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

    今天，我想讲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意义，起草《决议》的指导方针；第二个问题，讲《决议》是怎样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第三个问题，讲《决议》是怎样科学地阐明毛泽东思想和它的指导作用的；第四个问题，讲《决议》所体现出的分清历史是非的科学方法；第五个问题，讲《决议》的目的，就是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意搞四化。

    一

    第一个问题，先讲一讲《决议》的意义。

    这个《决议》非常重要。怎样来概括它的重要性？有一句话同志们可能都注意到了，就是六中全会《公报》里的一句话，说这次六中全会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这是《公报》里面对六中全会意义的一句评价的话。我想这也就是对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这个《决议》的意义的一句最恰当的评价的话。胡耀邦同志在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有一个不长的、但很重要的讲话，他也特别提出来，请大家注意《公报》里的这句话。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跟我谈，说我们有些同志提出来，说这句话跟胡耀邦同志讲的我们现在还处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怎样来统一理解呢？我想这里讲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来讲的，是从中央对历史问题的是非已经系统地作了清理而且作出了决议这个角度来讲的，至于在全党，包括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间来完成这个任务，那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决议》，从中央，从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完成了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那我们现在全党，特别是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学习《决议》，用《决议》的基本结论来统一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通过学习达到这么一个统一，我想也就可以说是在我们全党各级领导骨干的身上完成了现在从党的指导思想上、从中央的思想上已经完成的这个任务。在从中央的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到全党的各级骨干的思想上完成，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指导思想上的完成到实际工作上贯彻下去，那就更需要一个努力的过程。胡耀邦同志讲话里说到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两三年，甚至三五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各项实际工作中间都来完成这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还需要两三年到三五年的时间。这就是说，把在中央统一了的思想贯彻到全党去，达到全党的统一，全党统一了的思想再把它贯彻到实际工作中间去，这还需要一个不是很短的过程。因此，整个说来，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还需要两三年、三五年的努力，但是从中央、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对历史是非的分清，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统一我们的认识，这样一个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决议》通过以后，应该认为是已经完成了。

    所谓从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拨乱是指什么呢？我想，主要的就是指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它的发生还有更远的由来。所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澄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这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我们党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这个艰难的历史任务。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成就。可以作一点历史的对比，我们党上一次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的。那个《决议》主要是澄清王明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从1931年到1935年统治我们党，在我们党中央占支配地位四年之久，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达十年之久。一个四年，一个十年。而拨乱所花的时间呢？前一个《决议》，如果从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算起，从1935年到1945年，中间经过了十年时间。四年的错误领导，彻底清算清楚，是十年的时间。而我们现在呢？十年的错误，我们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历史的情况有许多不同，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等待很长的时间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情况不同条件不同，不能简单地类比。但是，大体上这么一比，也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从指导思想上完成这么一个拨乱反正的任务，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而做到了这一点，也确实表现了我们现在的党中央政治上的成熟程度，表现了我们现在的党中央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新高度。

    从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现在已经完成，那么这个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应该说从粉碎“四人帮”和揭批“四人帮”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单单批判“四人帮”是不可能完成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的。这个五年时间大家都经历过，记忆犹新。我们当然要揭批“四人帮”，但是每当这种批判要深入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一些问题：这些事是不是“纯系”“四人帮”干的？是不是毛泽东同志同意过的？或者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或者哪些话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哪些文件是毛泽东同志签署的？或者他起草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嘛！深入批判“四人帮”就要触及这些问题。当时有一种方针，就是“两个凡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所有触及的这些问题都不能动，都不能批评，都不能改正。那么这个批判“四人帮”就不可能深入，从根本上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就不可能进行。这就面临一个考验：我们党敢不敢于正视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敢不敢于追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就发生过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因。敢不敢正视和批评这些错误，这是对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一个考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围绕这个讨论，又进行了一场斗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样就使长期形成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开始被打破，我们开始从它底下解脱出来，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过去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拿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我们党的历史，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我们党才能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以前也在开始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遇到很多障碍，只是在重新确立这样的态度以后，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真正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如果同志们回顾一下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那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确实是以高屋建瓴的姿态，一步比一步深入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很多遗留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建国以来历史遗留的好多问题。今天我们就不一件一件地列举了。总之，从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很多重要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当这一件一件的拨乱反正的工作都做了、做好了以后，现在六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犯过的其他重要错误，对毛泽东同志在这些错误里面的责任，作出了公开的、郑重的、系统的清理和明确的结论。因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做的拨乱反正工作，特别是六中全会通过的现在这个历史决议，表明了我们党经受住了面临的考验，表明我们党是能够正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有巨大政治勇气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在郑重地指出而且严肃地批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犯过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又面临着另外一个方面的考验。前面讲的考验，是敢不敢于正视错误和批评错误。现在又面对另外一个方面的考验：善不善于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些错误，用科学态度对待错误？能不能够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错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整个革命活动中的位置，对这个位置的估量恰当不恰当？敢不敢于在揭露错误以后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勇气，敢不敢于肯定，这也是一种考验。在这个考验面前，我们党也是表现得很有远见、很有能力的。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举出中央领导同志、中央会议所作出的一系列明确表示来。我想择其最重要的15次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次，1977年4月，“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不久，小平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他写信给当时的党中央，这封信发到全党了。在这封信里小平同志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但是同时，小平同志又明确指出，我们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第二次，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全会闭幕的时候，小平同志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第三点专门论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反对了林彪等人用只言片字来吓唬人的办法。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再次明确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第三次，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小平同志致闭幕词，中心思想就是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和群众路线的传统。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的东西。

    第四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以后，有同志说这是“砍旗”，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6月，小平同志在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不是什么“砍旗”，而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

    第五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同志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党公开地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正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同外国记者谈话，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

    第六次，三中全会开过以后，发表了一个公报，里面对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一段，讲到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不犯错误那就违反毛泽东同志本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讲，我们一定要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功劳，要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

    第七次，三中全会以后开了一个理论务虚会，理论界的同志讨论拨乱反正的问题，1979年3月小平同志在这个会上作总结，明确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八次，建国30周年的国庆讲话，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帅的这个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作为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叶帅的讲话宣布了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个正式的结论来。

    在那以后，中央就组织了由胡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开始了起草的准备工作。中央常委由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来指导这项工作。中央开始抓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起草决议的指导方针。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历史决议的提纲。这个提纲送给中央领导同志，送给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了一次话。

    小平同志说，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小平同志说，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针对这些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决议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延安那一段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里面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等，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上一次那个历史决议，主要是批评几次“左”倾错误，对照那些错误讲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但是没有专门展开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内容。这一次的历史决议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小平同志说，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关键性的问题。起草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指导方针的第二点，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毛泽东同志，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指导方针的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按过去讲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在党内、在人民群众内把思想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通过决议以后就不要再像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个没有完。决议作了以后，在认识上基本一致了，就要求大家面向现在，面向未来。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小平同志说，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方针，就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就是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

    可见，从起草决议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三条指导方针，就很明确地规定了起草的方向。这一次对起草工作方针的指示，就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事情说，是第九次。

    第十次，1980年6月，起草小组起草出了第一次拿出来送到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初稿。这个稿子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这次说，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说清楚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些什么贡献，这是这个决议要做的事情。毛泽东思想是在不断发展中。今后，我们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要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由毛泽东同志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要给人一个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一些什么内容。小平同志特别讲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哲学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思想。说清楚我们要坚持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是这个决议的中心目的、中心内容。这一次，从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讲是第二次重要的指示。从我刚才排的那个序列讲，是第十次。

    第十一次，1980年8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对毛泽东思想要作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要作全面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地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第十二次，也是1980年8月，小平同志跟意大利记者进行了一次很长的谈话，这个谈话后来在我们的刊物上也发表了。小平同志面向全世界的人民，也面向全国的人民，又讲了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讲，尽管毛泽东同志过去有段时间犯了错误，但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的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第十三次，1980年10月，这是起草过程中间很重要的一次谈话，刚才讲了起草出初稿在书记处讨论之后小平同志讲了一些意见，以后又重新起草，几次改写，又写出了一稿，1980年10月提交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有中央的，有地方的，青岛也有同志参加了，全国是四千名高级干部，来讨论历史决议稿。讨论中间，全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还反映了各方面的群众、各方面的干部的意见，提了很多很重要的好的意见。自然也会反映出各式各样一些不同的意见。小平同志看了四千人讨论的简报，针对讨论中的情况，要求我们把讨论中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按照这些好的意见修改决议。同时又重申了起草决议的那三条指导方针，特别是第一条，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方针。小平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决议里面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说来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犯过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使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头不能让步。小平同志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全局的问题，不仅是国内的问题，而且是国际的问题，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很大的政治问题。具体怎么样来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这需要很好地考虑大家的意见来把它写好。但是不管怎么个写法，总之是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把它对当前和今后的指导作用，写清楚。小平同志还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我们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泽东思想里头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是毛泽东同志规定了的。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是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把它做起来；把他过去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来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七大”规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和“四人帮”！并且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这一代干部，这一代党员干出来的吗？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之乱；也是要拨毛泽东同志错误言行之乱，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小平同志还说，总之，如果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里面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和建设的分量和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够写过了头，写过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会给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就离开了历史的事实。无论从哪方面讲，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从根本上说总是前进的嘛！过去是这样，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更不用说了，这几年更是前进了嘛！这是去年10月四千人讨论以后，小平同志讲了这样一些意见。这是第十三次。

    第十四次，1980年12月，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感情用事把错误说过了头，只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

    第十五次，1981年5月，决议在四千人中讨论以后，重新修改，重新写过，又写出一稿，征求50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老同志的意见，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再修改出一稿，提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的时候，小平同志讲话，说明了在起草决议之初就提出的三条基本方针要求，以及坚持这三条方针的重要性。

    我们刚才介绍的，起草决议以前若干次，开始起草决议以后，针对着起草决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思想情况所讲的意见，又有若干次，重要的一共15次，都坚定地、正确地坚持了起草决议的或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方针。现在这个决议能够起草出来，党的六中全会一致通过，表示满意，从现在看来，全党的反映，群众的反映，国外舆论的反映，总的说起来都是好的。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结果，我想，首先是因为我们党中央、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头，在对待起草决议的方针上头，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央的方针是，历史的是非一定要分清，错误不能说成是正确，正确不能说成是错误；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一定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中间对革命的贡献，科学地论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说明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因此，这个历史决议表明，我们党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既敢于修正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我们党的错误，又敢于坚持真理，坚定不移地坚持真理，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想，坚定、正确这两点很重要，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很重要。如果坚定而不正确，那是顽固，坚持错误。如果有正确的观点，可是遇到一些议论和一些不同的意见，就不能坚持，那这个正确意见就不能贯彻落实，得到成果。我们中央有坚定正确的指导方针，才能产生现在这样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的起草是在明确的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同时也是走群众路线来进行的。起草的过程，刚才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最早是起草了一个提纲，中央就起草方针作出指示后起草出第一次正式提供讨论的稿子，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过。以后重新修改，重新改写，写出第二次提供讨论的稿子，这就是全党四千个高级干部，通过他们还联系了很多群众，广泛地讨论了十几天、二十天的稿子。集中四千人讨论中的正确意见，又重新改写，写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有很长历史、很高威望的老同志，50多个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进一步修改之后，提出第四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十天，有70多人参加。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做了很多的修改，由政治局通过，提交六中全会审议。提交给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那个稿子，是二万八千字，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出来的稿子，即政治局通过提交六中全会的稿子，是三万两千字，增加了4000字，这都是吸收的讨论中的好的意见。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没有仔细统计，恐怕将近一百条实质性的大小意见，不讲文字性的。六中全会预备会讨论时，中央委员同志们按照胡耀邦同志讲话的要求，独立思考，对党负责，认真地讨论，一共讨论了八天，提了很多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的大小意见也差不多将近一百条。篇幅呢，增加到现在的最后通过的三万五千几百字，又增加了3000多字，提意见还有去掉一些语言的，实际上增加的字数还更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中，增加了差不多4000字。全会讨论的过程中，又增加了3000多字，从篇幅的变化也反映了吸收意见的规模。在中央全会开预备会的同时，还找民主人士和参加政协工作的党的一些老干部来讨论，并且在北京的1000名高级干部中征求意见。他们的意见也被吸收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原来是讲“文化大革命”主要讲打倒所谓“走资派”是错误的，在政协讨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就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现在发表的决议稿，就采纳了民主人士提的这个意见。决议的稿子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这些同志，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看到了草稿，也以对党负责、对中国人民负责这么一种精神，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包括参加翻译的一些外国专家提的意见，好的意见也都吸收进来了。可以说，这个稿子确实是走群众路线，博采众议，吸收各种好的意见，修改出来的。

    当然集中群众的意见，历来我们讲，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博采众议，是博采正确的意见，因此这个集中过程也就包含另外一个方面，力排“众”议的方面。比如说，有的同志讲，毛泽东同志自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意见就没有接受。又比如，有的同志说，从1957年以来，就存在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这种意见也没有接受。还有一种意见，说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十年间，成绩不是主要的，起草的决议的稿子上讲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的同志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场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没有接受。“文化大革命”中间确有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破坏，但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发动的，在我们国家进行这么久，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以外，说整个的就是一场反革命，这个观点没有接受。又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人，从整人开始，以整人结束。这样的分析问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没有接受。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的错误，归结起来都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的问题，这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历史问题的观点，对这种观点也没有接受。还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前期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这种观点也没有接受。还有的同志提出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所有党的这些错误，统统由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负责，这种观点，也没有接受。因为这些意见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结论，不符合我们党的中央确定的起草决议的正确指导方针。我们说这个叫力排“众”议，当然这个“众”字，跟前面那个博采众议的“众”字，有很大的不同。博采众议，众人的好意见，那个众是很多很多的人，是“大众”。力排“众”议，这个“众”，人数要少得多，是很少数人，是“小众”。但确实不是一个人，它们代表一种思想，所以它还是“众”议。有博采众议这一面，也有力排“众”议这一面，以实践作为标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各种意见，正确的接受。经过这么一个群众路线的过程，最后在六中全会上一致地通过了这个重要的决议。

    关于《决议》的指导方针和修改过程，就介绍这些情况。这个《决议》说明我们党经受了两方面的考验。一方面，是在过去长期的个人崇拜这种精神枷锁的束缚底下，敢不敢突破它，敢不敢正视我们自己犯过的错误，敢不敢正视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这需要有政治勇气，考验我们党的领导能力，我们党经受了这个考验。而在敢于揭露我们自己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敢于指出错误的严重性的情况下，敢不敢于坚持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一种政治勇气的考验，领导能力的考验。刚才介绍的起草决议以前和起草决议以来党中央的这些指导方针，说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头也是经受住了考验的，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正确地解决了拨乱反正的这个核心问题，这个也是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

    第二个问题，《决议》是怎样解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的呢？有了正确的指导方针，怎么样来体现这个方针呢？用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来把这个方针体现出来呢？我体会，有这么四点。

    第一点，这个决议是立足于党的整个60年的历史，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立足点摆在60年。决议本身是讨论建国以来32年来的历史是非，但是，它首先简略地回顾了建国以前28年的历史。这个做法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从党的整个历史，不从60年的历史着眼，只看一个历史片断，那就不可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不可能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过，对待干部，不能只看他的一事一时，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来评价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是必须遵循的方针。不是只有一个历史片段，而是要看整个历史，哪怕这个历史片段是相当长的一段，是建国以后这一大段，也不行。如果仅仅从建国以后，我们现在讲是32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那是27年，尽管我们也认为这个27年成绩是主要的，但终究错误不少，而且后来很严重，如果仅仅从这个片段来看待毛泽东同志，那就不能全面地看待他。不从党的整个历史看，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他的历史地位；反过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功过和他的历史地位，也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所以在历史决议之前，有一段回顾过去的历史，最开头起草的时候只是很短的几句话，后来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专门写了一段，叫做“前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六中全会讨论中间，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补充充实。这样叫做决议的“前言”，就不如单独作为决议的一个部分了，因此就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大家都认为这么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陈云同志提出写这么一段，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坚决支持这个意见，这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党的历史，看待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就是从整个历史着眼来看问题。

    第二点，这个决议是在公正地评价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基础上，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可以说，历史决议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国外，也看到了党内党外，特别是看到了党内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拿国外来说，这个决议讲了中国革命的国际条件和中国革命所得到的国际帮助。共有几处地方。一处是我们党建立的时候，除了十月革命这个背景以外，讲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诞生的帮助。第二处地方，抗日战争期间，讲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首先是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我们支援了他们，也得到他们的支援。第三个地方，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援助，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对这些事实，我们把它们如实地反映在我们的历史决议上。当然后来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大党沙文主义，背信弃义地破坏我们和威胁我们，我们与它进行坚决斗争，那也记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了，共产国际对于我们的一些消极影响，决议里面也讲到了。但是，国际的帮助，我们也如实地写到历史决议上。这是讲的国际的方面。在国内，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也要看到党外革命力量的作用。决议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讲起，讲到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要分裂，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的正确方针。还讲到抗战前夕，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它对国内局势从“内战”转到“国内和平”准备抗日，起到重大的作用。在我们党的历史决议上，对这样的党外的革命力量，后来杨虎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是烈士了，也给他们公正地写上一笔。还讲到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以后民主党派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对我们党内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同志，他们所做的努力，他们所做的贡献，都在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和历史决议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加以全面的考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对党史编写工作的一种强烈的要求。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不光是颠倒了许多历史，歪曲了许多历史，而且对历史上很多事情处理是不公正的。许多同志、许多方面的历史功绩被抹杀了，或者被贬低了，我们现在来拨乱反正，就要如实地把我们党的历史上各方面的贡献都给摆一个适当的位置。所以，这个决议里讲了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同时也讲了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斗争的互相配合，经过这种配合，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讲了根据地的工作，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就是由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同时也讲了白区的工作，从建党时期的工人运动讲到十年内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白区斗争的发展，白区革命力量的发展，讲到从抗战前夕的一二·九运动到解放战争期间白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根据地当然要讲井冈山，讲中央根据地，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这是根据地的模范，很多经验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同时，根据地不只是这一块，有很多根据地，蒋介石叛变以后，各个地方的同志起来革命，可以说是群雄并起，从各个方面来开创我们的革命事业。情况不同，成就也不同。可是不管是搞的长或者搞的短一点，搞的大还是搞的小一点，都对我们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决议里面一共提到12块根据地，当然不可能每一块都提到，但是比较重要一点的都列举到了。比如，海南的根据地，从最初创建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是很艰苦的嘛！军队也不光是讲中央红军，还讲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和其他的红军部队，还讲先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讲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游击队。各个根据地，各部分军队都尽可能把它们摆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这个决议看到四面八方，不是像过去曾经流行过的那种无视或者抹杀其他人的贡献来突出一个人的贡献，而是按照历史事实把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摆在党的许多领袖人物的集体贡献中。讲到建国以前的情况是如此，在分析建国以后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时也是如此。在决议里面很多地方提到，在这个问题上头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什么思想，在那个问题上头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什么思想，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很多同志在各种情况下的重要贡献，在各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对我们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讲到许多党的领导同志的这些贡献和斗争。这是把毛泽东同志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摆在党的许多领袖的集体贡献中，这样来看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我们越是科学地、公正地评价四面八方大家的贡献，也就越能科学地、如实地把毛泽东同志的突出的贡献，把他在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中间的首要地位，描绘出来。我们讲山，有群山，有高峰，有很多山在那里高耸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出现一个最高峰。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荷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有了绿叶，有了群山，就能把那个荷花、那个高峰恰当地突出出来。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如果不讲其他的人、其他的方面，甚至贬低其他的人、其他的方面，只讲一个人、一个方面，似乎是突出了，其实这不是正确方法，也达不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公正地评价各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就能把毛泽东同志的首要地位科学地写出来。这是决议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方面所采用的第二个科学的方法。

    第三点，这个决议是从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大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所起的关键作用，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党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重大的转折关头。或者是从失败、从危难转向胜利；或者是为从胜利转向一个新的历史性胜利打开局面。在历史转折关头最能够看清楚革命领导人物所作出的贡献。决议一共从五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来看毛泽东同志的关键作用。第一个关头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是我们党建立以后，革命发展遭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次失败之前，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坚持了正确的意见，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所采纳。在这次失败之后，该怎么办？大家都在努力。但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在这么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从失败中间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不朽贡献。决议里面讲到八七会议，讲到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但是成功地找到一条胜利道路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所创建的工农红军第一师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第一个历史关头。第二个历史关头是我们党的第二次失败，1934年的失败，由于王明的错误所导致的失败。根据地撤出了，红军长征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危急的关头，在毛泽东同志推动之下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央。革命遇到危机这么一个关头上，又是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把我们党从危难中挽救过来。第三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是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日本人的侵略越来越厉害，在这个时候需要有很高的战略眼光来确定我们的政治方针。要结束内战，转向抗战。从1927年以来进行了将近十年的艰苦的国内战争，现在要争取把它结束，实现国内和平、团结抗战。要进行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转折。第四次是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要来消灭革命力量。我们敢不敢于一方面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团结、和平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当时貌似强大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坚决斗争。这样一个从内战到抗战，又从抗战胜利到新的内战这么两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形势。如果和当时其他国家党的情况相比，更能比出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高明。对形势的估计是很清醒的，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预见是相当准确的，决定的总战略是很正确的，对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的政策、策略也是很灵活的，表现了我们党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非常成熟。所以长征到陕北时我们红军只剩下三万人左右，根据地百分之九十都丢了，剩下最后一块，在那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下，经过这么两大转折，我们的力量迅速发展，一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这样的雄才大略，确实表现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高明。在蒋介石这么一个集中国反动统治之大成的敌人面前，一个时期和他结成同盟，后来又和他公开决裂。正像有的老同志说的，能够对付得了这样的敌人，在我们党内没有别人能和毛泽东同志相比。由于这两次转折处理得好，我们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个历史转折关头是建国以后向哪里去。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全党努力奋斗，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在中国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也为中国今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五个关头，前两个关头是从失败中挽救了党，后三个关头是在历史转变的重要时刻，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这些历史关头所建立的功勋、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都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同这样的历史性的、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功劳相比，毛泽东同志后来所犯的错误，是不能比拟的。所以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判断，从这么一些历史关头来看，就比较容易看清楚。这是第三个科学的方法。

    第四点，《决议》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后来所犯的错误，但同时客观地指出，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他仍然有过正确的一面，仍然起过积极的作用。决议是根据这么一种全面的分析，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决议里提法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与过去习惯用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差了一个字，原来的提法不很准确。“生产资料所有制”今后还要不断完善和改造。原来的提法容易把今后所有制不断完善改造的任务模糊了。当时完成的是什么呢？确切地说，是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还有一种不断完善改进的问题，所以这次是用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面临着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应该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头来。在这个历史关头，应该说，毛泽东同志没有能够领导我们党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转折任务，没有能够领导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转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因此就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具体的错误很多，但从根本上说，从战略上说，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根据历史变化来确立新的历史情况下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同志没能很好地实现这个历史要求，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完全违背了这个历史要求了。但即使犯了错误，决议也作了具体分析。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能够坚定不移地领导我们党实现这种历史要求，但是他在领导我们党朝着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方面还是作过许多重要的努力，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虽然没能始终一贯地付诸实践，但今天对我们还有指导意义，我们要继续把它完成。毛泽东同志自己提出过战略的转移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光辉的学说。这是些重要的战略思想，至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还是应该予以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虽然犯过许多错误，但是，那个十年，成绩还是主要的，而作为主要方面的成绩，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果，也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在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完全错误了，而且他没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在全局上一直坚持这个错误，给我们党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但是《决议》在充分地指出这种情况的前提下，也还指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尽管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在这个时期，他还有一些正确的方面。决议讲到，他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对某些具体错误也做过纠正。他在全局上错误地打倒了许多党的干部，但是，他也还保护，或者使一些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他领导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并且，对“四人帮”也进行过重要的批判，不让他们得到最高领导权力，这些在以后粉碎“四人帮”时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决议》特别讲了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选出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这件事情还是起很大作用的。当时确定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小平同志是第一副总理，好多老干部也参加了“内阁”，当了部长。当时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好多老干部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这对全国人民的人心稳定，认为我们党还是有希望的，对后来粉碎“四人帮”都准备了重要的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的国家还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都是毛主席在对外政策上确定的正确方针。抵抗了苏联霸权主义，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确立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重要的事情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决议》在严肃地指出和批评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损失的错误的同时，还指出在此期间他的正确的方面和他的重要作用。《决议》是根据这样一种全面的分析，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

    归结一下：第一，是从党的整个历史、从60年着眼；第二，是从全面地、公正地评价集体贡献中着眼；第三，是从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的关键性作用着眼；第四，是在犯了错误的时候，还要看到他正确的方面和作出贡献的方面。从这样四个方面着眼来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用这样的科学方法来分析历史，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尽管他以后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决议中说，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起过这样一些积极作用，“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这样一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

    三

    第三个问题，《决议》是怎样科学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和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的。

    一个是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一个是阐明毛泽东思想，这都是《决议》的核心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最大贡献是什么？从实践上讲，就要以他为主要领导人，领导建立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思想和理论上讲，就是以他为主要代表，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他已经去世了，属于历史了，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而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属于将来。不仅历史上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现在和将来也将继续运用这个思想来指导我们的革命行动，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个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它。邓小平同志要求这次决议要全面地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一共写了几段。一段讲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两段讲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一段是六个方面的理论贡献，这可以说是比较实的这一方面，讲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另一段是讲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讲它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是从虚的方面来说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一段，讲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两种态度。作为历史决议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更充分地展开讲，也不等于写一本毛泽东思想概论，这是要求理论界将来做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党的决议，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的历史，它的内容，作了一个全面的简明的论述。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来论述它。党的决议能不能够来论述像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样的理论问题呢？有些同志认为这些理论问题是不是留给理论界讨论为好，不写进党的决议里头，以免束缚讨论。我想，就理论问题，我们党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展开自由的讨论，这是我们既定的方针。对毛泽东思想，它的性质、特点，它的内容，它在各方面的运用和发展，如何准确地论述，这里面的很多问题也是需要和允许展开讨论的。但是，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和我们对待它的基本态度，这样的理论问题，应该写到党的决议里头，也可以写到党的决议里头，不能说党的决议不能涉及理论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党，不是一个简单的、为了某一项具体的政治实践的目的组织起来的党，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按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起来的，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来推进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导这个事业来走向胜利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党，它的指导思想，它的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在党的决议里面是完全应该、完全可以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使得我们在理论的指导方针上，基本问题上，全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并不妨碍，相反的还是鼓励我们在这个方针的前提底下去自由地讨论理论中间涉及的很多问题，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它不束缚我们的讨论。但是对于我们的党，对于一个按照一定的理论指导来组织起来的政党，要有一个基本的、统一的认识，这就可以通过党的决议把它决定下来。

    《决议》里面讲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两种错误态度。为了说明这两种态度的错误，需要就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作一个简单的历史的回顾。

    《决议》讲了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在这段时间中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盛行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教条化，这么一种教条主义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盛行，也在我们党内盛行。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曾经把中国革命几乎引入绝境，造成1934年的大失败。“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决议》的这句话很深刻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当时持教条主义观点的那些同志，对待形成和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当然没有正确的态度。他们不单是不能认识它，不能理解它，而且还轻浮地讥笑它。他们把毛泽东思想讥笑为“狭隘经验论”；讥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说山沟里头是不能出马克思主义的；讥笑为“农民意识”；等等。这是对待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内最初出现的完全错误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正是同这种错误思想斗争，战胜了这种错误思想以后，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的领导，通过延安整风，到七大召开，这时的毛泽东思想，逐渐被全党所认识，所承认。在延安整风中间，很多同志就提出了要认识毛泽东思想和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周恩来选集》中，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就特别提到毛泽东同志代表了我们党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这样的重要思想来。刘少奇同志，洛甫同志，王稼祥同志，当时也都写文章讲这些问题。整风中间，经过党的这些领导同志的反复探讨和反复宣传，经过上次历史决议的通过，到七大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的报告，就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给它下了定义，在七大的党章里面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全党认识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包括从遵义会议以后逐渐酝酿的过程，和七大明确的确立以后。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全党、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顺利地迅速地发展，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遵义到七大，从七大到八大，我们党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这些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有些同志提到，解放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党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在八大的党章里面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了解历史情况的同志讲过，当时没有别的原因，完全是一个国际的原因，当时苏联对我们提毛泽东思想很不赞成。当时那个国际情况底下，照顾到这些情况，我们有一段时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所建立发展的这些思想和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这一点当时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全国人民中间，没有发生任何疑问，所以八大的文件里面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样几个字，但是实际上，是以它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里面没有任何疑义。

    后来情况发生一些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东西，继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工作里头逐步犯了这个那个错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很严重的错误了。恰恰在这个时候，首先是林彪这些人，我想也不能光讲这些人，还包括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工作同志，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逐渐地出现了一些离开科学的地方，受了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展的影响，《决议》里面讲到了个人崇拜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间就在逐步发展。“文化大革命”中，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这种个人崇拜的错误思潮，表现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像林彪他们，不顾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毛泽东同志三番五次地把他们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都删掉。他们不顾毛泽东同志的反对，鼓吹天才论，总是要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完全是个人天才的先验的产物。又鼓吹什么顶峰论，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顶峰论。鼓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的观点，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九都要学毛主席著作”，似乎马列的著作都不值得学了。又有什么“句句是真理”，不讲实践，不讲分析，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也好，科学家也好，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这是完全错误的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严重的，是他们颠倒了是非，恰恰把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思想上发展起来的那些错误，后来概括起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的错误的发展，而他们恰恰把这些错误当做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成就，当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的主要标志，把错误当做正确，而且当做最重要的东西，这样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林彪他们是别有用心嘛。这样的鼓吹，在我们党内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也就是要肃清“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发生发展的用个人崇拜的办法来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肃清它的影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两个凡是”错误的批评，就是要恢复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克服那种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非科学、反科学的态度。这是在对待毛泽东思想态度上的一个根本的拨乱反正。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社会上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的态度，就是因为我们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就否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态度。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两个极端都是错误。而我们党呢，不赞成这两种错误态度，要确立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就是现在这个决议所表达的态度。批评这两种错误态度，不仅仅是针对一个时候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这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以来，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中间，经过了曲曲折折的情况，有正确的时候，有错误的时候，有这种错误，有那种错误，对这种历史的情况也作了一个总结。确立一个正确的态度，反对两种错误的态度，这是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也是针对当前的现实，所确定的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按照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决议》是怎样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呢？我想就讲这么五点吧。具体的内容《决议》里面都讲了，不必重复。从方法上讲呢，我觉得有五点。

    第一点，就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努力的结果，但他是主要代表人物。这种思想，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也说过。在七大，确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且写到党章里头，规定它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你们一定要用个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也讲过这样的意见，1960年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文件里面，在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加上的。叶剑英同志在30周年国庆的报告里面，在讲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时候，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自己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这句话，在我们党内和国际上有很好的反应。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1965年的时候，讲到《毛泽东选集》的时候，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毛泽东选集》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是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在很多时候能够正确地认识这样一点，而我们现在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些正确的思想，在决议里面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方面是集体的，一方面也指出，在这个集体中间毛泽东同志是主要的代表。《决议》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党的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大家都有贡献，集中的概括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这里也可以回答理论界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说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也有贡献，周恩来同志也有贡献，那么为什么不把《周选》，把刘少奇同志著作里面的很多话语都作为毛泽东思想写进我们《决议》里面呢？我们想，刘少奇同志确实有贡献，周恩来同志确实有贡献，其他许多同志也都有贡献，这个贡献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概括，被毛泽东同志所接受，所采纳，经过毛泽东同志再概括、再提炼，体现在他的著作中间加以科学地表述。这样从著作的来源讲，其中就包括了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其他很多同志、全党很多同志的集体智慧，概括出来，作为一个科学的形态，主要还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样来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通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但是它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次决议是这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第二点，这个《决议》紧紧地抓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么一个环节，来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它的特点。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贡献最根本的地方。这次决议没有采取过去那些说法，比如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也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全面发展的说法，这种新阶段的说法没有采取，因为它不符合事实，不科学。但是它确有发展，确有丰富和发展，重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在什么地方呢？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运用。而在这个研究和运用中间，运用得很好，很有创造性，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本来在七大的时候，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时候，就是这样来论述的。经过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论述，恢复七大的论述。那么是不是完全回到原地呢？我们想也不是，比七大的时候又向前发展了。怎么样向前发展呢？历史本身有发展，过去讲结合只是跟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相结合；现在讲跟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包括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包括社会主义建设里面毛泽东同志一些正确的思想，这就不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结合了，这就比七大的时候前进了。同时，七大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条件，有些问题还不能像现在这样讲清楚。比如共产国际里面的教条主义，像这样一些问题在当时是不便于说，也没有公开说。现在呢，我们就能够公开地讲清楚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从这个斗争过程中间，来讲结合的重要性，这就比七大的时候讲得更清楚。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产生的，它那个具体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条件和我们中国有很大不同，把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创造性的过程。这里面有很多斗争。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经常讲一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用这么一个论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后来我们党里面有些人动摇背叛，国民党抓了他们送到反省院里面去，让他们反省，写悔过书，其中也经常出现一句话，说他现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所以，无论是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者我们党内动摇叛变出去的人，他们来讲什么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这都是错误的、反动的理论。我们党坚决驳斥了这种错误理论，我们认为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正好适合了中国人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一到中国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过去流行过的种种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国家主义也好，改良主义也好，所有种种这些主义，都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正确地指出了出路，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所以，我们是坚决反对那种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论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把西欧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这件事情的确很不容易，在我们党内，不懂得这个结合的必要、不懂得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而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也曾把中国革命引到了失败，几乎陷入绝境。列宁过去讲过嘛，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运用和在法国的运用不同，在法国的运用和在英国的运用不同，在英国的运用和在俄国的运用不同。这些都是西欧的国家，情况还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到了东方，到了中国，我们是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我们是农民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我们是反动统治对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而只有野蛮的专制这么一种情况，所遇到的革命的具体问题同马克思他们遇到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研究我们面临的现实，找出我们革命的道路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同志才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造了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组织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创造了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等等。《决议》讲了六个方面的理论，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次决议还有个新的概括，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贯穿在它的各方面理论中间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当然讲的是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它的基本点是三个，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么一个概括，是这次决议中的新的内容，这么一个概括，对于帮助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中间那些具有更普遍意义的东西，会有很大帮助，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间，运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实际工作中间，创造出来的那些带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这么一个概括，以后，对我们抓住这些东西，学习这些东西，掌握这些东西，运用这些东西，我想会起很重要的指导作用的。《决议》对这三点都作了论述，特别指出，这三点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中间，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全部科学著作中间。毛泽东同志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用在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中。革命斗争中的政治的战略和策略，军事的战略和策略，各方面的群众工作，文学艺术、文化工作，在各个方面如何运用这些东西，毛泽东同志都作出了光辉的范例。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不仅在讲哲学问题的著作中间表现出来，而且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里面表现出来；不仅在这些著作里面表现出来，还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引导我们达到胜利的革命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很多具体的结论，有一些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譬如，我们现在就不是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嘛，这些历史任务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吧。对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有借鉴的作用，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就不再去进行这些具体工作了。但是，毛泽东思想这些活的灵魂，这些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过去也叫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小平同志也叫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东西，它是我们经常要用的，永远要用的，是具有更普遍的指导意义的。我们不单对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理论，要学习它，运用它；更重要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学习它，要掌握它，要运用它。

    第三点，这个《决议》是把经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在这个区别的基础上头来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由于他晚年的这些错误的东西离开了党的集体智慧，离开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离开了他原来正确的东西而犯的这些错误，我们当然要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该否定的就把它否定掉；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则必须坚持，要把这两者完全区别开来。而对毛泽东思想的种种错误态度，《决议》里面指出了也就是没有能够进行这种区别。或者是看不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这些错误，而认为他所讲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都要坚持，把他错误的东西也坚持。两个“凡是”就是这种错误的态度。或者是因为他有错误，就看不到长期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些东西，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因此对毛泽东思想开始贬低它，甚至不提它，不坚持它，这也是一种错误态度。这两种错误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它们的基础是共同的，就是不懂得这个区别。而《决议》是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区别，要求我们大家认识这个区别，把这两个东西，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这些错误加以区别。

    第四点，这个《决议》把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理解。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就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产生的。我们反对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包括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我们现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仅仅是对毛泽东同志那些错误的东西不能采取“凡是”的态度，就是对毛泽东同志那些科学的著作，我们也是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同我们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也不能采取“句句是真理”、“凡是”的态度。

    我们刚才讲毛泽东思想不光是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属于未来。它既然属于现在，属于未来，要指导现在和未来的实践，就必须用它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否则它就不可能适应现在和未来的需要。所以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发展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坚持而谈发展，就可能发展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就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如果不谈发展，不谈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而讲坚持，那我们就会落在思想僵化的框框里头，不是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新问题，来发展它，也就使它丧失了生命力。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采取了很多重大的决策，这些也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坚持，是恢复，也是发展。三中全会以来的决策，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的一些基本的指导方针，有许多是毛泽东同志过去说过的话，我们重新来说它。比如说，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我们现在恢复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这句话也是毛泽东同志过去说过的，我们现在还坚持它，还按着这个观点来说，这是恢复毛泽东思想。但这些也是发展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也是发展呢？我想，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过去提出过这些正确思想，但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在他后来的实践中，有违背的地方，甚至完全离开了，而我们现在呢，把他违背的时候的那些错误去掉，恢复他原来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发展。

    同样一句话，它所包含的分量有了变化。当最初提出重点转移的时候，当最初讲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那些话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所包含的历史经验还是不多的，理解还是较浅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从这些观点提出以后，经过二十五六年的实践，我们有了很多的历史经验，吃够了很多苦头，有了惨重的历史教训。把这些历史教训总结起来。总结经验的结果，我们重新肯定原来的估计是正确的。话还是以前的话，但里面所凝结的历史经验，就比以前丰富深刻得多了。因此我们贯彻这些方针的坚定性，那就跟过去不能比拟了。

    除了这一方面的发展，另外，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决策，我们的认识中，还有许多毛泽东同志没有提过的。在经济建设方面陈云同志反复强调量力而行的方针，在我们党的制度改革方面，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领袖和党的关系，终身制的问题，民主制度的建设问题，经济制度的改革问题，它们最基础的东西还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等这些原理。但是一些具体的经济政治改革的结论，是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来的，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吧。

    胡耀邦同志也讲过，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不是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呢？的确是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有些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一些人，说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恰恰是坚持了毛泽东同志晚期的一些错误而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长期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方针，我们党正是在恢复这些方针。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做的完全是毛泽东同志已经解决过的。我们也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思想，如果看不到这种发展，那也就把发展毛泽东思想看得太神秘化了，因为事实上已经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些重大决策，重大的判断，是在发展毛泽东思想，而这些发展的成果，最集中地凝结在现在的历史决议中。现在的历史决议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表现。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讲了这样四点。一个是强调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的主导作用和集体智慧的关系，用这种方法来认识毛泽东思想。第二个是着重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环节上来分析对待毛泽东思想。第三个是把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正确的态度。第四是从坚持和发展的结合上，来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我想，如果说这个决议是用科学的态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它的指导意义的话，那么它这种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就表示在这四个方面。

    四

    第四个问题，《决议》所体现的分清历史是非的科学方法。我们的方针是把历史是非分清，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历史是非分清呢？就要用科学的方法，要抛弃那些不科学的方法。

    同志们可能都注意到，这次历史决议没有提路线斗争，没有提路线错误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跑到我们头脑中来的。因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们党内生活的实践养成了一些固定的习惯，在我们脑子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路，一想就容易想这个问题：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一场路线斗争啊？在分析毛泽东同志和党过去的错误的时候，发生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这次历史决议没有采取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说法，那是经过研究的，是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况来决定的。由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生活中间，在搞所谓路线斗争，在批判所谓路线错误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今天必须抛弃这种方法，必须克服这种习惯。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些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里面都少用，列宁的著作用得多一些，也没有给它严重的含义。把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的地步的，这就是斯大林。斯大林1929年在《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但是，就是斯大林也没有经常地、广泛地用这个概念。证据就是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这本书里面也没有经常用这个概念。这本书的结束语是总结苏联党的历史的，这个结束语里面没有用过这个概念。这本书是分章分节写的，每章每节都有细目，章节的细目里面都没有讲过哪些是路线斗争，哪些是路线错误。整个这本书里头只有七八个地方有路线的字样，但是全书都没有用过路线错误这种说法。这是讲马、恩、列、斯的情况。

    在我们中国党内呢，从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里面涉及党内的许多争论，批评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六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召开的，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后盲动的问题，讲到党内错误的时候，我们党从一大到六大的决议都没有提过路线斗争、路线错误。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先发生这个问题，是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李立三同志1930年犯错误，叫做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抓住这个东西，在我们党内大搞特搞所谓路线斗争，所谓反路线错误。在王明以后，才大用特用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概念。王明写的那本书，题目就叫《两条路线》。一条叫国际路线，是正确路线，一条叫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他不光是批李立三是路线错误。因为立三同志犯错误，1930年6月达到高潮，很快我们党就把它纠正了。瞿秋白同志、周恩来同志回国，9月就开始纠正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现在《周选》里头有一篇周恩来同志回国以后起草的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就制止了立三错误行动的实施。很快李立三同志就离开了在中央的领导岗位，他那些错误的做法也就制止了。已经在纠正了嘛！但是，王明他不看这个情况，他不支持这种纠正的工作，反而是挑剔、捣乱，说你瞿秋白（主要攻击瞿秋白同志，也攻击周恩来同志）没有讲李立三是路线错误，没有把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这就是错误，这种错误本身就是路线错误，你们搞的叫做调和路线。他要向瞿秋白同志、周恩来同志进行所谓路线斗争，反对调和路线，既反对立三路线，又反对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大搞特搞他那套路线斗争。结果就把六届三中全会后正在纠正立三错误的那个党中央给推翻了。通过四中全会，王明就上台了。上台之后呢，再借这个路线斗争的旗号，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斥异己，“改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说你们犯路线错误，都该打下去。另一方面，自我吹嘘，说他是百分之百的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王明大搞特搞的这种所谓路线斗争，就是自我吹嘘、排斥异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斗争里面造成一个很恶劣的空气，这是一段历史。

    后来在延安整风中间，毛泽东同志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也包括他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确立了我们党内批评错误的正确的方针。就是延安整风的那套方针，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不过于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分析历史，分析环境，总结经验教训这样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样的方针，是使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方针。这一套正确的东西，是和王明那一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对立的。在延安的时候，没有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本身提出问题。上次的历史决议，仍然用了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因为有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具体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所以，上次历史决议中关于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在当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也没有发生消极影响。从延安整风以后，一直到八大，一直到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内生活里面，也有风风雨雨，也遇到过这种那种争论，也纠正过这种那种错误。但是，从延安整风以后，一直到八届八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内遇到的各种争论和纠正各种错误过程中间，毛泽东同志都没有讲过这是路线斗争，那是路线错误，谁是路线头子，应当把他斗倒斗臭。都是就错误本身加以纠正，指出错在哪里，如何改正，就完了，改正错误，继续工作。都是按照这种正确方针进行的。

    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同志，这个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从这以后，又大讲路线斗争、路线错误。到“文化大革命”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从八届八中全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大讲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结果，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党内多年来都在讲路线斗争，这是事实。但是，那样讲的害处也是事实。把党的历史简化成路线斗争史，围绕路线斗争，逐渐积累起一套固定化的概念。路线是个纲，路线决定一切。你错了，犯了路线错误，也就一切皆错，你的历史上也错，你的任何一件事情也错。而正确路线的代表呢？那就一切都正确，他就不可能有错误。路线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只要一摆到路线上，就不能再作分析，错就是绝对的错，没有分析的余地。排路线斗争的次数，一次、二次、三次……十次，每次的代表人物是谁，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止……这么一套搞“路线斗争”的程式，在我们党内多少年了，形而上学猖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引起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有什么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那就不管是谁，只要弄成错误路线的头子，就意味着不可能改正了，永世不得翻身了。实际上，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的情况是很不同、很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嘛。而这一套围绕着路线斗争、路线错误形成的固定概念，就使得我们在党内争论中间，在党内批评一些真实的或者在当时被认为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不可能运用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方法，总是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方法。

    所以，这次决议不光是要对过去搞错了的具体事情平反，比如过去说彭德怀同志是错误路线，对这件事情要纠正，要平反。说刘、邓是错误路线，要纠正，要平反。恐怕也要同过去习惯了的这种非科学的、非辩证唯物论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决裂，不再采取这样的方法。不单是给搞错了的这个那个人平反，而且要抛弃造成错误、扩大和加深错误的方法。《决议》新用一种方法，不是形而上学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方法，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从一套关于路线斗争的固定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历史是非，错在哪里，就在哪里。哪个方面是对的，就是对的。错误有多大，就是多大，没有那么大，就不说那么大。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本身、事情的本身，而不从一些主观的框框，上纲上线的那一套形式主义的方法出发。

    那么，这种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包括一些什么方面呢？我想包括六个方面。

    一、要分清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不能把正确的当错误，也不能把错误的当正确。过去混淆了正确和错误，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这是头一条。

    二、指导思想正确不是肯定一切。指导思想正确，还可能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实践，那个工作中间有错误。不能因为指导思想正确，就不承认任何错误。

    三、指导思想错误也不能否定一切。指导思想错误了，就一切都错？不能这样看。对错误还要作种种的具体分析。包括：分析错误有没有支配全局；错误在一段时间是不是占了主导地位；错误是不是得到过纠正；这种纠正是不是彻底；等等。对这些情况都要作具体分析。只有在具体分析错误的种种不同情况这样的基础上头，才能把错误摆在恰当的地位，而不是简单地因为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就否定一切。

    四、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同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就会取得很大成效，指导思想错误就会影响这个结果。但是，不能说指导思想上错误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就没有任何的正确、任何的成绩。不能这样讲，不能设想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能够支配全党的每一个人，支配全国的每一个人，支配他们的全部思想，使他们每时每刻每件事情上的行动都是错误的。必须把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同全党全国人民的实际努力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

    五、对错误的责任要作分析。不能简单化，要看具体情况，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归于一个人。

    六、对错误的原因要作分析。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社会历史原因，都要作分析。

    我想，这么六个方面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分清历史是非，而不是搞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方法。按这样的方法来分析32年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决议》里头，是努力和充分体现这种具体分析的。

    比如，对建国最初的七年，我们全党意见比较一致，认为这个阶段党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总路线的提出、总路线的规定是正确的。指出这个阶段指导思想的正确，不等于认为实际工作中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中间一切都正确。我们执行总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么一个东方大国里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思想，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在具体形式上有很多创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决议》也指出来，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以后，也就是对邓子恢同志进行了一些不正确的批评以后，在对农业和对个体商业、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上面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有这么一些缺点。当然这个阶段工作中还有其他的缺点，这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历史决议要把它写进去。对七年指导思想完全肯定，同时指出工作中的错误。

    195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年，这是比较复杂的十年，争论比较多的十年。我们能不能很好地判断32年的总的成绩，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很好地判断这十年的是非。因为受了过去养成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束缚，我们在分析这十年的时候，就容易简单地只是看到这一年犯了这个错误，那一年犯了那个错误，错误有好几件，串起来，就是一条线，一条错误路线。这样一条路线，那么错误就很严重，错误就不能只占次要地位，一定占主导地位，甚至于一切都错，把这十年看成漆黑一团，看成一条错误路线贯彻始终。这种观点，《决议》认为是错误的。《决议》不采取这种观点，反对这种观点。

    那么，怎么样来分析这个十年呢？

    比如，对1957年，《决议》就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它。1957年，既包括经济，又包括政治这两个方面。1957年如果单讲一个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似乎这一点就代表整个1957年，那么1957年就是错误的了。但是，事实不是这么简单，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1957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非常正确的。1956年中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针对1956年初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冒进情况，提出了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这样一个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为八大所承认，写到八大的决议里头。经过八届二中全会，1957年的经济计划进一步具体体现了这个方针。因此，1957年一年经济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小平同志过去就讲过，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进行得扎扎实实的一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胜利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1957年工作的全局，全国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在从事的工作，是经济建设，这方面工作是做得好的。在政治方面提出整风运动是好的，反右有它必要的一面，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但是，反右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严重地扩大化了，这个错误的确很大，影响也很深，不光是把一批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和党外人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分子，使他们长期蒙冤受屈，而且也影响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八大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经过反右扩大化以后，反映到理论观点上，我们又回过头去，重新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我们不能光看到这么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不看到1957年工作的全局，经济建设的成就。经过这样的分析，既充分指出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把它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来，不是用这个错误来代替整个反右斗争，更不是用它来代替1957年工作的全局。

    至于1958年的错误，也作了分析。既讲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愿望这一正确的方面，又讲到它的错误方面是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间没有经过试点，违背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搞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等等错误，给经济造成很大损失。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应指出来，但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努力，还是应予以肯定。另外，这个错误是不是做过纠正呢？应该说做过纠正的。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个错误严重发展开来，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开始纠正。毛泽东同志对错误要负主要责任，同时也是他首先发现问题，引导全党来着手纠正错误。以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这八九个月的时间，是往正确方向发展还是往错误方向发展呢？我们说是在纠正错误，向正确的方向转变。对于错误作了纠正，应该把它如实地反映出来。至于这些错误纠正得彻底还是不彻底？当然是不彻底的。还完全肯定“三面红旗”，认为只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特别后来又打断了这个纠正错误的过程，更证明它是不彻底的。这个不彻底是要指出来。尽管不彻底，从方向上来讲，它总不是从那个错误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而是向正确转化的方向发展，对这个东西应该如实地加以估计。

    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同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后果很严重，在党内，从中央到基层，都损害了民主生活。经济上纠“左”的过程打断了，“左”的错误继续在发展，所以造成三年困难。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这次《决议》肯定了是我们“大跃进”和反右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不能把它都推在自然灾害上头，也不能都推在苏联的背信弃义上面。那些都是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这次决议坦率地承认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这个错误后来还是经过了纠正，纠正的过程从1960年开始。1960年冬天发布关于农村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确定八字方针开始，我们又从错误向正确方向转化。这时重新恢复调查研究的作风，重新确定了正确的政策，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措施，扭转了局面，而且按照比较正确的方针使得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逐渐恢复，逐渐发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1960年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五六年的时间，经济调整的方针一直基本上得到贯彻执行，经济恢复，科学、教育工作继续恢复和发展。这一段就这些方面讲是转向了正确，基本正确。当然还不彻底，但是应该讲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从1960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决定这段工作全局的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八字方针，是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是经济工作和教育、科学工作的恢复发展。这些是决定这个期间我们工作全局的东西，是正确的东西。有没有错误呢？有错误，而且还在发展。这主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十中全会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十中全会以后的“四清”运动，作了两方面的分析，既肯定了它在解决经营管理和干部作风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因为受十中全会错误方针的影响，把这些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这样，特别在1964年的下半年，伤害了很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特别是提出了“走资派”的概念，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些是错误的。文化领域里的许多批判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逐步积累和发展直接联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初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文化领域发动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在指出这些错误的存在、发展和它跟“文化大革命”的联系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些错误在当时还没有支配全局。当时支配全局的是经济调整的方针，是经济和科教工作的恢复和发展。错误是严重的，特别从它的发展和后果来讲。但是，具体的错误在当时还没有支配全局。

    同志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决议》对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明确地指出，它们在当时还没有支配全局。对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也表示了它没有支配全局的意思。但对“大跃进”、反右倾，则没有说它们没有支配全局，只说它们在中间和后来经过纠正，纠正又有不彻底和较为彻底的区别。

    这样，我们把支配全局和没有支配全局加以分析，把纠正和没有纠正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能把这十年间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反右倾的错误，“大跃进”的错误，十中全会错误，“四清”运动中的错误，文化批判的错误，简单地串成一线，看成一条路线，看成统治十年，看成错误是主要方面。我们认为这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不是具体分析的方法。对错误是否支配全局，是否得到纠正，纠正的彻底程度都加以分析，这样综合起来看，错误虽然有，而且很严重，但就这十年的整体上来讲，错误还是第二位的，成绩还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实际的建设结果方面，经济和科学教育建设的结果，总起来计算还是有很大的发展。表现在建设经验的积累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政策。表现在建设人才的培养和锻炼方面，我们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技术骨干，大部分是这个时间培养起来的。经过这样对错误作具体分析以后，再来综合，就不是形而上学地把错误看成一串，叫做决定一切的路线错误这么一种综合，而是把错误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面，把成绩和错误都作了分析。这样来综合，就可以看出，成绩仍然是主要的。这是讲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的看法。

    对“文化大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那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决议毫不含糊、毫不隐讳地摆出了毛泽东同志这些论点的错误，而且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外国的评论说我们的批评是严厉的。我想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个错误确实很严重。但是，指导思想完全错误不能否定全党、全国人民的斗争。按照这个原则来看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完全错误，不是全党，不是党的当时参与主持工作的每一个人，不是党的领导层的每一个人都错误，许多同志是进行了斗争的。

    如果说几个大的斗争的话，第一次是派工作组。过去说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来看，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天下大乱”的做法，进行某种限制。这是一种限制和斗争吧。

    第二次，是所谓“二月逆流”。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很多领导人尖锐地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的错误做法，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当然，这些斗争都被压下去了，被当做错误批判了，这表明了我们党领导层的许多同志在斗争嘛！

    第三次大的斗争，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以后，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他提出批林要批极左，也就是要清算“左”的错误。周恩来同志这些意见，是1967年2月政治局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继续。

    第四次，周恩来同志病重后，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进行整顿。不是叫九大整顿吗？从军事、交通、工业、科学等各个方面进行整顿。这些整顿也就是来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当时也得到了很多成果，这是一种斗争吧。

    一直到“天安门事件”，这是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抗议嘛！文件里面用了一句话，说：“天安门事件”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就说明，我们党当时的主席毛泽东同志指导思想是完全错了，而且全局上他没有改正这个错误。但是不等于党就完全没有正确的领导，这段时间里还有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群众是拥护这个正确领导的。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下，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

    再到粉碎“四人帮”。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斗争。

    这一系列斗争说明，我们党的领导层，我们党的干部，我们的人民群众，对错误的东西是有斗争的。这些斗争尽管中间受到挫折，受到压制，但是不能不发生影响，不能不使我们的工作里面限制了错误，做出了一些成绩。在生产中，在科学研究中，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文件里还特别提到知识青年，在劳动，在生产，在工作。当然很多地方连生产都受到破坏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生产还是在进行。破坏以后，又在进行。所以，从党的领导层的斗争到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工作，尽管在全局上党的指导思想犯了错误，我们还是取得了成绩。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的东西，我们长期宣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东西，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同志的努力，不能不对我们的人民群众、对干部发生影响，使得他们在实践中间执行、坚持一些正确的东西，取得成绩。必须把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同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分开。

    同时，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了，但是他还有一些正确的方面和起积极作用的方面，这个前面刚才讲过。对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否定，还有一些正确的和积极的东西。

    这样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我们就看到“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是根本错误的，造成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造成很大的灾难。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革命，不是进步。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由于刚才讲的这些原因，我们的工作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很大的损害，但它的性质没有变。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根基还是维护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取得了成绩，包括科学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

    总起来看，对于前七年指导思想正确的时候，对前十年那个复杂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中指导思想错误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做具体的分析。错误充分揭露，人民的成绩也把它分析出来。这样，32年的总成绩的估计就有了基础。32年我们取得了《决议》里讲的十项伟大的成绩，那就不光是指导思想正确时有成绩，指导思想有错误的时候，甚至完全错误的时候，也不是没取得任何成绩。这样，32年总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很严重，但是次要的。这样一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四年多也是做了具体分析的。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贡献，也肯定了前两年工作的积极方面。同时指出了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对十一大，指出了积极的方面，就是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来搞现代化建设。但是，指出了它的错误，就是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和政策，反而加以肯定。十一大当时还是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不能说它在实际工作上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任何错误。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口号确实没有纠正，而且继续加以肯定，这是十一大的错误。对十一大作了这样两方面的分析。对它的错误又分析了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指出了华国锋同志错误的影响是主观原因，也指出了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是客观原因。所以，对这两年也作了充分的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切。对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实现的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决议》充分地展开了论述，从指导思想上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文件着重讲指导思想的转变，没有多讲这段工作的具体缺点，但也从原则上提出来了，“还有失误和缺点”，“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完成这个转折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总起来说，《决议》对我们党建国以后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了具体分析，而不是把这些历史是非简单地纳入一个路线错误、路线斗争概念的框框里头，不是把几件事作一个判断，说它是错误的，串成一线就决定一切，这么一套形式主义的方法。而是抛弃这种方法，对历史是非做具体分析，做种种方面的分析，做细致的分析，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我自己体会，这个《决议》用这个科学方法来分析32年的历史，对32年的历史是非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结论，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仅仅是分清了32年的历史是非。如果我们坚持这样一种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彻底抛弃那些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分析方法，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可能会发生很深远的影响。恢复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的那些传统，恢复和发展了处理党内争论、批评党内错误的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按这样一个方法，今后在我们党内遇到不同意见的争论，遇到发生了错误，遇到纠正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方法。着重于历史环境的分析，经验教训的分析，而不是着重于追究个人责任的方法。等等。个人责任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当然不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的个人责任当然要重得多。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错误都归一个人，别人都是正确的，这样看问题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共产主义的道德。“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成绩，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其中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功劳。错误呢？当然也是以他的为主，但是别的同志不是没有错误。小平同志讲他自己，别的同志也讲自己，在当时都同意过一些错误的东西，并不是都能认识的。不能把错误都归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是一种公平的、科学的、道德的方法。这样一套科学分析方法如果在我们党内确立起来，通过这次历史决议确立起来，把一些错误的方法抛弃，对我们今后党内的生活，可能会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保证我们将来党的生活在一种正常的空气下，在一种和睦的、团结的，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不是搞形而上学，而是在搞具体分析这么一种科学方法、科学的空气下正常地发展，对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可能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五

    第五个问题，《决议》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决议》的目的，也是起草《决议》的指导方针的第三条。今天时间不够了，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

    从总结历史经验中间总结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的要求，也不是一种先验的观念，而是从我们历史发展中总结得出来的结论。另外，还总结了十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这是对30年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作总结得出来的今后奋斗的方针。它们还要发展，还要充实，但是基本点已经有了。有了四项基本原则，又有十条具体方针，这样，我们前进的方向就基本上明确了。

    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十条方针的基础上，我们革命党人要以革命的态度去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我们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不是不搞革命呢？我们当然还要搞革命。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就它的字眼来批判，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字眼错了，或者说“继续革命”这个字眼错了。不是的，这个理论或口号是一个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东西，它是同“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而出现的，它的核心就是要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认为党内“走资派”掌了权，要向“走资派”夺权，要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夺权，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样的革命是革了谁的命呢？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政权嘛，再来推翻这个政权，不就是自己捣乱自己，造成内乱吗？不可能有任何出路。这样一种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了一次，也就使我们遇到了巨大的损失，还要搞多次，那是绝对不能再搞的。自己掌握了政权，还来推翻自己，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马克思讲过，政治革命只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条件底下，才是社会进步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我们今天剥削阶级基本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存在。但是，这在我们社会里面已经不再是普遍的、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有阶级斗争的任务，还有反对阶级敌人的任务。但是，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任务不是搞这个阶级斗争，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这上面来。在一定范围内还要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建设。有的同志提出来，一定的范围是什么意思？是讲地区吗？是北京没有，别的地方有吗？当然不是。是讲方面吗？是政治方面有，经济方面没有，思想方面没有吗？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一定范围这个限定语，我想是给我们一种观察问题的方法，给我们一种观察问题的指导。就是说，不能再把阶级斗争当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为纲，就是为主要矛盾。不能为纲，不能当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还存在，但不是时时存在、事事存在、处处存在，不是每遇到一个矛盾，就把它当阶级斗争。指出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地方发生的矛盾，并不一定都是阶级斗争。这是告诉我们一种观察问题的方法。至于具体地遇到矛盾之后，哪些是阶级斗争，哪些不是阶级斗争，这是《决议》要求我们作具体分析的事情。按照《决议》的基本思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只是给我们一个观察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给我们一个现成的药方。是要求我们用创造性的态度，从基本的历史经验里面知道不能用阶级斗争来对待一切，来为纲，来当主要矛盾。但是具体的情况还要做具体的分析。去年小平同志讲话就分析了我们当前遇到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这是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解决的实践中的新任务。我们讲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继续完成革命任务不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不再是把阶级斗争当做主要矛盾的革命，而是我们的建设任务，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强国，这个建设任务是朝着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进的。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任务。我们现在奋斗的目标，是这个革命任务的一个阶段。我们共产党人要有革命的精神，要有革命的理想，要有革命的风格，来从事这样的革命任务。《决议》里面讲是转入和平发展的革命任务，是以建设为中心的革命任务，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但是，也还包括对残余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也还要警惕。是这样一种革命，以建设为主的，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然而是围绕着经济建设，为着保卫经济建设和发展经济建设所必不可少的。这样一种革命任务，要求我们以革命精神来完成这种革命任务。

    《决议》通过以后，经过学习，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十个基本点的方向指导下，让我们大家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引导我们的事业向着新的胜利前进。我们想，过去的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我们党取得抗战的胜利，取得全国的解放，以至取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也相信，这次历史决议，通过全党的学习，通过全党一致的统一思想，也会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夺取这个新的胜利，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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