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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12月7日，1986年1月13、26日）[182]

    胡乔木

    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来把“左”倾路线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放在政治方面里一起讲，后来认为军事方面也要突出，就分开来讲。将军事方面与政治方面分开来讲，我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弼时同志在我起草的稿子上写的那七点意见比较具体，但逻辑不大清楚。后来又回到四个方面（政治、军事、组织、思想），这比较清楚。

    《决议》在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才好开七大，七大以后再修改。从前线到延安的七大代表，要尽快回去。那时战争形势发展快，要占领城市，所以大家急于回去。我们刚刚进攻城市，日本投降了。《论持久战》中说的战略反攻阶段，没有打几天就完了。日本这么快投降，是与美国苏联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有关的。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一个岛一个岛地占领，很难过来。为了抢先，它决定丢原子弹。现在史学界有一个争论，即日本投降的原因是美国丢了原子弹还是苏联出兵消灭了关东军。实际上这是不好分开的问题。丢原子弹是直接原因，丢了两颗，两个城市就完了，如果再丢下去，丢到东京，日本怎么办？它是没法不投降的。另外，苏联出兵东北，一直打到朝鲜，这也促使日本投降。本来美国使用常规武器就可以占领日本，但这样美国军队牺牲会大一些，它为了减少牺牲，就丢原子弹。从政治上讲，美国不愿让苏联占领日本，所以抢先丢原子弹与苏联出兵东北有关系，这两个原因是互相联系的。《解放日报》当时发了几篇关于美国在广岛、长崎丢原子弹的新闻稿，引起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要强调人民斗争的作用。这是从政治上分析，免得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在《决议》起草时，我给弼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到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的问题。其实关于教条宗派问题早就讲了，整风一开始毛主席就讲了。政治局检讨历史时，教条宗派的人头比较清楚，经验宗派问题，则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当时担负着很重要的工作，说他是经验宗派就不好工作了。而且一说宗派就把问题说死了，还要说清楚这个宗派什么时候消失了，又牵涉很多的人，后来决定不这样讲。我写给弼时同志的这封信，是想说先讲事实，后说宗派。但后来也没有用教条宗派的说法。

    现在写关于《决议》起草经过的材料，有一个缺点，只有档案方面的情况，即只有文字可查的情况，没有讨论的情况。我参加讨论的笔记本在延安撤退时丢掉了。当时参加讨论的有任弼时、刘少奇、陈云、彭真、聂荣臻等。这时稼祥同志病了。整风期间，开始他是主要指导者之一，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后来引起毛主席在七大那篇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当时的有些情况，可以问陈云同志，请他判断“是”与“不是”。《决议》中后来加上了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是彭真同志提出来的。

    二

    我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作为助手，对《决议》的起草工作始终参与其事。《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当然，毛主席不是一个人搞，是集中一些人搞，但是以他为主。

    1941年历史问题草案稿为什么忽然搁下来？当时的情况是：随着中央内部整风开始，印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讨论逐步深入，感到原来的1941年草案稿有些认识就不够了。例如，第三次“左”倾路线不能说是从“九一八”才开始。许多高级干部回忆历史，使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当然也考虑到怎样对团结有利。当时犯错误的同志除王明外大多数都认识了错误。王明后来在70年代还出了一个很坏的小册子——《中共五十年》。这个小册子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苏联印过，在越南也印过。在这个小册子中，王明说毛主席要毒死他，这是胡说八道。“文革”那么残酷，毛主席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文革”中很多事情是江青他们搞的，毛主席并不知道。整风起初王明还参加，后来他就生病了。为什么叫做王明路线，为什么说王明是四中全会及四中全会以后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因为四中全会以前就是王明在那里闹，米夫与他是搭档，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四中全会把王明搞上来，非常不正常，不是像康生所说的什么既反“左”又反右，而是把“左”当作右来反，大家对四中全会义愤很大。左联五烈士就是反四中全会的，李求实在左联的用名是李伟森。不能说，四中全会是正确的，“九一八”以后党的路线才是错误的。四中全会就错了，不仅是政治路线错误，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在党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同志说是篡权。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还是说王明路线，因为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你们整理的那个材料，对《毛选》收入《决议》时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也要写上一笔。1941年历史问题草案稿为什么写博古路线而没有提王明路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博古的错误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是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虽然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不让他去南方局做负责人，留在延安，但王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说是博古的错误。《决议》起草经过多次修改，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届一中全会的通过，出《毛选》时又加上王明、博古的名字，这个过程要写出来。

    《决议》最初不提四中全会是路线错误，这里有认识方面的原因。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四中全会蒙上一个共产国际的影子，不了解内幕的人不容易理解。开始，中央没有集中力量考虑这些历史问题，到整风时中央同志都集中考虑这些问题了。中央整风，回顾了历史，提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这里面牵连的问题比较多，毛主席最初把“九一八”看得比较突出，因为“九一八”后国内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够，再往前说到党的成立。

    《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茅盾回忆录也说武汉时期反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很多，这是事实。不然，八七会议怎么能召开？瞿秋白成为八七会议的主要发言人，这不是偶然的。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当然，七中全会时要换一个写法也不可能，我的这些话是事后诸葛亮。

    三

    《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委员会成员有无陈云同志？我记得他参加了几次会，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他提出的。这个话除他以外，中央没有人好说。毛主席不大了解白区工作情况，陈云同志与少奇同志工作联系多，其他人如博古等更不可能说。

    参加委员会的，是否还有王若飞？1941年9月以后中央秘书长是任弼时，但这以前王若飞曾任过秘书长，日常事务他处理得多。我为什么说王若飞可能参加呢？因为他参加了六大，当时参加过六大的，除恩来同志以外就只有他。讨论六大，王若飞比较有资格发言。王若飞在陈独秀时期担任过近似秘书长的工作。他在七大讲过这一段工作。他是在中央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后来坐牢时间也比较长。放出来时，薄一波去找他，向他说明当时中央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到延安后先分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后来到中央工作。在爷台山战役打起来以前，或者正在打的过程中，在延安开了一次群众大会，王若飞讲了话，代表中央发了一个声明。毛主席当时说：如果有千金可赏的话，就应赏给王若飞，一字千金。他在中央做了很多工作，开始毛主席很器重他，后来又感到他抓事务性工作比较多。就他当时担任的职务和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会参加对《决议》的讨论。

    聂荣臻参加了讨论，我记得他讲了话。党的重要历史变化，从大革命起，他经历得多，对党的历史的了解比较完全。有的人在会议记录上没有，但实际上参加了讨论。

    讨论《决议》就在枣园，几乎天天开会，一般是开半天。有一时期工作很紧张。陈云一开始就参加了讨论。聂荣臻从晋察冀回来，后来才参加的。王若飞参加讨论，我是推断出来的，没有准确的记忆。讨论的人有几个是固定的，天天参加；有的是今天参加，明天不参加。

    这一段讨论《决议》的情况，一定要写到你们整理的材料上，写上陈云、聂荣臻，还有邓发，要说明经常参加讨论的不限于委员会成员。陈云调到晋绥统管晋绥、陕甘宁的财经工作，他管财经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整风中，康生几次攻击说陈云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没有阶级观点，说陈云讲会用人，人是什么人，国民党也是人，机会主义者也是人。康生还攻击洛甫的关于待人接物的文章。这一段时间，党内有许多的看法。当时，康生等发议论较多；少奇在关键时刻才讲。毛主席对我说：一个人要会讲话，有的同志不会讲话，打电话给我就讲半小时，一小时。陈云讲话非常简单明了，根本不占我多少时间。我记得邓发也参加讨论，讲了话，但不是每次参加。陈云几乎是每天参加。陈云在延安时身体就不太好，有一次他去马列学院讲话，在去的路上对我说，他是木炭汽车（意即走走停停）。那时王稼祥、洛甫、凯丰处境都不佳。博古不一定每次参加讨论，当时他已负责办《解放日报》，工作不少。

    开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让他住到杨家岭。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就是他起草的。1941年是王稼祥很活跃的时期。整风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整风运动，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当然这里面康生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

    《决议》起草中，有一段天天开会，讨论一阵子，又改稿子，并向毛主席汇报。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王稼祥到苏区比博古早一些，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一起去的，任、顾都不是王明集团的。四中全会及上海的那些人，一直是批评苏区和朱、毛的。古田会议前，中央九月来信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才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几个朝代的中央，都是指令红军应这样应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势。还有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整风中王稼祥、任弼时当然要做自我批评。两个人的历史情况不同，任弼时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王稼祥是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遵义会议上，也表现在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多次说，两个人（指王明、王稼祥）都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讲的话却不同。对于任弼时，1948年他在杨家沟做的土改问题报告，毛主席看了比较满意。在陕北转战期间，撤离王家湾时，任弼时等同毛主席争论，吵得很厉害，耽误了一天的时间。任弼时是行军中组织的支队的司令，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考虑，提出向东过黄河。毛主席坚持要继续留下来，与边区人民共命运，毛主席很生气，话说得重。我在旁边的房间里，他们争吵我都听见了。恩来同志什么话也没有讲，也不好讲。这以后，支队司令换成恩来同志。

    我1941年刚到毛主席那里，关键的政治局会议我不参加，一般的政治局会议我参加。我是政治局的秘书，是毛主席亲自讲的。我那时叫乔木，在重庆时与当时在南方的乔木（乔冠华）的名字容易相混，毛主席让我加上“胡”姓，回到延安还是叫“乔木”。后来总理定名字，我叫胡乔木，他叫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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