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他第一次发狠心报复伤害他的人，是在部队上当连长的时候。那天他穿着便衣坐公交车进城时，有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移在了他身边。他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了那个妇女。不一会儿，他觉察到有人用刀片划他裤子后边的衣袋。他意识到划他衣袋的人是小偷，正准备行窃。他猛然转过身，抓住了那只手。小偷给他跪下了，叫着大哥求饶。放过他，他的衣服就白划破了。他一声没吭，把小偷右手的中指捉住，一用力，就咯叭一声搬折了。看到小偷痛苦的哭天喊地的样子，他心中的愤恨消失了，但心中没有涌起丝毫的同情情绪。现在，父亲被自己的人打成那种样子，他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咽下这口气，就是终生最大的耻辱。报仇雪恨的念头就没有打消过。寻找辩认凶手并不难，只要父亲在他们所里所有的人面前走一圈，就能认出那两个混蛋。不过，他知道父亲的脾气：父亲不会同意用钱把事情私了了。父亲在乡上工作了大半辈子，口碑很不错，可是最终连个副乡长的位子都没有捞到，可见耿直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他不想让父亲掺和在私了事情的过程中。他在所里开会的时候，说太白北路有一个老人被人打了的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巡视每一个人，吴杰和刘成喜的目光躲躲闪闪的。他明白了谁是凶手。他把吴杰和刘成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也不说话，久久地望着他们。随后他又让刘成喜出去。他向吴杰大喊了一声：你们干了好事！吴杰立马就承认自己和刘成喜打了人的事。吴杰和刘成喜各给他赔偿了十万块钱。他对事情的处理结果很满意：他出了气也得了钱，问题也被很好的隐瞒住了。最近他看见父亲有些反常举动，比如一次父亲说到胡直信，向他吼了一句：你们的人那么猖狂，你管不好，我就要管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想到了父亲会在工作人员榜上认人，曾想把工作榜遮盖起来，但把工作人员榜遮盖起来，没办法向上上下下的同志交待。所以他就派吴杰和刘成喜昼夜在所里值班，警惕父亲来所里认人。眼下不出什么问题，时间长了，父亲心中的愤恨的情绪淡了，他的副局长任命也下来了，问题就是暴露出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他没有想到父亲这么快就行动了。那天他刚好到局里开会去了，局面就失控了。那两个混蛋也真是鲁莽到了极点。他们不要追父亲，等他回来慢慢地和父亲谈，或许还不会闹到进派出所的地步。最后等待吴杰和刘成喜的结果是获罪判刑。他也就被牵连进去了。局里的领导找他谈过话，处分他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副局长的任命也像煮熟的鸭子，飞了。刘成喜的父亲前两天还骂了他一顿：你们父子一个收钱，一个把人往公安局送，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心肝都烂完了。他把二十万块钱送给了法院，可是父亲的脸还是被抹黑了。他的心情很郁闷。这样的事情放在谁身上谁都会郁闷的。不过，在父亲面前，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事情出就出了，也没有必要再去怨怪谁。父亲还是好父亲。可是父亲不这么想。父亲整天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看出，父亲是用沉默压着愤慨的情绪。

    一个寒冷的刮着大风的中午，杨天明下班回来，妻子递给了他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道：我走了。三个字的辞别信，道出了父亲的不快。他很快就追到了火车站。火车站熙熙攘攘，有那么多的人，唯独看不见父亲的身影。最后找来找去，他竟然找到了胡直信。胡直信说是他送父亲进站的，这时父亲坐的火车已经出站了。

    胡直信面朝着杨天明，眨了眨没有神采的眼睛，说：我走了，杨所长。

    这是一句很普通的道别话，突然就触动了隐藏在杨天明心中的某根神经，心中升腾起感激的情绪。胡直信这类型人，在他眼中是那种不上档次的人，不管他对父亲做了多少好事，他都不愿意交往，能回避就回避了。今天，面对这个不怎么入眼的人，他情不自尽地伸手拍拍胡直信的肩头，传达出了他真诚的感激之情，同时，眼睛有点发热，心头有泛起了愧疚之意。

    胡直信走了。杨天明茫然四顾，人山人海，再没有一个熟识的人。他忽然感到自己孤独无助。这个世上，最亲最能信赖的人是父亲，可是，父亲却和他分道扬镳了。从此，父亲和他，就是天隔一方的孤零零的人。想到这里，他的眼睛潮湿了。多少年来，他都没有这么伤感过，更不用说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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