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吾谁与归
稍知中国文献的人都清楚，这题目来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一篇的末尾，前面还有半句，是“微斯人”。说微斯人，是已经有了斯人；我则只取后半句，是并没有斯人。有没有，差别很大。盖斯人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轻些是有抱负，说重些是有信仰。这抱负非范仲淹自创，而是自古以来不少仁人志士所共有。《孟子·离娄下》篇说：“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这道是自信为有道理的生活之道，如果有追根问柢的兴趣或癖好，还可以学新风，选用进口货，那是边沁主义，其私淑弟子小穆勒也认为可以依从的，具体说是：所谓生活的价值，应该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论断，作为人生哲学的一个信条，知方面问题不少，行方面问题也不少。但是人类有个或天赋或历练而来的大本领，是跳过（甚至视而不见）问题而活得称心如意。于是而某人舍己命救人命，我们赞扬不已，某人拾金不昧，我们也赞扬不已。我呢，所患是常识与哲理常常不能合一的什么症，以拾金不昧为例，依常识，我也觉得不坏，因为拾者积了德，失者得了财。但这只是常识。不幸是哲理常来捣乱，比如它插进来问：“德和财的究竟价值是什么？”至少是我，茫然了。这是说，我还不能抓住边沁主义而就安身立命。
说起安身立命，我昔年也曾幻想过。其时还是中年，胆大包天，并有春光易逝，绮梦难偿之痛，于是借用“苦闷的象征”的理论，也想立伟大之言，写小说。已定长篇两部，前者为《中年》，写人在自然定命下的无可奈何；后者为《皈》，写终于知道应该如何，或最好如何，有了归宿。明眼的读者当然可以看出，写无可奈何是有案可查；至于归宿，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后来终于没有动笔，说句狂妄的话，不是主观没有能力，是客观只许车同轨、书同文，而不许说无可奈何，以及不同于教义的归宿。我是常人，与其他常人一模一样，舍不得安全和生命，于是在保命与“苦闷的象征”之间，我为保命而扔掉象征，这是说，终于没有拿笔。这也好，不然，《中年》完稿以后，面对《皈》，我就会更加无可奈何了吧？
更加无可奈何，是因为找不到心的归宿，即不能心安理得。说心，说理，表明问题或困难不是来自柴米油盐，如想当年那样，“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正面说，现在是有饭吃能饱，有衣穿能暖；可是仍有问题，或更大的问题，是吃饱了，穿暖了，想知道何所为，穷思冥索，而竟不能知道是何所为。有时还想得更多，因而就扩张，直到爱因斯坦所说有限而无边的宇宙。它在动，在变，能够永在吗？即使能，究竟有什么意义？
缩小到己身当然就更是这样，由身方面看，再说一遍，我同其他常人一样，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烤鸭比吃糠秕下咽快，穿羽绒服感到比老羊皮分量轻，以至也，至少是有时，目看时装表演的扭而旋转，耳听昔日梅兰芳、今日毛阿敏的委曲悠扬；不幸是又有别，人家是吃了穿了，看了听了，身心舒适之外，还盼下一次，我则觉得，至多不过尔尔，少呢，那就会大糟其糕，而是心中暗忖，年华逝水，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思？显然，是连时装模特，直到梅兰芳和毛阿敏，也答不上来究竟有什么意思。我有时想，人类，或说人生，就是这样，都在吃、穿、看、听等等，用旧话说是都在饮食男女，而不知道，也不问，是什么意思。
不知，也不问，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至少在老庄眼里，是造诣高的人物。我则因为择术不慎，早已堕落而不能高攀，到老年就更甚。情况是身从众而心不能从众，比如见到大家所谓有意思的，领带男士和高跟女士蜂拥而上，我也许尾随其后，或破费或不破费，捞点什么。事过，这诸多男士和女士的所得，大概是“得其所哉”吧？我则力不能及，所以还要加一把劲，心里说：“应该不问有什么意思而相信确是有意思。此之谓‘自欺’，不能自欺，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自欺或者可以算做执著的一种（散漫的）形式，但其根柢是彷徨。彷徨是无所归依，所以或自问或人问，我的老年心境如何，我只能答，是“吾谁与归”。但一日阎王老爷不来请就还得活下去，如何变无所归依为有所归依？语云，得病乱投医，以下就用各种处方试试。
二、入 世
入世是和尚从印度经由西域带进来的附产物，因为没有“出世间”就谈不到入世。中国传统的生活之道，由性质（不是由数量）方面可以分为两大类，进和退，或热和冷。这主要是就对利禄的态度说的，以水边垂钓的人为例，姜太公代表热的一群，一旦得有权势者赏识，就扔掉钓竿去帮忙；严子陵代表冷的少数，被征入洛，与高高在上者共同过夜，不在乎，以至客星犯了帝座，其后还是南返，又拿起钓竿，去钓他的鱼。有入官场的机会而不入，虽然数目不多，也是古已有之，如传说的巢父、许由之流。所有这类人物，传统的称呼是隐士，只是不肯做官而不是出世间，因为同一切常人一样，还可以娶妻生子，吃肉喝酒。这样说，本节的小标题就有庞大或模棱的缺点，因为除理想的出世间之外，任何形式的生活，高如发号施令，低如长街乞讨，都是入世。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另一个既具体又合适的。不得已，只好借用古人常用的解题之法，是所谓入世，不过是顺应时风，用近视之眼看看左近，尽己力之所能及，尾随同群的人之后，人家怎么走，自己紧跟着而已。
题解了，自己看看，所指也还是不够明确。只好继续解，或边述说边解。由时风说起。如人人所眼见耳闻，现在的时风，就最重大的价值观念说，成为单一的，是，钱是一切。这一切中包容很多，如有钱是荣誉，从而阔绰，享乐，以至浪费，也是荣誉。人总是以荣为荣，因而趋之，以辱为辱，因而避之的，于是而弄钱（新潮语曰“发”）成为指导行为的唯一原则，即只要能发，就可以无所不为。有人会说，这也是来自“天命之谓性”，因为人总是趋乐避苦的，而乐，至少是常人的，绝大部分不能不以有钱为条件。所以就是人心古的时候，俗话也说：“人敬有钱的，狗咬挎篮的。”这样说，拜金主义有继承性，并非新创。
我也承认有继承性，但也要承认，这继承并非“无改于父之道”。改是变原来的非单一为单一。所谓非单一，以人为例，古代原宪与子贡对比，一贫一富，大量的书呆子都是高抬原宪而小看子贡。还可以以文为例，六朝有人肯写《高士传》，所谓高士，几乎都是清寒的；至于现在，昔年颂扬高士的笔，有不少变为努力为企业家立传了，因为据说，这会有大的两利。利者，至少在这里，是钱的别称，总之，还是上面说过的话，是为了弄钱，可以无所不为。这样，本节前面说顺应时风，莫非我也要舍掉刺绣文而去倚市门吗？不是。原因不单单是我清高，不屑，而是：一、无此能力，虽欲改行而不得；二、所求有限，深信钱超过某限度反而会成为负担。所以前面说顺应时风，后面紧跟着还说看看左近云云。
原话看看左近之后，还有尾随同群的人等等，是想尽量把范围缩小，以便如果自己真就有所欲，也伸手可及，不至于兴望洋之叹。这引“子曰”来助威，就是“君子思不出其位”。但看看左近同群的人，顺应时风的行事，限于以钱取乐、可有可无的，也太多了。为篇幅所限，也怕话絮烦听者会打瞌睡，想只说三项，都是司空见惯而行之者甚感兴趣的，仅仅算做一隅之例。其一可以名为内装修。内，我这里用，包括两种意义：一大，是住房之内；二、位未必小而体积小，是内人之内。这内装修也是古已有之，但确是于今而大烈。还记得当年，迁入新居之前，办法有简繁两种：简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繁是清扫后兼以粉刷，以求看着净而且白。现在不同了，即如新房交工，净和白自然都不成问题，可是依时风，你问已拿到钥匙的人何时迁入，必答：“内部还没装修。
”这所谓装修，据说小举是用什么花花绿绿的材料贴片，大举是还要换地的水泥为木条。小举所费数千，大举过万。但不如此则不合时风，也就不足以显示住室主人的讲究。这讲究能够换来亲友的赞叹，主要还是主人因赞叹而收获的心满意足。夫心满意足，“吾谁与归”之对立面也，依理或为利，我应该立即起而效尤。不幸是这时候哲理又来捣乱，以致心里又想，这又有什么意思？算了吧！算了，合于佛门的好事不如无之道，而且省了钱。可是所失甚大，是不能如热心装修者之在贴片或木条上安身立命。内装修的另一桩，旧所谓荆钗，变为手指之上，颈项之围，都金光闪闪，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且不说费钱，另外还有两个理由是：老随来不美，不会因为金光一闪就变为美，一也；腹中墨水不多，由金光闪闪一反衬，就会像是更少得可怜，二也。所以不如以汉朝的桓少君为师，还是卸掉珠光宝气，去推曳鹿车的好。总而言之，用内装修之法以求心安理得，在我是不能生效；而也就是为了“世说新语”的所谓“效益”，我虽然有意入世，也就碍难从众了。
于是转移到其二，由上文顺流而下，我名之为外装修，即各种形式的游历或旅游。说各种，表明一言难尽，只好举大类之例以明之。曰有远近。远是国外，如罗马、纽约之类。何以不远到南极、北极？因为太冷，不舒服。也可以是国内山水，山如泰山、黄山，水如三峡、西湖，都可以。以上称为远，因为要乘飞机或火车。改为乘公共汽车，甚至骑自行车或步行，如家住北京之登长城、入故宫，等等，都是近。旅游，还有一个大类，因为与钱有血肉联系，更不能不着重说说，是费由谁出。据说，依时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公家出，所谓公费旅游是也。这且不管，反正游就可以开阔眼界，充实心胸，也就可以取得心满意足，夸而大之，无妨说是也就换来安身立命，纵使是非永久的。可惜这个入世之道，我也碍难从众。责任应该全部由自身负。因为：第一，是自己已经没有东奔西跑的精力。这还是其小焉者，另有大的两种。其一应该排行第二，是多少年来一直认为，听景胜过看景，及至看到，会感到不过尔尔。其二应该排行第三，是对于楼太高，饭太贵，人太挤，我一直有些怕，夫战战兢兢，离安身立命就更远了。
外装修也不成，自然就转移到其三，是还我书生本色，寄心于书。这像是容易生效；而且有诗为证，是十几年前吧，曾诌一首打油五律，尾联云：“残书宜送老，应不觅丹砂。”连丹砂也不想了，可见必足以安身立命。其实，想当年，我也曾是这样，无多余之钱而有多余的精力，于是而四城跑，逛书摊书店，搜求自己认为不贵而又有意思的，幸而得到，高高兴兴拿回家，未必有时间读，可以插架，看着也高兴。高兴，不想其他，正是心有了归宿。诌打油诗，说“宜送老”，就是这样想的。这样想，在某时，对于某些人，应该说并不错。空口无凭，可以请藏书家友人姜君来作证，是他遇上好机遇，买到钱（牧斋）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已经过去几个月，同我谈起，还笑得合不上嘴。人生难得开口笑，以此类推，钻故纸，也就可以乐不思蜀了吧？然而，至少是我，就不然。何以故？最重大的原因是觉得，余年日减，精力日减，快用不着了。还有次重大的，是有不少好心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不收费而送，于是寺未加大而僧日多，先是占满架，继而占满案，仍扩张，截止到执笔之时，又将占满床。这样下去，书就成为侵略性的负担，还谈什么安身立命！
三项顺应时风的生活之道，上面说过，只是一隅之例，古人云，“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推而远远，入室搓麻将，出室进卡拉OK，就可更不在话下了。总而言之，顺应时风是从俗，浅易；求安身立命，涉及命，走浅易的路大概是不成的。
三、信 仰
浅易不成，只好走向对面，往深处试试。我的经验或领会，深是抓到信仰，即心有了归宿，自然就一切完事大吉。而说起信仰，就含义说也并不简单。如程度有浅深。我在拙作《负暄续话》里收一篇《祖父张伦》，说他一生致力于兴家，幸而不及见后来的连根烂，这兴家是他的信仰，就是与通常的所谓信仰相比也是浅的。深的种类也很多，如新旧约的信士相信死后可以到上帝身旁安坐，佛门净土宗的信士相信死后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都可以充当典型。就性质说更有多种。如适才说的相信能够坐在上帝身旁，相信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宗教的。
习见的还有政治的，如相信依照某教义革故鼎新，有求必应，心情舒畅的人世天堂就可以很快出现，以及望见教主就顶礼膜拜，视为平生最大幸福，就是此类。有信仰比没有信仰好，因为唯有具备了这个，心才能找到最后的或说最妥靠的归宿，也才能够心安理得，安身立命。这想法还可以引圣贤之言为证。圣是国产的，孔老夫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贤是进口的，英国培根所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孔老夫子的口气是盼望，如愿以偿没有呢？不知道，因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不能算，难定。至于培根，如果开始连生命的价值也怀疑，最终能够相信如何如何就得其所哉了吗？对于这些，也只能“多闻阙疑”了。
不必疑的是信仰有大价值而取得并不容易。这句总括的话说得嫌含混，还需要分析。有不少人真能像《诗经》说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或老子所想望的，“虚其心，实其腹”。这有如随着人流往前走，而不想问走向哪里，不想，也就用不着来个目标，即所谓信仰做支柱。也有不少的人想问问，即求有个信仰，以便清夜自思，或弥留之际回光返照，能够如赌徒的大胜而归。这类不少人的取得信仰，有难有易。难易之别由两种渠道来。一种是信仰的性质，这是带或多或少的神秘性而不求（或不能求）理据。
程度高者如西方净土，你乘超音速飞机往西飞几日夜也找不到，这是神秘性；如果你不是信士弟子，问是否有西方净土，信士弟子必以为你太可怜，因为将永沉苦海而不自知，这是不求有理据。程度浅的也是如此，比如你对于压在你头上的教义及其魔术般的功效有怀疑，并敢表示，得到的答复必是思想反动，急需改造。难易之别的另一个渠道是个人的气质或心态方面的条件。这也不简单，大致说，是头脑中知较多并遇事喜欢追问其所以然的，取得信仰就较难，反之就较易。记得过去谈这类问题，曾举我的外祖母为例。她不识字，信一种所谓道门，主旨大致是，信而有善言善行必可得善报，善报之一或最显著者是死后魂灵进土地庙，连土地老爷也要起身让座。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污染”，不信有灵魂，更不信有土地老爷，有一次，胆大并喜多言，说了这个意思，惹来的是充满大慈悲心的大怒，因为她既不怀疑自己的道门，又不愿意她的外孙一旦呜呼，会受小鬼和土地老爷的折磨。
很遗憾，我竟辜负了外祖母的慈心，是直到现在，不要说土地老爷，就是高出千寻万寻的，写在纸面上，由“说”“论”“主义”之类收尾的，仍是“吾斯之未能信”。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自负自夸之意；如果一定让我承认是自什么，那就最好说是“自伤”，因为我一直，或说越来越觉得，“伟大的哲学”确是应该“终于信仰”。没有信仰，等于前行赶路而没有目的地，不只可笑，而且可怜。我的可怜来于知之而未能行，或加重说，热切希望得到而终于尚未实现。关于这方面，近几年来我写过两篇文章——《怀疑与信仰》和《我与读书》，较详地说了望道而未之见的情况及其原因，内容多而杂，不便重复。
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或说理的角度，说说欲求而难得的情况。所谓理，是追问信仰的根柢，即所求究竟是什么。这显然应该由“天命之谓性”说起。也可以简而明地说，人，糊里糊涂地有了生，就无理由（儒家说得好听，是“率性”）地乐生。一切活动，由小到描眉，大到成家立业，一切希望甚至幻想，由小到上车不挤，大到长生不老，都来于乐生。信仰，寻求信仰，也是人生的一种活动，其本源当然也是乐生。于是由这里，我们就可以推出信仰的最深沉的所求，这是：上，不灭，往生极乐世界之类是也；中，不朽，人过留名之类是也；下，觉得怎么样活就最有意思，大至动手建造乌托邦，小至提笼架鸟，皆是也。
到此，由泛论收缩到己身，文章就好做了。具体说是，我之未能树立信仰，是对于这上中下三种，都不能不问理据而就接受。而一问理据，不幸我受了多种异道多种杂说的熏染，总是认为，这一切之所以看似有价值，都要以能“自欺”为条件。正面说，不灭是十足的幻想，事实是人死如灯灭；不朽云云确是事实，可惜是得不朽之名的本主已经不能知道；至于再世俗，以为如何如何就意义重大，至少是有趣，自欺的意味就更加浓厚。总而言之，我确信，如果能够像我外祖母那样就真是有福了，可是我苦于做不到。
但是还活着，总当想想办法吧？办法是由李笠翁那里学来的，曰退一步。或者说得冠冕些，取《礼记·中庸》的头部以下，即只要“率性之谓道”而不管“天命之谓性”。天命，只有天知道，不问可以省心。不只省心，如果不惮烦，还可以穿堂入户，也琢磨出一些说东道西的所谓议论。也就是本此，不久之前，我还不自量力，写了一本讲生活之道的书，取名《顺生论》。顺生者，即率性也。严格说，这够不上信仰，因为容纳自欺成分是有意的。但也无妨宽厚一些，称为信仰，因为“安”于自欺，能安，有了实效，也就不愧称为信仰。到此，借宽厚之助，我也算是有了信仰。也就靠有了这个退一步的“率性之谓道”式的信仰，以下的若干节才好写下去。
四、山林精舍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想升高官，或发大财，也在庐山之类的胜地来一所别墅，以便有时，带着如意之人，到那里住一个时期。精舍是佛教名称，专心修行者之舍，如印度的祈园精舍，中国通名为寺为庵者是也。这样，以山林精舍标题，莫非我也有意出家吗？一言难尽，因为非简单的“是”或“否”能够说明白。话要由远处说起。昔年我杂览，也看过一些有关佛教的书。又以某种机缘，与四众中的二众（比丘和优婆塞）有些交往。不与另外二众（比丘尼和优婆夷）有交往，并非有歧视之意，而是因为中国之圣，依礼，印度之佛，依戒，都是慎而远之。且说读了书，亲其人，对其生活之道就不免略有所知，并进一步，不免有所见。何所见？又是一言难尽。不得已，就多唠叨几句。还是由信和疑说起。记得不只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居士，意思是我信不信佛教。我说，在这方面，名实有点合不拢，比如，我写过有关佛学的文章，编过有关佛学的期刊，有些人，主要是佛门的信士弟子，望文生义，呼我为居士，我不便声辩，也就顺口答音，表示承认。而其实，我不是信士弟子，也就不能入四众之列。
不入，不是不肯或不屑，是不配。不配，是因为在信的方面我不具备条件。什么条件？恕我仍安于保守，不能尾随有些所谓信士弟子之后，高喊合时宜的口号，以求能生存，或快腾达。这保守的所守是佛门的基本教义：人生是苦，应以四圣谛法求证涅槃，以脱离苦海。如果是“真”的信士弟子，就应该“真”信这样的基本教义，然后是奉行。我呢，不要说奉行，是连信受也做不到。做不到，自然是因为有不同的想法。比如人生是苦，你问我是不是这样，而限定必须一言以蔽之，我只好答，不知道。如果容许多说几句，麻烦就来了，就是取总括而避具体，也要说，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等的各异，而看法必有种种不同。时、地、人、事、看法等都上场，就证明我们难于一言以蔽之。其中的事就更有走向反面的大力，比如不少已经出了家的，不是也常含笑，吃高级素菜，喝杭州龙井吗？然后说涅槃，与人生对衬，是不生不灭之境，我是常人，脑子里装的是常识，总觉得太玄妙，恐怕只能存于想象中。如果竟是这样，四圣谛法的“灭”成为水中之月，其余“道”无用，讲“苦”和“集”也就没有意义了。
以上是说，如果严格要求，我不能入佛门，称为信士弟子。但任何事物都可以分等次，严格之下有凑合，如果也容纳凑合，我就不能在长安大慈恩寺，甚至曹溪宝林寺，至少是山门之外，徘徊一阵子吗？我反躬自省，因为“山门”之下还有“之外”，我就无妨胆大一些，说：“总可以算做在信徒与异教之间吧？”这正面由心情方面说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向往什么？又是说来话长。长话短说，我是部分地或重要部分地同意佛家对人生的看法，是人生确是有苦，就是不走佛家斩草除根的路，也要承认，有不少刺心因而难忍的苦，是来于情欲。国产的道家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庄子·大宗师》篇曾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天机指与生俱来的资质，庄子分上下，恰好与常见相反，以红楼中人物为例，是傻大姐上，林黛玉下。佛家平等看人，认为都有情欲，因而就都有苦。治病要除病源，所以佛家的灭苦之道是扔掉情欲，戒律数百条，所求不过如此。
这看法和办法，问题不少，而且不小。只说两项：一轻，这做得到吗？另一重，假定情欲能够除尽，那还能够称为人生吗？在这方面，我一直觉得，还是儒家玄想成分少，不问“性”之所自来，以及好不好，设计生活之道，安于“率性”。率性会出毛病，或危及个人，或危及社会，要补救，办法是“修”，或说以礼节之。佛家除病心切，或说去苦心狠，不满足于修，主张砍掉。这难度大，但是，至少我觉得，值得天机浅的人参考，或进一步，引以为师。我自己衡量，实事求是，属于天机浅（或很浅）那一类，于是，为了安身立命，至少为了心境平和，就宜于不停止于儒家的修，而进一步，兼到佛门去讨些对症药。到此，可以话归本题，是有时，甚至常常，我也想扔开笔砚，到山林精舍去面壁，撞钟。佛家的顿悟，道家的坐忘，我不敢想，原因之一仍是天机浅，之二是境界过高，疑为恐非人力所能及，但退一步，只求于静寂的环境和生活中，思减少，情减弱，心境由波涛起伏变为清且涟漪，也就可以安身立命了吧？
但是这也有困难，不是来自理想，而是来自现实。现实有比较明显的，来于客观。这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经没有这样的山林精舍。原因是，大革命之后，一些幸存的都是赫赫有名的，趋钱第一的新潮，辟为旅游点，于是山林就变为比市井更加市井，住进去，求心静就办不到了。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山林精舍，会容纳我这样的信徒与异教之间的人吗？现实还有比较隐蔽的，来于主观，是入山林精舍，求静寂，如果天机浅的本性执拗不变，还会有忍受静寂的能力吗？至少是未必。这就会使想象的心向往之化为肥皂泡，五光十色，只是一刹那就成为空无。不得已，只好把一度飞向天空的心猿意马收回，改为想想坐而能言、起而能行的。
五、玉楼香泽
这个题目，或者不当写，因为玉楼中人是红颜的，不宜于像我这样白发的人，哪怕只是平视一下。也实在难写，情境幽微，就是在所感中并不微弱也嫌形质恍惚，难于用语言捉住，一也；勉强捉，言不尽意，甚至言不称意，就难免惯于巧思的人见清辉而推想必有玉臂之寒，二也。可是再思之后，还是决定勉为其难，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此一境，躲过，有违应以真面目见人之义。真面目是什么？姑且算做泛论，是桑榆晚景，与玉楼香泽，也还是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多种牵连。干脆就沿着泛论说下去。孟老夫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是不多，但终归是有，我这里借古语表今意，是这不多之中，就应该包括“情爱”的远离生育之根而蔚为大国。为大国，是独立了，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说重大的。一种是希腊哲人柏拉图所想象的，情离开欲而独自飘摇于清净的精神世界。这或者是惯于玄想的哲学家的愿望，就算是愿望，估计禽兽是不会有的，所以也就无妨聊备一说。一种是衡量人生中各种事物的价值，至少是西学占上风之后，除某种教义的信徒以外，都把情爱举到上位。还有一种，与本题关系更密切，是老境的岑寂，至少是为数不少的人，感到或兼认为，是来于情爱的渐渐远去。
感到岑寂是有所失，或有所缺，要补偿。但这很难，只好拉一些可能的充数。想不知为不知，限于男本位。先说现实的。旧时代，男尊女卑，男，天机浅而地位不低的，白发而愿近红颜不难，如白乐天，而且不只一个，有樊素和小蛮。可是这近之中有不少力的成分，非纯的情爱，能够算数吗？至少是并非满宫满调，有白自己的诗为证，曰：“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这是不免于“冯唐易老”之叹。其后，也是有名的文人，钱牧斋或者可以算数，得24岁的才女柳如是，是女方自己找上门的。东山酬和，不只自己得意，还为其时及其后的不少老书呆子所艳羡。以上白和钱都是实得，即情爱有了寄托之所。
退一步，不得而情爱仍有所寄托，可能不可能呢？苏东坡词有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厢情愿，想来机会不少；至于如《聊斋志异》所写，意中人真就自天而降，那就真如《庄子》所说，“是旦暮遇之也”。现实难，还有幻想的路。可以分为清晰和模糊两个级别。清晰的，可以举堂吉诃德为代表，持长枪，骑瘦马，带着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出征，心里时时想着有美丽的杜尔西内娅小姐呵护，就既有信心可以打败一切魔鬼，又可以虽处处碰壁而心情舒畅。写到此，禁不住要喊，美丽的杜尔西内娅万岁！可是喊，如果没有堂吉诃德那样的痴迷气，这条路必是坎坷而难通。于是不少书呆子就甘心，或不得不再退一步，安于得个模糊的，而且大多是顷刻之间的。这是指读某些诗文，依傍纸面上的文字，添油加醋，以描画其形，体会其情。如真就盼情爱如饥渴，读下面这样的诗词，就会似有所得，或慰情聊胜无吧？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李商隐《无题》）
落日逢迎朱雀街，共乘青舫度秦淮，笑拈飞絮罥金钗。？？洞户华灯归别馆，碧梧红药掩萧斋，愿随明月入君怀。（贺铸《掩萧斋》）
两首“写”的境都会使人感到飘飘然，这是其所长。但也有所短，是前一首，终于“嗟”，后一首，终于“愿”。可见幻想不管如何美妙，变为现实终归是可欲而难求的。
泛论论得差不多了，图穷而匕首现，不得不现身说法，即对于玉楼香泽，我是什么态度，也应该说说。说，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明白。原因是：一、我是常人，而且是天机浅的常人，就不能不与常人一样，去日苦多而有时仍不免于有玉楼香泽之思；二、幸或不幸，我念过《庄子》，并觉得“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的看法大有道理，又接近过佛门，并觉得苦来于情欲的看法也大有道理。觉得是“知”，如果是真知，或良知，照王阳明的理论，我就应该并能够修不净观、效颜回的坐忘而大有所获吧？可惜我天机过浅，不只如胡博士所说，陷于“知难，行亦不易”，而且加了码，成为“知难，行益不易”。不能行，则不净观、坐忘等等就成为天边的彩虹，虽然美，可是抓不着。在这方面，我还有自知之明，是文字般若之后，就不再想抓。这是说，至少是单看行，就坦然走率性一条路，即有玉楼香泽之思就任其有。有是存，会变为放，这见于形迹，就成为住地震棚时作的打油诗，并收入拙作《负暄琐话》的《神异拾零》篇。诗云：
西风送叶积棚阶，促织清吟亦可哀。仍有嫦娥移影去，更无狐鬼入门来。
推想会有力争上游并具大悲心的好事者要说，《聊斋志异》不只多写狐鬼，也不少写仙女，你为什么期望狐鬼入门而不期望仙女入门？答曰，非不期望也，乃不敢奢望也。提起奢望，又想起一首打油诗，是：
几度微闻剥啄声，相依锦瑟梦中情。何当一整钗头凤，共倚屏山对月明。
这像是仙女不只入门，而且“犹恐相逢是梦中”了。真会有这样的梦吗？无论如何，由桑榆而走到玉楼香泽，而仙女之梦，总是跑得太远了。其实本意不过是想说，由情思方面看，老年的生活，常常并不像他们形貌所表现的那样单调。人生只此一次，在即将离去之前，也许正应该不这样单调吧？
六、事 业
玉楼香泽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即，应该赶紧收视反听，回到地面之上。于是未能免俗，也想想事业。何谓事业？表现形式万端，本质则很简单，不过是求多占有而已。多占有，旧时代所谓富有天下，是拔了尖儿的，诸葛亮《出师表》所谓“先帝创业”之业是也。这样的业缺少时代气息，又依照什么规律，四海之内不只一个孤家寡人，人人求多占有就不能不争，争则不能不有胜败。于是而必有刘邦的享受朝仪之乐，项羽的乌江自刎之苦。乐，苦，有别。其别，用枝节的眼看，可能来于多种条件的差异；用整体的眼看就不同，而是总会有不少倒霉的。所以古往今来，道不同，有的人，如庄子，就主张宁可“曳尾于涂（途）中”。但庄子也要吃饭，有“贷粟于监河侯”为证；也娶妻，有“鼓盆而歌”为证。这是说，不管如何谦退，也不能一点不占有；何况花花世界，又有几个人肯谦退呢。
所以，至少是就常人说，大前提，就不得不承认事业的必要性。其下的问题是最好创什么业。这也可以分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两个级别。理想，当然是最可意的，像是问题不多，或不大，其实不然，主要原因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各个，一言难尽，只好还是由概括方面下口。概括不能离开常人，创业的所求是什么呢？不过是多占有，以期有生之年多享受，百年之后得不朽而已。可是说到享受，说到不朽，又是各式各样，而人心之不同，又各如其面。总之，就是限于理想，事业以何者为上也不好说。不得已，只好扔开理想，谈现实。现实，限于现时的，也可以概论。如人人所眼见耳闻，求多占有，择术，要利于多拿权，多拿钱（指不违法败德的）。但由此概论就不得不立刻跳到具体，即所谓个人或更切近己身的条件。比如己身是小民，离权十万八千里，走多拿权的路就必不通；同理，多财善贾，如果既不多财又不善贾，想走多拿钱的路也就难上加难。但天无绝人之路，客观，事业有大小，主观，所求有多少，即如蝼蚁之微，只要锲而不舍，也会有所建树吧？
有所建树，是乐观的大话；我的本意还是泛说。但依理，泛说就不排除己身，我是否想以此为由，自己也跳出来，大吹一通？曰，不敢，也不配。也许有的宽厚的相知会说：“古有三不朽之说，曰立德、立功、立言。单说立言，你手勤，这些年写了不少，还不是事业上有了成就吗？”我说，写了不少是事实，但能否算做事业，至少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不管仁者智者，我说我自己的。未必能够算做事业，理由很多，可以统于一纲，曰并非主动。任何人都知道，看做事业，都是要，或说有浓厚的兴致大举出击，如为权之竞选，为钱之大做广告，就是好例。我呢，提到手勤的写就不怎么堂皇。记得几年以前，知道赵丽雅女士是投切西瓜之刀而改为执笔以后，我曾表示惋惜，并把此意写入一首打油五律，尾联云：“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但终于没有改行，原因很简单，是除拿笔涂涂抹抹以外，什么也不会。自然，其他不会，也可以不写；而勤于写，不正好证明是主动吗？曰：仍是不然。理由，由远到近可以举出三种。
其一，又须扯到“天命之谓性”，我多年来喜欢杂览，览，就难免把别人的各式各样的所知和所见收揽到自己的脑子里，然后是经过自己思考，也吵架也融合，竟生长出一些自己的。而仍由本性来，没有孔老夫子“予欲无言”那样的弘愿和修养，于是有所知所见，就禁不住想说，或想拿笔。依时间顺序就过渡到其二，是学至不惑，躬逢说话会犯罪的特殊时代，于是由故纸堆中找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破烂儿，藏之心中；说藏，表明就不再说，更不写。但正如俗话所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有变，法也有变，不少人张口了，拿笔了，我见猎心喜，又因为饥者易为食，正如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忽然碰到容许放开肚皮吃的炸油饼，天理人情，自然就难免狼吞虎咽。这是说，多写一些是时势使然，动力并非皆由己出。还有其三，是我老了，既然还活着，就不能不干点什么。干什么呢？入卡拉OK之类，不会舞，不欣赏唱，更怕挤；远游之类，没有精力。而上天以平等待人，一昼夜同样是24小时，如何遣此长日？左思右想，还是只有铺上稿纸，涂涂抹抹一条路，这情况，仿古话说就是，因为日暮途远，所以才执笔为文。
这样成的文，我自己看，还有两种难于高攀称为事业的缺点。一种是无计划，也就可见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志。以《禅外说禅》和《诗词读写丛话》两种拙作为例，费时费力不少，而说起写的缘由，前者不过是受老友玄翁的一激，后者不过是受上海拘翁的一促，激和促都是他力，也就是并非主动。这还是主题有定的，至于《负暄琐话》之类，就下降到篱下去闲谈，离“藏之名山”就更远了。另一种是所说都未必能够合于圣道，通于世风，此一己之私也，用新潮的算盘核计，会有什么社会效益吗？这后一种缺点来于旧习的不会作时文，其更深的来由也许竟是如苏东坡之一肚子不合时宜，夫装束的人面不入时，尚且没有人愿意看，况纸面上之文乎！
可是，有的评论来于恕道，有的评论来于世道，说我写成书，灾了梨枣，并引出一些读者口袋里的钱，正是事业方面有了成就。据说灶王老爷上天，好话多说，连玉皇大帝都听信，我乃匹夫编户之民，何必顽固不化，而不顺水推舟呢？也好，如果天假以年，我还要写，而执笔之时，竟至相信这就是自己的事业，其后随来的也许就是世风吹来的胜利、光荣之类吧？谢谢。
七、友 谊
人要活，可是活并不容易，所以希望，或说需要，从多方面得到帮助。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是朋友。可以引旧话为证，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也可以引新话为证，是难办的事，拍拍肩膀，叫一声“哥们”，就会变成易办。正是友之时义大矣哉！但同是大，我的体会，程度又会因年龄的差异而有不同。记得一年以前吧，在电视上看《人到老年》连续剧，有些感触，也因为演老年之一的韩善续是熟人，就写了一篇评介。主要知见是同意剧的主旨，老年人都有难以消除的孤寂之感，可怜。写评介不能止于此，于是进一步，由天道兼人道下笔，说老年心境上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先是天弃之（身和心都下降），然后才是人弃之（轻而远之）。这样说，姑且假定衣食等物方面的条件都不成问题，老年的可怜仍是来于定命，命也，又有什么办法？
两条路。一条是认命，虽然如《庄子·大宗师》篇所设想，是无上妙法，可是由常人看就成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之法是忍受。另一条路是至圣先师的“知其不可而为”，或更积极些，如荀子所想望，人定胜天。胜天也要有办法。办法像是同样不少，我想其中之一，或重要的之一，应该是于友谊中求安慰，求喜悦，甚至求心安理得。友谊有各种情况。如东汉的张劭和范式，是最上等的，其下由上中到下下，说也说不尽。专说以老年为本位，单从年龄方面着眼的，可以是忘年交的小友，也可以是年龄不相上下的老友。我的经验或偏见，如果容许挑选，那就还是要年龄不相上下，并且交往多年的。因为，且不说易于心心相印，只说记得经历的旧事多，翻翻旧账，哪怕其中有不少忆及会脸红的，说说，也会大有意思。
写到此，不由得想到老友之一的刘佛谛。可惜他在60年代后期，本性并不整饬而竟不能忍，过早地自动去见上帝了。列他为老友之（第）一，是因为他具有相交时间长、一同过过穷日子、谈得来、住得近几个条件。这样的一个人离我而去，当时的心情动荡，主要还是为他而悲痛，为世事而感慨。这是说，没有多从自己方面考虑。何以故？原因有主要的，是自己还不很老，也就还没有彰明较著的天弃之、人弃之的感觉。原因还有次要的，是自顾不暇，想别人的余力已经不再有。是将近二十年之后，我有了自顾之暇，虽然天弃之、人弃之的感觉还不很明显，孤寂之情（以及之实）却渐渐滋长。这使我不能不想到老友，尤其是不能再对面谈笑的他。这怀念之情写入《负暄琐话》的《刘佛谛》一篇，开头一段是这样：
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怀念属于望梅止渴一类，为了真能止渴，应该把目光移向健在的。这在80年代早期，写怀念刘佛谛文章的时候，也还有几位，可惜绝大部分不住在北京，不能像刘君那祥，差不多每逢周末，就推门而入。还有更可惜的，是这一些人之中，又有几位先我而去，于是到目前，借友情以破孤寂的希望就更加渺茫。天命如此，我还能做什么呢？也只是翻腾一些旧事，以表示曾经不孤寂而已。旧事不少，想只说两个人的：一远，是天津齐君，三年前逝世的；一近，是北京裴君，五年前逝世的。重点是说靠友情以破老年孤寂的难于如愿，所以多说近年。
齐君名璞，字蕴堂，长我一岁。同乡，所以20年代中期起就认识。他先在家乡教小学，其后一直在天津工作，我们交往不少。最后由中学退休。年趋古稀，一次骑车被人撞倒，骨受伤，其后走路就不能灵便。由他那方面说，病而不富，就更加思念老友。我当然理解这种心情，何况也多有这种心情，他的生辰是中秋节，所以成为惯例，我和老伴每年秋天到天津去看亲友，总是中秋节前一两天到，节日那天中午到他家，共酒共饭。见面时间不长，可是所得不少，是感到并没有被世间所有的人都忘掉。是他去世前一年的中秋节，我们同往年一样，又聚会。看得出来，他的健康情况明显下降，消瘦，咳嗽，精神不振。席散的时候，他说：“能不能春天也来一次？”我还没想好怎样答，他小声说，像是自言自语：“还见得着吗？”我大概把常态看得太牢固了，没有在意，而来年的初夏，离中秋节还有四个月左右，他果然等不及，就走了。
另一位是裴君，名庆昌，字世五，长我两岁。我们关系更近，因为：一、不只同乡，而且同村；二、同时上小学，在同一个课桌上念共和国教科书；三、由启蒙老师主盟，结为金兰兄弟；四、由30年代起，又相聚于北京，连续五十多年，住在一城之内，常常见面，直到送他到八宝山，几乎没有分离过。以下专说这第四的长相聚。他来北京比我早，是上中学。只念了二年，因为家境突降，必须自己谋生，改为在街头卖早点。在外城菜市口一带，与两位表兄住在一起，共吃而分别卖自己的豆浆、杏仁茶之类。他忙，下午备货，早晨挑担出去，所以聚会总是在他的住处，对着灯火共酒饭。酒总是白干，饭常是小米面窝头，家常菜一两品。可是觉得好吃。
更有意思的是裴君记性好，健谈，两三杯酒下咽，面红耳热，追述当年旧事，能使我暂时忘掉生活的坎坷，感到世间还有温暖。就像这样，连续几十年，一年聚会几十次，就使我们的友情不同于一般。怎么不同？难于说清楚。我认识人不算很少，自然也就间或有交往，交往中会感到善意，甚至亲切，可是与裴君相比，就像是远远不够。一般的友谊，比喻是花，与裴君的是家常饭，花可以没有，家常饭就不能离开。可是他终于先我而去，一年四季，晚上还是至时必来，我常常想到昔日的聚会，也就禁不住背诵《庄子·徐无鬼》篇的话：“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话归本题，“老者安之”，安，也靠友谊，可是这个处方不难，买到高效药却大不易。
八、为无益之事
这题目是从清代词人项莲生《忆云词》的序里借来的，说全了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类意思，就我的记忆所及，西方的名人也说过。早的有莎士比亚，忘记哪一个剧本里有这样的话：“连乞丐身上也有几件没用的。”（我想插一句话，是项上有金链、指上多金环的女士闻之，可以更理直气壮矣。）晚的有罗素，曾著文（原为一篇，后即以之为一文集之书名），题目是In Praise of Idleness（商务印书馆有译本，名《赞闲》，其实“懒散”较“闲”义更近），歌颂懒散，不急功近利，而又不能身心如止水，也就难免为无益之事了。这里所谓益，可以大，指国计民生，可以小，指个人名利；显然，无益，就既无关于国计民生，又无关于己身名利。但习惯用法，也要无害。年轻人是不是需要这样呢？项莲生年未至不惑就死了，他所谓无益之事是填词，可见始作俑者是认为年轻人也需要的。
他需要，是遣有涯之生，如果他真有这种实感，像我这样年龄比他不只加倍的，就更宜于用他这个妙法，因为不只是遣有涯之生，而且是遣更有涯并深知必不能再有所作为之生。这是来日无几之实加上俗话所说老了不中用之实，如果不为无益之事，生活就该更少欢趣了吧？我要挣扎，死马当活马医，于是，算做自欺也好，就随机，碰到无益之事，只要是性之所近，为之就会换来或多或少欢趣的，就为。为了贴近题目完篇，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说明一下。一是上文提到的涂涂抹抹，算不算无益之事。我想不算，因为算，推想必有人反驳，说那是事业，而且换来稿酬。抬杠与为无益之事的精神不合，以息事宁人为是。二是好事者会想知道，这无益之事，单说我乐于为之的，究竟有哪些。哎呀！这是大革命办法，让我交代。我怕，所以想避难就易，只说由现前抓到的三个，我孜孜为之，并直到目前还未感到烦腻的。依《颜氏家训·涉务》的精神排列，这三个是：集砚，刻闲章，诌打油诗。
由排头说起。我年轻时候误入歧途，由有禾草味的家乡出来，而通县师范，而北京大学，所近之地为课堂和图书馆，所近之人为老老少少书呆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渐渐，于各种学之外，还迷上法书。说法书，不说书法，因为书法要兼动手，如我敬重的启功先生就是，只迷法书，就可以君子动眼不动手。其后是由法书连类而及，也喜欢砚。喜欢，人之常情，如佳人，就愿意筑金屋藏之，砚也当准此。幸而砚比佳人体积小，且不食不动，没有金屋也可以藏，于是先是想买，继而真买。起初不辨佳劣，上当次数不少；借阮囊羞涩之助，损失不多。九折肱者成良医，渐渐也就能够辨质的佳劣，款识的真伪。眼力好转，但得佳砚，还要靠有多余之钱，天助之缘，所以总计半个世纪，所得，能够摆上桌面，让同好看看的，为数很少。
至于总数，由手头过的不算少，可是有些送了人，有些在大革命中扔掉，直到目前，才烦王玉书先生刻一半自慰半自吹的闲章，曰“半百砚田老农”。这半百中包括一些新得的歙砚，家住歙县的一位中年友人寄来的。由这条路收些新砚，也可以模仿时文八股，罗列意义多种。其一是旧而佳之砚已不可见，万一遇见也买不起。其二，新而佳的端砚，如出于老坑的，小则数千，大则逾万，也买不起。其三是没有和尚，秃子也未尝不可充数，此李笠翁之贫贱行乐法也。其四，何况寄来之砚，有眉子甚至金星等花样，做工也不坏，颇可以玩玩。其五，说起雕刻之工，是出于一女砚工之手，我求顾二娘不得，也乐得遇见今代顾二娘，于是求赵丽雅女士用《十三行》式闺秀小楷，书“新安杏珍女史造”几个字，寄去，其后寄砚，有的居然就刻上这样的款识。总之，我用这个为无益之事的办法，费精力不很多而所得不少。老年，“戒之在得”，是圣训，可是在这类事情上，还是为无益之事实惠，那就暂时不管圣训也好。
其次说刻闲章。刻闲章要先有图章石。买石藏石，我也未必没兴趣，只是因为好的，即使小也很贵，不敢问津，所以直到现在，也几乎没有能够上桌面的。又所以不敢上追米颠，爱而拜之，而只是利用它，并揩相知的篆刻家之油，刻上几个字，以过自我陶醉之瘾。多少年来，闲章刻了一些，文不当离题，只说成于近年并认为值得说说的与佛门有关的两方，一是“炉行者”，另一是“十一方行者”。先说这炉行者的一方，为上海翁所刻，这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文字的含意，计值得大书特书的共有三项。其一，我虽然没出家，却曾长时期在山门内外徘徊，称为行者，自信可当之无愧。其二，炉者，因为在干校曾受命烧锅炉数月也。其三，说来会使禅门的信士弟子并惯于耳食的肃然起敬，因为六祖慧能，得五祖衣钵之后，广州法性寺剃度之前，也只能称为“卢行者”。这会有假冒之嫌吗？管它呢，反正得这么个大号心里舒服。再说另一方的十一方行者，为北京让翁所刻。取义既简单又明确，是：和尚吃十方，曾有不少次，和尚招待我吃素斋，我比他们多吃一方，故成为十一方，凡事以多为胜，我自己觉得也就占上风了。
最后说诌打油诗。我的旧家风，间或读诗词，决不写诗词，因为自知无此才此学。不幸这旧家风也被大革命革了命，是由干校放还之后，闲情难忍，万不得已，才乞援于平平仄仄平，以期还能够活下去。尝试，也积累一些经验，其中最能产生（人生的）经济效益的是：想自讨苦吃，写正经的；想取乐，写打油的。昔人昔事也可以为证，如杜公子美，不打油，总是写《羌村三首》之类，自然就不免于“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加以为安老，我拿起笔，常常喜欢打油，也就从其中捞到不少油水。为篇幅所限，只举五言的绝和律各一首为例：
有梦思穿壁，无缘听盖棺。南华寻坐忘，未废日三餐。
无缘飞异域，有幸住中华。路女多重底，山妻欲戴花。风云归你老，世事管他妈。睡醒寻诗兴，爬墙看日斜。
思穿壁，没有真穿，无益；骂完管他妈，上公交车仍不能不用力挤，也无益。但这类无益一时能使我眉飞色舞，人生难得开口笑，敝帚自珍也罢。
九、衣褐还乡
这题目有远祖，是别姬的项羽所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有次远祖，是舍身同泰寺的萧衍所说：“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之忧矣。”可是承嗣不能照抄，因为我既未富又未贵，只是思故土的心意一点通，所以用了换字之法，说是衣“褐”还乡。这说的还乡还同于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简而明地说，是到风烛之年，才更有故土难离之感。关于这种情怀，不久前我写了两篇小文，一篇是《吃家乡饭》，说一日三餐，总是想吃幼年在家乡吃的那些；一篇是《狐死首丘》，说大有结庐在乡土之意，而多方牵扯，事实难于做到。这次写，像是没有什么新意好说，但既然要坦白老年的心境，略去则不合为文的体例，所以不避旧话重提之嫌，再唠叨一次。
说起家乡，一言难尽。这言，有离乡之人共同的，用情意最深重的话说，是叶落要归根。有我独有的，是这根竟有了变动。如何变？为了偷懒，抄《狐死首丘》那篇写的：
说就不得不从头。为不知者道，先要说家乡。这也不简单，因为应该是一个（指出生地），而现在是两个。我出生地，就出生时说，是京东香河县的南端，北距运河支流青龙湾十里，西北距香河县城五十里。这出生地的家乡受了两次严重打击。一次是解放之后，政治区域变动，青龙湾以南划归武清县。另一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家乡的老屋全部倒塌，家中早已无人，砖瓦木料充公，地基改为通道。我只好放弃这个出生地的家乡，原因之一是无房可住，关系较小；之二关系大，是改说为武清县人，心情难以接受。但无家可归也不好过。恰好这时候与香河县城的一些人士有了交往，他们有救困扶穷的雅量，说欢迎我把县城看做家乡，并且叮嘱，何时填写籍贯，要写香河县。我不胜感激涕零之至，并每有机会填写籍贯，必大书香河县，以表示至死不渝的忠心。
两个，关系不同，情况不同，因而唤起的感触也不尽同，总的说是，前者失多得少，后者失少得多。以下分说常常浮现于记忆中的得和失。
前一个，入世后的最初十几年是在那里过的，可怀念的当然不会少。就是现在脚踏实地，或只是在想象中，也还会碰到不少熟识的形貌，大到街巷的格局，小到亲串的名号。可是遗憾的是，必伴来强烈的禾黍之思。举家内和家外各两种为例。说起家，最值得伤痛的是这个家已经化为空无，于是幼年生活的许多欢娱，如年时的提灯放炮，冬夜的围坐吃炒花生，以至外出晚归之受到狗的欢迎，等等，都成为更加镜花水月。村西端的场地兼菜园没有了，想到当年，秋风过后的清晨，到枣树下拾落枣的情形，也不免于怅惘。村外，东北行约二里的药王庙，是小学所在地，当年曾在后殿观音大士旁过夜，现在是小学仍在，不要说坐莲花的观音大士，是连殿也没有了。由药王庙东南行到镇中心，路南有关帝庙，年底卖年画的地方，风景的，故事的，都曾使我儿时的心灵飞向另一充满奇妙的世界，现在也是都没有了。不幸是记忆以及伴随的怀念之情并不因现实之变而变，于是这个家乡，如果容许我评价，就具有两重性，是既可亲近又不可亲近。
不得已，我也只好接受韩非子的理论，“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忍痛扔开前一个，只取后一个。这后一个，如上面所说，只是情谊的接纳，并没有定居，如何成为家，至少是看做家。曰，因为有热情的东道主，也就有了安适的食宿之地。任人皆知，在异地有食宿之地，要靠人事的因缘。这因缘，牵涉面广，琐碎，幸而不说也关系不大，决定循前一个家乡之例，多说自己的感受。显然也只能说一点点印象最深的。由近及远，先说家门之内，是一日三餐，可以吃地道的家乡饭。这家乡饭，并不像都市高级餐馆，菜要精致，有名堂，而是朴厚，实惠，但是至少我觉得，更好吃；而且有口腹之外或说精神方面的获得，请孟老夫子代为说明，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再说家门之外，大宗是散步于大街小巷，逛集市，那就可以看乡里人，听乡音，以掠取“纵使是衣褐还乡，也终归是还乡了”的满足。美中不足的是，当年常见并印象深的，如方正完整的砖城，城中心的观音阁，东门以北城上的魁星楼，都不见了。语云，在劫难逃，想开了也就罢了。
还有想不开的，是因为把它看做家乡，就觉得连青菜都比其他地方长得肥嫩，好吃，就是有了难以理喻的留恋之情。这情会产生叶落归根的想望，也许正是来于叶落归根的想望。说起叶落归根，中国的传统办法是先下手为强，比如有官位，致仕，就立即衣锦还乡；无官位，在外混得差不多了，或得意或失意，也要及时返故里，无事可做，可以废物利用，看孩子。现在不同了，是哪里领粮票哪里就是家。可是历史是连续的，有不少遗老遗少，或只是仍珍藏遗老遗少思想的，还是愿意叶落归根，先下手为强有困难，就弥留之际叮嘱下一代，千万把骨灰送回去，如我的业师死于台湾的钱穆先生就是这样。
我非遗老遗少，又凡事惯于甘居下游，可是也竟有纵使模糊却并不微弱的叶落归根的情怀，而且有时像是真想先下手为强，趁仍能室内看《卧游录》、出门挤公交车的时候，衣褐还乡。这是说，听从幻想，我就会迁入家乡的某一个小院，换面对稿纸的生活为伏枕听鸡鸣犬吠，出门踏乡土，听乡音，吃家乡产的豆腐脑之类。显然，这一切美妙是来于幻想！另一面还有力大无边的现实，即多种组成无形纽带的社会关系，想动，就必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面是想，一面是难，如何处理？还是只能用李笠翁的退一步法，可以大举，是忙里偷闲，乘车东行，小住三两日；可以小举，仍是秀才人情纸半张，如曾诌《己巳荷月述梦》一首，说：“幽怀记取故园瓜，欲出东门路苦赊。月落天街同此夜，也曾寻梦到梨花。”写思而不得之感，就是。总而言之，家乡虽然是理想的安老之地，却思而难得，人生不如意事常十八九，可叹。
十、随所寓而安
《庄子·大宗师》篇说，道家心目中的圣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后一句郭象注：“随所寓而安。”其意是，因为能够随所寓而安，所以睡醒以后才无忧无虑。说所寓，不说所遇，是表示在任何处境中都心情平静，意义更深。这里取此为题，是因为以上说了（我的）老年心境或说安老设想的许多方面，都是处方不少而疗效不大，现在到该结束的时候，譬如作战失利，一退再退，已经退到必须背水的地方，只好由庄子那里讨个法宝，孤注一掷，试试能不能有点转机。
我天资不行，思而不学，就连“师姑元是女人作”也不能悟出；正面说，是所有关于人生之道的所说所想，都是偷来的。被偷的老财有离家门远的，如边沁、罗素之流；只说离家门近的，是儒、道、释。范围还要缩小，限于本篇会用到的，是“老者安之”，他们有没有办法呢？儒之圣，孔子，说自己的修养所得，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这是所得，至于取得之方，可惜没有简而明地一言以蔽之，于是，至少是对于我，就用处不大。勉强搜寻，“戒之在得”一句还值得思考一下。剩下道与释，释主张用灭情欲之法以驱除烦恼，还是我看，与道的任运相比就难得占上风。说理由，一方面是行，太难，且躲开实事，只看戏剧所扮演，已入门的，有的下山了，有的思凡了，可见情欲，不要说灭，就是减又谈何容易？另一方面是理，释求灭是来于怕苦，又连带而殃及情欲，都不免于执著，或说放不开；至于道，就把这一切都看做无所谓，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所以风格更高。随所寓而安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由道家看，人生于世，时时应该这样，由我看，至少是老年，可以这样。所以，为了安老，乞援于道释，我的想法，无妨以道为主，加一点点释。
以道为主的生活态度会引来非议，只说两种。一种来自争上游，可以是哲理的，说不如走荀子的路，求人定胜天；可以是社会的，说不如走陈胜、吴广的路，求变不可忍为可忍。上游，也许很好或较好，但是，正如《左传》僖公三十年烛之武所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无能为而仍不能不活，所以只好退守，安于居下游。另一种来自考实际，说长此心安是幻想，因为可遇之境千差万别，总有些境，如饥渴、病苦、刑罚之类，是难得心安的。这说得不错，以之为根据评论道之为道，是应该承认，失之把客观的影响看得太轻了，把主观的力量看得太大了。但我们也要承认，太大失实，并不蕴含缩小也失实，比喻为真药，大病未必能治，治小病也许还可以吧？佛家说境由心造，也是不免夸大，但常识也承认情人眼里出西施，可见主观也不是总不起作用。这样，我想仍用退一步法，把随所寓而安的“所寓”限定为不过于恶劣的，用道家之道，看看能不能取得“而安”。
这道，有“行”方面的表现，是任运，或加细说，不求得，不患失。得，失，指常识认定的，如贫富，富是得，贫是失，荣辱，荣是得，辱是失，穷（用古义）达，达是得，穷是失，聚散，聚是得，散是失，大到生死，生是得，死是失，小到与人有小接触，所得为笑脸，是得，所得为咒骂，是失，等等，都是。得会带来乐的情绪，失会带来苦的情绪。道家的所求，所谓心安，主要是对付失，以及带来的苦。其意境是视失为无所谓，也就不以为苦。这是内功，借用佛家的话说，是对境心不起，显然不容易。因为不容易，也许有时还需要“理”来帮助，这理是：一、一切都是自然的，就无妨冤亲平等；二、一切都没有究极价值，因而求什么，舍什么，就都不值得。显然，如果我们能够坚信此理，并惯于视得失（或小得小失）为无所谓，至少是有些烦恼，可以消除至少是减轻些吧？
所以在道理上，尤其是近年，我重视这随所寓而安的道，并很想试行之而真有所得。是否真有所得呢？可惜无处去买可以衡量这种情况的秤，称一称。也就仍不得不请问自身的主观印象。答复竟是恍兮惚兮，因为目光向某处，像是颇有所得，比如多年聚集的长物，书籍、书画等所谓文房之物，近年来失散不少，想到，我就曾以道家之道为算盘，说这样也好，居可以少占地方，搬家可以省车钱，心里同样感到飘飘然。可是这所得终归有个限度，比如贫富，如果经济情况坏到无力买烤白薯，聚散，真有佛家所谓爱别离苦，以及一旦阎王老爷派小鬼来请，我都能够“而安”吗？至少还要走着瞧。可见“道也者”，虽然“不可须臾离也”，至于能否通行，就还要靠自己的天资和修养。想到这些，我还是不能不为自己的天机过浅而慨叹。
该结束了，回顾一下，唠唠叨叨说了超过两封万言书，关于老年的心境，除杂乱以外，还有什么呢？或进一步问，开头说“吾谁与归”，到结尾，能够改为说“微斯道，吾谁与归”了吗？显然没有这样的信心。没信心，可见是折腾如清仓，而终于毫无所获了。但细想想，也不尽然，因为，借用时风的说法，既已反省又检查，总可以增加一点点自知之明吧？这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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