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臻

    距南华县城西约2公里的逯家屯旁石壁上，有一摩崖石刻，其文为：“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署：“李根源立石。”时于民国元年。当时，还在龙川镇东、西门外各树一碑，其文同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东、西门外的垂碑不知移于何处。1986年，县志办在顾家村水沟上找到其中一块，已移回，现保管在鹦鹉山公园。逯家屯摩崖石刻也因附近采石炸得残缺不全，然大部分字迹依稀可辨。此摩崖位于大路旁，南华人经常路过，不以为意，年纪大一点的人偶有提及，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间虽不乏关注询问者，但多因昆阳有马哈只碑在，史学界又异口同声肯定郑和的故里是昆阳，便多先入为主，对逯家屯的摩崖石刻付之一笑。

    李根源为何刻此摩崖并立两块垂碑？据晚清举人郭燮熙编纂的民国《镇南县志》中郭荫超（郭燮熙之子）撰《郑和故里考》一文所载：在李根源前，梁启超曾考证过郑和曾居于楚雄，李根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证，证明郑和具体居住过的地点是镇南。因明时期，镇南州已属于楚雄府辖区，不过梁启超指的地点范围较宽，而李根源指的地点范围较具体，其实是一致的。

    马哈只碑发现是在1894年，梁启超的考证可能在马哈只碑发现之前，李根源的考证可能在马哈只碑发现后。那时，为郑和故里一案发生过争论。据南华第一个留日学者刘德榜的侄子刘炳厚回忆，民国初期，刘炳厚在昆明读书，为郑和故里的争论曾问过他的老师张希鲁（当时在昆明文史馆工作），张希鲁是站在“昆阳说”一边的。刘炳厚又请教其叔叔刘德榜（当时在胡若愚部任总参谋长），刘德榜说：“对郑和故里的问题，我参加讨论过，李根源的考证是有根据的。”据刘炳厚回忆，在民国初年，郑和养父的后裔还居住在镇南城内（现南华县城）西街，有三兄妹：长子叫郑开寿，民国初期曾任寻甸县公安局长；次子郑开甲，入赘南华文笔区（现龙川镇）大罗邑村飞姓，改名飞正昌，飞正昌的长子叫飞朝纲，次子归宗，改姓郑，叫郑文恒（其后裔还在）；第三个是妹妹郑三丫，嫁到凤仪，1984年路经南华曾探望过亲戚刘恩贤。

    郑和是如何当上永乐帝的太监的？郭荫超《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史料记载：傅友德、蓝玉、沐英大军入滇，元梁王兵败。郑和年幼，与家人失散，随败兵往滇西逃跑，到了镇南，为郑氏（回族）收养，遂改姓郑。郑和因长得英俊，被沐英选中，送京给事于燕王邸内，后随燕王出藩北平，日侍左右。因参与策划推翻建文帝有功，受成祖宠任，擢为宦者长。这段史料记清了郑和因何流落南华，还说清了郑和姓郑的由来——“为郑姓所收养”，“遂改姓郑”更说清了郑和上京当太监的根由。目前，史学界对郑和为何姓“郑”有“天子赐姓说”“封地说”等，大多牵强附会，缺乏根据，而郭荫超的“收养改姓说”则较合乎事理。

    郭荫超写《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一文，当是马哈只碑发现，且李根源已刻摩崖并立二碑之后。郭文并不否认郑和故里为昆阳，而是在李根源考证的基础上补充说明了郑和从昆阳到镇南，又从镇南到京当太监的一段身世。李根源刻石立碑和郭荫超撰文时，收养郑和的郑氏后裔还在。据刘炳厚说：当时省上曾说过昆阳与镇南，哪个县把郑和故里一事落实，可免粮赋。镇南县无人根究争论其事，是以七八十年来一直以马哈只碑做郑和身世的唯一根据，而使郑和曾为镇南郑氏所收养一事鲜为人知（还带来了后人考证的困难）。固然，马哈只碑是研究郑和身世的重要依据，但它不能说明郑和身世的全部问题，特别是郑和当太监前的童年身世。李根源所刻摩崖、所竖垂碑，多年默默无闻。郭荫超所撰文章，也是在1984年南华沙桥区田心乡（现沙桥镇田心村委会）高家蔡长祜老人捐献的郭燮熙民国《镇南县志》（稿本）上发现的。再结合访问刘炳厚老人所得到的一些情况，综合来看，李根源所刻摩崖和所竖垂碑并不谬，而是有根据的，它至少使我们找到了一条研究郑和童年身世的线索。沿着这条线索进一步研究考证，大概可以填补目前史学界的一个空白，回答目前史学界无法回答的一些问题。而南华作为郑和的第二故里载入史册，蜚声海内外，也是当之无愧的。

    原载《南华县志》（1986—200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作者为南华县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南华县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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