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昊燕
于昊燕，云南大理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老舍一生去过很多地方。据《老舍年谱》记载，1941年8月26日至11月10日，老舍在昆明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对“文协”云南分会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和指导，完成了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的写作，游览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与昆明、大理诸多高校中大批作家学者有过亲密交往。后来，老舍在散文《滇行短记》中对这段经历有详细记载。老舍仅在云南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所写的与云南相关的文字在整个《老舍全集》中也只占极小部分。可是，老舍的云南之行在他的文化理想与写作链条中却成为至关重要一环。云南地域所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也有他们的独特基本文化与精神特征，使老舍的文化体系有所调整并进一步丰富。而老舍有关昆明、大理的作品在发表后时至今日仍对云南文化的发展发挥着持续性影响。
一、老舍在云南的讲学与创作
老舍先生在文章中写道：1941年夏天，“罗莘田先生来到重庆。因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听到我的病与生活状况，决定约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许多老友，我很愿意去”。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8月26日，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的老舍应西南联大之邀，与罗常培同行，乘机由重庆到达昆明，在昆明进行讲学与创作，期间还曾专程到过大理。
（一）老舍在昆明
老舍到达昆明后，先出席了“文协”昆明分会举行的欢迎他来昆明演讲和养病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与云南文艺界人士作了深入的思想交流，了解了“文协”昆明分会的工作和云南文艺界的发展情况。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老舍在昆明与朋友们相聚、游览、写作、静养，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1.演讲
老舍在昆明共讲演六次。其中，老舍在西南联大作了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演讲。老舍以其风趣、幽默和满腔的爱国热情，以及流利、地道的京腔征服了听众，对青年学生影响尤大。当时，日机频繁空袭昆明，演讲者和听众都不得不屡次离开会场去躲警报，待警报解除，广大师生又争先恐后纷纷回到会场来，继续听他演讲。为了进一步扩大老舍的演讲在广大师生中的影响，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所办的《国文月刊》将讲稿全文刊载。
2.与友人往来
老舍在昆明期间，先是随罗常培居于青云街靛花巷3号罗宅之内，后因罗常培生病，须到乡下休养，老舍又随其迁往离城约20里的北郊龙泉村（即现在的龙全镇龙头村）居住。无论是在靛花巷、龙泉村还是在岗头村，他都遇到很多联大的教职员，其中不乏老舍的朋友。老舍深为能在昆明幸逢闻一多、冯友兰、杨今甫、罗应中、郑豫等老朋友激动不已，也为结识查阜西等新友而欣喜。他与朋友们在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凑钱过节、喝茶叙旧、游山玩水。在那国土沦丧、家人离别、饱经忧患的岁月里，真挚的友谊令他备感温馨，对于他身体健康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游览
在昆明期间，因战时情况特殊以及老舍忙于工作和创作等原因，他只在朋友的邀约和陪同下，游览过翠湖、金殿、大观楼、黑龙潭、半个圆通公园。这几次游览都令老舍非常开心。他认为建筑方面，昆明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不似“京派”。他青睐昆明美雅如“玉龙堆”、“先生坡”的地名，更对昆明的风景大加赞赏，认为处处胜过北平。
4.创作
之前，老舍因贫血而患有头晕病，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工作完全陷入停顿状态！来到云南后，老舍因为心情较为愉快，1941年9月3日，在云南开始写剧本《大地龙蛇》；10月7日，《大地龙蛇》完稿。
（二）老舍在大理
老舍在昆明认识了古琴演奏家查阜西先生。查阜西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听说老舍有看看大理的愿望，就马上决定陪他前去。大家分头去联系车，最后，决定坐吴晓铃先生介绍的一行四部卡车的车队，因其中的一位司机是他的弟弟，便于路上照顾。兄弟俩请老舍一定坐那部车，而且先请老舍吃了饭。在路上走了3天，第三天晚上9点多一行人才到达大理。
1.演讲
1941年10月，应华中大学的盛情邀请，老舍先生在古琴家查阜西先生的陪同下，到大理作演讲和游览。在大理喜洲，老舍为华中大学的师生演讲了三次，为喜洲五台中学的师生演讲了一次。从大理的喜洲返回昆明途经下关在车站等车时，老舍被人认出，于是轰动了下关，又应滇缅公路下关办公处和大理地区广大文艺青年的热情邀请，临时决定在办公处的俱乐部演讲了一次。而这次临时决定的演讲，让俱乐部外的过道上和大门外都挤满了人。
2.与友人往来
老舍在大理找到了华中大学的老朋友游泽丞教授、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等。朋友们天天请老舍吃新鲜的洱海鱼、喝酒、看古迹，在老舍发出“留神破产”的警告时，他们说：“谁能想到你会来呢？！破产也要痛快一下呀！”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16页。在下关等车的时候，又有几个出演过《国家至上》的伊斯兰教朋友专程来拜访老舍，范会连先生带老舍等人去洗温泉，还为老舍联系了回昆明的较为舒适快速的小车子。老舍说这一行程玩得极为高兴。
3.游览
老舍在大理期间，醉心于“穿出城，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苍山”同上，第114页。的美景，他说晴和阳光下的大理城雅致静美，到喜洲去的路上，若置身图画中；而令老舍惊喜的是喜州若“英国的剑桥”。老舍游了一次洱海，只可惜不是月夜，也去爬了苍山以及山上的罗刹庙，“山上到处响着溪水……水比山还好看！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在石块左右，翻起浪花，水的声色，有点像瑞士”同上，第117页。。同时，老舍还领略了大理的风土人情，在赶集的时候看到许多少数民族，感慨女人的勤劳能干。
老舍先生来云南从事文化活动的两个多月，收获颇多。由于云南的气候好，昆明、大理都是风景优美的宜居城市，加之老舍在云南的人缘好，心情好，生活过得很愉快，所以，不仅病也养好了，还完成了话剧《大地龙蛇》，并在日后写出了系列散文《滇行短记》、回忆性长文《八方风雨》、悼念文《悼赵玉三司机师》等反映云南生活的作品。这些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云南的行踪，及其所遇、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二、生态文化的抚慰：老舍写作焦虑的舒缓与转型
一定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区域的基本文化与精神特征。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有丰富的自然地理资源与气候类型，多山多河流湖泊的地貌使得这里普遍山清水秀、迤逦多姿。云南又是全国少数民族数目最多的省份，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历史文化交融与交流，形成了云南绚丽多姿的文化底蕴。昆明与大理是云南历史悠久的两座文化名城，昆明地势开阔，处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交通枢纽位置，因四季常青被誉为“春城”、“花城”，抗战的爆发使昆明空前繁荣，而西南联大是构成昆明文化氛围的重要元素；大理是古大理国的都城，文化积淀深厚，生活着白族这个爱好和平与宽容的民族，拥有“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天堂般美景。抗战时期，大理是滇缅公路上的重镇，也是备战区，但也是战火中相对宁静的一方土地，甚至日军的空袭都没有造成大的破坏。可以说，两个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山水与人居妥贴相处的“生态性”。对自幼生活在北平城区、成年后辗转于各个城市的老舍而言，对云南特殊地貌以及风俗人情的生态性体认，大大丰富了其认知与创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掀起了举国上下的抗日救亡高潮，也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老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战文艺中，在“文协”理事会上，老舍被公推为总务组组长，在文学创作上，根据战争时代的需求把小说创作转型为抗战宣传需要的题材。“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题材，也许白耗了新学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起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像诗的诗，不像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老舍：《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于此可见，在老舍的创作谱系中，救国至上的政治情怀决定了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创作追求。但是，因为对战争生活素材的积累不够，政治任务带来了过度的政治热情，以及时间仓促、创作形式不熟悉等因素，难免造成艺术的粗疏与审美的偏颇。这令老舍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产生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矛盾带来的焦虑，以至于在转型初期的写作相当吃力甚至是艰难。
1939年夏天，老舍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老舍决定写长诗来纪念这次行程，然而这个写作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先是因为社会事务繁杂，“一九四○年二月中动笔，至七月初，才得廿段，约二千五百行。七八两月写《张自忠》剧本，诗暂停”。其间又因其他事由多次停笔，最终，“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眼看把全诗写成是无望了，遂含羞带愧的把已成的廿八段交文奖会刊印成册。何时能将全诗补成，简直不敢说了！”在这几段文字中，老舍为《剑北篇》的写作过程的缓慢找了很多理由，但根据老舍的一贯写作风格，身体状况、事务繁杂等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比如《四世同堂》的百万字即是在打摆子中写出来的。老舍又强调“一个写家须有像蚕一般的巧妙，吐出可以织成绸缎的丝来，同时，还须有和牛一样壮实的身体呀！”老舍：《我怎样写〈剑北篇〉》，《新编老舍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仔细揣测这两个理由，其中的主要理由是老舍无法做到像蚕一样巧妙，无法吐出能织出他自己满意作品的丝来，《剑北篇》的难产恰恰是老舍的潜意识中写作焦虑的反映。但是，这种焦虑，在云南之行中获得了缓解。
《滇行短记》伊始，老舍就说：“总没学会写游记。这次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依然没学会写游记，最好还是不写。但友人嘱寄短文，并以滇游为题。友情难违；就想起什么写什么。另创一格，则吾岂敢，聊以塞责，颇近似之，惭愧得紧！”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02页。虽然一再强调自己不会写游记，并指出是命题作文，然而从这篇散文的连载时间——1941年11月22日至1942年1月7日——来看，即见老舍的写作过程较为顺畅。自然，这其中也有篇幅长短、老舍写散文尤熟于现代长诗等因素。
值得玩味的不仅仅是写作时间的长短，在两篇作品中，同样是游历的记载，对于景物的描写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绪感受与写作方式。在《剑北篇》中写作的基本模式是优美的景物+抗战的热情相互映照或优美的景物+敌人的残忍构成强烈对比，比如在《蓉城——剑阁》中老舍写道：
看，这蜜原里的蓉城，
花一样的秀静，
微雨润着梧桐！（美景）
啊，鬼手伸向天空，
把地狱的毒火撒在重庆，
血债永远，永远算不清，
再撒在古秀静雅的蓉城！（敌人的残忍）
在《剑北篇》中，针对家园故土进行的优美的景物描写成为一种陪衬，起到了“赋”的作用，为后面的“兴”做基础。从全文来看，这种重复的框架模式恰恰显示出作者写作技法的不纯熟，景物描写与主题的宣明之间呈现出一种生硬的拼凑，在文化的追述上有明显的断裂之感。这也正是老舍焦虑的原因及其体现。
但是在《滇行短记》中，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老舍絮絮写着自己在昆明、大理的所见所闻，极少表明政治立场，对于风景的描写处处可见。先看老舍是怎么写的：
“靛花巷的附近还有翠湖，湖没有北平的三海那么大，那么富丽，可是，据我看：比什刹海要好一些。”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04页。
“花木则远胜北平。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同上。
“至于山水，北平也得有愧色，这里，四面是山，滇池五百里——北平的昆明湖才多么一点点呀！”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05页。
“（大理）城中看不出怎样富庶，也没有多少很体面的建筑，但是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的作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同上，第115页。
在这里，老舍不由自主地拿昆明与北平相比，而且昆明与大理的湖山、花木、城镇居然处处胜于老舍钟爱的北平。这是一个朋友汇集、书声琅琅的地方，虽然也有空袭警报乃至轰炸，但是“云南大学与中法大学都在靛花巷左右，所以湖上总有不少青年男女，或读书，或散步，或划船。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让老舍不由自主发出赞赏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状态，这种人在山水间的自然栖息感动了老舍，这种天然的生态文化让老舍找回了抗战以来被消解许久的诗意。
这种诗意与抗战并不相悖，所以老舍在文中强调说：“大学里作研究工作，是必要的，是帮着写家们解决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崇古鄙今，而是供给新文艺以有益的参考，使新文艺更坚实起来。”这份诗意是老舍对于安宁家园的一份具体的向往。在老舍内心的文化理想中，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胜利而彼此杀戮，而是建设一个没有贪婪、没有战火的宁静世界。
正是从《滇行短记》开始，老舍写作中的主题、创作技法与思想之间的分裂状态得到了缓解，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话剧《大地龙蛇》。而这种写作焦虑的缓解在《四世同堂》中最终完成，在《四世同堂》中仅就景物描写来看，老舍恢复了对于文字的娴熟驾驭，景与情妥帖地糅合在一起。个中原因除去老舍更擅长驾驭小说体裁与北平题材外，对人在战争中的存在的“诗意”寻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虽然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而落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上。老舍的写作从完成宣传政治任务转向了对人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状态的探析这一更有终极价值意义的追问，后者是对前者的包涵与升华而非摒除。
三、生态文化的印记：《大地龙蛇》的家园期待
《大地龙蛇》这个剧本是老舍在昆明完成的，写成后未曾上演过。再加上评论界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个剧本从概念出发，有图解主题的嫌疑，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因而很少受到研究界认真关注。从审美价值来说，《大地龙蛇》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是仅仅以文学的审美价值来否定一部作品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学历史价值也是偏颇的。《大地龙蛇》是老舍创作文化主题发展嬗变过程中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大地龙蛇》“是受东方文化协会的委托”而创作的，以“东方文化”为主题，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命题”论文。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连罗常培都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什么叫东方文化？直到现在还没人解答的圆满，纵然可以折衷一家之言，在几幕戏里又怎样可以表现得充分？”转引自张桂兴：《老舍年谱》（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89页。既然题目难写，又仅仅是受“委托”而做，而且老舍又身体状况不佳，老舍完全可以把这个“委托”推辞。但是老舍却接受了，应该说老舍吃力地写完这个剧本是因为对这个题目的偏爱，“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欠缺——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老舍在昆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剧本。这个剧本的顺利完成与老舍在昆明的生活不无关系。
全剧结构由三幕五节组成。一幕一节介绍了主要人物，在人物序表中，赵庠琛、赵老太太是旧中国百姓的代表，也是老舍擅长塑造的老派市民形象；赵素渊、封云海亦是老舍曾经塑造过的新派市民形象的重复；赵兴邦则是抗战文学中常出现的寄寓了抗战理想的完美壮士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赵立真这个形象，他是早过而立之年的科学家，“不能因伺候太太而放弃了科学”所以立志不结婚，也不做官，只想用科学给不明不白不清醒的人类找出真理来。那么这个人物的原型来自那里呢？老舍到了昆明后，住在靛花巷，同住的还有历史家郑毅生先生、英国文学研究家袁家骅先生、统计学家宝马录先生等，还遇到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等文坛老将，老舍自称好像是到了“文艺之家”。他们虽然已经“显得老”且“穷”，然而还是那样“风流儒雅”，恪守着一块知识的净土。且云南“是学术研究的宝地，人文而外，就单以植物而言，也是兼有温带与寒带的花木啊”。
老舍在早期即受到罗素的影响，考虑科学技术与道德思想的关系，而云南的自然环境与在昆明所遇所处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坚定了老舍科学与人生需打成一片的观念，使得老舍从抗战的当下使命中脱身出来进一步探讨文化的使命感。于是，在《大地龙蛇》中出现了赵立真这个人物，通过这个形象，老舍把抗敌救亡的当下使命与科学救国、文化强国的远期使命相结合，表现出对抗日政治的反思和对科学的期望。
一幕两节，在歌颂英雄主义的同时，歌颂民族大团结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物中有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明显的民族身份。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数目最多的省份，全省共有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老舍在大理即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形成的特殊氛围，对此，老舍忍不住提议：“民家人的风俗、神话、历史，也都有研究的价值。”老舍本身是满族，天然对民族身份怀有特别的敏感，在多民族栖居的云南，写出对各民族大团结的期许也就不足为奇了。老舍把背景设在“绥西”是出自剧情发展的需要，但是多民族的背景不能不说是来自云南的一份灵感。
在第三幕结尾中，游行队伍合唱的歌声由远及近，老舍写道：
桃源的犬吠鸡鸣，
我们的理想；
篱边的柳明花媚，
我们的故乡！老舍：《大地龙蛇》，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第122页。
在《八方风雨》中，老舍在成都、北平等城市的对比中认为昆明更接近他理想的家园。在昆明，“四面是山，围着平坝子，稻田万顷”。而且老舍也曾到过居住在昆明郊外乡村的西南联大的师生那里，那里的村子“都横着一些轻雾；驴马带着铜铃，顺着绿堤，由城内回乡”。村子里的院子“平房五六间。顺着墙，丛丛绿竹。竹前，老梅两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阴遮半院。绿阴下，一案数椅，彭先生弹琴，查先生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老舍说：“在这里，大家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而当老舍到了大理后，他不由自主地赞叹喜州“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更是对他刚刚完成的《大地龙蛇》建构起来的文化理想的一次肯定。
就这样，在抗战文艺潮流的喧嚣战鼓声里，老舍在《大地龙蛇》中建构起一个少有的具有宁静气象的家园理想，由此塑造一个带有综合特色的文化理想，“关注文明的断裂，关注人的异化，关注启蒙与救亡的协调，以补救和纠正现代文明的弊端”。吴小美、冯欣：《老舍的文化理想与〈大地龙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或者说，云南之行，确定了老舍对文化追寻的终极价值目标，“创造起东方的乐土”，这个东方乐土在战后要通过“立真”来“兴邦”，实际上即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进行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的建设，探索在当今的发展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完成人类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四、生态文化的延展：老舍对云南的现代文化渗透
老舍是一位热情的现代文化传播者。本来他到昆明主要是为了养病与进行“文协”的相关工作，但是面对请他演讲的要求，他毫不推辞，在昆明演讲6次。老舍去大理的最初想法是为了去游玩探友，面对演讲的请求，同样也是抽出宝贵的时间在大理演讲5次。老舍的每次讲演都观众甚多，甚至门外都站满了人，而老舍则全力以赴进行讲演。比如，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演讲就讲了四个晚上，第一讲对西南联大的师生报告了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他提出文艺界就以笔为工具，从事报效国家的工作的精神是继承五四精神、承担文艺责任与国民责任的行为，并深刻反思了“文协”的缺点以及提倡学者进行文学研究。第二讲讨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概况，指出抗战文艺的核心是社会良知，并探析了抗战文艺的缺点与民族形式的问题。第三讲、第四讲是文艺各部门发展情形。在四天的演讲中，老舍不仅介绍了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概况，而且诚恳反思抗战文艺中存在的问题。在战时，人们不易得到新书，也不易听到什么，老舍的讲演为云南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沟通搭建了一座文化的桥梁，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知识与文化理念。
老舍是一位具有现代文化反思自觉性的作家，他内心深处是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他在云南之行中，常常对所见所闻进行现代性反思。比如，他在昆明找到了精神憩息的家园，他热烈地赞赏昆明的景、物、人，但是这不妨碍他依然可以看见小村的落后与贫穷，“这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同时，老舍说“琴音梅影”令“大家的心里却发出了香味”。这并不是相互矛盾，或者是写马粪是为了欲扬先抑，而是一种现代文化自觉，即使他的目的是要赞美那“琴音梅影”，也不会因此疏忽了落后贫穷的现状。正如老舍作品中一贯表现的，老舍时刻坚持以推广现代性文化作为对落后、贫穷进行拯救的必然途径。再如，由昆明去大理的途中六十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家不会说云南话的广东老人开的小饭馆，老人从从容容地把生意做了，老舍忍不住感叹“广东人的精神”！同样是做战时生意，老舍写大理下关新开了很多旅舍饭馆，没有完好的设备，价钱也高，老舍在文中委婉批判他们是“专为赚钱，不管别的”。他写喜州的妇女“据说，可以养着丈夫，而丈夫可以在家中安闲的享福”。对此他没有做过多评论，只一句“听说她们很会唱歌，但是我没有听见一声”就可以体会到老舍微微的叹息。这是具有现代意识作家对于发展相对迟缓的云南文化的烛照，从现代性的角度欣赏文化优美的同时也体察其中的停滞不前。这些来自灵魂深处的不由自主的发问的本质是为了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时至今日，《滇行短记》已经成为云南人寻找20世纪40年代昆明、大理印记的羊皮书，也成为反省本土文化的参照。
老舍创作的关于云南生活的系列作品发表之后，建立起了云南文化与他省文化的对话状态，还有一些文章如《悼赵玉三司机师》对云南的抗战有摇旗呐喊的作用。老舍的这部分创作的影响直到当下，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具体说来，一是有助于云南的生态文化身份的确立。云南的生态文化不是来自概念确立的自觉文化而是来自朴素现实的自发文化。在当代文学中，云南文学因其边疆性与民族性常常被现当代文学评论界或无意忽视或过分慷慨的赞扬，这忽视与赞扬往往导致云南作家内心忐忑丧失自信或者盲目膨胀进而对自我的文化定位失衡。老舍对于云南由衷的赞美有助于很多云南作家通过现代性视野重新发现这片土地的独特美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地域性和生态性成为云南文学发展的新标识。生态文学是现在比较提倡的一种文学姿态，如前文所言，生态文学的价值观念在老舍的关于云南的系列作品中早有体现，不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终极家园进行探索，还具有显著的文化批判特点，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胜利至上论等都有批判。云南当代文学在探索本土的生态文化问题上，与老舍的思路不无相似之处。云南文化中的生态性更偏重于地理位置造就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形成的朴素的生态思想。这种生态类型也往往是较为凝固的文化类型，久远，醇厚，却未必经得起现代文明中浮躁多变的元素和多重诱惑的冲击。老舍作为20世纪的一位知名作家，他有关滇行的文字为云南生态文化中的现代性坐标增加了一个方向。
二是在对生态与经济关系的论证之中，老舍对滇行的赞美肯定成为可供一种价值立场确立的借鉴。老舍对于云南文化的现代性生态性建构的特别贡献体现在对喜州的肯定上，他赞美喜州是“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原因是这个小镇干净而文明。首先，这是个生态小镇，“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仅仅这些还不够，更让老舍赞叹不已的是：“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老舍：《滇行短记》，傅光明编选：《老舍散文》，第116—117页。商店、图书馆和警察局是现代经济、文明与法治的象征，这是一个充满了现代规约的生态小镇。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因为老舍先生对于喜州的高度赞赏，使得喜州成为云南地区城镇发展的典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无论是在城市的楼盘里还是在乡村的自家宅子里，很多都沿用了这种现代性与生态性密切结合的规划模式。同时，大理喜州也借助老舍的文化名气发展旅游，在镇政府的墙壁上，赫然书写着老舍《滇行短记》中对喜州描述的原文，而旅游宣传中也围绕这段话大做文章。喜州的旅游开发商在大力发展旅游的同时并不改建以及扭曲喜州本来的文化形态，形成了一种相对成熟的生态与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模式。
老舍来云南从事文化活动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他在云南生态文化的辐射下完成了创作的转型与文化理想的进一步完形，《大地龙蛇》成为老舍创作生涯里的一部承前启后之作，昆明与大理成为老舍生命历程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两座城市，在他此后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生态印迹。而老舍因昆明、大理的双城经历创作的系列作品对云南文化亦影响深远，为云南的生态文化注入现代性元素的同时也为云南的生态文化带来自信，为建构云南生态文学的现代性坐标提供了一个有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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