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路哭着来到书店，莫老师不在店里，他到火车站接货去了，她又一路哭着赶往火车站。我不知道她那天到底找到莫老师没有，反正第二天，莫老师就一脸憔悴地对我说：“事情全乱套了，她非要跟我复婚，她说她错怪我了，她一定要把这错误纠正过来。我说错了就让它错下去吧，大家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就各过各的吧，可她死活不答应，说是不能明明知道错了却不去改正，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活一辈子，不能一辈子都觉得欠了我的。她只管她自己，至于我，她是不管的，我想不想改正这个错误，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生活目标，她根本不予理睬，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自私，自负，这样的人真讨厌。”
过了一段时间，莫老师还在叹气：“真是拿她没办法啊，那么神经质，比事发当初还要神经质，已经不像个正常人了。”
她后来似乎怀疑是我在阻碍她跟莫老师的复合之路，天天下班后都跑到书店里来，既不吵也不闹，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有时帮我照料一下顾客，有时还给我带点吃的。我开始是不承认，后来就不理她，随她去。她终于不耐烦了，很多顾客在那里，她就冲我大声嚷嚷起来：“你们根本不般配，他那么英俊，那么有气质，你呢？木头木脑，挂副眼镜，打扮到天上去，也不过是个中学生，他不会喜欢你的，他只是假装喜欢你，好让你尽心尽力帮他看店，他在对你施美男计。”这一套不行，又来软的。“你还是放手吧，我付给你青春损失费，你说，你要多少？”最后居然提到了姐姐。
“都是你姐姐的错，要不是你姐姐，我们都不会有这场变故，你就当替你姐姐承担一些责任吧，事情做错了，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对不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校长也听说这件事情了，既然是冤案，他觉得有必要马上纠正过来，他已经快六十岁了，就要退休了，他可不想经他之手，以一个错误的罪名，毁掉一名老师，毁掉一个人的前程。他亲自跑到教育局，跑到人事局，做了许多疏通工作，然后才找到莫老师，他请求莫老师继续回去教书，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大好事，莫老师当即满口答应下来。至于书店，他让我先替他全权打理，也就是说，他当老板，我当经理。
财政局会计跟着他的脚后跟追到学校去，他平反了，她觉得更有必要立刻复婚。老校长也对他说：“莫老师，为人师表，自己的生活一定要管理好，不可以当着学生的面三天两头吵架。”
就这样，他们复婚了，据说复婚那天，那个财政局会计居然跑到电视台的“点歌台”去点歌，她点的是《化成灰了也要爱》，她能点这样的歌，真让我大吃一惊。
这就是我的初恋，或者说是我的一场暗恋，还没得到回应就结束了。有时我感到一点隐隐约约的幸福，因为我听说，跟自己爱的人真正生活在一起，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这就像你得到了一个漂亮的馅饼，你注定无法一辈子保持它的完整，因为你得到它，就是为了把它吃下去，可当你真的把它吃下去了，你就失去它了。失去自己所爱的人，已经是一件痛苦的事，更何况这痛苦是一口一口慢慢来的，有点像水滴石穿，还有点像凌迟。
可是有一天，很晚了，莫老师突然在外面轻轻敲响我的窗户，隔着窗棂，他问我：“方圆，你吃晚饭了吗？”我说我吃了，他没吱声，站了一会，他没头没脑地说：“我觉得很羞耻。”他说完这话就走了。
我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心里却翻腾着巨大的幸福，真的，不知为什么，我的确感到又幸福又平静。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再也不想那些事了，不想死去的母亲，不想坐牢的父亲，不想吉凶未卜的姐姐，也不想那些噩梦般的过去，什么都不想。除了替莫老师看店，就看我的英语书。我正在试着学习翻译。我喜欢这一切。
姐姐听完这些，半晌没吱声，末了她问我：“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好饿。”
很奇怪，姐姐到家第二天，就感觉身上的伤痊愈了，她找来小锯子，让我帮她锯掉石膏。她掀掉身上的最后一块石膏，在我脸上叭在亲了一口，就跑了出去。她说她要出去透透气。
一直到晚上，姐姐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跌跌撞撞地回来。她一回来就哭了。“方圆，快给教授打电话，快，让他马上来接我，这里呆不得了。”
原来，姐姐一出门就发现不对头，满街的人见了她就躲，就像她身上带着瘟疫，就像她是条毒蛇，她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退避三舍，万一来不及躲避，就以手遮额，或者拉低帽沿，总之，人人都在想尽办法，将自己的脑门遮挡起来。她走在街上，身边光光的，连老人们都躲在暗处斜睨着她，她感到自己如同站在审判台上。她有点不服气，她不相信整个长乐坪的人都会如此憎恶她，她试着走遍每一条街道和小巷，走了整整一天，所到之处莫不如此。只有一个人没有回避她，那个人是个盲人，他胸前挂着抽签用的小木盒，手上拿着根长长的竹棍，姐姐看到终于有个人迎着她走了过来，忍不住欣喜若狂，就站在那里没动，高兴地迎着他，哪想到那瞎子误会了她的意思，以为她是故意捣乱，想也没想，扬起手中的竹棍劈头抽了她一棍子。
姐姐还是没有死心，到了傍晚，她又想起了一个下流的招数，她扯扯衣服，对着玻璃窗理理头发，站在路边向那些过路的男人抛起了媚眼，她不相信连他们也会对她退避三舍。结果，当他们凑近一看，发现她就是那个著名的奇人时，一个个抱头鼠窜。
一直走到天快黑时，她看见一个卖瓜的八九岁的小男孩，她蹲下来，友好地问他：“你这瓜甜不甜？”小男孩天真地说：“当然甜啦，三块钱一个，不甜不要钱。”难得遇上一个不躲避她的人，姐姐悲伤了一整天的心终于高兴起来，她伸手摸摸他的脑袋，笑着掏出三块钱给他。小男孩也望着她笑，主动替她挑出一个瓜来，小心地装在袋子里，姐姐看也没看就提着走了。走了一程，姐姐饿了，等不及回家，决定先吃了瓜再说。她打开袋子一看，发现那瓜原来是个烂瓜，底下有个已经腐掉的大洞，她想起买瓜时的情景，他有意挑了那个瓜给她，又小心地把袋子打了个结，他是担心那瓜会在袋子里翻身，她会发现那个破洞。姐姐站在那里，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居然被一个小孩子给骗了。她想起以前，如果她还能看得见脑门上的字，他岂能骗得过她？别说是一个烂瓜，一句假话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样活着，还不如去死，可我不想再寻死了，我已经死过很多回了，既然死不掉，那就得活，咬着牙活下去。”姐姐说完这话，就擦干了眼泪。我了解她，每当她擦干眼泪之时，就是一个新的主意诞生之时。
第二天上午，教授的车刚一出现在门口，姐姐就飞扑过去。我在后面向她挥手，她却没有响应。
姐姐穿上白色的实验服，开始乖乖地服用教授的“一号药剂，”一种看上去有点像啤酒的东西，当然，味道比啤酒怪得多，简直难以下咽。教授让她连服三个星期。
服药的间隙，姐姐躺在自己的单人床上，有时会想起那个寿星教授的白山羊，那只会流泪，会大声抽噎的白山羊，姐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到底是那只羊被培育了一颗人的心脏，还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慢慢变成了山羊？这个问题让她惊得坐了起来。
可没多久，她就什么也不想了，从服药开始，她就被时轻时重的发热所控制，教授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正在锻造她，她正在获得新生。
教授很尽责，常常通宵不睡，密切关注着姐姐的反应，并留下了记录。
低热，头昏，嗜睡。
高热，时有清醒，多梦，但无法复述梦境。
高热，头顶却有清凉感，眼睛有异物感。
高热，眼睛有灼热感。
高热，昏迷，醒来无食欲。
高热，呕吐。
低热，眼睛有穿透效果，能看见人的血管在皮下奔流。
低热，眼睛有奇怪的穿透感。
……
三个星期过后，姐姐并没有出现教授所希望的样子，相反，她开始呈现出另一种迹象，要么蒙头大睡，要么睁开鹰一般深邃的双眼，神态亢奋，胡话连篇。是的，她的眼睛有点变了，瞳孔变小，发黄，像一枚通体透亮的玛瑙珠子。
实验失败了。教授经过一再检验，发现姐姐不但没能回到以前，反而呈现出某些智障患者和精神病人才有的征候。
教授非常小心地把姐姐藏了两三个月，这中间不断地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药物治疗，精神诱导，甚至催眠疗法，最后，他甚至想试试做爱这个最原始的办法，企图唤醒她的某些记忆，但他的搔扰把姐姐惹烦了，她突然一低头，在他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没办法，他只好找到了我。
我决定去打官司，教授劝阻了我。他手上有姐姐跟他签定的合同，“自愿参与‘一号药剂’实验，自愿承担一切实验后果。”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教授一直不承认是他的药剂有问题，他说姐姐一直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她像任何实验者一样，对服用的药剂有些担心，对预计的实验结果信心不足，这种不良情绪正是导致实验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说：“黄教授，你对你的‘一号药剂’就这么有信心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自已身上实验？”
教授眨了眨眼睛。“没有这个惯例。”
我紧紧挽住昏昏欲睡的姐姐，以防她突然倒下去，她垂下脑袋，依偎在我的肩头，一副乖巧可爱模样。我又说：“教授，好端端一个人，变成了这种样子，你作何感想？”
“我很遗憾，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想要的。你放心，我们会尽量给她最好的治疗。”
教授所谓最好的治疗，就是把姐姐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接受“专业”治疗。
我一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由他们去安排。临走前我说：“教授，让你的药剂见鬼去吧，天下再也没有哪个傻瓜来替你做实验了。”他一笑，拍拍身边一沓表格说：“那可不一定，招募通知一发出去，申请书就像雪片般飞来了。你要知道，人人都想做个非凡者。”
教授最后怜惜地摸了一把姐姐的头发，说他就不送我们去那个地方了，那种地方比医院还让他伤感。他说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姐姐唤醒过来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他没时间，这件事必须放在他的“一号药剂”试验成功之后，该药剂必须尽快研制成功，因为他以此为由费尽周折申请的某项基金已获批准，许多部门、许多人正对他的实验结果翘首以待。
姐姐的行李也从那间灰白相间的小房间里拿出来了，包括她一天一天记下来的日记，我得把它们统统拿到精神病院里去，也许姐姐将在那里过完她的余生。当然，作为实验成本，这笔钱将在教授的基金里支付。
十年过后，父亲出狱了。
他费了些周折才找到家门。十年间，长乐坪的市容发生了很大改变，街道由原来的三条变成了九条，我们家从原来的陋巷变成了闹市中心的一片小小阴影。
姐姐住在长乐坪精神病院里。前两年，我把她从教授安排的那个精神病院转到了这里，那地方太远了，不方便探视。现在，我每个星期都去看她，她好多了，除了身体比以前稍胖了些，她的模样几乎又回到了从前，医院的医生们也觉得她几乎康复了，再观察一阵就可以出院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没想到姐姐恐慌极了。
“我不出院我不出院，我是病人，我要治病。”
她一边说一边抓散头发，在医院门口的小花园里转起了圈圈。我拉住她，答应她不出院，她才安静下来。从这以后，每次见到我，她都要眼巴巴地求我：“我不出院哦，我不出院，我害怕。”我知道她在怕什么，她宁肯呆在医院里，也不愿看到这个让她无所适从的世界了，但她终归要走出这个地方的，除非她的病永远治不好。我故意拉下脸来，严肃地说：“不出院怎么行？人不能一辈子呆在医院里，所有的病人都要出院，都要出去健健康康地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姐姐的主治医生找到我，他有些疑惑，说姐姐的情况明明有了很大好转，谁知这段时间又加重了，他希望我这个家属能多来看看她，配合医院的治疗。我想，刚刚痊愈的姐姐可能又得了另一种精神病。
这中间，李安生回来过一次，他的样子变了许多，他以前是个白皮肤黄头发的家伙，身上集中了洋气与野性两种味道，现在，他变得很黑，而且很瘦，也不爱说话。他手上拿着一叠报纸，打开一看，全是关于黄达教授和姐姐的报道，那时的姐姐，披着长长的卷发，裹一袭怪模怪样的白袍子，像天外飞来的古怪精灵，完全不像现在，老老实实，憨憨厚厚，一坐就是半天，不说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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