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旗

    陈红旗，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都市体验、革命叙事与老舍的文化选择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编号：10CZW05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的发难与演进（1927—1937）”（编号：09YJC751035）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摘要：老舍的创作灵感和精神之源，绝大多数来自于其在空间转移和时间推进过程中所生成的都市体验、民族意识和抗战诉求。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使老舍形成了讽刺、批判和颂扬这样三条并行不悖的创作理路，对应于这三种理路，他都进行了某种层面的革命叙事。老舍小说中革命叙事的变化，实际上折射了老舍在不同时期的革命观、政治观及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

    关键词：老舍；都市体验；革命叙事；文化选择；流变性

    作者：陈红旗，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老舍的一生中有数次极为重要的空间转移：从1924年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教书开始，他就辗转于“北平——伦敦——巴黎——新加坡——济南——青岛——武汉——重庆——东京——纽约”等城市之间。随着空间转移和时间推进，老舍接触到了“西学”这个新天地，也生成了丰富的都市体验，这种体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老舍所生活过的国内都市中，居住时间比较长、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是故都北平、第二故乡山东省的济南与青岛，以及大武汉和重庆。在笔者看来，老舍在“北平—北京时期”、“济南—青岛时期”与“武汉—重庆时期”的创作构成了其文学世界的主体，他的创作灵感和精神之源大多来自于他在空间转移过程中生成的都市体验、民族意识和抗战诉求，而时空的交织促成了其小说中革命叙事的发生以及对抗战等问题的思索，进而折射了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

    一、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与老舍都市体验的迹化

    审视老舍的创作经历，读者很容易就会发现“北平/北京—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这几大空间对于老舍的生命观、文学观、市民价值观、国家至上主义观得以生成的重要性，这些空间甚至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也具有特殊地位。

    北平是中国历史上的多朝古都，从山顶洞文化到皇城根文化再到五四新文化，北平呈现出了多重的文化面孔。而老舍的创作与北平的关系极为密切，北平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李辉：《老舍：消失了的太平湖》，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42页。，因为“不论是从作品数目，还是从字数上看，可以说，老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北京的”舒乙：《谈老舍的著作与北京城》，《文史哲》1982年第4期。。问题在于，作为传统底蕴极其浑厚的故都，北平可以接纳诸多外来文化，却很难被这些外来文化所同化，这就形象地折射了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的艰难性。为此，要想成功实现北平乃至中国的现代转型，似乎只有借助五四运动乃至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并轮番进行冲击才能得以完成。按照老舍自己的说法，五四运动时他是个“旁观者”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我怎样写小说》，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8页。，但这场运动对他影响极大：不仅促使他从学古文学转为学白话文学，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的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第10页。此外，五四运动为老舍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使他懂得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他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使他体会到了人的尊严的可贵，也使他收获了“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和一个“新的心灵”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文集》第14卷，第345—346页。。由此看来，正是由于北平作为一个转型中的都市所吸纳的外来思想，特别是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现代启蒙和革命精神造就了作家老舍。

    与北平相比，济南和青岛是典型的后发式新兴都市，他们充溢着现代都市的魅力，并因遭受过日本和德国的侵略而令老舍不断勃发爱国意识。老舍去济南教书不久，就开始调查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的经过，为创作长篇小说《大明湖》积累素材和酝酿情感。在济南期间，老舍还创作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以及《赶集》中的绝大多数短篇小说，如《大悲寺外》、《马裤先生》、《微神》、《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与病鸭》、《也是三角》等。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85页。济南的铁公祠和铁铉宁死不降明成祖朱棣的故事，让老舍对古代英雄的气节万分钦佩；济南的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护城河和四季变更不但给老舍以淡雅的美感，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他说：“我决不愿济南被别人管领。”老舍：《更大一些的想象》，《老舍幽默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同时，这种爱国情怀使他对政府的不作为和民众爱国意识的缺失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他说：“在中国，政府没主张便是四万万人没主意；指望着民意怎么怎么，上哪里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满洲在东南，还是在东北？和他们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老舍：《估衣》，《老舍幽默诗文集》，第100页。1934年9月，老舍全家移居青岛，住在山东大学后面的一所洋式平房里，学校的校舍则是昔年的德国兵营。与济南有所不同，青岛固然是风暴为潮的北国中的一颗绿珠，但它的“洋味”太重。或者说，青岛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这对老舍的刺激就更强烈些，他曾愤慨地说：“至于沿海上停着的各国军舰，我们看见的最多，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何之手，我们知道的最清楚；这些——还有许多别的呢——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警告着我们，我们的外表朴素，我们的生活单纯，我们却有颗红热的心。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国破山河在！”老舍：《青岛与山大》，《老舍文集》第14卷，第61页。1934年10月22日，老舍在山东大学大礼堂为“第五次总理纪念周”做了题为“中国民族之力量”的学术讲演，高扬了中国人开发南洋的伟大功绩，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也批判了洋人骑在中国人头上的嚣张气焰。1935年夏天，老舍与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萧、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12位相识的友人，聚集在青岛，假《青岛民报》合办副刊“避暑录话”；同年7月，老舍与王鲁彦、艾思奇、吴组缃、汪静之、周建人、柳亚子、郁达夫、徐懋庸、曹禺、郑振铎、郑伯奇等147名文艺家和17个社团联名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提倡自救运动和多吸收外来文化，反对复古运动，认为复古运动将是“一副毒药”，对于民族的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文学社等：《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文学》，1935年7月1日，第5卷1号。1936年3月，山东大学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令老舍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从上述老舍所接触的人和事可以看出，老舍与进步文艺界尤其是左翼文艺界人士的接触越来越多，这无疑是其革命观发生改变和小说中革命叙事得以生成的重要推手。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救亡诉求促使老舍积极参与济南等地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其生命中有了“抗战的八年”：他先后流徙于济南、徐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攀升，是时他依然坚持市民文学创作，但也开始热心投入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生活——抗日救国活动之中，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抗战是老舍心态关键的转折期。国耻、族恨、家难的历史记忆与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之间高度的相像甚至重叠的景象，促使老舍这个深沉的爱国者毅然决然投身抗战……他为全民族抗战，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抗战宣传中竭尽全力。投身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也使他认识了政治。”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而在武汉和重庆组织“文协”活动时，老舍发现了很多民族斗士反抗外敌侵略的大无畏精神。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自觉地融入革命叙事，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祁瑞全（《四世同堂》）和孟良（《鼓书艺人》）这类富有革命精神的爱国者形象的塑造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些民族英雄形象也构成了老舍小说中都市民间衬景下最靓丽的剪影。

    抗战以后的老舍，在积极推进思想文艺界建设抗战文化的同时，还开始主动反思甚至批评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误区，这种自我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当他成为“新时代的歌手”时达到了顶峰。最后，通过建立新中国这一过程的时间之维，老舍回到了熟稔的新北平——北京和京味文化语境之中，也完成了自己突围后回归生命原点的空间迁移。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空间转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北京正力争构建新的北京文化。最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和“文革”的爆发终结了老舍的都市体验及其北平情结继续延展的可能性，也定格了他作为“京味”作家的生命轨迹。

    二、老舍的创作理路与革命叙事的弱化

    老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使他构建了“讽刺、批判和颂扬”这样三条并行不悖的创作理路陈红旗：《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1937）》，《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对应于这三种理路，他都进行了某种层面的革命叙事。老舍成名后经常穿梭于国内外的都市之间，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北平，所以他对市民的劣根性和生存境遇非常清楚。有意思的是，老舍对都市民间生活的书写和对市民价值观的坚守与代言，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描写都市革命者的另类作家。老舍笔下的“革命人物”中正面形象不多。据说《大明湖》中正面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即月牙儿的继父，但已付排的《大明湖》书稿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被毁，读者无缘看到这部小说，自然也就无法评价这位共产党员的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老舍笔下的反面人物多是革命投机者或不务正业的青年学生，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其小说中革命叙事的弱化现象。当然，如是说并不等于我们有权力和资格去指责老舍小说中革命叙事的消极性，而是强调他之所以如此进行叙事与其在自身都市体验下形成的创作理路和市民文化观直接相关。这里，我们不妨从其刻画人物形象的角度来加以探视。

    老舍喜欢嘲弄、讽刺那些生活在现代却幸福在别处的新老市民。老市民如老张（《老张的哲学》）、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太太（《牛天赐传》）、钱掌柜（《老字号》）等，他们善于忍让、敷衍、妥协、固守陈规，但在时代变迁和现代视域的关照下，显得既麻木糊涂又死板守旧。新市民与老市民有所不同，他们喜欢赶时髦，表面上现代、激进得很，但其中那些所谓革命青年的言行实在令人难以认可。比如《离婚》中的张天真，连他的父亲张大哥也无法对他进行准确定位：“说他是共产党，屈心；不是，他又一点没规矩，没准稿子。说他硬，他只买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后脑海。说他软，他敢向爸爸立楞眼睛。”张天真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受过一点革命思潮影响的新派市民，他讲不讲革命完全是从是否有利于满足自己私欲的角度出发的：“父亲不给钱，他希望‘共产’。父亲给钱，他希望别共了父亲的产，好留着给他一个人花。”老舍：《离婚》，《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7—248页。这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满嘴“共产”而实际上只想追求享乐的病态青年形象。在老舍看来，很多新派市民并不理解现代性尤其是革命的真正内涵，他们自然难逃被嘲讽的命运。

    老舍经常批判那些蝇营狗苟的市民的劣根性，尤为注重批判那些激进运动中的“革命暴徒”或伪革命者的丑恶言行，比如：《赵子曰》中的赵子曰是一个无事生非、整天鬼混、偶而激进的学生，显得既伪诈又无聊，赵子曰们在搞运动时居然把善良的老校工的耳朵割了下来，显得特别粗暴、无良。在《猫城记》中，老舍延续了以往自己对学生运动的不支持乃至全盘否定的态度，那些不爱学习只想胡闹的学生上大学第一天就毕业，他们动不动就殴打教员，甚至宰割校长，而他们在殴打校长时说的话更是令人咋舌不已：“叫我们念书？不许招惹女学生？社会黑暗到这样，还叫我们念书？还不许我们在学校里那么着？挖你的心，你个死东西！”等等。就这样，老舍通过书写猫国混乱的社会场景、崩溃的国民经济、失败的教育体制、腐烂的文化传统、拙劣的政治运作、闹哄哄的军事纷争和在“矮人”国军队侵略下亡国灭种的景象，深刻地抨击了黑暗的中国社会现实，犀利地讥讽了政府的颟顸愚陋，愤怒地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也强有力地批评了老鹰、小蝎这类社会精英革命的不彻底。《离婚》中的马克同自称是马克思的弟弟，与他人说话时一口一个同志，似乎政治化、革命化得很，但“革命家身份”不过是他为了方便搞女人的幌子而已，他与学生恋爱私奔后又弃之若履就是明证；而与马克同同居的高同志，见到别人的好东西拿起就吃，被人阻止就批评对方是缺少共产主义精神的小布尔乔亚，这样的“革命新女性”实在令人难以产生好感和敬意。《骆驼祥子》中的革命青年阮明，对在学业上严格要求他的曹先生怀恨在心，认为社会这么黑暗，青年应该革命，学业上马马虎虎就行了。一旦曹先生给他不及格，他就向当局告发曹先生宣传共产主义。后来，他从某些政党处领取津贴，在洋车夫中组织工人运动，还极力拉祥子入伙，其目的仍不过是升官发财而已。

    老舍也歌颂、肯定和赞扬那些“不理想的理想人物”孙钧政：《老舍的艺术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0页。（包括革命者），比如：李景纯（《赵子曰》）是一个学问、品行、见解非常突出的好学生，敢于宣扬富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暴力革命，敢于抨击新旧军阀荼毒生灵的罪行，具有铁骨侠肠的英雄本色；李先生（《离婚》）是一个受过外国文化思想影响、有些爱慕虚荣的北平政府科员，有着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充满矛盾的灵魂”张慧珠：《老舍创作论》，三联书店，1994年，第204页。，但他敢于不顾自身安危去拯救政治犯；黑李（《黑白李》）忠诚守卫孝悌传统，为了照顾弟弟白李、维护大家庭的稳定，他宁愿抛舍家财、让出爱情，甚至剃掉黑痣代替从事危险斗争的白李去死，显得既迂腐又可敬；小坡（《小坡的生日》）在新加坡与其他亚洲各国（日本除外）儿童玩耍时非常和谐，他们还在梦中一起驱逐外来侵略者，显然，小坡的言行和梦境隐含着作者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鼓励被压迫民族团结抗敌的寓意，而小坡小小年纪就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更是令人喟然生叹。

    透过上述作品可以看出，老舍并不排斥革命叙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老舍生活在一个中国必须通过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问题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语境下，即使作家想远离政治和革命，后者也会主动找上前者。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全方位性，势必将把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是故，尽管老舍“不大明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老舍：《〈老舍选集〉俄文译本序》，《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66页。，尽管“老舍和众多‘老舍们’的确不太‘懂得’中国革命，但他们的艺术实践却无时无刻不在接纳政治的介入”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第33页。。那么，为什么老舍笔下搞革命的青年或有革命色彩的青年多以反面人物的面孔出现呢？对于这一现象，已有研究者进行了解释：首先，满族出身或曰敏感的民族心理令老舍对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所有社会革命都心存“抵触情绪”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8页。，进而长期远离革命；其次，市民社会下层的穷苦生活体验和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秩序的置重，也是老舍长期疏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再者，老舍在《赵子曰》中借李景纯之口说过：“打算作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作起。学银行的学好之后，便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同样，教书的，开工厂的，和作其他的一切职业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良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老舍：《赵子曰》，《老舍小说全集》第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这意味着老舍看重实干精神、社会改良及其实效性，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他在《猫城记》中把中国政治穷途末路的本因归结为“猫人”间的不团结、自相残杀，讥讽了国内各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也批评了当局奉行“外国主义”、抄搬日德美经验的简单化思维，以及不注重发展经济、不管老百姓死活等诸多问题。

    不过，在笔者看来，老舍如此进行革命叙事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与他的都市体验、市民价值观和心理趋向密切相关。老舍的都市体验很特别，与一般人注重书写都市的繁华、速度、光影、失重及其现代性面孔有所不同，老舍更看重的是这个都市的文化底蕴和宜居程度，所以在多个城市生活过后他慨叹道：“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老舍：《想北平》，《老舍文集》第14卷，第63页。显然，这种体验的生成与老舍的生活遭际直接有关。老舍出身于底层贫苦市民家庭，受尽了社会动乱的苦楚，所以，他一方面非常理解市民希望社会稳定的庸常心理，一方面又依据自身的启蒙立场来批评市民的自私和狭隘。在老舍看来，这些市民眼中只有自家，只要自家过得富足、安逸，他们并不在乎国家的性质和统治者是谁。然而，现代化浪潮和民族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市民阶层被直接卷入历史洪流中，结果，他们因为不适应现代化发展或作为伪革命者出场而产生了诸多可笑之处。可惜的是，由于老舍长期浸淫于市民文化语境中，致使其文化心理趋向于认同某些功利色彩浓厚的市民价值观，以至于他不愿意接受激烈的政治革命和学生运动，甚至对此类运动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三、老舍的革命观及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

    老舍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这就留下了其革命观和政治观发生变化的痕迹。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极其黑暗，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全面失败及其奉行的投降主义政策令老舍非常失望。起初，老舍以为中国社会的混乱与政治革命或学生运动直接相关，后来他才意识到，恰恰是因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及国家的内忧外患，才导致学生运动和政治革命频繁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左翼文学及其主张就没有先前那么不屑了。老舍在“文协”主持工作期间与左翼文艺人士有了大量接触，这使得他日渐认同左翼文学中彰显出来的某些精神诉求和阶级立场。纵观老舍的文学创作，笔者认为，《赵子曰》、《猫城记》和《四世同堂》完整地展现了老舍在不同时期对革命的态度，或者说，这三部小说真切地透露了老舍革命观转变的精神轨迹及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

    老舍创作《赵子曰》前后，适值革命文学方兴未艾，加之他在英国教书，所以他对革命文学的发展动态以及革命者的热诚和理想并不了解。及至他回国，“文艺论战已放弃了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备着理论，在创造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但他认为“普罗文学”的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加之他不懂革命理论且惧怕国民党“审查老爷们的虎威”，因此，尽管后来《黑白李》的创作受到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但总体来说，他对革命文学的评价不高，认为相关作品内容不充实、人物不生动，流于口号化。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第11—13页。最关键的是，老舍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煽动性文艺作品的反感必定会使得他有意疏离“革命文学”、阶级斗争学说乃至共产党。如此，我们再返观《赵子曰》，就能理解老舍对学生运动进行丑化描写的潜在心理了，也会明白赵子曰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浅薄无知和令人生厌了。

    创作《猫城记》时，老舍对共产党仍无好感，因为后者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指定的非法政党。老舍对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尚且失望愤慨，对处于纷争之中的其他党派自然也没什么好感。在《猫城记》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老舍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老舍对共产党并不认可。1930年代，日本不断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力度。中国共产党虽然在1932年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但由于国民党的大肆围剿，共产党不得不同时应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打击。更糟糕的是，由于当时共产党尚处于发展期，“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仍占据统治地位，加之在早期斗争中照搬苏联模式，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套用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身上，把西方的革命理论照搬到中国，结果可想而知。就思想文艺界来说，是时的民主主义作家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少部分持否定或不屑的态度，老舍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在《猫城记》中对共产党和左翼文艺运动都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老舍对共产党的反对态度并不激烈，因为他一直坚持社会批判和国民劣根性批判，尤其是他与胡风等“左联”作家关系十分要好，因此其内心极为矛盾：他既想恪守相对中和的政治立场，又认可一些“左翼”朋友传递过来的思想观念，其标志就是借小蝎之口传达了“大家夫斯基”的政治主张——“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的确不坏”的观念。是故有学者说：“在老舍写作此书的1932年，在纠正错误路线的遵义会议尚未召开以前，便能从肯定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真改革’的同时，提出中国革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不能照抄照搬俄国的经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张慧珠：《老舍创作论》，第189页。总之，老舍既痛感于社会黑暗和人间不平，尤其对军阀各自为政、争权夺利和卖国求荣的行径感到愤怒，同时又对激进的政治运动或左翼文艺思潮持矛盾态度。所以他在1935年坦承：“《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我怎样写小说》，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26页。这就从侧面告诉我们，老舍的革命观和政治观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此外，通过查阅老舍在“左联”机关刊物或与之关系密切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发现，1930年代的老舍与“左联”的接触一直比较多。1931年创刊的《青年界》和1932年创刊的《现代》，都与“左联”关系密切，刊登过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老舍在前者上发表了《马裤先生》（小说）、《眼镜》（小说）、《观画记》（散文）、《我的暑假》（杂文）、《几句不得人心的话》（散文）和《五天的日记》（日记），在后者上发表了《编辑座谈》（创作谈）、《猫城记》（小说）、《夏之一周间》（散文）、《抓药》（讽刺诗）、《鬼曲》（讽刺诗）、《沈二哥加了薪水》（小说）。1932年上海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改版，由黎烈文担任编辑，是时老舍频频在该副刊上发表文章，仅在1933年就有：《教授》（讽刺诗）、《长期抵抗》（讽刺诗）、《空城记》（讽刺诗）、《真正的学校日刊》（杂文）、《希望》（新诗）、《辞工》（小说）、《励友人书》（书信）、《写信》（杂文）、《打倒近视》（杂文），等等。1933年7月1日《小说月报》更名为《文学》月刊后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由郑振铎、茅盾任主编，老舍任特约撰稿人，他在该刊上发表了《微神》（小说）、《臧克家的〈烙印〉》（书评）、《铁牛和病鸭》（小说）、《新年试笔》（散文）、《牺牲》（小说）、《生灭》（小说）、《上任》（小说）、《老年的浪漫》（小说）、《阳光》（小说）、《新时代的旧悲剧》（小说）、《新爱弥尔》（小说）、《哀启》（小说）、《AB与C》（创作谈）、《东西》（小说）、《我这一辈子》（小说）。1934年1月1日，郑振铎、章靳以在北平主编《文学季刊》，老舍为特约撰稿人。1934年9月20日《太白》半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主要登载讽刺和揭露黑暗现实的杂文与小品文，老舍也是该刊的“特约撰述人”，其《读书》（杂文）就发表在该刊第1卷第7期上。而老舍的《婆婆话》（杂文）发表在1936年9月5日《中流》月刊创刊号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与左翼文艺界诸多交往的前期铺垫，才有了后来《四世同堂》中钱仲石的抗日壮举和祁瑞全作为正面革命者的出场。

    综上可知，老舍的空间转移和都市体验成就了其市民文学创作，而他所建构的革命叙事其实是其多元文化选择中都市体验迹化的必然结果。另外，老舍一直沉潜于都市文化和民间记忆之中，但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进行革命叙事和文化批判时，借用西方文化观念消解了“市民阶级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前的文化道德传统”陈思和：《〈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但他并未因此拔高西方文化的地位，而是强调了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西方的精神是斑斓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跃，及直爽；东方的精神是淡远的秋林，有它的安闲，静恬，及含蓄。这样说来，仿佛各有所长，船多并不碍江。可是细那么一想，则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到出了毛病的时候——像今日。”老舍：《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老舍文集》第14卷，第541页。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富启发性的观察、描述和认知维度。就此而言，老舍思想的圆润性、视角的开放性和思维方式的独异性以及他在讽刺、暴露、颂扬和抗争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骨气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重的精神资源，而他的革命叙事和文化批判也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凸显了新的意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