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在抗日初期发表《一点感想》,他写道:“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旦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是的,中华民族这个太一统的名称,实在了不得,尤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我们共赴国难的时候,这个名称一下子就把山西人与四川人、把全中国与四川省,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为什么四川人的孩子死去,我们也会珠泪滚滚痛哭不已?是的,谁也忍不住的。遥想世界上,曾经也有多民族组成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但从来没有被称作罗马民族或奥斯曼民族;近现代有大英帝国,他们自己包括别人,也从来没有称其为大不列颠民族;即使是前苏联,民族众多,也没有出现过所谓苏维埃民族的总称。而被费孝通先生认作“多元一体”的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衍生了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语言文字,逐步形成了吾国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五十六个民族,是个稳固的共同体。从地理上看是紧密统一的,从传统文化上说,是你中有我、难解难分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民族冲突,而结果是换来了一次次更深的融合。中国历代正统史书,从来只计朝代,不分种族,比如《二十四史》就是这样,始终是全中国的、“大一统”的;有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北方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南北汉族相近的程度;同理,中国南方汉族同南方少数民族的基因相近,也超过了南北汉族相近的程度;反过来说,日寇侵华,“九一八”先占东北,继而华北,他根本不去区别你是哪个民族的,他是按整体对待全部中华民族的。再往前看,清晚期列强联军侵华,他同样不管你具体民族是哪个。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先生第一个推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继而严复先生呼号中国“救亡”;1902年梁启超首用“中华民族”这一提法,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导。辛亥革命中,黄兴发起成立“中华民族大同会”……
同样,这次大震大灾,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人快快去救中国人,压根儿不曾想到某族人去救某族人。说到捐款,都是中华好儿女,捐给哪个民族都一样。人们都说,这次灾难促进了媒体走向开放,其实说到底,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一性所决定的,仁者爱人,救同胞于水火,是中国人心理深处不可抗拒的大自觉。执政党也好,CCTV也好,都只能顺乎民意,彰显大善至上的全民族情怀。
山西人抗震救灾援助四川,事项多多。捐款一事,是涉及万户千家最普遍行动。总额达到13亿以上,不算多也不算少,都是黄河父老血汗钱。不图别的,只是祈盼着,四川同胞们,早一些度过难关,早一些平抚伤痛,早一些过上好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节选自作者长篇报告文学《黄河吼声——晋人援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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