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安志薇刚到重庆时，就叫安靖，他记得太清楚了，因为他们是南开中学的同学。
他说李教授当初之所以对安志薇没有印象，除了人多确实记不住之外，还因为李教授安置她的时候，她不叫安志薇。
她叫安靖。
1955年之前的十多年间，杜主任尽管没再见过安靖，叫成了安志薇的安靖嫁给李教授之后，也从没认过他这个同学，他却是认得她的。她跟李教授结婚的第二天，他就把她认出来了。
杜主任毕业于内迁的中央工业大学，在重庆化工学校教书，渝州文理专科学校建成后，他被抽调过来，进了生物系，算是充实初创学校的师资。1955年6月，李教授有了第三次婚姻，作为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学界名流和学科带头人，学校想出面为他操办婚宴，被李教授谢绝了；系里要为他操办，同样被谢绝了。李教授说，事不过三，我已经顶格了，该知趣了，悄悄结婚就行了。
他态度坚决，只能由他。但系里的同事还是在他婚后次日，相约去他家祝贺。
李教授当时就住在银杏坡。那时候住房紧张，许多拖家带口的教师，都是几家人打伙住一个套间，早上起来进厕所，要排很久的队，碰上肚子不争气的话，简直憋死人，甚至有人在外面大呼救命的，而里面的人还没尽兴，免不了边起身边咕隆，由此产生了一些摩擦；做饭也是矛盾的根源，大家的时间都紧，谁先做？谁后做？弄到后来，谁也不进厨房，各家准备一个煤炭灶，摆到走廊上去。那真是乌烟瘴气。李教授住在银杏坡，相当于住别墅，是学校对他的特殊照顾。
那天李教授听说有同事来，便借来凳子放在院坝里。同事坐了一阵，还没见新娘，就对李教授说：
“你还是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不然她以后到办公室去，我们还不知道是大教授的夫人呢。”
系里真没有人见过她。给李教授介绍的媒人，也是校外的。
李教授就朝里喊一声：“你出来倒杯茶呀。”
她出来了，穿着旗袍。那时的重庆，已没有几个女人穿旗袍了，穿旗袍的女人都在日本投降后回北平去了，回上海去了，后来又有一些跑到台湾去了。同事噢嗬一声，恭维她的年轻漂亮。但杜主任没恭维，这不是因为她本身并不漂亮，而是她刚在门外一站，杜主任的嘴就像被弹簧撑开了：
这不是安靖么！
他没敢认，直到她走到他面前，他才叫一声：“老同学。”
她没回应，把茶倒好，递到他手里，说声“慢用”，就给别人倒茶去了。杜主任很难为情，一是怕认错了，二是怕别人听见，以为他要跟大教授攀关系。幸好没人听见，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聊。
当然，最让他难为情的是：他并没认错，她也听到他打招呼，就是不想认他。
杜主任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不想认他。
那时杜主任还不知道她叫安志薇了，是几天后听同事谈起才知道的，但他说毫无疑问，安志薇就是安靖，安靖就是安志薇，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安志薇在南开中学没读到毕业就退了学，可她的样子他是忘不了的。班上同学，最忘不了的人就是安靖。虽然她那时候胖乎乎的，有段时间还胖得一塌糊涂，现在瘦了，瘦得都敢穿旗袍了，但眉眼和气质是变不了的，人的眉眼和气质就跟掌纹一样准确。
杜主任说，安靖——就叫她安志薇吧——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那时候，日军在武汉的W基地刚刚建成，还没有携带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飞往重庆，重庆这片土地上，呈现出偏安之地共有的景观，人们抓住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急急忙忙地抢生活。
在这大背景下，又分出两个群体、两种态度：土著民的态度，下江人的态度。
“下江”本是长江下游的意思，但重庆人把当时逃亡而来的人统称下江人（或下江客），不管他来自武汉、上海、江浙，还是来自东北、平津和山东。他们有时把下江人称作江底脚的人、脚底下的人，这只是一种方言性的称呼，没有贬义。却也不是真的没有贬义。重庆人不喜欢下江人。重庆人觉得自己是透明的，他们吃热腾腾的火锅，下很重的辣椒，脾气是热出来的，也是辣出来的，男人说粗话，女人也说粗话，他们把心里想到的，爱恨情仇，都用粗话说出来，不说粗话就没有爱，也没有恨。
下江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大多中规中矩地说普通话，他们说的话像水草，一截儿露出来，一截儿埋起来。长水草的地方大多浑浊，重庆人觉得下江人就是浑浊的。单凭这一点，两者就不是一路人。
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下江人的大量涌入，搅乱了重庆人的日子，使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稍微娇气些的女人，想去街上买双玻璃丝袜，还要请人帮忙扛钱，她自己扛不动买一双玻璃丝袜的钱。
反过来，下江人又看不起重庆人，广义地说，是看不起四川人。看不起，当然就不可能喜欢。
在下江人眼里，四川人脏、穷、懒。他们被日机追赶着，好不容易在宜昌上船，光着屁股的纤夫拉着他们的船，逆水上行，听够了猿猴的哀鸣和高寒的川江号子，终于把自己的半条命送到了重庆，在朝天门码头，倒是看到了古渝雄关的气势，然而，下船之后，见层层石级之上，拥挤着脚夫、挑夫、乞丐、卖春妇和各类牲畜；爬上石级，走过河街，又见四川人大都包着白帕，不禁拊膝长叹：
“老天啦，我们大老远跑到四川来，结果四川死的人比我们那里还多呀！”
后来才知道，四川人包白帕不是有新人亡故，而是古巴人留下的习俗，是为了祭奠开疆拓土的先祖。可白帕早已不白，油光光的汗渍像涂上去的胶水，密布着红红黑黑的虼蚤屎、虼蚤血——这是脏。水里，风帆补丁重补丁；岸上，遍街的“捆绑房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马上就要塌了——这是穷。这哪像一座城市，纯粹就是个乡镇码头。懒就更不必说，天雨喝茶，天晴也喝茶，边喝茶边摆龙门阵，还乒里乓啷地打金钱板，咿咿呀呀地唱川戏。
（杜主任说到这里，杜芸秋插话：当年，四川省教育厅请在重庆的徐悲鸿主考中学图画教员，徐悲鸿出了个题目：“至少两个四川人，在黄桷树下有所事，黄桷树不画树叶。”考生抱怨，说这不像个题目，无从下笔，徐悲鸿启发他们：头上缠块白布，穿上长衫，光着脚，不即是四川人么？所谓有所事，摆龙门阵也好，赌钱也好，极度自由，有什么难的呢？学生恍然大悟。）
重庆人就是那样悠闲地打发着日月，但下江人不会悠闲，加之劫后余生，更是把每寸光阴攥得梆紧。上面说急急忙忙地抢生活，是下江人的生活，重庆人是被下江人挟裹着这样生活。因为不这样就没法活。物价像长了翅膀，而钱袋又像瘪了的气球，买米只能一角一角地买，“角”不是钱币，是量米的容器，买一角米，只能供一家子熬顿稀饭。买米需全家出动，排很长的队，有时要排大半天，上了岁数的人，常在排队时就饿昏了。开初，把米买回来，还把老鼠屎拈掉，用纱布裹着，春一春，后来春也不春，管它是秕糠、老鼠屎还是石子儿，都眼睛一闭吃下去。吃了这顿，再想下顿的办法。
他们甚至连烧饭的柴也买不起，只能一小把一小把地买。有首童谣这样唱：
“檐老鼠，夜夜来。锅里煮的是角角米，灶里烧的是把把柴。”
重庆人有怨气，认为是下江人给他们带来了厄运。
下江人也有怨气，认为重庆这么个烂地方，要不是战争，八抬大轿请我，我还不一定来呢！
这种气氛，也传染到了学校。
学校也分出两大阵营：本地学生和流亡学生。
有天上国文课，老师讲一个成语：蜀犬吠日。
老师刚把这个成语写在黑板上（一块破旧的门板），安志薇突然拍着巴掌，高声说：“啊哈，四川人都是狗哇！”
教室里静了片刻，一个本地男生飕地一声站起来，指着前排的安志薇：
“亡省奴！”
教室里又静了片刻，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响起两大阵营拍桌打掌的对骂：
“四川狗！”
“亡省奴！”
“四川狗！”
“亡省奴！”
老师无法控制局面，直到把教官请来。
抗战初起时，全国学生就呼吁改平时教育为战时教育，他们不愿隔岸观火，准备随时以身报国，但不可能跑到前线去给日寇朗诵唐诗宋词或莎士比亚，必须学习适用的本领。在多数地方，这呼吁像扔进海里的沙子，只在重庆的部分学校开设了军事课，操练队列，偶尔拉到江滩打靶。
教官把双方压下去了，以为事态平息了，可当天傍晚，本地学生和流亡学生就在食堂打了群架。
校方很震惊，立即召开大会。
操场上，本地学生坐左边，流亡学生坐右边，校长亲自讲话。
校长把脸转向右边，说同学们，我现在不是你们的校长，我现在是你们的爹，是你们的妈，我带着你们，虎口脱险，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逃到了四川。为什么逃到四川？因为中国有一个四川，敌人的魔爪还伸不到四川，四川人民朴实、善良，他们会接纳我们，而且真的接纳了我们，把他们的房子给我们住，把他们的粮食给我们吃。你们以为四川穷吗？四川不穷，你们背诵过《迁都宣言》，里面怎么说的？“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我们到来之前，四川人没饿过饭，现在他们饿饭了，是因为他们把粮食分给我们吃了。
右边学生低下了头，校长又把脸转向左边，说同学们，我现在不是你们的校长，我现在是你们的爹，是你们的妈，你们的爹妈好好地活着，而他们的爹妈，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许多都被日本人杀死了，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或者说，不愿做你们所谓的亡省奴，于是逃，千里迢迢地逃到四川。为什么逃到四川？因为四川和他们有同一个中国。而今，中国的手断了，脚断了，只剩一个脑袋了，日军却步步紧逼，要砍掉我们的脑袋，这是我们共同的伤痛，共同的耻辱，共同的危机啊！
操场上有了哭声，流亡学生哭得最厉害。
事情是安志薇惹起来的，但大家都注意到，安志薇没有哭。
校长扫视全场，接着讲话。
他说，同学们哪，幸好我们还有一个脑袋，有了脑袋，就要想问题。为什么我泱泱中华，却被一蕞尔小国践踏成了这般模样？证明我们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想不挨打，就须强盛。要强盛，就得学知识。“风雨绸缪，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这同样是《迁都宣言》里的话。逃亡不是目的，偏安也不是出路，我们的目的和出路，是把侵略者赶出去！我听说，山东中学是以班级为单位逃亡的，他们带着书，带着小凳子，走路走累了，就坐下来听老师讲课。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束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你们就是中国的希望。你们千万不要让中国失望！……
杜主任说，这次大会过后，安志薇沉寂了些日子。
但是，—个爱出风头的人，是不会沉寂多久的。
她本来就喜欢逃课，现在逃得更勤，而且从不为此愧疚。
老师问她去了哪里，她都是若无其事地回答：“到街上走走。”
鉴于她是只身前往重庆，老师想，她恐怕是去街上张贴或察看寻人启事吧，也便给予谅解。
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并于次年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汪精卫亲任行政院长和国府主席，企图将重庆政府贬为地方政府。消息传来，重庆各界成立了“声讨汪逆罪行委员会”，并举办了近万人参加的沙磁区“讨逆锄奸大会”。当时汪精卫的儿子还在重庆念书呢，同学们都要打他，安志薇又站出来了，拦住，不让打，说汪精卫叛国，他儿子又没叛国。
结果她自己被打了，打得鼻血长流。那时候，班上同学年龄悬殊很大，安志薇算是比较大的，但不是最大，再说她是女生，触犯众怒，又没人帮——汪精卫的儿子倒是想帮，敢吗？
杜主任说的那个安靖，怎么跟父亲说的安靖那么像啊。
体胖、逃课、退学……
杜主任还说过，她的老家在青岛。
难道她真的就是安志薇？
父亲说，世间存在着神奇之事，难道我的这次重庆之行，也遭遇了神奇？
今天，杜主任说到安志薇，不像第一次跟我谈她时那样平和了。
他对安志薇的印象似乎非常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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