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天清晨，我正在抚顺市区浑河岸边闲步。河水清且涟漪，照鉴着我的颀长的身影，吹面不寒的清风，温煦而湿润，轻轻地梳理着鬓发，令人感到神凝气爽。净洁的青空，像刚刚擦拭过的，又高又远，不现一丝…云迹。
我忽然发现，初起的朝阳和渐落的晓月，同时出现在左右的天边。而笔直的河流竟像是一条长长的扁担，挑着这一为鲜红、一为玉白的两个滚圆的球体，悠然向西流去。霎时，我被这奇异的景观惊呆了。
联想到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艰难缔造，创业开基，军威赫赫，战胜攻取；随之，他的继承者挥麾出关，中原跃马，实现中华一统；外御强敌，拓土开疆，奠定现当代中国版图的牢固基础。可是，到了晚清之世，包羞忍辱，受尽欺凌，最后竟至傀儡登场，卖国求荣，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不禁百感中来，兴怀无限，遂口占七绝四首：
浑河今古浪翻新，悲笑兴亡照影频。东上朝阳西下月，一般光景有升沉。
十三遗甲困龙伸，星火燎原势若神。
六合乾坤如电扫，兴勃亡忽果何因？
八荒同轨谈何易，寸草为标虑亦深。讨债跟踪还债者，拓疆卖国一家人。
兴王祖迹久成尘，谁记当年万苦辛？鼠尾龙头堪浩叹，英雄自古少传人！
二
抚顺及浑河流域，不仅是满族与大清王朝的发祥地，龙兴所系，王气所锺，而且，也是他们的先祖，以及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开国帝王的夜台长眠之地。终清之世，此间都是人们最为向往的神圣区域。顺治帝曾发布东巡祭祖的圣谕，说是“自登极以来，眷怀陵寝，辄思展谒”。由于他盛年早夭，未克所愿，遂由他的儿子康熙帝予以践履，先后进行三次东巡，通过谒陵祭祖，追远思源，炫耀成功，光大祖业。这个先例一开，东巡祭祖活动，在尔后的几代帝王中遂成定例，其中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两次，道光帝一次。实际上，雍正帝也曾参加过谒陵祭祖活动，那是在康熙三十七年第三次东巡时随同前往的。
这些皇帝到达抚顺等地之后，览古兴怀，都曾留下诗篇，以记其盛。康熙第三次东巡，到达兴京（今抚顺新宾）时，曾题五言律诗一首：
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潆洄千曲水，盘叠百重山。瞻拜陵园肃，凝思大业艰。茏葱松柏茂，瑞鸟满林间。
彩云缭绕的兴京，是大清王业肇基勃兴之地，地处浑河、苏子河上游，周围有烟筒山、启运山环绕，苍松翠柏，葱葱郁郁，蔚为壮观。这里埋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远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是为永陵。瞻仰、肃拜中，先祖披荆斩棘、历险克艰的精神，叱咤风云的气概，创业垂统的煌煌盛业，令人缅怀无尽。
作为随从的皇子，雍正帝当时也写了两首五律，题为“侍从兴京谒陵”，其二曰：
龙兴基景命，王气结瑶岑。不睹艰难迹，安知启佑心。山河陵寝壮，弓剑岁时深。盛典叨陪从，威仪百尔钦。
诗句典雅、谨严，作为追步皇父的唱和之作，非常得体。首联从前诗的“兴王地”中衍生“龙兴”、“景命”，王气所锺的话题；颔联展扩前诗“大业艰”之意；颈联一写陵园依山面河，气势雄壮，一写“马上得天下”的岁时久远；结尾，颂扬这次东巡盛典。
康熙帝与乾隆帝祖孙二人，相隔半个世纪，都曾在东巡期间凭吊过萨尔浒古战场，并各题七绝一首：
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鉞麾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
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鉞振军锋。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两首诗都是歌颂努尔哈赤的。诗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爷爷的诗重在开辟，万里横行，所向无敌；孙儿的诗作于守成之际，强调勿忘创业维艰。“城成龙跃”，指铁背山城。“早定辽”，指萨尔浒一战扭转了辽东战场大明与后金发展的大势。乾隆的诗前有小序：“太祖高皇帝以五百人破明数十万众，实王业之基也。”萨尔浒之役，后金首战告捷，明总兵杜松…战死。
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诗，贯穿一条共同的思想红线，就是通过缅怀兴王故迹，颂扬先祖丰功盛烈，表达永志不忘创业艰辛的奋斗精神。
可是，到了后来，这种昂扬奋发的精神，这个为子孙后世所经常夸耀的传统，却渐渐地被丢弃得一干二净。
三
如果说，这种成于斯也败于斯的现象，纯属历史的巧合，或者称之为偶然性，那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兴废特征，则是带有规律性的。
这里面有个典故，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
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这是鲁国大夫臧文仲的话。大意是，宋国将要兴盛起来吧！因为当年的大禹王和商汤王都是以身作则，反求诸己，所以，他们的国家能够很快就强盛起来。而夏桀王和殷纣王总是归罪于别人，他们的国家就很快灭亡了。
后来，在抗战时期，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主席交谈，在论及历史上政事兴衰时，引用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成语，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周期率”提出来。
“兴勃亡忽”，或者说“龙头鼠尾”现象，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确是屡见不鲜。所有的封建王朝，无一例外地都在绕这个圈子，有的圈子大，有的圈子小，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最后，九九归一，都没有逃出这个铁律。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指出：
羽……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这是就楚霸王自身而言。那么，作为整个一个王朝，又如何呢？
就说有清一代吧。经过太祖、太宗父子两代六十年的苦心经营，费煞移山气力，南征北战，创业垂统，奠定下二百九十六年的鸿基伟业；而到了光、宣末世，就如同李鸿章所形容的，清王朝简直就是一个纸糊的破屋，表面看上去，还算完整。可是，风一鼓荡，到处都出窟窿，糊不胜糊，堵不胜堵，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同样反映了这种“兴勃亡忽”、“龙头鼠尾”的规律性现象。
当然，这里的为“勃”为“忽”，大抵是以“势”而言。京剧《霸王别姬》中，虞姬有一句唱词：“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古代文人也常用“不旋踵间”来状写成败兴亡的疾速，这不过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实际上，国家的兴衰成败，犹如人的生老病死，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渐进的过程。清王朝从努尔哈赤崛起于抚顺地区的穷乡僻壤赫图阿拉，中经萨尔浒、辽阳、沈阳三次建都迁都，最后定鼎北京，中华一统，前后经过六十余年；而从鸦片战争前后呈现国运倾颓之势，到最后完全垮台，仍然维持了七十几度春秋。
再者，人的晚年疾病，尤其是内科慢性疾病，往往种因于中年时期。同样，研索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比如清朝——的衰亡肇因，也应求源溯本，关照全局，要追溯到尚处于盛世的中、前期。择其荦荦大端，这里只谈一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的蓬勃发展，乾隆皇帝却狂妄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锁国，拒绝开放，视西方先进科学为异端邪说，使中国失去了转轨并与西方对接的历史机遇；而政治、思想的极端专制，更扼杀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萌芽，使新的启蒙运动无法形成，从而直接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发展；洎乎末季，由于不能因应形势变化，迅速而决绝地推进社会变革，遂使这个老大帝国一败涂地。
这么说，绝不意味着那些阴险的太后、孱弱的君主、昏愦的权臣，不应该对于晚清的衰亡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饱遭千秋唾骂。这里只是想说，如果抛开那些致命的“传统基因”于不顾，只从个别人身上寻找病原，尽管显得实际，也不能说不中肯，但终归是“舍本逐末”，不得要领。否则，不妨设想，假如最后换上一个颇有作为的君王来收拾残局，难道就能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垂死挣扎中的末世王朝吗？充其量，只能起到几支“强心剂”作用，使“一命呜呼”勉强延缓几日罢了。
四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叙述过一个“寸草为标”的故实：
在那些陈列品之间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寸草为标”。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留下来的一种家规的象征。这位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康熙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上万平方公里计。
这里体现了康熙皇帝作为一代英主，坚持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的光辉思想。
整个清代前期，“三祖一宗”（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和清太宗皇太极）一直坚定地奉行这一思想传统。他们以实现统一、巩固统一、发展统一为依归，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展开了长达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内平叛乱，外御强敌，经文纬武，拓土开疆，创立下中华一统的煌煌盛业，奠定下现当代中国版图的坚实基础。其中最堪称颂的就是这位康熙大帝。
在他统治的初期，南方有“三藩”割据，东南海上有郑氏政权占据台湾，西北边疆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制造民族分裂，东北部沙俄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入侵黑龙江流域。形势十分严峻。亲政之后，康熙帝首先除掉了鳌拜集团，实现了君主集权，这为铲除各种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创造了政治条件。
当时，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与中央对峙。特别是实力最为雄厚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向朝廷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来势十分凶猛。康熙帝坚决果断，且又调处有方，对强藩吴三桂坚决打击，对随同叛乱的耿、尚等人，实施抚剿兼用、分化瓦解的方针，并封赏、重用一批汉族将领，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取得了平叛全胜，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制止分裂、解决台湾郑氏政权长期割据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明代末年被荷兰人侵占，后来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大有功于中华民族；但他的子孙及其统治集团，却坚持割据，实质上是坚持分裂。他们仿琉球、朝鲜例，只称臣纳贡，同清朝保持藩属朝贡关系。在招抚政策行不通、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康熙帝圣裁独断，任命施琅大将军为福建水师提督，统率大军跨海出征，终于使台湾回归祖国。
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的频繁蠢动，康熙帝明确表态：“环黑龙江流域一水一溪，皆我领土，决不能允许沙俄侵占。”康熙二十二年，调兵永驻黑龙江，紧接着，又先后发起两次雅克萨反击战，将沙俄侵略者逐出中国领土。后来又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收复了黑龙江流域被俄占领的失地，并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随着条约的签订，战争也宣告终结，得以及早腾出手来解决噶尔丹叛乱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完成国家的统一。
“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清史稿·圣祖本纪》中对康熙大帝的评价，应该说是很确当的。
五
可是，到了晚清之世，包羞忍辱，受尽欺凌，最后竟到了“割地赔款年年有，卖国条约岁岁签”的地步。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在英国海军炮舰的威逼下，卑躬折节，屈辱投降，最后签订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开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之先河。
接着，又签了中英《虎门条约》；并分别同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紧接着，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于19世纪40年代后期，与中国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从此，天朝的大门被彻底打开，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自主权、司法主权和领海主权遭到了严重的侵犯。
到了咸丰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俄、中美、中英、中法签订了《天津条约》，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而狡猾的沙俄，三十多年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抵得上十个辽宁省那么大。
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之后，签订了《中法和约》。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丧失领土主权之重、损失权益之多、赔款数额之巨，打破了以往纪录，成为一次空前浩劫。紧接着，又与俄、德、法、英等签订了多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美国来晚了一步，不甘落后，便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由，谋取了在华实际的经济利益。最后，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劫掠，而躲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主使李鸿章等与十一国列强签订了卖国、屈辱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便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惨剧中，蒙受了空前的民族灾难。
那种情景，正像辛亥革命前出色的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写的：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痛只痛，甲午年，打下败阵：痛只痛，庚子年，惨遭杀伤。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痛只痛，法国兵，又到南方。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践；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面对着这种丧权失地的奇耻大辱，那些熟记康熙皇帝“寸草为标”的圣谕的帝胄皇孙们，又是如何作想呢？
史载，道光帝在批准了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他为自己打破了天朝帝国的领土的完整，久久愧怍于心，死前还下了“罪己诏”，遗命：死后不许配天、祔庙，不许立功德碑。可说是“羞恶之心”未泯，尚有天良发现。而到了他的儿子咸丰帝，虽也不愿与“夷使”同城居住，移居热河避暑山庄，终有避事、苟安之嫌。从他自号“且乐道人”，并终日酣嬉宴游、骄纵淫侈，就可见本质上是陈后主之辈的“全无心肝”者流。后继者更等而下之。到了慈禧太后，则对大清的国运如何全不在乎，只要能保住“垂帘听政”的大权，不管签订什么和约，割多少地，赔多少款，根本不作考虑。即此，对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汉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深义，也就可以洞悉底里了。至于末帝溥仪三度傀儡登场，最后竟沦为汉奸、卖国贼，就更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了”。
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龙头鼠尾”现象，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关于“还债者”与“讨债者”聚于一家，先后出场的论述。他说，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
在清代，崛起、开基时期的太祖、太宗、顺治皇帝，鼎盛时期的康、雍、乾三帝，都属于创业者，亦即“还债的”；而从道光帝以降，咸、同、光、宣四帝，则都是“讨债的”。努尔哈赤开基创业，直到二百九十多年之后，才出现溥仪这样“讨债者”，此亦大清不幸中之幸也。
从道光帝开始，整个晚清之季，这类“讨债者”，不知为什么竟一代压过一代，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那位道光帝的曾孙、末代皇帝溥仪，堪称此其尤者。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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