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客车。一下车我就吐了。

    我拎着樟木箱子，冲到一棵老榆树下，然后就翻江倒海地吐了。吐完，我飞快地拎起樟木箱子，换了一个地方，掏出手绢擦干鼻涕眼泪，点着一棵烟。

    一座大山，一条河，一条坑坑洼洼的“丁”字形柏油路。

    柏油路上行人稀少，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一些烤肉串的摊主正忙着往街边搬家什。偶尔有一两辆满载木头的大卡车轰隆隆从身边驶去，几个戴墨镜的少年骑着崭新的山地车贴着我耳根呼啸而过，他们吹着尖利的口哨，上身像电线杆一样笔直，双手一律插在黑皮夹克兜里。经过丁字形顶部一端，向里一拐，镇子突然繁华起来。路面依然凸凹不平，却明显宽了，主要是两边的建筑物多了。

    木香镇工行办事处位于镇子的最繁华处，一家四层百货商店背阴的侧面，具体地说，是在这家商店侧面一个小偏厦房里。按照路人的指引，围着百货大楼转了一圈，我才发现它——那块具有标志性的匾额被半扇敞开的木框玻璃门挡住了。一群人在门口的水泥台上正啪啪地摔扑克，另一群匝成一圈，高声支招儿。门口被堵住大半，我溜边进去，没人注意我。

    屋子里光线太暗，除了门，竟没一扇窗，灯全开着。铁栅栏内的营业室有几个人还在噼噼啪啪地拨弄算盘，还有另一些噪杂声，从侧面一扇挡着浅蓝色脏布帘的小门钻出来。没有标志，我想这大概就是主任室吧，敲了一下我就进去了。光线一下子明亮起来，一群人围住靠窗的办公桌，手里捏着支票。

    不行不行，今儿个一个也不签了，签了也白搭，没那么多现金。我凑上前，看见支票下面一个老头儿。我说，您是王主任吧？他没抬头，用掐着笔的右手朝头顶划拉了一圈：你叫我行长也没用，我说不签就不签，都走吧都走吧，我得下班了。说着拉开抽屉，把桌面上的东西往下一划拉，哐的一声关上，开始上锁。

    我是来报到的。

    他的手停住，从一些手缝间撩开眼皮在我脸上打量了一圈，把笑容挂上脸：你就是那个段，段，段什么来的？我说，段品红。对对，他锁上抽屉，用屁股向后一拱椅子，吱的一声站了起来：都走吧都走吧，我们来人了。然后他分别冲窗玻璃和门帘喊了两声，刘海儿——刘海儿——

    来了来了！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掐着算盘小跑着进来，主任啥事儿？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挤一下小眼睛，掷了烟屁，用脚又使劲碾了两下：啥事儿主任？

    账平没？

    平了平了。

    这是新分来的段——噢，小段，一会儿你领他去招待所，安排一下今晚的住宿。

    他回头奇怪地看了我两眼，弯腰拎起我的樟木箱子，说，我叫刘海，走吧。

    我坐在主任室靠墙根一张铁床边上，把黄尘满面的电视擦了两遍，特别是冲着我的侧面，又把它推到紧靠桌边的位置，然后我面前一下就奢侈地宽敞起来——不仅能放下大半张报纸，还能放一个算盘，一沓百张凭条，一捆练功钞，一罐茶叶，一只茶杯，一只烟缸和一摞书。书是业务书，新得很，里面连半个指纹也没有。于是，我开始有模有样，郑重其事地浪费着时光。

    时光就是用来浪费的，我告诉自己，我有的是时光，我唯一不缺的就是这玩艺儿。有人给我工资，我的时光可以换钱，所以不是浪费。

    早晨，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推开窗户，到门口站一会儿，等能透过气来之后，回屋给电水壶加满水，接通电源；扫地，擦一个半桌子，然后等水开。心情好时我还会往地面上撩点水，并顺手把营业室外的纸团子烟头一块儿捎走，心情不好我三下五下就把它们划拉到铁床底下。而老王主任却总能明察秋毫。早晨，他的眼皮肿得厉害，腿脚也不大利索，他来先冲我笑笑，然后用眼角四下一扫，就一屁股坐在人造革椅子里，一边卷旱烟一边说，这准是他妈卜丁干的活，瞅瞅，跟老王八画梅似的，顶两天班，还拿自己当国家干部了，再这么糊弄明个就让他下来专职干老本行。

    有时，他会过来瞅瞅我桌面上的东西，并顺手拿起一样，比如算盘，他用手按按清盘器：瞅瞅，净高级玩艺儿，自己买的呀？我说发的。他就喔一声。直到有一天，我桌面上的所有玩艺儿都被他摆弄过一遍之后，他就再也不过来了。

    而我的一天就是在这些鸡毛蒜皮过后，从噼哩扑隆的脚步声，七嘴八牙的嗡嗡声，从手边的一杯茶，一两张报纸开始的。

    那帮急等钱用的木材老客，总是不长记性，老王主任都说过一万遍了，可他们还是给他上烟，那些支票就在他眼皮底下摆着，又粗又大的黑钢笔也摆在那儿，可老王主任却在卷旱烟，他一点不嫌费事，不怕耽误工夫，光那条烟纸，在手里就能捋上十来遍，捋来捋去，捋出一个凹糟，撮一点儿烟末，来回撒匀，再撮一点儿，挑出烟梗，沿一边往里一卷，然后才是工夫活——老王主任一手抚着烟屁，一手捏着烟头上的小纸捻儿，捻一圈又一圈。只要愿意，他可以这样一直捻下去，捻一辈子。我亲眼看见他就这样捻了整整大半个下午。

    一天早晨，老王主任卷完烟，刚刚签了两张支票，突然哎哟了一声，说不行了，小段你快来！我扔下圆珠笔就跑了过去。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我，你会翻眼皮不？我说还差不多。他说，刚才来一股小风，把我眼睛迷了。我伸手就要翻他眼皮。不行，他用睁着的那只瞪了我一眼，这疙瘩不得亮，你跟我到外面山花头翻去。越忙越来事儿，对不起，大伙都在屋等着啊。他回头说了一句。出门向左，刚拐到山墙根，他就把两只眼睛一齐冲我睁开，吓了我一跳。他机警地朝身后瞄了瞄：没跟来吧？我伸脖朝门口看看，冲他摇摇头。走，跟我家去，让我老伴给掂俩菜喝点儿。我说我进屋给你把东西收起来，就说你去医院洗眼睛去了，不然一会儿那帮人还不得撵你家去呀。

    不用，你就跟他们明说，我家去了。

    下午一来，老王主任立即痛快地给签支票，签完又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时他犹豫了好半天，几次抓起话筒然后又放下，朝我这边看。我起身说，我去趟厕所。还有同事，进屋时总要先看我，然后对老王主任却欲言又止，我就不停地说去厕所，在百货商店楼上楼下转圈。往往前脚刚迈进门槛后脚又有同样情况发生。后来我干脆拉下脸皮，我不能一分钟就去一趟厕所，一天总在百货商店转吧？谁叫主任不安排我岗位呢？我不能总呆外边吧？于是，我坚定地在铁床边上坐下来，谁进来都跟我无关，谁进来我都不出去，我他妈凭啥出去？

    我像安装在主任室里的一只窃听器，事实上，我更像夹在主任和同事中间的一个塞子。很快，所有人都开始不舒服了。

    首先是老王主任，他不仅打电话时遮遮掩掩，就连接电话都在闪烁其辞。不仅让人莫明其妙，有时就连他自己都不明所以。电话那头都挂掉半天了，他却还愣怔着握着听筒。他说小段，我刚才都说啥了？我说我没听懂。他说对呀，我也没听懂。我说你是没懂里面说啥吗？他说不是，我是没听懂自己说啥。我说是吗？不可能吧？你自己说的能不懂吗？也许那边已经懂了。他说那不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懂，你不是也没听懂吗？我想说，你要的不就是这种效果吗？可张张嘴却说，我根本就没听。他放下听筒，说你说我咋连话都说不明白了呢？这多耽误事，市行打来的。我笑笑，点着一棵烟。他说不行，一会儿我得问问县行。过了一会儿，他说，小段，你不用整天这么守点儿，这小破屋子整天里出外进的，看书都看不消停，没事直直腰，出去溜达溜达，回招待所睡一觉。我说，不守点儿我还怕人说呢。敢？他翻了一下眼皮，我不说谁敢？我说我得自觉，不能给主任添麻烦。麻烦？麻烦啥？你不在还麻烦啥？他愣了愣，说瞅瞅，我这又说的啥？我说，你又没明白？他愣了一下。

    我说，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在反倒麻烦了。

    瞅瞅，连你也没明白。

    我说，我要是不调你们这儿来，连我自己都不用这么麻烦了。

    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岗呢？我问刘海。

    刘海眨巴着一双小眼睛看我，说忙啥？又不是不给你开资，这样多自在。我说我哪有地方呆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老傅不是说你们这儿缺人吗？哪儿缺呀，纯粹是骗人！得，刘海说，哥实话告诉你吧，你上来，卜丁就得下来。

    我对卜丁说，你放心，我不会顶你，我就这么干耗着，更好。卜丁递给我一棵烟，自言自语道，我要是不干业务，别人就更瞧不起了。

    刘海管金库，每天都得提前来，其实只需提前一会儿就行了，可他往往提前半个多点，有时甚至一个多点。那时值宿的卜丁刚走，立果和小新两个经警还在被窝里呢。他把自行车往山花墙头一放，迈着八字脚过来，就开始敲门窗上的栅板，边敲边喊，起来了！太阳都照卵子了！

    刘海早来的原因之一，是先对好金库的密码，密码只有他和老王主任知道。他用身子挡住大铁门上的旋钮，左时针右时针咔咔咔一顿拧。然后拿出自己的抹布，把自己的桌面擦得一尘不染，顺手把出纳一小块营业柜台也擦上几下，才坐下来点上一棵烟。再过一会儿，四个储蓄所接包的就来了，出纳窗口也来了。他和老王主任各自拿出一把黄铜大钥匙往两只锁孔一插，刘海呈弓步，攥住大把手一掰，一面屁股哐地往上一撞，金库就开了。

    他一手拎着一嘟噜像面口袋一样的钱袋子，往地上一扔，迅速扑扑两个衣袖，呸地吐一口唾沫：操，真鸡巴忙，忙死了！说完立即又钻进金库，把会计记账、复合用的大大小小铁皮箱子拎出来，把捆钱机和自己的木头尾箱拎出来，用屁股嘭地关上库门：操，真鸡巴忙死了！

    四个女的查看完钱袋口上的封条，各自把它们装进一只黑人造革包里，锁好。这时立果和小新已经全副武装地在门口等着了——大盖帽，绿上衣，蓝裤子，武装带上别着枪，手里拎着电棍。四个女的把皮包挂在自行车把上，被夹在中间，立果和小新一前一后，六辆自行车哗哗啦啦驶出院子，朝四个储蓄所奔去。

    不及中午，只要没业务，或老王主任一走，立即有人拎出一张报纸铺在门口的水泥台上，一转身工夫就凑上来一帮。对面锅炉房几个小小子撒欢似的跑过来，就像要看一场大戏一样。

    我和一个叫蒋干的老男人同吃同住。

    晚餐人很少，大多数老客都到外面应酬去了，剩下的都是生意做得不好的。不好的原因很多，比如，车皮没请下来，货款压住了，或者上个月赚了，这个月赔了。

    蒋干就是经常在食堂吃晚饭的老客之一。

    他盘子旁边有一瓶王致和红方，一大罐头瓶茶水。他冲我比量一下王致和，吃一口饭喝一大口水，说我在家晚上都是吃稀饭，这儿顿顿是干饭，您不喝茶吗？我说我白天喝，省得晚上总上厕所。他说白天不也一样吗？我说白天我除了上厕所，没别的事可干。他说我看见了。我说北京多好，我要是在北京，打死都不动弹。就这破地方，天上掉金子我都不来捡。他说，话不能这么说，我们那儿小年轻的都扎堆儿往深圳跑呢。我说那也比往这儿跑强啊。他说一个战友介绍他来的，厂子效益不好，搞第三产业，去年往回发了一冬天方便筷子，挺好，现在货供应不上，发一车皮差不多得等一个月，前几天往回发了几车柞特，让检尺员给蒙了，米数不够，好悬没赔上。带的汇票办特户存你们银行，愣是取不出来，一次就能取一千，还得找王行长签字。本来打算这两天往回再发几车，可取不出钱。我笑笑说，他不是行长，我们这儿没有行长。他说银行怎么能没钱呢？我眼看着出纳一捆一捆地收，又一捆一捆地付，怎么到我这儿就没钱了呢？我说你别问我，多跟同行取取经。

    他放下筷子，说您能不能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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