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新加坡后,见到《生活星期刊》,我便买来看,刚好碰见一个在中学教书的朋友,谈及您,他说:“韬奋办《生活日报》,招了十多万的股款,后来因事没有出版,把股银连利息都退还,这是最难得的操守!”
我到青年励志社(新加坡)参观,那位办事的先生极热心国事,谈及国内出版界,他骂了您一顿,说您也有布尔乔亚的罗曼斯,喜欢谈恋爱。我问他看过《萍踪寄语》第三集没有?他说没有。
我说《萍踪寄语》第三集里面,您似乎不是一个拈花惹草的人。自然我不敢相信您是“古井不波”,因为我只有在文字上认识您。
我近来曾发过“假如中国不幸而亡,民非亡国之民,而官乃亡国之官”的议论(见《独立评论》拙作《行政改革的困难》),有好几位先生批评我太偏激,太悲观了。我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相识我的朋友大都知道的,所以我自觉偏激或许有之,悲观则未也。但我到南洋以来,我更深觉我这些议论是正确不移。(中略)我现在也是俨然官吏,我返躬自省,真是内疚神明!写到这里,我觉得近来宦海中人,有极可奇异的一件事,就是若干官吏个人的私德都不是坏的,而且有好些是好的,但他们在握有权柄的时候,做官的时候,总做不出一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能够转移风气。虽以×××的廉洁,×××的精干,而谓今日政界空气已收风上草偃之效,则仍不免过早。这原因,固然有种种,如积习之太深,顾忌之太甚,都是;但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没有运用民众广大的力量,来做自己的后盾,或者还有畏惧民众的广大力量,而宁愿敷衍了事,委曲求全。结果民众的力量不能抬头,而委曲亦不足以求全,故私德虽未亏,而国事却每况愈下。(下略)
弟李朴生敬启。
十月二日下午十时。在新加坡。
我首先要谢谢李先生的垂注和友谊。关于我个人的事情,应当从我自己的行为上取得朋友们的信任,所以我不愿多所辩白。人是感情的动物,我承认我也不能“太上忘情”,不过到现在还未曾做过“撒烂污”的事情。
李先生注重“民众广大的力量”,这是完全对的。至于他说“民非亡国之民,而官乃亡国之官”,虽有事实的根据而慨乎言之,但是平心而论,官也不都是坏蛋,其中有坏的,也有好的,我们当分别来看,好的我们要鼓励他们,坏的我们要制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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