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球是马术与球类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的兴起必然在马术和球类运动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我们认为马球运动出现于汉代，这与马球运动产生的最基本条件——汉代兴盛的马术和球类运动是相吻合的。在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集聚地的西北地区，是牧马活动比较兴盛的一个地区，而考古资料中最早的马球实物资料也首先发现于这一带。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中，发现了一件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根据报告的描述，这一球形实物“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直径5.5厘米”。原报告称其为蹴鞠，并认为是当时军队中“随军子女之玩具”。在甘肃省的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也展有一件这样的球形实物，其形制、结构与该球形物基本相同。有的学者根据其大小、结构，结合文献的记载，认为这是一件当时打马球活动中所用的马球用具。这为我们提供了马球活动出现于西北地区的较早的有力证据。汉魏时期的马球运动，由于刚刚兴起不久，因而流行范围并不广泛，只是作为一种游艺性的活动在宫中和民间开展。如曹植《名都篇》中有关“京洛少年”于郊外“击鞠”的描述和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当时风俗时说的“寒食为打球、秋千、藏钩之戏”等，至于其他方面的马球活动，并未见记载。
我国古代马球活动真正盛行的时期是唐五代时期。如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的打马球壁画，其全图高130—240厘米，宽600厘米，画面以众多的人物、宽阔的背景完整地再现了当时马球竞技活动的盛况。整幅壁画保存有参与击球的人物二十余人，皆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头，手执偃月形球杖，身骑奔马，做出各种竞争击球的姿态。画面构图疏密有致，动中有静，有较强的节奏感、运动感，充分体现了唐代马球活动较为完整的形态。此外，还有发现这一时期的马球俑，描绘当时马球活动的铜镜等等，均是当时马球活动盛况的真实反映。不过从这些文物资料来看，打马球者装束多为官宦打扮，再加上1956年于长安城唐大明宫含光殿发现的记载修建马球场的石志，说明马球运动在宫廷和贵族阶层有着广泛的拥护者和参与者。据文献记载，唐代的皇帝唐中宗、唐玄宗、唐穆宗、唐敬宗、唐宣宗、唐僖宗、唐昭宗等也都是马球运动的提倡者和积极参与者。可以说，马球运动在唐代应该是一种贵族性的运动，而且从发现的有关文物资料的分布看，这种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军中也极为流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昌盛时代，其对外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高潮。而马球运动的对外传播也成为这一时期马球运动的时代内容之一。在当时的文献中，相邻国家如高丽、日本等国都有盛行马球运动和与唐王朝进行马球竞技的描述，他们受到唐代盛行的马球运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唐代马球运动流行范围，主要限于上层社会。上自皇帝，下及贵族官僚、诸军将士、文人学子、富家少年，多迷恋之。球场几乎遍布宫城禁苑、显贵宅第、诸道都邑和军队驻地。马球竞赛司空见惯，其盛况在中国古代堪称空前绝后。为什么唐代马球运动流行的范围只囿于上层社会呢？依据社会心理学原理，大凡时尚的流行，皆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以社会的相对富裕和相对闲暇为基本前提。唐代马球运动的流行同样也不例外，而且实际上对经济条件的要求，更远远高于当时其他的体育项目；其所需器材、场地设备，诸如球、球杖、球场、骏马乃至球衣、马具等等，不仅要求质量优良，并且消耗量还很大。以球场和骏马为例，球场为马球运动专用场地，须宽广、平坦、坚实、洁净，三面围以矮墙，一面建有观礼台。唐人诗赋有云：“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诸如此类生动形象的描写，足以证明唐代马球场规格标准之高，工程耗费之巨。再看马球运动所需要的骏马。数量众多且品种优良、训练有素的骏马，是马球运动必备的主要条件。这些骏马必须膘肥体壮，奔跑速度快，反应灵敏，耐力强，要像唐代文献里所描写的那样，能在宽广的球场上“东西驱突，风回电激”“迅若流电”。而另一方面，即使是骏马良骥，在长时间的激烈比赛中，也难保不发生运动事故，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中也承认“马或奔逸，时致伤毙”的事实，并且援引同时代人刘钢的话说：“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据此可知，马球运动不但对骏马质量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时又对骏马的数量提出很高的要求。故而唐人有所谓“宛驹骥骏”“善价千金未可论”之说。
上述仅以球场和骏马为例，已见马球运动是一种高标准、高消费的体育项目；其赖以流行的基本前提条件，必须一是社会经济的相应发达，二是时尚的“领潮者”与“赶潮者”的相对富裕和闲暇。考察唐代社会发展的状况，可以说这两项基本的前提条件均已具备。先就前者而言，唐代社会经济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养马业，都呈现出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手工业部门以其达到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能满足马球运动对场地、器材、服装的高质量的巨大需求。尤其是当时异常发达的公、私养马业，有所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美誉，更构成了马球运动赖以流行的至关重要的物质保证。这充分表明，唐代社会发达的封建经济，已为马球运动的流行奠定了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
再以后者而论。毫无疑问，上述唐代丰饶的物质条件，还只是针对社会财富的总和而言的；实际上，这些财富在社会上，是以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而分别占有的形态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社会上各种物质需求不同的体育运动所能流行的范围，其实又是与不同的社会成员、阶级或阶层所分别占有财富的真实状况密切相关的。唐代作为一个封建社会，其社会财富的“分配”所造成的结果，依然是贫富悬殊的基本格局。分别生活于唐代前、后期的著名官员李峤、李翱曾先后明确指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灾，则农夫先受其害。”另一方面，又如天宝十一载（752年）唐玄宗的诏令所披露的那样：“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田庄，恣行吞并，莫惧章程。”两相对照，唐代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贫富悬殊的状况足可略见一斑。因此不言而喻，纵然是在封建经济繁荣发达的唐代，面对马球运动这样高标准、高消费的体育项目，“贫弱”的广大民众（即下层社会）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唯有“广占良田”、富裕且有闲的“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上层社会），才有能力趋之若鹜。我们认为，唐代马球运动之所以始终流行于上层社会，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马球运动流行的周期问题。纵向考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唐代到五代十国，再到宋代之后，马球运动经历了一个由盛渐衰的周期过程；其中在唐代，马球运动则历经了缓慢兴起、初步发展、蓬勃发展三个阶段。关于这三个阶段的概况，《唐代的马球运动》一文已经作过论述，并谓之“兴起、发展和再发展三个阶段”。本文为了对马球运动流行的周期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仍须先依次对相关史实作一番简单的交代。人所共知，马球运动是在唐初由“西蕃人”（唐人所谓“西蕃”，相当于今新疆、西藏以至中亚部分地区）传入京师长安的；经唐太宗（627—649年在位）钦准，首先在宫中兴起。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太宗又“焚此球以自诫”，从而令刚刚兴起的马球运动受挫，历高、武之世（650—704年），一直步履蹒跚。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马球运动在中国缓慢兴起的阶段。迨至唐中宗时期（705—710年），由于皇帝的喜好，缓慢兴起的马球运动开始在宫廷和京城一些显贵中间形成热潮。《封氏闻见记》卷六生动地记述了一次由中宗亲自主持的马球比赛。先是按原定计划，由皇家专业马球队进行表演赛；之后，又应吐蕃迎亲使团的请求，临时举行了两场对抗赛。参赛双方，一为皇家马球队，一为吐蕃马球队。前者先后上场的，分别是宫廷专业球手和皇亲国戚业余球手，与吐蕃迎亲使团球手交锋，先负后胜。这段著名史料无疑反映出其时马球运动已在宫廷和部分显贵中热烈开展的事实。以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为首的皇亲国戚四人，竞勇克吐蕃队十人，史言“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充分显示出京中显贵们训练有素的精湛球技。另有文献记载，是时，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甚至还不惜造价，首创用“油洒地以筑球场院”的新工艺。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故而史称“上（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这一结论实则表明，自唐中宗时代起，马球运动业已进入初步发展的阶段。这种初步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7年）之前。而后，经玄宗钦定，马球运动又进一步从京师宫禁推向各地军营，其势愈炽，乃至风靡全国。据唐人阎宽《温汤御球赋》记载，天宝六载十月，唐玄宗在华清宫隆重举行了一场精彩的马球比赛。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球赛之前，玄宗居然还以诏令的形式，公开倡导将马球运动作为一种“用兵之技”，向全国示范推广。赋曰：“越三日，下明诏：伊蹴鞠之戏者（引者注：“蹴鞠”应为“击鞠”之误，实指马球运动），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于是，马球运动迅速风行于全国诸军兵营，历经盛唐、中唐、晚唐，一直成为“军中常戏”；与此同时，马球运动也依旧是达官显贵们最热衷的时尚，就连各地一些文人学子也不免受这股马球流行风的影响（当然，文人学子大多只能利用上层显宦或军队的公、私骏马和球场进行练习或比赛）；其风气之盛，居然还激发了下层大众观赏马球的兴趣，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这里也不妨略举两例：一是在唐德宗时期（780—805年），时任徐泗节度使幕僚的韩愈，曾观看过由节帅张建封率领将士们所进行的一场马球比赛。赛毕，韩愈赋诗一首，略曰：“……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霹雳应手神珠驰。……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诗中既生动地描写了军中马球比赛的激烈、精彩、惊险的壮观场面，同时又逼真地反映了球场四周大量的士兵及观众情绪上热烈共鸣的现象。这是军中“马球热”的一个例子。唐代中后期，每年春季科举及第的新进士们，都要到长安游览胜地曲江池畔的月灯阁球场，举行盛大的马球比赛。其中也不乏打球高手，所谓“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居然令神策军的某些专业球手也甘拜下风。文献记载，届时“四面看栅栉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纵观焉”；而当球赛出现精彩的场面时，则“（月灯）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显然，这个例子不但是唐代中后期文人学子热爱马球运动的一个缩影，而且还生动地揭示出一般社会大众对观赏球赛的浓厚兴趣。以上事实说明，自盛唐时期的天宝六载以来，经中唐迄于晚唐（747—907年），堪称马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
马球在唐朝盛极一时，并且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李唐王朝最终灭亡了，但是马球却没有随着李氏家族一起埋进坟墓，而是继续着自身的传承和发展。《新五代史》记载：梁太祖即位，封镠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客有劝镠拒梁命者，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太祖尝问吴越进奏吏曰：“钱镠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赐之。这段文字虽没有详细记录五代时打马球的情景，却足以证明五代时期马球运动得到了继承，并且依然是皇室贵族们所喜爱的运动。
宋代是蹴鞠非常兴盛的时期，但马球并没有消失。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有：“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栏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韀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球子，如缀球子方附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变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生动地描写了北宋都城马球表演的情况，并且表明了当时已有“大打”和“小打”的区别。《宋史·礼志》也详细记录了宋代打马球的情况：“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阁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下服异色绣衣，左朋黄襕，右朋紫襕。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东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攂鼓。将及门，爱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即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其中“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说明宋代不但继承了唐朝时期的马球运动，而且还针对唐朝马球仪式比较随意的弊端进行了改进和规范。
同时，马球也在与宋代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得到了继承。而且，由于辽、金的建立者契丹、女真原本就是马上民族，所以马球在辽和金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辽史》记载：“庚寅，如应州击鞠。丁酉，汉遣使进毬衣及马。”可见，马球存在于辽国，甚至成为了辽宋交流，大宋向大辽求和的手段之一。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马球运动在辽国受到了限制。由于打马球是练兵的好方法，辽国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曾经禁止过民间的马球活动。可是由于辽国皇帝自己喜欢和练兵的需要，又多次解禁。《辽史》卷十九记载：“夏四月，诏罢修鸭渌江浮梁及汉兵屯戍之役。又以东京留守萧撒八言，驰东京击鞠之禁。夏四月辛亥朔，禁五京隶击鞠。”《辽史》卷八十记载：“时上击鞠无度，上书谏曰：‘……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球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窃以君臣同戏，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负此喜，一不宜。跃马挥杖，纵横驰骛，不顾上下之分，争先取胜，失人臣之礼，二不宜。轻万乘之尊，图一时之乐，万一有衔勒之失，其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倘陛下不以臣言为迂，少赐省览，天下之福，群臣之愿也’。”《辽史》卷八十一：“重熙七年，为东京留守。时禁渤海人击球，孝忠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马球在辽国的上层社会中还是深受喜爱的，但是由于打马球可能会导致民间私自练兵，进而威胁到统治，所以曾多次被禁止。金朝的马球运动是从辽国继承来的。《金史》卷三十五记载金国皇帝拜天仪式：“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无、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声，中无于内殿，重九于都城之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声乐亭南。皇帝靴袍乘辇，宣徽使前导，自球声南门入，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诣褥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抛盏毕，又再拜。饮福酒，跪饮毕，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导引。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变辽俗也，金因尚之。”除沿袭旧制外，金朝马球的一大特色是出现了单球门的比赛方式。
元代的马球运动相比宋代，应该说有所推进。在元朝尚未建国之时，马球已成为蒙古贵族的一项重要的娱乐项目，深受蒙古人喜爱并广泛流行。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南宋曾遣使赵珙到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赵珙回国后所写的一篇报告记载：“如彼击鞠，止是二十来骑，不肯多用马者，亦恶其哄闹也。击罢，遣介来请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球，如何不来？’答曰：‘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乃曰：‘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球，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如何又要人来请唤。’因大笑而罚大杯……”从此文可见蒙古人是将马球与宴饮、围猎等同重视。元建国后马球运动仍很兴盛，元末成书的《析津志》中说：“击球者，今（金）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能击球者……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马走如飞，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此文明确指出元朝的马球出现了皮制球，且球杖藤制与宋辽不同。元代其他有关王公贵族及军中马球的记述也较多，元曲中关于马球的也不少，诸如“闲家日逐小公侯，蓝棒相随觅打球”“……东园击球夸意气，西街走马扬飞尘”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马球在元代各阶层开展的状况。
历史发展到明朝，马球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但明初时承袭辽金元的传统，马球在体育运动中尚有一席之地，但规模已无往日之宏大，明初时任王府纪善的管时敏曾写过一首叫作《题蔡将军春击球图》的诗：“……诸王阅武出东华，打球又是常年约。……虎士严屯千屯兵，球场千步平如削。彩门远处放球来，万夫马上俱欢跃，半轮缺月地中生，一点流星天际落……等闲一击过球门，四面腾声总惊愕……”从诗中可以看到明初分封的诸王按“常年约”都要举行打马球活动。球场广至千步，平整如削，万夫欢跃，说明了当时宏大的气势，此外，永乐时有击球射柳之制，明成祖朱棣亲定每年端午节打马球的礼制，并三次亲临东苑观看群臣打马球。有了这种形成定制的大型马球活动，有了统治阶级的倡导，明初其他阶层的马球仍有所开展，但同武术、摔跤等体育项目相比，马球运动已逐步萎缩。至明中叶以后，虽然史料更加丰富，有关马球运动的记载却日渐减少，从而也间接说明马球运动在明朝中后期已不是一项比较普及的体育项目了。
清朝入关后，一则由于八旗兵重视行围狩猎训练骑兵，轻视马球，二则清初禁止人民养马，使马球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在中原地区马球运动在明末萎缩萧条的状况下，更受冷落，基本绝迹。有些学者根据明清两朝马球衰落的情况，断言马球运动在明朝中叶或清代中叶衰落，此言恐有所偏颇。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正如研究马球起源于吐蕃也应认为发源于中国一样，研究马球的衰亡也应考虑到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马球运动虽然在明清时的中原地区基本衰落，但在地处祖国北方的蒙族地区仍很盛行，并同赛马、射箭、搏克一样成为蒙族人民喜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蒙古族打马球的风尚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新中国成立。解放以后，内蒙古自治区组建了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马术队，在内蒙古自治区马术队中就保留有马球队，除日常的训练外，文革以前曾经组织过多次正式的比赛或表演赛，比较著名的有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运动会上，曾经举行过马球表演赛，地点在乌兰浩特。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上，由内蒙古自治区马球队同昭乌达盟（现赤峰市）马球队在呼和浩特进行了正式比赛，自治区队获胜。1959年全国马术比赛中，由内蒙古自治区队同内蒙古军区队在呼和浩特进行马球比赛，自治区队获胜。直到文革开始，自治区马术队解散后，马球这项运动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据曾经担任过1957年昭盟马球队领队的乔建立及毛凤岗等老体育工作者的回忆，当年的马球比赛每队出场队员为五人，每人两匹马，比赛时换马不换人，比赛场地每边端线中央以两根十几厘米的木桩为门，上缚彩带，门距十米左右，上无横梁。以击球入门为得分。球为硬木涂胶，比拳头略大，呈红色，球杆杆头为硬木制，圆型，颇似现在的门球棍，但杆柄不是穿于杆头中央，而是偏后一些，且形成与冰球拍相仿的角度。杆柄为藤制，柄尾穿皮绳套于手以防脱落。马球运动员穿紧袖上衣，灯笼裤，蒙族马靴。所骑马匹都是骑手自备，且均经过专门的马球训练，马鞍均为软质矮鞍，马尾用绸布结成球状。场上裁判亦骑马以旗示或笛声控制比赛。还制定有详细的规则。据当年亲临观看过的老同志介绍，场上竞争十分激烈，运动负荷非其他项目可比，马匹在场上奔跑如飞，速度极快，且急停，变向乃至卧倒变化频繁，无论对人还是对马来说都要求有充沛的体力和较高的灵敏性，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娱乐性和一定的危险性，对选手的骑术及击球手法要求很高，也具有很大的欣赏性。文革后虽然内蒙古马术队得以恢复，但马球这项运动却未受重视，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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