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细皮嫩肉的程小雨是爬上一列运建材的火车来到杭州的。凌晨时分，列车驶进南星桥车站发出哐当一声巨响，身下纸质的水泥货包随之坍陷破裂，他惊惶地跳起，接着又卧倒在用货包高高垒起的“工事”后面，紧张地四处观察。他看到月台白晃晃的碘钨灯下一些衣衫褴褛的装卸工开始搬运货物，还有几名持枪的士兵站在哨位上漠然地瞧着他们。风从钱塘江上空吹来，吹散了火车头发出的蒸汽，与夜来的雾气融成一片。程小雨打着寒噤拾起他的背包卷，蹑手蹑脚往后退，退到车厢边了，先将行李扔下去，然后才倒转身子爬下去。没人注意他，于是他把手放在胸前轻轻地说了句“伟大领袖保佑我”，撒腿就跑，迅速地离开了那些纵横交错的铁轨。

    从南星桥到市中心至少有十公里路，昏黄的路灯下偶然可见卖馄饨的摊儿，天蒙蒙地亮了，烧饼油条店也卸下门板开张，程小雨再也走不动了。可是他没钱，身上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他坐在马路的街沿上，捂着瘪塌塌的肚皮发呆，过了一会儿，他从被包卷里翻出一件T恤衫，迟迟疑疑地走到马路对面。

    老板，我的钱包被人偷了，程小雨可怜兮兮说，我用这件T恤换点食品。

    一个正在烘烧饼的师傅瞪圆了眼珠子。老板？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程小雨。我一个卖烧饼油条的小摊贩怎么能算老板，算资产阶级呢？烧饼炉灼热的火光映红了他苦恼的脸，他的额上沁出许多汗珠。分明是一件汗衫嘛，他皱眉蹙首地又说，你怎么说是什么T恤，你从哪里来的？！

    广州，我是从广州来的学生，程小雨想起离家时母亲对他的关照，母亲说，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千万不要说你来自香港，否则他们会把你当成特务抓起来。

    卖烧饼油条的小摊贩阶级斗争觉悟并没母亲说的那么高，他重新打量程小雨，眼光变得柔和了些。程小雨确实很狼狈，脸色苍白，脖子上鼻梁上乃至全身都沾着灰塌塌的水泥粉尘。他的表情是惊魂未定的表情，活脱脱像一只被砂子枪和猎狗追赶的兔子。

    把你的汗衫收回去吧，这个苦恼的好心人说，这副烧饼油条送给你吃，以后不要乱叫别人老板了。

    灯影淡淡的照着半蹲半伏在街沿上的程小雨，狼吞虎咽地吃下这副烧饼油条后，他不断打嗝，苦恼的好心人只好又舀了一碗豆浆给他。“‘老板’是资产阶级，不能乱叫的。”程小雨喝一口滚烫的豆浆，终于笑了。十七岁的程小雨是香港香岛中学中五学生，那是一所出名的“左倾”学校，公元一九六七年，一批师生积极参与围攻港督府同警察街头对峙，被警方所镇压。程小雨的哥哥程大明是培侨中学教师，那所学校跟香岛中学相比，其左的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程大明因“煽动颠覆”被捕了，跟三百多名未满二十一岁的青少年一起进了赤柱监狱，程小雨不得不逃过罗湖桥来。后来我问过他：你究竟干过些什么哪？程小雨愣了愣说，游行啊，举着“红宝书”喊口号呀，你说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填饱肚子的程小雨终于有了向前走的力气，他开始东张西望。天色渐渐地亮起来，码头周围的空气中飘浮着炭黑和水泥的微粒，街道两旁的墙上刷满墨汁淋漓的大幅标语，一支车队威风凛凛开过去，车头上挂着“文攻武卫”的大牌子，车上的工人们戴着藤帽持着铁棍，穿着劳保服。程小雨跟着车队跑了几步，追不上去只好停住了脚，他摊开双手在浑浊的空气中喊了一声，我是你们的战友！吃进嘴里的却是一股汽车尾气。城河边有座农药厂，刺鼻的苯酐气味跟着这汽车尾气裹挟了他的全身。

    终于走到了官巷口，程小雨从裤袋里摸出一个信封向路人打听延定巷。两年前我大哥刑满留场，好不容易获得了回家探亲的机会，他不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晒太阳，而是悄悄给程大明寄去一封信，信上没敢说自己的处境，只说很想念当初的小伙伴们，希望能够联系上。大明的回信是寄到延定巷的，说他会有机会来内地的，见了面再作畅谈吧。

    从延定巷到官巷口大概一公里路，这段距离内有三个粮站。那天早晨，我拎着一只米袋子，先是去的中北粮站，那里只有番薯没有大米，接着我走到弼教坊粮站，这个粮站里倒是有白晃晃的晚稻米，价格一角七分五，我娘身体不好想吃粥，晚稻米最好但是价钱太贵。我离开那里走到了官巷口粮站，看见门口水牌上写着籼米一角四分三，我心头大喜，刚要跨进门去时却被人拦住了。

    同志，程小雨用一口港式普通话说，麻烦你啦，延定巷怎么走？

    后来回忆起那个场景我总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因为在我娘和我哥哥姐姐们的记忆中，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的这户程家邻居，无疑也是很体面的一户人家。男主人是银行的襄理，女主人是一位经常参加慈善活动的富太太。从小听家人念叨往事，我对我的同龄人程小雨充满了羡慕之情，他们是真正的有钱人，怎么可能偷渡跑到买二十斤米都要反复计算的我家来呢？

    看着这个信封，我的整个身子都不由自主抖动起来。

    你不认识我了，我挥挥手，很无奈地说，你当然不认识我了，分手时我俩都还不满一岁。

    几秒钟过去了，显而易见，程小雨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他的脸唰地红了，接着又变成苍白，起初是张皇失措地瞅着我，然后便激动得浑身颤抖。或许所有的愤青都有一股闷骚劲儿，他的脚向前一冲，居然扑进了我怀中。湘九，他喊我的小名，你真的是湘九？！

    我推开他，然后握住他的手，香港对同样十七岁的我来说，是多么遥远的所在！确实是这样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当无数太太夫人带着少爷小姐仓皇辞庙，往罗湖桥对岸疾走时，我娘却将襁褓里的我塞过了铁丝网的这一边来。父亲身边只留下我的大哥，直到四年后老头子准备去海峡对岸，才让我大哥也回到杭州来。身为前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父亲为什么要孤身一人飞渡海峡，并且很快在那里死于非命？直到今天对我都是一个谜。

    我当然也有点激动，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激动是不对的。程小雨是个身份十分可疑的人，我应该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当然我不会这么做，母亲从小对我的教育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这个人是我家的老关系。这里说话太不方便，我竖起一根手指警告他说，走吧，一切等到了我家再说。

    阳光穿透了稀薄的云层照在我们身上，红旗和标语几乎覆盖了所有街道里弄。延定巷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小巷，无数条内裤和尿布在竹竿上随风飘动。墙灰剥落的大杂院门口，一只像患了前列腺炎的自来水龙头滴滴答答在淌水，孩子们在煤渣铺成的路面上跑来跑去。我引着他进了54号墙门，穿过一条狭窄黑暗的甬道走到我家门口，看见我娘坐在门口拿着一把菜刀在削番薯皮。菜刀很重，我娘有气无力地削一刀歇一歇，无精打采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比太阳更难看。我叫一声姆妈，我娘抬起头来。我听见身后一阵手忙脚乱，程小雨跌倒在了天井里的一棵无花果树下。

    张夫、夫人，他从地上爬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您就是张家姆妈？

    “张家姆妈”这四个字从他嘴里出来，很有些拗口，跟银幕上太君说的话差不多。我娘却激动起来，他的港式普通话显然唤醒了她的某种记忆，这种记忆其实并不很遥远，不过十多年而已，但对她而言，却像是隔了一个世纪或者更久。我娘端详程小雨，看着他的小眼睛，姑娘一样细长的眉毛和两片薄嘴唇，我娘说，莫非你是大明？不对，我娘说，大明今年至少有二十七八了吧，怎么会长得这么嫩相呢。

    延定巷54号是一个不设岗哨的囚笼，在这个岁月，我们一家人不得不在里面提心吊胆地等待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墙门外面传来的口号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常常令我们不由自主地觳觫，那些挂红袖套的人随时可能闯进来对我们抄家批斗。我家有一个吃饭间一个卧室，我们关上房门穿过吃饭间进了卧室。我娘说，你是小雨，难怪你长得跟大明那么像，快，快告诉我，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你爹你娘呢，他们过得还好吧？

    他们过得不太好，这使我找到一点这哥儿俩参加红色造反的缘由。大鱼吃小鱼，程家伯伯供职的那家银行被一家大银行兼并了，老头子成了一般职员，他们搬离了金巴利道，搬到香港铜锣湾永兴街一座公寓里，居住的面积小了一倍多，连给程大明找对象都增加了不少麻烦。或许这不是全部理由。或许程家伯伯和我父亲一样，历史上有过一些国共合作期间交情匪浅的朋友，这些朋友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使他们总是纠缠其间两头不讨好。否则如何解释大明和小雨一个进了培侨中学一个进入香岛中学呢，又如何解释我父亲居然把我娘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塞到了罗湖桥这一边来？

    我娘最关心的自然是程大明，因为他是她的干儿子之一。我娘有过不少干儿子干女儿，这要归功于她的良好牌风，无论白崇禧夫人桂永清夫人，或者隔壁住的三干娘六外婆，我娘搓麻将输了就付钱赢了钱却统统拿来请客，孩子们都跟着我娘转，个个喊她干娘。我娘说，你不要瞒我，大明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屋子里沉寂下来，天冷，风从未关紧的窗子和房屋的缝隙中吹进来，我们感到浑身凉飕飕的。春末夏初的时候，位于九龙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警方拘押了二十多名包围厂房的工人和工会代表，于是，一大批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引发了震动整个华人社会的骚乱事件。从夏天到秋天，从手持红宝书上街游行到以暴抗暴，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左倾”学校的实验室则以罐头盒子、汽水瓶制造土炸弹燃烧弹袭击警署。程大明除了“煽动颠覆“之外，其实际行动还有“用镪水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并侵犯公共交通”，这可不是轻易能得到豁免的。

    程小雨说，大哥呢，我爹地妈咪和大明常说起张家大哥，他在何处公干？

    我和我娘面面相觑。我娘点燃了一支烟，一角三分钱一包的大红鹰香烟。烟雾袅袅，掩盖了我们尴尬无奈的表情，我们的思想都被搞乱了，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好久，我提出一组数字，1957，我说，你明白这个数字吗，程小雨摇摇头，不明白，他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苦恼地想了想，又说出一个名词：引蛇出洞。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瞪起眼睛说，你读的什么狗屁“左校”，连这点历史都不懂？！

    吃饭间放了一张高低床，一整夜程小雨在上铺辗转反侧。我告诉他，现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去找他在内地的挂红袖章的“战友们”，说不定他立马就成了英雄，会被送到各地去巡回做报告，白吃白喝还有鲜花美女闪光灯；另一条路是潜伏下来，跟我们过中国老百姓该过的日子，躲过风头再回香港去。

    如果你想走前一条路，你就回不了香港了，除非你像1938年跑到延安去的那些人，等着有一天打回国统区去。这是我的分析。程小雨听完这句话连连摇头。那要等到何年何月？他痛苦地说，我爹地妈咪怎么办，谁去照顾他们？他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身上毛线衣的下摆，这是临走前他妈咪让他穿上的，在香港生活了十七年，他从未穿过毛线衣。他紧紧地咬着牙齿，不是冷，而是感到害怕，那牙齿在嗒嗒地响。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已经知道我大哥为什么坐牢了。1957年在暨南大学读一年级的我大哥被打成右派，但还够不上坐牢，被判刑的原因是他打算偷渡回香港去，还没有进入实际行动就被人告了密。

    他为何要偷渡？程小雨颇为不解地说，他本来就是从香港回来的，不是说“来去自由”的吗？

    他被判刑的重要罪证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我娘告诉他，他对别人说，为什么来得就去不得了？

    程小雨抱住脑袋，他在幽暗的陋屋中无声无息地坐着，我坐在他旁边，从关不紧的窗缝中看见外面下起了晚秋时节的霏霏细雨。程小雨靠在墙上，整个形象显得又苍白、又虚弱、又瘦削。我家的现状令他难以接受，无论是这破旧的房屋，我娘的贫病交迫，还是我大哥的遭遇，都使他难以复加的震惊。他父母和程大明也常跟他说起我家，在他们印象中我父亲是个因为思想“左倾”而失去权柄的民国将领，我母亲更是个心地善良平民出身的妇人。我妈咪说，你们是响应周恩来号召回来的，他自言自语说，好像是问我，又好像在问他自己，凭什么让你们落到这种境地？

    程小雨从上铺下来了，坐到我脚后头，屋里屋外静悄悄的，一只知更鸟在天井的无花果树上啼啭几声，夜空中留下一缕凄清幽然的余音。他的神情怅然而悲凉，全然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这时我才问起他偷渡过来的细节，他摇摇头，往事不堪回首。罗湖桥这头管得严一些，那头比较松，因为人们的想象中只有从这头逃过去没有从那头跑过来的。程小雨三岁便在游泳池玩耍，七岁就扑腾到了浅水湾，那条狭窄的界河对他来说还不够躲一个猛子。最厉害的不是那些拿枪的，他说着脱下衣服让我瞧他身上的伤痕，草丛里全是蚊子小咬，我在那里躲了一夜，被它们咬得只想潜回水里去了。

    关键是没有人民币啦，程小雨叹息说。港币是带了一些的，妈咪交给他时说，到了深圳就去中国银行换成人民币好了。但是到了深圳他却不敢去银行换，到了广州还是不敢。他去柜台前打听过，要户口簿，还要有侨眷证明。他站在细雨漾漾的街道旁，绝望地打着哆嗦，衰仔，一个盯上他的黄牛过来了，如此喊他，老实交代你从哪里偷来的港币？程小雨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捡来的红袖章，我是正儿八经的红卫兵，你敢污蔑我你胆子是不是太大啦！那黄牛愣了愣，换了笑脸说，我知道啦，你是抄别人家抄来的啦对不对啦？冇关系，我给你换一点啦。

    程小雨害怕露财多了不仅受人欺诈，说不定连命都会送掉，因此他只换了二十元人民币，逃命似的离开了那里。他买的车票只够到湖南株洲，他在车站旁的大排档吃了碗面，剩下的钱便只够买两根油条了。此后的风餐露宿不难想象，这个十七岁的香港小少爷能平安地挨到南星桥，实在是没娘儿子天保佑了。

    睡吧，我对他说，睡醒了我带你去洗个澡，把身上的晦气都洗掉。

    湘海池浴室烟雾缭绕，脱得赤条条的人们在蒸汽中走来走去。程小雨刚脱下内衣，便招来了浴室服务员的质问。这个服务员绰号叫混堂阿三，家住在延定巷隔壁的祖庙巷。你这是皮肤病还是让跳蚤咬的？皮肤病不能进浴池的你懂不懂？！程小雨面红耳赤愣住在那里。我走过去拍拍混堂阿三的肩膀，我说，不是跳蚤而是蚊子咬的，他是从我老家来的表兄弟，我老家在乡下，蚊子比苍蝇还大，我换了上海话说，阿三侬晓得伐？！

    你老家在乡下，哪个乡下？混堂阿三眼乌珠骨碌碌转一圈，狐疑地看着我皱起了眉头，天气都那么冷了，哪里还有比苍蝇大的蚊子啊？

    二

    程小雨又看到了在原野上奔驰的运货列车，长长的火车缓慢地沿着铁轨在丘陵地带爬动。眼前一切如一幅老树枯藤昏鸦的古画。泥泞的道路，惨淡的乌云，还有茅屋、草垛和牛车。远处天空笼罩着一片烟雾的灰黄色，那是开矿的粉尘。矿山周围矗立着几座高高的哨楼，持枪的士兵警惕地居高临下瞭望犯人们一举一动。这就是美丽的杭嘉湖平原吗？程小雨眼睛里充满疑问。他原先以为这里的微风既温暖又柔和，吹拂着村姑、繁花盛放的草地和无数牛羊。我用悲悯的眼光看着他，好像看我大姐。听说当年在香港，别人至多想回大陆，我大姐却做梦都想去苏联。梦里的她总是开着康拜因在集体农庄辽阔的土地上割麦子。一直到了报纸和广播电台猛批赫鲁晓夫时，她梦里的麦子才算是割完了。

    走到劳改场那扇铁门前，一种阴冷潮湿的感觉扑面而来，使我俩不由自主的微微哆嗦。一名早早穿上臃肿棉袄的士兵将手一伸，喝令我们站住，我们乖乖地在一米线外站住。士兵操着一口湖北还是湖南话问，搞么子的？我回答探望我大哥。士兵朝我俩上下打量一番，向地上吐了口吐沫说，探望犯人要有介绍信。我刚把手放进口袋，程小雨已经自作聪明地开了口。既然已经服完刑了，怎么还能说是犯人呢？士兵的脑袋向上仰了，翻起了白眼。服完了刑还留在这里的叫作留场犯。士兵说，他又向地上吐了口吐沫，这才放下脸来平视我俩，要是还在服刑期内的话，光有介绍信也冇得用，必须等到探视日才能进去。

    我掏出居民区开的介绍信递过去，顺便敬上一支烟，我们不抽犯人家属的烟，士兵很严肃地告诉我。程小雨的嘴唇又动了动，我赶紧挡住他。我怕他再说出什么犯忌的话，那我们就不是犯人家属而是犯人了。班长，我孙子似的说，现在我俩可以进去了吧。

    你大哥在场部医院住院，看完介绍信的湖北还是湖南佬说，前两天他被翻倒的矿车压伤了。

    他的态度比先前好多了，也许跟我叫他班长有关，也许动了恻隐之心。我张大了嘴，两条腿颤抖着，就是迈不出去。一只手抓住了我的一个肩膀，那是程小雨的手。他把我摇一摇，我转过头去，依然张大着嘴。湘九，程小雨惊恐地喊我，我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于是他带着哭音再次喊我，湘九，他说，你别吓我，我可再也经不起吓啦！

    我摇摇头，转过脸去盯着那士兵，我不是近视眼，也从来没带过眼镜，但我眼前模模糊糊的，好像戴着镜片，还站在澡堂里。

    冇得太大问题呀，士兵无奈地耸了耸肩，做了个安慰我的手势，听说你老兄被压伤了一条腿，早已上了石膏啦。

    从走廊开始，一排平房从里到外弥漫着一股来苏水、乙醚和汗水的气味，病房里全部没有窗帘，从窗前可以望见的几位病人的气色都很难看，萎黄、苍白，脸上带有一条条深刻细碎的纹路，看上去大部分像回光返照似的。我向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打听外科病房，那人将嘴歪了歪说那边。我奔过去，看见一个脑袋上缠满绷带的人坐在床上，感觉中他的名字应该叫穆罕默德。刚想去隔壁病房寻找，穆罕默德开了口。小弟，他说，你怎么来了，是政府通知你们的吗？

    我摇摇头。我知道他嘴里的政府二字含义很广，一切吃公家饭的都能让他们立正喊报告。政府现在太忙了，我说，白天忙着批斗别人晚上忙着被人批斗，没精力来通知我们。我侧转身，露出跟在身后的程小雨。我看见大哥露出骇然的眼神，他身下的病床也发出了激动的嘎吱声响，大、大明，你从哪、哪里来的，他语无伦次地说，不是从香港来的吧？肯定不是的对不对？他要从床上下来，牵动了那条裹着石膏的腿，一个趔趄，我赶紧扶住他。程小雨哽咽着说，大哥我不是大明，我是大明的弟弟小雨，说着他紧张地瞧瞧四周，拉住我的手说，你跟我说过我不是从香港来的啦。

    走廊上响起管教的脚步声了，是那个将嘴向我歪歪的白大褂叫来的。我说程小雨你给我闭嘴，你就是我们从老家来的表弟。一位蓄络腮胡的管教大踏步走了进来。你家属来啦，他对我大哥嚷嚷说，好，我批准他们在这里陪你三天！大哥感动地抹着眼睛说谢谢您谢谢政府，我向程小雨无奈地耸了耸肩。

    我们终于知道了大哥受伤的过程。那天他推着载满矿石的矿车从矿山的顶端往下走，这种矿车没有其他动力也没有机械刹车，遇到必须刹车时只能用一根棍子塞进车轮去阻挡。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和危险，上面有一辆失控的矿车突然飞也似的滑下来，如果让它撞到的话将会如多米诺骨牌，把下面所有的矿车和人员统统带入灾难。已经被改造得像只绵羊的我大哥在那一瞬间突然恢复了将门出身纨绔子弟的本色，他跳下车，不是顾自己逃生而是把手中的木棍啪地插入车轮，同时将一只脚死死地顶住了车身。事后勘查现场，发现他的另一只脚，居然将泥石混杂的山地踩出了一个足有二十公分的深坑。

    上面滑下的矿车翻倒了，它的撞击力有多少分量没人计算过，当惊慌失措的人们向四下里逃开去时，只有我大哥仍在死扛着他刹住的这辆矿车。那时他的一条腿骨已被压断，抵住矿车的是他的背脊、他的脑袋和他的整个瘦骨嶙峋的身躯。当他确信下面的人已经全部逃离时，他才向旁边一滚，滚到了另一条铁轨上去。两辆矿车都不再往下滑了，像两头被击败的怪兽歪倒在山坡上。

    如果我大哥不是留场犯而是革命群众，他会变成蔡永祥刘英俊，一顶顶闪耀光环的英雄帽子会套到他的脑门上。可惜他是个留场犯，因此他只能坐在这吱嘎作响的病床上做他的“穆罕默德”。蓄络腮胡的管教似乎觉得有些对不起他，毕竟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一大批相关的责任人都将被作检讨、批斗乃至锒铛入狱。络腮胡诚恳地说，本来想给你上报减刑的，但是你的刑期早已服完了，要是这事情发生在你的服刑期内就好了，现在却来不及啦。

    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大哥。他靠在床头上，艰难地低下缠满绷带的脑袋，向他的管教鞠了一躬。感谢政府，他的态度更加诚恳，要不先给我加一年刑，然后再宣布减一年刑？他积极地建议说，那样的话，不但可以减轻你们心里的负担，还能教育大多数呢。

    络腮胡的眼睛亮了亮，没回答我大哥，点燃了一支烟，开始认真思考起这建议的可行性。我跟程小雨目瞪口呆。疯了，我想，这里不是劳改场了，而是变成了疯人院。程小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双手冰凉，在这排简陋的用竹子泥巴垒砌的平房里，他穿着他妈咪织的毛线衣依然冷得浑身打哆嗦。络腮胡管教抽的是自己卷的叶子烟，熏得我俩直流眼泪，我俩因此而走了出去。

    天色阴霾，我们站在被带电的铁丝网圈起来的屋舍与院落中，任凭寒风吹拂。我俩既像小孩子一样孤独凄凉，又像老头儿似的蹒跚无助。远处有一队收工的囚徒被看守押着走来，看守喊唱歌，他们就齐声唱起了语录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这参差不齐的歌声既粗野，又忧伤，满眼迷茫，惹人落泪，还伴随着部分囚徒脚上铁镣的叮当响声。

    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所有的话似乎都变成多余的了。

    程大明被关进赤柱监狱后，程小雨跟着他妈咪去探过监。他记得，在一名女警员的带领下，他们穿过两道铁门和整洁的过道，来到探视室。监狱的窗外是香港最美的两个海湾：深水湾和浅水湾。妈咪抹着泪跟程大明说话的当儿，程小雨怔怔地瞧着窗外出神。在热风的轻轻吹动之下，维多利亚海在抖动，太阳的金光耀眼地反映在海面的波纹上面。几只海鸟呱呱叫着，扑腾着白色的翅膀飞上蓝色的天空。那时候程小雨觉得监狱与外面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自由罢了，他这种没心没肺的样子使得他的大哥大皱眉头。

    让他离开这里。程大明对他妈咪说。必须尽快离开。

    当时程小雨还不明白他的话，他以为程大明是让他离开赤柱监狱，没想到他是在敦促他赶快逃离香港。程小雨觉得自己没犯啥大罪，不过是个喊喊口号游游行搬搬路障的小角色而已，但是程大明提醒他妈咪，随着哥哥的被捕，人们势必会注意到这个弟弟。彼时，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早已被红卫兵放火烧毁，港英当局则派士兵乘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倾”分子在香港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的华丰国货所在的侨冠大厦，同时封闭了多间“左倾”学校和报社。走吧，程大明脸色严峻地告诫他小弟，赶紧离开这里。

    程小雨想不到关押他大哥的地方与关押我大哥的地方有这么大的区别。他站在冷风冷雨中瑟瑟发抖。后来他有了强烈的尿意走到一个露天茅坑去撒尿，但是他站在那里晃了半天脑袋却尿不出来。这就是程大明他们打算抛头颅洒热血去追求的公平正义世界？程小雨痛苦地寻思着，终于撒出的尿溅湿了他的裤腿和脚上的运动鞋。他觉得害怕，他不敢往下想了。再这样想下去会坠入一个思想的深渊。程小雨觉得这简直是自己该选择坐赤柱监狱、还是坐这座监狱的要害性问题，他委实难以抉择。

    看来你也疯了，我叹息一声对他说，莫非你也成了被迫害狂，非得选一个监狱进去不可？

    你的意思是说，他咽了口口水，喉结蠕动着，好一会儿才重新说出话来：我完全可以选择哪个监狱也坚决不去的？

    我掏出那支被门岗拒绝的纸烟，将它折成两段，拿来分给他一半。当然。我喷出一口烟，吭坑的咳嗽着说，我、我们只是石头缝里的一株小草而已，管它东西南北风呢，我们首先得活下去，这才是真理。

    我大哥听完程大明的情况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想到程家大少爷在香港也闹起了社会主义。他出了一会儿神，又说出第二句话：不过现在看来他和我也是殊途同归嘛。我和程小雨面面相觑，觉得他脑子好像没啥大问题呀，难道他对络腮胡管教的态度及建议都是在装孙子？

    这个劳改医院大概很少收留住院病人，一长排平房只有前面几个房间有点人气。我大哥住的病房有四张床，他说原来还有位被镣铐磨伤四肢而得了败血症的囚徒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到火葬场去了。络腮胡管教批准我和程小雨留在这里陪他三天，我说求求你别再说下去了，不然我俩宁可住到囚室去。程小雨脸色青晃晃地跑到了门外去，湘九，他哀求我说，我们住到附近镇上的旅馆去吧，说着便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好说歹说，我俩总算说动了值班室一位医生，在走廊尽头找到一间只有两张床的空房间，这是管教员生病才能享受的待遇，我为此送给那医生两盒大红鹰香烟。程小雨说医生是白衣天使，怎么也会接受你的贿赂？又说这贿赂也未免太小儿科了，两盒大红鹰只值两角六分钱。我踢他一脚，再次命令他给我闭嘴。这医生也是留场犯你明白吗，我循循教导他说，两盒大红鹰对他也不算小数目了。

    我大哥回忆起他跟程大明少年时的友情，印象中大明其实比他胆小得多。从九龙乘渡轮到香港，然后就到了铜锣湾，那时还没有维多利亚公园，维园是一个大工地。他俩将自行车靠在堆起的下水管上，坐下来喝水吹牛皮。一排木头搭起的临时库房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两人蹑手蹑脚走过去，向门缝中张望里面的东西。他们看见一个巨大的铜像的基座，上面被绸缎包裹着。这是谁，是港督吗？程大明问我大哥。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大哥说。程大明抖了抖。他紧张地观察四周，路人经过他以为是保安或警察。我大哥在库房背后找到了两块可以撬开的烂木板，他还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磨磨蹭蹭。大哥爬进去了，回过身向他招手，快进来，有个警察从避风塘方向过来了！程大明倏然一惊，这才顾头不顾尾地爬了进去。

    库房里黑黝黝的，有一股陈旧、潮湿和酸腐的气味，那铜像露出的一部分冷冰冰的，好像还带有一些修补过的痕迹。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大哥去揭开铜像头部的绸缎时，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回眸看一眼程大明，他更是抖得厉害，仿佛这是一个不容亵渎的神灵。我们好像站在一座教堂里，我大哥告诉我和程小雨：那幽暗的光线和肃穆的氛围都给我们带来一种奇异的压迫感。

    铜像的一部分揭开了，露出一双温和睿智的眼睛，眼睛下面是挺拔的鼻子，优雅的嘴唇。我大哥听到一声低哑的惊叫，转脸看见程大明咬着他那青灰的嘴唇，双腿都软了下来。为了让自己站住，他往板墙上靠着，而他的右手已木偶般地伸到胸前，划起了十字。尊敬的女王陛下，少年程大明喃喃地说，请您原谅我俩吧，我俩没有一点亵渎您的意思啊。

    这是原先坐落在中区皇后像广场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铜像，日军攻占香港后，将它拆去，运往日本作战利品。二战结束，港英政府便立即通知盟军统帅部，向日本索回。铜像已残破不堪，请专家修复，因原广场上的基座也被彻底破坏，只好将其重新立于新建的公园，并且将该公园命名为“维多利亚公园”。

    程小雨很难想象当年的程大明，他说是吗，我哥他那时真是这样的吗？从他家搬离金巴利道住进永兴街那栋旧公寓起，小雨从大明那里就得到过无数次的提示，是万恶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害了我们，是大英帝国主义把我们这个家弄到了现在这步田地。大学毕业进入培侨中学工作后，程大明以前温软懦弱的性格在一些“左倾”同事的互相鼓动下变得面目全非。在一些阴郁的令人伤感的天气里，程家太太会想起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她说不知道张夫人现在过的什么日子，还常去逛百货公司吗，有没有其他姐妹陪她聊天打麻将了？每当此时，程大明就会顶他妈咪的嘴。逛什么百货公司，打什么麻将？他说，大陆上人人都忙着学习忙着进步，张夫人也不会例外。再说她们本来就是进步人士很受尊重，说不定，她的大女儿大儿子都当了领导干部啦，她呀，正坐在西湖边的别墅阳台上晒太阳呢。

    我们没有坐在西湖边晒太阳，而是坐在劳改场的医院病房门前晒月亮。程小雨说，住在金巴利道时，他家客厅里挂着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油画像，挂在壁炉上方，炉台上摆着银质的烛台。搬到永兴街时，女王的油画像没有摘下，而是留给了新的主人。永兴街公寓里没有客厅只有一个小吃饭间，有一天程大明在那里的墙上贴了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穿着笔挺中山装的老者，眼泡皮略显浮肿，下巴上有颗痣，很庄严很肃穆地审视着他们。对于从小看惯了维多利亚女王温和笑容的程小雨来说，这位老者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使他感觉很惶然。他妈咪那种压抑的感受大概也跟他差不多，妈咪说，大明呀，我们家能不能不挂这张像呀？

    不能。程大明斩钉截铁回绝她。他站在墙前，拿着一支红笔，在这位老者的像下恭恭敬敬地写出一行字：伟大领袖我们永远忠于您。

    整夜都有伤员和病人在痛苦的呻吟，住在平房第一间的据说从前是一名大学教授。这位教授在抗战时当过远征军上尉，1957年居然还敢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老账新账一起算，他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政治犯。骨瘦如柴的教授患的是不治之症，他那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像锯子一样锯着我们的耳朵和神经。突然一声嚎叫，程小雨从床上滚落下来。他是不是死了？小雨跪在地上问我，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恐惧和迷乱。我跑出去看看，没事，我说，拉起他回床上去。他的身体像猫一样缩卷起来，双手抱腿头埋在膝盖上。后来我就听见了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别哭了，这个世界不理睬眼泪。

    值班医生拉开了第一间门，嚎什么，他呵斥那教授，已经给你服过止痛片了，再好的药我们这里也没有！医生打开廊灯，惨白的日光灯照着灰塌塌的三合土地面，冷冷地一片。所有的呻吟声都停止了，里里外外一派死寂。远处传来巡逻哨兵的脚步声，大概有只野猫或老鼠蹿过，那哨兵猛地拍了一下枪托，对着黑暗的旷野喊，谁？不许动！我看见你啦，你给我出来。

    三

    我娘让我给程家姆妈写封信，隐晦地将程小雨平安来到我家的信息告诉他们。我说这封信就让小雨以我的名义写吧，他家人一看笔迹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冬天的童话。我娘坐在窗前看报上的元旦社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按照规定，程小雨应该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但是派出所片儿警也分成了好几派，正在进行激烈的内斗。当然，即使他们正常上班，我们也不会这么愚蠢地自投罗网。我们跑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开一张侨眷证明罢了。

    湖滨派出所对面是市一医院，狭窄的马路经常被人来车往堵得水泄不通。拉病人的三轮车大板车互不相让，一个老太太突然惊叫起来，抓贼骨头呀，我的看病钱被贼骨头偷走啦！人们乱成一团，几个中学生却乘机向空中撒起了传单。一名孕妇双手抱着大肚皮哭着喊着别挤啦别挤啦，再挤就要出人命啦。

    我把程小雨拉到路边的花坛上去，他惊讶地看着这幕街景，神情恍恍惚惚。我搡他一把，走吧，小花来了！程小雨拉住我的手说，小花是谁，是一条母狗吗？我跺跺脚，别乱说，我说，小花是派出所的内勤，花木兰的后代。程小雨愣了愣，仍然抓住我的胳膊不放，你别骗我，他说，花木兰的后代也姓花，难道她先生是招赘女婿？

    我无法回答这个年代过于久远的问题，我说你走不走，不走就站在这里别动。程小雨想了想，还是跟着我走到派出所去。我们看见小花进了办公室，先给自己倒杯茶，然后坐下了，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指甲刀专心致志地剪起指甲。我走上前说，小花同志，请你帮帮忙，给我盖个章。小花抬起头来，眯缝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从下到上打量我。开侨眷证明，去银行拿外汇换人民币吗？我点点头，看见小花的双眸突然亮起来。昨晚我刚逛过侨汇商店，那里的东西都要外汇劵才能买，她伸个懒腰说，你哪来的外币，是不是境外特务机构汇给你的活动经费啊。

    我笑了，一只脚踩住程小雨的脚背，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想逃又不敢逃。今天下午，米老鼠手里就会有几张外汇劵了，我笑眯眯地告诉小花同志，那眼神称得上含情脉脉。你可别跟我说，你管不了他。

    这位女警察捂住嘴呵呵地笑起来，她摘下剪绒帽，甩一甩两根小辫子，拿起图章往嘴上一呵，啪地盖了下去。米老鼠是谁？程小雨跟着我出去，急不可耐地问我。她弟弟，我说，我小学的同学。

    我们只是石头缝里的一株小草而已。我们首先得活下去。程小雨深刻地体会了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跟他探讨他们在香港的行为。我觉得程大明的逻辑是荒谬的，父亲受害于大鱼吃小鱼的金融市场，他应该去找市场或市场操纵者算账。如果翻不了身，只能怪自己本事不够，风大浪高，驾船的能力欠缺。现在他不去学习这些本事，反而从喊口号撒传单发展到研究起了土炸弹硝镪水。莫非这样一来他老子就能重新当襄理了？莫非他们就能搬回金巴利道去住了？这真是瞎搞一气，我说，如果你们成功了，按你老子的成分他也只能是更倒霉，很可能连个小职员也没得当了，戴上白袖套铜锣湾扫马路去！

    勒令某某老师交代历史问题，或者揭露某男老师跟某女老师轧姘头的标语大字报，张贴在一所中学大门口的两边墙上。米老鼠耷拉着两只大耳朵袖着双手晃着双腿站在墙边。我把三张侨汇劵放进他脏兮兮的旧警服口袋，我说，米老鼠，你这身皮也该洗洗了，你姐她自己搞得香喷喷的，怎么就不管管你呢？米老鼠低头看看衣裳，嘿嘿地笑起来说，湘九，把你的人字呢咔几军装换给我吧，我保证将这身警服洗得干干净净地交给你，我这就送干洗店去洗好不好？

    我身上的黄皮要追溯到抗战胜利那年，我娘买了联合国救济署处理的剩余军用物资：两匹黄色人字呢咔叽布。这两匹布，我娘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回来，让我从读小学起就成了一名小丘八。同学们远远看见我就叫我举起手来，说我是个来自台湾的俘虏兵。一九六六年夏天，首都的红卫兵小将们穿着跟我一样面料的黄军装出现在银幕上，于是，俘虏兵成了革命战士。米老鼠的爹娘都是警察，从小穿腻了这身蓝褂子，他缠着我换衣裳，已经缠了将近一年了。

    这哥们是谁？米老鼠说。要不把他那双运动鞋换给我也行。

    我表弟。我言简意赅地说。你爹娘还没回家？

    当了分局局长还想当市局局长的父亲是造成米老鼠他家所有不幸的祸首，他以为他的属下乃至同僚也是他辖下的老百姓，谁也不敢提他的意见违抗他的意志。他错了，他们到了可以批斗他的时候比谁都激烈。什么跟某个有历史问题的女人上床叫她男人守着门啦，什么该抓的不抓该毙的却放跑啦，你一句我一笔，将他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黑社会头子兼异己分子。老两口先是进了机关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农场。再下去，我估计该跟我大哥一起去推矿车了。

    程小雨从没接触过内地的干部子女，小花和米老鼠使他感到很新奇。如果说他以前所处的是灯红酒绿花花世界，那么他现在见到的更是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港币换成人民币了，程小雨终于挺直了腰板，他说吃饭去吧，我埋单。米老鼠激动得双手颤抖，活像一个饿成低血糖的乞儿。到奎元馆去！吃大肉面！他的提议让程小雨愣了几秒钟。也许想起了自己从深圳过来一路上的饥寒交迫，他脸上漾起一缕同病相怜的苦笑。

    一碗热乎乎的面条，上面搁一块白花花的肥肉，米老鼠又往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酱，呼哧呼哧地吃得满头大汗。我说，你几天没吃饱了？你从前好像不吃大肉面而是吃三鲜面的吧，我印象中你跟你姐一样挑剔，包子要吃富强粉，肉馅要拌笋丁。米老鼠放下筷子，脸上浮现出怅然之色。从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幽幽地说，现在我姐每月月初给我十五元钱，让我自己吃饭，每个月到了下旬我就饿得像只土拨鼠，到处找食吃。

    别怨你姐，我开导他说，她参加工作不过两年，工资也低。再说女孩子要打扮什么的，花销总大一点。

    你好像要做我姐夫似的，米老鼠说。你可别枉费心机。我姐说了，她要嫁个大官，至少是省厅一把手，这样才能把我爹我娘解放出来。

    我没嘲笑他，更没嘲笑他姐。当到省厅一把手的人该有多大年纪了？五十，或者六十岁？哪怕是个造反上去的，总不会低于四十岁吧。小花上月才过的十八岁生日。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支英雄牌铱金笔，在市一医院门口捡来的。

    街上开过去一辆广播车，四只大喇叭震耳欲聋，开远了，我们才听清楚广播员说的内容。北京发出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我们听到的是最后一条：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我的脸色很难看，程小雨也是，我们暗自庆幸及时将港币换成了人民币，不然的话，很难说会不会受到这个文件的牵连。街上的欢呼声经过半开半闭的门窗传进来，一群学生和市民在喊叫坚决拥护的口号。一帮傻瓜，我压低嗓门对程小雨和米老鼠说，他们有什么好欢呼的？就因为他们在银行没啥储蓄存款吗？这样下去，他们也永远别指望自己能致富了。再这样过上十年，他们都会变得比你这只土拨鼠更饿，连喊口号的力气都会消失，所有的银行都会关门大吉，大家抱着宁可吃光用光也坚决不存银行的想法，回到大跃进过去天下人大饿的年代，最终拼个你死我活。

    我瞧着窗外的街景，用一种大逆不道的口气继续说道，要是他们还有点头脑的话，应该回到家里去向列祖列宗祈祷，请祖宗保佑他们辛辛苦苦积攥了一辈子的几个小钱不被劫掠走才是。

    我真想让你做我的姐夫。米老鼠因此而泪汪汪地瞧着我说。你比我姐小一岁比我大半岁，挺合适的，再说现在我们的家庭成分也快跟你家差不多了。他咬咬嘴唇，转脸对程小雨说：来斤加饭酒吧，三角五分的普通加饭就行。程小雨去柜台上买了酒，米老鼠端起杯子猛喝一口。湘九，米老鼠青面獠牙般说，我理解你大哥为什么坐牢了。他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要是我在香港待过那么多年，我他妈的也会想着偷渡回去的，那个美国还是法国的诗人怎么说来着，生命啊女人啊，若为自由什么的，两者皆可抛？

    西湖边天气很冷，但我们身上因为喝了酒而觉得很暖和。我们走到六公园公共厕所，撒完尿我和米老鼠就脱衣服，他换上我的人字呢黄皮，对着镜子左照右照。万里古德，他跷起大拇指说。我却一分钟都不想在湖滨路上逛了。我得赶紧回去洗你这身蓝皮，用烧滚的碱水泡一遍，再用透明皂狠狠地洗，我对米老鼠说，要不，我浑身都会长疥疮的，跟路边的叫花子没啥区别。

    终于盼到了程家姆妈的回信，我关上门，程小雨抖瑟瑟地撕开信封。天好像亮了，又好像还在半夜里，这信的内容让我们心里七上八落。骚乱已经完全终结，香港的秩序恢复正常；程大明被判了七年徒刑，刑期从被羁押那天算起。港英当局发出公告，敦促所有参加过骚乱活动的人去各警署自首以获宽大处理。程家姆妈在信中举了几个例子，都是香岛或培侨中学的学生，因为是一般“非法会众”，自首后被判入监一年以下或缓刑。程家姆妈喟然长叹说，“这些学生尚未成年，来日方长，不自首又能怎么办呢？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只能这么做了。”

    我们难忘在雨夹雪中从延定巷走到火车站，再慢腾腾走回来的过程。城市的街巷变得黑暗、曲折而漫长，我们看着浓重的夜色一点点地吞噬了桥栏干与行道树，不由得想起监狱铁窗和叮当作响的沉重镣铐。我们在火车站售票窗口前徘徊许久难以取舍。如果回去自首，首先将面临的不是港英当局，而是罗湖桥这边的边防警察，因为程小雨是偷渡过来的，所以他只能偷渡回去。想象中躲过后者比前者困难要大多了，程小雨说，他身上带着香港身份证，万一被抓住的话，大不了坦白交代后被遣送回去就是了。

    我摇摇头。我说这边遣送你是没啥了不起，那边却会增加你一个偷渡罪。程小雨烦躁不安地说，增加就增加吧，用米老鼠的话说，虱多了不痒债多不愁。我说那多判你两年怎么办？两兄弟都在牢里，你爹娘还活得下去吗？

    一辆卡车突然在我们身边爆了胎，车子和飞出的轮子使我们耳朵里灌满了绝望尖锐的鸣叫声，一位女同胞下了车，她说，真他妈倒霉，这下子半夜也到不了我爸妈那儿啦！我愣了愣，然后惊枪兔子般地从地上跳起，飞快地跑过去追那只轮胎。这轮胎骨碌碌地转着转到了护城河边，一半还在岸上一半悬在了河面上。我扑过去，在它即将掉下去的当儿抱住了它。

    我滚着这会飞的轮胎回到卡车那儿去，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连声说谢谢谢谢。小花狐疑地瞪着我和程小雨，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拽着朝驾驶室推。我挣扎说你干什么，我不能扔下我表弟。小花哼哼了一声，松开手说，那咱们就都坐车上去吧，反正有车棚的。我心虚地问，你爸他老人家乐意见到我吗？他曾经告诫过你弟弟，不准他老跟我混在一起的。小花不以为然地笑笑，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还有啥资格瞧不起你？她转过脸对程小雨说，上去吧，不远，就在钱塘江对岸！

    卡车换上了备用胎，司机踩下油门，车子猛地往前一冲，我们在车上挤成一堆。小花推开我说，老实点，你身上一股老碱水味儿。我坐直身子，在路灯和月光下看着她，觉得她那种撒娇的模样很滑稽。你爸他没资格瞧不起我了，你还有资格对吗？小花朝我撇一撇嘴，踢我一脚说，当然了，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你是被专政对象，这个地位能平等吗？我腾地站起身，我们下去，我对程小雨说，既然不平等，怎么能坐在一辆车上？

    程小雨还没爬起来，我的腿被小花抱住了。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她撅着嘴唇说我，犟着不让我挣脱，她说，你也太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了。车子颠簸得厉害，我不得不重新坐下去，我苦笑说，你是工具我是对象，你不说我也清楚得很，但是你总得给我一点活下去的信心不是？小花愣愣地看着我，眼睛里慢慢地有了一层雾气，对不起，她轻声说，我不是有意的。

    我的前十七年中很少经历这种独特的场面，程小雨想必也一样。车上沉默下来，我们的耳边掠过冬天凌厉的江风。小花斜倚在驾驶室的后背上，将整个身子缩瑟在蓝色的警棉大衣里面，脸色苍白，失去了我们上车前的鲜活。车子已经驶过了钱江大桥，眼前是大片空旷荒芜的原野，路边有一些东斜西歪的房屋，狗在村子里吠叫。汽车离开了大路，向一条泥泞的机耕路上开去。

    我把小花扶下车，她的腿有点麻木了，那脸上也好像哭过似的，眼圈红肿着。程小雨替她拿着一个网兜一个纸箱子，里面大多是吃的东西。低矮的平房跟我大哥住的劳改场几乎一模一样。一个瘦削的身影被幽暗的月光投射在平房前的泥路上，凝固不动地盯着我们，就像一棵老树的影子那样。那一刻，我确实挺佩服这个十恶不赦的老头子，他身上有种死不改悔的精神，落到这种境地了他妈的还站得如此挺拔。

    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被你娘从罗湖桥下铁丝网塞过来的小家伙。他对我说，我儿子总爱跟你混在一起。现在又轮到我女儿了？

    老爸。女儿嗔怪的声音在夜的旷野上显得娇柔无力。我看见老头子咧开嘴笑了，充满某种恶趣味的快乐。我低下头，看见自己和程小雨的影子萎缩在地上，很像两个进宫请安的奴才。我是她的马仔。我低三下四地说，谁叫我生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

    老头子“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重新打量我，然后转过脸去看程小雨，终于，他侧身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小花已经跑到平房的门廊下去了，她推开门，我们就听见了她娘的哽咽声。算起来她娘那年只不过四十五六岁吧，却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她的压抑的哭泣声在夜的农场上空回荡着，引来一阵阵草狗的狂吠。

    白发老妪坐在病榻上招呼我俩，原先丰腴白皙的她，现在又黑又瘦，不停地咳嗽着。她说，湘九你穿的好像是我儿子的衣服呀，那他现在穿什么呢？他穿得比谁都暖和，我安慰她说，他不仅换走了我的人字呢外套，还拿去一件毛线衣，我娘给我织的，米老鼠却说他穿着更合身。

    有的人身上会带一些传奇的故事，过去他们对我感兴趣，现在转移到程小雨身上。老头子的眼光真是太毒辣了，他扑朔迷离地看着小雨，看得这少年坐立不安手足无措。你不是广州的学生，你是从境外过来的。问了几个听来很平常的问题后，公安分局老局长直截了当给他下了结论。我和程小雨倏地站起，悲哀地瞧着门外的茫茫夜色，又跌坐下来。门外停着那辆大卡车，膀大腰圆的司机打开车窗在抽烟，那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仿佛一盏盏警告我们的红灯。

    为什么？我有气无力地说，死死盯着这个老狐狸狡黠的双眼。老头子坦然一笑说，我问他学校还上课吗，他应该说“没上课”，而不是说“冇上堂”，我问他以前跟公安警察是否交往过？他冲口而出他家楼下就住着一位“差人”。如果说前一句还可以解释为广东方言的话，后一句就根本是两种制度、两个世界所用的词汇了。你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哪个地方将民警称为“差人”的？！

    程小雨已经缩成了一只毛毛虫。除了我，房间里有三位新老警察，他们像猫看老鼠似的看着他。这是一个残酷的耐人寻味的等待过程，等待这孩子彻底坦白交代。我紧紧握住程小雨的手，我说，别害怕，他们不会害你的。这孩子呜咽起来，他说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要隐瞒什么？反正横也是一刀竖也是一刀，你们看着办就是了。说着他将手伸进怀里往外掏东西，先掏出他的身份证，再掏出他的学生证，然后是他妈咪的来信，最后掏出一只红袖章来。香岛中学“湘江评论战斗队”！小花惊讶地抢过去看，眼睛里冒出了崇拜的小火花，程小雨，你了不起啊！她说。她把红袖章递给她爹娘看，她声音发颤地说，这是一位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斗争的自己人，咱们一定要坚决做好他的堡垒户啊。

    本来打算做王连举的程小雨，现在闯进了李铁梅家。不管老家伙受到多少委屈，小花她爸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李玉和。革命者遇到革命者，这事情就比较好说了。老头子反复看了程小雨的证件，确信他所说都是真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点燃一支烟，沉吟起来。我提心吊胆地瞅着他，同时观察周边环境，只要他提出任何我们不能接受的做法，拼死也要夺路而逃。

    我有个老战友在罗湖分局，老头子终于重新开口说道，以前是副政委，现在还是不是就不清楚了。老头子喷出一口浓烟，在腾云驾雾中斟字酌句，你去找他吧，把情况都跟他们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我想，他们会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给你帮助的。

    屋子里充满劣质烟草的烟雾，老头子趴在一张油腻腻的小饭桌上给程小雨写那位老战友的姓名地址，小花她娘拍拍胸口，继续吭哧吭哧地咳嗽着。小花忧郁地瞧着老头子把信纸折好，送到程小雨手里，忧郁地看着他一迭声地表示感谢。我看看她的神情，心里就有一种对老家伙的怀疑和惶恐。果不其然，当我们一起告别两位老人，回到车上去时，车子一动，小花就跟程小雨说，别听他的话，不能傻乎乎地去找那个副政委！我说为什么，怕牵连谁吗？她略含幽怨地望着我，说，不是牵连谁的问题，而是不了解对方现在的处境、观念和变化。万一他坚持一切都要按程序办呢？这事情就没有转圜余地了。

    千万别以为被批斗了几回，他们的思想就会转变了，十八岁的小花同志老谋深算地说，这些老家伙呀，多数都是花岗岩脑袋。

    四

    程小雨跟我们挥手说拜拜，车轮在他的脚下滚动，我们呆呆地站在月台上，煤烟带着炭黑的微粒飘落在我们身上。程小雨当初来到这里，还是秋天，城市和乡村还能看到一点金黄色，而今已是春寒料峭，太阳变得暖和了些，背阴之处，积雪还没融化。所谓我们，其实就是米老鼠和我，少得可怜的两个人，两个没地方上学或者上班的少年，两个小瘪三。

    小花在派出所上班，空下来就修修指甲，她确实不必来给程小雨送行了，该做的一切，她都做了。她给罗湖分局那位副政委家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政委的儿子。小花啊？知道，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啦。南下的时候，你爸是营长，我爸是教导员对不对？两人争着向同一位小姐献殷勤对不对？哈，你爸那个大老粗怎么争得过我爸这个小白脸啊，该小姐后来就成了我妈啦！米老鼠对我们说，我总算纨绔了吧，我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这小子绝对是个衙内，整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真纨绔啊。

    小花说程小雨你要找的就是这种人，江湖义气，天马行空。小花说我打听过了，他家老爷子现在被整得比我爸还惨，写他的大字报简直就是一部黄色小说。老爷子被关进去了，没人管的衙内就更是四处游荡。小花想了半天想不出贴切的形容词，她说你们香港人怎么称呼这种人呀？程小雨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小花同志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他就是一个“古惑仔”。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古惑仔，而在于他是跟程小雨站在一条战壕的同志。香港骚乱最严重的时候，大约有一百多名声援的“沙头角民兵”跟巡逻的香港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这位衙内当时就在现场。他在电话里激动地向小花姐弟大吹法螺，说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民兵送过弹药，亲自抬着伤员去医院等等。小花说你在沙头角随时能见到那些香港警察，你不怕人家报复吗？他们哪敢，小小的分局副政委的儿子说，这个地盘上谁他娘的敢跟我对着干呀？！

    小花说程小雨你即使暴露了真实情况，他也只会帮助你而不会出卖你。

    我的不安并没有随着火车车轮远去，我把手放在米老鼠肩膀上，觉得双脚发虚，好像踩在一堆棉花上。心里老是萦绕着一种可怕的陌生的感觉。程小雨找不到其他退路，我想帮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几个月朝夕相处，我跟这个本质淳朴的少年真的已成了兄弟。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我们小看了那个古惑仔，他开了一辆运货车亲自到广深交界处迎接程小雨。当然他不知道程小雨是回去自首的，小花含混地告诉他，有个离家出走的香港少年来旅游了一趟，现在想悄悄地回家。古惑仔说，进深圳就要查边防通行证了，啰嗦得很，干脆委屈他一下吧，跟猪猡们一起回家。

    起初还好，程小雨跟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他递给小雨一支烟，抽吧，他说，这车上味儿太大。猪猡们在后面哼哼着，屎尿横流，程小雨被臭气烟味熏得眼泪鼻涕一起流出来。古惑仔拍拍他的肩，受罪了吧，你这个不良少年，他笑着将手指弹一下小雨的脑瓜，哥也受罪啊，受那位老花花女儿的委托亲自送你回家去啊，你可要改邪归正哦，从此做个你妈咪的乖宝宝啦。

    经过第一道边检线时比较简单，古惑仔甚至不叫程小雨离开驾驶室。卧倒，他说，将他往地下摁，随手拿起一件破棉大衣盖住了他的背脊和脑袋。他探出身子去跟边检打招呼，兄弟，今天轮到你值班呀？那兄弟说，是你呀，你怎么开起这猪猡车来了？说着就踩上踏板往驾驶室里看，程小雨当时的全身都沁出了许多冷汗，他听见自己的心脏狂跳，好像闷得透不过气来。古惑仔及时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他说兄弟你有多久没去看看我老爸了？你不够意思啊。对方愣了愣，从踏板上跳下去说，我是想去看他的，但听说你爸被转移到广州去了。广州就去不了了？衙内冷笑一声说，兄弟，别忘了当初老爷子是怎么培养你的！

    古惑仔踩一下油门扬长而去。那位边检才想起他还没回答怎么开起了猪猡车。他站在公路旁，郁闷地从树上摘下一支杨柳枝儿，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他点燃一支烟，猛然醒悟似的抬起头向早已远去的古惑仔喊，我他娘的没去检举揭发他已经够意思啦。

    经过罗湖桥是在夜晚，时明时暗的灯光和浓重的夜色融合在一起。远远地，程小雨就出了驾驶室，穿上一身橡胶雨衣，爬到车厢的角落去。一块撕破挂落的车篷布遮盖了他，猪猡们在他身边挤成一团，车子重新发动起来，颠簸着，一头大肥猪几乎压倒在他身上。风从远远的海上吹来，雨也下来了，程小雨在黑暗中打着寒噤。透过篷布的一缕缝隙，他看到边检站双方的警员在走动，信号灯在霏霏雨丝中变幻着红光与绿光。一辆辆满载粮油牲畜的大卡车驶过去，海关旁边货站的天棚和前方的桥面一齐咯噔咯噔地响起来，一个戴大檐帽的人将手电筒对着猪猡们照了照，挥了挥手，车子从桥上慢慢地开过去，另一个戴大檐帽的人又过来了，又是一阵灯光闪耀，接着又挥挥手。

    程小雨仿佛从桥上往桥下坠落，紧张、疼痛、晕眩伴随着麻木的感觉。本来以为很惊险的遭遇变成了狼狈不堪的受罪，那头压着他的大肥猪使他欲哭无泪，从缝隙中可以窥见的天光消失了，猪猡把遮在他身上的篷布盖得严严实实。卡车驶出所有的检查站后，程小雨连推开猪猡的力气都没有了，严重的缺氧使他脸色苍白四肢瘫软。幸亏古惑仔及时上去揭开了那块遮盖他的篷布，他才悠悠然醒过来。马上到屯门了，古惑仔告诉他，你就在前面那个公厕旁下车吧，这样不引人注目。

    外面的雨声很大，它进入亲人的梦境，使他的爹地妈咪从梦里惊醒。在半睡半醒中，他们听见自家的门铃短促地响了一声，接着又响一声。妈咪猛地从床上坐起，赤着脚奔向门边。门外是一朵微小的生命的火花，包围他的是黑夜和监狱的威胁。但是他不再害怕了，在公寓走廊柔和的廊灯的映照下，所有的阴影都开始退却。妈咪的一声呼唤使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只能站在那里，脸上掠过一阵剧烈的痉挛，他微笑着，泪珠儿一连串地从他腮帮上滚落下来。

    香岛中学坐落在运动场道，南面就是九龙旺角分区警署。程小雨再次来到学校门前，旧景旧情触起他记忆犹新的往事。他站在人行道上注视着比从前冷清许多的教室与操场，教室里只有一些新生在“上堂”。墙头上还遗留着斑驳剥落的标语痕迹，楼顶上沙包垒砌的工事还没有完全清除。校门口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新布告，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曾经带着两名女学生在路边放置假炸弹，现在三人都被捕了，女教师被判监八年。

    程小雨知道这位女教师，她是程大明心中的“自由女神”。妈咪去探监时，程大明说，告诉我，妈咪你一定要告诉我，她逃出去没有？妈咪你不要这样安慰我，这样对我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折磨。你实事求是告诉我吧，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有没有自由？妈咪我求求你了。

    妈咪不了解这个女教师的情况，又不敢去打听。程小雨瞧着布告上那女囚的照片，默默地对他大哥说，现在好了，你们两人终于可以安心了，活着，七八年以后还能在一起回忆你们的往事，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我已经明白，年轻时因轻信而激进而产生的后果，教唆你们的大人物是不会来替你们承担的啦。

    一名戴眼镜的警官坐在文案后的皮转椅上，看见程小雨进去朝他咧嘴笑了笑，他点点案前一张椅子说，坐吧，是否需要通知律师？程小雨摇摇头，坐到椅子上去，我没有律师，他说，我只是个参加过游行的中学生。仅仅是参加过游行吗？是的。程小雨严格按照我和米老鼠的教唆回答说。我们要他将十六个字牢牢记在心里：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他是主动跑来自首的，怎么还会隐瞒自己的罪行？从逻辑说，这个理由确实很充分。但是警官已经见识了不少这样的学生，他们也是自己进来自首的，却竭力避重就轻地交代问题。游行时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往照相机跟前凑，有的还特意跑到摄像机镜头前呼喊口号。现在，他们明白这些都是呈堂供证的证据了，所以才不得不“主动自首”。警官想我怎么可以相信这些小狐狸呢。

    警官翻出其他人的自首材料，程小雨一见那些钢笔字歪歪扭扭的坦白书心里就虚了几分。肯定会出现一些把罪责都往他人身上推的同道者。果不其然，警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至少有三次，你是带头喊口号者，警官冷冷地说，还有两次你煽动同学们搬路障用以阻拦警车。可以说你也算是个中坚分子啦。

    胡说八道。唔关我事啦，程小雨连连摇头说，大家乱哄哄地一起搬路障，谁听得见谁在喊什么啊。

    警官把他带到一间黑屋子去，屋子中央有个小放映机，警官向一名管放映的文员挥挥手，黑白胶片便刷刷地转动起来。银幕上出现了夏天的街景，人头攒动，一栋小楼高高的平台上，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在发表演讲，镜头拉近了，程小雨的嘴角兀地抽搐起来。程大明，他在心里叹息，难怪你逃不出他们的手掌。镜头转向街面，出现一面旗帜，香岛中学的字样在半空中飘扬。警官说停，银幕上的画面就定了格，警官指着一位跳起来振臂高呼的学生说，这好像就是阁下吧，阁下对此作何解释？

    幸亏没有他们在搬路障的镜头，使他的罪证不够完整。但是那天他仍被宣布了羁押待审，随即移送赤柱监狱。天色阴霾，铁窗外面一派浓雾，深水湾和浅水湾都被雾气笼罩着，见识过我大哥那个劳改场的程小雨镇静地被一名狱警押到囚室。那时他感到很失望，因为狱警丝毫没有表现出大英帝国皇家警察应有的文明礼貌。当程小雨动作稍有迟缓时，即遭遇了“废柴”、“叼你老母”之类的粗口对待，并且伴之于推搡脚踢。囚室里无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门汀上，身上盖一条薄薄的毛毯。

    程小雨的头发已经养得很长，狱警让一个犯人给他剃成光头，程小雨提出抗议，狱警狠狠地踢他一脚说，抗议无效。程小雨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脑袋。他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嚷起来，我不剃，我还没被宣判，还不是罪犯。狱警说，你不是罪犯你怎么会被关进来？再说这是监规，有利于你们的卫生环境。给他剃头的犯人比狱警还凶，他拿起发剪就绞，被夹住头发的程小雨疼得流泪，他一把夺下发剪说，我自己来，我把自己剃成个鬼！程小雨举起发剪在自己头上刷刷地乱剪，剪落的头发纷纷扬扬飘落在囚室的潮腻腻的窗台和地上。

    程小雨怎么也忘不了在赤柱监狱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难友们称呼他“YP仔”，意思是“少年犯”。囚室中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里带有一股阿摩尼亚臭味。他缩成一团睡在角落里，倾听着铁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浪涛扑向海滩的哗哗声。被狱警推打过的身子隐隐作痛，他在不由自主发出的呻吟声中辗转反侧。想想爹地妈咪今夜肯定无眠，想想他们一夜之间愁成了满头白发，他蒙住脸，刹那间热泪纵横。

    程小雨怎么说都还算是幸运的，他在赤柱监狱只被羁押了一个月，判决书下来，一则是主动自首，二则或许是考虑到他父母年迈无人照料，或许因为最后落实的罪证只有带头喊口号，他被判缓刑监督一年。这种刑罚也称“感化”，在监督考察期内需接受缓刑官的监督和指导。

    程小雨关在里面时，既希望能见到他大哥又害怕见面，大哥显然不清楚他的所有实情，或许会伤心得再也无法忍受。怀着这种矛盾的心理，放风时他小心翼翼地，总是将手半遮着面，用一只眼睛朝其他囚室看。然而他的顾虑纯属多余，他根本不可能见到程大明。虽然关在同一座监狱，哥俩的罪责不同待遇不同，放风时经过的通道也几乎是毫不搭界。

    这是重获自由回到家里的第一个夜晚。大家都默不作声。爹地老了，患了老年痴呆症，出门不仅迷了路，还在中环的渡轮码头上跌了一跤，现在愣怔怔地坐在轮椅上。程小雨连晚饭都不想吃，他早早地进了他和程大明住的小房间，上了床，抓起枕头，将自己的脑袋埋在里面。妈咪说，你明天就去申请回校读中六吧，程小雨将脸埋在湿漉漉的枕头中想，一个班的同学有三分之一在服刑，还有三分之一转了学校，这个书还念得下去吗？

    妈咪进来了，屋子里黑洞洞的，时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妈咪的泪滴落到他身上。窗子外面，初夏的凉风阵阵。涨潮的海水拍打着码头堤岸，像一首悲壮而哀怨的乐曲。

    除了回去读中六，他没有任何他路可走。他想起我，想起我娘我大哥，想起小花米老鼠一家人，想起送他回家的那个“古惑仔”。他咬着枕头，双手紧紧抓住床头的木柱子，握成了拳头。这是一个紊乱的时代，今日阶下囚明天座上客谁也说不准，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他还年轻，还有长长的路等在前面，而且他已经明白了该怎样去走。为他自己，为他妈咪，为这个家，他必须回去完成学业，然后成为一个能够支撑起这一切的男子汉。

    他庆幸自己历尽艰辛地去了这么一趟杭州。

    五

    程小雨中六毕业后就走上了社会，大学课程是在业余完成的，开始他在一所小学当教师，很受孩子们和家长的欢迎。但是教育署下文规定了教师必须申请注册，否则不能做这份工作，同事们的注册申请都获得了通过，而程小雨的申请却被拒绝了。他给我来过一封信，诉说了这件令人气愤的事。

    我记得我躺在湘海池浴室的破沙发上读他的来信，混堂阿三凑过来看信中附来的相片。这不是你乡下老家的表弟嘛，他眨着疑惑的眼睛说，怎么变成了香港佬？他出去了，我端起茶杯喝口水说，他跑到香港去打工了。他怎么跑出去的，阿三兴奋地问我，那边的钞票是不是特别好挣？我没回答，指指喝剩的茶杯。阿三点头哈腰说，满上，我马上给你满上。他拎着大茶壶屁颠屁颠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你帮我问他一声，有啥办法让我也跑那里去打工！

    相片是在程大明出狱那天拍的，两兄弟站在浅水湾的沙滩上。依山傍海一湾碧水，浅水湾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港湾里泊着星星点点的风帆游艇，这是富人生活的天堂。相片上没出现东邻的监狱，也许它让人觉得晦气，其实赤柱过去是英军军事据点，也曾是香港岛的行政中心。

    程家姆妈坐在轮椅上。这是她丈夫以前坐过的轮椅，他老先生已经告别了与人在一起的日子。我家里有一张程家姆妈过去的相片，那是我娘带着我即将离开香港时跟她一起照的。金巴利道往山坡上走二十米就是诺士弗台，我家的阳台面朝海港视野辽阔，程家姆妈抱着襁褓里的我靠在阳台栏杆上，她穿着很摩登的旗袍，头发烫成大波浪，脖颈上的白金项链被阳光照的晃花人眼。相片上的程家姆妈多么年轻多么美丽，转眼间却成了一个贫病交迫去日无多的白发老妪。我放下信，揉揉眼睛，那里的钞票也不容易挣，我对混堂阿三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做你的混堂阿三吧。

    相片上的程大明瘦削而沧桑，三十五岁的他已经谢顶，背脊微驼，据说在监狱里做工，他干的活是熨衣服，整天弯腰所致。一家人乘叮当响的电车回到家。小小的厨房只能进去一个人。炉子上煲着汤，程大明揭开砂锅锅盖，不顾烫手就从汤里捞起一块猪肉骨头往嘴里送。程小雨站在厨房门外神情复杂地看着他，程大明回头说，你今天怎么不去上班，跟其他教师换的课吗？我不能当教师了。程小雨说。开什么玩笑，挺好的一份职业，我也打算回培侨中学去教书呢！

    有案底的人不能申请注册，程小雨咬着嘴唇说，我都不行，你怎么可能。

    肉骨头卡在了程大明的喉咙里，他将手掐住脖颈，摇晃着脑袋，稀疏的几缕头发在半空中飘荡。终于把骨头吐出来了，他喘息着，满脸涨得通红。那叫我们去做什么？他咆哮说，做贼，做强盗去？我们现在成了有色人种，生活在一帮白人的统治下！他举起双手，挥舞拳头。这就是殖民地的法规！他愤怒地走出厨房。对轮椅上的母亲说，不回归祖国，香港的穷人便永无出头之日！

    程家姆妈抬起衣袖揩眼泪。我们原先不是穷人，老太太说，你爹地的老板去世了，换了个不懂金融的儿子做董事长，银行才被人吞并了。

    程大明抱住头，他不想听这些。他走出这栋破公寓，天已经黑了，他站在一条很狭窄很破败的肮脏小弄堂里敲一户人家的门，敲得很谨慎。他希望开门的是不是那位女教师的父母而是她本人，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位女教师的刑期还没满，还在女监的铁窗前眺望茫茫大海呢。

    开门的不是女教师的父母而是她妹妹，她警惕地打量程大明，说，你是谁，为什么跑来打扰我们？程大明央求她说，你让我进去再说行吗，这里太不方便。那女仔犹豫了一下，程大明已推开她径直走了进去。女仔跟在后面说，你是她从前的朋友？你也是犯了法入过监的对吗？求求你，就别再来害我们啦。程大明心里难受得要命，他冷哼一声说，我还能害你们什么？我不过是替她来看看家人。女教师的妹妹说，替她来看我们？她害了我们一家，老爹老妈都被她气死了，害得我连中学都没毕业就到处打工养活自己。女仔越过他噔噔地爬上吱嘎作响的破楼梯，她张开双手说，你赶紧走吧，这个家跟她已经没任何关系了。

    程大明站在楼梯下，咬牙切齿地看着这女仔。女仔说，别这么看我，告诉你，她患了绝症啦，他们来找过我，让我申请给她保外就医，女仔不屑地一笑，脸上浮起痛苦的神情，我说我有什么能力送她去医院治疗？她的病是在服刑中得的，那她的治疗就该是政府的责任是不是？！

    那天夜深了程大明还在外面游荡，三十五岁前从未抽过烟的男人买了一盒万宝路，点燃打火机时他对着维多利亚海面说，烧吧，烧吧，干脆把这个世界统统烧光，大家一起完蛋算了。巡逻的保安在码头上盯着他，以为这是个太太跟人跑了要跳海的醉汉。这是夏天，他的双手却是冰凉，他浑身冷得直打哆嗦。海上一片迷雾，神秘的迷雾一直延伸到监狱医院，在垂危的病人头上蜿蜒地潜行着，从他或她的身上吮吸那最后的生命。程大明半蹲半伏在码头的堤岸上，回想着当年的“自由女神”。那时她是一个十分娇美的女仔，小巧的鼻子，红艳艳的嘴唇，细长的腿，同样的夏天，她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裙，在海边向他招手。女仔消失了。好像一颗陨落的星星。程大明哽咽着，跪在了码头湿漉漉的石阶上。

    程小雨在这封信上说，那位女教师已经去世，在她离服刑期满还有半年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程大明获此信息时她的骨灰已经被抛向大海，除了她那个充满怨尤的妹妹，只有两名护士和一名女狱警在场，她们替她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葬仪。于是，她彻底地消失了，就好像从未来过这世上似的。

    我大哥终于不再当留场犯回到杭州时，我早已从插队的农村回城进了一家造船厂。那段时间我们都有点异想天开，我甚至想申请去香港走一趟。米老鼠他爹又成了分局局长。他点燃一支中华牌香烟，又喝一口龙井茶，然后才很庄重地教导我。他说，你去那里有什么遗产可继承，可以拿回来支援四化建设的？没有？没有你去那里干什么？去做叫花子丢社会主义的脸吗？

    程小雨进了九龙观塘一家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每次来信都说快了快了，老板很快会升他的职了，那时就会派他来内地当个负责人，专管采购内地材料方面的业务。但是我等了好几年也没等到他升职，去信问他，他说换了一家公司，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冬日的一天下午，太阳特别好，一直躺在病床上的我娘叫我扶她起来，坐到阳光下的竹躺椅上去。我娘说，湘九你把那些老相片拿出来，我从抽屉翻出相册送到她手上。我娘默默地看着看着就闭上了眼睛。我大惊失色地喊她摇她，她却再也醒不过来了。她最后看的那张相片，正是她和程小雨他妈咪穿着摩登的旗袍，站在我家阳台上照的相片。

    母亲举行葬礼的前一天傍晚，一辆夏利出租车开到延定巷巷口，几位从前见过程小雨的街坊愣了愣，瞧着这似曾相识的男子从车上下来，然后伸出手去挽他的太太。两个人虽然打扮蛮体面，但都显得疲惫和憔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后来我才知道，程小雨太太就是那位女教师的妹妹，新婚的她，白天在观塘一家服装厂做出纳，晚上回来还要干点外加工活儿贴补家用。

    程小雨是在距永兴街不远的天后地铁站与她邂逅相逢的。天色朦胧，街灯在濛濛细雨中洒下昏黄的光亮，他从地铁上来，见到一身酒气的程大明正跟一个女仔推推搡搡。吃惊的程小雨赶紧跑过去拉开程大明，程大明推开他，指着女仔一个劲地说点解点解，点解你姐去世和葬仪都无通知唔？女仔气得落泪，拿雨伞的手簌簌发抖。她也说了句点解，点解唔非得通知雷？程小雨强作笑脸，将女仔拉到一旁去。他一直好中意你姐。程小雨说。一下子，喧闹的地铁站口变得无比寂静，进去出来的旅客熙熙攘攘从身边走过，他们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过了好久好久，女仔才重新开口。她说你是谁，是他的弟弟吗？

    深秋时节满地落叶，香港也是蛮冷的。程小雨说对不起，我请你喝茶以表歉意。他俩坐在茶楼的窗前，默默地瞧着程大明驼着背，摇摇晃晃地在雨中走回家去，他俩相对无言。茶楼里食客稀少，风吹进未关严的窗户使他俩感到深深的寒意。聊起各自的经历，程小雨这才知道，女教师两姐妹和她们的父母是一九六二年从边境大规模逃港过来的广东人，彼时，姐姐已读高中了妹妹还是小学生。她们跟着成千上万的大人孩子一起跑过来，香港警察一时也无可奈何。程小雨在这一刻理解了那位香消玉殒的女教师，少女时代的贫穷与屈辱使她很容易就走上激愤的不归之路。

    两个孤苦伶仃同病相怜的人，在雨巷中默默地走着，许多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在他们的头顶上飘走了，好像昨夜的星辰，好像铜锣湾上空的微风，好像那飞快消失的童年的梦境。程小雨将她送到家，其实那只是一间租赁的小屋罢了。街沿下有条沟，雨水在沟中哗哗地流淌。楼梯旁有个洗烫店，熨衣服的女工光着膀子站在工作台前忙碌。熨衣服的热气从虚掩的窗子里飘散出来。我哥在监狱里干的就是这活，程小雨说，干了将近七年。女仔凝神想了片刻，我们厂里正在招工，明天我就向老板推荐一下，让他去做烫衣工吧。

    程家姆妈已经走在我娘之前，年轻时参与过无数慈善事业的她，去世时连块墓地都买不起，最终还是乐善堂出面给了她一处墓穴。如果不是这女仔帮忙，出狱后始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处于半失业状态的程大明，将成为程小雨挑不起的一副重担。程小雨将女仔的话转告他时，程大明忽然古怪地笑了，他又在喝酒了，桌上放着一包花生米，他抓起一粒花生米抛向空中，张大嘴去接，花生米准确地落进了他的嘴里。他嘎吱嘎吱地咬着花生米，青面獠牙地说，好啊，我一个大学毕业的优等生，这辈子就只配当个烫衣工啦！

    参加我娘葬礼的同时，也算是这小两口的旅行结婚了。按她的想法，是想回一趟广东老家的，给祖宗坟头上三炷香，告诉他们自己把女婿带来了。程小雨说，你先写封信去问一下，那些坟头还在不在？结果不出所料，作为逃港者家的祖坟，早就被推倒复耕，成了一片稻田。程小雨又将我家跟他家的渊源讲给她听，于是她跪在地板上，向列祖列宗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对新郎官说，去吧，明天就去杭州。

    我大哥拉着一辆大板车从南星桥货栈回来，正好遇见他俩从出租车上下来。大哥惊讶地瞧着他俩，一时说不出话。程小雨转身看见他，也是愕然地喊了声大哥，大哥你今天还在拉车呀？我大哥勉强地笑了笑说，这是弟妹吧，欢迎你，先回家去洗把脸歇息再说。新娘子瞧着我大哥胳膊上戴的黑色袖套，闪烁的眸子黯淡下去，黄昏的霞光照在她身上，她站在巷口用凄凉的眼神注视着巷里的54号墙门。墙门口放着两只花圈，白色的孝幛在微风中飘摇。

    我大哥从劳改场回来后就开始拉车。他跟其他右派不一样，其他右派改正了就啥也没有了，他档案里还记载着妄图偷越边境的罪行。我大哥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他说拉车好，挣到的钱比当个公司小职员多多了。可是多年前在矿山的那场抢险不仅使他有点瘸腿，阴雨天还常常发麻疼痛。大哥抱歉地向程小雨解释，那批货是上个月就签了合同要送的，所以我今天不能请假。程小雨的眼眶潮湿了，你比我大哥想得开，他提高声音说，想得开就好啊。

    暮色苍茫，狭小的吃饭间因为摆满花圈而显得更加拥挤。我们的眼前是一片深深幽暗，唯有窗外的无花果树闪烁着淡淡的红影。程小雨妻子捧着我家的旧相册坐在窗前翻阅，两位老太太年轻时的形象使她惊叹不已。我听见墙门口有什么动静，我走出门去看。程小雨说怎么了，现在我俩是合法过来的。我说来的应该不是派出所警察，警察不会给我娘送花圈。

    我说错了。来的还真是警察。米老鼠他娘提前退休了，让儿子顶了她的职。香港来的两位同胞伸出舌头半天缩不回去，乖乖，公务员也可以代代相传？我说这是中国特色，再说，米老鼠当警察总比其他人当好一些对吧？程小雨一时反应不过来。点解？他说。我说点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我像当年一样，给他脑袋上吃个爆栗。米老鼠是我们的哥们，哥们好就是我们好明白不？！

    米老鼠说，伯母我给你上香了，我们跟他一起向我娘的遗像鞠躬。程小雨根本认不出米老鼠了，他从一只瘦猴变成了一头狗熊，肥头大耳，肚皮凸出，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一肚子民膏民脂，米老鼠自嘲说，全是三天两头的饭局整的。他指着他抬进来的大花圈说，这也是别人送的，花圈店老板的小舅子是个赌棍，第三回进拘留所了，老板死活不肯收我的钱，无非想叫我对那小子高抬贵手罢了。我说，一只花圈就想收买我？你也太小看我的觉悟了。

    你有多少觉悟，我说，看看你的形象人民群众就清楚得很。

    米老鼠将手一摊，表示承认我的指控。其实米老鼠还真算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警察，多吃多占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数额较大的贪污受贿绝对不敢。父母从“牛棚”出来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比较潦倒的境遇当中，这使他变得比一般人更胆小和谨慎。不过见到了久别重逢的程小雨，尤其是第一次来杭州的他太太，米老鼠当然要略尽地主之谊。他说，小雨你俩还没住下吧，说吧，三星还是四星级，我包了。

    他俩打算住一个月，我说，你看着办吧。

    米老鼠倒吸一口冷气，脸都白了，程小雨说湘九哥跟你开玩笑啦，我们在这里住三四天，然后就经过广州回去。米老鼠，接下去他就打听小花的情况，你姐姐结婚了没有，姐夫是不是省厅的大官啊？程小雨说，她最后怎么没找湘九呢，我真的好遗憾。

    我无话可说。没心情开这种玩笑。第二天的遗体告别会上，我见到了小花。那时我大哥正在读悼词，回顾我娘从香港回来后参加过的工作。我满耳朵响着哒哒哒的声音，在那些满面倦容的女工脚踏或手摇之下，缝纫机发狂般地转动着。我娘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低着头默默地缝纫，有时抬起拿着针的手，针上穿着长长的线。她的周围堆满了半成品的劳保服和碎布头。那是居民区办的缝纫工厂，辛辛苦苦干一天大概能挣七八毛钱。

    我看见一个穿便装的女人从敞开着的大门外进来，悄没声息地站在悼唁的队伍后面。站在我身边的程小雨“啊”了一声，赶紧又捂住嘴。他已经知道小花的丈夫不是省厅的大官，他父亲才是。有段时间，不仅她爹娘老是解放不了，连她自己也受牵连要离开派出所了，为老爸老妈，为她那身警服，或许还为了米老鼠，小花毅然决定嫁给一位追求她好久的大官的儿子。我听米老鼠说过当时的情景，米老鼠说，姐，这身蓝皮脱了也就脱了，你又何必如此委屈自己？小花淡然回答说，我不嫁他嫁谁，嫁给你那个狐朋狗友湘九吗？他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我？这身蓝皮好歹能让我们比较体面地生活下去，怎么能轻易地脱了？！

    哀乐在响，向我母亲告别的人们徐徐移动。除了亲朋好友，还有一些曾经斜着眼看我娘的人。现在他们说我娘是“爱国人士”了，当年她带着我们“毅然从海外回到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行为，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评价”。他们不知道我是从罗湖桥下的铁丝网里被塞过来的，跟我握手时露出同志般温暖的微笑，希望我节哀。大哥受到的礼遇基本上跟我差不多，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妄图偷渡回去，有的人也许知道，在这个场合装作不知道。

    小花没跟我握手，她越过我，一只手握住程小雨太太的手，一只手拉住他胳膊。他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就聊起天来。我听见他们在说深圳那位“古惑仔”，小花说后来你们有过联系吗？程小雨说有啊有啊，他早就不是古惑仔啦，他成了运输公司的董事长，手下光是运猪猡的大卡车就有一百多辆啦。

    岁月如歌，我捧着我娘的骨灰盒一步一步走下殡仪馆的石阶，晚霞照红了远山近水，那种感觉很苍凉，很悲怆，也很壮美。小花姐弟和程小雨两口子陪着我和我娘，乘坐一辆面包车回家，我对他们说，我娘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从香港回来那年，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年纪啊。

    车厢里一片静穆，人们彼此打量，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有了一些细碎的皱纹，红尘若梦，转瞬间年华已逝。生活像一场早就编排好的戏剧，不管我们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命运朝既定的方向前行。一滴泪落下来了，是小花的泪，又是一滴泪落下来，是程小雨太太的泪。我不敢回首，不敢开口，不敢看她们的表情，我把我娘的灵柩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抬起一只衣袖放到眼前，不一会儿，那衣袖就变成湿漉漉的了。

    六

    终于有了去香港的机会是在程小雨儿子已上小学之后，我随一个考察团去了那里。出入境管理处一位上了年纪的官员拿着我的公务护照看了半天，疑疑惑惑地说，你真是香港出生的吗？我点点头，是的。官员在键盘上敲了一会儿，眉头紧紧皱起来，没有你出过境的记录，他说，难道你是偷渡过去的？你为什么要偷渡到那边去？

    那时我很小，迷了路，糊里糊涂地走过了罗湖桥。我说。谁也没有拦我，你们的警察没拦我，红帕子缠头的印度兵没拦我，包括你的前辈、出入境管理处的官员们，都熟视无睹似的，看着我蹦蹦跳跳地就跑到桥那头去了。

    那后来呢，后来你长大了，怎么不请求回到这边来？

    我不喜欢殖民地，不喜欢让白种人统治我们，看见外国人的旗帜在祖宗留给我们的家园上空飘扬，我心里觉得憋气。

    官员瞪圆了眼珠子，好像有一支枪顶着他的腰眼。“九七回归”已经提上议程，他对持公务护照的内地客多少客气一点。他身边还有一位穿制服的小姐，不可思议地看看我和我的护照，像看一个怪物。我朝她挤挤眼，做了个怪相，她傻呵呵地笑了。

    春末夏初，阳光穿透了稀薄的云层，烤热堤岸上的长椅和铜锣湾又窄又长的电车轨道。从天后站下地铁过海去九龙，在下面是阴凉的，上来便觉得热气扑面而至。观塘一家服装厂的门卫室里，程大明呆呆地注视着路面上灼热的阳光，手里一支良友牌香烟已经燃到了头。不到六十岁的他，手就抖得拿不稳熨斗了，老板还算心善的，让他留下来看大门。他穿着一身邋遢的工装，坐在闷热的小屋子里看一会报纸发一会儿呆，我走近了也一时反应不过来。

    我找程大明，我对程大明说，我从内地来，是他家的老邻居。

    程大明愣怔怔地看着我。那茫然的目光让我觉得他坐在海滩上，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不知深浅的漩涡。后来他伸出一只手，仿佛从监狱的窗户里伸出来似的，伸向大海，而我的肩膀就是海上翻腾的浪花。你是湘九！他摇晃着我，充满激情地摇晃，他说，你大哥呢，他怎么不来香港？读中学的时候，他不是也追求民主进步的嘛，后来怎么会变成了被革命专政的对象？告诉我，小雨是不是在骗我？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告诉我！

    我被他摇晃得头晕眼花。我抬头仰望天空。白云悠悠，辽阔的蓝色犹如大海，我好像正从空中下坠，不停地下坠，下面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我抬起手抵御他的摇晃，我恳求他，革命是一回事，执政又是一回事，我说，你不能只停留在一种思维里；大明哥，你别太激动了行吗？

    我无法跟他讨论这种问题，这种问题过于严肃过于学术化，从我这个学历很低的人嘴上说出来似乎有点搞笑。程小雨的太太从写字楼跑出来了，程大明的激动使她感到吃惊。说到底，程大明的过去在她眼里是陌生的，这个老头儿精力充沛投身于政治冒险的时代她还是一个小女仔。她说，太巧了，程小雨今天正好来厂里看货，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我说那我就在这门卫室等他吧。那怎么行，程小雨太太说，这里太热了，你先去接待室吹吹冷气吧。

    一个小男孩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喝可乐，地上扔着他的双肩书包。程小雨太太说，香港学校下午三点就放学了，只好叫孩子到这里来等着妈咪下班一起回家。她对孩子说叫阿叔，孩子乖乖地叫了我一声阿叔。我从背包里拿出一架模型直升机，摸摸他脑袋说，送给你，你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了？程小雨儿子哇地叫一声，谢谢阿叔，他站起身高举飞机在屋子里跑一圈，边跑边说，我上二年级啦，我长大了要做差人，开着这直升飞去空中巡逻！

    后来的日子我常常想起这孩子的话，觉得无比的伤感。他可以有许多理想，却不能幻想自己成为香港纪律部队的一员，不光警察，他报考一般公务员都很困难。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的儿子。公开的招考条件上不会写明这一点，这属于内部掌控，就跟我小学毕业便失去了升学机会一样。那年我还不到十四岁，语文数学都考了满分，除了襁褓里就分别的老爹，我自己还能有什么罪？

    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这个问题的操控上却惊人的相似。贼的儿子一定是贼，大法官拉贡纳特的儿子拉兹因此成了流浪儿。我记得，就是程小雨偷渡来杭州那年冬天，小花搞来几张内部电影票请我们去看这部印度片子，我流出的泪将身上的棉袄都湿透了。那时程小雨还体会不到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他说湘九你的感情太脆弱了，像个女仔似的。

    程小雨到了，儿子扑进他怀里。爹地唔将来要做差人！程小雨抱着他，嘴上说好，好，眼睛却红了。太阳慢慢地向西边垂落，程小雨说我去车间看一下，然后一起去金巴利道。我说我也去车间看看。一片热浪扑面而来，嗡嗡的机器声不绝于耳，进入车间五秒钟，我身上的汗汩汩地淌出来。车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在女工们头上哗哗地旋转，扇出来的风都是热风。我看着她们的手，每个人手指上都缠着胶布。程小雨向我解释，手指和布料摩擦太多，手指头就破了。我点点头。我对一位中年女工说，每隔几分钟你要转一下头，一天坐在缝纫机前那么长时间，老低着头会使脖颈吃不消的。

    程小雨略感惊讶地朝我看，我勉强一笑，小时候我跟你儿子一样，每天都去我娘打工的缝纫工厂，我说，我娘她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到了金巴利道，然后往坡上走，走到一条百米小街，街口竖着一块锈迹斑驳的牌子：诺士弗台。也许只有它，还保留着对我家的记忆。昔日的寓所全部变成了酒吧，那个摄下过太太们旗袍倩影的阳台，而今坐着几个五大三粗的拉美壮汉。程小雨说，我们就在这里吃晚饭吧？我摇摇头。太贵了，我指着酒柜上的菜单子说，何必呢，我们不是富人。

    我心里想说的是，时过境迁，过去的一切早已消逝，该拿走的已经被人统统拿走了，现在我们万事只能从头开始。这里没什么可留恋的了，站在这栋小楼里只能令我们更加孤独更加伤感。最后的阳光落在山坡上，高楼和树木发出绚丽和金色的光彩，我指着车水马龙的轮渡码头说，我们回香港去吧，找个大排档，我请你一家、请大明哥吃晚饭。

    隐瞒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程小雨对我说，但是不隐瞒曾经被判刑的经历他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如此，他不得不经常“炒老板的鱿鱼”，只要遇到了过去的熟人或者老板听到了什么，他就很识相地自动离去。人们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既不会想到他当年只有十七岁，也不会理解他只是一名喊喊口号的小卒子。人们的潜意识中，坐过牢的不会是好人。老板不放心使用这种人。

    聪明勤快的程小雨因此而时常处于困顿，上次离开的那家贸易公司，确实是他最不想离开的地方了。那时他还没遇到现在的太太，而他的顶头上司是个老姑娘。吃完饭，太太孩子和程大明都回家了，大排档只留下我俩。程小雨猛灌一杯啤酒说，湘九啊，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啊。

    也是这样的初夏，微风吹拂维多利亚港。程小雨业务做得好，老板发给他一个红包。老姑娘说你要请客，程小雨说我请你吃杭州菜，吃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和小笼包。他们乘轮渡到了中环，老姑娘挽着程小雨的手经过熙熙攘攘的街市走向饭馆。电影院在放映好莱坞的片子，海报上的英雄和美女情意绵绵天地辽阔，老姑娘指着海报说，你看那个女的，是不是跟我有点像啊？程小雨扑哧一笑，你倒是像那女的，但我不像那个男的，他说，你瞧他那肌肉发达的样子，老虎都打得死哇。他捏捏自己胳膊，我连拍几只苍蝇都感到手酸啦。

    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端上来了，老姑娘端起酒杯说谢谢你，程小雨说你太客气了，承蒙你的关照我才有今天。是吗，老姑娘从挎包里翻出一只精美的盒子，递给他。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正宗万宝龙的皮带，给你做个生日礼物吧。程小雨愣住了，捧着皮带盒子看着她。我的生日？他的嘴唇微微哆嗦。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老姑娘眨眨眼睛，怎么了，她说，我去查了一下你进公司时留底的身份证呀。我还了解到你原先读的是香岛中学呢，那是所“左校”对吗？你不会是个“左倾”分子吧？！

    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程小雨仍然深感后悔，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也许他想到的只是惊愕与悲哀，也许还掺杂着其他情感：那些不可捉摸的、企盼已久的情感和欲望。他站起身，将那个生日礼物砰地摔在饭桌上，你太过分了，他的脸扭曲着，鼻子上沁出汗珠儿，用嘶哑的声调向对方喊叫，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我的老板、我的监护人还是我老婆吗？为什么？他喃喃地问她。坐回到椅子上去，他摇着头，用一种被打碎了最心爱的玩具的孩子口吻悲伤地说道，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八卦啊！

    老姑娘被他的激烈反映所吓坏了，脸色煞白地向后退去，她的下颚抽搐着，声音直打战。我不是有意的，她解释说，我一点、一点点都没有追究你什么的意思。程小雨无力地挥了挥手，想去拉她，但是她像受惊的兔子那样，将双手护在胸前，躲到了餐厅的廊柱后去。程小雨的眼眶溢出了泪，他转开脸，望着窗外，窗外是热闹繁华的街市，他却像置身于沙漠，一片孤寂。老姑娘乘这当儿伸出手去拿自己挂在椅背上的挎包，一只手伸过去又缩回去，再伸过去，拿起挎包转身就跑。程小雨遥望着她的离去，舔一下嘴唇，咸津津的，不是泪而是咬出的血。

    第二天我就递上了辞职报告。程小雨对我说。老板觉得不可理解，昨天刚发你红包，今天就辞职？程小雨低着头，嗫嚅说我家离公司太远，我大哥生病无人照料。老板心烦意乱地挥挥手，你先回业务部去，我考虑一下再说。老姑娘桌上的电话响了，老板叫她过去。程小雨呆呆地站在窗前，听见老板屋里传来他突然提高嗓门的说话声，你别解释了，肯定是你们看他拿红包眼红了，有本事大家都可以拿呀，别妒忌人家好不好！程小雨知道这是有意说给他听的，程小雨只能苦笑。老板是老姑娘的亲叔叔，迟早他们会知道他过去的一切，现在不走，到那时就会更被动，说不定身心俱伤。

    这是一个逃避者，像一只狗，常常需要逃到角落里添自己的伤口。这伤口不是一般的外伤，心疼胃疼肝疼哪儿都疼。我拍拍程小雨的肩膀，一切都会变的，我安慰他说，这块土地，我打了个嗝，这块土地的命运都要变了，呃，何况人、人的命运呢。

    那天晚上我俩熏熏然地走出大排档，几分钟就从小街走到了大街口，我俩愕然地看到维多利亚公园里外灯火点点，似乎有万头攒动，横幅标语一幅接一幅绵延开去，像海面上的波浪似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手里都举着小旗。有的在唱歌，有的喊口号，警察们站在边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走近了，感觉人并不是很多但声势不小。一个中年人爬到台上去演说了，静一静，他拿着喇叭高喊，嘈杂的声音小了一些，我们侧耳倾听，断断续续的声音进入我们耳膜。我们不欢迎新上任的“末代港督”！彭某人提出的政制改革方案是乱港方案！我跟程小雨面面相觑。

    当年的程大明很像他，程小雨说，比他更有风采。

    演说很快结束了，人们又开始唱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最响跳得最高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唱到“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时就猛地伸出拳头，好像正对面就站着一个敌人似的。一群小孩子高兴得乱喊乱跳，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我的眼睛突然眯起来，我看见了那架直升机。

    你儿子！我说，他摔倒了，赶快去把他拉出来！

    程小雨茫然地瞧着我冲过去，迟疑了几秒钟才跟上来。我避开一位身上体桖被汗水湿透的长者，又从一个伸出拳头的阿婶胳膊下钻过去，将孩子从地上抱起。谁带你来的？我问他。你妈咪吗，她在哪里？

    伯伯带我来的，被摔疼的孩子哽咽着告诉我，指着前面一堆人说，他在那边。

    孩子抱着被摔得凹下去一块的直升机，我抱着他，程小雨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到程大明跟前了他还浑然不觉。我们现在看见的程大明，和白天的他是大不相同的，非常兴奋，非常陶醉，满头的汗珠儿都是油光光的。这一刻我才想到，为什么我请他吃饭时问他喝什么酒，他摇摇头什么也不喝；因为他要头脑清醒地来参加这个集会。但是，此刻的他穿着一件褪色的黄褂子，颧骨上有两块红晕，吐沫飞扬地跟别人争论着什么，那脑子明显是不太清醒的。我放下孩子，拍拍他，你带来的孩子呢，你把他丢哪儿啦？

    他惊讶地看着我，半晌才转过身去看后面，我侄子，他说，哎呀，我侄子你跑哪里去啦！他跳起来，没头苍蝇似的喊着往前撞，我赶紧一把抓住他。在这里，我抓着他的胳膊说，你侄子在这里。

    孩子喊他一声伯伯，他喘着粗气弯下腰去抱住孩子。他的喘息像一头牛。程小雨这才向他开口。你不能把孩子带到这种场合来，程小雨严肃地跟他大哥说，你带我去参加游行那年，我好歹已是十七岁了，而他呢，他才上小学二年级啊。

    不一样，程大明辩解说，现在跟当时不一样啦。

    程小雨欲说还休，我拦住了他，向他摇头。在这个场合说任何不合时宜的话都可能招来激烈的反应，这是耳闻目睹过不少群体事件的我之深刻感受。我瞧瞧周围，每一张严肃的、紧张的脸都发人深思，都是些怀着企盼的普通人的脸，有的是数代土著的殖民地公民，有的是从内地移居过来没多久的北方人，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劳苦大众。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并没见过邓小平或撒切尔夫人，看来，他们是凭着一种朴素的本能和理想在为自身的未来呐喊。

    小孩子啥也不懂，我重新抱起孩子说，别让他太累了，我们回去吧。

    看着程大明想跟我们走，又不舍得走的样子，叫人心里很难过。我理解他，二十多年了，总算让他又有了大声发言的机会，使他产生一种回到青年时代的感觉，那红歌的旋律伴随着他经历过的甜酸苦辣，他的信念以及他这辈子所为之付出的沉重的代价，他怎么走得开去呢？一个人不可能否定自己的历史，他是虔诚的，这些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中年和老年人，多数是很虔诚的。不管在北京还是在伦敦签署了一项什么样的文件，他们都虔诚地相信，唱歌、游行和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我们默默地离开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我和程小雨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一种难以言说的怅然之感袭上心头。回头看看灯火闪耀的维园，暗红色的旗帜与横幅仍然在夜空中飘动，程大明突然从人群中跃起，打倒！他嘶哑地高喊一声，又掉了下去，淹没在人群中。我觉得很幸运，难得来一次香港，不仅看到了原先的家园，还见证了程大明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场面。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我辨认了一下方向，我对程小雨说，我下榻的旅馆在哪一头，我走了。摸摸他儿子的头，早点睡觉，我说，你将来是要当警察的，那游行就不要去参加了。

    孩子向我点点头，好的，他举起摔瘪的直升机说，我再也不跟我伯伯去了。

    七

    程大明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我觉得这想法不无道理，但得有个前提：执政者还停留在革命时期。程小雨说，他神神道道地坐在窗前，戴着老花眼镜，一遍又一遍地查看报上的委员名单，他喃喃地说，这个人是亿万富翁，那个人也是大资本家。一声长叹，他把报纸扔了，瘫倒在床上久久地呆望着天花板。伴随他的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男声充满惆怅地在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中国人喜欢上访，总认为冤屈都是小鬼造成的，阎王爷讲究的还是秉公办事。既然成了特区，香港也不例外。程大明起初不愿意，他说特首面临的麻烦事太多了，他的事跟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程大明是一名有觉悟的特区公民，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

    这个老人早已退休了，服装厂没有养老金，他向政府申请的孤老综援金和“生果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假如没有程小雨援助，他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想抽烟则去酒吧门前拣客人扔下的烟蒂头。

    位于中环的兰桂坊经历过非典时期的死寂，却是全香港第一个复苏的地方。入夜，这条几百米的小巷依然灯红酒绿，三五成群的人们涌入小巷两旁的酒吧，各种肤色的男男女女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高声叫嚷谈笑风生。大多数本地人不会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只有弯腰曲背蜷缩在马路边上的这位老人知道，那些说话声已经由从前的英语法语和日语，变成了以内地的普通话为主，香港话以及其他语种为辅。

    许多进出豪奢场所一掷千金的内地官商，或许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小将，程大明曾经遇见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大陆客，非要酒吧乐队演奏“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从头到脚穿的都是名牌，手腕上带的也是名表，乐队年轻的萨克斯手向他们鞠躬说，对不起，我们没这首歌的曲谱。他们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美金和港币，向空中一扔说，你不会演奏没关系，只要给钱，就会有演奏的人啦！

    刚拣起一个烟蒂的程大明浑身颤抖着，迈不动脚，在培侨中学教书时，他不仅会吹萨克斯还会拉手风琴，如果他愿意，这些钱就是他的了。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酒吧，却停住在了门槛上。酒气冲天的大陆客又摸出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拿来敲萨克斯手的头，大海航行靠舵手你都不会吹，你干什么吃的？莫非你只会替资产阶级当吹鼓手吗？！萨克斯手躲避着，向他的同伴嘶哑地喊，打电话啦，报警啦。程大明沉默了一会儿，眯起眼睛哀伤地凝视着这两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陆客，滚，他终于脸色惨白地指着他们骂道，败类，你们这些败类。

    打完斋唔要和尚。这是程大明第一次上访时说的话，也是此后他反复强调的话。从那天开始，他写了一张又一张请愿书，要求撤销因为“爱国”而背负了大半生的刑事案底、彻底平反并给予赔偿。他走进一个机构，接待的人向他耸耸肩，他又走进另一个机构，接待的人向他摆摆双手，人们告诉他，即使是特首，“也无权撤销被囚人士的刑事记录”。

    “对于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是北京一位名教授发布的结论。这位养尊处优的教授大概从未想过，对于程大明来说，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这个愿望其实很卑微也很正常，教授先生没告诉我们，如果后来变成了不正常，那又是谁把他变成的呢？

    斗室中香烟缭绕，供桌上的蜡烛哔啵作响，升腾起燃烧的火花。闻到油烟味，程小雨两口子跑过去推开那扇小门，诧异地看到供桌上摆放着程大明年轻时的黑白相片，与之并排的是那位女教师。蜡烛旁还有两个苹果两只橘子，还有两支烟两杯酒，那两支烟已燃了半截，长长的白灰跌落到地板上。听到推门声，苍老的程大明漠然转过脸，今天是我入监四十周年，他朝弟媳看看，也是你姐的忌日。他说。程小雨觉得沉没在某种无边的黑暗中，多年来紧张疲乏的身心在这间被扮成灵堂的小屋里猛然爆发出来，你还有完没完了，他说，人都快做完了你还闹腾点啥呢？！

    程大明猛地抬起头，他哆嗦着，眼睛里流露出极度的痛楚和绝望。程小雨闭上眼睛，准备迎接一阵暴跳如雷的反击。但是没有。他睁开眼，顺着程大明的目光看去，看见他儿子愣愣地站在门边，像凝冻了似的，如一只迷途的羔羊。

    你怎么了，程小雨小心翼翼地问他，好像声音响一点就会打碎什么似的，遇到什么事情了？

    我明白了，已经长成英俊小伙子的儿子轻声地说，我明白你为什么总是阻止我去投考差人了，他突然提高声音，跺着脚嚷道，你害了我，你跟他一样，原来都是有案底的人啊！

    程小雨跌坐在地上。三个好朋友一起去投考警察，两个考上了他儿子落选。点解，点解？小伙子站在面临维港的高架桥上，准备一脚跨出去般的问其中一位同学。同学是警官的儿子，紧张地拉住他说求求你，你可别想不开啊。小伙子双手紧紧揪住他，告诉我，他大声跟对方说，你今天必须告诉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同学低下头，叹了口气说，因为参加六七年，20世纪第六十七年那场暴动与骚乱，你爹地、你伯伯都被判过刑。小伙子傻了眼，他揪着自己的头发，半天才松开手，被他揪下的头发带着血丝从高架桥上飘撒开去，带走了他的梦想，他的希望。

    儿子走了，程小雨两口子才反应过来。他们追出去，看见儿子在街口转了一个弯，消失了。小伙子在街上迅跑，跑过维园，跑过铜锣湾和中环，跑到轮渡码头。他上了船，海上的热风吹在他脸上，他的嘴唇拔凉拔凉的，下巴上挂着伤心的泪痕。他到了九龙，到旺角，站在香岛中学门口，眼睛里带着一种茫然而迟疑的神情。后来他下了决心，终于跨进学校的办公楼，请求了解父亲当年的表现。一名青年教师带他到档案室，哇，教师夸张地举起双手，你爹地是全优生啦，你看看这历年的成绩和奖励，不知他现在何处高就？

    优等生有什么用？小伙子蹲在地上喃喃地说，都是你们害了他，他抱着头，在走廊上嘤嘤地哭泣。这所学校害了他，老师和校长害了他，也害了我们一家人啊。

    教师们在他身边围成一圈，轻声议论着，程小雨当年的档案在他们手中传阅。有人说校长来了，教师们默默地让开路。校长是位长者。他拉起这孩子，将他搂在怀中。小伙子无法忘记这位长者给予他的同情与安慰，他用宽厚的手掌拍着他的肩膀，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校长说，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一直在奋斗，校长哽咽起来，他说，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小伙子，社会的偏见迟早会改变的，我们学校以曾经拥有过你父亲这样的学生为荣。

    不知是谁告诉了媒体，闪光灯一亮，校长和程小雨儿子被摄入镜头。等到小伙子走出校门时，长枪短炮一齐对准了他。程大明四处上访籍籍无名，程小雨父子却在不经意间出了大名。报上的大标题五花八门，多数是“被屈入狱，改写一生”，有的则加上“累及儿孙”。程小雨平时节省得很，连报纸也基本不买。这天刚上班，总经理就叫他去一趟。他忐忑不安地过去，以为自己催讨应收款不力该挨批了。总经理坐在大班椅上，直直地注视着他，突然间拍着桌上的报纸爆发出一阵震天大笑，好啊小雨兄！他说，我当年在北京育才中学跟你一样，当然，不是学习成绩一样，而是革命的劲头儿一模一样！我真想不到，到了香港还能遇见你这么一位老战友。

    程小雨这才知道，总经理是个来自北京的“太子党”，不仅总经理是，从未露过面的大老板也是。香港的当事人绝大多数都对自己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唯有这些来自内地的大亨才会无所忌讳。因祸得福的程小雨傻乎乎地从总经理室出来，连路都不会走了，想去厕所小便，走进女厕所听见某位女同事哇的一声叫，懵里懵懂退出来，又走进了部门经理办公室。部门经理正在接电话，看见他进去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程小雨，不，程、程副经理，我刚接到你被提职的通知，还没来得及给你安排办公桌，你就来、来啦？

    一向习惯低调再低调的程小雨又高兴又害怕，特别是那天回家看见“狗仔队”在永兴街一带转来转去，他脸色苍白地躲到弄堂角落给老婆打电话。别急着回家，他说，我俩到维景酒店旁边那个茶楼去吃晚饭。电话里传来高峰期地铁中嘈杂的喧闹声，老婆声嘶力竭地说，那儿子怎么办，我买了他爱吃的菜，说好今晚做给他吃的！再说明天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天天去吃酒楼啦？

    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的是程大明，他背着这些报纸重新走上了上访之路。背包里还有一面颜色暗淡的锦旗，是他被捕后培侨中学的“爱国师生”敬赠给他的，不知怎么被他从母亲留下的箱底中翻了出来。原先的机构敷衍他，他去找议员。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培侨校友出身的立法会议员，这位议员却说，在普通法下，好像没什么途径可以翻案，你或可向法庭申请延长上诉期，但要有充分理由。他耸耸肩说，政治因素一般不会考虑啦。程大明怒气冲冲地反驳说，不是政治因素我干啥上街去，我吃饱了撑的？

    程大明蹒跚地走到赤柱走到海边，海风吹拂他的苍苍白发，他很想回到监狱去，那里可以养老，可以从铁窗里向外瞭望天空海洋，还可以触摸过去的梦境。而今的他，已经对自由不感兴趣，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程大明说扯淡，生命没了，爱情也没了，那自由也不是你的自由，而是别人的自由了。

    岁月不知不觉过去。我大哥最后还是毁在了那条伤腿上，阴雨天隐隐作痛，没站稳滑了一跤，造成他中风而半身不遂。我不得不四处托人将他送进了老年医院。所谓医院，其大部分功能就是一家养老院。大哥要求和另外两位孤老住在同一个房间，免得看见其他老人隔三岔五有晚辈探视，心里不平衡。

    我想给他搞个单人间，没这个门路。他刚住进去半个月，同屋就死了两个。半夜里时高时低的呻吟声，令人毛骨悚然，砰的一声响，一个老人从床上跌下，大哥喊着老兄老兄，却无法下床。他按床头的电铃，按了好久才有个从苏北乡下来的护工揉着惺忪睡眼走过来。大哥指着地上的老者，哆嗦着，护工蹲下去摸了摸，霍地站起身，乖乖，他诧异地说，这老头儿这么容易就死啦？！

    我大哥这一辈子，除了做少爷的辰光，都是体力劳动者，他最大的爱好是吃肉。但是老年医院基本吃素，我探望他时带去一些鸡鸭熟肉，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才跟我说话。我找医院商量，能否由家属多出一点钱，让他吃得稍稍好一点？院方摇摇头说不行，你愿意多付钱别人不愿意，难道只给你做肉菜吃？

    江南梅雨天，阴霾的日子总是少不了回忆与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灵魂的寂寞。有时候，我想我大哥和程大明这种人，好像是父母亲多余生出来的，寿命活得不短，却一辈子受苦受穷。别人或许有跌宕起伏，他们没有。他们为青春时节的骚动付出了终生的代价。上苍对他们真的很不公平。

    这天晚上下雨，雨泼打着车窗外人行道两边梧桐树的枝叶，我驱车去看他，身边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路上我跟程小雨又通了一次电话，小雨说，他大哥已经坐在电脑桌前了，正在将信将疑地问他的侄子，这是真的吗，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那位老邻居老朋友啦？还能面对面的说话？

    我将电脑调试好时，我大哥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从前他不是这样的，戴上手铐脚镣时他也不曾这样。他靠在床背上，直直地注视着视频，他说，是你吗，你真是大明吗？屏幕上有一点模糊，摇摇晃晃的，我大声喊，小雨，你把所有的灯打开，把灯光对着你哥！小雨答应着，将一盏台灯照到程大明脸上。程大明眯缝着眼睛，将脸都贴到了电脑上去，他侄子扳着他的肩，将他拉回去。程大明就势抱着侄子，哇地哭出声来，嘴里喊着，张家大哥啊，我好悔！我当初应该跟你一起跑去内地的啦，我不该留在这里啦，我真的好悔好悔。

    我大哥看着窗外，雨依然下个不停，陈年往事湮没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程大明的开场白令他心里发堵。你别哭啦，别好悔啦。他瓮声瓮气地说，你好好看看我，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见面啦，说这些话就浪费电，也浪费时间了。

    后来他对我说，程大明好像已经有点老年痴呆症了。这个发现令我大哥更加悲伤。雨水落在病房的窗子和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同屋的两位孤老，一个耳朵聋了，一个本来就是哑巴，不妨碍我们与香港的交流。但是，一个人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要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变成语言，即使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可能是一种危险。何况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之间有着一段莫名其妙的距离，隔着一重铁幕。

    两个可怜的老头儿隔着视频相握，两个人伸出的手都是又苍白、又虚弱、又浮肿，手背上还长着褐色的老年斑。生命是短促的，我们看见时间在他们那没有血色的脸上飞快地消逝。程大明说，老哥呀，你当年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却向他人说你想回香港呀，这样你就完蛋啦。我大哥说，那时跟你商量不也一样？说不定你比人家更积极地把我卖了。程大明呵呵地笑了，将颤抖的双手蒙住老泪枞横的脸，说，老哥你真幽默，你说得我都有些惭愧了。

    我们不能没有一点幽默感，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快的完蛋。我大哥认真地告诉他。但是我们的幽默感越来越让人辛酸，程大明说，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当年了。

    明日黄花，他说，我们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我坐在他的床边，对面是那位哑巴，我看见哑巴在这养老院的病床上辗转反侧，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枯枝般抖瑟瑟的手，好像在梦中求人似的。这是一个从福利厂下岗的残疾人，白天院方将他的某个亲戚叫来过了，说是欠费太多不让他再留在这里了。不留在这里让他去哪里呢？没人回答。屋子里有一股霉气和一种很难形容的老人气，一种接近死亡的气息。我走到窗前，打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雨渐渐地小了，院里院外都睡得静悄悄的，只有电脑视频前的两位老人还在谈话。可说的话，好像很快就说完了，不可说的话，尽在默默对视的不言中。

    让人惊讶的是，沉默许久之后，他俩居然又有了新的话题。这话题是程大明提起的。他抖瑟瑟地举起一张报纸，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点红晕。这个世界还是会变的，他的话令我们感到突兀，他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底层人士拥护这样的领导！报纸覆盖了整个荧屏，中国西南的一座城市广场上，红旗漫卷，歌声震天，广场周围警察荷枪实弹，黑色的囚车呜呜鸣笛疾驶街头。我和我大哥面面相觑了，愣了好一会儿，我大哥才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扳起指头算了算说，可怜，大明你今年七十五还是七十六岁了，五十年前开始做的梦，这一辈子就做不醒了吗？

    报纸挪开了，程大明不服气地瞪着我大哥，两个老得苟延残喘的老朋友，好像山野小路上狭路相逢的两个老仇人。我突然忍不住了，凑过去插话。我说，小雨，你还记得当年吗，你请米老鼠吃的那顿饭？装着大喇叭的宣传车从街上驶过，宣布冻结所有“有问题”人的存款，一群学生和市民在马路边上高喊着坚决拥护的口号。

    当然记得啦，程小雨将脸凑在他哥脑袋旁对我说，你骂他们是一帮傻瓜。他脸色深沉地回忆。米老鼠说，去他妈的坚决拥护。我忘不了他的精辟总结，程小雨说，米老鼠说过，上面那些家伙，把所有有点钱的人都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不仅把这些钱拿去给自己拉帮结派，还借此获得没钱人的拥护。

    报纸上这种人跟当年有什么区别？！

    一层白翳遮住了程大明的昏花老眼，他迷茫地看着我们，佝偻着身子，很孤独，很苦涩。他想反驳我们，却无从反驳，半个世纪不安分的情绪在他的心里悸动着，思绪总是逆向出现，也许他也知道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病态，但是他已无法改变。

    两个早已脱离了主流社会的老人，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的主题其实已远离他们。他们重新安静下来，莫名地互相瞧着对方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天真笑容。这个画面有点诡异，因为这种“天真笑容”隐藏在老树枯藤般的皱纹后面。

    病房里很潮湿，从病床的床单被褥枕头和湿嗒嗒的地板窗台的每一块木料铁件上，都能闻到那股霉烂的气味。我看到大哥的眼睛也潮腻腻的，他抬起一只手，默默地揩着眼里的水珠。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动了我，也惊动了我大哥以及视频那边的程大明兄弟。走廊上突然亮起了灯光，一名护工在喊医生，黑黝黝的院子里晃动着几个灰白色的人影，医生进了病房。过了一会儿，真的只有一会儿时间，那杂沓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一辆破旧的担架车吱嘎吱嘎地响着被推了出去。我听见程大明微弱的喊声，他在问我大哥你那里发生什么事啦，病房惨白的日光灯照在我大哥脸上，他哭一样的笑了起来，泪花迸溅中，他嘶哑地说，又有一位老兄弟走了，见上帝去啦。

    于是我走过去，我跟程小雨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程小雨说好吧，叫他儿子将视频关了，我看见的最后景象是小伙子抱着程大明，替他擦着那皱纹重重叠叠的脸上的泪水，他耐心地说，伯伯您放心吧，您跟他们不一样，您常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所以，你的日子应该还长着呢，过两天，我再让您跟您这位老哥通话吧。

    （首发于2013年第6期《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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