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中午12点，这名叫席丽的28岁女性在被困90多个小时后，成功被救出废墟。周围赶来的灾民们一片欢呼。
抢救另两名被埋者的战斗仍在继续，而且要比救席丽复杂得多。其中一名叫张燕的36岁女性，她被一个防盗门和一具尸体夹在中间，只有脑袋露在外面。搜救队员竭尽全力试图攻破防盗门的阻挡，但电动剪扩器电池此时却耗尽了。抢救队员忙换成手动液压钳……经不懈努力，坚固的防盗门上被打开了一个可供人爬出的洞。可抢救队员马上又发现，由于受到尸体腿部的阻挡，张燕不管怎样努力就是无法钻出防盗门上的洞口。两条早已僵硬的腿，像一道栅栏挡在了生和死之间。
怎么办？要救出张燕，就不得不将尸体的双腿切除。面对不幸的死者的躯体，救援队员们于心不忍。经过权衡，在排除了其他营救方案的可能性后，救援队员不得不决定对尸体的双腿进行截肢。随队的海南附属医院骨科医生张英在废墟中找到两把破旧菜刀，冒着腐烂尸体内可能存在致命炭疽杆菌的危险，用简陋的工具艰难地完成了截肢手术--现场惨状可怕又奇臭。
但为了群众的生命，海南救援队员们顾不得这些，他们与在场的消防战士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躺在洞穴内，接力一样地将张燕从死城的废墟里抬到了有阳光的地面……救援队员看了一下手表，时间为16日下午2点40分。
海南救援队这一天战绩辉煌。
下午3点08分，在北川县职中救援的另一支海南救援分队传来喜讯：14岁的刘正喜也被他们成功从废墟中营救出来。
生命的奇迹竟如此闪耀！死城不死！对那些从各路赶来北川抢救的队员们来说，这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并成为一条定律。
17日是江西消防部队赴北川突击队搜救工作的第二天，他们有些着急，因为还没有搜救出一个生还者。然而这又不是什么着急能解决的事--此时的北川县城，除了军人和搜救队员外，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只有极度难闻的气味。搜救的希望也已经十分渺茫。然而江西消防部队的官兵却丝毫没有放过每一处生命存在的可能。他们开始向老城区进发。
9时许，搜救突击队员分成两组在老城居民区进行搜寻。当萍乡消防支队司令部参谋叶斌和战友在两栋倒塌的居民楼搜寻时，突然隐约听到有人在喊“救命”的微弱的声音。
“有情况！”叶斌当即向正在现场指挥的省消防总队领导作了汇报。正在指挥部开会的省消防总队副政委徐国龙闻讯随即赶到现场指挥，观察现场后立即决定：马上用生命探测仪确认生还者的具体位置。
“在6层楼房内的2楼！”生还者的位置很快被确定。然而救援却碰到困难：楼房的下面两层已经下陷到地下，因此生还者实际上可能在地面一层，就是最底层。队员们一边呼喊着，一边用手敲打墙壁，寻找的结果与判断的相符。
接下去是如何营救的问题。
由于这名幸存者就在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隙，指挥部制订了两套方案并决定同时实施。一套方案：由于幸存者所处的空间很小，很难使用大型设备进行营救，因此，只能利用手掏碎石的方式，挖出洞来，将幸存者救出；还有一套方案就是在幸存者上部用设备挖出一个洞救人。
营救开始。而此时与幸存者聊天是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流中，营救队员们知道了这位幸存者叫陈先贵，今年37岁，是一名货车司机。地震发生的12号，他老婆在菜市场卖菜，儿子在北川中学读书。“不知娃儿和他妈咋样了。”陈先贵在里面自言自语道。并且主动告诉队员们，12日当天，他正在家里，突然觉得楼在动，便意识到是地震了。于是他就从6楼往下跑。当跑到2楼的时候，楼就塌下了。陈先贵说，在被困的这几天时间里，他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一定会有人来救他的。“你们现在真的来了！我太感谢你们了！我的命真大！”陈先贵的脸上露着笑意。
营救非常艰难，用了近12个小时，被埋了118个小时的陈先贵被成功救出，并立即被送到绵阳中医院救治。
生命再一次在死城里复活。
19日，大地震已经使北川县城死亡了整整7天。
7天，一般认为这是生命的极限。然而我们国家的地震救援队在这座死城里仍然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19日上午10点左右，他们在北川县城的菜市场附近的废墟中成功救出了61岁的李宁翠老人。她在废墟中整整被埋164个小时……这位老人后经绵阳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们的全力抢救，身体恢复了健康！又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死城，你在中国人民的顽强生命力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吓倒我们的呢？
特别行动队在北京抗击SARS战役的关键时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有过几次重要的亮相。特别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众多中外记者的连环炮式的发问，这位“抗非市长”总能应答如流，坚定而务实的话语句句落地有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有一个风趣的镜头令人难忘：王岐山在回答完记者们的全部发问后，临将离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说：我最害怕的问题今天你们没提出来。
众记者顿感惊愕和意外。
什么是北京代市长心中“最害怕”的事一时间成了中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对北京“双解除”。此间，王岐山代市长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说当时他最担心记者们发问的是怎么切断当时正在北京疯狂袭击的SARS传染源。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他们在切断SARS传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艰苦战斗中，立下不朽功绩！”王岐山感慨而道。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正是由于SARS这样具有特别传染强度的疫魔，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而摄入我的视野。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全面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北京与SARS的战斗中，全市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甚至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然而战争需要一切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不管你过去是否使用过枪，面对敌人的疯狂袭击，战斗动员令就是捍卫全体市民生命和这个城市安全的全部责任。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是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吗？”“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你不害怕？”“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到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招来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他们的急救车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天，某区“CDC”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道SARS真情。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待到了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流调队员进入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属神秘兮兮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关上门。
“我看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哪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
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占少数。流调队员为了完成抢救患者和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和“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或者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是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在后的是患者本人，俩人之间的距离约20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得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
在后一个流调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
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么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会被人太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可千万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艰辛和冤屈。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多小时，磨破了嘴皮子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服，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16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16层高楼攀去。
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隔离他们之外，便是尽快帮助其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在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16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岁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
“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16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
不开门也罢，我们在门外向里面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嚎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叮当乱响一通，像是在抄什么家伙砸什么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楼梯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吁吁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
“上去的时候像攀登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过去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噪，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到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个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16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一遍毒。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忙里忙外又干了三个多小时……”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5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让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工作，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登上前去接应的密切接触者代表开来的车。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不能动弹。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用不了一会儿浑身上下跟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
又过1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代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正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说一个字！”黄大夫等不由分说地被人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内。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有说有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清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厕所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那个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跑而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待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7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魔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集中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集中营”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集中营”。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有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集中营”隔离工作，只能在秘密中进行。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集中营”，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集中营”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600人的防病队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在此刻。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呀！”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喂喂同志，我们是在旁边的大楼里办公，这儿出现了非典病人，我们大楼上会不会被传染呀？”“对呀，这个人是我们最先发现的，我们是不是就很危险了？要不要隔离啊？”“没事，大家都是在室外远距离见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楼和居民更不会传染上的。”流调队员登上救护车的那一刻，隔着两层口罩对现场的市民说。
“哟，原来她们都是女的呀！”几个公安人员感到脸上红红的，相比之下，他们自感有些惭愧。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救。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从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在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正难缠，死活不配合！”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您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你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过两个保姆照顾过她，3个子女也来看过她…
…吴疆小组大汗淋淋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5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白天色，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小时里，吴疆小组共截获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记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个电话给妈妈，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抄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80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能告诉我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你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那双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好，大爷。来，我帮你。”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患者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噢”的一声后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的脸正好与老人的脸面对着面。
这时不曾想到过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您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那双混浊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待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上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去过多次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而后来上演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拟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获悉的情况得知，孙某的家里生活比较穷困，几个人挤在两间70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确诊为SARS。
孙某的奶奶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又确诊为SARS。
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又发烧被确诊为SARS。
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正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在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她们不分昼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乎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从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快把病人弄走呀！“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梯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环境，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
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小，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思维，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地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楼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某中央机关的姜某实在太大意了。自己无意间传染上了SARS，则照常上班，照常跟人同屋睡觉。发烧了，他又参加一个由十几名局长处长都在场的会议。领导看他提不起精神，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发烧了可要注意啊！他说没事，自己年轻顶得住。下班了，他先回自己的宿舍待了一会儿，又上旁边保安人员住的房间看电视。单位一位同志提醒他，真要发烧自己上医院瞅一瞅，别耽误了事。4月30日晚，姜某自己也感到气喘吁吁，便跑到友谊医院就诊。那儿的医生也大意，说姜某不像患了SARS。姜某听后高兴万分地举着一块写有“我不是非典”的牌子，回到单位宿舍。这回他没进得了门，单位的人害怕，劝他说：你先在外面自己隔离一下，观察观察再来上班。姜某无奈，只好跑到在市郊住的同学家。同学见面，免不了一顿狂吃狂喝。折腾一夜后，姜某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又折回单位，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电话。急救车来了，单位的人也着慌和重视了，两名处长见姜某上了救护车，以示领导重视，跟着一起跳进了开向医院的急救车内。“这两个蠢猪！”在急救车后面，一辆紧随其后的小车内，两名局长气得直骂那两个正在急救车内的处长“怎么就这么笨嘛”！其实在SARS袭击偷袭时，谁都不怎么聪明。
负责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员陈铁岩大夫她们接到姜某被确诊SARS并住院的疫情后，马上来到姜某所在单位，那儿的人却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们：姜某是单身汉，就一个人过着，没跟谁在一起。陈铁岩大夫并未因此了事，她们在进入姜某的房间消毒时，发现小屋内有两张床。
忙问旁边住着的保安人员：与姜某一起住着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人？保安人员笑笑说：是还有个司机，可昨晚被单位轰出去了。陈铁岩她们一听立即警觉起来，随后要来与姜某同屋的司机手机号码。一拨通，对方可怜兮兮地告诉陈大夫：昨晚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在西单文化广场的露天椅子上睡了一夜。陈铁岩虽十分同情这个司机，却心底也算落下一块石头。第二天，陈大夫等再去姜某单位消毒，一个保安人员有无意间说姜某住院前到过他们房间一起看电视里的球赛。什么？你们当时有几个人？陈大夫的眼珠都要瞪出眼眶了。保安人员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抖抖颤颤地把所知道跟姜某在一起的事全倒了出来。姜某的单位领导也感到事情不妙，在陈大夫她们的一再追问下，又倒出了姜某与他们一起开会、姜某到友谊医院看病、姜某看病后那晚没回单位住在了同学家的事通通说了一遍。
“你们真够大意的呀！连SARS都不惧啊？”陈铁岩大夫想骂又不便出口，她真想把姜某单位里的人狠狠批一顿，但她脸上最后还是露着笑容。因为她顺藤摸瓜一共找到了与姜某相关的15个密切接触者，在姜某所在单位的配合下，迅速将这些人全部隔离了起来。
又一条危险的传染源被切断！SARS，在英雄的队伍面前再次收敛起猖獗的嘴脸。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着不同的光与色。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急救车将其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8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其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那个女患者家。
半夜里不能狠命砸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咋办？老李只好压低嗓门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只高大猛威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
“回不回家关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要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了片刻之后，一把拎住老李的衣领，连推带搡地将个瘦弱的老李推出几十米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老李的防护服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节有礼地耐心道：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疗，否则会耽误生命的。
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总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
“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拿什么保证呀？”“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3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1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在不到一个星期里便离开了人间。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SARS这个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的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抄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丁零零--”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乎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胞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为了像待“自己的妈”那种感情，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地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
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呜呜……”男人的绝望哀号，悲恸着京城。苗先生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现实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和恐惧。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的艰巨任务。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啊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而愣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
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另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出一丝亮光。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保持清醒，为他稳定身体，为他恢复理性，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涓涓雨露。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叩拜。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的呼喊，让天地动容。
这是北京保卫战中又一个欢呼胜利的流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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