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

    本书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之第三卷，也是本书系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第二卷。作为本书系的主编，除了选题策划、阅读智库、审核稿件、政治把关以外，照例还要为本卷写一序言。经再三思量，借用“蝴蝶效应”的说法，把这卷书的序言题目定为《蝴蝶的翅膀》。

    十分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研究员为本书系所撰总序的大气磅礴，感谢他穷究治学之术、治学之理、治学之道在总序中给予的殷切教诲与无言鞭策。他在题为《中国在国际战略地平线喷薄跃出》的总序中，提出国家战略智库要具有三种意识：“‘箭在弦上’的跟踪意识，切勿一觉醒来落人后。‘永在路上’的进取意识，事业无穷年，奋楫争先。‘扛在肩上’的责任意识，始自学术，终及国家。”[1]这十二个字、三种意识要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们团队每每辗转秋榻，夙夜难眠及晨，“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栏杆人不知”[2]，为的是“一心精进，总得悟明究竟”，以达“万里深思，方知定有因缘”[3]之目标。

    当下，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与落实，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要事。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连收音机调频90.0赫兹里播放的外国音乐，都冠以“丝路音乐”或“丝路之声”之名；一夜之间，国内诞生了上千家研究“一带一路”的各类研究机构，中国知网上可查阅到的相关文章多达数万篇，且正以几何级的速度递增；各类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或听到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论坛、研讨会、座谈会等已经召开，或正在召开，或即将筹备召开。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实业家们，正在琢磨着如何把剩余的产能转移出去，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再复制若干中国版的“铁公鸡”[4]。

    这些，本无可厚非。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体现的是一种立体的综合发展观，绝非简单草率、一厢情愿、轻而易举之事。诸葛亮曾深有感触地说，“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5]这个大战略秉持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突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等五大合作重点，以及为愿景和行动确定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等制度保证，注定“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其基本定位和目标既要反映中国和平崛起的利益诉求，又要符合沿途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需要”[6]。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在一个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框架下形成的大战略”[7]。因此，对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我们理应慎重研究、积极推进。而智库在其中的智力保障和引导作用，怎么形容，看起来也不会过于夸张。

    因此，面对“交响乐”般的国家宏观战略和“国之大事”，如果我们国家战略智库的思考和思想，也仅停留在技术和实务层面上，不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8]，则有负“庙算”[9]之称号；不能做到“总贵确实而戒虚捏”，而“阿附随声”[10]，则会辱没“庙算”之精神。因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对此，战略家孙子的结论是“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11]。

    庙算者，即谏者。用老话讲，其职责应当是“为国谋”“为君谋”。孙子曾就此解释道，“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12]。这也就是知彼知己、知进知退，方可百战不殆的内在道理。

    用现在的话讲，智库应当是“眼光紧盯战略博弈，脚步紧跟时事演进”，“开阔眼光看穿世界，号准世界脉搏”，“脚跟站稳持定力，步步小心层层着眼”，“仰观云飞、静听风过，看得出云移山欲动，水漾石疑浮”[13]。也就是陆忠伟老师在本书系总序中所精练的智库四重境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动向性。这也正如古人所云，“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非寻常张皇幽渺可比”[14]。

    要当好庙算者，达到四重境界是主要标准。其中，具备敏锐性，是必备之条件。楚国的美男、文学家宋玉，在其《风赋》中写道：“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后人续写宋玉之“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说，仿写了“浪成于微澜之间”的对偶句，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的句子，其特指人的敏锐性。宋代大文豪，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洵，在其《辨奸论》中也写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苏洵的见微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说法，也成了敏锐性的代名词。可见，讲究敏锐性，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就已经有了理论依据和理论根基。

    在对敏锐性的表述上，今人也毫不落后。远的不说，前几年国内有首流行歌曲叫作《两只蝴蝶》。歌词写道：“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其表明即使在浪漫温馨的爱情生活中，也要对可能的危险保持足够高的警惕和敏锐性。

    国外也拿蝴蝶说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位气象学家，叫作洛伦兹（Lorenz），他在1960年提出一个看似很无聊的说法，认为南美亚马逊热带森林中的蝴蝶，同北美的飓风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难得的是，这位老兄还在反复论证之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作《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得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在文中，他提出，亚马逊河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并将这一现象称为“蝴蝶效应”，意思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也可能带来巨变。这个理论开始并不流行，但到2004年1月23日，也就是洛伦兹教授发表论文44年后，美国导演埃里克·布雷斯的科幻惊悚电影《蝴蝶效应》在美国正式上映，并于当年获得全美“青少年选择奖”之“最佳惊悚电影奖”提名，2005年获得美“土星奖”之“最佳科幻电影奖”提名。一时间，“蝴蝶效应”这个气象术语名声大噪，成为敏锐性的时髦代名词。笔者也赶一把潮流，用《蝴蝶的翅膀》作为本卷序言的题目。

    孙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15]意思是说，激荡的水流可以冲走石头，是由于它奔腾的水势；飞速的大鸟可以捕捉猎物，是因其合适的节奏。“当今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经济竞争前沿、文化交锋前哨、军事博弈一线；国家安全之舟驶入国际战略主航道及安全深水区，惊涛骇浪扑面：地缘战略条件、科技革命冲击、战略同盟关系重组，国际战略形势变化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烈度之大，致中国身处‘大争之世’。”[16]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乘风破浪，如何把握“势”、如何控制“节”，是时代赋予智库的难以回避的艰难课题。其中，从蝴蝶翅膀的振动就开始留意事态的起源与发端，应该是我智库学者的治学路径之一。

    陆忠伟先生在为笔者《对综合安全的现实思考》所作的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贸易、金融、能源、气变、文化、环境诸多领域，面临残酷的‘复合力’‘大竞争’。中国先天地缘战略环境恶劣，与部分周边国家围绕领土、领海的冲突未决；与部分国家围绕网空、天域、极地的‘大博弈’形势严峻，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不仅‘美国蝴蝶’的振翅——华盛顿、华尔街的风吹草动会影响中国，就连卡拉奇的示威、内比都的游行、朱巴的内战，均会影响北京的战略设计或外交日程。”陆先生进一步阐述说，“中国国力发展的雷霆万钧之势引发了国际战略上‘龙出大海’与‘困龙浅滩’两股力量的大博弈。一位长期旅德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2013年出版新著《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认为当前美国统治阶层的对华战略，即是‘慢火煮蛙’与‘屠龙’战略。正是从2005年开始，华盛顿用‘慢火煮蛙’的策略来对付中国，并且逐渐把火调大，妄图重创直至扼杀中国发展。该书揭露的由华盛顿精心策划的‘屠龙’战略触目惊心：货币战争、石油战争、农业战争、健康战争、军事战争、经济战争、环境战争、媒体战争、中欧大陆桥等诸多安全领域。目标中国，一场蓄谋已久、触目惊心、无硝烟的邪恶战争已经打响：招招险境的‘套中套’，步步为营的‘链中链’脚本，已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上演”，“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相信，怒海行舟，一路安否，并不单单取决于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谓熟水性，好撑船——更多是靠掌舵人的智慧、勇气及战略定力。当今天下，作为世界级大国的入场券、速通卡，各国都在储备、调配、挖掘、运用战略思维资源，以在这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竞争’中保持不败、在世界民族之林保住‘球籍’。为此，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等安全文化成了大国决策高层的必修课”。[17]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职责和作用，已经上升到保护中国“球籍”命运的高度。所以，关心蝴蝶的翅膀如何振动，也自然成为国家智库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大手笔、大视野、大战略、大举措”[18]，是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之和平友善之举。但是，对此各个国家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少的解读，赞同拥护者有之，心存疑虑者有之，故意挑拨捣乱者亦有之。而所有的这些表现，根源之一就是各个国家的智库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蝴蝶的翅膀，可能仅仅是自娱自乐地扇动翅膀而已，也可能是为了创造条件形成知时节的好雨，也有可能是为了制造危害巨大的飓风暴雨而为之。但是，总体来说，关注蝴蝶的翅膀很重要，对我们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第一卷）的基础上，在最短时间内，又推出本卷，并准备一直努力做下去，形成若干卷，为大家看清楚蝴蝶如何振动翅膀提供必要的参考。这也是我们工作团队的初衷和目标。

    在关注并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外国智库中，美国的智库数量最多，发表的报告也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智库发表的报告中，鲜有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议，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使“一带一路”搞不下去，如何在“一带一路”上铺蒺藜，如何让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产生疑问和猜忌。看得出，“老大”对“老二”的工作不怎么支持，猜忌疑虑、挑拨离间的成分有，使绊子、下套子的成分有，直接棒杀、试图使之胎死腹中的成分也有。本卷对美国14家智库的31份报告的观点加以摘录，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看法。不过，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不管美国的众多重量级蝴蝶们怎么拼命扇动翅膀，目前在60多个沿线国家的上空，尚没有出现吹熄“一带一路”和平火炬的飓风暴雨，估计也难以形成。

    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开个会，研究点儿什么事，建立些友好的交往关系，造福彼此，这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个事儿，也不应该算个事儿。但是因为是中国，因为出现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些不是事儿的事便成了事。不信？你看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世界有名的大牌战略智库，看见中国和欧盟开个峰会便显得忧心忡忡；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铁哥们儿”来往密切些，便被贴上“轴心”的标签；中国和俄罗斯开展一些务实性的合作，召开双峰会（金砖国家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便被描述为两国缺乏浪漫情怀；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不断加强，布鲁金斯学会便发出中国为什么要走向欧洲的疑问。

    2015年6月29日，中国-欧盟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顺利召开。此前，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结束[19]。在该峰会召开前3天，即6月26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欧盟-中国峰会：美国不注意时会发生什么》的报告，认为“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似乎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两次会议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与刚刚在华盛顿闭幕的第七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不同的是，欧洲和中国探讨网络问题和南海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在欧洲国家当前领导人的带领下，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想让中国不舒服。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可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竞争者’。我们很难想象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塔斯克（Donald Tusk）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时会触及此类敏感话题”，报告同时提及欧洲人的容克计划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发出了“长达11000公里的‘新丝绸之路’”能否延伸到欧洲的疑问。

    作为全球智库“大咖”，布鲁金斯学会不会不懂得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不会不明白俄欧关系交恶的真实原因。但是，面对不断深化的中俄关系，其在《俄中欠缺浪漫关系》的报告中，明知故问地发出“放眼全球格局，我们不禁会感到迷惑。就在昨天，俄罗斯还在约会欧洲；而今天，克里姆林宫却试图说服世界各国（以及自己？）它已经爱上了北京”的疑问，并指出：“我认为关于俄罗斯转向亚洲以及其与中国交往的所有推论存在故意误导的性质。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是一种叫作‘假装’的新游戏的印象，在这场游戏里，俄罗斯和中国十分清楚它们参与的是什么。然而，新‘便利轴心’（便利谁？）的成员清楚它们之间的交往将把它们带至何方吗？”同时，报告把近期中俄领导人签署的各项条约、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庆典和在北京出席“9·3阅兵式”上的友好交往、中俄联合军演、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中俄天然气协议等互惠中俄两国长远利益的举措，统称为“一系列‘狂热的’活动”，并故意悲天悯人地恶意宣称，“应该警告莫斯科不要卷入这一不自然的伙伴关系中。对于俄罗斯来说，与中国保持这种伙伴关系的弊远远大于利”。

    中欧之间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种种迹象表明，中欧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为什么中国要走向欧洲》的报告，专门提醒欧盟国家“中国与欧盟之间每天的贸易额都超过10亿欧元，但是，所有欧盟成员国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与中国的关系完全符合欧盟本身一贯倡导的原则与规范”，“中国将自己宏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一带一路’工程——看作未来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连接起来从而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欧洲贸易往来的纽带。但是欧盟对北京提出的‘16+1合作’机制感到吃惊，因为该倡议增强了中国与中欧和东欧的经济合作，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欧盟与中国发展更强的战略关系”，并建议“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必须加强内部的互相合作来保证不被分化”，欧盟“各国单独对付强大的中国会削弱欧盟的力量”，“就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这个问题，欧盟成员国必须加强内部讨论……鼓励中国积极按照区域准则和国际惯例来行事”。

    《作为区域和全球大国，中国的崛起进入新阶段》是美国智库为数不多的、较正面的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报告。报告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美国政府努力劝阻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的徒劳做法，认为“这对美国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外交挫折”。报告承认“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互补的”。但是，其仍固执地认为中国倡议融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是贸易和投资的“硬件”，虽然对加深一体化十分必要，“但不足以完成一体化”。而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才是一体化的“软件”。这种对事物认识上的错位，使得报告虽然承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更有可能加深亚太地区的一体化”，但是也强调“中国与美国之间具有竞争性的倡议可能导致区域集团的产生以及贸易体系的瓦解”。

    与布鲁金斯学会相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报告显得更为务实一些，也更巧妙一些。比如，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该会的报告一方面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安抚日本这个传统盟友，而同时又必须有效地应对中国”，“因为美国是日本的盟友，所以在日本与中国的纠纷问题上，美国愿意倾向于日本”。同时，又宣称“美国试图‘牵制中国’的说法完全不具有真实性”。钓鱼岛问题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该智库还是“智慧”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其声称，“习近平的‘新丝绸之路’倡议就为中国与西部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机会。确实，中国应该寻找新的可能性，并采取发展其周边外交政策的新措施，而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当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上”。

    在《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第一卷）的序言中，笔者曾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美国智库对中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及印度因素产生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近一个多月以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当今危险委员会、史汀生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美国智库陆续又推出不少报告。总体浏览下来，感觉新的报告与之前的其实有些大同小异。其总的出发点，看起来是不断地提醒印度，“正在崛起的中国变成印度邻国的最重要的区域外合作伙伴”，“印度已经不能单纯地希望削弱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限制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的唯一方法是扩大其自身与所有邻国的合作，包括国防领域”。

    伊朗核问题谈判、阿富汗问题等中东事务，历来是美国智库关注的话题。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大西洋委员会、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中东论坛的报告中，均能见到它们的各种评论，与过去相比，近来唯一的变化和区别在于它们把上述问题放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背景下去考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题为《中国与伊朗核问题谈判》的报告说，“稳定的伊朗以及和平的中东给中国带来的利益远不止石油供应”，“但是该计划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的局势是否稳定。中东地区处于‘一带一路’的西部交叉点，它将成为实施该计划的重要地区，而且可能会成为最早获得成效的地区之一”，“然而，仅仅关注经济层面是不够的。一些区域国家已经批评中国的中东政策太过利益化”。大西洋委员会的报告则露骨地表示“与ISIS（伊斯兰国）旷日持久的冲突，将挑战我们应对冲突的能力，而且对经济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和盟友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的敌人是谁。21世纪我们需要调整全球外交政策以及安全政策，并且使其像100年以前的‘美国世纪’一样繁荣稳定”。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报告《伊斯兰哈里发国遇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妄猜中国的现行政策，明显有将ISIS（伊斯兰国）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拉郎配的意图，宣称“比起西太平洋的军事冲突，北京把恐怖主义和不稳定局势视为更大的安全威胁。中国担心无法保障能源供给路线的安全，因为这种危机将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而保持经济增长是巩固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与中国一样，ISIS （伊斯兰国）对于宝贵的伊拉克石油也十分感兴趣。通过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量油田并通过黑市卖石油，已经成为其筹集活动经费的一种手段”，“事实上，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14年12月，伊拉克外交部部长易卜拉欣透露，通过为伊拉克军队提供空中支援，中国已经加入对抗ISIS（伊斯兰国）的行列。此外，中国和伊朗将可能就打击在伊拉克的恐怖组织展开合作”。这些评论明显有祸水东引的味道，使人不得不保持必要的警觉。

    美国智库中东论坛接连发表了两篇报告——《中国的足迹在中东日益扩大：以色列的机遇》《奥巴马政府失策助伊朗成为区域霸主》。第一篇报告认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可能成为历史上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宏大的计划……以色列在该计划中的作用与土耳其的作用相同，甚至可能超过土耳其的作用”，但是，“以色列将依然是美国的盟友，而且这种联盟严格地界定了以色列与中国合作的范围，即使是在这些界限范围内，以色列依然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也拥有影响中国在该地区实施某种战略的机会”。第二篇报告故意混淆现实，宣称“中国对始于新疆、横跨中亚地区的项目进行巨大的投资，这是北京对未来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展望。而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称，他们要成为中国此项目的战略噩梦和意识形态噩梦。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可能阻碍北京实施其‘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在中土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该论坛却说“虽然中国将土耳其设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终点站，但是它对土耳其秘密支持中国‘东突’分裂势力的行为耿耿于怀”，并援引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7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故意强调“在受调查的中东国家中，对中国最没有好感的国家是土耳其。69％的土耳其人对中国持有消极的看法，57％的土耳其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对土耳其没有好处”。

    中俄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务实合作，始终是美国智库高度关注的话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美国外交关系学会、詹姆斯敦基金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接连发表了系列报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欧亚丝路联盟：俄罗斯-中国达成共识？》报告对此则是轻描淡写，“吞并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一年多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巨大的裂痕。所以，莫斯科努力与亚洲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举动不足为奇”，但是“俄中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而且双方的内部分歧将阻碍两国之间形成有意义的伙伴关系”。该智库在乌法峰会之后发表《长城内的另一个金砖国家组织》报告中还写道，“克里姆林宫除了希望获得国际声望外，预计也会通过两项地缘政治项目从此次峰会中获得实际的经济回报”，“上合组织将会提供一个平台，将俄罗斯与中国在欧亚地区的重大地缘政治项目连接起来，也就是普京与习近平在5月8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展望的欧亚经济联盟（EEU）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能通过承认莫斯科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而为俄罗斯提供精神支持，中国参与乌法峰会是出于实用目的，而不是感情用事。虽然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变得越来越紧密，但是中国不一定会为俄罗斯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构中的野心作出让步。北京把金砖国家组织当作提升中国金融超级大国地位的众多工具之一”，“鉴于中国已经拥有‘一带一路’倡议，那么它就可以静观早已失去重要性的上合组织慢慢瓦解的过程”。

    而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观点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观点，似乎有些对不上调。其在《上合组织扩展带来的风险与回报》报告中指出，“莫斯科已经提议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EU）——由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构成的贸易集团——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系列跨越欧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计划）连接起来”，“俄罗斯希望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展来获得全球政治合法性及大国地位”，“然而，印巴加入上合组织可能降低该组织的凝聚力。印度的民主治理以及与美国紧密的关系使得其与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存在巨大差异。印度可能提倡上合组织在反恐以及情报交流行动中提高监督标准和加强对人权的保障。一个民主国家的加入可能迫使上合组织改变自身的反‘颜色革命’姿态”。

    詹姆斯敦基金会在众多智库中剑走偏锋，专门就中国和俄罗斯的农业合作说三道四。2015年6月10日，《中国日报》报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浙江公司中捷资源投资公司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管理部门签署了一份49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租赁至少5万公顷的牧场和另外6.5万公顷的荒地用于种植蔬菜、小麦和其他农作物。这一协议的总价值预计达2840万美元。如果这一项目的初始阶段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到2018年中国农民将有权租赁另外20万公顷土地。目前，贝加尔湖地区有超过80万公顷的土地处于空闲状态，重新耕作这些土地将能够创造至少1000个工作岗位，其中的75％为俄罗斯公民。对此，詹姆斯敦基金会在《“出租土地”案例显示俄罗斯-中国关系的脆弱性》报告中，不谈该项目为当地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发展利益，却借这份协议谈论另外一件事，“尽管2010年官方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在此地区的人数不到贝加尔湖地区总人数的0.1％……20年内贝加尔湖地区的中国人将会比俄罗斯人还多’，这无异于使得该地区‘被中国兼并’”。报告在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谈道，“这一例子清楚地表明俄罗斯-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更为广泛的影响，这使俄罗斯陷入一种极其不利的境地”。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背景下欧亚天然气的开发持乐观态度，但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国维持其经济发展和优势的努力包括建立‘新丝绸之路’——这一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体系将从太平洋扩展到大西洋。如果建成，其将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天然气在这一项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带一路’尤其突出天然气项目……是这一倡议的‘骨干’”，但是“如果要真正实施，中国应允许西方国家的公司，包括北美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公司参与到这一历史性的事业中，从而加强中国自身的安全以及与整个世界的合作”。

    在应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一事上，美国智库看起来比美国政府还要着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为什么美国国会必须通过TPP？》报告指出，“奥巴马政府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应对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倡议，最后得到的却是令人丢脸的外交失败。中国已经推出并承诺为连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新倡议——统称为‘一带一路’（OBOR）——投资，旨在加深中国与其邻国的相互依赖”，“美国的11个友好国家把自己的未来押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因为美国能够通过这一协定继续与这些国家保持相关的联系，这是美国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关键因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提出的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直接投资和贸易来加强邻国与本国的经济联系。我认为，中国这么做是为了更加吸引长期对其小心翼翼的邻国，并削弱美国对这些邻国的吸引力。这是中国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抗衡，而且中国看起来十分严肃。现在该是美国严肃的时候了，成功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立法计划将是这一行动的开始”。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美国对日本政府对此的态度和动向也比较关注。总体来看，美国智库对安倍晋三政府能始终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的《日本会有超越TPP的经济大战略吗？》报告认为，“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第二大创始成员国，东京方面在设置世界经济最强劲地区的未来规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需要把日本视作全球舞台上的主要经济参与者，制定亚太地区的新规则……不仅有利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一定会给世界带来繁荣。‘新经济秩序’将由两个主要经济大国共同制定，即日本和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支持其‘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应该努力，“使它有机会去取代中国的举措”。报告在最后恨铁不成钢地写道，“当年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提议被美国断然拒绝，就像现在亚投行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强烈反对一样。但与中国的亚投行不同，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提议无疾而终”。

    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中，印度的关注点始终有两个：一是愿意参与，但要有规则制定发言权；二是对其邻国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中的密切合作抱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在11个印度智库的数十篇报告中，普遍能看出这种关注的明显痕迹和复杂心态。

    印度智库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态度，与莫迪总理的态度变化节奏基本上保持一致。莫迪执政后，公开表示要将其在古吉拉特邦执政的经验推广到全印度。此前，莫迪总理在执掌古吉拉特邦时，成功地将其打造成了印度的“广州”，造就了振奋全国的经济奇迹。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莫迪政府信心满满地提出，要在印度洋地区推广“海丝之路”和“海茶之路”，并在访美期间高调宣布，21世纪将是“印度时代”。愿景设计得很好，但是他遇到了资金问题。没钱，图画只能挂在墙上。为此，莫迪上台伊始，即出访美国和日本，但效果并不佳。在日本，他虽然得到安倍政府未来5年向印投资350亿美元的承诺，但在民用核电和高铁这两个印度期望值最高的领域，却无果而返，且350亿美元的口头承诺对亟需基础设施投资的印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在美国，奥巴马比安倍政府还抠门，虽然走了红地毯，见了不少政要，发表了演讲，两国关系看起来得到提升，但在出钱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更是金口难开，要钱之行几乎可以说是颗粒无收，特别过分的是，奥巴马不但不给钱，反而借机敲诈莫迪，以高价同印度签订了军购协议。后来，好不容易把奥巴马请到了印度，好吃好喝好招待，希望美国大叔能多掏些银子，结果手头拮据的奥巴马只能拿出4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还附加了一大堆条件。

    莫迪发现，属于“民主系统”的国家，真的是既吝啬，又“为富不仁”。“民主兄弟们”在一起扯扯闲篇、侃侃大山，说说理想、谈谈理论，给“非民主系统”国家找些碴、捣捣乱，弄些“颜色革命”之类的把戏，只要不动用自己口袋里的钱，怎么着都行，但是真要让“民主兄弟”掏出些真金白银，帮穷哥们儿解决点儿实际困难，日本人靠不住，美国人更靠不住，何况美国“老大哥”现在也是罗锅上山——钱紧。无奈之下，莫迪开始找自己人出钱。在美国有不少大财阀、大地主、大企业家是印裔，他们口袋中有钱，又是自己人，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因此，莫迪在访美期间，频繁接触在美印裔财主们，动员他们慷慨解囊、为振兴印度经济出力。但是，结果令莫迪大失所望。这些财主们不但不准备继续在印度加大投资，而且纷纷表示要撤出目前在印度的企业和投资。他们的理由是，印度政府含混不清的经济政策、难以预测的红头文件、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以及令人头痛的腐败现象，让印裔美国人吃尽了苦头。难怪莫迪在日本、美国转了一圈之后，不得不重新开始想别的辙弄钱。

    这还不算完，一门心思攀富亲戚、爱较劲的莫迪突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他执政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印度对华出口下滑了近20％，而进口则增长了18％，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了近30％，达到历史性的480亿美元，接近印度贸易总逆差的三分之一[20]。这还了得，进项没有，开销却越来越大，怎么再在印度复制若干“广州”？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精明的莫迪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中印崛起真是零和博弈吗？两国发展路径和利益的重合真会导致冲突与对抗吗？“一带一路”真的会压缩印度的发展空间吗？中国真的想取代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导权吗？印度的人口红利和战略价值能换来西方国家的慷慨解囊吗？面对这些问题，估计莫迪总理应该是伤透了脑筋。

    印度外交政策分析家拉贾·莫汉（Raja Mohan）评论说，“莫迪正在抛弃针对中国的过时战略，他已经认识到，如果赋予安全部门对经济政策的一票否决权，印度就不可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建立严肃的经贸关系”[21]。当然，莫迪总理抛弃过时的对华战略，依然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指出，印度有潜力成为“丝绸之路”上服务业的中心，从而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印度媒体也多次报道说，中国正在向印度学习有关服务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这种现象，印度智库研究员有所察觉，但他们对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则津津乐道。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发布的《澳部长寻求与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报告，对2015年4月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再次访问印度以确保自由贸易协定的顺利签订津津乐道，甚至不顾印度的实际国情说，“澳大利亚的奶牛产量是印度奶牛产量的五倍，通过两国之间的投资和技术转让，这种差距将会缩小，从而更好地造福于印度人民”。

    在南亚区域安全和发展问题上，德里政策集团、地面战争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观察研究基金会、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南亚分析集团、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等智库均发表了自己的报告。德里政策集团的《南亚的努力：在中国反常的影响中寻求一体化》报告承认“南亚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因为南亚各国间存在信任赤字，南亚地区的区域安全机制无法发挥其效力”，认为“中国最终可能会成为南盟的正式成员国，并且将会获得对南盟事务的否决权”，“中国与南亚各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可取的……中国也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意愿，并真诚地面对南亚各国”。地面战争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就印度国防部部长访华为切入点，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估，最后强调“经济走廊更适合被称为战略走廊，因为它将使中国在波斯湾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印度将会根据该经济走廊带给中巴两国的红利来制定相关政策”。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国战略崛起是寻求区域霸权还是和平崛起进行了实质性分析，认为“中国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使中国成为地区及全球的贸易主角……‘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将推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可以作为促进民间交流的通道，这标志着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其软实力”，“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的怀疑也不无道理。美国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的确令人怀疑”，报告建议“美国如果想要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就有必要采取建设性战略与中国交往，而不是遏制中国”。该中心罕见地以三个惊叹号作为报告的标题——《连接中国！！！》，其强调了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一带一路”对印度的意义，指出“中国大使馆对本智库的帮助暗示了加强两国间的战略信任是十分关键的”。

    观察研究基金会则在观察印度面对“丝绸之路”倡议时的两难处境，指出“印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目的远远超过经济意义……虽然新德里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但其官员提出最终无论是接受或拒绝北京的邀请，在此之前印度都要了解该倡议的具体细节”，“印度必须权衡支持与不支持该倡议的战略后果，而最后印度必须打破这种困境，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应对北京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该智库在《为什么印度应该加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报告中认为，“中国也诚挚地邀请印度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中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度对此的态度仍旧很冷淡。印度的这种冷淡反应的原因在于不确定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实施，怎样实施，以及是否符合地缘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否充分考虑到安全因素”。综合分析后，报告指出，“印度不能错过这样一个机会，而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项目中来……积极参与其中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印度如果不参与进来就可能被南亚国家孤立”，“印度最好的选择就是接受中国的邀请，同时也可以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在区域问题上的眼光显得比较开阔，其发布的《印度洋：多边主义站稳脚跟》报告认为印度洋历来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印度一家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印度洋“海上安全形势清楚地表明其需要基于共同的文化、问题和挑战建立起多边机构并共同协作”，当前可行的旨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举措主要是北京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联合开发海上项目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进而强调中国与其他印度洋国家的‘共同命运’”，报告认为，“未来印度洋将会继续吸引外来大国势力和多边机构如印度洋沿岸协会的关注，这些多边机构有可能在‘管理竞争’和解决‘不安全感’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南亚分析集团认为，印度应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战略空间。题为《印度为中国进入其东部地区腾出战略空间》的报告这样写道：“印度似乎也决定加入中国提出的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BCIM）经济走廊项目，该项目旨在在南亚和中国西南部地区之间开通陆上通道”，“将中国西南部内陆地区与印度的东北部连接起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有望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可能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反过来，整个地区的繁荣也有助于孟中印缅项目的实施。也许这就是莫迪总理决定与中国共同完成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从而搁置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这一历史问题”，“印度必须承认某些事实，即印度将为中国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进入其东部地区分享战略空间，这与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致的。这为中国的经济、战略和政治影响力在相关地区的扩展铺平了道路，而且这可能会以牺牲印度的利益为代价。印度数百年来一直是该地区的霸主，地区偏见以及昔日的民族冲突，使得印度失去其优势，这导致冲突、管理不善和缺乏发展的恶性循环”，“印度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会巩固其‘东进’政策，同时扩大其与邻国互联互通的总体战略，通过实现整个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一战略目标从而增强本国的软实力”，但是“印度必须密切监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的进展和运作，以免其与中国之间的主权问题影响其东北部地区的长远发展”。

    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对中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十分感兴趣，但态度表现得介于友好与不友好之间。在《中巴经济走廊：前景与问题》报告中，其认为“互联互通是一种原则，它对一些项目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引起印度战略和安全机构关注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促进互联互通会导致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通过通信线路和信息情报渗透到印度，这当然会对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印度-中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报告还认为“在战略层面，这条走廊被认为是中国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途径，即通过建设从新疆到瓜达尔港的战略陆地桥或大陆桥进入印度洋”，“从长远来看，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中巴经济走廊有可能使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不断增强”。报告认为，“尽管中巴经济走廊的部分目标可能会实现，但是这一项目将不可能以原来构想的形式实现……印度也需要加强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存在，并采取适当的反击措施来抵制中国在瓜达尔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布局：夸大、危害与经济影响》报告中，该智库认为，“460亿美元（中国宣布对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金额）这个数字不仅成了新闻头条，而且其背后的细节也被无限夸大了”，“巴基斯坦、印度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就是这个数字，其他关注点是：中国将如何成为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如何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并将如何改变该地区的战略平衡等。但是，夸大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宏伟计划似乎有点过头，而印度必须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保持密切关注，当然印度也不应该对每一次中巴合作都反应过度”。报告建议，“就印度而言，它最反感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将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力度逐步增强，这将对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印度没有理由过分担心，中巴经济走廊并不是要“包围印度”——这似乎并不是这一项目的重点”。

    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方面，观察研究基金会发表的《为什么印度应该加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报告认为，印度被称为是确保“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能够成功的关键国家，“考虑到印度巨大的发展需求及其庞大的市场，中国应该利用双边合作（海事方面）的巨大潜力与南亚国家改善关系”，“总体来说，正如印度决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样，它也应该参与到‘一带一路’计划中来，中国人似乎认识到，印度将对该项目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印度确实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而目前中国在钢铁、机械和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既有多余的资本，也有过剩产能。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似乎已经表达了自己与中国扩大经济和商业联系的意愿”。该基金会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政策》报告中，借用南亚智库代表团之口，认为“南亚智库代表团成员普遍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概念，尽管他们也提出一些担忧。其中也有一些吹毛求疵的挑剔和指责，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对该倡议是‘只管兜售概念，却不解释具体细节’，中国需要进一步详细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细节，每个相关国家都需要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整合其国内经济与南亚地区的整体经济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塔克西拉研究会的《印度和“一带一路”模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带一路”的内容，以及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认为“‘一带一路’项目不仅会使欧洲发达国家连接在一起，也会使东亚国家连接在一起。印度需要十分谨慎地对待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指出“古丝绸之路为沿线国家带来的经济繁荣很可能正在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重演。印度政府希望其可以参与到这些项目中来，例如建设数字化印度以及实现印度与‘信息丝绸之路’（通过光纤、主干线和海底电缆促进各国电讯的互联互通）的完美连接。印度可以从参与全球挑战性项目（如‘一带一路’）中获得巨大利益”。

    南亚智库根据莫迪总理的竞选演讲和访华谈话，就中印关系如何发展进行了阐述。其在《印中关系将如何发展》报告中，认为“莫迪访问中国期间，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和铁路系统，尤其是‘动车’[22]。中国的动车运行时速可达每小时300～350公里”，“莫迪在其竞选演讲中表示，将搁置中印边界问题，但同时警告北京停止‘扩张’”，“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总人口超过25亿，它们共同拥有4000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中国正准备尽快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而印度也打破自身发展的桎梏，正在发展成一个经济和政治强国。因此，两国应该相互合作，互惠互利”，但是“印度不仅要与中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且要严格执行‘信任，但要核查’（这是1987年美苏中程核武器协议谈判时，里根旁敲侧击地对戈尔巴乔夫说的一句他最喜欢的俄国谚语，意思是他相信苏联领导人的承诺，但还必须有个有效的验证机制。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英语世界的一句不朽格言）的政策”。

    欧洲国家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和推行的重要区域，也是两条丝绸之路的重点。着眼于布局欧洲，拓展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转圜空间，应该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战略目标之一。具体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德国、荷兰、意大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通过东南亚、南亚，再到欧洲的希腊、意大利。两条丝绸之路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继承和拓展，将对沿线国家起到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对这一战略的终点欧洲来说，无论是地处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德国的汉堡港口，还是位置相对偏远的英国、法国等，其都将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行的重要战略支点。

    2015年6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欧盟总部。这是继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欧盟总部迎来的又一位中国贵宾。两次访问唯一的区别是，欧盟领导人已经换成了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不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范龙佩和巴罗佐了。与巴罗佐相比，容克在振兴欧洲经济方面的急迫性更强，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热情显得更高。他上任不久就推出以刺激欧洲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总额超过3500亿欧元的“容克计划”。根据该计划，3500亿欧元的庞大资金只有部分来自欧盟本身，其余的需要依靠外部的支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无疑是“容克计划”获取外部资金支持的重要来源。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无疑又为“容克计划”的融资提供了关键渠道和重要平台。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能与“容克计划”对接吗？这是欧洲的智库和各国政府、媒体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此，其翅膀在拼命扇动，力图形成“好雨知时节”的融洽气氛，努力寻找和论证两个战略对接的利好理论。目前看来，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容克计划”对接的氛围已经基本具备。首先，中国和欧盟领导人一致认为，一个团结的欧盟和一个发展的中国，是彼此的共同期待。对欧盟来说，希腊债务违约问题、英国试图脱离欧盟问题，其核心都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不了，欧元区和欧盟将面临解体的风险。这是欧盟领导人最头痛也最害怕的局面。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形成的巨大产能如何释放、经济如何转型，“中国制造”如何升级、全球化，是当今中国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关键“瓶颈”。解决好了，中国的发展将上一个新台阶、迈入新阶段、打开新天地。中欧双方面临的不解难题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迎刃而解。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欧盟国家进行投资和建设，这将是解决中欧发展战略难题的“良丹妙药”。尤其让欧盟领导人感动的是，在希腊因债务违约可能会成为史上第一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盟总部时，提到“希望希腊留在欧盟”，回应了容克和欧盟的期待。

    其次，“容克计划”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极大的内部需求，前景光明，但是缺乏足够的资金实施。目前，欧盟主要依靠由欧洲央行主导的针对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开动印钞机，加速印刷欧元纸币。这种靠打“强心剂”的方法，短期可行，但长期为之，后遗症将十分严重。“容克计划”要真正实施，欧洲经济要实现振兴，欧盟必须走出目前的量化宽松路子。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及其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已经准备好了足够资金和相关配套措施，正在积极找锅下米。目前的局面是，欧洲有锅，中国有米和柴火，彼此理所当然一拍即合。

    最后，2015年是中国和欧盟建交40周年。在40年的交往历史中，双方虽然经历了制裁和反制裁、光伏纠纷、政治较量等一系列困难局面，但是双方关系大体上保持稳定。2004年，中欧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八大以来，中欧关系得到迅速提升，升格为同中美、中俄平行的级别，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将中欧关系提升到历史最高点。目前，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欧盟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欧盟领导人认识到，在中国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机构的进程中，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将更加有利于欧盟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大量欧盟成员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就是典型例证，也反映了中欧的战略互信。欧盟支持“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毫不令人奇怪。

    当然，以上分析的大都是经济领域内的共识和互信。这只是开端，在政治上建立互信并达成共识，中欧还需要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欧盟领导人和欧盟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从目前来看，事实上存在着欧盟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在政治上依靠美国的格局。也正是因为这种格局，欧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依然维持对华武器出口禁令，这是制约中欧关系深入发展的两大“命门”；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欧盟对于人权、民主、宗教、民族、法治的干预热情，依然按照其巨大历史惯性，自命不凡地继续运行、自说自话，并且成了“固定范式”。表现在对华关系上，就是欧盟已经习惯于对中国的这些领域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时不时地说一些、干一些令中方莫名其妙的话和事，如每年的中欧人权对话，就与目前中欧红火的经贸关系格格不入，更有违中欧政治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对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容克计划”，需要双方，尤其是欧盟国家和相关领导人，以平等互利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控制住自己的冲动、管好自己的舌头，这对中欧关系发展有利，更事关欧盟本身的振兴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总体来看，欧洲的智库们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态度和研究，大体上体现了以上分析的脉络。英国的智库老谋深算，体现了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行事风格和作派。在其亨利·杰克逊协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知名智库近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些智库注重思考欧洲的危机和未来，关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带来的风险，对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评估，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海湾国家带来的机遇，唯独缺少的是对欧洲和其本身怎样对接和回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报告。而实际情况是，英国上下均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充满热情，并且已经采取许多措施来具体落实之。英国智库研究的冷与热，反映了英国在对华合作上的矛盾心理，这是所谓的英国“重商主义”与“人文主义”并重的双重性格的具体反映。

    瑞典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2015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1950年1月14日，瑞典承认了新中国，同年5月9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耿飚担任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平稳，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深度不断加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瑞典智库将其当作深化中瑞关系的契机，并研究在未来65年内怎样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深化中瑞关系。瑞典安全和发展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瑞典未来65年双边关系发展的机会》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有望促进中亚经济的发展，开放新的市场，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并且使中国以及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国家受益”，报告援引瑞典商务部部长国务秘书（Oscar Stenström）的话，指出“与中国在‘丝绸之路’项目上合作是瑞典长期以来参与国际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其面临新的经济挑战时采取灵活性和适应性较强的发展模式的具体表现”，“欧盟作为统一的外交政策行使者只拥有有限的能力，这阻碍其宏大战略的实施。而与中国的合作将会减少各自战略之间‘竞争’带来的潜在的破坏，从而建立互信和制度化的合作”。报告也坦承，“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一宏伟倡议的实际执行方案以及是否能达到预定目标仍是不确定的。许多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挑战依然存在，并且需要在未来几十年中进行协商，直到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世界贸易和发展的中央大道”。

    与瑞典基本相似的是，法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也充满期待。法国智库欧盟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之路：“新丝绸之路”》报告，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之于欧洲的战略意义。报告在结论部分指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背后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对待彼此的谨慎态度。但是认为北京推进‘新丝绸之路’项目只是为了制衡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新丝绸之路’不仅可以绕行俄罗斯，避免中国在能源和贸易领域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还可以推动国内（发展中国内陆地区如新疆）、区域（升级沿线基础设施，促进跨境贸易）、全球（创建全球供应链）的经济发展。通过创建通往欧洲大陆的便捷内陆运输通道，中国可以与处在俄罗斯“影响区”下的国家直接接触，并加强与欧洲各国的联系”。

    北欧国家挪威受其地理、人口和环境因素制约，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看起来好像不重要。但是，该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认识和理解，却是具有大国风范和水平的。挪威国际事务协会发布的《中国走上世界舞台》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实力与自信……自从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基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英国，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与中国进行合作，甚至开始制定自己的‘重返亚洲’政策”，“一些评论家甚至把‘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曾发起的‘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几十年来中国都在参与西方成立的组织并接受其规范，然而现在中国开始提出并成立一些新组织来替代西方国家已经成立的组织”。报告在结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信心在不断增强，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喜欢挑战和刺激的西班牙，在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回应中，表现出“斗牛士”般的特质。西班牙皇家国际和战略问题研究所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亚投行的发展前景十分感兴趣，同时还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途经伊朗表达了自己的关注。在《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和亚投行的前景如何？》报告中，该智库评价说，“北京希望利用这一计划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该倡议也将加强中国与多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并推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虽然该项目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并遇到许多深层次的困难，但是该项目对于欧亚大陆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该项目仍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如果‘一带一路’项目成为现实，它将有助于提高欧亚大陆内部及欧亚大陆与非洲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在金融领域，它将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国际社会对于亚投行的兴趣也让美国国会否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决定显得尴尬”，“‘新丝绸之路’和亚投行旨在引导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参与者，尤其是中国的邻国和传统大国，使其停止将中国的崛起解读为零和博弈，而是将中国视为能让所有人获益的友善国家”，“‘新丝绸之路’项目基于一种包容性的想法：提高相互依存度，促进共同发展，以此加强参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推动贸易和投资的项目，也是学术界、科学界和文化界交流的桥梁”。报告专门指出，“‘新丝绸之路’项目符合欧盟的一条创始原则：将区域一体化视为繁荣稳定的源泉。‘新丝绸之路’是一个具有杰出潜力的项目，它表明中国已准备好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欧洲各国政府应该参与‘新丝绸之路’项目，并以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态度去协助这一项目”。该智库发表的《“新丝绸之路”途经伊朗》报告认为“伊朗获益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陆上部分途经伊朗西部，这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提供可能”。

    作为东欧国家，波兰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发布后，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波兰智库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是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中欧关系尤其是中国和中东欧关系的重要工具，彰显了中国政府新的外交战略和新思维，并对“16+1合作”给予很高期许。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的一篇报告指出，“‘丝绸之路’计划也包括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这可能会使整个地区尤其使波兰受益……此外，波兰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它对参与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十分感兴趣”。波兰的东方研究中心，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新丝绸之路”：中国政策的多功能工具》报告中，其认为“‘一带一路’将会提供一个连接中国与欧盟的交通网络”，“‘新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发展公共外交及提升软实力的关键因素。该倡议包括举行文化活动、专家会议以及开辟旅游路线等……有助于中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关系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以及俄罗斯在独联体中提出的倡议不同的是，‘新丝绸之路’是一个没有明确国界的开放型政治工程，因此，这将有利于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促进多边合作”。报告建议“我们应当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来审视‘新丝绸之路’对于该地区的意义”，“波兰将会是‘新丝绸之路’西端的主要枢纽，但主要是中国货物的运输通道”。同时，报告也指出，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应关注风险，如“欧洲缺乏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也是另一个大挑战，其导致列车返回中国时没有装载任何货物，这将会增加货物运输成本。而且，冬季的低温要求暂停货物运输”。该智库认为，中国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与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密不可分的，“北京意识到中东欧地区在欧盟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北京也承认该地区的国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中东欧国家是中国对欧洲投资的‘后门’和‘试验场’……希望推动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展”，“‘16+1合作’框架也旨在帮助中国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和友好的国家。该合作框架也可以帮助北京与中东欧各国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将‘16+1合作’框架的概念纳入‘新丝绸之路’项目（‘一带一路’）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中东欧地区注定是‘新丝绸之路’上的‘枢纽’，而该地区的各国城市已经意识到与‘丝绸之路’连接是帮助其发展经济的好机会”。报告认为，“经过进一步发展，‘16+1合作’框架也可以推动“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这将是北京对中东欧国家在合作参与程度方面的一次测试”。

    比利时智库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欧洲的推行，当作构建中欧“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规划来对待，并就如何构建中国和欧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安全合作、强化中欧经贸和投资力度、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比利时智库欧洲之友发表的《共同的命运：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新丝绸之路”》报告称，“‘一带一路’……旨在连接中国（或者亚洲）与欧洲，并通过建立‘新丝绸之路’为沿线国家带来稳定。重要的是，不能将‘一带一路’单单理解为贸易往来的通道，它同时将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总之，欧洲国家应当参与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因为这些会议将会讨论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概念以及合作项目”。该智库的《深化中国-欧盟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合作》报告则指出，“大多数关于北京‘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双边讨论的重点是增加中国和欧洲之间经济往来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倡议也可为双方在区域安全方面的合作提供机会”。《“丝绸之路”是促进欧中和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的工具》报告指出，“似乎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在‘丝绸之路’问题上有这样的共识：总体而言，潜在利益比威胁要多。虽然欧洲/欧盟国家在争取中国的政策优惠上可能会相互竞争，但仍有‘双赢’的合作空间。如果共同而明智地利用好‘丝绸之路’，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会取得重大进展。欧洲方面应注重与中国开展互惠的密切合作”。《欧盟-中国互联互通：大设想，小开局》报告则指出，“欧洲国家曾经并不看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将于2015年6月29日举行的有关构建‘互联互通合作平台’的欧盟-中国峰会却引起了欧洲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可能会得到非常可观的回报，欧洲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欧洲战略投资基金中投入大笔资金，用于发展其基础设施并推动产业创新，这同时也促使欧洲国家积极参与到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建设中”，当然，报告没有忘记叮嘱，“欧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它们的另一目的是满足其可持续发展中严格的治理、环境和技术标准等要求”，这要求“中国需要再次展现其宽广的胸怀……共同迎接21世纪的全球性挑战”。里斯本经济竞争力与社会革新委员会的《北京呼吁在中国欧洲之间建立新“丝绸之路”》报告指出，“欧盟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在审查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改革进程，以此来决定中国是否可以在贸易保护调查中被视作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中不存在授予市场经济地位的行为，所以每个成员或集团在合适的时候负责其自身的决策程序”，“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取问题以及是否会有自动授予程序需要欧盟委员会认真考虑。贸易分析家预测，欧盟委员会将在夏季之前发布一个决策路线图，然而这是一种在紧张的政治背景下作出的决策，因为欧洲国家渴望获得中国的投资（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而这也是欧洲与美国产生摩擦的原因”。

    瑞士智库在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过程中，好像对自己的事情漠不关心，反而十分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关系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对中美为什么应该合作十分感兴趣，同时还将中国的贸易情况以及企业的创新能力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瑞士智库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中国和印度能相处得多好？》报告，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外交战略、印度的未来发展目标、印度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的加强、中国对印度的承诺、中国与印度的合作、阿富汗对中印两国的重要性、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因素、中印关系的前景等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大国特别是印度的支持，但是该智库不能确定的是，“全球抱负日益增长的两大亚洲巨头，是否能够消除阻碍它们关系发展的隔阂”。在该智库的《为什么中美应该合作共事？》报告中，作者不客气地指出，“当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迅速崛起时，美国似乎正在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来浪费其自身的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的优势。美国政治体系一直处于美国富裕阶层贪念的控制之下……使得中国进一步获取了新的全球领导力”，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一起领导世界，那么世界会有更好的发展。最近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关于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双边协议便是这一趋势最好的阶段性成果”。在《中国公司努力走创新之路以实现全球化》报告中，该智库认为，“创新战略对于中国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中国继续积极推进新的国际合作框架，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些战略规划以及其他的宏观政策和经济刺激措施将会继续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北欧人似乎对别人的事情十分关心，这好像是他们的一种传统。芬兰人在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时，似乎戴了一副望远镜，一下子就把遥远的阿富汗纳入自己的视野。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在《亚洲心脏的安全动态：2014年后的阿富汗》报告中专门谈道，“阿富汗的未来发展将受到区域和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影响”，“中国版本的‘新丝绸之路’是地缘政治思维的具体体现，这种地缘政治思维是水平的”，“中国对阿富汗事务的参与日益加深，中国可能会因此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中国对区域平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丹麦人和芬兰人似乎具有相同的秉性，丹麦智库军事研究中心的《“一带一路”：中国的大跃进》报告好像没有什么恶意，但也体现了一些忧虑。报告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覆盖面很广，可能涉及55％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70％的全球人口以及75％的已知能源储备”，指出“中国面临着跃进的风险，跃进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或许还存在失去金钱或者挑起对立冲突的可能性”，报告援引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的话，指出“西方经济体（主要是美国）占主导使全球经济和政治失衡，从而导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中国应该通过‘一带一路’来‘再平衡’这些失衡状况……拯救西方将是中国‘最大的战略错误’，中国要清醒地意识到其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为大国，中国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国应该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并承担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方式的改革，这项改革并不是要削弱美国，而只是在赋予发展中国家权力”。

    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铁哥们儿”，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深化中巴关系和对巴基斯坦经济的振兴充满希望和期待，同时也对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作为巴最重要的智库之一，研究的态度端正、对问题的把握准确客观。该智库发布的《巴基斯坦与中国“共同的命运”》报告认为，中巴“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构建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已经转变为强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强劲的经济合作和日益增多的民间交流就是明证。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理解、和平与进步的共同愿望之上。巴中友谊会一直延续下去”，“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是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共同愿景。这一愿景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巴基斯坦和中国繁荣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将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中巴关系从好兄弟升级为铁兄弟，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新的高度，“双方启动了价值4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和铁路在内的复杂的交通网络，连接瓜达尔港与中国西部的新疆。巴基斯坦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安全部门以确保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师的安全。这个特别的安全部门将包括军队人员、警察和民间武装力量。安全部队的规模达到1万人，将由陆军少将率领”。

    在《中巴经济走廊和俾路支省因素》报告中，作者承认中巴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俾路支省动荡不安，同时也指出，“俾路支省是一个动荡且争端频发的省份，反联邦政府的言论盛行……现在巴基斯坦政府是时候通过审慎明智的政策来解决俾路支省存在的问题了……联邦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所有中巴经济走廊的相关信息都通过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站向公众公布，让公众掌握第一手的相关信息。同时，俾路支省的领导应该明白由于多种路线的可行性，他们对整个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并没有否决权。制造争议只会推迟中巴经济走廊西部路线的建设”。

    《巴基斯坦对互联互通项目的风险投资》报告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将在巴基斯坦建设并升级基础设施，这有助于改善巴基斯坦的连通性和流动性。中巴经济走廊将为巴基斯坦提供提升其战略和经济地位的绝佳机会。交通连接项目和经济发展风投项目预计将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瓜达尔港到喀什的公路/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瓜达尔港到喀什的走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够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路线和陆上路线”，“中巴经济走廊的成功建设可能将把巴基斯坦变成一个区域性的贸易和投资中心……中巴经济走廊将使巴基斯坦所有省份和地区都能获益，，尤其是不发达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形成一条便捷、运输成本低的贸易投资路线，这条贸易投资路线将连接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和非洲地区”，“基于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共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可能会提早成功。这将为中国提供使用温水深海港口进行运输的最短路径，也将缓和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并降低发生区域冲突的可能性”。报告在结论中指出，“尽管许多区域大国和世界强国都采取了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政策，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仍在持续增强。在亚洲，中国正在通过其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扩大影响力，而实现有关区域连通和加强贸易往来的愿景最终会帮助中国成为另一个‘欧洲和美国’。巴基斯坦已经准备好实施区域交通连接项目，为此它应该继续巩固相关的政治共识，并在国内各地区增强人民法治观念，维持良好秩序”。

    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大国，土耳其近年来采取的“东向政策”，恰恰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谋而合。因此，土耳其政府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抱有强烈兴趣，同时中国对土耳其可能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发挥的作用也给予很高期望。土耳其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发表的《丝绸之路（陆上互通）在亚洲的复兴》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举措来恢复北方丝绸之路，这些举措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同时，为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该智库建议“可以考虑通过南亚四大经济走廊来提高区域连通性，分别是：（1）加尔各答-加德满都-拉萨-昆明-东盟；（2）加尔各答-加德满都-拉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3）德里-加德满都-拉萨-昆明-东盟；（4）德里-加德满都-拉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并认为“这些走廊将带来双赢的局面”。另外一家智库安卡拉智库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发表的《丝绸之路计划与改善中土关系的机遇》报告认为，“土耳其的‘现代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能为土耳其和中国带来巨大的机遇”，“从土耳其、中国以及该区域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仅是一个有所回报的项目，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丝路沿线国家提供大量的机遇，因为该计划能够使这些国家团结起来，并利用各自的优势以规避严重的风险。就这一层面而言，在该计划的框架之下，中亚地区的所有国家聚焦于合作领域，并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立即把它们的共同愿景付诸实践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关注比其他国家多了一个视角。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院在《中国的区域愿景聚集发展动力》报告中认为，“习近平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建立更大更具有包容性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并将在中国的‘亚太梦想’这一大背景下来完成该计划”，“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设想，也与其他经济和贸易协定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习近平主席将其提出就表明一个事实：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所有这些倡议的推进不仅需要花费时间成本，而且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将亚太地区连接起来，并且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无论有没有‘亚太自由贸易区’，中国都计划且有实力完成这些举措。二十国集团针对的是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亚洲正在寻求新的引擎来保持自身的经济增长势头。有些国家愿意让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老大，而许多国家虽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正日渐成为经济中心”。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它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提议”，“这一举措不仅仅是对美国战略调整或战略改变的回应。可以说，这一举措是中国外交政策界的共识，北京现在需要从‘低姿态’国际战略转为积极争取更多成就的战略。中国外交政策精英们已经开始寻找一种更宏大的战略，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地位”，报告认为，“北京在认真地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但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邻国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很矛盾……无论如何，它们应该敦促中国公开“一带一路”项目实施的相关细节”。该智库发表的《中国雄心勃勃的“丝绸之路”计划面临阻力》报告，承认“对于许多沿线国家而言，中国的雄心可以给它们带来可喜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价值1400多亿美元的计划在沿线国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战争、领土争端和国内动乱”。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援引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的话，指出，“中国提议建设通过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这能够带来区域繁荣，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在东南亚研究院举办的论坛上，杨荣文先生表示，该地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会因对小岛、珊瑚礁和海底矿藏权益的争论而得到发展还是会因该地区贸易往来的加强而得到发展”？“杨荣文先生敦促东盟成员国去认识这些计划可能带来的空前繁荣的潜力，而不是只将注意力放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如果认识到该海域的这个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就能够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一切相关事务。这时，如果我们再回顾过去，就会发现有关南海问题的那些争论是多么的愚蠢”。

    在中俄关系持续发展并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有可能打造出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合作的样板，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数十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在《丝绸之路项目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利益》报告中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项目，目的是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它是一个有助于区域国家之间发展密切的全面关系（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关系）的项目，而不仅仅获得一些具体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像一个概念，而非有着具体目标和路线图的行动计划。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融入更多的能源合作、创新和灵活操作的意识，以及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态度。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新项目已不再局限于中亚，并试图扩大到南亚、东亚和欧亚大陆”，“‘丝绸之路’项目可能会促进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也可能会加剧它们之间的竞争。结果取决于中国和俄罗斯将如何相处。作为一个战略伙伴，中国正努力与俄罗斯保持合作关系……中国此项目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合作的自然欲望，而不是把俄罗斯挤出中亚。对于中国来说，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理想关系是与俄罗斯共同努力，或在合作的氛围中各自开展工作”，“中亚各国将积极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因为它们没有理由拒绝合作”。

    该智库的《俄转向东方：结果和目标》报告指出，“经过多年的辩论和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俄罗斯于2014年年底决定构建一个制度框架，以实现其在远东地区的新发展模式，建议创建快速发展区，并将旨在增加对亚太地区出口的投资项目放在优先位置”，“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必须成为经济自由区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参考的典范，俄政府必须解除对任何投资项目（除了对国防起关键作用的项目）正式或非正式的限制，腐败行为必须根除”，“俄政府在远东地区和整个西伯利亚要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观，并密切配合由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中亚国家制订的经济发展计划以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俄罗斯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机会和其在亚洲的经济增长优势。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将出现在欧亚大陆中部、中国西部、哈萨克斯坦和伊朗等地”。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发表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报告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仅是一个过境运输计划，它还是一个有关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贸易与服务的发展。该计划能够为整个欧亚中心建立稳定的环境，也能激发该地区的所有潜能”。报告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可能开启一个欧亚大陆中部联合发展区域，而此联合发展区域的一体化水平接近欧盟的一体化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能够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一体化发展进程提供新的推动力”，“该计划将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会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带来更多的货物流通机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应该联合起来努力吸引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俄罗斯与中国：迈向光明未来？》报告认为，“俄中关系在世界政治中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中国发起了‘丝绸之路’计划，连接了两大区域——伟大的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济发展纽带。这是中国为其进一步发展设定的目标，至少是在该区域的目标……该计划提供了新的机遇、贷款以及更多的劳动力。换句话说，该计划能为该地区提供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未来，这一联合区必定能够大大改善欧亚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态势，并缓解该地区的社会紧张局势，这有助于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对于俄罗斯而言，该计划一方面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同时也为其带来挑战”，“我们看到新的计划，而且这些新计划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由于我们“浓厚”的官僚作风，实施这些计划理论上会存在失败的风险。但是，我认为中国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

    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发表的《中国提议的丝绸之路：中亚的问题和优先事项》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SREB）涉及40多个亚洲以及欧洲国家，而且中亚是此经济带的中心地带……只有更好地了解中亚地区的政治以及经济状况，‘丝绸之路经济带’才可能取得成功”，“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中亚贸易和投资的规模显著增长，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现在称中亚是中国的后院，俄罗斯已经失去统治地位，还为时过早。事实上，俄罗斯仍占主导地位，中国还没有能力主导整个中亚的发展方向。在中亚，俄罗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享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报告建议“中国应采用双边合作的方式来与各国合作。最好先把小项目建设成功，并在以后寻找机会把‘点’连接起来，而不是把重点放在那些需要多国参与的大项目上。俄罗斯的利益需要得到满足……俄罗斯一定会关注中国扩大在中亚的存在的行为。不要过多期望俄罗斯会在中亚支持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但是，满足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需求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在加强经济关系方面，应该努力调整中亚国家和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以建立一个区域供应链，从而避免直接竞争。此外，能源领域的合作仍将是此项目的重点，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农业的联系也应优先考虑。不像能源投资，其主要受益的往往是中亚精英，而农业合作有可能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帮助解决国家之间水纠纷问题，并且解决持续加重的粮食安全问题”。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马来西亚、南非、阿富汗、日本、文莱、菲律宾等国智库的一些研究报告摘要，其观点对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均具正反参阅价值。但限于篇幅，笔者不再逐一进行辑录点评，敬请读者见谅。

    撰序至此，本应收笔。偶翻闲书，又看到诸葛孔明在《机势》中指出，要取得胜利，“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23]大体意思是，获胜有三条规律可循：一是在事务的变化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战机，二是在形势的变化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战机，三是在士气的变化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战机。如果不能把握事物变化中转瞬即逝的战机，是不睿智的；如果不能抓住形势变化中稍纵即逝的战机，是不明智的；如果不能发现士气变化中带来的战机，是不称职的。看到孔明先生的这段话，笔者又有一些感慨，认为它对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者，对关注蝴蝶翅膀扇动者来说，很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涉及60多个形势、国情、民意迥异的国家，要落实好每个项目，势必是一场场硬仗，需要智库关注“事、势、情”，发现并建议抓好每个战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会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和平与发展，但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善良的举措也可能“动了别人的奶酪”，这同样需要智库密切关注当事者之“事、势、情”，并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在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方面，在化挑战为机遇、化干戈为玉帛方面，在化繁为简、化敌为友方面等，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贡献智库应有的“脑值”。

    曾国藩曾说，“军事有先一著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据之，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著而胜者，待敌有变，乃起而应之，此必胜之道也”[24]。智库的“脑值”，当既在“先一著”的战术方面有作为，更在“最后一著”的战略决策方面下功夫。因此，关注“事、势、情”，当从大处着眼，于细微处着手。“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25]孔明关于细微的论述，与“蝴蝶效应”的道理完全一致，但又比“蝴蝶效应”高了两重境界：一是只要善于捕捉细微，则能达到“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之功效，从而随心所欲而立于不败之地；二是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走出拘泥僵化之老路，形成“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生，不足以为听”的战略定力。

    对于这几重境界，笔者愿与同行们共勉共践之，并努力实现之。老实说，虽殚精竭虑，但本卷书只勉强有了第一重境界的味道，故名为《蝴蝶的翅膀》。我们将继续努力追求第二重境界，并在今后的各卷中尽量体现。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第一重境界中，本书也仅仅是我们加强全球涉华智库研究的又一次尝试和探索。由于缺乏经验和积累，对“蝴蝶”种类的选择和“蝴蝶”振翅频谐的确定上，我们未必都做到了权威和正确，希望读者和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使《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不断完善。

    信笔至此，特意鸣谢如下：感谢景峰同志带领的工作团队，他们以顽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完成了所有前期翻译和初步译校工作。感谢本书系的顾问陆忠伟先生、编委会主任丁奎淞和各位编委们，正因为这些前辈、领导和朋友们的厚爱和期望，我们才得以在困境中坚持走下去。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祝得彬主任和仇扬、王小艳编辑，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该书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面世，也正是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才保证了本书系的国家级水平，在此谨向他们高质量的专业水准和孜孜敬业精神致敬。

    本卷定稿之时，正值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完美礼成。坐在观礼台上，亲耳听到习近平主席喊出的“人民必胜！”宣言，感到这句话仿佛电流一样触动每个细胞，激起了沉睡心底多年的那份情愫。这句充满激情的深刻而朴实的话，能让世界动容，让天地开颜，让人民感动，也令笔者不忍搁笔。借片纸之隅，笔者吁有关国家能真正明白“9·3阅兵式”体现之强烈和平信号，并愿国际社会永秉以史为鉴、珍爱和平之理念，永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愿景，让世界永沐和平之阳光。

    笔随思行、敲字为文，闲墨为序、姑表梦心。以此向为缔造世界和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生命的先烈们致敬！向致力于践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先行者们致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王灵桂

    2015年9月4日丑时 于香山麓听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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