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有时也被称为自信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肯定理性的力量，认为它可以发现所有的终极真理和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智力、哲学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乐观情绪大部分来自17世纪的成功。从科学革命的伟大思想家——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那里，科学家继承了一把钥匙，似乎可以解开所有的自然奥秘。在18世纪黎明到来之际，世界——实际上，整个宇宙——似乎尽可皆知。
当然，农民耕田，接生员完成她的职责，店主卖货，他们都没有余暇去思考宇宙的特性或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但即使是农民、接生员和商人，他们也和无数其他人一样，发现时代的精神在改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改变，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它，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结束时，这一变化实际上已经触及西方世界的每个人。18世纪三大政治和社会经济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都由这一新形势而触发，它的影响有助于阐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
位居这一变化中心的是牛顿。牛顿证明，自然按规则运转，而规则又是可知的。自然不再像是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料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它被基本定律所管辖，它随时都遵守这些定律。在18世纪的思想家看来，牛顿对于这些定律的发现，就是揭示一个类似钟表结构的宇宙。正如前几章所述，科学家把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万事万物，都看成是大机器里的一部分。他们进一步认为，只要考察它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并运用常识和推理，就能够认识世界这一机器是怎样工作的，就好像熟练的手艺人只要把钟表拆成零件，就可以明白钟表是怎样工作的一样。
在哥白尼、第谷、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牛顿对科学方法的威力给出了最后的证明。这一新的自然观在当时引起了一连串后果。17世纪的科学家不仅纠正了古人对于物理界的歪曲理解，而且有些人——最著名的是英国生理学家哈维——还运用新方法发现了人体的内部机制。当科学家过于严格地把“牛顿式的”和“机械论的”解释用于人体生理学时，生物学的进展偶尔也出现失误，但是18世纪思想家明白，运用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有可能成功地回答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从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或者宗教权威那不变的世界中寻求解答的做法，再也不会出现了。
理性和社会
新视角把18世纪的思想家从古希腊理论的权威下解放出来，这些理论从来也没有用实验或观察检验过。这些思想家认识到，要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必须通过主动、好奇和训练有素的心智活动，同时把理性的思维、观察和实验运用于各种问题，而不是被动地面对希腊和拉丁文手稿以及那些毫无生气的学者。
杰弗逊考察了18世纪流行的许多思想：从个人权利的政治到自由的哲学，从对政府如何维持平衡的关切到个人参加科学过程，以及相信人类寻求进步的能力。在这一新的“启蒙”观中，有没有宗教的地位呢？牛顿本人也被这个问题困惑过。作为虔诚的宗教徒，牛顿从未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事实上，他相信偶尔也需要上帝干预，以保证太阳系的运转具有类似于机器那般的精确。最后他得出结论，宇宙奇异的构造和机制，如同钟表般精确，显示了创世主的宏伟力量和最高权威。18世纪数学分析发现，太阳系保持稳定不需要上帝的干预，于是在这之后，许多人放弃了宗教信仰而转向自然神论，后者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自然神论者中还包括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等，他们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一切自然定律，但是，在创造完毕后则使其按照机械规律自行运转。
然而，正如牛顿预见到的那样，这一观点让某些人开始思考，一个钟表式精确的宇宙是否还需要上帝的存在。结果——这一可能性使牛顿感到困惑——有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变成了无神论者，认为不需要，也不存在任何神灵。尤其是一帮法国哲人，他们努力建立一种道德哲学，它不是以启示宗教，而是以人类伦理思想作为基础。他们中有伏尔泰、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和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这样一来，尽管大多数人仍然是有神论者，保持对上帝的忠诚并且相信传统宗教关于奇迹的说教，但牛顿的遗产也引进了对宗教和哲学基本论点的新怀疑。
理性的胜利也对社会结构和价值提出了新问题。科学家发现自然界有“自然定律”，那么，类似的自然“定律”是否也有可能治理所有道德、社会和政治活动？如果真是这样，许多人相信，只要运用理性思考，那些定律也可以被发现，并且为人类谋利益。有些哲学家希望在新的科学社会政治观中找到人性的位置，他们中有康德，启蒙一词就是他创造的，用来表示这个时代理性的兴起和智力的辉煌，还有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莱布尼兹、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人。他们通过大量出版物把科学和哲学的新思想带给广大公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法国记者、哲学家狄德罗开始编纂的35卷《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贸易系统辞典》（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b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etiers）。
在巴黎，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往往受到富裕的、聪慧的法国女子邀请，到她家里的沙龙中聚会并且交换看法。正是在这个时代里，哲学家之间生动热情、富有条理的讨论不但在巴黎的沙龙里进行，也在长篇通信中体现，其中还有妇女的参加。在当时，曾接受过必要的教育以致能以更直接的方式作出贡献的妇女寥寥无几，但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例外，就是查特勒特，她把牛顿的著作从拉丁文译为法文，并使其广为传播，从而在法国产生很大影响。还有一些妇女，其中包括贝希、凯洛琳·赫歇尔和玛丽-安妮·拉瓦锡，都积极参加了18世纪的科学活动。
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在西方世界如野火般燎原，冲破社会、地理和政治的屏障、越过大西洋，在美利坚殖民地，它激励了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决策人的思想，他们中有杰弗逊·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和富兰克林。杰弗逊以及18世纪其他一些博学多智的人们，尤其受到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影响。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宣称，上帝构筑了自然定律以保证人类的快乐和幸福。在这些定律中，最重要的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再有，洛克论证说，人们最初生活于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但强者破坏了这种安宁状态，从弱者手中取得不公正的利益。为了保卫自己，免遭虐待，享受上帝赐予的权利，人们在特殊的约定下选出了统治者。统治者保护和帮助人们继续享有自然权利，而作为交换，人们同意遵从统治者的决定和命令。然而，如果统治者开始侵犯他们的自然权利，那么人民就有权不听从，必要时，甚至推翻那个统治者。
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是这个时期贵族的典型，他信奉启蒙运动的思想，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思想说到底意味着帝王和贵族的终结。他把自己看成是科学的伟大朋友，这张图显示的是弗雷德里克欢迎哲人和百科全书作者达朗贝尔访问柏林。在17世纪的英国，当议会从专制的君主政权夺取了统治权时，自然人权的思想就已经茁壮成长。1628年，议会迫使查尔斯一世签署权利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规定，征税要得到议会同意，对军事法作出限制，没有特殊指令不得抓人入狱。由于查尔斯几次专横的行动，在1642年开始的一场内战中，议会推翻了国王，以清教徒将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为首的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但是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革命失败。1660年，议会邀请被处决的国王的儿子查尔斯二世（Charles Ⅱ，1630—1685）即位。但是议会在1688年再次掌权。在一场被称为“光荣革命”的行动中，议会把王冠授予国王的新教徒女儿玛丽（Mary Ⅱ，1662—1694）和她的丈夫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Ⅲ，1650—1702），取代了她那天主教徒的兄弟詹姆斯（James Ⅱ，1633—1701），本来玛丽排在她兄弟后面。1689年，正是洛克出版《人类理解论》的那年，议会草拟了所谓的英国“权利法案”，建立了议会政府。英国发生的这些事件，加上科学革命的影响，对西方世界的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
18世纪许多法国思想家都很羡慕英国政府，它们试图建立有关人类治理、教育和社会的哲学，基于对人性本质的理解而制定理性公正的政策。这些哲学也给当时的思潮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促进了法国的改革，反抗过分的绝对君主专制。它们反对贵族特权，因为这些贵族仅仅是由于出身，几乎不赋税，却获取最好的职位。哲学家们还强烈抗议法国天主教会享有的特权，他们不纳税，却有权审查书籍，限制它们的出版（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教会把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置于禁书名单中一样）。
有些人，例如孟德斯鸠男爵，尽管身为贵族、位居高位，却致力于提出这样的主张：国家政策应该保证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孟德斯鸠建议分权原则，把权力分散在政府的三个部门，这个体系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他坚持认为，立法、执行和司法三个权力应该分开，没有一个实体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威。
哲人们支持洛克的观点，人性本无善恶，儿童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洛克写道：十个人里有九个，“是好是坏，有用无用，全靠教育”。这一思想有其深刻的政治含义——人们不应由于出生获得特权，只能根据他们作出贡献的能力，而这有赖于教育。社会可以通过好的教育产生好的公民。
在大洋彼岸，当北美殖民地试图摆脱来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束缚时，杰弗逊和他的同事们借用了许多洛克的思想。美国的《独立宣言》回荡着洛克的许多思想；1776年的美国革命，美国《权利法案》，民主政府取代殖民统治，全都反映了洛克的影响。
在欧洲，许多18世纪的君主，诸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Ⅱ，1712—1786）把自己看成“开明的统治者”。然而，这些统治者经常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正在铺天盖地涌来的“人权”这一新名词。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压榨老百姓，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臣民，当国王感到臣民及其所有都属于他时，他就会像对待中世纪的农奴一样对待他们。
法国是最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故乡，变化却是姗姗来迟。可是变化一旦来到，却引起狂热、混乱甚至血腥的局面。法国人不满足于旁观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享受人权，而自己的社会却仍然停留在过时的封建制度下，深受专制统治的折磨。当哲人们正在撰写权利平等的书籍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也正在成长壮大，他们更富裕，也更有雄心；农民和城市工人生活贫困；贵族则在寻求更多的权力。与此同时，法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1715年去世的路易十四（Louis XⅣ，1638—1715），生活奢侈还大肆征战，留下了巨额债务。后来的路易十五（LouisXV，1710—1774）和路易十六（Louis XⅥ，1754—1793）借债更多，花费也更奢侈。由于教会和贵族大多豁免赋税，甚至大多数富裕的资产阶级也不用缴税，国家收入的唯一源泉就是极端贫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
1789年6月，资产阶级试图改变政府格局，他们建立了新的立法机构，取名为国民大会。但是，起义已经不可避免。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聚集在巴士底狱外面，这是一座由大碉堡构成的监狱，象征君主政权的不公正和压迫。愤怒的群众袭击了监狱，杀死了指挥官和一些卫兵。大革命开始了，几年间血流成河。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他的妻子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同年也被处死。所谓的恐怖时期开始了，在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之间，至少20000人（也许比这两倍还要多）被处死。
1795年，血腥的残杀终于结束，一部新宪法被采用。新法国，新政府，它是根据哲人主张的许多启蒙运动原理建立起来的，其中包括保护个人权利。当拿破仑在1799年作为第一执行官开始掌权时，他建立了一套新的法律《拿破仑法典》，就是基于大革命的理想。
技术的新生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种变化——以工业革命闻名的生产机械化——开始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工业革命开始于1750—1760年，最初在英国，这里有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农业的进步，它们汇聚在一起，才使急剧变化成为可能，这些变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1701年，有一个名叫图尔（Jethro Tull，1674—1741）的人发明了机械播种机，很快又有马拉耕耘机出现，结果粮食产量急剧增加，足以使英国不断增加的人口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从而无须依赖进口，这样一来，就可以腾出财政资源进口其他原材料，以供生产之需。英国在其殖民地有充裕的资源供给，特别是棉花，并且还有广阔市场来推销产品。
纺织工业是最早由于一系列发明而引起急剧变化的产业，在这之前它依赖成百上千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他们分散在各自的村落里。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加快了织布速度，结果一个织布工需要消耗几个纺纱工生产的纱线。18世纪60年代，哈格雷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0—1778）发明了所谓的詹妮纺纱机，靠一个转轮可以使纺纱机带动好几个纺锤。不过推动这些“机器”的动力仍然是人力，但是到了1769年，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解决了如何用水力驱动纺纱机的问题，在1785年，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1743—1823）又发明了水力驱动的织布机。现在纺织工艺的瓶颈在于如何保证足够的原料，以供应速度已大大加快的生产过程。但是到了1793年，有一个美国发明家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发明了轧棉机，可以自动除去棉籽。
到此，租赁或拥有新机器，对于个体织布工来说已经是过于昂贵了，要利用水力，就有必要在织布和纺纱地点附近存在流动的水源。于是，企业家开始建造和组织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厂、购买设备、雇用工人和为货物开拓新的市场。纺织业主开始以效率高得多的工厂体系代替过去的家庭手工业。结果是更快地生产出了更多的货物，这些货物更低廉，更容易得到，这是一个人人获益的进展。
钢铁工业的进展加上惠特利的这一设想，即机器制造业使用标准化的通配零件，也大大提高了机械制造业的效率。正如前所述，1769年，瓦特改建了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现在，因为英国有优越的煤炭和铁矿资源，几乎每种工业在流线型生产线上都可以用上这一廉价的动力资源。
然而，社会效应并不都是正面的。企业主希望工人从事长时间紧张而重复的工作。工作条件恶劣且危险，还有童工问题，过去在家庭手工业里，儿童总是和父母一起工作，但现在他们受雇于工厂却要面临恶劣的状况。工人不再享受在家里工作的那种自由和独立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不愉快的环境里，在工厂老板的监视下工作。英国乡村的田园已经破败零落，成为越来越嘈杂和肮脏的工业化城镇。改革终于来了，人们学会了如何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利用新技术，工业革命大大改善了生活的一般标准。此外，推动这些改进的技术也为更多进展奠定了基础，包括电力，这些进展将在下个世纪来到。
科学的斗士：普及理性意识
18世纪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其具体表现就是在这个世纪的中叶，法国诞生了一项伟大的出版计划。这一出版物后来成为一部浩大权威的知识汇编，不过开始只是一个平常的计划。这一切开始于一位名叫米尔斯（John Mills）的英国企业家和巴黎的皇家出版商布勒顿（Andre Le Breton）之间的接洽。米尔斯的想法是出版现有的英文百科全书——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1680—1740）百科辞典的法文翻译本。这部百科全书表达清晰，文笔通顺，布勒顿同意这一计划。但是后来，米尔斯和布勒顿发生一场争执，米尔斯撤销承诺。布勒顿找到了另一编辑，又雇用了两名职员校对译文。当时并不知道，这两名职员中的一位，竟是日后推动法国一场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是狄德罗。
狄德罗和百科全书的编纂
狄德罗1713年10月5日出生于法国的朗勒斯，从1729年到1732年在巴黎学习各式狄德罗开始是一名普通的自由作家，后来成为百科全书的创建编辑，在他的构思、组织和引导下，该书（多卷）成了启蒙运动的防护堤、进步和宣言和各种知识价值的赞歌。课程。他广泛吸收各种知识——戏剧、数学、语言、法律、文学和哲学。他积极进取，只要和人谈到哲学，就变得容光焕发，就好像他在理性思维中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和许多同代人一样，他认为正确的推理或者理性思维，自然会导致人类知识、进步和幸福的增长。
1745年，当布勒顿与狄德罗签署一份普通的译者合同时，他只有32岁，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作家，正为生计而拼搏——设法使妻子高兴，否则她就会因为钱而与他翻脸。刚开始时，由于有了固定的收入，他就很满意了。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想象一个更大的计划——编纂一部全新的法国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想法本身并不是新思想——中世纪有许多知识的汇编者们，他们收集信息，抄成一卷又一卷。但是这次不一样。每个领域都有专家撰写科学、哲学、文化、文学、数学、历史和贸易（贸易是第一次收集）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加以描述，并且进行讨论。著名数学家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作为副主编加入了编辑部。布勒顿很快就被这一新的冒险举动所吸引，他看出这将是一项回报丰厚的优秀投资项目。
达朗贝尔，狄德罗的副主编，负责《百科全书》的组织，还是许多文章的作者。百科全书的正式名称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贸易系统辞典》（以下简称《百科全书》），它关注更多的东西。对贸易的强调是这部书的独创，狄德罗希望为本书增添一种基本的、确实有用的内容。狄德罗把一批“百科全书编纂者”召集在一起，请他们提供有深度的专家点评、题献、修辞以及哲学上的综合。他们中有很多权威人士，如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重要科学家如布丰；甚至包括了少数神职人员。这些专家们敢于直言，其见解涵盖宗教、政治、哲学等领域，不乏进步性甚至革命性。这些哲人高举知识的旗帜，以响亮的战斗口号召唤人们放弃保守思想。他们的目标是依赖笔杆的力量，反对教会和国家内保守的势力。《百科全书》是一部理性的辞典，探讨每种艺术和科学的应用，但是它也有挑起争论的目的：提出启蒙运动的哲学原则，赞美理性主义哲学和人类思想的进步，战胜一切敌对势力，以便真正理解人性之根本。
《百科全书》在狄德罗的编导下，1751年至1772年间出版了28卷（另外7卷后来出齐），其中许多卷完全是雕刻版画，描绘各种贸易、植物学、生理学、器具和技术的具体细节——这是狄德罗坚持要做的工作。但是，第一卷的出版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甚至引起了许多争议，教会、政府以及很多普通读者都愤怒反对：这些哲学家怎么能擅自假定，自然界没有理性不能说清楚的奥秘呢？教会知道笔杆的力量，也知道它会造成威胁。作品中无拘无束的笔调还引起了政府人员的关注。
所以，当1751年最初几卷问世时，法国政府和教会审查官立即取缔了它们，罪名是鼓励造反精神，以及提倡“道德败坏……反宗教和无信仰……”。狄德罗最后说服了审查官放行其中的几卷，但是许多文章都经过仔细措辞，以免再次引起他们的愤怒。出版继续进行，最后总共出版了35卷。
伏尔泰和理性的案例
伏尔泰比脱颖而出的《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大几岁。他在1694年11月21日出生于巴黎，原名阿鲁埃（Francois Marie Arouet），后来改用伏尔泰这个笔名。他受教于耶稣会教师，得到过自由思想家的培养，具有敏锐的智慧和犀利的思维风格。他被许多人看成是最有影响的启蒙运动哲人。
伏尔泰的文学成果涉猎甚广且产量惊人，今天最出名的是随笔、短篇故事和小说，其中也贯穿了他的许多思想。伏尔泰是非理性的敌人，不管在哪里发现有人胡说八道，在教堂里、在政府里、在一切无法容忍的情况下，他都要与之斗争。他谴责赋税系统、监狱和审判系统以及审查制度的不公正。他把那些敌对势力称为无耻之徒，他的著名口号就是“打倒无耻之徒”。
18世纪前半叶的进步是和这些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奋斗分不开的。虽然战斗过程非常艰巨，但是他们的影响确实得到了回报。美国建立的政府反映了孟德斯鸠、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的思想，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名流。哲人们开始被荣誉社团和学术团体所接纳。报纸和书籍出版物大为改善，以便面对更明智的公众，更为广泛地传播新思想。然而，启蒙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遭遇更黑暗并且来自于更深层的逆流和潜流。
黑暗的逆流：骗子和庸医
并不是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正如历史学家汉普顿（Norman Hampton）所写：“……如果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产物，那么，18世纪并不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迷信和神秘主义仍然在18世纪的生活中流行。民间故事、民间医药、神话和巫术仍然支配着农民和乡村穷人的思想。吹牛者、骗子和庸医在熙熙攘攘的街道穿梭叫卖。在贵族和社会名流的官邸、宫殿和豪华的住宅里，财富与厌倦同步增长，这就催生了对新奇与古怪之物的追求。
牛顿带来的新世界观使人们感到不安。人们拒绝接受一个机械论的宇宙——仅受刻板的物理规律所控制。许多人仍然紧紧依附于教会，只是信心不如以前了。还有许多人转向追求过去所谓的安逸——寻找心理上的安全保护网，尽管它严厉苛刻但有着可以信赖的规则和仪式。不少18世纪的知识分子从中世纪所谓的浪漫生活中寻找安慰，这种浪漫体现为高贵骑士及其背后的传奇故事。
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之类的秘密社团在入会和日常仪式中越来越神秘和玄妙，其成员人数也不断膨胀。许多分化出去的社团和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小城镇出现，他们浪漫地看待亚瑟王骑士、古代炼金术秘密和“被遗忘的智慧”。
伏尔泰、狄德罗和富兰克林的时代也是卡里奥斯特（Alessandro，contediCagliostro，1743—1795）、史威登保（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和梅斯梅尔（Franz Mesmer，1734—1815）的时代。这是一个科学和理性的思想家和占卜者鱼龙混杂的年代。正当史威登保和梅斯梅尔以科学家的生涯开始，又以神秘家的身份死去时，卡里奥斯特和其他骗子，例如所谓的圣-日尔曼（Saint-Germain），从不夸口说自己是在作科学思考。卡里奥斯特和他的同事们既不鼓吹理性，也不是诚实的宗教徒，他们迷惑追随者的心灵，从轻信的公众那里骗取钱财，以填满自己的腰包。
卡里奥斯特可能是174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巴勒莫，人们相信他原来的名字是巴尔桑罗（Giovanni Balsanno），历史学家称他是那个时代的“大骗子”。他周游欧洲各国首都，几乎涉猎过所有的神秘伎俩。他自称能从坟墓里召唤古埃及死人，变金属为黄金，预见未来，治愈病人，发现秘密宝藏，并且就像他的同代人，神秘的圣-日尔曼一样，也许能长生不老——或者至少能活三四百年。不用说，他愿意把最后一项特异功能与他那些有钱有势的追随者分享。当然，价格不菲。然而，价钱对于那些人来说不在话下，于是，由卡里奥斯特自己调制的奇异的长生不老药，也就成了权贵们华丽客厅里的享用品。卡里奥斯特不当街头的小贩，他定期在皇家宫廷里做骗人的买卖。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垮台与一场声名狼藉的欺骗游戏有关，其间涉及法国王后的一串项链——终于导致他被捕入狱。
卡里奥斯特的同代人，圣-日尔曼伯爵的知名度要低些。和卡里奥斯特一样，他也总是以欧洲富人和精英分子为目标。他的许多追随者相信他已经有好几百岁，圣-日尔曼从来也不否定这类谣传。有一次，有人问他的随从，圣-日尔曼是不是真的700岁了，随从回答不知道，因为他自己跟随圣-日尔曼只有200年。和卡里奥斯特一样，圣-日尔曼也推出自己的魔幻长生不老药，宣称有治疗和通灵的能力。许多人说他确实发现过“哲人石”，这是炼金术士追求的基本目标。他们相信这种石头不仅可以变金属为黄金，而且可以给人类以力量、智慧和长寿。
卡里奥斯特和圣-日尔曼伯爵都声称与共济会有联系，或者更明确地说，与该会的高级和神秘骨干有联系。尽管这些神秘骨干不一定存在于共济会内部，但提到他们却有助于卡里奥斯特和圣-日尔曼获得轻信者的信任。对于18世纪很多人来说，共济会代表了与古代和神秘的过去年代中所谓的神秘事物及其力量的一种联系。
史威登保共济会的起源和活动被神话和传说弄得模糊不清。有些传说来自共济会本身，有些是被作家和记者以浪漫和感人的手法想象出来的。然而，宣称共济会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甚至更早，看来证据不足。
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共济会开始于14世纪，作为石匠和建筑工的行业会社，其目的是通过成立会社的形式来保护行业利益。石匠的技能是一门宝贵的手艺，尤其对于建造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和大教堂来说，因此，他们欣赏自己独有的地位和自由，并排斥那些更低层次的工人来涉足这一行业。通常在中世纪，他们就已经参加工程和建筑物的建筑设计，他们有必要保护行业秘密。而外行、外来者和冒充者会败坏这门技艺，并且还会使技术熟练的行业工人蒙受损失，因为这些人开价更低，但做工拙劣。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类侵扰，石匠们采用秘密标记与符号，这样当他们在陌生地方与陌生人合作时，或者当工程需要必须雇用临时熟练工时，就可以互相识别。
随着17世纪大教堂的建造告一段落，石匠们开始向外公开招募会员，但会费是通常会员的两倍。尽管第一批加入者都是有钱或者有社会地位的特权阶级，但共济会强调个人品质高于社会地位的民主意识，很快吸引了许多自由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参与。由于这些非石匠人士的加入，共济会渐渐变得不再是手艺人的行会，而更多是一个社交性的组织。然而，对于共济会外面的许多人来说，共济会仍然是一个精英组织，知晓过去年代长期保存下来的不少秘密。许多人仍然相信，这些共济会的秘密不只是石匠技术，还涉及炼金术士和巫师长期寻求的神秘和魔幻技能。
遗憾的是，正当许多地方分会变成进步和民主思想的中心时，也有不少分会趁机从事炼金术和巫术等勾当。这些分会在其入会仪式和各种活动中强调神秘色彩及秘术，以此来诱惑新成员。通过把自己与公众心目中有关18世纪共济会的秘传技艺相联系，诸如卡里奥斯特和圣-日尔曼之类的人物打着共济会的幌子，再对与共济会有关的神秘传说添油加醋。
18世纪许多人都忙于探求令人满意的精神系统——不管是宗教的、神秘的还是隐讳的——希望能超越令人沮丧的牛顿机械论宇宙。正当许多哲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满足于对宗教采取自然神论者的姿态时，其他人仍然感到不满，于是去寻求他们所希望的所谓在生命和宇宙之间更深也更紧密的联系。
史威登保就是这样的探索者。他1688年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皇家牧师的儿子，后来成为采矿业的职业顾问。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备受尊敬，创建了瑞典第一份科学杂志，发表过大量有关宇宙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论文。在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史威登保都是一名执着、多产的科学家。但是，在他进入七旬之际，竟向世人宣布，救世主耶稣在梦中向他显灵，指示他放弃科学研究，转向宗教启示，这令他的许多同行大跌眼镜。
史威登保照此做了，在他长寿的余生中，写了30多本书，透露上帝和天堂的秘密。最后发展成一个复杂的，有时自相矛盾，谈不上自治，并且常常是幻想式的宇宙，一种史威登保式的宇宙。毫无疑问，史威登保本质上出于真诚（肯定不是卡里奥斯特式的骗子），但是他报道的在天使和精灵中间的见闻和冒险，确实使许多认识他的人大为摇头。他声称访问了天堂和地狱，面对面地与上帝谈过话，还访问了众行星。他描写了金星上的居民，其中有和蔼仁慈的，也有凶残骇人的。他解释说，月亮人个头不大于小孩，但力大无比、声如洪钟。他说他获得了神眼、通灵的能力和特殊的感官知觉，能记得过去的科学世界，他甚至声称要与牛顿的灵魂谈话。
史威登保是疯子还是一位无害的怪人，或确实是一位先知？这些问题常常有人提出，他那众多的读者只好自己去寻找答案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带来的变化，许多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不过他们在史威登保的神学和依据他的“灵性”和“新基督教”建立起来的教派那里，却找到了安慰和帮助。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他的思想依然散发出同样的魅力。
和史威登保一样，梅斯梅尔（Franz AntonMesmer，1734—1815）开始也是科学家。但他和史威登保不同的是，直至进坟墓，他还把自己称为科学家，尽管许多人不同意他的自我评价。
梅斯梅尔，1734年出生于德国康士坦茨湖旁伊兹南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父亲是为天主教堂的主教服务的猎场看守人。人们对梅斯梅尔的儿童时代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家中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母亲显然曾经鼓励过其中的几个孩子加入天主教会。历史记录表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名叫约翰，后来成了天主教神甫。梅斯梅尔排行第三，1743年开始在当地修道士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1750年进入巴伐利亚的蒂林根大学。在这里他学习了四年哲学，对笛卡儿有特殊兴趣。然后他转到寅格斯塔特大学，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学习神学。在学习结束后，他不想进教堂当神甫，又在1759年转到维也纳大学学法律。一年后的1760年，又转变方向，这一次是医学，1767年他33岁时从医学院毕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梅斯梅尔对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着了魔，他用拉丁文写的学位论文取名为《行星影响下的物理医学调查》。他后来提到这篇论文时，则称之为《行星对人体的影响》。这篇论文深受帕拉塞尔苏斯宇宙理论的影响，试图在天体影响和人体健康之间建立联系。
关于梅斯梅尔最早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有了这一不久将会改变他一生的思想，人们说法不一。可以知道的是，他在1768年娶了一位极其有钱和擅长社交的女子，名叫泡希（Maria Annavon Posch）。她比梅斯梅尔年长，以主办豪华集会和时髦沙龙闻名于维也纳。在这些集会和沙龙里，维也纳的贵夫人聚在一起讨论时髦课题。梅斯梅尔已经在上等社会里受宠，结婚以后迅速成为维也纳显贵中的主流人物，他的朋友中有莫扎特一家和他们的儿子——早熟的音乐神童沃尔夫冈（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家里称之为沃尔佛尔）。
有一次，梅斯梅尔和一位有钱的病人谈话，病人告诉他以前曾经成功地用磁石治好了病，这是他首次把磁石治病这一怪诞可疑的说法与他从帕拉塞尔苏斯那儿学来的宇宙理论联系起来。既然帕拉塞尔苏斯也曾说过，曾经成功地用磁石从病人体内吸出了病，随后又把这些疾病引向地面，于是，梅斯梅尔开始寻找一个理论，以便成功地把他关于行星影响人体健康的思想，与医学治疗中磁石的用途相结合。
结果就是引出了他那晦涩和混乱的“理论”，他的推断是，也许有某种普遍的“磁流体”或者磁力渗透于整个人体，正如有一种普遍的流体渗透于宇宙之中，以便使所有的天体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中一样。这一流体的扰动就引起了疾病，但是通过利用磁性作用于这种不可见的“流体”，就可实现流体的调整。即便在当时这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并且立刻遭到同时代人的抵制。但批评不会让梅斯梅尔止步不前，他认定自己就是一名科学家，于是，他开始用磁石为病人治病了。
不久，梅斯梅尔开始宣称他已取得某些惊人的成功，甚至有更多令人吃惊的发现，但他又宣布，磁石并不是病人神奇康复的真正原因，他自己才是。他确定，磁石并不是治疗的工具，只不过是他的传导者。治疗作用来自他本人才有的“动物磁性”，这种动物磁性通过磁石传导，使病人失调的“动物磁性”恢复平衡。
不用说，并没有很多医生对他的新“发现”表示热心，尽管它招来了一大帮无聊又爱发牢骚的社交界妇女跨入他的家门。梅斯梅尔出场了，目光锐利且充满自信，威严中不乏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候诊室坐满了等候“治疗”的社会名流。他对病人的要求（除了钱）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必须对他的能力有完全和坚定的信心。梅斯梅尔宣称，只要做到这一点，他可以治愈任何人。这是一个过分的承诺，必然会导致麻烦。麻烦，并且也是梅斯梅尔在维也纳的垮台，是由一位巴黎小姐引起的。这位巴黎小姐是一个盲人。
故事本身充满丑闻又错综复杂，我们长话短说——梅斯梅尔的治疗失败了。更糟糕的是，他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梅斯梅尔宣布，巴黎小姐看不见，是她自己的不是，而不能怪他。在这场丑闻中，虽然有一些愚蠢的追随者支持梅斯梅尔，但他的生意一蹶不振，只好决定迁到更陌生的地方去以便继续行骗。
下一站就是巴黎。1778年，梅斯梅尔搬到塞纳河边这座城市。这里是伏尔泰、笛卡儿和狄德罗的家。似乎为了证明它是世界性的城市，巴黎也为怪人、骗子和冒名顶替者提供了避难所。就在梅斯梅尔来到巴黎的前一年，一个名叫“光明会”的秘密会社在这里建立了总部，其他所谓的秘密会社，诸如共济会，也继续活跃在这个城市里，这里充满无拘无束的智力和艺术氛围。这座城市也是圣-日尔曼和卡里奥斯特活跃的地方，肯定会有梅斯梅尔活动的空间。
起初生意进展缓慢，但是，梅斯梅尔很快就从一位有钱人那里得到支持，生意开始兴隆。不久，梅斯梅尔医生的谈话和他奇异的新发现开始在沙龙里广为流传。“梅斯梅尔主义”成了时尚，“动物磁性”成了豪华客厅里的谈话主题。这位庸医被罩在光环之中，他已完全沉浸于自己的角色之中。
许多新“科学思维”的支持者相信，科学会把迷信和巫术之类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他们相信，形形色色的行骗者面对以严格著称的科学将会销声匿迹，假先知、炼金术士和占卜师将会消失，而科学和合理的思维将会盛行。遗憾的是，他们低估了人类对于奇迹和惊异的需要，也低估了有些人如此容易受骗，因为这些人乐于相信，世界最好不受自然和物理学定律的约束。
顾客聚集在梅斯梅尔的磁性浴盆周围世界看来充满了由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神奇，这合乎情理，但是许多人并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无所谓。奇迹就是奇迹，惊异就是惊异。人们会想，富兰克林及其他人演示电的神奇跟梅斯梅尔医生的奇迹以及他那令人惊讶的“动物磁性”有什么区别？
梅斯梅尔医生是怎样亮相的呢？他肯定在巴黎学到了很多东西。穿上飘逸的长袍，不相信的人看他像是个骗子，相信的人看他却是真正的预言家，他举起“神圣慈善之手”，穿行于病人中间。
为了接待病人，梅斯梅尔把他的豪华住房隔成一间间特殊的病房。在每间病房的中心，是他那著名的浴盆，他保证这是真正科学的器具，可是许多人仍然觉得非常神奇。浴盆直径4英尺，深1英尺，里面放着一些盛有“磁化水”的酒瓶。一旦瓶子放好，再为浴盆充上普通水，有时会在其中置入若干铁棍，再盖上盖子，盖子上事先已打好一些孔，以便铁棍可通过这些孔伸出来。病人围着浴盆坐着，每个病人手拿铁棍的一端，等候从铁棍传来魔力，接受治疗。为了加强疗效，梅斯梅尔本人也会出场，他穿着豪华的长袍，手持铁棍。偶然他会靠近并用铁棍接触一位病人，让自己强有力的“动物磁性”共同参与治疗。
梅斯梅尔神奇浴盆的故事在巴黎社会的高层不胫而走。为了使事情更令人激动，不仅要有奇异的疗效，还暗示可以产生其他更为有趣的效果。围绕着浴盆同时还有梅斯梅尔医生的强力出场，果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失去常态，有时甚至做出极怪异的行为。
梅斯梅尔成了巴黎的时尚，但是他的野心更大。不过他依然没有博得来自科学界的尊重。随着他的故事不胫而走，他的狂言也越来越多地传到同行的耳中，那些过去只是对他的荒谬举止一笑了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地关注起他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把他看做是一个骗子和庸医，而不是误入歧途的科学家。
当巴黎城漏出风声，说梅斯梅尔正在组织他自己的秘密社团“和谐会”，以促进动物磁性用以增进“社会更多的福利”时，这场闹剧也快收场了。是时候了，法国政府决定调查梅斯梅尔的言行。
1785年，法国政府提议的委员会开始调查梅斯梅尔的理论。组成人员包括某些显赫人士，例如当时在法国居住的富兰克林、法国一流化学家拉瓦锡、天文学家贝里（Jean SylvainBailly，1736—1793）和古罗廷（Joseph Guillotin，1738—1814）（断头台的英文guillotine就是用他的姓名命名的）。
在经过彻底的调查之后，委员会交出一份详细的权威报告，从而彻底击败了梅斯梅尔，使他在巴黎名声扫地。委员会的结论是，绝对没有“动物磁性”存在的证据。所有所谓的“治愈”和据说它存在的效应都是梅斯梅尔的客户和病人受激后的想象。一句话，“动物磁性”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名居高临下、刚愎自用的治疗师，他的“建议”触发了病人作出某种反应。
梅斯梅尔的辉煌日子一去不复返，回到维也纳后，他成了一个受人讥讽的人。一直到死，他都坚持说自己毁于忌妒的竞争对手，他们诋毁他的科学成就和他的重要发现，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宇宙中一种新的强大之力。
18世纪涌现出了各种骗人庸医。鉴于梅斯梅尔以及诸如此类丑角的盛行，某些历史学家把18世纪称为“庸医的黄金时代”，就不足为奇了。与这个时代并列的是科学史中最伟大的一些进展。在汤普森1710年出版的《旧伦敦的骗人庸医》（The Quacks of Old London）一书中，阿第逊（Joseph Addison，1672—1719）对伦敦街上许多庸医有如此评论：“如果有人头疼、肚子疼或者衣服上有污点，他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和药物。如果有人要复婚，或者马被偷了或迷路了，如果他需要新的布道、药糖剂、驴乳或任何他的身体或精神需要的东西，在这里也能找到。”
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骗子庸医一样，18世纪的伪科学家很善于用科学的外衣装饰他们的民间医药和“疗效”。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自称为卡特尔费尔托（Katterfelto）的人，赶着一辆大篷车旅行，带着一群黑猫和刚刚发明的“太阳显微镜”（他的广告这样说）。据当时一篇文章记载，通过这一神奇的工具，人们可以看到，“树篱上的昆虫……比所有昆虫都大；还有那些引起最近流行性感冒的昆虫，看起来有鸟那样大；在一个如针尖般大小的水滴中，可以看到有50000个以上的昆虫；在啤酒、牛乳、醋、面粉、血液、干酪……里，情况都是这样”。
卡特尔费尔托在用他那令人惊奇的“太阳显微镜”作为诱饵之后，进一步向那些心悦诚服的听众兜售神秘的“布拉托医生的药物”，他承诺这种药能治许多种病。显然这位好医生愿意满足所有病人的需要，他还到处作“自然科学”和医学讲座，讲座内容还涉及赌博、纸牌和台球技艺。
伦敦也像巴黎那样，有很多骗子和伪科学家在上层阶级招徕生意。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一个，名叫格拉汉（James Graham，1745—1794），他在这个城市最富庶的几个地区活动。格拉汉出生于英国，年轻时移民到了美国。正是在费城生活期间，他听说了富兰克林的电学实验。1775年回到伦敦以后，格拉汉立即开始宣扬他那神奇新式“电医学”。有了电这个最新流行品，格拉汉很快发现自己大受顾客青睐。
格拉汉宣称，他可以治愈所有疾病，治疗方式就是用一顶带电的头套，使病人突然遭受电击。也许由于电击体验是那么刺激和新颖，人们都把电击看成是医疗的效果，从而慷慨地为治疗付费，格拉汉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富翁。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工作室，他称之为“健康神庙”。1779年“健康神庙”开张，格拉汉给蜂拥而来的顾客进行各种奇异的治疗。在神庙豪华的客房中，有钱有势的顾客们不仅听格拉汉讲解电医学带来的神奇功能，还亲自试验各种治疗。
然而，格拉汉最心爱的器具是他那著名“天床”。在神庙最豪华的房间里，安置着天床，12英尺长，9英尺宽，可以放置成不同角度。周围是轻松的音乐，上方安置一块大镜面，一对恋人——在付出高价后——可以在这里美美地过上一夜，从床头板传出的电击，更是强化了这种美不可言的感觉。格拉汉声称，由于有这种“电流体”的助兴，幸福的恋人们将会“有幸获得后代”。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智慧和知识不再是教会的专有，权贵们开始大量遭遇这类骗子。对于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真正追随者来说，他们在实验室里为探索自然秘密而辛勤劳作，但同时也为那些表面看来令人神奇的启示和“发现”找到了卖家——这些人既混迹于街头巷尾，也出入于寻求刺激的上层人士中间。随着周围的权威开始动摇，困惑的公众在各种变化面前迷乱失措。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第一次认识到各种可能性的存在。由于大多数人忽视了科学方法，只知道科学结果中的奇迹，于是在他们看来，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是富兰克林，为什么不可能是梅斯梅尔或格拉汉？如果牛顿可以解释行星的运动，谁说卡里奥斯特不能解释人类未来的动向呢？
正当科学革命的种子开始在18世纪收获果实时，在许多人看来，也许什么果实都会有，或者至少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自然的奥秘确实可以被揭示，难道不可能在这些奥秘中隐藏着科学探索不到的东西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代本来希望看到理性和科学方法赶走了古代迷信的根源，但到头来它却产生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新迷信，其中之一就是以自然机制替代神灵和魔鬼的作用，正是这些作用产生了许多人仍然在梦寐以求的超自然效应。
具有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一“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作为18世纪黑暗的遗产之一，绵延不绝，甚至进入21世纪。
反革命的开始
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启蒙运动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和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法国革命开始）之间走到了尽头。然而，即使在这些动荡剧变之前，反动势力已经开始逐渐侵蚀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如理性和科学。并不是每个人都信奉理性的学说。有些思想家，其中有卢梭，就厌恶和害怕科学和新近发展起来的技术，企图通过感觉和激情来寻求“启蒙”。为了理解生活的基本真理并且过上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人们需要信念和感觉经验。
还有一些人，其中有德国作家和哲学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yon Goethe，1749—1832），在他看来，新科学观自负乏味，为此他写下了若干警世之作，其中还有剧本和随笔。许多人感到，科学已经剥夺了自然和人性之中的诸多美感以及精神价值，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其他通向真理的渠道。有些人，例如歌德和德国的自然哲学学派，宁可采取更浪漫和“整体”的自然观，这种观点在英法又被一群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伤感化和浪漫化了。也有人察觉，由于受科学新方法的影响，宗教自身也有受侵蚀的危险，因而他们宁可以一种更为传统的心态来面对圣经及其教义。
但是，尽管艺术和宗教在18世纪末有这样的反冲，科学方法的影响还是波及生活的每个领域，从政府到工业，从心理学和教育到哲学，并且带来思想的高度活跃。
狂飙突进运动
德国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抓住了18世纪后期文学界的叛逆心理，它们反对科学方法所要求的训练，反对理性思维，把它看做是启蒙运动理想的“狂热崇拜”对象，是僵化乏味的东西。随着浪漫主义的先驱开始成形，文学灵感被认为得益于自然界、直觉、个人才智、幻想、激情和冲动的哺育。那正是一场精神状态自发转向的开端，最终它席卷欧洲大部分国家。情况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开始摆向相反的方向。在德国，诗人和戏剧家席勒（Friederich yon Schiller，1759—1805）和歌德都以积极参加狂飙突进运动而开始他们的生涯。
歌德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16岁在莱比锡开始大学的学习，在这里他写出了第一篇诗文和第一批戏剧。后来他到斯特拉斯堡学习，在那里遇到了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赫尔德为歌德早期参加狂飙突进运动铺垫了基础。赫尔德引导他领略哥特式建筑的优美、德国民间音乐的旋律，还使他接触了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那范围广阔、非经典的戏剧作品。歌德吸取了这一丰富的文化教育内容，他的多才多艺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书于1774年出版。这部小说对个人主义的赞美和文字的风格让人回忆起卢梭的伤感小说，而主角少年维特成了理想化的浪漫英雄。然而，对于歌德来说，狂飙突进运动只是少年的一段时光。他还要继续写他的史诗《浮士德》（Faust），还要对生物学和科学史有所贡献。评论家通常都把歌德和席勒看成是经典学者，而不是浪漫主义者。
对有些人来说，狂飙突进运动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界，其间涌动着一股来自深处的波涛，不以那种强有力的哲学面目出现，它就针对启蒙运动，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如果说启蒙运动赞美了科学及其过程与方法，浪漫主义则是在逃避科学。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世界性的，浪漫主义则是在赞美我们可以称之为“根”的东西，诸如民间音乐和民间故事。
运动的进展各个国家不尽相同。在英国，它是法国革命的回应，是早期浪漫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华兹华斯（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Coleridge，1772—1834）对大革命后法国恐怖时期的回应。这三位浪漫主义者的抒情诗成为那场运动的标记。
歌德是科学家、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在德国，赫尔德信奉浪漫主义，把它看成是对法国智力模式的拒绝和对德国家园的拥护。
法国既是瑞士出生的卢梭的活动家园，又是推动浪漫主义发展的政治事件的所在地，但法国启蒙运动的力量还是拖了法国浪漫主义的后腿，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才迎来浪漫主义。
美国则几乎完全错过了浪漫主义运动，因为美国是“启蒙运动政府”的样板，整个就是按照启蒙运动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衡体系，具有合乎理性的结构。
尽管民族的骄傲和个人主义都是有益的东西，但因此而抛弃科学和理性则是不合逻辑的。可能除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以外，那些技术、科学和理性的反对者中，谁会愿意放弃这些已经进入他们生活之中的各项便利技术呢？即使梭罗，据说当他想品尝家庭美食时，他也要穿上徒步旅行鞋，走到慷慨的邻居家里，利用那里设备齐全的厨房进行烹调。
人这种动物有许多侧面，因而一定要给人性的多样化留有尽可能多的空间，人性发展的最大潜力就蕴藏于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为科学家。敏感、天性和个人权利的差别，对于人类的努力至关重要。但是刻板地看待科学，忘记科学提供的诸多思想并且抛弃理性思维，就等于文化自杀。
在浪漫主义的时代里，科学的命运及其对自然背后奥秘的不断揭示，似乎预示着前面的海面将是风大浪急。但是19世纪的科学仍然大有希望，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和激动人心的发现不断涌现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由于有了对人类的重新发现，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对地质学的发现，将改变我们对地球的理解。对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的认识，将改变我们看待宇宙及其运作机制的方式。未来的日子也许会带给我们认识上的大彻大悟，但同时还有旧观念与新事实的令人困惑的冲突，这一不断变革、自我纠错的人类奇观，我们称之为科学。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