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午后3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认。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照会日使馆，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25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继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
[3]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说，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虽经政府于1月8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铁路统一案，百计图谋设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梁士诒等忽然积极反对铁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再致陆征祥，令其勿庸提出该项。陆征祥等遂依国务院前后训令，仅做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并将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中铁路统一一项删除（见该书下卷169～170页）。
[4]见麦克莫雷：《与中国订立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1496页。这个声明是否预先拟好的，不得而知。
[5]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蔡到任。
[6]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载：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发表《救国之急务》的演说。
[7]1978年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就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邀请罗章龙教授座谈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本文即是经本人审阅过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座谈记录。
[8]本文原题为《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由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
[9]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日本根据其1917年与英、法、帝俄所私订的密约，要求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美国威尔逊总统反对。日本以中国已与订立济顺（济南至顺德）、高徐（高密至徐州）两铁路秘密协定为言；2月以后，我国要求归还山东青岛之消息，日见不利。
[10]外交委员会，系徐世昌临时创设，职在审议巴黎和会中之外交事件。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委员兼事务主任。作者与外交部政务司长王述勤、秘书朱鹤翔等四人，同为事务员。
[11]国民外交协会，系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范源廉等诸名流所组织，梁任公时受政府央请，赴欧视察，张君劢、丁文江等为随员。梁电云：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让此，不啻引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
[12]参加五四运动天安门游行之学校，为数13。但其校名或已不甚为人所全忆，特举之如下：一、国立北京大学；二、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三、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四、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五、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六、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七、内务部警官学校；八、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九、税务处北京税务学堂；十、私立民国大学；十一、私立汇文大学；十二、私立中国大学；十三、私立朝阳大学。按：学潮扩大后，清华学校、俄文专修馆、法文专修馆、陆军测量学校、军医学校、军需学校、航空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始加入，故皆不在13学校之内。
[13]林长民辞职文中，附摘当时东京朝日新闻，及建部遁吉教授，攻击我国之文字，要求日政府亦予取缔，并将呈文登报，学生益愤。
[14]安福系系民国七年3月，成立。
[15]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十人会议中，透出中日两国，业有秘密换文。威尔逊请将此协定，送由和会审阅，日使允向国内请示，顾使立予同意。日本大怒，指顾使不于事前预商日本，与陆征祥外长、内田康哉外相间之了解有违。由小幡向我外交部抗议，此系当年2月初之事，外间均知之。
[16]胶济铁路换文，系民国七年9月24日订立。日本先做提议，我方复称：“业已阅悉，中国政府对于贵政府之提议，欣然同意。”换文中，中国复文，既无月日，亦未云曾奉政府之训令或授权，与其他外交文件之体裁有异，为众论所指摘。美国东方股长在是年1月27日夜，曾叩陆征祥以实情，陆征祥始以实告之，美方太息云：“此犹自抽吊板，自隳深渊，我们如何能帮忙。”此事当时外间亦知之。
[17]毛泽东系长沙第一师范学生，民七夏间，始来北京，经李大钊之推荐，在北大图书馆为助理员，月薪18元。李大钊曾任汤化龙内务部秘书，嗣主编《晨报》副刊，民国七年2月，受聘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18]民国七年，北京学生，因中日军事协定事，游行请愿。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皆被推为代表。冯国璋总统接见之，三人亦皆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有力代表。
[19]王揖唐落选后，始自组国际联盟协会，自为会长，与同志会相对立。此为当年中国有两个民间国联同志团体的原因。国联协会，不久消灭；国联同志会则成立迄今，工作数十年未断，且尝每届派遣代表，出席世界国联同志总会，努力国际和平，为当时有力团体。周策纵先生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一书，征引骸博，极足参考，唯只及协会而不及同志会，又以协会为有力团体（周书，页九〇）有误。同志会现改称联合国同志会，何敬之先生主持之。
[20]章宗祥曾著“东京之三年”，王芸生“六十年之中国与日本”第七卷：“曹汝霖回忆录”，见香港春秋杂志。
[21]顾少川先生“巴黎和会的回忆”一文，谓奉召出席十人会之日子在2月下旬；又谓：“当日发言。”我疑回忆之日子有误。因据我资料：顾先生奉召赴会，是1月27日，正式答复之发言，是1月28日。
[22]参考巴黎中国专使5月28日议事记录。
[23]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载：孙中山到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为1919年10月18日。
[24]本文据方豪自传节录。
[25]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26]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27]本文曾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
[28]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29]常恒芳、褚辅成均为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国民党国会议员。
[30]李光炯，早年创办安徽公学（校内集聚革命志士，为安徽早期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1911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31]周世钊，湖南宁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任湖南省副省长等职。
[32]舒新城，湖南溆浦人。五四运动期间在长沙任教。后任《辞海》主编。
[33]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34]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35]本文原题为《湖州人民反对本乡卖国贼章宗祥》，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36]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37]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38]晨朵记录、整理。原文题为《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上海学生在五四运动中首冲租界的前前后后》。
[39]据周同宇同志最近提供的材料：“周恩来同志到津日期，我记得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但回国日期可能在4月。因为他是先去东北沈阳见伯父以后才到天津的。”——编者注
[40]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41]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42]本文是文史资料的未刊稿，于1999年选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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