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裂变 遍地胡虏-公元九三四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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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敬瑭泪流满面,颤颤巍巍地答道:“陛下放心,臣定当……竭尽……心力,粉身……碎骨以报……陛下。”

    就这样,石敬瑭终于被人用四乘小轿抬着离开了洛阳。

    说也奇怪,石敬瑭刚一渡过黄河,立时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生龙活虎地弃轿换马,哪还有一点病夫的模样!

    李从珂素来不喜欢冯道,总觉着此人太过圆滑,不久就把他外放出京了,以其为同州节度使。

    刘煦与冯道本为亲家,冯道一走,朝中就只有刘煦、李愚两位宰相了。刘煦性格谨密,李愚则为人刚直,二人意见多有不合,常常争吵。朝政策略每有变动,李愚便讥讽刘煦道:“此乃贤亲家所定,改动合适吗?”刘煦因此对李愚大为忌恨,到了后来,两人竟然动不动就互相对骂,还经常闹到李从珂跟前,让李从珂为他们评理,致使许多朝政都被耽搁了。李从珂初时还能忍受,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萌生了更换宰相的想法,让刘延朗等人推荐宰相人选。众人推举尚书左丞姚颐、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为宰相,李从珂一时不能决定,便索性将三人的名字置于琉璃瓶中,然后顺次取出,先得卢文纪,次得姚颐,遂以卢文纪、姚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愚、刘煦则同时被罢免了宰相。

    李愚罢相之后,心中很是郁闷,没过多久就得了重病,不治而亡了。

    李从珂考虑到新任宰相卢文纪、姚颐资历尚浅,一时难孚众望,便又把范延光、赵延寿召回朝廷,以范延光兼中书令,以赵延寿兼枢密使。不久,又对拥立功臣进行了调整,以房翯为枢密使,李专美为兵部侍郎,马胤孙为礼部侍郎,吕琦为知制诰,薛文遇为给事中,刘延朗、薛文遇皆为枢密副使、枢密直学士。对一些名望素重的朝廷旧臣,李从珂也稍稍调动了一下,原端明殿学士李崧改为户部侍郎,原礼部侍郎卢导则改为尚书右丞。

    李从珂为报亲生爱子李重吉被杀之仇,决意将楚匡祚斩首示众,但韩昭胤却不同意,劝道:“陛下为天下之父,天下之人皆为陛下之子,因而用法宜存至公。楚匡祚受命查抄重吉家财,也是迫不得已。现在即便是把楚匡祚灭族,也无益于死者了,徒让天下人议论。”李从珂一想也是,只好将楚匡祚流放登州。

    李从珂见朝廷已基本稳定了下来,便欲向孟知祥问罪,发兵征讨西蜀,李专美劝道:“孟知祥为人谨慎,他既然敢立国称帝,必定已筹划得很周详了。朝廷刚刚经过内乱,尚无力征讨,不宜再生事端。”李从珂想想也是,只得作罢。不想,没过几天,长安就有使者来报:孟知祥突得大病,不治而亡了!李从珂及满朝文武全都额手相庆,认为此乃上天护佑新朝廷。

    其实,孟知祥乃劳累过度导致风疾复发不治而逝,享年六十一岁。孟知祥死前,特意立其第三子孟仁赞为太子;以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六人为辅政大臣。

    王处回知道,李仁罕一向骄横恣肆,又掌握着宿卫兵权,孟知祥驾崩的当晚,他便建议孟仁赞先不要对外宣告噩耗。孟仁赞也有此想,并命其连夜出宫找赵季良商议对策。

    王处回一见到赵季良即泣不成声,赵季良却正色道:“现今强将握兵,专等时机变乱,应当赶快让嗣君即位,以绝他人觊觎,非常时机,还不是哭的时候!”王处回连忙收住眼泪。

    赵季良特意让王处回前往李仁罕府第,并嘱咐他:“先探查一下仁罕的动向,然后再决定是否向其报丧。”

    王处回赶到李仁罕府第后,李仁罕磨蹭了半天,才有备而出。王处回见势不对,只是问候了一番,没有将孟知祥驾崩的消息告诉他。

    次日一早,赵季良先在大殿四周严布甲兵,然后才以孟知祥的名义,召请李仁罕等中外大臣上殿。待众臣到齐以后,王处回才突然宣布孟知祥驾崩的消息,并依照孟知祥遗命,请太子孟仁赞继皇帝位。

    孟仁赞时年只有十六岁,继位后更名为昶。

    李仁罕自恃功高,又是孟知祥钦命的顾命大臣,便想趁机把军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回府之后,他一面令进奏官宋从会将此意告知枢密院,一面亲至学士院等着孟昶的诏书。孟昶无奈,只好下诏,加李仁罕兼中书令,以其为宿卫六军指挥使;以赵廷隐兼侍中,为宿卫六军副使。

    五节度使之一的剑州昭武节度使李肇闻听孟知祥驾崩后,一直拖了十多天,才前往成都吊丧。行至汉州,又与亲友们饮酒作乐,一直到入冬,方才进入成都。入朝之时,他又诈称足部有伤,要求拄拐拜见,见了孟昶也不行参拜大礼。

    孟昶气愤至极,对赵季良道:“李肇跋扈无礼,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皇帝,赵公有何计策惩罚他?帮我出出这口恶气。”

    赵季良道:“为人君者,当有容人之量。李肇乃张狂小人,无能为也!当前大患乃李仁罕,此人骄横跋扈,又掌握军权,此人不除,朝野难安。”

    孟昶大悟,说道:“此事就有劳赵公了。”

    次日,赵季良、赵廷隐等趁李仁罕入朝之际,突然发难,命武士将其当殿擒杀,随后即下诏公布其罪行,李仁罕之子李继宏及宋从会等数名心腹也被斩首。

    正如赵季良所料,在李仁罕被杀的当日,李肇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拐杖也不拄了,足部也没伤了,竟一溜烟地跑到大殿之上,见了孟昶即趴在地上乖乖地行参拜大礼,口中连称有罪。赵廷隐等皆想趁机将李肇也杀了,孟昶却听从赵季良之言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以太子少傅的名义致仕,迁往邛州。

    石敬瑭回太原后,李从珂越想越不对劲,隐隐感到上了石敬瑭瞒天过海的大当,他甚至怀疑石敬瑭根本就没有病!如果是这样,那此人的心机就更为可怕了,而且此人必有所图!他此时真有些后悔了,常常对李专美、李崧、吕琦、薛文遇等人说道:“真不该放石郎回太原啊!”

    其实,石敬瑭虽然回到了太原,但也知道李从珂对自己并不放心,因而经常遣人刺探朝廷动向。此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右卫上将军石重殷、皇城副使石重裔皆为宿卫军使,而石敬瑭的夫人晋国长公主的母亲正是曹太后。石敬瑭便重贿曹太后左右之人,令其伺察朝廷的动向。故而,李从珂与众臣密谋的大小事情,石敬瑭皆一清二楚。他便又经常在宾客前装得弱不禁风,对外散布说自己疾病缠身,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希望能以此消除李从珂对自己的疑忌。

    此时,朝廷有不少禁军屯驻在幽州、并州等地,石敬瑭便依照桑维翰、刘知远的计策,令各处边将有事没事就上报说契丹人入寇。此举一来可分散朝廷的注意力,二来可趁机请求朝廷增派戍兵、增运军粮。李从珂不知详情,再加上幽州的赵德钧也屡屡要兵、要粮,只好将大批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两地。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两地的要求,太原、幽州隔几日就上表催要军粮,致使朝廷诸臣整日里为了北边军粮之事疲于奔命。后来,李从珂实在不胜其烦了,下诏让他们自己筹措军粮,而且还同意石敬瑭可以向河东百姓借粮。

    他万没想到,此诏一到太原,桑维翰一张尺余宽的大脸上就满是阴笑,对石敬瑭道:“明公可将此诏命转发河东各镇,不过,须将诏书中‘可向河东百姓借粮’的‘可’字改为‘命’字。”

    石敬瑭会意,当即将“诏命”通告河东全境。果然,河东百姓一见此“诏命”,便对朝廷生了怨望,道路之间,流言不绝于耳。石敬瑭不久又上表,说河东百姓存粮不多,难以应付军用,而且,天气已经转暖,军中急需布帛赶制春衣。李从珂无奈,只好诏命镇州向石敬瑭的总管府运送五万匹绢帛和大量军粮。

    诏命到达镇州后,镇州节度使李重美不敢怠慢,命镇、冀军民动用了一千五百辆马车将布帛、粮食运往代州。石敬瑭犹嫌不够,又接连上表催逼,李从珂无奈,只好又诏命魏州刺史尽快筹集军粮,以供军需。去年,魏州等地刚刚经过大旱,百姓本就饥困不已,哪里还有余粮上缴?石敬瑭却不管不顾,不断遣使严加督促,致使魏州等地到处都是流散的饥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大乱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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