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惊讶自己居然如此淡定。她本来的计划是找份秘书的工作，如果能找到工厂里的工作（战后工资比较高的那种）就更好了。刚刚开完迟来很久的十六岁生日派对，也刚刚从枫林谷毕业，就到了一个她母亲会称作“臭妓院”的地方（比如“他想把这地方变成个臭妓院吗……”），克丽丝汀笑了。有点紧张。这是凌霄地带，她想。她回忆起海滩上那个脸上有疤的女人。姑娘们从餐厅晃悠悠地走到客厅，克丽丝汀正坐在那里。她们打量着她的衣服，互相说着话，却没有和她交谈。她想起了第一次走进枫林谷时那些冷漠而细致的观察，试探的、暗含敌意的问题。后来马尼拉的几个姑娘开始跟她说话——“你哪儿来的？帽子挺好看。鞋子也不错。哪儿弄的？头发很漂亮嘛。”——于是就更像了。年轻的几个谈论着外貌，还有她们的男朋友。年长的几个冷嘲热讽地评论着。就像在枫林谷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女舍监掌控整个舞台。她什么都没有逃掉。枫林谷，柯西酒店，马尼拉的妓院——三个地方都漂浮在性暧昧与怨恨之上。三个地方都由金钱决定地位。三个地方也都围着男人迫切的欲望旋转。克丽丝汀第二次逃跑源自家中日益增长的危险，再加上自己获得隐私和独立的梦。她想自己制定规则，自己选择朋友，自己挣钱也自己管钱。同样因为这些，她也相信她根本不会待在马尼拉那里。但是她从不知道，像她这样生活在四十年代的黑人姑娘，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妻子的，所以厄尔尼·侯德当晚就轻而易举地领走了她。别了，独立。别了，隐私。他把她带进了最没有隐私、规矩最多、选择最少的地方——世界上最大的男性群体。
上等兵厄内斯特·侯德[42]本来是想到马尼拉这儿找点乐子的，结果看见一个穿着海蓝色裙装、戴着珍珠的漂亮姑娘坐在沙发上看《生活》杂志。克丽丝汀答应他一起吃晚饭。甜点还没上，他们就计划好了未来。心愿如此急切，仿佛这就是命运。他们的恋情有过快乐的时光，他们的婚姻则是一场闹剧。
克丽丝汀停了车，翻下遮阳板上的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是不是还说得过去。之前她并不习惯这样，这是从第一次去格温多琳·伊斯特办公室时的一场偶遇之后开始的。她正要走进大门，忽然感觉有人拍了下她的肩膀。一个戴着棒球帽、穿着运动服的女人朝她笑着。
“你是克丽丝汀·柯西吧？”
“对。”
“我就知道你是。我以前是在柯西酒店上班的。很久很久以前了。”
“哦，是么？”
“我记得你。海滩第一美腿。天哪，你以前那么好看的呀。你的皮肤，还有漂亮的头发。不过你那双眼睛一点都没变。上帝啊，你那时候真性感。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
“当然不介意了，”克丽丝汀说，“丑女人总是对美了若指掌。不这样没办法。”
她没有回头看那个女人是笑了还是吐了唾沫。不过之后每次去见律师，她都忍不住先照照镜子。“漂亮的头发”需要剪了，还需要做个发型，什么发型都可以。皮肤还没什么皱纹，不过“那双眼睛”——只看周遭，从不看内心——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人的。
格温多琳·伊斯特很不高兴。办公室是要根据预约来安排会面时间的。克丽丝汀的到来就像是非法入侵。
“我们一定要行动了，”克丽丝汀说，边说边把椅子拉近桌子，“发生了一些新情况。”
“您说什么？”格温多琳问。
“遗嘱的事。一定要阻止她。”
格温多琳心想，就为了那些遥遥无期的律师费而迎合这个难缠的客户实在不值得。“听着，克丽丝汀。我很支持您，您知道的，也会有法官支持您。但您现在就住在那里，不用付房租也不用付生活费。事实上可以说柯西太太在照顾您呢，而她本没有这个义务。从某种程度上您已经在享受得到这个房子的好处了。说不定现在还更好一点。”
“你说什么？只要她想，她随便哪天都可以把我赶到大街上。”
“我知道，”格温多琳答道，“不过她二十年了都没这么做。您觉得呢？”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在给她当奴隶。”
“好啦，克丽丝汀，”格温多琳皱起眉头，“您又没有住养老院，也没有靠福利生活……”
“福利？福利！”克丽丝汀先是轻轻说，接着叫了起来，“你想，如果她死了，房子是谁的？”
“要看她愿意给谁了。”
“给她弟弟啊，侄子啊，表妹啊，或者哪个医院什么的，对吧？”
“谁都可能。”
“不一定会给我吧？”
“除非她愿意。”
“那把她杀了也没什么用？”
“克丽丝汀，别开玩笑了。”
“你听我说。她刚刚雇了一个人。一个姑娘。年轻姑娘。她已经不需要我了。”
“嗯，”格温多琳沉思了一会儿，“您觉得她会同意签个租约什么的吗？能够保证您有地方住，有一定的经济来源，用来交换您的……服务？”
克丽丝汀仰起头看着天花板，似乎想找出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她的意思。和这个女律师说清楚不应该这么难的。不管怎么说，伊斯特小姐也是有上滩背景的，她就是这里一个中了风的罐头厂女工的孙女。她用中指在律师的桌子上一下下敲着，强调她说的某些字眼，“我是威廉·柯西的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分文不取地照料这座房子和他的寡妇已经二十年了。我做饭，打扫卫生，洗她的内裤，熨她的床单，买菜……”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要找人取代我！”
“别着急。”
“她要找人取代我！她一辈子都是这样，你不知道吗？把我取代，把我赶走。我永远是最不重要的那个。永远是被赶走的那个，滚蛋的那个。”
“克丽丝汀，您冷静一点。”
“这是我的地方。我十六岁生日派对就是在这房子里开的。我出去上学的时候，地址写的就是这里。我属于这里，谁也别想对我挥着什么沾满油的破菜单把我赶走！”
“但是您离开这处房产已经很多年了……”
“操你妈！你要是不知道房子和家有什么区别，就该被人一脚踹在脸上，你这个蠢货，白痴，罐头厂的垃圾！你被解雇了！”
从前有个小姑娘，她梳着四根辫子，每根上面系着一朵洁白的蝴蝶结。她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在一座很大很大的酒店的阁楼下面。房间的墙上贴着勿忘我图案的壁纸。有时候她会让她的新朋友留下来一起住，她们会笑啊，笑啊，直到笑得在床上打起嗝来。
有一天，小姑娘的妈妈告诉她，她得从她的房间里搬走，去另一层楼的小房间里睡了。她问妈妈为什么，妈妈说，是为了保护她。有些事情她不该看见，不该听见，也不该知道。
小姑娘逃跑了。她在一条飘着橙味的路上走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一个戴着大圆帽和徽章的人找到了她，把她送回家。回去后她还争着要回自己的房间。妈妈让步了，不过晚上会用钥匙把她锁在房间里。没过多久，她就被送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远离了她不该看见、不该听见也不该知道的东西。
除了那个戴圆帽和徽章的人之外，谁都没有见她哭过。从来没有人见过。就连现在，她那双“一点都没变”的眼睛也依然不流泪。但那双眼睛也第一次看见了她妈妈心中那个凶险的世界。她曾经恨她的妈妈，因为妈妈要把她赶出自己的房间，而且巴弟治安官把她送回家时，妈妈又狠狠打了她的脸，让她的下巴都磕着肩膀了。被打之后，她在L的床下躲了整整两天。所以他们把她送到了枫林谷学校。她在那里受了很多年的煎熬。在那里，有梅这样的母亲让她很尴尬。枫林谷的老师一直知道有些黑人很危险，但当他们读到梅写给《亚特兰大环球日报》诉说白人“荣耀”和指责被误导的“自由乘客运动[43]”的语无伦次的信时，他们实在是哭笑不得。克丽丝汀很高兴她和母亲的关系仅限于写信，因为这些信她可以藏起来，也可以毁掉。除了偶尔说一些名人的小道消息之外，信里没什么内容能让一个想受人欢迎的十三岁小姑娘感兴趣。一年年过去，她简直都读不懂那些信了。克丽丝汀现在可以嘲笑自己的无知，不过那时梅写的看起来就像密码：“CORE[44]”在芝加哥静坐抗议（这个“Cora”又是谁？），墨索里尼辞职了（去干什么？），底特律着火了。是希特勒杀了罗斯福还是罗斯福杀了希特勒？——反正他们是在同一个月死的。大多数信件都是关于留心的所作所为。阴谋，诡计。现在她终于理解了她的母亲。梅心中的那个世界永远在倾颓，在那里她永远不安全。梅是个穷得吃不饱饭的牧师的孩子，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依靠的是黑人的安分守己。事情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那年她公公再婚；整个二战期间，事情越来越多，战后也依然如此，都是因为家中的某个人带给她的挣扎。她变得滑稽可笑了。不过克丽丝汀想，她的方法也许不对，她的直觉却没有错。她的世界被入侵，被占领，变成了一片狼藉。如果不警惕，不去一直保护它，这世界会从你身边悄然溜走，让你心脏颤抖，太阳穴抽搐，跑过一条不再有橙香的路。
大家都觉得她母亲疯了，并且猜测是什么原因：丧夫，过度操劳，没有性生活，民权运动。其实都不是。梅的问题就是太清醒。到了一九七一年，克丽丝汀回家参加柯西的葬礼时，她母亲已经清醒了很多年。从一点点的机敏（被他们称作“偷窃癖”）变成完全的智慧。她用漆红的胶合板把她卧室的窗户封了起来。她在海滩上点燃瞭望的烽火。包斯·丝克不同意她买枪，她纠缠了他好久。他的父亲丝克警长就会让她买，但儿子对于黑人持枪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他和她想瞄准的人都一样。如今克丽丝汀明白了，梅对局势的理解其实很深刻。一九七一年的时候她嘲笑克丽丝汀的假军装、切·格瓦拉式的贝雷帽、黑色紧身裤和超短裙，现在想想也没错。梅的眼睛毒得很，一下就看出什么是最重要的。就像她自己穿的那套行头。大家都笑她。那又怎么样？梅戴的头盔是她真实的姿态，强烈的表达。即使在葬礼上，被L劝着换了一条黑头巾之后，她还是把头盔夹在胳膊下面；那时候克丽丝汀还不懂，在敌占区——当时梅住在那里，现在轮到了克丽丝汀——随时都需要保护自己。在这里，防备就是一切。克丽丝汀又一次感到满心怨恨。过去的二十年，她在楼梯上爬上爬下，端着她因骄傲而不愿马虎对付的饭菜，穿过一重重争奇斗胜的香水气味，努力不在诡异的床头后面挂着的画像里那双仿佛说着“来吧”的眼睛前面颤抖，收拾脏衣服，刷洗浴缸，从下水道拽出头发——如果这不是地狱，也是地狱的门口了。
留心一直想把梅送进疯人院，但L阻止了她。L认为事态不像柯西想的那样严重。宣读菜单上的遗嘱时，“比利仔的妻子”得到了酒店，听到这里，留心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给一个疯子？他把我们的生意交给一个疯子？”
事态乱了起来，闹了好久，最后律师拍了桌子，明确告诉留心谁也不会（不能？）阻止她管理酒店。当然也需要留心帮忙的，况且她丈夫把房子还有钱都留给她了。这时梅扶了扶头盔，说：“您再他妈说一遍？”
此后的争执是这么多年来争执的一个缩影：谁都认为自己被取代了，谁都觉得柯西更喜欢自己，谁都要么从某场灾难中“救”过他，要么让他脱离将来的一场灾难。唯一没有参与葬礼前这场争吵的是L。她一贯的沉默这时显得简直冷漠，因为她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看起来没有在听，也没有任何感觉——什么都没有。留心趁L漠不关心，就嚷着说不应该允许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继承遗产，因为他们需要“专爱[45]”照顾。后来负责葬礼的人来了，告诉她们必须立即出发去教堂了，克丽丝汀才没有挥拳头。不过只是暂时的。之后到了墓地，看到假惺惺流泪和夸张地抽动肩膀的留心被乡亲们当作唯一的哀悼者，而柯西家的两位真正的成员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客人；想把戒指戴在柯西手上，又被拦住时，克丽丝汀爆发了。她把手伸进口袋，跳向留心，然后抬起手。L突然复活了，把她的手拉到身后。“那我说了。”她轻轻说，对她，或者对她，抑或谁也不对。留心见事态安全了，把脸凑到克丽丝汀面前，马上又退回来。L从来不说空话。克丽丝汀悲哀的人生中有些细节是不愿被人知道的。她可以忍受厌恶甚至嘲笑。但她受不了怜悯。惶恐中，她收起了刀，只冷冷地看着。但是留心呢，为什么她也收敛得如此之快？她怕什么？倒是梅明白了该怎么做，她马上就站在女儿一边。她冲入这激流里，把留心那顶郝思嘉式的帽子扯下来扔到空中。太棒了。有人笑起来，趁着这个当口留心过去把帽子追了回来，克丽丝汀也冷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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