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他自己是打牛后半截的，我却一直不这样认为，从记事起，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至少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父亲的书都是一些线装的老书，藏在阁板上的箱子里面，读的时候，才取下一本来，往往纸张已经暗黄，像水涸过一般，褶皱得很厉害。父亲却宝贝一样把书抚平展了，然后戴上花镜，坐在炕角，倚了窗子，借外面的阳光，仔细读起来。
什么宝贝呀？我悄悄地贴近，一看，哈，这是什么书呀？全是笔画繁琐的老字，一个也认不得。再一看，那些字竟是从右往左竖着一行一行排列的。还不让我看呢？不由我就说话了，这样的字，我哪能认得，我上课用的书都是从左到右横着写字，你这书上的字怎么是竖着写呢？
父亲这才发现我在身后，合了书，摘下花镜，眯着眼睛看我半天，说了句这是老书，便朝我的头上轻轻拍一巴掌，命令道，快写作业去！
是！我学着电影《小兵张嘎》里面嘎子的声音，向父亲敬了个礼，转身离开时，无意又瞥见那书的书名竟然写在最后面的封皮上，这个，又与我的书本不同了。
父亲不仅不让我看他的这些书，也不让哥哥姐姐们看，说全都是些闲书，小孩子看了无益。哥哥姐姐们便不看了。我却时常好奇，有一次，我搭了梯子爬上阁板，发现书箱竟然用大锁子锁得严严实实，觉得父亲是在防我偷看，好奇心便越发强烈，想着总有一天非要把这些书看个究竟不行。及待看见了，却认不得字，好奇心便荡然无存，一丝失望涌上心来，突然又觉得迷惑得不行。
父亲的学问真的是从这些书里面得来的吗？
我实在难以相信。可是除了这些书，父亲又无别的书可读，而且，父亲读书的时间往往有限，他一年四季里都很忙，倚窗读书对他来说简直是奢侈。一般都是在冬天里农闲时节，外面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母亲将门窗关得严不透风，再用柴禾一根根将炕烧热了，灶膛里面的火焰吐出来，屋子里面也暖融融的。父亲越发不想出门，这时候，他总会感慨几句，还是土坯房子好啊，冬暖夏凉。父亲的神情很满足，对自己建造的屋子，对自己生养的儿女，还有这样的生活，父亲都很满足。但父亲最最满足的还是在这样的时候能有书读。于是，从早到晚，父亲一个人能静静地读上一天，一句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想做，即便吃饭也是胡乱扒拉几口，马上又坐到窗子前去了。母亲不高兴了，埋怨道，看看看，就知道看，那里面是有金子啊还是有银子？
父亲抬了头无语，眯了眼睛看母亲，又挨个地看他的儿女们。大家正坐在炕沿前吃晚饭，碗里碟里无非是些玉米面山芋头之类的东西，我们却吃得鼻尖沁出汗来。父亲的目光里溢满了慈祥，不，是幸福。我感觉到了，哥哥姐姐们也感觉到了。我们齐声问，是不是今晚又要开讲故事了？父亲点点头，然后合上书，伸了个懒腰，把厚犀的书往头下一枕躺倒在炕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阁板，似有所思。半天，说了句，可有日子没开讲了。
开讲？或许有人疑问，一个农民，开什么讲，说得大了吧？
不，一点也不大。我下意识摇了摇头，然后在心底这样对自己说。我的记忆像是谷底的涓涓细流一样静谧而舒缓，我则是那位溯源而上的旅行者了。沿溪落英缤纷，藤萝交错，曲径通幽处，却又豁然开朗，一片宽阔平展的湖面呈现在眼前。这就是源啊！那我的源在哪里呢？走过了多少纷纭岁月，经历了多少熙熙攘攘，2008年的冬天，当一场寒流即将到来之前，我的身心为一个希望与困惑造成的矛盾所困，欲拔不得时，我想起了老屋。确切说，是想起了那年冬天父亲开讲故事时的老屋。我惊讶了，原来藏在心底最最亲切的，还是老屋！
那天晚上，母亲一边往灶膛里续添柴禾，一边将煤油灯拨得亮堂。炕上挤满了人，地下挤满了人。母亲拿出几个木盘子，分盛了爆米花供大家享用。每次开讲故事，父亲都倚了炕围斜坐在中间，他讲故事的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像那谷底的淡水一样娓娓道来。婆姨大婶们纳鞋底吱吱吱自如地抽拉着索子，叔伯大爷们咝咝咝吸着旱烟锅袋，像是乐队伴奏一样，和着父亲的声音忽高忽低，时急时徐。除此之外，似乎再无别的声音，老屋仿佛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那纣王宠信妲己，祸害百姓，将忠臣比干的心给挖了。那一晚，父亲先讲《西游记》里面的无底洞，再讲《封神演义》，讲到这一段，突然停顿下来。
妈呀，我的手！不知哪一位不小心把针扎到了手上，鲜血直往出冒。女人们纷纷凑上前，嘘唏半天，有人竟骂了句，这不要脸的狐狸精！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听出来了，骂的是妲己。
这狗日的纣王，不把我们老百姓当人看！这狗日的。剐了他！
马上又有人响应了，是男人们，他们在炕沿边或是鞋底上咣咣咣噗噗噗地敲着旱烟锅子，气愤又都泄到那里去了。
人家自杀了。父亲说，纣王无道，天下便失，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仁义爱民之君，更有奇人姜子牙辅佐，便得了人心，得人心便得了天下。纣王见大势已去，遂在自己作孽的地方将自个儿了断了。
太便宜这狗日的了！
便宜他，想得美。父亲停了一下，卖个关子，大家说，驴不走怨什么呢？
臭棍啊，这谁不晓得呀？大家齐声说。
其实呀，那个臭字啊，原来写作纣的，就纣王的纣，书里面说，是纣棍，不是臭棍。
哇，还有这回事啊，啧啧！也太那个了吧，把人家一个当皇帝老子的，硬要塞到驴屁股后面去，谁想的馊主意啊？
你，我，还有他。父亲笑了笑，我们这些种地人的祖先，损起人来，可是够狠了。
故事到此便打住了。屋外，风吼声一阵紧似一阵，刮过树枝或是电线呜呜作响。老牛风，有人这样说了声，丝丝寒意马上便从脖领里衣袖里往身上钻，有人开始打起了哈欠，有人开始在地板上不住地跺脚。但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老屋走出去，大家似乎想听父亲再说点什么，可是没有人开口，父亲仿佛知道大家的心思，但到底没有先说出来，只是劝，散了吧，早点歇去吧，明天还要上工呢。
大家的心思是什么呢？分地。其实那是有名词的，叫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侍弄土地的人怕麻烦，干脆直接叫分地得了。为什么父亲明知道大家的心思却不愿意说出来呢？那是因为父亲对这件事也就知道点消息，至于其中的细节，想必也是不甚了了。挂在父亲口头的一句话，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不要乱说。
父亲都熟悉什么呢？
还是老屋，以及老屋四周的这个村庄和村庄周围的一片土地。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如果说，老屋是个圆心的话，那父亲的半径也就是一两里地。在这一两里地半径转动过的这片区域里，父亲可以蒙着眼睛自如活动而不出半点差错，这里有个堰，那里有个渠，哪个十字路审有棵老槐树，谁家门口有个方石墩，父亲均了如指掌。有一次，父亲当真用毛巾蒙着眼睛回来了，后面跟着一群起哄的邻居，见父亲摸索着迈过门坎，一把扯掉蒙在眼睛上的毛巾，大家便纷纷喊，切西瓜了，切西瓜了。
我来啦！话音未落，一个人抱着一个大西瓜从人群后面挤前来，是余娃哥。他的身体很胖，西瓜又那么大，本就腆起的肚子越发颤微微起来。余娃哥一边把西瓜往桌子上放，一边说，九叔呀，我可是服你了。
原来，父亲和余娃哥两个人在马号里给牲口铡草，一边干活，一边闲谝。余娃哥说他可以蒙着眼睛从马号里走回家去。父亲说，那算什么，我可以蒙着眼睛在十分钟内从马号走回家去，中间还要绕过豆腐坊、学校再加一个井台。余娃哥不信。父亲说，那咱赌一把？
赌什么？
西瓜。
父亲其实是想和余娃哥打听分地的事情。余娃哥在县城工作，平时不回来，星期天才回家一趟，即便这样也顾不上歇息，还得到生产队干活挣些工分贴补家用。他家人口多劳力却少，不这样便成了“短款户”，分粮时要空着袋子回去的。可是，余娃哥对于农活又不像村里人那样熟练，别人便很少情愿和他一起做工。父亲乐意和他一起，不仅因为两个人是忘年交，关系好，而且还因为每次在一起做工，父亲都可以从余娃哥那里打听到好多消息。每逢遏上好的消息，父亲便很兴奋，身体显得轻快起来，活计干得越发利索。待小曲从鼻孔里哼开时，余娃哥便晓得了，我的父亲，他的九叔，又要请他回家吃我母亲做的面条了。
母亲做的面条也真是不赖，又细又长叉筋道，再浇上香喷喷的臊子汤菜，可要让人提之垂涎了。常常母亲切面条的时候，我就喜欢站在旁边观看，没想到余娃哥也像一个小孩一样喜欢看母亲切面条。母亲切面条很快，还不用眼睛去看，一边切，一边可以和人谈话。余娃哥说，九婶，你做的面条好吃。母亲说，好吃什么呀，庄户人胡做哩。余娃哥说，你的刀工这么好，我们单位食堂里的大师傅也比不上的。
母亲高兴了，说，是吗？我哪里敢和有手艺的人比啊，不过是切得多了，手熟。
听到手熟，我就想起父亲和余娃哥一起在马号里铡草的情形来。父亲蹲在地上，把抱来的一捆玉米秸秆往铡墩里塞，塞一下，马上就听到嚓的一声，那是余娃哥站着用力按下了铡刀，待起刀时，父亲又很快塞进一截来，于是又一声嚓。如此简单机械，父亲却做得饶有兴趣，全然忘却了那铡刀的危险，更别提没有注意到他的小儿子。我，站在一边已经惊愕得张大了嘴巴。那是铡刀啊，可不比母亲切面用的菜刀啊。我这样惊愕着，父亲说话了。
真要分地？
是的。余娃哥说。
那怎么还不分？
还有人想不通。
阻力很大？
不大。再大也要分，挡不住的。
这是一九七九年夏天的事情。那段时间，父亲因为大哥结婚打算修葺门楼。门楼上刻什么字呢？那一天，五伯父写了三副字送过来，分别是“耕读传家”、“耕读第”和“腊梅”。正好父亲和余娃哥从马号铡草回来，把三副字比较几遍，父亲选了“腊梅”。父亲说，第一个太直白，第二个有些炫耀，腊梅透着一股精神，就选第三个吧。
父亲的小曲又开始哼起来，轻轻地却很欢快地，老屋仿佛都被感染了。我分明看到父亲的脸上洋溢着的兴奋久久未能褪去，久久，久久，仿佛那兴奋里面藏了什么期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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