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散文选集》序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很高明，把作品的遴选权下放给了作者，并且要求附上一篇序言。依照常理，作品是作者的孩子，“知子莫如父”嘛，何者该选，何者不能入列，作者心里是最有数的。不过，“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并不容易。受“敝帚自珍”的心理支配，忍痛割爱，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好在选文章不过是“纸上会气”，高一眼，低一眼，无关宏旨，总不像“救儿子还是救女儿”那样“了断”选择——撕心裂肺。最后，只要顺利交差，也就完事大吉。

    颇费踌躇的倒是撰写序言。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那么自序，就要讲清楚自己创作的理念与路径，实际上是一篇导读文字。而作家的文字与文学批评家的不同，它往往带有即兴的意味，一般都和自身的创作实践结合紧密。管你“海客谈瀛”，还是“东郭滥竽”，都能通过现场检验，立见分晓。《伊索寓言》里有个说大话的运动员，一味吹嘘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说凡是在场的人都能为他作证。于是，有人说了：“用不着找什么证人，这里就是罗陀斯，你就在这里跳吧！”是呀，自选集不就是散文试场吗？言念及此，真地要“心惴惴然”而“汗涔涔矣”。

    这些都不去管了，索性怎么做就怎么写吧。

    八年前，我在北大“散文论坛”上，围绕着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力求在散文创作上有所超越这个主题，做过一次演讲。我说，很赞成“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的说法。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减弱，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多了，很容易自我陶醉，无视自身的薄弱环节。而突破、创新本身就是一道难关，谈何容易！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实现超越，必须靠自身努力。如果序言也需要有个主线的话，那么，挑战自我，渴望超越，就是一条主线。可以说，这条主线贯穿于三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的整个历程。

    我在全国正规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作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承《散文》杂志编辑青睐，一些两千字上下的随笔、小品，陆续发表在《海天片羽》专栏；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随笔》约稿，刊发在那里的更多一些。文章篇幅不长，说古道今，寓理于事，思辨性较强，密度较大。像选本中的《私谒》、《心中的倩影》等，即属于这种类型。

    随着笔墨与思路的荡开，我便开始写作山水游记和文化随笔，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自然之美、性灵之光。由于那些山川胜境，都存留着千百年来无数的诗心墨迹，所以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写《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便调换视角，另起炉灶，改变了由点到线、次第穿行的写法，尝试着从宏观着眼，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捧起来读。设想“三峡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写得多了，看得多了，逐渐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者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通过历史和美学的对话，诗、思、史的融合，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阶段，主要作品有《陈桥崖海须臾事》、《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等。我的实际体会是，“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艺术世界。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契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新的千年揭开了帷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我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以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就此，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中，提出了《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这一课题。

    这一时期，写出近二十篇以亲情、童年、故乡为题材的自传性的叙事、抒情散文，视角由外转内，推向内心，推向生命深处，着眼于人性、人生层面的发掘。如《碗花糕》、《望》、《青灯有味忆儿时》、《回头几度风花》、《神圣的泥土》等。将红尘的琐屑和形而上的寄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溶解在作品中的，就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感悟，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探求，是一种艺术的开掘与提炼。

    针对当下有些历史文化散文脱离现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抹杀散文表达个性、展示心灵的特长等弊端，我还有意识地剖析、描写了一批历史人物，以彰显现实期待、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前年3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北大行”的散文讲座中，专门就此作了阐述。我说，被誉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说得好：“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是我写作这类散文的一个出发点。《用破一生心》、《两个李白》、《灵魂的拷问》、《断念》等作品，都在这方面用了心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遗憾的是，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的一种通病。为此，我以思考历代帝王命运为题材，写了一部散文随笔集《龙墩上的悖论》。自序中说，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透过大量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历史的非理性因素和不确定性，侧重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人生与生命的咏叹，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我要通过这种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人性的深度和人生的广度，探求存在的意义。

    “作家功在表现，不在传达。”余光中先生此言，我极表赞同。鉴于近年来散文泛化、散文无文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作品丧失了文学属性，背离了审美指向，我曾多次在大学讲坛和一些报刊上，呼唤想象力、个性化与独创性。在《散文创作八议》中，我还提议，作为文学形式，散文不妨借鉴其他文学艺术门类，注重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在语言锤炼、谋篇布局方面，应该向古典散文学习；人物散文要致力于心灵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在创作实践中加以尝试。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选本中的《人生几度秋凉》、《情在不能醒》、《香冢》、《守护着灵魂上路》、《当人伦遭遇政治》等，都属于这一产物。

    我也经常对照成功的范本，反思、审视自己的散文创作，从中发现不足。一个时期以来，从自身的写作现状出发，我意识到：应该强化心灵的自觉和精神的敏感度，提高对叙述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感情应该更浓烈一些，要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要从密集的史实丛林中抽身而出，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进一步增强可读性，突破散文的“华严世界”，努力使自己的思考融入大众的接受心理，使读者易于产生情感的共鸣。

    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散文观。我只是坚持这样一点：既不肯重复他人，也决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煞车，再不要枉抛心力。创新离不开探索，探索总难免遭遇失败，难免会弄出一些不伦不类、不足为法的东西。无论是对人对己，我都抱着宽容的心态。比如，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是什么文体啊？小说不是小说，散文不是散文！我的意见是，“孩子”已经生了下来，不妨让他自然成长，既无须怀疑身份，也不要忙着归类、起名。人们的认可多是在成功之后。因此，志在创新者必须具备从他人的目光中走出来的勇气。

    三十年，将近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超过上万个日子，应该说是很长时段了。可是，对照自己关于超越的渴望和所取得的成果，又觉得相差确实过大。这说明“情感预期”往往是靠不住的。聊堪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确确实实挑战自我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至于终究不能尽如人意，除了默认清人赵翼所说的：“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还要痛切地说，文学创作委实是太难了。

    王充闾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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