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通（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我觉得在寓真笔下，不管是聂绀弩也好，还是张伯驹也好，都能看到十个字，那就是：“独到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

    所谓独到的眼光，就是寓真先生有诗人的敏锐眼光，说起缘起是一个很简单的偶然事件，作者在朋友家偶然看到几首张伯驹的词，从而引发了对他的研究，成就了一篇大文章。再就是，寓真先生有法官的眼光，“钩沉史料，道出真诚”，既有大量的史料佐证，更有对三场官司的真实再现和点评，客观公正，令人信服。

    所谓悲悯的情怀，就是通篇看下来是非常压抑的。我查了一下词典，“身世”大多指人生不幸的遭遇，“钩沉”则是把被历史遗忘的翻腾出来。张伯驹作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才华横溢，富可敌国，尤其在文物收藏方面，近代无人可比。这部书塑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的守护者。书中罗列了五十件张伯驹捐献给国家的文物，其中有《平复帖》、《上阳台帖》、《春游图》……件件都是无价国宝。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旷世奇才和爱国情结的学人，最后在我们堂堂的中华竟无立锥之地，这应该值得我们民族认真反思。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张伯驹这部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来讲，传承优秀文化，光大传统文化有着重大和现实的意义。

    寓真（原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作家、诗人）：

    衷心感谢今天参加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特别是冒着寒冷从北京、上海等外省赶来的朋友们。也衷心感谢我们山西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社、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为研讨会的举行费了很多心血。也感谢鑫四海集团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今天上午，我坐在这里很认真地聆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精彩的发言，我感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也经常看书，但有些东西是自己意识不到的，听了专家的一些点拨，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张伯驹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但是通过这个人物要把这一段文化史写出来，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汤显祖《牡丹亭》中有这样两句诗：“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我觉得自己水平有限，书写得不很成功，刚刚专家也都提到了，虽然讲的话不多，但我自己完全能够意识到的，这就是“文章千古事，得知寸心知”，我相信今后会有人写得更成功。今天大家能为了这本书聚集到一起，是真正的以文会友，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聚会使我们的友谊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在文化事业中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友谊，这是非常可贵的，因此我再引用杜甫的一句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我相信我们今后还有更多的机会饮酒论文。谢谢大家！（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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