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8月23日中央党校三部支委会根据妈妈的申请发展她为中共党员，支委会给上级的报告中写到：四支通过其（白朗）入党，候补期一年。我们审查白朗同志的历史均无问题，她在党的周围参加了十多年群众、文艺活动。审干时组织上处理她的问题时，虽有一些错误，但她并无怨言，且积极要求入党，故我们批准四支干委会对白朗入党的决定。
妈妈入党的愿望早在30年代初期就萌发了。杨靖宇曾和爸爸谈到可以发展白朗入党，但爸爸考虑东北对敌斗争异常激烈、复杂，锻炼一段时间再说。未料想爸爸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们又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根本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可能。1941年妈妈到延安后申请入党并写了详细自传。当时“文抗”的党支部委员是丁玲和刘白羽，1942年春丁玲告诉她，因为整风开始，停止发展党员。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人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向“审干”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好同志鞠躬道歉。
9月15日，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地区设立中央局，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四分之一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旋即，爸爸、妈妈奉命带领一家老少回归阔别十载的故乡，参加那里的解放战争。北上途中爸爸是东北干部大队二支队副支书兼组织部部长。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心里永远装着老百姓，时刻不忘群众的疾苦。90年代，听殷白（当时他在山西基层工作）讲，从延安出发是陕西的老百姓送，过了黄河由山西负责。走到晋绥，当罗烽同志看到乡亲们用小毛驴不分昼夜轮流驮送干部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心情忧郁地说：“老百姓的负担太重，怎么能受得了！”下边工作的干部慷慨地说：“不怕，你们放心走，我们一定把你们一站一站送过去。到前方努力打仗！”从这件小事可以深刻体会到当年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是何等地水乳交融。有一次，夜行军走在山间小路上。妈妈不慎掉到山沟里，队伍走了很远才发现，大家赶紧循原路去搭救。妈妈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们沿着长城内外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穿过层层封锁线抵达辽宁西部。原来的目的地是沈阳，但此时我军已经撤出沈阳，只好转进八面城。一路上，他们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哪里。当年八面城房东儿子至今还记得罗烽送他的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从九一八到七七》，他就是从这三本书中认识了共产党并投身于革命的。
在八面城也是两进两出。1946年春节，第二次攻打四平时，他们向郑家屯前进，走了七天七夜。当时火车以豆饼为燃料，火车走不动，人就下车去推。一个月后，他们又向洮南推进，在洮南成立吉江军区。军区司令倪志亮，政委郭述申，政治宣传部部长王澜西，爸爸是副部长兼干部学校副校长。
洮南的鼠疫十分猖獗。在战乱年代兵器对生灵的涂炭固然可怕，而灾疫给生命造成的恐怖和摧残更是无法想象。活生生的一个人，只要被传染，不出几天就死了。在不长的时间里能使整个村子变成鬼村。在防鼠疫的任务中，爸爸身先士卒带头清理现场，掩埋尸体。在与国民党、政治土匪的激战中，他领着军区宣传部的同志抬担架，抢救伤员。他的突出表现受到军区嘉奖。
解放军三打四平，爸爸派妈妈带一名同志坐着闷罐车去四平接取印刷机、铅字、纸张等。这些物品一到，爸爸旋即成立《前进报》社，爸爸兼报社社长，妈妈具体负责报纸的编排。与此同时，爸爸还创建“前进文工团”。
4月，军区转战白城子。将那里的土匪消灭后，原拟进驻长春，情况突变，改去哈尔滨。
哈尔滨，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大直街，仍然是不知走过多少遍的石头道。松花江的江水依然像十年前那样幽深，迷人……然而，故乡给他们感触最多的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为了故乡的明天，为了创建新中国，他们还要付出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
爸爸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委文委书记，他喘息未定就着手整顿哈尔滨的文艺团体并筹备组织新机构。
不久，江南战事吃紧，大批干部北撤。在佳木斯成立合江省委，张闻天任省委书记。爸爸是宣传部副部长兼总支委，参加土改以及负责整顿中等学校，《合江日报》等文教、文化部门的工作。时间不长，工作就走入正轨。此时，在上无部长和其他副部长，下只有一位秘书的情况下，繁重的工作，终于把他累垮了。经张闻天批准回哈尔滨就医。稍愈，面请闻天同志归队搞创作。幸蒙允准，乃以《东北日报》战地记者名义去哈南前线。刚刚发表第一篇通讯《哈南前线纪行》，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电召爸爸回哈尔滨，委派新任务。
1946年底，爸爸任中苏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还兼任东北局文委常委，负责筹备成立“东北文协”。“文协”成立，爸爸任代主任。当时的东北，有明火执仗的敌人，也有放冷枪搞暗杀的特务，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就是此时被特务杀害的。
斗争是激烈的，形势是严峻的，在思想领域的争夺战更是举步维艰。在东北，几乎每一个艺术团体的诞生都倾注了爸爸的心血，这一阶段他主要改组、创建东北京剧团、东北评剧团、哈尔滨曲艺社、东北文协文工团等，同时抓戏剧改造工作，并且组织演员下工厂，下部队慰问演出，进而改造、提高“旧艺人”的思想水平。另外创办《东北文艺》月刊以及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新秧歌运动。
1947年春节，“东北文协”在哈尔滨范围内有组织，有领导地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把传统的纯娱乐性甚至掺杂大量封建迷信内容的旧秧歌组织成区与区，企业与企业，机关与机关，学校与学校之间有政治内容，亦有娱乐性的新秧歌大赛会和化装大游行。这一天虽然是北满零下将近四十度的严寒季节，而哈尔滨彩旗缤纷，锣鼓喧天，爆竹阵阵，万人空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其火红热烈情状空前。春节新秧歌运动以评比、授奖大会隆重结束。东北局、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也参加了授奖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在改造旧艺术、旧艺人和伪满文人的同时，为了占领哈市新文艺阵地，扩大社会主义宣传，爸爸曾向东宣部部长凯丰建议成立一个小型文工团。因战争时期经济困难，不能百废俱兴，建团未蒙批准。但是，他考虑当时哈尔滨是后方唯一的大城市，东北局所在地，又是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如无新的文艺队伍，只靠改造旧艺术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软弱无力的，收效甚微。因此他再度向凯丰同志请求，只要东北宣传部能批准50人的编制发给供给，至于文工团的事业经费可向东北京剧院挪借（当时东北京剧院已有大量盈余资金）。后经领导批准，东北地区第一个文工团诞生了。
东北文协文工团遵循主要为工（人）服务的方针，全体团员下工厂体验生活。建团之初创作《师徒之间》、《取长补短》等三四个小型话剧，并在哈市各工厂巡回演出。于此同时，在工厂组织了歌咏队，开展大唱革命歌曲的群众运动。文工团还创作和演出大型话剧《炼钢炉前》。上述那些剧本创作水准和舞台演出质量虽不很高，但它起了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16年殖民地奴隶文化的先锋作用。这个文工团也参加过“土改”斗争，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使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全体团员（只有团长张凡夫、副团长沙青是延安来的干部）受过深刻的阶级教育。
这个文工团也发生过不小的波折。在爸爸的动员下，文工团团员积极参加农村的“土改”斗争。由沙青带队去三肇地区（现在的大庆一带）。在肇东县，工作队与区长王锋在征购公粮的数量上发生分歧。工作队认为征公粮是应该的，但不能征过头。因为该地区是盐碱地，庄稼收成不好，农民生活太苦，他们站在农民一边和区长发生矛盾。区长把他们告到凯丰处，说“东北文工团团员煽动农民，对抗征粮”。凯丰同志听了反映后即书面给罗烽下令：东北文协文工团团员成分不纯……立即解散，交下边处理。爸爸则向凯丰同志请示：愿携张东川等人亲到肇东县和区委了解情况后，东宣部再作处理决定。经调查，区长夸大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并得到县、区委对上述情况的书面证明。是非搞清楚了，东北文协文工团保存下来。1949年沈阳解放，全团调沈阳并改组扩大成立东北文工团。1952年又以该团为基础建立东北艺术剧院。
1992年，当年的工作队队长沙青回忆说：“……凯丰同志要把文协文工团的工作队交给下边处理。如果不是罗烽同志，我们的后果不敢想。当时斗争激烈，打死人的事不是没有……‘三反’运动，为了我去康西采风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实事求是地为我证明……罗烽同志心地善良。当时群众运动多厉害，他要推脱也就推脱了。他和有些人不一样，不但不整人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尽量保护人。”
1948年6月，爸爸因胸膜炎复发，妈妈陪他去旅大治疗。途中巧遇欧阳钦同志去旅大特区就任特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对爸爸的才干是熟知的，他便请爸爸边医疗边帮助整顿特区的文艺界。经东宣部允诺调旅大任特区文委书记，筹建关东文艺协会并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成立了旅大实验京剧团，并整编旅大文工团、评剧团、曲艺社，筹建旅大工业展览馆等。
妈妈也同爸爸一样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她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为筹建人民自己的宣传阵地付出心血和汗水，一俟《前进报》创刊，她便记者、编辑、校对一肩挑。同时她还被选为“哈尔滨临参会”文艺界参议员。是年冬，东北文协成立，她当选为委员并担任出版部部长。1947年秋，妈妈申请下农村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先后在赛县、拉林、呼兰等地生活。1948年3月参加筹备党的文工会议，会议闭幕响应“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号召，于5月初随萧华去前方赖传珠部队。在部队一度住在连队，访问七八位英雄模范，写成文章发表在部队自己的刊物上。7月下旬调任旅大任特区党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旅大文艺》编辑部副部长。在此期间经常深入兵工厂、纺织厂体验生活，嗣后发表的著名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就是以旅大某兵工厂女工赵桂兰的先进事迹为素材创作的。此小说先后再版十六次，经久不衰。
1949年冬，爸爸调往沈阳。先后任东北文联副主席，东北作协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化部、电台、文联几家联合党总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沈阳城市建设委员会委员等职。这其间他主持筹备成立东北文联和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筹备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整顿东北文工团、东北文教队，建立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鲁艺”的建校及后期音乐、美术两院的建院，建立东北京剧研究院及其直属两个团和东北剧校，建立东北评剧院两个团，整顿沈阳图书馆、博物馆，成立东北图书馆、东北博物馆，成立东北画报社、群众文艺出版社，创刊《东北画报》，参与拟定南湖文化区的建设计划等。1953年撤销大区，参加处理（其时爸爸已调中国作家协会）文化机关团体的善后工作。除以上业务性工作外还参加领导镇反，抗美援朝“支前”及疏散工作，文艺整风，“三反”运动等。
建国初期，爸爸领导下的东北戏剧改革工作是卓有成就的。1952年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汇演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对东北文化部带去的京剧《雁荡山》、评剧《小女婿》等节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好评，上述两剧分别获一等奖。
11月13日在政务院讨论总结及评奖时，周恩来说：“《雁荡山》给京剧救了一驾。”“毛主席看过后，站起来鼓掌直到全体演职员出场谢幕为止。”“希望把继承戏曲遗产造成运动。”11月2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针对现代评剧《小女婿》讲：“政治内容是好的，表演也有感人之处，主要缺点是不统一……评剧可以搞现代戏，但要做到统一。”
1952年底，经周总理批准，爸爸调北京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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