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北大有光荣的历史，实际上北大早期的历史（即京师大学堂时与改称北京大学后的初期）并不光荣，而是很腐败的。学校里不知学术为何物，学生到这里来只为取得将来做官的资格。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盛传它们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其腐败的情况可想而知了。至于北大发生质变，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则是从1917年蔡元培来北大任校长起始的。读蔡元培晚年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二文，便会知道，蔡元培是怎样以坚决的气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改造北京大学的。他来到北大，一步也不放松，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进行改革，北大也日新月异，逐渐显示出新的风貌。蔡元培的为人则蔼然可亲，从容不迫，从来不表现他有什么赫赫之功。他延聘的教师，有的革新，有的守旧，有的反对旧礼教，有的维护儒家正统，只要他们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听凭他们在课堂上讲授，何去何从，让学生判断，自由选择。不同主张的教师们尽管争辩得不可开交，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可是对于蔡元培，都是尊敬的。作为一个校长，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力量！所以不到两三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变而为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我并不怎么进步，却也怀着仰望的心情走进北大的校门。
我不记得胡适在什么地方引用过龚自珍《己亥杂诗》里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表示他自己的主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诗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北大的校风。龚自珍写《己亥杂诗》时，正当鸦片战争的前夕。他看到国是日非，读书人只一味地学讲师承，文宗流派，这都无益于国计民生，更重要的是唤人觉醒，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内，跟龚自珍的时期有些相似。反动的封建势力步步不肯退让，接连不断地演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人们的思想窒息，生活麻木，在阴暗而闭塞的屋子里，迫切需要打开窗子放进新鲜的空气。北京大学的变革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我刚到北大时，首先感到惊讶的是，我一向对《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的撰稿者都很钦佩，如今其中有不少人名列在北大教师的队伍中。我顿时觉得北大真是气象万千，别有天地，从此可以亲聆那些人的教诲了。但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日子久了，我很少看到一个教授或讲师对学生耳提面命，更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学生程门立雪，表示求教的虔诚。我个人在北大六年，也从来不曾想过，认谁为业师，更谈不上我是谁的及门弟子。那么，我所得到的一知半解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北大开放了的风气给我的。
我说一知半解，不是自谦之词，因为我北大毕业时，回顾自己的学业，并没有掌握了什么万能的治学方法，占有多少研究资料，只不过在课堂内或课堂外，关于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得到过一些启发，而做人与作文又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
蔡元培认为大学里应培养通才，学文史哲与社会科学的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学自然科学的要有文史知识，这样不至于囿于一隅。当时北大的预科分文理两部，课程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安排的。后来我入本科德文系，同时也选修国文系的课程，得以中西比较，互相参照。蔡元培提倡美育，在学校里建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我有时听音乐演奏，参观书画展览，开拓了眼界。懂得一点艺术，接受一点审美教育，对于学习文学是有所裨益的。
我是德文系学生，在那里主要是学德语和德语文学知识。在思想上给我影响较多的是国文系的教师，鲁迅在北大国文系，每星期只上一节课，讲“中国小说史”。后来利用这一节的时间讲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关于鲁迅上课时的盛况，以及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教益，我在《笑谈虎尾记犹新》和《鲁迅与沉钟社》两篇回忆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不再重复了。但是我不能不从中抄录一句：“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我还记得鲁迅讲《苦闷的象征》，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他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屏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像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我喜欢诗，常去听讲诗的课。沈尹默擅长书法，也是诗人，我听他讲唐诗，他有时离开唐诗本文，谈他个人写诗的体验。有一次他谈青年时写诗，很像辛稼轩一首《采桑子》里所说的“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并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我听了这话，不禁反思，我曾在晚秋时跑到陶然亭，春雨中登上动物园的畅观楼，寻词觅句，说愁诉苦，我又何尝懂得人世间真正的愁苦！想到这里，我对于我本来就很幼稚的诗产生了怀疑。我也听过黄晦闻讲汉魏乐府和六朝诗。黄晦闻是反对新文学的，但他治学严谨，为人耿介，他在他的《阮步兵咏怀诗注》的“自叙”里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一天上课，讲到鲍照的《代放歌行》，这诗为首的两句“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我不记得他是怎样讲解的了，我那时却很受感动。尽管有的注释家说蓼虫指的是小人，不理解旷士的“甜味”，我则宁愿为了自己所要做的工作，像渺小的蓼虫那样，不品尝人间的“葵堇”，去过清苦的生活。
我读大学的时期，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北京时而死气沉沉，时而群魔乱舞，可是北大所在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则朝气蓬勃，另是一番景象。尤其是1924年至1926年，《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周刊相继问世，极一时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地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刊物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和个别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面，无拘无束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其中不少文章，提倡改革，无所忌惮地批评中国的社会和国民性。周作人介绍英国蔼理斯《性的心理研究》，分析道学家们的肮脏心理。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揭开了“正人君子”的本来面目。我从正反两面读这些刊物，进一步体会着道貌岸然的道德家与装腔作势的学者往往是靠不住的人物。可以说，不只是在教室内，更重要的是在教室外，构成了我思想的雏形，培育了我做人的态度和作文的风格。
除个别教师外，我很少听了某教师的课以后还登门请教。至于蔡元培，我在北大学习的六年内，他长期在国外，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在校办事，其余的时间都由蒋梦麟代行校长职务。我一个普通学生和他更无缘相见，可是我无形中从他那里得到的感召和教益，如前所述，是终生难忘的。
另一方面，我在北大结识了几个朋友，我们志趣相投，哀乐与共，互相砥砺，交流读书心得，共同创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沉钟》。这刊物在当时热闹的文坛上默默无闻，却得到讲授“文学概论”的张凤举的支持，受到鲁迅的称赞。我从事文学工作，可以说是从这里起步的。近来阅读鲁迅的《华盖集》，在一篇题为《导师》的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青年又何需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回想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情况，跟鲁迅的教导是相符合的。
限于字数，这里可以结束了。关于我的教师生活，不属于这篇文的范围，但我也想附带着说两句话。在我当教员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内，我常常想到孟轲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话见于《孟子·离娄章句上》，与上下文毫无联系，不知孟轲为什么冒出来那么一句。后来在《尽心章句下》里又读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才恍然大悟，这句话正好是那句话的说明。因此我也告诫自己，我自知赶不上贤者的昭昭，但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写于1988年1月11日
时为蔡元培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我读的小说不多，在读过的小说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说里的背景和人物都比较熟悉，像是亲身经历过的一般；另一类则引人走入另外一个世界，那里活动的人和事都很陌生，甚至难以理解。前者如旧地重游，故友重逢，越读越亲切；后者的内容往往是过去想也没有想过，梦也没有梦过，需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有所领悟，因而也就开拓了自己的眼界。这两类小说我不能说孰优孰劣，只要写得好，它们对于我同样是有益的。魏斯科普夫的小说《诱惑》（又名《莉茜》）属于前者的一类。不只是小说的内容，就是小说的作者，也唤起我不少往日的回忆。现在这部小说有了中文译本，我愿把我想到的一些事写在下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魏斯科普夫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驻华大使来到北京。大约在1950年下半年，我听人说，这位大使是个作家，用德语写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很快就跟中国的作家有了接触。在接触中间，他知道我懂得一点德语文学，便起始和我有了文学上的交往，他把他的作品赠给我，我也曾把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远方的歌声》译成中文。后来他调离了捷克大使的职位，1952年入民主德国国籍，更是接连不断地给我寄来他写的小说、轶事、游记、诗歌翻译，以及他和另一位作家共同主编的文学杂志《新德意志文学》。他于1955年逝世，他的夫人还把他逝世后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保卫德语》寄给我作为纪念。在他赠给我的书中，《诱惑》是我最喜欢读的一部。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柏林，时间是从1931年底到1933年初，我也正是那时期在柏林学习。
从1929年到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一次最长久、最广泛、破坏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许多工厂停工，商店歇业，职工被大量解雇，失业人口从1930年2月的三百五十万增长为1931年12月的六百万，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中间，本来在一般人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忽然膨胀起来，1930年9月国会选举它从原来的十二席位上升为一百零七席位，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纳粹党这种突然的“兴起”，当时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都感到惊奇。因为纳粹党提出的那些纲领，若用理性来衡量，用逻辑来论断，确是荒谬绝伦，不会成什么气候。它的首领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宣扬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更是杂乱无章，一片狂言呓语。可是这样一个党竟在产生过康德、歌德、马克思的国家内很快地便攫夺了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希特勒被看成一个民族的“救世主”。虽然所谓第三帝国猖獗了十二年便随着战争的失败而覆灭，但它极盛之时，在德国也的确曾经广泛地眩晕人的耳目，迷惑人的思维，使全欧洲的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灾难。关于纳粹党，尤其是它兴起的原因，有过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我不是史学家，不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但我那时在德国由于耳闻目睹，以及和个别人的交谈，对此也仿佛有些一知半解。我的一知半解在魏斯科普夫的这部小说里得到了证实、纠正和补充。
我那时在德国作为一个阅世不深的留学生，接触的范围很狭窄。在狭窄的范围内我遇到过像卡格尔和马克斯·弗兰克那样的青年，他们聪明、坦率，有理想，有抱负，好像席勒、荷尔德林的血液还在他们身内循环。他们面对时艰，要改变现状，准备着为祖国、为民族、为人类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往往从类似的愿望出发，却各自走上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道路。卡格尔不愿生活在腐化堕落的世界里，脱离资产阶级家庭，决心摆脱金钱的奴役，他认为渴望自由是德意志民族千百年来的遗产。但是他被纳粹党的名称迷惑住了，既是“民族”，又是“社会主义工人”，他投入了这个实际上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在他参加游行队伍不肯听从指挥去向共产党挑衅时，被他的同党在他身后用手枪打死了。生长在红色维丁区的马克斯·弗兰克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他失业，遭受反动派的迫害和袭击，甚至无地容身，胜利的信心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暂时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自信会变得更坚强、更聪明、更能干，最后他把党的接头暗号悄悄地告诉了莉茜，希望之光引导他向着远方走去。卡格尔和马克斯·弗兰克走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在小说里的结局更不一样，但是当莉茜听到卡格尔天真而又坦率的议论后，她觉得，“他身上的一些气质跟马克斯颇为相似”。
我也遇到过像莉茜的父亲施罗德和与莉茜同住在一栋楼房里的犹太医生丹齐格尔那样循规蹈矩的人物，他们在第一次欧战前培育成的思想意识早已应付不了当前的局面。丹齐格尔是犹太人，本来就属于应被“消灭”的种族，更何况他知道了枪杀卡格尔的内情，当莉茜暗示他将有大祸临头时，他满怀信心地说，他没有任何不好的行为，而且“是生活在一个具有正常秩序和法制的国家里”。不料第二天窗子刚蒙蒙发亮，他就被冲锋队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施罗德是工会工作者，他曾经认为革命是一种“罪孽”，千方百计要保持“和平”。他爱惜他在战场上立功获得的勋章，他把工会只看作是他的礼拜堂，但他也逃脱不了被抄家搜查的灾难。现实教训了他，他明白过来，认识到自己的、也就是他所代表的工会的过错，他说：“我们干吗也是这样愚蠢的忍耐！……只是一个劲儿地退却。……即或别人不把这民主游戏的规则当作一回事，还总是认真地遵守着……现在对于每个错误、对于每个缺点要付出代价啦。用鲜血、用眼泪来付。代价是破天荒的昂贵啊！”这段沉痛的、“悔之晚矣”的话很能代表当时一部分沉醉于民主自由、迷信法律的人们忽然醒悟了的心境。
我初到德国时，正是议会选举纳粹党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后不久，我常听人说，纳粹党不过是得意一时，德国人是有理智的，不能容许他们胡作非为，他们最后会自蹈灭亡。一个共产党员向我说过：“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是《共产党宣言》，而他们呢，是《我的奋斗》，你看，这两本书能够相提并论吗？他们最后会失败的。”这些话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对纳粹党的估计是错误的。等到纳粹党声势日益壮大，希特勒当上国家总理时，又有一些善良的人说，别看纳粹党这样残暴，他们如今掌握了政权，面对现实，他们的政策会渐渐缓和下来。这又是错误的估计。纳粹党一点也没有缓和下来，只是变本加厉，更为残暴。这样看，纳粹党的“兴起”和夺权完全超出了那些聪明人、理智人估计的常轨，纳粹党人成为一群怪物了。
这些怪物一点也不怪，他们善于运用聪明人、理智人从来不会运用的手法。在《诱惑》里可以读到，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广大的职工人人感到失业的威胁，由于走投无路而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政府又软弱无力，没法解决当前错综复杂的问题。纳粹党却把问题简单化，编造出反科学的“理论”，宣扬种族主义，说德国这样穷困都是犹太人造成的，犹太人操纵着经济的命脉，占领着文化阵地，玷污了民族的血统，甚至说共产党背后隐藏的也是犹太人。若使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首先要赶走、消灭犹太人。他们许下诺言，只要犹太人从德国的土地上消除净尽，就不会再有失业，女人也容易找到丈夫。他们专门说谎，大者如国会纵火，小者如枪杀卡格尔，都说是共产党干的。他们目无法律和公理，冲锋队的骨干卡切米尔契克说：“对德国有利的就是法律！……为了德国而干的事情就是好，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他口中的“德国”就是纳粹党。他们举行讲演大会，布置旌旗招展的军事场面，希特勒抓住并利用集体下意识，发表他那充满仇恨的讲演。小说第十三章第二节对这类大会作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使人觉得讲演越是强词夺理，越是语无伦次，越是歇斯底里，也就越有诱惑力，“每个人的神情动作都像着了魔一样”。纳粹党就用这些违背常情的手法诱惑着感到“目前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长此下去了”的群众。于是有千千万万弗罗迈尔那样的人披上褐色的、黑色的制服走入冲锋队、党卫队的队伍。弗罗迈尔在旅行社里工作，本来只想做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有一个漂亮的妻子，生个孩子，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想不到被解雇，谋求职业，到处碰壁，每逢受到社会上的冷遇走投无路时，脑子里便闪出这样的思想，他的不幸也许是犹太人造成的。后来由于卡切米尔契克的援引，穿上冲锋队的服装，不久便迁入新居，生活舒适，受到人们的赞赏，忽然自己也觉得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不同一般的人”了。
和自甘堕落的弗罗迈尔相反的，是他的妻子莉茜。莉茜是施罗德的女儿，在红色的维丁区长大，养成朴素善良的性格，也和一般略有姿色的少女一样，不免有时在男女关系上逢场作戏，最后和比她地位较高的弗罗迈尔结婚，满足于小市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丈夫失业，她到处为他奔走，虽然受尽苦辛，却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等到丈夫一帆风顺，生活富裕了，物质上得到满足，但是，她对弗罗迈尔的所作所为，越看越不顺眼，担受着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孤独。她看她眼前的一切，好像是通过望远镜，“相距是这样的近，而在感觉上又隔得这么远”。最后她从马克斯那里接受了与共产党接头的暗号，她深深感到她“并没有被抛弃”。
在30年代后期，托玛斯·曼在一封写给他的女儿和儿子的信里说：“自由是一种比暴力更复杂、更棘手的事物，在暴力下生活比在自由里生活要简单些；我们德国的知识界不善于使用自由，政治上很幼稚，没有经验。”年老的女作家利卡达·胡赫也说：“自由不是享受，它是一个任务。它不赠予，它要求，若不是服从与忍受比自由更容易些，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暴君。”这两段话很能说明，当时大多数的德国人为什么甘心情愿在法西斯的暴力下生活，而抵抗的力量一再遭受挫折。虽然如此，这部小说里还是让人看到马克斯经受了千辛万苦，莉茜经过严峻的内心斗争，找到了走向自由的道路。
魏斯科普夫在1953年为《诱惑》写的“后记”里说：“在其首次发表时，它还是一部当代小说，如今——十五年后——它已成为一部历史小说。”如今又过了三十五年，这部小说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它作为历史小说的现实意义。
1988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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