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看到文豪李敖和他的儿子李戡的一段对话:
父:你去买瓶汽水。
子:是可乐还是雪碧?
父:可乐。
子:铁罐的还是瓶装的?
父:瓶装的。
子:没糖的还是普通的?
父:普通的。
子:500cc的还是1000cc的?
父:你好烦!算了,水就可以啦!
子:矿泉水还是过滤水?
父:矿泉水。
子:冰的还是不冰的?
父(生气了):你再啰唆,看我拿扫帚打你!
子:是拿塑胶的,还是竹子的?
父:你这个畜生!
子:像猪还是像牛?
父(气喘):我……我会被你……你气得吐血……血啦!
子:要拿垃圾桶,还是扶你到厕所?
父:我死了算了。
子:你要土葬,还是火葬?
父:他妈的!你是存心气死老爹了……
原本是十分简单的事,由于一味地寻根究底,最后竟闹出了一场笑话。
这使我联想到冯友兰先生讲的一个趣话:假如有一天,公孙龙要出门旅行,叫弟子去牵马。弟子去了,结果空手而回,说:“先生,马厩里没有马,只有白马。”公孙龙就让他把白马牵来。隔了一会儿,弟子又来汇报:“白马也没了,只有瘦白马。”公孙龙非常不耐烦地说:“呆子!那就牵瘦白马来。”可是,死心眼儿的弟子还是没领会,又来报告:“师父,我只看见一匹瘸腿的瘦白马。”公孙龙火了,揪住弟子的耳朵,来到马厩,指着马说:“就是这匹马,你要认清了!”
其实,这并不是弟子呆,而是公孙龙自讨尴尬,他把名词慷慨地赠与共相世界,而留给实际世界的,只剩下可怜的指示代词“这”和“那”了。偏偏遇上这个“老实巴交”的听话弟子,忠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最后陷入了过度阐释的窘境。
二
关于这种过度索解的事例,我曾实地碰上过一次:
一年,在辽宁电视台文艺晚会上。作为嘉宾,省内的知名人士纷纷到会,堪称是“名流荟萃,冠盖如云”,正在沈阳演出的全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女士也应邀出席了。节目进行过程中,惯于接茬儿、逗趣儿、说废话的主持人,一时雅兴大发,出人意外地即兴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请到场观众解答:
“请各位嘉宾分析、解答:李胜素女士的名字——‘胜素’二字,有什么含义?”
主持人话音一落,坐在前两排的几位名流,当即举手响应。
一位从事艺术教学的老师说:“素”者,质朴、素雅之谓也,不施粉黛,明慧天成,达到了美的极致;“胜素”,就是取胜之道,在于抱朴守素。
一位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站起来讲:这个“素”可大有讲究。一是纯白,纯白的质地上施以彩绘,叫作“素以为绚”,这是见诸《论语》的;二是属于根本性质的事物,比如质素、元素;三是安于现在,《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朱熹解释说,安于现在所居之位,为其所当为。“胜素”则表明,不能安于现状,必须积极进取。
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以颇快的语速讲:素,可以理解为“朴素的底子”。张爱玲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这“素朴的底子”就是日常生活的痕迹,就是张爱玲文字中的独特韵味。“胜素”就是崇尚这种“素朴的底子”,体现了一种生命哲学、人生的追求。
台下仍然有人举手,但主持人却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他可能觉得分析的深度够了,便恭敬地走到李胜素女士面前,说:“请您自己谈谈对名字的认识;是哪一位艺术大家给您起出这么一个高深、儒雅的名字?”
只见李女士站起身来,谦虚而娴雅地给观众们鞠个躬,说:“感谢各位对我的高看。其实,我的名字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是河北柏乡人,在我们老家那里,女孩小名都带个‘小’字。我出生之后,奶奶抱起来看看,说:‘长得很素气,就叫小素子吧!’我奶奶一个大字不识,她哪里懂得那么多学问!”
一番话,闹得全场哗然,接下来是热烈的掌声。而最感难堪的,倒是那几位“考据家”和“名师”。
此癖非独今日有,遥遥古步已先行。
陶渊明有一篇文章,叫《与子俨等疏》,子俨是他的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疏是一种文体,通常用于训诫、告谕或者说明情况。钱锺书先生引述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说明由于被人过度穿凿、随意阐解,结果,不仅背离了原意,而且闹出了笑话。这句话本意是说,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不是同时出生,但要团结友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是同胞骨肉呢!不料,后世的学究们却穿凿附会,猜测陶渊明有妻有妾,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房,或者说他有两个孪生的儿子。这样将无做有,节外生枝,岂不可笑!
三
从上述几则事例中,引出了一个道理:凡事,应该顺应自然,不宜穿凿过度,无限吹求。在人们的心目中,过于简单的事物,或者一看就懂的事,体现不出来高深的学问;因而习惯于把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特意复杂化,于是,层层追索,步步深挖,最后竟然闹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趣闻。
近日,看到刊载于《新华日报》的贾梦雨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中小学考试中常见的“过度解读”问题:
“过度解读”往往意味着钻牛角尖,一些考题拼命“臆想”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到了挖地三尺乃至歇斯底里的地步。比如说,一个考题中,作者写自己“抓耳挠腮”,题目要求学生“写出作者当时的五个心理活动”。还有一道考题开篇引述了一句诗:“花开的声音”,要求学生指出其中“常识性错误在哪里”。翻开现在的各类中小学语文试题,这样的考题层出不穷。一位学生家长说,他上小学的孩子,经常拿这些考题向自己请教,让自己很“无助”,很“无语”。其实,这些微言大义,往往带有出题者自己的局限、偏见乃至错误,不但与作者无关,更与文本无关,尤其是一些文学性表达,完全变成“分数点”后,人文意境和审美意义已被忽略了。很显然,“过度解读”割裂了文章意蕴,伤害了文化审美;牵强附会的解读,没有把学生的思想和审美引向深入,反而让学生陷入了机械化与枯燥化之中,文字与语言的美感消失了,在为难学生的同时,也让语文教学走向了歧途。
过度解读、过度索解、过度阐释,也会影响到学生的思维习惯。一次,老师给学生出题:“一个人面向东,一个人面向西,他们中间至少要放几面镜子才能相互看到对方的脸?”学生听了,认真进行思考,又反复演练、测算。于是,有的学生答说:两面;有的答说,至少要四面。最后,老师亮出了答案:根本用不着镜子,一面也不需要。是呀,两个人,一人向东,一人向西,不正好是面对面吗?还用什么镜子!学生说,没想到,老师会出这么简单的题。
走笔至此,我又想起了过去的一则趣闻:一九四五年,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漫画《猫国春秋》在重庆展出,郭沫若先生应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取得这么古怪,要自称为兄呢?”版画家王琦代为解释:“他有个妹妹名字叫冰,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他就取名为冰兄。”郭沫若听了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引得在座宾客捧腹大笑。
其实,郁达夫也好,邵力子也好,郭沫若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不会不知道他们的亲情、家世。他这样说,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凡事都有个“度”,度是一定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的最高与最低界限。生活常识也好,生存智慧也好,无不告诉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也就是把握好分寸。辛弃疾词中“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一语,有深意存焉。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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