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城市青年，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劳力的地方，给青年们搞个理想，治山治水，改换自然面貌。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1963年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八万人大会上提出的要求。中学生祝匡依参加了那次大会，之后不久他报名奔赴新疆。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饥荒之后，中共中央高层决定，把城市青年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大批次离家的城市青年，或者叫知识青年，应该说就是去新疆支边的将近十万上海青年。当第一次登上西去的列车，他们的命运就步入了完全不一样的轨道。从十几岁，到二三十岁，再到五六十岁，上海往返新疆的52/53次和54/51次列车，成为他们人生旅途的重要部分。
火车一启动，车站哭声一片
这些年轻人的第一次西行中，除了兴奋，除了憧憬，恐怕还没有多少人留心想过，自己日后将会与这趟列车结下不解之缘。出发前，带队的干部们布置思想工作，事先想到的主要是教育这些青年要胸怀大志，要走得愉快，不要哭哭啼啼。而实际情况呢，却让这些干部们有点儿始料不及。
就像韩培芬说的，“你看那火车要开动的时候，下面的家长都哭天哭地的，都扑火车呀，我们在上面是又唱又跳，高兴得很。父母亲在下面哭，我们还招手说：‘过三年就回来啦！’开心得很。”
对毛国胜来说，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很刺激，雄伟的天山，辽阔的大草原……即使是沙漠，也不可怕，因为没去过。想象的都是沙海落日，绝想不到风沙蔽日。
在上海北郊火车站，每天都有送行的人，每天开出一个专列往新疆走。因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上车大家都兴高采烈。家人在下面哭成一团，除了女孩子受感染会哭一下，男孩子基本不哭，很高兴，觉得出远门了。至于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没有哪个年轻人去想这个问题。
从北京出发的祝匡依也大体是这种心情，就觉得有一股子莫名的兴奋，终于走上社会的大舞台了，终于离开家庭的束缚了。
在纷乱的人流中，年龄不大的李梦桃却是比较细心的，他记得是在那个月的15号从上海站出发，他们一个街道总共有二百八十六个人是同一天出发的。
那时，王祖炯背上行李离开家，他母亲没有送到火车站，只是站在自家的后门看着儿子走远。王祖炯登上车门，他觉得自己这个“狗崽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禁不住与同学们打招呼示意，同学们好像也一下子都不再歧视他，因为大家都穿上了一样的新军装。
火车开动以前，要有个牵引，这牵引“砰”的一撞，就像是一声发令枪响，站台上所有送行的人都“哇”的哭起来，简直是哭声动天。王祖炯他们编成的那个小队，正坐在车厢里，大家马上都站起来，谁也不说话了，忽然有人起了头，大家就齐声高唱。唱得非常高亢而有节奏，唱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特别熟悉的苏联歌曲《青年团员之歌》。四十年后，仿佛时光再现，王祖炯先生在上海的家里，讲到动情处，再次唱起了这首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了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对于那一天，王祖炯记得很清楚，1963年的9月27日，他和同一批上千名男女青年一起登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时就只有一股子兴奋，真的可以离开上海了。离开上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就像是去进行一次秋游。
也是在那样一个时刻，虽然眼看着火车已经启动，但是韩培芬的父亲依然没有放弃留住女儿的努力。父亲给在无锡的她的大哥打电报，说她是几月几号走，在上海已经对她没办法了，叫她大哥在那边的火车站一定想办法把她拦下来。那时候虽然韩培芬的户口已经迁了，但家里依然抱着一线希望，相信只要把她劝回来，还是可以再报上户口的。
火车进了无锡站，大哥果真已经到站台来找妹妹了。他背了一个黄书包，装着一包吃的东西，一节一节车厢地望进去。火车停站的时候，韩培芬正好坐在窗口，窗子是开的，忽然看见大哥跑过来冲她招手喊：“小妹，小妹！你下来，我跟你讲点话！”她朝大哥摇头。大哥趴在窗子外面讲：“你要走那么远了。你看，我这里给你带了路上吃的东西。你下来一下嘛。”没想到韩培芬这个平时没什么心眼儿的女孩子这时候那么有主意，她说：“我才不下来呢，我下来就走不成了。”
大哥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也顾不得别的，马上从窗口硬把她往外拽。结果这个妹妹做了什么？她赶紧死死抓住面前的小桌板，一边挣扎，一边向带队的干部大喊：“大队长快来呀！我大哥要把我拉下去，我到不了新疆去啦！”
大家立即跑过来，七手八脚拽住韩培芬，并且训斥她大哥。大哥只好把手松了，一直眼巴巴看着火车开走。
也是在四十多年后，坐在南疆21团场的自家小院里，韩培芬笑着说：“你说说我那时候傻不傻呀！”
早晨醒来，发现外面全变了
从上海发出的列车在南京过的长江，当时还没有大桥，大桥是60年代末才建成。过江全要靠轮渡，把火车开到轮船上，车厢四节、四节地推上去，并排在甲板上。轮渡驶过江，对面就是浦口。再四节、四节地把车厢推出去，依次接到铁轨上，等车厢都重新咬合上，再开走。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外面的景色全变了，满眼是破败的房子，荒芜的田野，到处可以看到成片成片被水淹没的情景，这就是灾区，苏北、豫东、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列车在小站停下，两旁马上挤满了灾民，围上车窗，向他们伸着手，不论是多大年纪的都在喊：“叔叔、伯伯，大娘、大婶，给我们点儿吃的吧！”因为看到车上这些人穿的是军装，有的还喊他们解放军叔叔。学生们也不知道谁带的头，纷纷把父母给准备路上吃的饼干、水果拿出来给灾民。带队的干部们想劝也劝不住。
等火车开到西安，有心的人开始感觉不对了，少部分年龄比较大的，比较成熟的，更发现情况不对，看到外面是越走越苦。后来到了甘肃一带，所见的情景让他们难以置信，现在的人更是无法想象—十几岁的女孩子连裤子都没有，衣不蔽体。几乎每到一个车站，饥民都跑来围着车讨饭。过了武威已经很荒凉了，荒凉到两边没有了植被，一望无际的戈壁，看不到人烟，看不到村庄。
作为“到上海接娃娃”的工作组成员，连长程均友是同车一路把他们带回到新疆去。让他感到难忘的是，这些上海学生毕竟大都是孩子，调皮得很，把火车上放东西的架子都给弄坏了，光这就赔进去三千多块钱。为什么？有的人瞌睡了，车上都是硬座，没有躺下睡的地方，走几天几夜，睡不好，就往行李架子上爬，到那儿上面睡觉。结果一弄给压垮了，上多了人不就压垮了吗，那才多大一点儿地方。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行军。从上海一直沿着陇海铁路、兰新铁路，西行万里，他们将到达大漠的边缘，天山的南北，然后会像种子一样，播撒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各团场，各个连队。
四十多年后，出于追寻他们当年足迹的目的，笔者来到了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希望找到一点从前的影子。新站这边，人们拥挤在门前准备过安检。在对面的旧站址那边，细雨中，无人的路上，只看到几排平房、一段土墙、一间早已关门的简陋小旅社。
距离吐鲁番还有四十公里的大河沿车站，是支边青年们进疆的第一个转运站，在这里将分别往北疆、南疆继续。这个没什么特色的小地方，却成为他们许多人终生抹不去的记忆。第一次到了这样偏远而荒凉的地方，他们几乎没有谁不傻眼的，女生们哭起来。有的人干脆跑掉了。
火车经过三天四夜的漫长旅途，大家由最初的亢奋都变得相当疲惫了。不知什么时候，车上的人感觉又停车了，伸头看看外面，到了一个小站。忽然听见带队的喊：“到了！都下车，拿上全部东西下车！”这时候不少人发现腿脚都已经麻木了。
没有人再高声说笑，大家都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陆续走下车。其实这简直算不上什么车站，几间土房子，四周是光光的戈壁。一听说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吐鲁番，大家都不相信。只看见两条磨得发亮的铁轨，从东面的天边伸过来，一直到西面的天边消失，可以一无遮拦地看到地平线。
下车后的王祖炯感到一切都那么陌生，他东张西望，发现离“站台”不远处坐着两个看热闹的解放军。王祖炯认识那军装的领花，是个汽车标志，他们是汽车兵。刚好汽车兵跟王祖炯打招呼：“哎，小兄弟，你们上这儿来了。”居然是一口上海话。王祖炯想，这家伙怎么是上海人呢？在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上海人，这蛮让他惊奇，就跟汽车兵攀谈起来。他问汽车兵来这边多久了，当兵的说：“唉，我还有一年就可以复员回上海了。”王祖炯说：“我们也一样，也是当兵三年就可以回去。”
汽车兵笑了，他说：“你们不可能回去了。你别急，因为你们是生产建设兵团，种地的。”王祖炯觉得他说的简直是天方夜谭，就对他说：“那不可能，你看我们也是一样的军装，我们也是享受供给制，跟你们部队一样的，都是解放军。”汽车兵又笑笑，不再多说什么，跟他的同伴走了。过了很多年以后，王祖炯再回想起最初的岁月，总会记起汽车兵说的话。
到了这个地方，那个坚决不肯被大哥拉回家的韩培芬，是不是还那么坚决呢？实际上，她一到这儿就后悔了。不由地想起妈妈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她妈妈说：“你去嘛，我都去过兰州，多苦，新疆还在兰州后面，在地图的边上，更不得了，更荒凉。你去吧，你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你就掉泪了。”她回嘴说：“我才不会掉眼泪。”好，刚一到了这儿，她就掉泪了。
在这里，有个别人跳下车走了，像是去解手，但再没有回来，连行李也不要了。大家全都下车之后，一集合点名，发现有人跑了。连带队干部都没防住这一手，可能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有跑掉的。还没到连队，就当了逃兵，这让干部们始料不及。
馕出现的时候大家并没在意
到大河沿车站以后，经过几天几夜旅途的上海青年很快就明白，这里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而只是进疆后的起点。新疆地域之大，是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去往各个地方就像内地跨省的路程。以天山的走向为界，又分南疆、北疆。大部分上海青年是分配到南疆，将要向屯垦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一师、农二师进发。去南疆还没有通铁路，下了火车换卡车，敞篷的，也有用帆布篷的。他们将穿越天山，进入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团场。
接下来，就要翻天山，穿大漠。等待他们的，是越走越艰难的路。到达最偏远的团场及连队，有的还要走上七天七夜。去农一师的，走托克逊、库米什，然后到库尔勒，再到新和、库车，到达阿克苏；去喀什的，除了经过这些地方之外，还要继续前行，他们坐在卡车上走了整整七天。路上他们充分领略到，新疆真是太大太大，好像总也走不到头。
如今，人们在高速路行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天山的全程路段，而当初他们用一整天都翻不过去。千百年来，行路人把这百里干沟视作畏途；自有汽车以来，司机往往谈干沟而色变，称它为“魔鬼之路”。早年间，夏季为了躲避烈日，司机进山之前通常在路边简陋客栈先休息，到晚上才连夜开车翻过去。
王祖炯他们坐的是没有篷布的卡车，不是解放卡车，是苏联造“嘎斯”车，那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苏联的。他们坐在自己的背包或是箱子上，棉帽拉下来缩成一团，很冷，这时候已经发了棉衣，黄棉衣、黄棉裤、黄棉帽，是兵团发的。先前穿的是南京军区发的单军装，正式的军装。兵团给的这一身衣服就跟部队的有些不一样了，后来都把它叫“兵团黄”。
坐在卡车上面的王祖炯，眯眼看着外面，进山了，这就是纪录片里的天山吗？车一直在大沟里，卷起漫天的尘土，前后车都看不见了。往上看，天也是看不清的，山很陡立，就像要随时倾倒下来。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险恶的山，大家都不说话，显得很紧张。
这是深入到天山里面的一条曲折公路，也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中道，古丝绸之路有三条，这是中道，曾经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驿道。去南疆必须要穿过的干沟，就是沿着大山沟往上走，到了最高点的垭口，再顺着山沟往下，上山五十公里，下山五十公里，所以是一百公里干沟。沿路没有水，没有草，没有树，全是怪石嶙峋的山。在他们进去的时候，这依然只能算是一条简易公路。
来之前对边疆的艰苦多少有点心理准备的毛国胜，同样是完全想象不到会是如此荒凉，上百公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甚至连一棵树、一棵草都没看见。
安康简直说不清是怎么过来的，印象最深的是卡车上面用帆布盖着，大家男的女的在里面颠得乱叫，头都撞来撞去。
两边的山是这个样子，车轮下的路，坑连坑，连所谓的“搓板路”还不如。沙石路面，已经轧出了很多的坑。司机们早就总结说，那叫“三颠路”，车在路上颠，人在车上颠，心在肚里颠。有的批次是在8月份最热的天气里翻山的，那个热风吹在脸上，可以把嘴唇吹焦。
半路停车的时候，大家一下子看到山窝窝里有一股水，都争着要去把毛巾放到里面沾沾，好擦擦脸舒服一下。带队的那些兵团的干部赶紧跑去拦住说：“你们不能去，那是浓碱水，擦上去风一吹，皮肤马上就裂了！”
就像他们当初的感受一样，行走在南疆的人，都会一路切身体验到什么是辽阔无际的大漠，之后很可能惊喜地进入了绿洲，看到杨树遮蔽的路边，有衣裙鲜艳的各族女子，还有满地成熟的瓜果。新疆大地绝不只有荒凉，在这长途跋涉中，壮阔的景象和间或出现的绿洲，让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纪录片里展现过的画面。他们发现，茫茫的戈壁之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绿洲。那地上的西瓜，一个个都好大，还有哈密瓜，一问，两分钱一公斤，几乎是随便吃了。
上海来的这些女孩子，她们用来扎小辫儿的，那时候叫“玻璃丝”，实际上就是塑料绳。五颜六色的玻璃丝，一根可以跟维吾尔族老乡换上半篮子大杏。因为这种在上海很普遍的玻璃丝，在这边还没有，甚至没见过。维吾尔族小姑娘漂亮，又都特别爱美，喜欢打扮，那玩意儿扎在辫子上多好看啊。而那些又大又黄的甜杏，也是上海女孩子们在内地绝对没有尝到过的。
每经过一处集镇村庄，一定能看到打馕的作坊。馕，这种新疆特有的食物，最初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顶多引起好奇但并没怎么在意，而日后却几乎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奢望。
王祖炯坐在卡车上不知行进了多久，听说到达库尔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在山脚下有一片房子，就是农二师的转运站。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会在这儿住下。没有电，有人提着马灯走来走去，喊几班的往哪里走，人就跟着走，进去倒头就睡，都疲乏得不行了。
这时候，上海劳动局派去送人的李队长喊：“注意啦，师首长关心你们，一人发给你们一个馕！”“囊”是什么东西？王祖炯想，“囊”就是个布口袋吧，想必里面装了很多好吃的。一会儿各个班长从那边房子里出来，一人抱了一大摞，说是发馕了。大家接了一看，这不就是大饼嘛，不过比大饼还要大，也硬得多。
第二天还要整天赶路，是没地方开饭的，实际上发给每人一个馕是路上中午的干粮。许多人还不当回事，似乎已经忘了一出上海经过灾区时，第一次接受的社会现实的触动，更没有想到自己将来几乎会和见到的那些灾民一样难，大家都不愿意吃这东西，纷纷扔了。王祖炯倒没舍得扔，当然这其中有个原因，他离开上海的时候，由于父亲是在押反革命，家境很不好，所以没什么吃的可带。
天没亮又出发了。车开动的时候，坐在卡车车厢上的王祖炯看到昏暗的马灯灯光下，有个人在弯腰捡东西，捡他们扔掉的那些馕。借着那一点灯光认出来了，是带队的郭指导员。他没有马上上车，而是在下面到处捡。他当然知道，这些馕在后面的路上有多宝贵。
去往南疆的上海青年，主要集中在阿克苏的农一师、库尔勒的农二师和后来在喀什地区新组建的农三师。去往北疆的，集中在条件比较好的石河子农八师，少部分在博乐的农五师、五家渠的农六师。上海青年的分布以条件更为艰苦的南疆各师为主，其中分到农一师的最多，有四万多人。
经过阿克苏的时候，毛国胜从卡车上看出去，觉得这多少还像个城市，虽然没法跟上海的街道比，但在新疆这么多天总算看到了楼房，二三层的土灰色楼房，看到了马路，偶尔有汽车过去。不管怎么说，阿克苏毕竟是个地委所在地。
穿越天山，当年另一支队伍的走向，是从库尔勒折向东，318国道大致沿着塔里木河的流向延伸，空旷的路边出现了路牌：34团。这是地名。当年激情满怀的王祖炯也许不会想到，他的目的地就在这里。这就是农二师34团，处在塔里木河下游，西接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临荒无人烟的罗布泊。
这块地方在地图上能够找到，附近的地名叫铁干里克，曾经的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重镇，现在一切的印记都湮灭在了茫茫的荒漠之中。
操着南腔北调劝说：下来吧，到了
作为当年随军进疆的老兵，赵国胜说：“我们原来老部队的人员构成，一部分是经过打仗过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从湖南、四川、山东这些地方招来参军的女同志。这是在转为建设兵团以前的情况。”他说的这些女同志，应该就包括那“八千湘女上天山”了。
从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初，成员除了集体转业的原第一兵团和第二十二兵团部队官兵，其余大都陆续来自山东、河南、甘肃、湖南等地的乡村。到60年代，所有这些人都已经是农场的老职工了。对于他们来说，大上海也同样像是一个传说，同样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兵团的军人子弟何立云，那时候也是个差不多二十岁的青年。对于上海青年的到来，他记忆中的情景是这样的：“听说他们要来了，赶快尽我们农场的能力，为他们准备盖的被子，准备一人一块白布作床单，还有一人一条褥子，褥子里面我们都给装上麦杆子。上级派我们单位的人去缝被子，装被子。而且提前有通知发下来，说他们什么时候到，像打仗一样，事先都联系好了，第一天他们到哪儿，第二天到哪儿。哪一天到你们这儿，必须在几天之内准备好。”没想到的是，后来他娶了上海女青年李雯兰。
在纪录片《军垦战歌》里，就有欢迎支边青年到达团场的场面，当地组织起干部、职工和家属以及各族群众都来夹道欢迎。这和实际情况差不多，并没有多少渲染。那是1963年的7月30号，第一批上海支边青年来到了农一师，先是到达师部所在地。到处都挂起了欢迎横幅，张贴了标语，农场的领导、老同志排成队，分列在路的两边，热烈呼口号，鼓掌欢迎。
这第一批是给后面十万人打基础的，所以在欢迎上，在生活上、住宿上都准备得非常用心。上海青年来了以后，那时候房子少，就先安排住在学校，还安排在师、团机关的办公室。像李梦桃他们分到北疆五家渠的农六师，这里唯一的一座楼，是师里的俱乐部，叫八一俱乐部，让他们住在里边。先住上十天八天，好好休整、适应一番，从头到脚整理一下卫生。然后再分往各个团场，下到连队里面。
那天，何立云他们终于得到了通知，叫所有的人马上集合，全团各连的人都很快集合起来。然后派上各种车辆，包括牛车、马车、拖拉机，呼呼啦啦地赶路，把大伙都拉到团部来，让大家提前排列在那条唯一的大路两边，等着欢迎上海青年。
毛国胜是站在卡车上接近团场的，他们的车子在路上停下来，前面就是农场了，看到了白杨树，两边都是笔直的高高的白杨，然后听见敲锣打鼓。他们跳下车，按要求都整理好行装，把帽子戴正，腰带扎紧，女生把头发理顺。大家充满了好奇，一下子都打起精神。整队大步往前走，就看到前面男女老少的人群，他们兴奋地走进了老职工和家属的夹道欢迎中。
何立云站在欢迎队伍里，大家都翘首向路口的方向望，远远地看见上海青年站在大卡车上，看见他们下车了。那边一喊“来啦！”这边就赶紧敲锣打鼓。有大鼓，也有腰鼓队，一些人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当地的中小学生都列队齐声呼喊着口号。男男女女把拿在手里的小红旗挥舞起来。
何立云猛拍着巴掌，跟着呼口号，接着还唱歌，唱塔里木河真美丽，塔里木是个好地方，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时他们上海青年就走过来了，他们也唱，欢迎的人们更卖劲儿地唱。何立云看到，他们的样子都很高兴。这个时刻他觉得很开心，他和旁边的小伙子们都注意到，走近来的上海女青年个个都那么白净俊俏。
接着，各连的人负责把分配的上海青年领回自己的连队去，当然也是各种车辆都用上，挤得满满的。不少老职工坐不成车，就一路兴高采烈地走回去。大家都觉得，这一下农场要热闹许多了。见这么多上海青年来了，老职工和家属们是很高兴的，也发自内心地热情欢迎。因为大城市的人到农场来，对于大家肯定是件好事。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面对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开荒任务，人多总归好，那个时候团场很需要劳动力。再者他们也想过、议论过，上海青年来了，国家就会关心到我们，因为关心上海青年，也能把我们带上，这样的念头也是有的。
但是，让何立云他们这些老职工和家属多少感到尴尬的是，等到欢迎场面过后，把上海青年们领回连队，帮他们提着行李，送进了打扫好的“宿舍”，结果刚到里面一看，他们好多人就哭了，有的甚至不肯住下去。为什么呢？所谓的宿舍，实际上就是地窝子，那个条件确实相当的差。
从上海到新疆，连长程均友参与了接人的全程。最后，他把上海青年接到自己所在的34团。一来到家，他感到那真是安排得很好了，老职工们自己养的鸡、鸭、兔子什么的，都往那儿掂，往那儿送。都说上海学生从那么远支边来了，得慰问他们。
而上海青年的感受却是另一个样子。王祖炯记得他们是从库尔勒向东南，到达接近若羌县城的34团。那是傍晚了，经过漫长的颠簸，车子终于停下来，他们疲惫地向外看去，这好像是到了一个地方，有几栋破败的土房子，几棵老胡杨树，周围好像都是荒漠。车停在这儿，连长程均友下来高声告诉大家：“到了，这就是咱们塔里木生产五队，也叫五连，咱们就到这儿了。”上海青年们几乎都傻了眼，这就是我们要来参军的地方，要长期生活的地方吗？难道连房子都没有吗？
许多人不肯下车，有的女孩子简直就不行了，站在卡车上哭起来。有的甚至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去，要回上海。”大家对眼前的这些都不能接受了，恨不得不下车，现在就马上让送回去。
这时候呢，在昏暗的天色中很多人围过来，这些人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旧军装，破棉袄，脸晒得很黑，牙黄黄的，操着南腔北调，实际上以四川、河南、山东的口音为主，听见他们在好言劝说：“下来吧，到地方了。”“不走了，下来吧。”这些都是在农场多年的老职工。
当天晚上很累，再不情愿最后也只好下车进屋倒头睡下。第二天早上起来，闹笑话了，有一个说：“报告连长，昨天晚上我听到鬼叫了！”连长程均友问：“鬼叫是怎么叫？”那个人就学，这么一学，连长笑了，把他们领到外头，指着树底下拴着的一头毛驴说：“你们看看，就是它叫的。”
在北疆，李梦桃他们那一批人是经过奇台县，然后又坐了十个小时的车，这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最后到达农六师下属的北塔山牧场。类似的不安情绪也在困扰着他们，这地方到底是哪里呀？我们住的房子在哪里？人家向地上指了指，对他们说：“房子不就在这里吗。”结果往下一看，汽车都快开上去了，是地窝子，从上面看什么也没有。
当年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盐碱地上挖个坑，上半部用红柳枝条堆了泥垒一下，顶部留出个洞口，放置一块玻璃或塑料布采光，这就是兵团人都熟悉的“地窝子”。
在地窝子的“门口”，已经摆好一排脸盆，每个脸盆里有一条毛巾，新毛巾本来是白的，但是马上被渠里打来的水浸黄了。老职工们还在旁边热情地招呼他们：“快来洗洗脸吧！”上海青年们怎么也快不起来。
分到农一师14团的女青年朱静华，也遇到了差不多的情况。他们已经下车了，但都不知道脚底下就是自己将要住的“房子”，一些十几岁的男女闲不住，还在上面跑啊跳哪。连长跑来喊：“你们可千万不能跳，这下面是房子！”这是房子啊？后来他们就是从这房子的边上，有一个坑洞，下到了里面去。之后漫长的日子，就要在这样的地窝子里面度过了。
在上海做过基层团组织工作的杨清良，分到了农一师14团，他们一个排一百三十号人，一个班三四十人。他们住的地窝子挖得很大，里面大概能有三十米长，两边是大通铺，中间留一条走道。人从地面的斜坡跑下去，就是地窝子的门。
安康去的农一师5团五连，地段很艰苦，整个连队都是地窝子，根本没房子，连部也是地窝子。韩培芬分到农二师21团的连队，靠近博斯腾湖和孔雀河，自然条件比较好，所以生活条件也不错，有土房子，地上垫了麦草，就睡在上面。但刚到的那天，晚上风沙很大，周围树又少，狂风就更加显得猛烈。女孩子纷纷哭起来，开始是有人低声抽泣，直到大家抱在一起痛哭不止。
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
不管怎样，可以说团场上下尽其条件所能，为大城市初来乍到的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要让新同志一来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上级甚至专门提前下达了文件，要求造纸厂把其他任务先停一停，为即将到来的上海青年多生产些草纸，毕竟来自大城市的人总要讲究一点。而一些干惯农活的老职工，还特意登上舞台，演出他们排练已久的河南豫剧。
晚上毛国胜他们集合来到会场，被安排在前排坐好。搭起了台子搞演出，人家也叫文工团，主要就是那些老职工上去演节目。在上海青年看来，他们打扮得土里土气，跳的舞也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男女学生们都忍不住觉得好笑，还议论说这些人怎么这个打扮，这跳的什么舞啊。
老职工及家属演了一阵子下去了，主持的领导说：“欢迎上海学生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下面都鼓掌。上海青年中多才多艺的还不少，有一些人自己带了手风琴、口琴、胡琴、小提琴，就临时拉了一部分人上去演了。
这一表演不要紧，把当地的人给震住了。后来的情况是，老的文工团解散，由上海青年中抽出一批人组成新的文工团，那些有才艺的帅小伙啊、漂亮姑娘都抽去了，此后对当地的文化生活冲击不小。
在不同的团场，差不多都陆续发生了相似的一幕。34团五连，连长程均友把上海青年当中有点才艺的都找出来，集中起来，会唱歌的组织唱歌，会演节目的演节目，会拉弦子的拉弦子。总之，会啥的都找出来，能唱歌的唱歌，能说笑话的说笑话。这时候，有文艺爱好的余加安就上台了。上台干什么？说相声，还唱了拿手的歌。
进入新疆分到各农垦师以后，年轻的何百成似乎很幸运，他和一些伙伴即将去的那个地方，是当年已经美名远扬的“幸福城”。
起初何百成并不知道，但因为他很好奇，就在去往团场的路上向一位干部打听：“请问我们究竟是要去哪儿呢？”干部没有告诉他具体的位置，而只是说了简单的三个字：“幸福城。”这实际上是农一师第16团场所在的地名。何百成一听，十分惊喜，心想：幸福城我熟悉啊，在报纸上我早就看到过这个名字！
那还是1962年的时候，中学生何百成在《上海青年报》上看到，新疆少数民族有个古老的传说，人们向往的一个地方，没有巴依（财主），没有皮鞭，人们都过着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幸福城”。那篇报道还说：“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幸福城已经由传说变成了现实！”所以一听说要到幸福城去，何百成当然特别兴奋。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从阿拉尔的城里出来，笔者在车上问何百成：“咱们沿着这条路要去什么地方？”他也是很简单而清晰地说了三个字：“幸福城。”
不禁问他：“还有这样的地名？”他笑道：“对了。现在要去的幸福城，就是当年我刚进疆时去的农场，地名叫幸福城。”他还介绍说，那里过去叫胜利16场，现在是13团。来的上海青年有两千六百多个，占了团场职工的一半还多。那时他们从阿克苏到幸福城，一共走了一百五十七公里的土路。
当年的何百成，跳下了卡车以后，趁着大家休息的间隙，赶紧顺着小道，穿过树林，他迫不及待地想自己去找找看。忽然他看到有一间平房，上面写着“幸福门诊”四个字。刚好有一位老职工模样的人走来，何百成迎上去问：“同志，请问幸福城在什么地方？”人家看着他，指了指脚下的土地，笑笑告诉他：“小鬼，这就是幸福城！记住了吗？”
何百成一愣，再看看，两边就那么几间房子，别的什么都没有。他已经走了满脚的土，但是他真的不甘心，继续一路寻找下去，他要寻找梦想中的那座幸福城……
当然，像何百成那样的寻找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他脚下所站着的土地，确确实实就是幸福城。它叫这个名字，并不等于它已经很美好了。
不管怎么说，何百成所寻找的幸福城还是真实存在的，无论它被寄托了多少想象的成分。总之，那是要告诉新来的年轻人，你们的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了；而前提是，不能用幻想去寻找，既不能等，也不能靠，只能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青春，一点一点地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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