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爱家”龚明德

    龚明德先生曾说，朋友之间相互赠书应该是节日了。因而我时常处在过节的兴奋之中。初夏的一个午后，一部带有墨香的《有些事，要弄清楚》悄然而至我的案头。龚明德先生又让我过了一次节，这也是秋缘斋所藏第五部龚明德先生的著作。龚明德曾制作了许多毛边书，像《董桥文录》、《林徽因文存》等，不只一次掀起毛边热潮，《有些事，要弄清楚》恰又是一部纯正的毛边本，必将为“毛边党”所追捧。

    《有些事，要弄清楚》是龚明德先生的新作，内容并不陌生，结集前大都在报刊或他的博客读过。其中的一些文章还是我编发的。当我用特制的竹裁刀一一裁开，在床头卧读时，比第一次阅读又有新的感受。首篇是龚明德先生的大书话《累遭误解的〈玉君〉》，他考证了20世纪20年代山东作家杨振声的作品《玉君》的出版经过，反驳了社会上对《玉君》的一些不公正的评价。彻底说透了这本书的前因后果，就这篇文章，龚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把鲁迅也给说了。”这篇7000余字的文章，在我主持的一家报纸，分两期，用了两个整版，配了十几幅图片和书影发表后，在读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两期报纸是分开邮寄的，由于邮局的原因，许多作家、学者没有收全，纷纷写信索要缺失的一期报纸。当时，谷林先生就来信说：“此次赐寄8月2日《周刊》，得明德兄大作关于《玉君》之后半，渴望能识全貌，敢乞补赠其前文，不知是否刊在7月下旬之一期，尚有存报否？……”

    龚明德先生做学问的严谨与执著令人敬佩。《新华字典》经过众多专家学者修订后，号称“错误率为零”，然而，龚明德先生竟然找出了许多错误之处，写出了多篇纠错文章。在一所大学进修时，他对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修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图书馆借出了几个不同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较，写出了学术处女著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他从高校调到出版社工作后，因《〈围城〉汇校本》引发了一场与钱钟书的官司。事隔几年后，北京一位朋友在潘家园淘到了当时围绕这场官司的一些钱钟书、杨绛等人与人文社的通信。朋友给我寄来了一套复印件，让我转交龚明德先生。这些信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书话家因为当时曾为《〈围城〉汇校本》写过书评，怕受牵连，而极力摆脱表白自己的信件。看了这些信就可以想象的出当时龚明德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与龚明德先生相交多年，却一直缘悭一面，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着衣总是很随便，过着俭朴的生活，却拿出巨款购下住宅对面的一套房子作为生活区，因为原来的那套房子实在是被书挤满了。他的藏书之丰在读书界是很有名的，从时常出现在《深圳晚报》、《藏书报》等报刊上的“书运亨通”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龚明德先生的淘书之勤。他特别厌恶别人称他为藏书家。他与众多的爱书人一样，并不是刻意搜求孤本、珍本，而是为研究而购书、聚书。鲁迅、孙犁等人的藏书都不在少数，没人称他们为藏书家。因而，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词汇“书爱家”。藏书家与书爱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龚明德先生对年轻爱书人都给予积极的帮助和鼓励，倾力培养读书种子。对老一辈作家更加尊重。一次，与朋友聊天，我笑称龚明德是流沙河办公室主任。流沙河先生去湖北、到南京皆由龚明德陪同；龚明德先后为流沙河编辑了《流沙河短文》、《流沙河随笔》、《再说龙及其他》等著作；有人需要流沙河题字也大都找龚明德从中联系。流沙河对龚明德组织的活动也每每出席坐镇给予支持。因此，可说龚明德是当之无愧的“流办”主任。

    流沙河先生曾赠龚明德一联：“陪着斋中万卷，断了门外六场”。龚明德先生斋名“六场绝缘斋”，所谓六场，即舞场、赛场、官场、赌场、情场、商场。有人提出异议，说他情场未绝，其实六场为泛指一切与书无关的场面。流沙河先生觉得“六场绝缘斋”不妥，遂在一次与龚明德南游归来的火车上取斋名为“明德读书堂”，与“六场绝缘斋”并用。龚明德先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而是构筑书香社会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当纸质读物有逐渐被电子读物取代之势时，成都的阅读活动却频繁举办，新书品评会、讲座、书人茶聚等等，如火如荼，这座城市又像20世纪40年代一样，倍受瞩目，成了书人向往之所。活动策划者便是龚明德先生。

    目前，自称在出版社“打工”25年的龚明德先生，又再次回到大学恢复了“卖嘴”生涯，并从事专职研究，可谓龙回大海。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龚著为社会增添书香。

    2009年6月14日于秋缘斋

    徐雁：构筑书香社会的倡导者

    在当今读书界，关于读书之书收藏最多大概要数徐雁先生了。认识徐雁先生前就从资料上得知，徐雁先生，笔名秋禾，1963年出生于江苏吴县，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民革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出版有《秋禾书话》、《名人读书录》、《雁斋书灯录》、《故纸犹香》、《沧桑书城》、《苍茫书城》、《书房文影》、《开卷余怀》、《到书海看潮》、《中国旧书业百年》等多部学术著作，主编有《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华读书之旅》等。

    与徐雁先生结缘始于2005年初夏，徐雁先生1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旧书业百年》（2005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刚刚出版，就通过“彪记”快递公司给我寄来一部，他在扉页贴上一黄色纸条，上书：“《中国旧书业百年》精装典藏本，郭伟存，乙酉芒种后于金陵，徐雁。”这也是秋缘斋所藏第一部徐雁先生的书。后来，我问徐雁先生签名为什么不直接写在书上？他说这是港台地区作家流行的一种签名方式，以备受赠者在处理书时，把纸条撕下即可。我想我的藏书在我的有生之年是不会处理的。

    《中国旧书业百年》是一部需要仔细研读的大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近现代中国古旧书业发展历史和经营业态的学术专著。该书成书历时3年半，徐先生为搜集资料奔波于全国各地旧书市场，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填补了中国旧书业史的空白。封面有方成所作漫画—— 一个身穿粗布长衫、裹着厚厚围巾之人，手里提着书，腋下夹着书，眼睛还盯着架上的书，爱书之相憨态可掬。

    我编《泰山周刊》得到了徐雁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为我推荐了许多作者，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副教授张诒三发来邮件说：“前一段时间，有幸接南京大学徐雁先生赠书，告诉我您的邮箱，并鼓励我与您联系，说您主编《泰山周刊》，很有书香，今慕名给您发信，并附寄近作书评一篇，算是投名状……”当我创办《泰山书院》杂志邀徐雁先生做杂志顾问时，他欣然同意，并发来稿子支持。《泰山周刊》增设4个版的文化版后，寄给各地作家征求意见，徐雁对改版后的《泰山周刊》很满意。他说：“董宁文经常在我们这里宣扬你的版面编得越来越好，建议暑假中你可找一两家企业赞助，召开一个‘《泰山周刊》研讨会’，邀约十几位知名作家和同行朋友，共同发表对于进一步办好‘泰山书院’的意见，整理成为一份‘言谈录’，并通过我们的书友网络，在《开卷》等各地报刊上积极加以宣传评论，一定有益。”

    2005年秋，应北京《芳草地》编辑部之邀，参加全国读书报刊研讨会。在会上见到了徐雁先生，先生清瘦潇洒，风度翩翩。他建议，一年一度的研讨会，都要有一项合作项目，当再次坐到一起来研讨时，合作已经完成。在这样一种机制下，报刊研讨会才是建设性的、前瞻性的。我赞同他的意见，因此记忆深刻。每年都坐在一起，只是泛泛地空谈读书，而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就失去了研讨会的意义。

    有人不但吃了鸡蛋还要认识下蛋的鸡，而且认识了下蛋的鸡还要索取鸡蛋。不断地向作家们索书，是让作家头痛的事，读者要书说明是喜欢作家的作品，可是出版社给的样书根本满足不了索书者的要求，只好自己买书送人。秋缘斋所藏的徐雁先生的书大都是从各地书店、书摊淘来的，徐雁先生主编的1999年7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读书大辞典》，淘于泰安古旧书店；2002年5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开卷余怀》淘于扬州新华书店；2004年11月书海出版社出版《故纸犹香》和2001年7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房文影》邮购于孔夫子旧书网……

    徐雁先生是季羡林弟子白话文的学生，当他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出版后，在北大举办了新书品评会，季羡林先生在会上讲：“我拿到《中国读书大辞典》以前的思想活动是，‘读书’怎么能编成‘大辞典’？但这是一个闪念。读到这部书以后，发现设计、印装都是出色的。规模很大，内容无所不包。如果要查找什么东西，得心应手。因此，我感到读书第一次有了这么好的词典。”季羡林的首肯更增加了书的分量，出版时间不长，就再版印刷。

    《故纸犹香》的序言《敬惜“字纸”，呵呵……》让人过目不忘，其中附有一老者挑着纸篓收字纸的《收字纸图》，不禁让人想起清代画家曾衍东所画的一幅《敬惜字纸》条屏，上方题诗云：“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古代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每个读书人都在书桌旁摆一个字纸篓，将废弃的纸张丢入其内，等着用扁担挑着字纸竹箩筐的沿路拾字纸的老人来到，再将字纸倒给老人，带到敬字亭去焚烧。那是对字纸的一种敬畏，甚至是一种崇拜。

    在《故纸犹香》中我最喜欢的是“访书的小风景”一辑，其中有《海上淘旧书记》、《金陵淘旧书记》、《北京潘家园淘书记》、《合肥淘旧书两日记》和《富阳华宝斋去来》，淘书文字篇篇精彩。在《海上淘旧书记》记录了一段趣事：黄裳先生惜字如金，为人签名只写“××先生教正”几个字。徐雁先生为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版本文化丛书》组稿，去拜访黄裳先生时，带去了黄裳的《来燕榭读书记》和《榆下说书》请黄老题跋，并拿出了抄写在纸片上的杜甫诗句“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请黄老题写，黄老一看，把纸条收了起来：“何必写那么多？”提笔仅留下“为秋禾先生题”6个字，在《榆下说书》扉页题写“为金陵雁斋主人题”。徐雁只得苦笑着颔首示谢。

    为了方便外地书友到南京淘书，徐雁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南京书林“淘书图”》，详尽地介绍了南京各个书店的地理位置。先到哪家书店，再沿哪条路往哪拐，走几站路，再到哪家书店，哪家书店有什么特色，可以打多少折扣，都有说明。读了先生的文章，在心中就形成了一个淘书路线图，对南京的图书市场有了初步的了解。

    徐雁先生每年都奔波于各地，参加学术会议，每到一地，必去淘书，满载而归。在开封书店街访书，见到一部开本宽广的仿古线装书《民间剪纸精品鉴赏》，图文并茂，堪称图书收藏中的“精品”，心生爱意，询问书价，店家告知，要在原价52元的基础上再加收10%的交易费时，他竟“闻言不禁三呼侥幸”，并曰：“以此书品，若在南、北两京的书店书摊，即使付出百元也岂易得手！”淘得心仪之书的那种喜悦、那种兴奋，只有爱书人才能理解。董桥先生说黄俊东“四十几年风雨不改，是香港读书界著名的‘书店巡阅使’，写书话，写掌故，十足书虫”。其实，说徐雁是书店巡阅使，也是当之无愧的。

    徐雁先生的雁斋里藏书一万多册，能到雁斋中参观先生的藏书，在书法家华仁德题写的“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匾额下与先生合影，是天下“蠹鱼”所向往的。据说，雁斋中书名带“书”的书就有1000多册。他不仅自身孜孜不倦地读书治学、著书立说，还以传播书香、构筑书香社会为己任，千方百计帮助读书界的老学者出版个人专著，由他和傅璇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文库》，已连续出版了3辑。他先后与多家出版社合作推出了“读书台笔丛”、“松叶文丛”、“六朝松随笔文库”、“华夏书香丛书”等多种系列丛书，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新文学版本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朱金顺教授在给藏书家韦泱的信中说：“1990年我出了《新文学考据举隅》，一直没出集子。这以后10多年，写了约70多万字，但我与出版社少联系，也不愿开口求人。2006年，运气来了，徐雁教授要我编个集子入他们的《书林清话文库》，这就是《新文学资料丛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老先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一次与书爱家龚明德聊天时，龚明德说：“徐雁是培育书香社会的领袖，我只是他的随从。”徐雁先生也确实是一位构筑书香社会的倡导者，他每年都到各地为读者作专题读书报告，他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阅读，致力于“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他在主编的“华夏书香丛书”的总序中写道：“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徐雁先生说：“阅读让全民族精神起来，我们要为我们民族的跨世纪发展培育下千万个‘读书种子’。”

    2007年5月1日于秋缘斋

    收藏张炜

    “我觉得我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条路没有尽头。当明白了是这样的时候，我回头看着一串脚印，心中怅然。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和解释同一种东西，同一个问题——永远也寻找不到，永远也解释不清，但偏要把这一切继续下去。”（张炜《一辈子的寻找》）张炜在这条道路上探索着、寻找着，行进途中不断有新著充实着人们的书房。

    自从上小学父亲送给我一部长篇小说《战地红缨》时起，除了我借出的几本无法收回的书外，我没有丢弃过一部文学著作。对书的感情就像《远河远山》中的主人公对纸的痴迷一样，蚂蚁似的向家里搬运书籍。数年的积累，藏书渐有规模，书房不敢有“嫏嬛”之称，便取名曰：“秋缘斋”，并请丰一吟先生题写了斋名。

    巡视自己的藏书，发现斋中所藏当代作家的作品版本最多的是张炜的著作。对他的作品并非刻意寻求，是在读了《古船》之后，开始偏重购买，他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秋天的愤怒》、《外省书》、《九月寓言》使人如痴如醉。

    不知不觉中张炜著作竟买了几十种，本以为收藏了张炜大部分著作，查了资料发现他出版的著作远远不止这些，便心生收藏张炜之意，开始留意张炜著作。研究一位作家，如果得到这位作家的签名本更有价值。在济南中山公园的旧书市场，无意中发现了1996年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田园》的签名本，上有“张炜    九七、四”字样，可能是作者的签名售书。摊主不知是签名本，遂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下来。有了这个经验，以后即使遇到复本也翻看一下，果然又买到了一部1997年6月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致不孝之子》的签名本，在扉页上写着：“××兄正之    张炜    九七、四月”。受赠者是位知名人士，不知为何，使这部签名本流落旧书摊。

    知道我收藏张炜著作，河南刘学文寄来《楚辞笔记》、江苏姜晓铭寄来《精神的丝缕》、安徽叶嘉新寄来《激情的延续》、清华大学李莉寄来《最美的笑容》、河南的刘学文和安徽的许进几乎同时为我寄来了《守望于风中》、淄博袁滨送我《远河远山（续写完整版）》……一些素不相识的书友在看到我的淘书日记后，也为我代淘张炜著作。大连的别冬生在《秋缘斋书事》后跟帖：“偶尔看到《秋缘斋书事》，深为阿滢兄的文笔所感染，同时亦为兄的淘书精神折服。得知你收集张炜的作品，本人恰好有《丑行或浪漫》，愿赠予阿滢兄。”书友徐明祥转赠我一部张炜为他签名的1996年10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心仪》，并在扉页题跋：“平阳子阿滢创办《泰山书院》，为各地书友交流搭建平台，颇得好评。今有新著《寻找精神家园》问世，特以寒斋潜庐珍藏近10年的张炜签名本《心仪》相赠，以示祝贺，亦为秋缘斋集藏张著增添一个品种。1993年曾写过一首小诗，名为《寻找精神家园》与阿滢兄的书同名，亦缘也。”

    终于有了机会，张炜在我所藏的《古船》、《秋夜》等几本书上题写了“阅读幸福”、“请阿滢指正”等。作家都非常看重自己第一部作品，张炜从1980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到1982年下半年共创作了20余万字的作品，他前期的作品大都写到一条河——芦青河，其实是张炜根据他家乡发源于胶东南部山区的泳汶河作为原型杜撰的一条河流。他把芦青河当做了自己的生命之河，以后的作品中大都有芦青河的影子，他把处女集命名为《芦青河告诉我》，1983年10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山东文艺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芦青河纪事》。他曾说：“我最看重的，是第一本书所给我的喜悦、所给我的久久不能消散的美丽的余音。就像一只琴，它的独特的音质和式样令我偏爱，尽管它的模样越来越老旧了。”张炜在我所藏的《芦青河告诉我》上题道：“阿滢是写作者永恒的鉴定。”

    张炜笔下的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古船》里的隋不召、《磨菇七种》里的老丁、《外省书》里的鲈鱼、《九月寓言》里的赶鹦……都是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张炜笔下的玉米地是那样的神奇，在玉米地能找到瓜果、找到野猪、甚至还可以找到媳妇，玉米地成了青年人的天堂，让书斋里的读书人也对玉米地生出无限的遐想。他对荒野的描写与玉米地一样充满诱惑：“谁见过这样一片荒野？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风一吹，落地日头一烤，像燃起腾腾的火。满泊野物吱吱叫唤，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兔子、草獾、刺猬、鼹鼠……刷刷刷奔来奔去。”（《九月寓言》）

    张炜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这从他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的出来；《融入野地》、《钻玉米地》、《灌木的故事》、《原野的精灵》、《我的田园》、《田野的故事》、《如花似玉的原野》……他对田野的描述有很多印象来自童年，他在“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时说：“我出生不久就随家迁出龙口，搬到了海滩林子里，那里离一些村落还比较远，是一个林场和园艺场。由于太寂寞，后来我就穿过林子到一个外地人聚居地去……我在那儿找到了极大的欢乐。我在那里玩得入迷。直长到十四五岁我才离开林子，把小村藏到了记忆里。”

    后来，我收到了张炜挂号寄来的台湾版的《蘑菇七种》和《远河远山》的签名本。《蘑菇七种》是中篇小说，也是他中篇作品中最长的一部。后面附有《生长蘑菇的地方》、《钻玉米地》、《拉拉谷》和《激动》几篇小说，张炜自认为《蘑菇七种》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但这部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却不是很大。《远河远山》秋缘斋庋藏4个版本，明天出版社出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台湾L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人与“社会”相依为命的故事，母亲早逝，继父暴戾，少年的他离家流浪，悲惨的境遇和物质的匮乏都没有阻止他的写作，在流浪途中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写作者，歪歪、疙娃、大胖、老会计、贤人……一生都在找纸、找题材、找人物的他信奉这样一种信念：一个人最健康的活法莫过于写作。

    张炜作品收藏得越多感到难度越大，他的作品版本众多，《九月寓言》有8种版本，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4种，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种，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一种，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一种，日本流彩出版社出版一种；《古船》的版本有15种，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种，作家出版社出版一种，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种，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种，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3种，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3种，美国出版一种，日本螺旋出版社出版一种。张炜是位崇尚完美的作家，他的作品再版时大都是修订版，长篇小说《远河远山》出版8年之后，他又增补了4万余字的“缀章”部分，出版了“续写完整版”。因此，张炜的著作更具版本价值。张炜的散文随笔集中的文章有交叉重复现象，对此，张炜也持反对态度，主动废弃了一些出版合约，但各出版社根据自己的需要出版的选本各有侧重，个别篇章重复在所难免。有朋友劝我说张炜出版的作品多，而且年轻，不断有新著问世，收藏他的著作难度太大，不如另找个老作家作为收藏研究的对象，但个人的兴趣很难改变。这些年早已沉浸到张炜作品中去了，已适应了他的作品风格和语言叙述形式，况且一次性就能买回的作家全集，根本无法体会到偶尔得到一部张炜旧著带来的那种喜悦之情。

    我着手整理张炜著作书目，2006年5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炜研究资料》附有一份《作品年表》，而这份最新的年表中所载的张炜作品也只是一部分。我通过各种渠道汇集整理了一份书目，包括张炜在美国、法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版的作品共有200余种，我把书目发到了张炜的电子信箱，让他最后核实一下，他去掉了几册作者与他重名的书，添上了几部新著，发了回来，于是，我手里有了一份最为详实的《张炜著作版本目录》。

    张炜在一路寻找，寻找着历代作家也在寻找的一种东西。而我在寻找着张炜的足迹。张炜说：“太阳很大，大得不可想象，于是你迎着它走，自觉步步接近，到头来它还是那么远。事物大到了一定程度，世上的尺子就不折自废。但顽强的人永不放弃自己的尺子，他要寻找崭新的刻度，通往上帝。”

    2006年12月24日于秋缘斋，时值圣诞前日，

    在收读各地师友圣诞信息之喜悦中完成此文。

    感觉马旷源

    结识马旷源源自自牧，牧兄寄我一篇《历下三士》，作者马旷源，记述了与山东自牧、徐明祥、于晓明的友谊。因是同道书友，看到这类稿子特别亲切，我特地请了一位书法家题写了篇名，用整版篇幅推出了这篇稿子。由于文末只注明作者系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没有联系地址，便将样报由牧兄转寄作者。不久，便收到了马旷源寄来的《云水书话》(2005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和《天南书话》(2005年12月远方出版社出版)两部签名著作。

    适逢腿疾，随身带了《天南书话》住院治疗。这部著作缓解了我的病痛，也让我走近了马旷源教授。马旷源1956年生于云南极边第一城——腾冲县。大学毕业后，在楚雄师院任教，并兼任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旷源兄是史学家。书中收录了《中缅边界问题》、《磨盘山之役》、《张献忠屠川》、《杜文秀起义大事记》等有史学价值的文章。其中还有一组4万余字的《滇缅抗战书录》，叙录了2005年前出版的大部分反映滇缅抗战的书籍资料。他之所以对滇缅抗战史料感兴趣，工作之余收集了几乎所有有关滇缅抗战的书籍，是因为他的一家就是乘腊戍撤退的最后一组远征军车返回祖国的。

    读了《张献忠屠川》一文，才知道披着农民起义领袖外衣的张献忠竟是惨无人道之徒。张献忠在四川作恶多端，杀人无数，他杀人完全不加选择，杀从官、杀绅士、杀武士、杀妇孺、杀降官。“仆之地，滚以石轴，立成肉泥”。杀无可杀便杀妻妾，张献忠偶夜静无事，忽云：“此时无可杀者。”遂令杀妻妾数十人，惟一之子亦杀之。这种心理阴暗之人一旦成事，将国无宁日矣。

    旷源兄是民俗学家。在《天南书话》中收录了《回族民间故事三则》、《说鼠》、《猴文化补说》等。《谈厕所文化》一文中作者风趣幽默的语言让人忍俊不禁。

    旷源兄是文艺评论家。他曾先后出版过《新文学味羹录》、《〈西游记〉考证》、《回族文化论集》、《滇文化散论》等文学评论著作。在《天南书话》中有《溯源革命文艺观》、《诗论：五四的二重主题》、《略谈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内容》等篇什。

    旷源兄是作家。他出版有长篇小说《忘川之恋》，小说散文合集《飞海寨》，诗集《旷源诗选》、《迷乱的星空》、《秋声集》和《边城风云》等。他在从政、教学研究之余，还有精力写出这么多的文学作品。这种精神着实让人敬佩。

    旷源兄是书话家。他藏书两万余册，每日浸淫书海。有索借而万不得已者，宁可买一册送人，也不外借藏书，因为他的藏书随时作了批注，而这些批注成了他创作书话的依据。在这部著作中收录的一组关于朋友赠书的文字，是我最爱读的。马旷源在写到每一册书的同时，也记录了与该书作者的友谊，一些恩怨也直言不讳，保持了书生本色。书中引用山西藏书家杨栋写给他信中的一句话：“书不必别人看，自己觉得好就行。”旷源兄对此话颇为赞同。出书如果只是孤芳自赏，完全可以自己打印、装订自藏。书一旦出版，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它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一笔精神财富，或多或少地会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一定的影响，它不是没有生命价值的私人物品。杨栋兄亦是我的好友，但二兄的观点还是不敢苟同。

    尽管旷源兄担任州政协副主席多年，但他不是政治家。他在文中坦言：“官场无恒定因素，官场无定势，官场无真正的朋友，官场无人情，官场无道义。官场只有利害冲突和利害结合。今天的朋友，明天可以是敌人，今天的敌人，明天可以做朋友。一切取决于利益，有利即友，无利即敌，有害尤其是敌。”官场上事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怎能如此公开谈论官场呢？旷源兄给自己书斋取名“风啸斋”，“风啸啸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取荆轲杀身成仁之意，一意进取，在寒风凛冽中进击。他在高中时期便通读了鲁迅著作，他曾买过3个版本的《鲁迅全集》，通读了十几遍，深得鲁迅思想精髓。他的座右铭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说到底还是鲁迅倡导的“韧”性。设定目标之后，勇往直前，不受任何干扰。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不伤及性命，依然执意向前。旷源兄这样性格还是远离官场，回到书斋做学问的好。即使鲁迅再生又能如何呢？

    《天南书话》所收文章较杂，一多半超出书话范畴，似乎叫文集较妥。从一书中可窥视旷源兄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从政、写书、编书、教书、做学问，旷源兄是集众长于一身的杂家。汤世杰在旷源兄散文集《春水桃花旧板桥》序中说：“吾友马旷源，看上去既非‘素数’，也非‘非素数’，既不愿只做‘被约数’，也不甘只做‘约数’。有时他能痛痛快快地‘整除’他人，被同事朋友包容认同，实足一个‘约数’，有时他既能‘整除’他人，又能被他人‘整除’，像是个‘非素数’，也有些时候，他是绝不愿也绝不能被他人‘整除’的，那时当然就是个‘素数’了。”至于旷源兄到底是什么数，读了他的著作，你就有数了。

    2006年6月9日～10日于高孟骨伤医院

    八号病房榻上。时窗外芙蓉花开，麦香扑鼻。

    瞧，这个人！

    在我交往的师友中有两位知名的美髯公，一是湖南的彭胡子——彭国梁，另一位是云南的马胡子——马旷源。两位都是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作家。彭胡子暂且不表，今天，咱就先说说马胡子。马旷源在教育界是大学教授，从教30多年，桃李满天下；在文学界，他取得了一些专业作家也无法比拟的成就；在政界，他是云南楚雄州政协副主席，副厅级官员。按说他应该是一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主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处处掣肘，历经坎坷。因为他是一位宁折不弯、敢作敢为、响当当的汉子，是一位“不合时宜”的真人。

    厄运在初中就已开始，13岁的他因班主任推卸责任，嫁祸于他，于是他的班长职务被撤，在全校批斗一年。报考大学时，连续两年成绩优良，因受父亲牵连，政审被卡。第三年终于冲破藩篱，进入了云南民族学院就读。毕业后，先后在楚雄卫校、楚雄州委党校、楚雄师专、楚雄师院工作，主持创办了《楚雄师专学报》，任楚雄师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楚雄师专学报》常务副主编。1997年，马旷源当选为州政协副主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趁他下乡考察之际，他所在的学院没有报上级批准，也未通知他，就突然宣布免去了他在校内的职务，命他回中文系上课。他担任副教授15年后，申报正教授时，却被当时他任评委时评出讲师们组成的评委所否决；学院不认可他的科研成果，理由是他的著作前言、后记、勒口均未提他是该学院的人。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后来省委领导过问，才算解决问题。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本单位却受到如此对待，实在匪夷所思。

    马旷源不仅仅是作家，确切地说他是位杂家，对文学、史学、民俗学、文学评论、书话等多有涉猎。他的著作有长篇小说、诗集，也有学术著作。他的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练，文笔清丽，极富真情实感。旷源兄是位活得真实，极有个性之人，他的散文也像他那颌下美髯一样真实。旷源兄的老友汤世杰说：“他就是他，他的散文就是他的散文。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活成他自己。一个人的文章要活在文坛，难道不也要活成他自己吗？”他的学术著作《马旷源民族文化论集》，分《西游记考证》、《傣族文化集》、《彝族文化论集》和《回族文化论集》四卷，是旷源兄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在文化圈里马旷源仍遇到一些尴尬，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加入中国作协，出版了30余部文学及学术著作。然而一些省作协会议他都没有参加的份儿，在一次省作协代表大会上，一位老作协主席问，为什么不安排马旷源任委员？主事人宣称，他连代表都不是，无法安排。很多人都明白，马旷源去了，会抢了他们的风头。这一切皆因妒忌使然。

    面对喧嚣的社会，旷源兄依然保持童真。工作之余仍专心作他的锦绣文章，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引得一些无聊小人妒火中烧，四处散布流言，他从政，不腐败，又无辫子让人抓，便有他所到之处必有美女作陪，吃饭需有美女应侍之反映，惹得纪检部门找他谈话。面对这些空穴来风，马旷源不屑一顾。在新著《幽闲鼓吹》出版时，特意找了一些与女作家、女同事、女同学、女学生的合影照片放在书中。“以证事实，壮声色”。旷源兄心里明白流言蜚语是成功人士获得劳动成果时的副产品，只要坦然面对，谣言不攻自破。

    旷源兄无论做事、作文皆不按套路，一切我行我素。近年来他致力于书话创作，出版了《雁峰书话》、《芜园书话》、《云水书话》、《天南书话》等。当他的一本新书话集出版时，没有再取书话之名，而叫《幽闲鼓吹》，他说：“见到某小报关于书话问题的讨论，连篇累牍，一意要为书话正名。似乎不按其要求所写，就不能算是书话，须逐出教门。便有些小心怕怕起来。凑巧读唐书，捡到一联‘幽闲鼓吹’，借过来，代替了书名。”他何曾怕过什么，只是感到好玩而已。至于书话的写法，唐弢先生说：“需要包括一点儿事实，一点儿掌故，一点儿观点，一点儿抒情的气息”，这似乎成为书话写作的定律。这只是一种写法，书话本不应该有什么定法，只要是关于书的话题，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拘无束才行。如果像古体诗那样非要讲究平仄对仗，受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那么写出来的书话就千篇一律了。

    旷源兄的藏书颇具规模，而且像孙犁一样有包书衣的习惯，满架的书都被包得土色土香。有人借书，他宁可再买一本送人，也不外借。一日，几位学生结伴来访，有的陪他聊天，有些在书架前浏览。当学生离开时，他发现有几位学生躬身而行，大喝一声，有书从怀中掉出，被他笑骂一番，学生仓皇而逃。马旷源并不是一位整日满脸阶级斗争的斗士，也充满生活情趣。平日，各地师友给我邮寄的书刊在邮途屡屡丢失，长沙书人萧金鉴称我为“丢书专业户”，旷源兄看到这个消息，便写《戏赠“丢书专业户”阿滢》一诗寄来。朋友读之，皆捧腹大笑。他还曾写过一个《皇帝上厕所》的笑话，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皇帝上厕所有严格程序，先是金鼓齐鸣，造势。然后由太监拥至御厕，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太监喊：“开——龙——袍！脱——龙——裤！掏——龙——具！洒——龙——水！”皇帝依次完成。然后再喊：“甩——龙——头！一甩龙头——再甩龙头——三甩龙头——”尿液甩净后，又喊：“置——龙——具！复——龙——裤！穿——龙——袍！恭——送——皇上！”小便仪式到此结束。皇后看到如此气派，也想试一试。于是一群宫女将皇后拥至御厕，开喊：“开——凤——袍！脱——凤——裤！开——凤——眼！洒——凤——水！”再喊：“夹——凤——眼！一夹凤眼——再夹凤眼——三夹凤眼——”皇后说：“可以了。”正要离去，突然屎急。宫女又喊：“开——凤——肛！”

    这则笑话让人笑过之后不由得陷入深思，许多人在某一位置上常年以来都是按照一定的程序机械地运行，没有思维，没有创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假若旷源兄亦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按规则行事，那么，他也会少受非难，左右逢源，在一片赞颂声中，平平稳稳地做一个好好先生，而他偏偏是一粒响当当的铜豌豆，少了一个“老好人”，多了一位“铁汉子”。戊子年秋日，经省、州委领导批准，旷源兄终于含泪离开了他参与建校的楚雄师院，到州政协任专职副主席，真可谓被逼着去做官了。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下窃想，幸亏旷源兄去的是政协，如果是其他部门，以旷源兄的性格，这个官员也不会长久的。

    到了政协，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对旷源兄来说，更是如鱼得水，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去搞自己喜欢的研究和创作。己丑初夏，又收到了旷源兄的新著《风寒日冷江湖晚》。信中说：“我近日住院，生平第一次。中耳炎导致头痛不已，已逾两月。住院也已半个月矣，感触多多。但未伤及大脑，还可骂人！”他人在医院，仍不忘骂人，可谓秉性难移也。

    旷源兄曾写过一首《自题小像》，最能体现他的个性：“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用热烈的爱，拥抱热烈的憎，如赫拉克勒斯，在空中捏死安泰。有很多人爱他，也有很多人恨他。固执地坚守住自己，一路向前走去；当轰然倒下时，用骸骨垒一个大写的人字！”

    2009年12月19日于秋缘斋

    书人萧金鉴

    生活在当今社会的爱书人是幸福的，虽然没有唐弢、黄裳、姜德明那个时代，随处可见新文学著作的签名本、毛边本，旧书市场萎靡得甚至无书可淘，但新出版的好书总是让人目不暇接。况且，读书、写作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各地的民间读书报刊亦有燎原之势，这些民刊的创办者都是纯正的读书种子，约稿、编辑、排版、发行，往往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就是一个编辑室，一个人就是一家杂志社。一个人就干着官办杂志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人的活儿。这些人不计报酬，不计时间，为了构筑书香社会紧张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书人》编辑萧金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与萧金鉴先生结缘于2005年，当时，龚明德先生为我寄来几份读书报刊，其中有一册《书人》杂志，只有一个半印张。杂志虽显单薄，但无论印刷质量，装帧设计，还是文字内容都是一流的，作者大都是全国知名作家、书话家，刊布内容皆为书人书事，正是我平日所喜读的。从此，便与《书人》编辑萧金鉴先生建立了联系。

    萧金鉴退休前曾任多家报刊编辑，自谓“经历坎坷，看透人生，但不消极，爱岗敬业，生性淡泊，嗜书如命，读而忘忧”。书人萧金鉴编《书人》杂志，正是黄金搭档。每个杂志都有一个“场”，这个“场”由人气组成，单看《书人》的作者阵容，就可看出这个“场”的辐射力之强。有文化耆宿，亦有当红作家。《书人》的封二每期都是一位著名作家在书房的照片，配以作家简介及手迹，篇首便是萧金鉴为该作家作的访谈录，以满足读者了解名人书房及作家创作足迹的欲望。

    困扰民刊的最大障碍是办刊经费问题，民刊大都是办刊者自己承担出版发行费用，往往刚步入正常轨道，就因经费问题而停办。2006年，《书人》易帜岳麓书社，仍由萧金鉴编辑，办刊风格未变。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出版社做后盾，《书人》杂志就不必担心办刊经费了。

    自牧曾说，萧金鉴的丑石斋里已是书满为患了，很多书籍不得不放进纸箱，装进麻袋，租房子存放。但他还是不断的手提肩扛地往家里带书。夜以继日地读书，编稿，使他的视力大损，医生嘱咐他少用眼，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工作着，奉献着。让《书人》走近更多的书人。萧金鉴是热心人，我主编的《泰山书院》创刊后，他多次给我发邮件，探讨办刊路子，对于如何办好杂志提了好多建议。每次拙著出版，他都及时在《书人》杂志作介绍。当他得知我经常丢失师友寄来的书刊时，就给我出谋划策，如何防备小蟊贼。但现行的邮政制度无法查询平寄邮件，就给贼儿带来方便，只要当时抓不住，他就可大胆下手。各种法儿都用了，邮件还是不断丢失，因此，他给我封了个“丢书专业户”的帽子。

    他淘得好书也与我分享，他知道我爱读书类书籍，就给我寄来《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和《纽约寻书》。他在《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扉页题跋曰：“你赠我自己写的书，我送你别人写的书。总之，都是秀才人情一本书。阿滢存读金鉴于2006年酷暑中”。在《纽约寻书》扉页题道：“纽约寻书不辞远，悦读无处不销魂。阿滢卧读    金鉴于盛夏长沙”。

    一次，一位陌生的网友在网上发帖：“秋缘斋书事，一见心犹切。下载百余张，连看半个月。睡前三十分，零点卧床阅。一读竟忘我，两点仍未歇。妻醒顿生疑，疑是情书帖。什么吸引你？你得老实说。我说尽谈书，妻心大不悦。书是一本本，这是一页页。又问谁写的，我说阿滢也。阿滢女孩名，你又怎么说？我即下床去，照片取一叠。北京年会上，合影张张列。阿滢大胡子，难道是我贴？妻见有名姓，脸上阴转晴。你们这班人，尽是书呆鳖。不去争官做，不去弄钱财。总是抱本书，活得真遭孽。明日订个本，免得看散页。看就日里看，晚上应息歇。我眼竟含泪，心头一阵热。关灯潜入梦，好事频频接。上了闲闲版，阿滢有新帖。鼻子闻一闻，书香犹浓烈。”书友们问这位网友是谁？我也莫名其妙，后来这位老兄自揭谜底，才知道是萧金鉴先生。他在天涯闲闲书话发帖、跟帖皆用打油诗。因此，他的《丑石居杂俎》长贴被书友称之为“萧家油坊”。

    流沙河先生说：“真正的读书人都不喜欢张扬，这些主持民办读书类报刊的人就是这样的读书人。”萧金鉴就是这样的读书人。

    2008年7月29日于秋缘斋

    江南才子王稼句

    苏州书友为我寄来一本书——《谈书小笺》，是稼句兄早年著作，1994年12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书分两辑，第一辑是书信，是他信中谈书、品书内容的辑录；第二辑是读书的感想以及有关书的掌故。该书正32开本，薄薄的，封面素雅。宁静的夜晚，妻子已进入了梦乡，我便打开台灯，斜倚在床上，进入了稼句兄的精神世界。仿佛看到，坐在窗前伏案疾书的稼句兄在向远方的朋友诉说着自己读书的感受；又仿佛坐在芭蕉树下，品着香茗，听稼句兄说知堂、说孙犁、说钱钟书、说陈平原、说黄裳，讲徐志摩与陆小曼、林徽因的感情纠葛……那种感觉让人陶醉。尽管《谈书小笺》在印制上不如他后来出的书精美，但能给人一种极愿亲近的感觉。

    与稼句兄神交已久。辛酉春日，他与止庵来山东，自牧邀我前往拜会，我有事，未能赴约。过后不久，稼句兄发来电子邮件：“阿滢的名字久仰了，袁滨、宁文都说起过，还看到贵报‘开卷文丛’的专版，真是很好。我前天方从济南回来，此行先往天津，河北教育出版社有一个‘书林清话丛书’的座谈会。到济南后，又去了曲阜、章丘、周村，止庵与我同行，他没有到过泰山，只是因为时间关系，便各自回家了。”

    稼句兄似乎为书而生，在他的“城南小筑”里有3万多册藏书，每日浸淫其中，读书、编书、写书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每每“去邮局取回那一大包一大包的新书，解开纸包时，心绪难以言说，好像是旧时进入花烛洞房，正挑开新娘盖头的一刹那，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当看到真想买而未曾买或未曾买到的书，往往会笑出声音来。”（《寻寻觅觅都是情》）这种心情每一位书友都体验过，把打开包裹、急于看到包裹中书籍的那种急切、那种兴奋，喻作洞房花烛夜揭开新娘盖头的心情，真是恰如其分。

    秋缘斋收藏的稼句兄的第一部著作是《秋水夜读》（2002年5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皆书人书事。稼句兄说：“我祸枣灾梨，印了一些书，不知道你是否有存，不要重复了，如一本没有，那就最好。知道你喜欢书话，就寄上《秋水夜读》一册，聊供消遣。关于书的随笔，山东画报出版社还有一本，年底印出，也当奉上。我一般不买书送人，但是真正的爱书人，自然例外。”之后，稼句兄每有新书出版，总不忘寄我一册。

    稼句兄耐得住寂寞，整日为还文债伏案写作，还要钻进故纸堆里点校古籍。他说：“不甘寂寞固然很难，而甘于寂寞似乎更难，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承受得住寂寞，做人如此，文章学问之道，大概也是如此。”稼句兄曾主持一家出版社的编政，策划了不少有关苏州历史、文化方面的图书，如“忆江南丛书”、《苏州古典园林》、《苏州古城地图》等，受到出版界同行的赞赏。他自己撰写、编纂、点校了多部有关苏州内容的专著，如《苏州山水》、《姑苏食话》、《古保圣寺》、《苏州旧梦》、《苏州旧闻》、《三生花草梦苏州》、《消逝的苏州风景》、《追忆》、《烟雨同里》、《走遍中国·苏州》、《姑苏斜阳》、《吴门柳》、《吴门四家》、《浮生六记》、《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等。如果说陆文夫先生的小说、散文反映了苏州的文化精神，稼句兄则从苏州文化的描述、研究、文献整理上做出了贡献。

    王稼句这个名字已经和苏州密不可分，在网上键入“苏州”两字，就能搜到王稼句，搜索王稼句就会出现苏州。有人说，给王稼句写信，只要写“苏州王稼句”就能收到，而且还确有其事。“有一回稼句的一个外地同学给王稼句写信，写信封的时候，记不得地址，就先写上‘苏州’和‘王稼句’5个字，准备查到地址后再填上去，结果给忘记了，就把信件丢进了邮箱，最后远在苏州的王稼句还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苏州作家范小青在《苏州王稼句》中这样写到稼句兄，一方面说明他是苏州名人，再就是，他的信函、包裹、稿费单不断，邮局的工作人员对王稼句这个名字太熟悉了，所以就能准确无误地把信件送到稼句兄的手中。

    本想在北京的一个会上能见到稼句兄，结果，他没有赴会。直到辛酉秋末，他有本书在山东出版，我们终于在济南见了面。中午，高朋满座，齐鲁书社原副总编辑、《藏书家》丛刊主持者周晶先生，山东画报出版社徐峙立女士，篆刻家陈威光先生，以及书爱家自牧、徐明祥、石灵……一大帮书虫子聚在一起，席间话题亦皆书也。我曾在《上海古旧书会》会刊上看到虎闱这样介绍稼句兄：“王稼句要朋友、好饮酒。凡读书人，无论来自天南地北，一到姑苏便可享尽其热情之地主款待。书里书外，说古道今之气氛，足让客人终身不忘。更让客人难忘的是，酒宴开场每每王稼句敬酒他人频频，自己则不停豪饮，到后半场却往往是朋友们倒过来劝王稼句少饮。”这次见面，让我亲身感受到稼句兄的豪爽，他不但具有江南人的细腻，亦具北方人的豪放，开怀畅饮，来者不拒。真真一个性情率直的江南才子。

    稼句兄对我说：“《泰山周刊》在你们那地方办到这程度，有那么多的大家支持，很好。但你不要满足，你满足了，就是当地的阿滢，不满足，就是全国的阿滢。”过了几日，接到龚明德老师电话说：“你的《书事》我看到了，王稼句说得对，那句话很好，你不要只做山东的阿滢，你要做全国的阿滢。”

    稼句兄“闲来喜欢读前人的墨迹，有时读着读着，似乎那笔墨也在缓缓流动，觉得有一阵小风在树林吹过，抑或是岩上的水滴落下深潭。”（《垂虹秋色满东南》）他的书法和他的书话一样耐读。秋缘斋里藏有一幅他为我写的知堂先生的感逝诗：“绕过中秋三两日，东园风景太萧条，墙阴草色浑如旧，无复闻人话六朝。”时常展读，以消倦意。

    正当酷暑，又收到了稼句兄的新著《看书琐记》（2006年7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在这炎热的季节，为我带来了一丝凉爽。书中所收作品没有一篇旧作，全是2005年3月至12月间写的读书随笔，并恪守承诺，在出书前没有交报刊发表。稼句兄在《小引》中写道：“几乎每天午后，我常常拿一本书倚着软榻，随便翻翻，自己是当作休息的。特别是从天高云淡的凉秋，到那暖风烂漫的杏花天，晴朗的日子，看着看着也就有些迷迷糊糊，前人说的负暄之乐，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多么惬意的读书生活呀。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真正的读书人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吗？稼句兄已经在这种生活里悠然自乐呢。

    2006年8月13日午后赤膊于秋缘斋窗下

    天津有个罗文华

    传说孙犁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因此，有些编辑即使发现错误也不敢改，认为孙犁是大师，这样写肯定有来头。还有人认为约来孙犁的稿子不易，擅自改动会引起孙犁的不快。《天津日报》社副刊编辑罗文华却敢于给孙犁纠错，他认为有错不改，以讹传讹，实际上是帮了孙犁的倒忙，是对读者不负责，也对孙犁不负责。他在处理孙犁稿子时发现孙犁将伊藤博文写成了“斋藤博文”，马上提出来改正，后来又发现过几处错别字，在征得孙犁的意见后一一改正，孙犁也很满意。孙犁说：“外界传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不知起自何因。”其实，孙犁是位严谨的作家，他认为编辑把关对作者是“难得的匡助”。后来，罗文华又在孙犁的《买〈崔东璧遗书〉记》和《我的经部书》两篇文章中发现，“崔东璧”的“璧”应该是“壁”，而且很多版本收入这两篇文章也都用错了。孙犁特别赏识罗文华，当罗文华去看望孙犁时，怕时间长了影响孙犁休息，几次提出告别，孙犁都用手示意不要着急，继续探讨关于读书、办报的话题。罗文华散文集《槐前夜话》出版时，孙犁特意题写了书名。

    认识罗文华是在一次全国读书年会上，之后不久便收到了他寄赠的著作《与时光同醉》，2003年8月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初冬的一个午后，它飘然而至。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尘封5年的佳酿，马上被浓郁的书香所陶醉。这是一部毛边本，我读毛边本没有一些师友一手拿书一手持刀，边读边裁的雅兴，那是一种闲适的阅读，比较适合读诗词类书。如果读到精彩之处，再手忙脚乱地去裁书，也影响了阅读的情绪。所以，我读毛边书都是先全部裁开，再慢慢去享受。《与时光同醉》是一部读书随笔集，是看了目录和插图就使人着迷的一部书。晚上散步归来，便打开床头灯，沉浸到罗文华的世界里去了。

    罗文华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负笈燕园而且可以随时亲聆大师謦欬，是读书人羡慕和渴求的。4年的大学生活，除了正常的上课和必要的课外活动，他泡图书馆的时间竟达7000多小时，同学们忙着交友、谈恋爱、托门子找关系跑分配的时候，他却沉迷于琅嬛洞天，不问世间俗事了。他翻阅的很多书里都有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大师的笔迹和手泽，那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呀。他在图书馆竟泡出了感情，工作人员为他在一个靠窗户的地方专门安放了一把太师椅，成了北大图书馆唯一的专座。当年，毛泽东在这儿当图书管理员时，也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图书馆职工举办各种活动也都邀请他参加，有时还让他替班，给出入阅览室的教师和研究生换阅览证。那段宝贵的时光，成了罗文华人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毕业后，他如愿分配到《天津日报》社工作，荣幸地成为孙犁的同事。孙犁是《天津日报》社的骄傲，先后在《天津日报》发表了80多万字的作品，占他全部发表作品的1/3，是《天津日报》社的荣耀。罗文华到文艺部工作后，直接编发了不少孙犁先生的稿子。

    老作家邱勋在一次会议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都是学者，既能写作，也能翻译，胡适、林语堂等还能直接用英文写作，而现在的作家，有几个能懂英语、搞翻译的？是的，现在的作家不但不能搞翻译，有些作家竟然声称不读书也能写作，似乎自己就是天才了，而这种所谓的作家又能支撑多久呢？一个不读书的作家能创作出思想深刻的作品吗？罗文华编稿之余手不释卷，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因其渊博的学识，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聘其为兼职教授。他不但热衷于文学创作，对书画、文物亦多有涉猎，先后出版了《烛边茶话》、《槐前夜话》、《罗文华说紫砂壶》、《消逝的天津风景》等几十部著作。翻译出版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印行数万册，一个月内便再版印刷。

    因为工作关系，他接触的作家、艺术家较多，他的谦恭好学，得到了许多大师的首肯。书法家刘炳森曾说：“我曾经从我的前辈和朋友张中行、龚望、王学仲、冯骥才、孙伯翔诸先生那里，零零星星地听到过对文华的好评。文华约我为《天津日报》写稿，修改编排得十分得体，使我感受到他的热情和严谨。见面一聊，谈书法，谈文物，谈文学，谈佛学，谈得十分投缘。文华游学于未名湖畔，亲炙众多名师教泽，受过非常正规的学术训练，写作起点较高，多年来又坚持钻研，扎实修炼，不辍笔耕，与日俱进，才、学、识相融互通，文章自有不凡之处。”刘炳森对罗文华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一次，启功去天津，罗文华与众多记者前去采访，有关部门为启功身体着想，规定采访时间为半个小时，启功因午睡晚出来了几分钟，一见面就作揖致歉。罗文华说：“您是国宝，理应保重身体。”启功听了笑道：“国宝？对了，有人说我长得像大熊猫。”启功的幽默使现场的气氛活跃起来，当谈到他的《自撰墓志铭》时，罗文华当场背诵下来，启功很兴奋，聊兴大发，无形中延长了采访时间。

    罗文华的藏书之丰誉满京津，许多读者写信询问他藏书的数量，一般的藏书家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藏书数字，如果去一部部查对书的册数，所耗费的时光可以读好多书了。加之源源不断地购书，因此，藏书家的藏书数量是无法准确统计的。当他被推荐为藏书家庭，有关人员前来调查时，对他的藏书估算了一下，说，若把他的藏书一本本摞起来，恐怕要比他工作的30多层的天津日报大厦还要高。说这话是在十几年前了，如今他的藏书肯定比几座天津日报大厦摞起来还要高。一个成功的藏书家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早在1998年，他就在妻子的鼎力支持下，购买了150平方米的房子，楼下是生活区，楼上是藏书、读写区。需要什么书，妻子都帮忙代淘。姜德明先生曾在《爱书的朋友》一文中说：“天下书痴的夫人们都是可敬的！”罗文华夫妇举案齐眉，志同道合，令人艳羡。红袖添香夜读书，罗文华何其幸也！

    2008年11月15日夜于秋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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