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可以这样讲：只有实地观赏过洛阳名园的牡丹，你才能充分领会诗人欧阳修的名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的意绪，实际体验那种阅尽繁华、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的放达与豪纵；你也才能切实领略“花团锦簇”、“花开富贵”、“花气袭人”之类词语的丰富内涵及其令人叹服的确凿性；进而能够悟解：在古时的洛阳，何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何以有那么多的倜傥风流的诗人骚客为之倾倒，为之欢叫，为之鼓吹。陆放翁老先生甚至说：“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直到已经走近生命的尽头，八十五高龄了，他还念念不忘地歌吟：“洛阳牡丹面径尺”，“世间尤物有如此”！深以久处东南，未获一见而引为终生憾事。就连那位垂绅正笏，端肃其容，方正其言的庙堂名相司马光，以讲道劝义、格物穷理相标榜的道学先生邵康节，都要随俗俯仰，为牡丹仙子大唱赞歌。你说说，她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长期生活在荒边塞外的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九朝故都洛阳，赶上了牡丹花开的全盛时节。春神——这护花使者，把它积蓄经年的柔情蜜意全部倾洒给满园的娇艳，而温煦、湿润的和风，正鼓涨着生命的轻帆，和着沁人心脾的芳馨，直接占据了游人的肺腑。当我徜徉在五彩斑斓、绿波滚沸的花丛间，霎时感到整个心魂都被那花的恣肆、美的癫狂震骇了，慑服了。说得夸张一点，那种状态真就像现代诗人所形容的，如痴如醉，欲仙欲死。什么心潮涌荡，灵海翻澜，早都被搅乱了。轻抛了主心主物的哲思，也暂时搁置下种种牵肠挂肚的眷恋，一切话语，一切矫饰，都显得多余了，只是在饱游饫看中恣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慷慨赐予。

    眼前，虽说多的是浓艳的芳华，迷人的妩媚，妖娆艳冶中饱涨着生命的活力；但终竟不同于那种俗不可耐的歌鼓喧阗、暖风熏醉、绮罗芗泽的温柔乡、藏春坞。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诗的都会、画的渊薮，到处盈溢着文明精神的眼波流盼，张扬着大雅的风情。从花卉本身来说，也是如此。所谓“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正是牡丹所固有的特质。哪怕你随便瞄上一眼，也会透过温馨、丰腴、隽美的姿容，感受到骨子里含蕴着的那种朦胧诗般的书卷气，不经意中撑起一个诗化的空间。

    二

    如果说，笑倚东篱的瘦菊体现着隐逸君子出世的潇洒闲适，斗雪寒梅令人联想到凛然不屈的志士的傲骨骄姿，那么，在牡丹身上，则散发着一种大家闺秀所特有的娴雅端庄的姿质与雍容华贵的大气。若不然，诗仙李太白怎么会在“清平调”里，把牡丹和杨妃融会在一起写呢？“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群玉山头，瑶台阆苑，花即是人，人即是花，美人玉色与靓丽花光，交互参差，浑融一片。千真万确，在众芳国里，牡丹算得上是最富于女性气质、女性情调、女性风华的了。因此，自古以来，洛阳的花工们就挑选出历史上的名媛佳丽，来一一地为牡丹命名，诸如“洛神”、“西施”、“二乔”、“嫦娥奔月”、“天女散花”、“贵妃出浴”、“飞燕红妆”、“绿珠坠楼”、“昭君出塞”、“龙女招亲”……真是不胜枚举。

    自从牡丹进入了文字记载，她们就一直成为文人笔下的精灵，文学殿堂中的娇客。那些诗人雅士，为了刻画她们的天生丽质、绝代丰神和高洁的品性，可说是倾竭了心血，荡尽了才思。在文学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她们一个个都被描绘得秀外慧中，婀娜多姿，而且极有个性，颇富人情味。就说《镜花缘》里的“牡丹仙子”，《聊斋志异》中的“葛巾”和“香玉”吧，哪一个不是如意的可人儿，哪一个不是巧慧多情，人见人爱，楚楚堪怜呢！

    至于民间口头文学中关于牡丹赋形靓丽女郎的传说——西王母的小女儿瑶姬的化身，邙山岭上“洛阳花”的现形，以及焦骨牡丹、酒醉杨妃、花王姚黄、花后魏紫、夜光白、欧家碧、赵粉、胡红等无数名葩奇卉的来历，更是令人口角流香，千秋传诵不绝。可以说，在六百多个品种中，几乎每一种后面都蕴藏着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寄寓着人们美妙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它们共同映现出牡丹栽培、进化过程中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倾洒的智慧与汗水。

    人与自然原本是浑然一体的。像传说中的人的一半总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那样，从古到今，人们在重塑自然，赏鉴自然，回归自然，饱享造物主慷慨赐赠的盛馔的同时，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然人格化。李汝珍笔下的敢于抗命君王、不肯趋炎附势的“牡丹仙子”，何尝不是文学家自我塑造的精神偶像。究其实，赏花，也就是赏鉴文学，品玩艺术，当然，也总是要从中寻觅自我，发现自我。

    三

    一些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文人骚客，常常把一己的悲欢离合、穷通际遇同眼前的芳踪花影合乎自然地编结在一起，里面饱蕴着情感，伴和着血泪，融汇着各自的生命体验。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陈与义，洛阳人氏，自小就同牡丹结下了深厚的情缘。“靖康之变”后，金兵的铁蹄踏烂了伊洛名园，繁华事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年仅四十几岁，他就以病老告退。从此，便流离失所，浪迹江湖，后来卜居于浙江桐庐县北的青墩溪畔，镇日间，情怀悒郁，忧心如捣。绍兴六年，一个晴和的春日，诗人在他寓居的僧舍前，突然瞥见了一株艳丽的牡丹，心神陡然一震，蓦地触发了他的浓烈的思乡之情。联系到国脉的衰微如缕，个人身世的凄楚苍凉，于是，以“牡丹”为题，写下了一首七绝：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在这幅悲苦凄怆的写照中，诗人将他那伤怀故国、感喟身世的全部深情，都倾注在眼前这寂寂无言的牡丹上。两年后，他带着无边的怅惘，悄然离开了人世，久违的故乡牡丹终于未得一见。

    与这种椎心刺骨、感慨生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类连讥带诮，玩世不恭的“冷幽默”——实际上有大悲苦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于河南的新郑，死葬东都洛阳，也说得上是牡丹的地地道道的乡亲。怀着特殊的情感，他写下了许多咏叹“洛阳花”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是写白牡丹的：“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很明显，这是借题发挥，倾泻牢骚。原来，白老先生为官清正，直言敢谏，经常讥刺时政，颇不得意于朝廷，也属于“白花冷淡无人爱”的类型。元和九年冬，他被委任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职司东宫的侍从和讲授，所谓“弄臣”之职，同赋闲差不多少。半年后，执政恶其越职言事，诬以非罪，把他贬为江州司马。

    当然，也有托借牡丹的“花开富贵”来抒写其春风得意的心境的，最典型的是明代的冯琦。他是万历年间进士，累迁礼部尚书，青云得志，意气洋洋。那首《牡丹》诗：

    数朵红云静不飞，含香含态醉春晖。东皇雨露知多少，昨夜风前已赐绯。

    便是活脱脱地映现了这种心态。

    三首七绝都是借助牡丹以抒怀寄兴，可是，格调、襟抱迥异。谁说“花蕊无情”呀！

    四

    漫步邙山上下，伊洛河边，土花斑驳的古城遗址随处可见，地上高冢累累，地下埋藏着数不清的古墓。也许有的他乡游子因而担心，这里会不会弥漫着末日的颓靡和恐怖气息，以致暮气沉沉，生机寥落呢？

    其实，这种杞忧是无谓的。洛阳绝非“沉落的夕阳”。当你走到她的身边，无论是游观绵延数十里的洛浦公园，驰车于贯通南北的中州大道，还是驻足鳞次栉比的名园胜境，到处都会感受到磅礴的生气，旺盛的活力，没有丝毫的衰飒、破落之感。这当然得力于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也要说，“满城红紫斗芳菲”的牡丹，是功不可没的。正是那丰姿绰约、绮丽繁华、令人神飞魄动的绝代佳姝，以其“文化暗示”的独特效应，冲刷了这座帝都的“八王之乱”、荆棘铜驼、刀兵烽火、战乱权谋的惨淡形象。她们的娇姿丽影，点缀着各个公园和街道的绿化带，以及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和居民小区。遍布城区的牡丹园，不仅成为人们滋养身心的游憩空间，而且，直接发挥了美化、香化、净化环境的作用。

    盛世如花。我们不能认为花事属于细微末节，无关乎世道人心。早在一千多年前，宋代学者李格非就曾指出：“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园囿的构成，不独是雕梁画栋，曲槛回廊，自然也包括名花嘉卉，竹木泉石在内。此论验之以洛阳牡丹的兴衰际遇，也如响斯应，恰合榫卯。洛阳园囿中培植牡丹，始于隋，兴于唐而盛于宋，尔后，沉寂了近千年，直到新中国建立才有所恢复，近二十多年来，以兴办“牡丹花会”为契机，而使之臻于极盛。在新的历史时期，洛城人赋予牡丹以崭新的内涵，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品德高尚、心灵圣洁的向往；引以为自豪的诗神、美神和爱神，视之为社会和谐、经济繁兴、生活安宁的吉…祥物。

    旧日的冷落而封闭的牡丹园，与普通民众绝缘，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觞饮狂欢、诗酒流连之地，属于帝宅官府、巨室豪门的专利品。而今，她们回归了社会，回归了自然，回归了人性，使广大民众在辛勤劳作之余，徜徉花下，能够随时随地感受着“诗意地栖居”。这聚天地之灵气，吸时代之精华，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千古花魂，更作为“国花”的候选者，走出洛阳，跨越中州，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

    而我，“曾是洛阳花下客”，与有荣焉。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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