面相觑，说：“支书你糊涂了咋地？哪是这个原因呢，都是一群不知死的鬼，你弄得再舒服他们也是不会住的。”
“我就认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从今天开始，用三天的时间，咱给群众修厕所，打隔断。”
“没人住，修它干啥？这不是浪费吗？”
“废话，许他们不住，不许咱们不修！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干啥？”
我们村那时叫长操公社石板房大队。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便于管理，长操公社与邻近的佛子庄公社合并了，改成了佛子庄乡石板房村。无论如何改法，村子还是个封闭自足的生存状态。对唐山大地震那段历史，整个村子虽然没有遭受任何灾难，但村里的人们却有着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那座防震棚。防震棚里虽空无一人，却建得异常牢固，且设施齐全。
这样的故事，他们怎能忘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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