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1日在盐城由陈毅倡导创建的“湖海艺文社”，也是创作旧体诗为主的重要社团。当时签字发起人除陈毅外，还有彭康、李亚农、阿英等21人。同时决定，拟邀入社者43人，并确定了各区的负责人。在陈毅的带动下，艺文社成立前后，许多文人雅士写了不少好诗，相互唱和，广为传诵，成为湖海艺文社的一段佳话。
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诗歌创作更为活跃，“不仅新诗空前繁荣，世积乱离、国难家仇也给旧体诗的吟咏留下了广阔天地，致使它如老树新花，鼎盛一时，为‘五四’以来所仅见”[38]。在旧体诗人中，不仅有著名的旧体诗人，也有新旧兼作的“两栖”诗人，甚至还有“勒马回缰作旧诗”的原著名新诗人。重庆的重要诗社是1940年由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等共同发起创办的“饮河诗社”。他们的诗作在《中央日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上开辟专栏发表。潘伯鹰任主编，共刊出100余期。抗战胜利后，总社迁至上海，仍由潘伯鹰主持。诗社在1949年11月解散。
这时期解放区旧体诗一个突出变化是对旧体诗的内容、题材、形式、音韵和格律以及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改革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因而也出现了少量的题画佳作。
在美学上，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以王国维、蔡元培为代表的美学理论与美学教育家，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启蒙者与奠基人，对美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此后，鲁迅、蔡仪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考察文艺，研究美学，在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新的美学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意境说，直接影响了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其中，朱光潜等主要是在诗词文学的批评中发挥意境理论，宗白华等主要是从书画艺术创作与批评方面阐述其意境观点，使意境范畴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这时期的绘画、书法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蔡元培在《美术批评的相对性》《美术的起源》《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文章中，对美术的起源、书画艺术的独创性以及审美教育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中国画与书法、诗歌之关系也作过精当的论述。他说：“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而合文学之趣味。西人之画，与建筑雕刻为缘，而佐以科学之观察、哲学之思想。故中国之画，以气韵胜，善画者多攻书而能诗。”[39]鲁迅在《漫画“漫谈”》中，阐述了漫画的诚实与夸张之关系。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认为，“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于一境层”。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邓以蛰的书画理论更具独到见解，他说：“吾国书法不独为美术之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又说：“画之意境犹得助于自然景物，若书法正扬雄之所谓书乃心画，盖毫无凭借而纯为性灵之独创。故古人视书法高于画，不为无因。”[40]邓以蛰的画论，集中表现在《画理探微》和《六法通诠》两篇论文中。前者侧重于基本理论，其要义是探索绘画如何能达到“气韵生动”的根本规律；后者则侧重于绘画技巧。
这时期的画坛也和绘画理论研讨一样活跃。伴随着一次次的革命运动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兴起了改造中国画的革新运动。而率先打出改革中国画旗帜的是广东岭南派画家，他们主张“调和古今，折中中西”。其代表画家主要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人。此外，刘奎龄、刘海粟、徐悲鸿、朱屺瞻、林风眠、张大千等，也是主张中西融合、革新中国画的代表画家。而活跃在北京地区的京派画家和上海、浙江等地的画家也反对摹拟古人，力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尊重艺术个性，将传统绘画推向新的高峰。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师级的画家。
由于这时期的画坛呈现出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新格局，绘画创作也出现许多新特点：一是绘画的门类不断增多，除传统的中国画、年画、壁画等品类外，还产生、发展了油画、版画、连环画、漫画、宣传画等新画种。在这些新画种中，版画、漫画、宣传画尤为关心时事的诗人所钟爱，他们常常乐于为其题诗；二是中国画逐渐从趣味高雅的写意、象征向大众化的写实过渡，化抽象为具象，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三是随着革命浪潮的兴起，绘画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关涉时政的优秀画作不断涌现，配合形势的画展经常举办。这些新特点，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题画诗的创作，出现了许多表现新内容、采用新形式的题画诗。
是画家也是战士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向有“南黄北齐”之说。“北齐”是指居住在北京的花鸟画巨匠齐白石，而“南黄”则是指浙江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黄宾虹擅书画，工诗文，也是一位著名的题画诗人。
黄宾虹（1865—1955），初名懋质，后改名质，字朴存，又作朴人，别署予向、虹庐、虹叟等，中年以后更号宾虹，以号行。祖籍安徽歙县人，出生于浙江金华。平生遍历山川，注重写生。早年得力于李流芳、程邃，以及髠残、弘仁等，但也兼法元、明各家。所作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用笔如作篆籀，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新安画派疏淡清逸的画风对黄宾虹的影响是终生的，60岁以前是典型的“白宾虹”。60岁以后，曾两次自上海至安徽贵池，游览乌渡湖、秋浦、齐山。江上风景甚佳，他起了定居之念。贵池之游在黄宾虹画风上的影响，便是从新安画派的疏淡清逸，转向学习吴镇的黑密厚重的积墨风格。以此为转机，黄宾虹开始由“白宾虹”逐渐向“黑宾虹”过渡。1928年，黄宾虹首游桂、粤，画了大量写生作品。自此以后，黄宾虹基本上从古人粉本中脱跳出来，而以真山水为范本，参以过去多年“钩古画法”的经验，创作了大量的写生山水，在章法上前无古人。69~70岁，黄宾虹有巴蜀之游。这是他绘画产生飞跃的契机。其最大的收获，是从真山水中证悟了他晚年变法之“理”。他精于墨法，有时在浓、焦墨中兼施重彩，并以“明一而现千万”的表现手法，写出浑厚华滋、意境深邃的山川神貌。黄宾虹不仅是近代中国山水画的杰出代表和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而且擅诗文，其诗清隽疏朗。柳亚子称其“诗才不亚于画才”。其现存诗作940余首，绝大多数为题画诗。
黄宾虹生于乱世，感于时事，曾参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活动，并参加了文学革命团体“南社”，是一位爱国战士。其故居“铸园”就是当年秘密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之所，因为同盟会铸造钱币而得名。晚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55年90岁寿辰时，获华东行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状，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称号。同年3月25日病逝。所藏书籍、字画、金石以及自作书画、手稿等10100多件，全部捐献给国家。主要著作有《虹庐画谈》《中国画学史大纲》《宾虹诗草》以及赵志钧辑注的《宾虹题画诗集》等。
黄宾虹的题画诗以山水类为主，在他的全部题画诗中为山水画而题的作品约占80%以上。这也是这位山水画大师的题中应有之意。并且其题画诗的组诗较多，有些篇幅也极长，如《题画山水五绝六十首》《题画山水七绝五十首》等，后者长达1400字。黄宾虹“对山水有情，能悟到群山间的对话，听出江河的悲欢，看到花木的舞姿，洞察云海瀑布奇石的个性，在他的心目中的大自然是有生命有情感的，是可以倾诉心曲的挚友，也是开掘不尽的美感的矿山”[41]。因此，他的题画诗是从心中自然流出来的，浑然天成，既有魏晋山水诗之神韵，又几近口语，而无古涩之感。淡从腴出，朴自华生，风格清新淡雅。试看其《池阳湖舍四首》其二：
久喜临流拟结茅，数椽虚敝倚云坳。香浮玉液斟桑落，色嫩金黄出柳梢。闲静吟边沙浴鹜，荒寒画意石潜蛟。钓船却系柴门外，暧暧桑榆影自交。
这是一首典型的山水田园诗，山清水秀，沙软风轻，船系门外，桑榆成荫，好一派依山傍水的田家风光。诗中虽然出现“荒寒”二字，但并未破坏全诗优美之风调，并且这“荒寒”也与清初某些画家以“荒寒”表现自己孤寂凄凉之心境迥然不同。它只是画家常追求的一种意趣，这正像古代诗人喜欢吟叹“闲愁”一样，并不一定代表他当时之心境。黄宾虹的山水类题画诗意境清幽，赏心悦目，也给人以脱尽芳华的自然美，如《题画二十四首》其中二首：
湖汀一雨余，遥岑净如沐。筑屋迎朝曦，春风吹杜若。
绿烟红雨岸，桃柳数家齐。山客正高卧，幽禽不住啼。
湖汀雨过，遥岑如洗，茅屋晨曦，春风吹花，桃柳遮檐，幽禽啼鸣。诗人用简洁的笔墨描绘出一派优美景致。诗风淡雅，情韵深长。又如《题画十五首》其一：“浩渺波光夏木稠，通津遥曳橹声柔；到门飞翠环瑶屿，四面虚窗池上楼。”这首诗在艺术上颇见功力。诗人似未从画面着笔，而直写周遭景物。“浩渺”言水大，“夏木”言节候，均为后面的描写张本：有“波光”，才有“橹声”；有“木稠”，才有“飞翠”；而“瑶屿”与“池”又都和“浩渺波光”相照应。此诗不仅所写景色清新宜人，而且使笔起承转合，环环相扣，是题画之佳作。黄宾虹这样的诗篇很多，又如《己酋七月题山水图册二首》：
泉上幽亭近翠微，树凉如水湿人衣。平湖直接阑干下，远见轻鸥点点飞。
虚亭萧寂带沧州，雨过陂塘水乱流。诗思不禁斜日好，碧山飞影落扁舟。
这两首诗朗润秀逸，淡雅流丽，像无云的天空一样明朗，又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新。它足以代表黄宾虹山水类题画诗的基本风格。但在这类题画诗中，也有少数意境壮阔、风格遒劲的诗篇，如《青鸾峰》：
山势插层云，矫健鸾翻翼。吹箫人去远，壁立玉千尺。
这首诗由“青鸾峰”之名联想到古代萧史吹箫引凤与弄玉共升天的传说，写山高插云而去如鸾鸟之健翼翻飞升腾，既形象生动，又紧扣典故。意境高远，诗笔雄健。但是黄宾虹这类属于风格刚健的题画诗，大多不瘟不火，并无掀天盖地之气势。
黄宾虹的题画诗虽然多描绘自然山川之美，并寄托自己的情怀，但并没有忘记黑暗的现实，也有一定数量的关涉时事之作，如《黍离图》：
太虚蠓蠛几经过，瞥眼桑田海又波。玉黍离离旧宫阙，不堪斜照伴铜驼！
此诗作于1944年春，诗人经过长安街时见日寇军队集结于新华门，心中如噎。归家作《黍离图》，并题诗于上。“太虚”指天空，“蠓蠛”是小飞虫蠓子，喜乱飞。扬雄《甘泉赋》：“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蠛蠓而撇天。”诗人用《甘泉赋》句意来表达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蔑视，它为患一时，但不可能一手遮天。此句表现一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自信心。《黍离》是《诗经》中篇名，写西周亡后，旧臣经过故都见宗庙宫室倒塌，遍生禾苗，因而感王室之倾覆。后人便把
“黍离”之感，作为亡国之哀思。诗中的“铜驼”是用《晋书·索靖传》典：“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便以“铜驼荆棘”形容亡国后的残破景象。这首诗通过用典，用极少的笔墨，不仅抒发了自己沉痛的哀伤，而且表现了深深的爱国之情。后来，他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他80岁时，日本人想利用他，为他举办庆寿会，寿堂已设，他却拒绝参会。他在《八十感言》中说：“虽得亲朋欢，那能咽清旨。当期气运回，泰来尽去否！”他的《响山书愤》更是直斥现实之作：
苛敛追逋谷弃民，盗由民化困穷凶；却为当道豺狼迫，狮吼空山一震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反对外国教会，反对筑路开矿以及抗租抗税的斗争此起彼伏，形成了广泛的武装起义。诗人当时因支持维新变法被告发而出走申沪。不久又经宣城返歙县，过响山时传来农民暴动的消息，于是便以愤怒的笔触写下这首诗。诗人用“雄狮”形容起义的饥民，用“豺狼”比况当时的官府，用极为简短的语言揭示了官逼民反的深刻道理。此诗犹如暗夜的火把、战斗的号角，指引并激励人民起来反抗和斗争。其强烈的爱憎、恢弘的气度，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因此，这类题画诗与其山水类题画诗所呈现的清新秀逸风格不同，多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有一种超拔的气势。又如《〈游侠图〉并题为侠飞作》：“日暮天寒风正遒，与君郑重拂吴钩。难忘荆轲争廷事，易水声澌不断流。”这首为《游侠图》而题的诗如侠客义士一样具有侠骨豪情。如果说前一首诗是以慷慨豪壮见长的话，那么此诗则是以沉郁悲壮著称。
黄宾虹题画诗突出特点之一是将纪游与绘画、题诗有机结合起来，以画纪游，复以诗题画。由于他的绘画题材多是旅游之地的山水，所以一路所作之画，自然便是纪游，而在这些画上所题之诗，从形式上看是题画诗，从内容上看又是纪游的山水诗。并且，画绘实景，具象生动；诗写虚境，升华画意。虚实相补，相得益彰。如《宾虹题画诗集》中的《吴中纪游》《黄山纪游》《白岳纪游》《雁荡纪游》《武夷纪游》《粤西纪游》《入蜀纪游》以及《潭上杂咏》《西湖杂咏》《江行杂咏》《松沪杂咏》等，既是纪游之作，也多属题画之诗。但仅从题目看又不像题画诗，如《粤西纪游》中的《漓江上》，并未标明“题画”二字，而从注释“题画亦作‘粤西纪游’”看，也是题画之作。黄宾虹以题画诗纪游这一特点，与柳亚子的题画诗颇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一是黄宾虹的题画诗多是自题其画，而柳亚子的则全是为他画而题；二是黄宾虹的纪游题画诗多是为自然山水而作，而柳亚子的则多是为社会类绘画或照片而题；三是黄宾虹的题画诗虽然也偶涉时事，但多为个人游踪之作，而柳亚子则侧重写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具有“诗史”之性质。
黄宾虹题画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在诗中述画史论画理，并且颇具系统性。在前人的题画诗中虽然也不乏论及画理之作，但往往多为只言片语，较为零散，而黄宾虹的论画理之作，不仅有长篇专论，而且整首论画的短章也俯拾即是。在这些题画诗中有许多新观点都很有参考价值，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极为重视书法与绘画的重要关系；二是全面论述了中国绘画的发展史，既有对许多名家的精到点评，也有对画史的宏观而系统的论述。
先说书法与绘画之关系，他一方面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他在《论画七首》中说：“画先文字，而有象形。”又在《奉答刘君量兄见怀之作即依原韵以博一笑》中说：“皇初图画启文学，字有本谊由会意。”另一方面更强调学画必先学书，他说：“画中笔法，由写字出。”又在《庚辰题画二首》中说：“士夫六法本隶体，天开易象怀鸿蒙。”在《酬刘湖涵赠书横幅》中说：“六书象形籀古始，点画参差通画旨。”黄宾虹之所以特别强调书法对绘画的作用，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他学画最初由学书起步，延师启蒙时，从萧山倪翁处闻“当如作字法，笔笔亦分明”画诀，便一生谨从此道。其二，由自己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绘画与书法依存的关系，绘画不可须臾离开书法，画好必须书先好。他在《与郑轶甫书》中说：“赵叔山水尤佳，以其精通书法，学综汉魏，超之前人，可信然已。”其三，黄宾虹的画尚写意，也得之于书法，他说：“浑厚华滋，书之正宗。”他的学生刘君量在《题黄宾虹夫子近作山水并以奉怀》中说得更为明确：“以字入画画而字，字耶画耶但写意。一山一水妙难言，恢奇卓绝五百年。吾师九十笔愈老，千军为扫万马倒。钩树勒石老愈奇，如篆如籀蟠蛟螭。脱尽皮毛见筋骨，直是寒山拾得诗。”
再说他在题画诗中论画，一是对画家的评论，二是对画史的论述。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如他的《论画十首》，既评价了郑虔、王维、吴道子、关仝、荆浩、米芾等画家；又纵论唐、宋、元画史，说：“唐纤宋犷馀，逸品重元季。”既泛论一个朝代的绘画特点，说：“唐画重丹青，宋画如点漆。”又专论某些画理，说：“浓淡论深浅，皮相仍骊黄。行空自天马，云衢看脱缰。”又说：“鲲鹏海上游，海天本无界。神游六法中，元气起象外。”这些诗将玄妙的画理化作生动的比喻，绘声绘色，深入浅出，对形神之关系论述得十分透彻，指出无神则形象呆滞，无形则神无依托。他在《题山水》诗中还论述了绘画作为一种艺术高于自然形态的道理：“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人巧夺天工，剪裁青出蓝。”江山如画，是赞美山河美丽如艺术品绘画一样，但“江山”作为自然界的“内美”，并非任何人都能领略到的，必须经过“静中参”；而画家一旦参悟到其“内美”，再经过艺术创作，就可以达到“巧夺天工”之效果，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很深的艺术道理，由于诗人出于对绘画的深刻的理解，只用四句话就表述无遗，我们不能不叹服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黄宾虹论述中国绘画史的题画诗既有短篇组诗，也有长篇力作。前者如《论画七绝句》《论画七绝五首》等，后者即著名的《画学篇》，其诗如下：
文明钻燧稽皇初，丹成纯青火候炉。女娲补天石五色，平章作绘开唐虞。凤凰来仪奏韶舞，龙马应瑞呈河图。夏璜殷契周金石，国族标识通鱼凫。春秋封建既破坏，民学洙泗删诗书。优游暇豫攻六艺，画事附属书数馀。图经刻画近匠作，士习重画旋分途。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真内美，齐而不齐三角觚。李唐君学画有奴，丹青炫耀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魏徵妩媚工应制，王侯妃嫔宫廷娱。郑虔王维作水墨，诗中有画三绝俱。集取众长洪谷子，嵩华山中居结庐。补缀人物倩胡翼，关仝出蓝非过誉。范宽林峦壅砂碛，平汀浅渚层层铺。董（源）巨（然）二米（元章、元晖）一家法，浑厚华滋唐不如。房山（高彦敬）鸥波（赵孟頫）得神妙，传柯丹邱（九思）方方壶（从义）。元季四家称杰出，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皆正趋。梅花庵主渍墨濡，黄鹤山樵隶体臞，大痴不痴倪不迂。明初作者繁有徒，自弃轩冕甘泥涂。唐（寅）仇（英）继起鲜真迹，沈（周）惟求细文（徵明）求粗。自董玄宰（其昌）宗北苑（董源），青藤（徐渭）笔端露垂珠。启祯多士登璠玙，群才济济均俊厨。邹衣白（之麟）笔折钗股，恽香山（道生）墨滋藤肤。泾阳（张恂）莱阳（姜实节）足文史，黄山（李永昌）绣水（项元汴）兼藏储。笪江上（重光）有郁冈斋，朱竹垞（彝尊）为静志居。画筌书筏会真赏，殚见洽闻德不孤。朝臣院体宝石渠，渐由市井邻江湖。娄东海虞入柔靡，扬州八怪多粗疏。邪甜恶俗昭炯戒，轻薄促弱宜芟除。道咸世险无康衢，内忧外患民嗟吁。画学复兴思救国，特健药可百病苏。艺舟双楫包慎伯，叔赵氏（之谦）石查胡（义赞）。金石书法汇绘事，四方响应登高呼。夏玉出土今良渚，斒斓色采实若虚，舜禹揖让无征诛。会稽和协集万国，平成水陆通舟车。天然图画大理石，神工诡秘滇南无。文治光华旦复旦，月中走兔日飞乌。变易人间阅桑海，不变民族性特殊。箕裘弓冶缅矩，行之简易毋踌躇。来轸方遒拥先导，负弩我愿随驰驱。群策群力加勤劬，功夺造化味道腴，永寿万年当不渝。
这首七言古诗从画家自己毕生从事国画理论研究的心得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出发，探讨了中国绘画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这首论画诗，虽然不是题在画上，也非一时兴来之笔，而是作者经过长期缜密思考后，为整个中国绘画而题，因而也可算作广义的题画诗。作者在与友人信中说：“拙作《画学篇》长歌，于中国画升降，略贡意见。兹以清之道、咸，名流哲士，追求画法，胜于前人，以金石碣碑之学，参以科学理化，分析精微，合于宋元精神，拟加诠释，详叙成帙。”（《宾虹书简·致汪孝文》）由此可知此篇之主旨，是要从中国绘画史的变迁演化中考察其升降、优绌，作为借鉴。在这篇长诗中，除了对历代重要画家一一论列，评其得失外，还提出两个重要观点，当引起重视，一是指出清代道、咸年间金石学盛是中国画学中兴的标志，并论述金石学与画学之关系；二是提出“君学”与“民学”两个对立的概念，并阐释了其重外美与尚内美的不同审美判断。作者在《国画之民学》的演讲中曾解释说：“君学重在外美，在于迎合人；民学重在精神，在于发挥自己。所以君学的美术，只求外表整齐好看，民学则在骨子里求精神和个性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长的意味。”这篇《画学篇》是凝聚画家一生心血而写成，诗中“精研画理画法画史，所咏多前人所未发”[42]。他当是中国文化史上以长诗写绘画史的第一人。
此外，黄宾虹在题画诗中对留白、白与黑、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的阐释也有独到的见解。
黄宾虹的题画诗虽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既给人无穷的审美享受，又给人画理画法之启迪，但是有些诗篇率然而作，不拘形式，在音韵上也不太讲究，是白璧之微瑕。
“三千剑气社”里的文人雅士
黄人（1866—1913），初名振元，字慕韩，一字慕庵，中年改名人，别字摩西，别署震元、梦暗等，昭文（今江苏常熟）人。30岁游苏州与词曲大师吴梅至契。又与同乡庞树柏等结三千剑气社。后与章太炎同任东吴大学国文教授。宣统元年（1909），南社成立，即加入。辛亥革命成功，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欲前往参加，因病发未遂。黄人以奇才著称一时，文学、史学、名学、佛道、医术、剑术乃至西方自然科学，无不研究，又曾为《小说林》等期刊主笔。其诗词批判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壮志难酬之愤懑，风格奔放横逸，雄奇瑰丽。著作甚丰，有《中国文学史》《石陶梨烟室遗稿》《摩西曲》以及杂剧《红勒帛》等三种。今人编有《黄人集》。据《黄人集》统计，存题画诗11首，题画词20首。
黄人的题画诗虽然较少，但多为长篇之作，并且也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抱负以及艺术风格，如题《题金惺斋扇头画鬼》：
橐橐系木靴，峨峨进贤冠。须眉颇奇伟，似鬼又似官。女青亭畔折花返，独来独往冥途宽。玻璃碧眼青无翳，楮灰夜辨金银气。前程赖此一镫传，四顾徘徊寻要地。吁嗟乎！与为鬼其心，无宁鬼其形。鬼心不可测，鬼形犹得留丹青。君不见，青天白日，冠盖如织，狡狯伎俩，过君千百。画师万辈画不成，君倘闻之应吐舌。
此诗以鬼喻人，无情地鞭挞了那些“似鬼又似官”的酷吏，他们“为鬼其心”，“不可测”，其伎俩极为狡狯。而这样的坏人“画师万辈画不成，君倘闻之应吐舌”，其讽刺可谓深刻而尖锐。如果说这首诗是间接反映现实的话，那么他的《冠剑从军图为陈搢鱼笏书题》则是直接写他的杀敌报国之志：
腰君七星嵌首之剑，冠君五岳真形之冠。越裳正多事，南望天漫漫。扬鞭一笑抵百蛮，丈夫意气轻关山。冯唐威信边人诵，此去原为知己用。豺虎奋怒蛇豕穷，坐见华夷成一统。画沙聚米殊模糊，倩君健笔为之图。天险神奸收尺幅，兔毫三寸胜万夫。马下露布盾鼻墨，英雄不脱书生色。画中形势已了然，出奇制胜人莫测。一尺之面七尺身，凌烟云台非异人。不捣黄龙意未快，九天忽下佳兵戒。丹青闲煞李将军，笔尖示达西南界。剑不跃，冠且禅，一官已觉君思重，百战方知将略难。髀肉久生犹喑哑，风云奇气重追写。披图仿佛闻鼓鼙，匹马短衣真健者。方今海上未洗兵，天心人事多不平。太阿柄下移，补履名分轻。偶看从军图，思作从军行。君行君法再拭土，吾戴吾头须结缨。平填瀛海铲三岛，貌取扶桑万丈献阙廷。芙蓉古色竹皮样，双鬓虽华气逾壮。知君终非百里才，对镜自画封侯相。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艰苦奋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披图仿佛闻鼓鼙，匹马短衣真健者”，顿起报国之心，“思作从军行”，誓要“平填瀛海铲三岛，貌取扶桑万丈献阙廷”。他虽然未能实现夙愿，但其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却令人感动。
甲午战争失败后，内忧外患，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跌至谷底，黄人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看到了师夷变法的重要，开始摆脱传统的华夷之见，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和开阔的世界意识来批判当时的许多世俗陋见”[43]。进而自觉接受自由、民主思想，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志士仁人身上。他在1901年所作的《祝心渊望岳图图系江建霞标唐绂丞才常等题》诗中指出：“祸斗争饷人，忍垢草间伏。壁立千仞谈何易，国维再绝无人系。”他一方面批判旧势力“纷纷鼠壤饰高名”，“中兴耆硕尽刍狗”；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维新志士唐才常等“多闳才”。
他的另一首长篇歌行体题画诗《为家坦庵题溪山无尽图》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中说：
吾家坦老亦奇特，骨带铜声面铁色。花江梅岭鸿印泥，槐庭莲幕鹏羁翮。霸才豪气倾千人，绰有闲情萦翰墨。开缄示我溪山图，赤夏萧萧风满室。溪孕溪，山宫山，云情水意相回环。溪光山色不到处，青天几点琉璃斑。李仙谢贼大索不及到，止有胎禽野客吟啸常往还。非真非幻出奇境，似蜃嘘气镜留影。侧理尺五变万端，丹青有尽意无尽。笔下纤芥无，胸中丘壑有。须弥纳大千，云梦吞八九，画家得此亦好手。卧笔作波竖作岑，烟云一气相浮沈。纸为天地笔造化，著色愈浅景愈深。我亦好游有奇癖，蜡得平生几两屐。可惜桑弧气不扬，只踏江南山半壁。朅来高卧沧海头，尘客已召山灵檄。览君图，为君歌，一溪一壑聊婆娑。东第尘生六鳌死，不若此图终古森烟螺。烟螺过眼精神注，似我前宵梦游处。乾坤无地著狂生，还拟呼君画中住。
这首诗既赞美了画家画技之高超，“霸才豪气倾千人”，又表达了自己空有“好游”之奇癖而“桑弧气不扬”之遗憾。诗的最后说“乾坤无地著狂生，还拟呼君画中住”，不仅透出诗人对现实之愤懑，而且抒发了有志难展之感慨。此诗写景奇丽，气势豪迈，足以代表其题画诗雄奇逸放的艺术风格。
黄人的题画词也多有佳作。张鸿在评价其词时说：“其奥如子，其怨如骚，其空寂如禅，其幽眇如鬼，其冶荡如素女。说不可说之言，达不能达之意，寄无可寄之情。如游丝之袅于长空，不知所住，而亦无不住。唏！微词，其谁与归！”[44]其题画词主要呈现出两种艺术风格，一是如素女之清丽温婉，一是如剑客之张扬豪宕。前者如《水龙吟·自题〈城西闻笛图〉》：
城闉渐近黄昏，桃花影里谁家院。一丝摇曳，笛声似近，那人还远。想见双鬟，花阴独坐，教侬寻遍。正红墙在望，留神细听，偏又被，风吹断。仿佛春纤重按，比前番更多哀怨。分明此曲，曾经领略，悄窥云幔。一笑停吹，三年怅别，絮飘蓬转。谢湘龙解事，刚温旧谱，引君重见。
此词明写笛声，实写吹笛之人：“一丝摇曳，笛声似近，那人还远。”词人“想见双鬟”，留神细听，笛声时断时续，正所谓“如游丝之袅于长空，不知所住，而亦无不住”。词中的“更多哀怨”，“三年怅别”，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而《百字令·题河东君像》虽然也写红袖佳人，却另有寄意：
白门无柳，剩一枝，堪压南朝金粉。修黛横秋青不展，似带残鸦遗恨。卧龙难飞，骑驴空老，不是戎装影。白头红袖，比肩笑看鸳镜。回首红豆花残，绛云烟冷，江令风流尽。歌扇舞裙消绮业，撒手一声清磬。龙首三朝，娥眉千古，一死侬偏肯。靡芜冢在，清明插柳重省。
河东君，即明末清初秦淮名妓柳如是，号河东君，又号靡芜君，工诗画。后嫁钱谦益为妾，为筑绛云楼。明亡，劝钱谦益自杀殉国，有凛然之大义。此词上阕写柳如是之画像，既赞其“堪压南朝金粉”，又为其有志难展而抱憾。下阕写佳人已逝，“绛云烟冷”。上、下阕又以钱谦益为衬托，以明赞叹之意，生前他们“白头红袖，比肩笑看鸳镜”；而死后，曾为朝廷重臣的钱谦益只不过显赫“三朝”，而柳如是则“蛾眉千古”。其褒贬之中，也蕴含着词人的民族意识。而最能体现黄人雄放风格的题画词是《满江红·自题〈长剑倚天图〉》：
巨刃磨天，浑不怕黑罡风陡。看化作、飞虹千丈，弹丸离手。苍狗白衣虚幻甚，搀枪天狗纵横久。替东风、斩断万千丝，长亭柳。禽乌兔，污除旧，尸虎豹，閽休守。到天惊石破，不平平否？承影白头儿戏视，风驰电掣归来骤。却依然，绕指一般柔，投衣袖。
这首词起笔即气势如虹：“巨刃磨天，浑不怕黑罡风陡。看化作、飞虹千丈，弹丸离手。”词人对恶势力无比仇恨，决心用倚天之剑铲除人间不平。其叱咤风云之气概，真令“天惊石破”。
黄人除这首自题画词外，还有《摸鱼儿·自题〈人面桃花〉》《齐天乐·自题〈黄卷青山红袖三好图〉》等多首自题诗词，由此可知他也是一位史籍未载的画家。
另据《全清散曲》载，黄人还有散曲两首，均为题画作品，一为《[南仙吕入双调步步娇]题叔远慈乌村图和癯庵韵》，一为《[南商调梧桐树]题病鹤石屋寻梦图》，以后曲为佳。题目中的“病鹤”是作者友人金鹤翔之号。此曲虽为代人怀亡妻之作，但也写得十分动情：“忘不得雀翘初聘，忘不得蛛盒新盟；忘不得生花绪柳回春俊，忘不得写韵聪明；忘不得栖尘预悟琼昙命，忘不得香火同参贝叶经。”又说：“从此后黛悽绣岭，从此后佩杳瑶扃；从此后缟衣永绝罗浮信，从此后玉笛无声；从此后簪花遗墨都成血，从此后斗酒重斟不解醒。悲无尽，便抛尽相思千点，依旧生根。”可谓哀婉低回，其恨绵绵。
“三千剑气社”的另一位题画诗人庞树柏（1884—1916），字檗子，号芑庵，江苏常熟人。从小聪明过人，9岁能作韵语。15岁丧父母，赖亲戚资助，肄业于江苏师范学校。后历任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学校教师。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发起成立南社。宣统三年（1911）农历十月，武昌起义。其时在上海教书的庞树柏曾参与擘划上海光复计划，随后又赶回常熟策动响应，率领民众包围县衙，迫使知县交出大印。后遭恶绅猾吏加害，脱走上海。从此不问政事，渐趋消沉。民国五年（1916）抑郁而终，年仅33岁。他工填词，从朱祖谋学，取径姜夔。虽诗作不多，也卓然成家，有王维、孟浩然之诗风。而言及国事者，则又悲愤激越，意气坌涌。有《庞檗子遗集》。庞树柏也有题画诗、词存世。其题画诗的代表作有《题山水小册》《自题携笠图》等，试看前诗：
依依水杨柳，风前作烟态。前溪没板桥，晚渡借牛背。
这是诗，也是画儿。杨柳依依，烟笼前溪。水涨没桥，牛背借渡。这历历在目的小景，很像王维笔下的山水诗。而后一首诗却表现了另一种气度：
长啸青霞间，危坐碧峰外。茫茫俯九州，何如一笠大？
诗人危坐于碧峰之外，长啸于青霞之间，似乎要置身世外，但当他俯视九州时，又睥睨万物，充满豪气。此诗显然表现了诗人另一种风格。
庞树柏的题画词也有佳作，如《鹧鸪天·题病鹤丈〈石屋寻梦图〉》：
水白山红初雁天，西风衰帽又经年。寻来无赖三生梦，画出销魂一角山。山似黛，梦如烟，钟声落叶到愁边。阿谁解得凄凉句，留段斜阳看不完。
此词同黄人的题画散曲《[南商调梧桐树]题〈病鹤石屋寻梦图〉》一样都是代为友人金鹤翔（号病鹤）悼念亡妻之作。它虽不如黄人散曲那样铺陈展衍，写得具体深切，但也另有一番情韵。其特点是融情于景，那如黛之山，如烟之梦，似幻似真，幽思不尽。而不绝之钟声，无边之落叶，更添愁肠。此外，写同一题材的题画词还有孙景贤（1880—1919）的《浣溪沙·题鹤公〈石屋寻梦图〉》也写得较为生动感人。
大总统们也题画
在中华民国（1912—1949）时期，民国首脑们多能作诗填词，并有题画诗词存世。他们在政务之余，或以诗志怀，或借以附庸风雅，各有特色，此乃中国政要之传统。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因而得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79年随母赴檀香山读书，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894年11月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1895年10月密谋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在东京合并为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1906年起，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从美国赶回，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1914年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大元帅。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次年因陈炯明叛变，避之上海。1923年2月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1924年1月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5月创立陆军军官学校。后接受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
孙中山无意做诗人。1897年他对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弟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45]因此，他不以诗名世，平生所作诗词，存世者不过数首，其中仅有一首题画诗，即《鲁旅长梓楠像赞》：
智战岭海，夙耳英声。桓桓心杰，卜为国祯。转斗入蜀，戈返阳精。沙场洒血，锦水鸣鸣。缅兹遗像，宜炳丹青。
“鲁旅长”即鲁子材，字梓楠，曾在护国军韶关战役中以神奇炮火扭转战局，后升任滇军第六旅旅长，牺牲于重庆。此诗高度赞扬了鲁子材智勇双全、喋血沙场的英雄事迹，并以其“桓桓心杰”，预卜国家之吉兆，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1859—1916），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起用他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后挟革命军声威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3月，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成为正式总统。袁世凯的诗多作于20岁之前和50岁之后。他的第一首诗，据说是他14岁乡试落榜后的《言志》。其诗是：“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口气虽大，诗律不协，充其量不过是一首打油诗。其《自题渔舟写真二首》也颇油滑：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钓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这两首诗当作于作者辞官归隐之时。他故作淡泊，静待时机，还让人拍了几幅题为《烟蓑雨笠一渔翁图》的照片，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图上，其兄袁世廉扮渔翁坐船中披蓑垂纶，他自己则扮艄公立船尾执篙点水。这实际是在演戏，借以韬光养晦。这哪里是钓鱼，分明是在“钓国”，诗中的“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几句便把他的心思说破了，真是欲盖弥彰！
在民国总统中，诗书画俱工的却是徐世昌。他存诗2000余首，其中题画诗也有200首以上。
徐世昌（1854—1939），字卜五，号菊存，一号菊人，晚号弢斋、水竹邨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又别号东海相国等，祖籍浙江鄞县，直隶（今河北）天津人。7岁时亡父，寡母隐忍持家，对徐世昌管教甚严。20岁就四处坐蒙馆奔生计。穷困潦倒之际在开封结识了袁世凯，后来结为金兰之好。经袁世凯的资助回籍应考。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清政府的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而袁世凯于天津小站练兵创建北洋军后，日渐崭露头角，权倾一时，其中徐世昌作为智囊人物，运筹帷幄，功不可没。所以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便请徐世昌出任国务卿。但是，在袁世凯要恢复帝制，想当皇帝的大节关头，他却力谏袁世凯，最后不得不以辞职抗争。袁世凯倒台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奉皖三派，权力倾轧愈演愈烈，作为北洋元老的徐世昌再次被推向政治的波峰浪尖。1918年，皖系段祺瑞胁迫直系冯国璋下台，操纵其掌握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922年，他又被直系曹锟赶下台，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对于徐世昌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人认为他凭“玩弄权术起家”，是“祸国殃民”的反动派；有人肯定其某些历史功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徐世昌的评价更趋公允。最近出版的《翰林总统徐世昌》一书则认为徐世昌创造了许多奇迹，即在政治领域改革中，力推立宪政治、总统集权制，这集中体现在东三省的政治体制改革、地方自治实验，获得巨大成功以及构建整个北洋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等；在军事领域改革中，实行军事制度与技术全盘西化，又融入中国的传统军事文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训练常备军和巡警部队，构建国家柱石的全套基础等；在经济领域改革中，全国大规模实行“新政”，成绩最为突出，他在位期间，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的“黄金期”；在文化领域改革中，他以博古达今、学贯中西的当权者，推行多元化的文化政策，所取得的成绩，更是无人可比；在外交领域改革中，他改变了清末民初的闭关自守，没有外交史，只有丧权辱国史的被动挨打局面，对外积极抗争，收回外蒙、东三省、山东主权，以及一系列条约规定的特权，以独立、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
以上所评，虽然在学术界尚不能完全为人接受，但是对徐世昌的崇高晚节和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建树却有较为广泛的共识。
徐世昌自息影津门后，虽然一再称不问政治，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使他忽然特别关心国家政治大事了。他每天叫侄女为其上街买报，观察时局。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特务土肥原在中国物色“第一流人物”出任北平“临时政府”的“主席”，以作为侵华的工具。当派汉奸找到徐世昌时，遭到婉拒。以后日本坂垣师团长又亲自出马约见他定期会见，又遭到他完全拒绝。日本特务遂指派徐世昌过去的两个得意门生前去拜见，更遭到徐世昌的痛骂：“像你们这样贪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才算晚盖不忠呢，你们太浑！”[46]
徐世昌读书万卷，文化艺术功底深厚，诗、书、画无所不能。他素有“文章魁首”和“总统诗人”之美称，在清末民初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诗题材广泛，内容宏阔，“继承了同光诗风，颇尊崇宋诗，仿唐诗”。他尤喜题画诗，先后有《归云楼题画诗》《退园题画诗》《海西草堂题画诗》问世。其书法也有很高造诣，他早年着力临池学书，写馆阁体，雍容富丽；曾面对阁书凝精细读，详细观察原阁书之用笔、点画、结体、映带、笔法、气势等微节，细究其理、其势，从整体上看其貌，观其神，用心寻玩它的风韵。临池时先求其似，后求阳刚、阴柔之美。可见，其书法造诣皆得力于他的刻苦学习。徐中年以后，力读王羲之的《笔势论》《书论》，始临王的《圣教序》《十七帖》等，以达十分潇洒、精到，字势雄强而多变之境，“体如鹰，势如龙”。再学颜鲁公之《笔法十二意》，自谓“由是而知用笔着力与不着力之法”。博采众长，正、草、隶、篆齐全。他的行书遒劲郁勃，雄健瑰丽，体、势、气三者的融合与巧妙的运用，开创了行书笔力雄浑的新风格。徐任大总统后，对书法自信写苏黄体，“飘逸飞扬，秀丽隽美，结构精巧，向背有法，深得其中三昧。每日临池挥洒，分赠简任官以上官员”。其书法的大部为行、草体。从风格上看，颇受王羲之、怀素、张芝等书法大家的影响，并能分别他们的蹊径，字体“潇洒清朗，朴实劲挺，自成一派”，可达珠圆玉润的境界，非俗家作品可与他相提并论。
徐世昌对于绘画也下过一番工夫。他6岁开始学画，擅画山水、松竹等，而且特爱绘制扇面。其作品特色，属近代绘画流派——“简洁胜于烦琐，拙朴胜于灵巧，巨钝胜于细腻”。徐世昌的画多取中国传统画刻意渲染之法。他的山水画，平淡天真，意取高古，挥毫画竹，“取遒劲与颤曲交融，远虚近实，江山雄伟，神韵清爽不凡”。其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有名，人们评价：“画中晴竹，振羽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蹊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徐世昌山水画的基础是国学。儒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其创作的灵感，而道家的自然与人融为一体的观念，又是他山水画的精神源泉。1920年春，徐世昌利用大总统职权之便，为了促进中华国画艺术产业进一步发展，在北京成立了国家“国画研究社”，又叫“中国画学研究会”。聘当时国画界大师周肇祥主其事，金城、陈师曾等参加。同时拨公帑巨款，明令设立国家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即今中央美院的前身。由国画大师陈师曾任校长，聘请名画家王梦白、萧谦中、齐白石等任教，培养了一代国画人才。徐世昌尊崇宋元山水画的见解，并“以花卉擅长，独开一派，后人终莫望其项背”，为后来的山水画变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该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与日本轮流展出。他本人亦将自己的力作送展，获得了中外画界的赞扬。
徐世昌绘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每画必题诗，诗画相映成趣，为画增辉。如《水竹邨写景》：
红厌墙头放石榴，绿蒲沟满接桑畴。鸡孵埘底方槐夏，蚕老筐中正麦秋。半水半山花外路，宜情宜雨竹间楼。十邻数里梅溪近，从古名贤此钓游。
水竹邨，在河南辉县市区西南，山水秀美。建村时，徐世昌自捐银两，亲自搬砖建桥，挖土修路，开掘鱼塘。此村四周竹林环抱，故名为“水竹邨”。在徐世昌一生中，无论是得意于青云之上，还是失意于山野之中，都对水竹邨情有独钟。这首诗勾勒出一幅丰乐淳厚的乡村生活图画，充满了泥土的芳香和花木的勃勃生机。在徐世昌的自题画诗中，往往托物言志，尤以咏画梅见长，如《题画梅》：
年来试种寒梅树，挺干抽条已过墙。写取树枝春雪影，疏廊风月绚红妆。
诗人写罢此诗犹未尽兴，又作咏红、绿、黄、白梅四首。在他的笔下，各色梅花各有风姿，神态毕肖。徐世昌之所以如此喜爱梅花，是因为他把梅花当作春之使者。当其凌霜傲雪、开满枝头时，大地即将复苏，万紫千红的春天即将到来，从中寄托了诗人的进取精神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特别是梅花那凌风雪而香愈烈的坚贞品格，正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相辉映。“徐世昌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大转型时代而酷爱梅花，具有忧国忧民、保国卫民的特殊历史使命的意义。”[47]
徐世昌为他人画题诗也很多，他诗书画俱佳，既是文化名人，又长期身居要职，所以请他题诗者甚多。其中《为严范孙题垂缋水西庄图》就是较为有名的一首：
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
此诗很好地表现了诗人飘然山林、视宦途如梦幻的复杂心态，虽有“起凡入圣”之意愿，但终不脱世俗之情怀。这是一首很不常见的七言“小律”。清代王琦说：“六句近体，唐人时有之，本于六朝人，或号为小律。”（《李太白集》卷十七）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则称之为“三韵小律”。这种小律诗同其他五、七言近体诗一样，除一联之内和上、下联之间的平仄要合律外，中间一联也要求对仗。而徐世昌此诗不仅全诗的声律无懈可击，而且本不要求对仗的尾联也自然成对，既收住又未收尽，余韵悠悠，耐人寻味。这说明徐世昌不仅艺术造诣颇高，古典诗词的功底也十分深厚。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为此有人说他“如不从政，或成国学大师”。其实，他虽然从政多年，但并未影响他成就学术和艺术的大业。他一生著述和编纂的文集达32种，共1123卷或册，所涉及的有政治、经济、法律、典章儒学、诗、词、书、画、楹联、音乐等十几个领域，其中长达208卷的《清儒学案》和200卷的《晚晴簃诗汇》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化典籍。而327卷《海西草堂集》更是他一生诗文作品的结集，对研究徐世昌的生平和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此丰硕的成果，即使是一生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也很难相比，更不要说他在书法、绘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了。因此，徐世昌即使不能算作国学大师，也可算是一位复合型的大师，并且像他这样几乎无所不能的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极为罕见。
“岭南三杰”的光彩
近代以来形成的岭南画派，“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画改革的画派，对岭南及东南亚一带现代中国画的发展影响极大”[48]。其代表画家是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他们都师承居巢、居廉兄弟，也都曾留学日本，研究东洋绘画，力求在传统绘画上吸收西洋技法。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都融合中西，力主创新；提倡“写实”、“求真”，注重写生；其绘画题材，多为南方风物，地方特色突出。但他们也同中有异。高剑父是岭南派的领袖人物，名声最大，他对人物、山水、花鸟画有很高造诣，既擅长写意，也能画工笔，尤重视水墨和色彩的渲染，创造出一种奔放雄劲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高奇峰的绘画虽然受其兄剑父的影响较深，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笔墨较为温润，轻盈活泼，与高剑父用笔嶙峋干涩和强而有力不同；其花鸟画，格调闲逸，神态安详，与高剑父的苍劲奔放不同；其山水画除富有古意外，还在笔墨之外透出秀韵，这与高剑父的豪迈也截然不同。陈树人的艺术风格更与高氏兄弟不同，他更注重写生，其山水画往往不受传统章法的束缚和皴点的局限，多用劲力的线条和各种色调来描绘所看到的景物，极富表现力，并寓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题材上，除写岭南风物外，还大胆地将新事物如汽车、轮船、灯塔等引入画中，既是对传统国画的一种反叛，又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高剑父（1879—1951），名仑，字剑父，以字行，广东番禺冈乡人。少年时在居廉门下学习绘画，是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人。曾到日本留学，学习雕塑、西洋画及日本画。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因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便不问政治，致力于艺术教学和研究，并担任中山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他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改革中国画，反对“定于一尊”，认为“学者如定于一尊，就会产生门户之见，阻碍绘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49]。他提出既折中于传统文人画与院体画，又折中于中国传统绘画与日本及西方绘画的观点，主张不论中国与西方，都应去芜存菁，一炉共冶。晚年，他提倡“新文人画”，其内涵是“重笔墨之写意，然后以现代之事物或感想为题材”去“传达善、美”。这里略去“真”，表明他不是再现客观之摹绘、写实的艺术，而是主观性、写意性、表现性的艺术。他善画人物、山水和花鸟，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高剑父也长于书法，喜用鸡毫笔，风格雄厚奇拙。其诗文著作有《国画新路向》《蛙声集》《剑父碎金》等。
高剑父文学功底较为深厚，其题画诗颇见功力。但他的题画诗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较少，往往托物寄意，如《睡虎图》：
逐鹿中原气万千，风云未遇事徒然。英雄偶亦思蹈晦，梦在黄芦明月边。
高剑父早年参加革命，胸怀大志，但世事变幻，“风云未遇”，只好退隐江湖。此诗以睡虎寄意，既表达诗人“气万千”之豪情，又流露出壮志未酬之无奈。另一首《猛虎词》寄意更为高远：“朝作猛虎画，暮填猛虎词。夜夜梦虎成虎痴，安得化作虎，关山飞渡噬胡儿！”此诗当作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诗人之所以夜夜梦虎，实乃要以身化虎，飞渡关山去吞噬日寇，收复河山。高剑父也偶有直接反映现实的题画诗，如《山居题画》：
尘事纷纷不可闻，河山无地著孤身。欲寻画里钻将去，破烂茅亭已有人。
这首诗不仅写出尘事纷乱，自己无处著身的现实，而且连画里的破烂茅亭也已住满了人。这极度的夸张却较为深刻地揭露了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高剑父的题画诗题材较为广泛，有时异国风物也入诗，如《飞鱼》：
担经渡海归天竺，舷板飞鱼折翅惊。濯借浪花煨下酒，不须更羡五侯鲭。
这是诗人于1930年春所作，据诗序说，他“自狮子国南归印度，见飞鱼出水，破浪腾空。时海日将沉，风涛复作，一飞鱼撞我折翅，坠甲板上，拾而图之，炙之下酒，味殊鲜美，不亚吴淞江上之鲈”。此外，还有一首《三高合作图》既写兄弟情谊，又言自己漂泊行踪。其诗是：“心绪无端乱如麻，年年除夕不返家。从今画石心如石，怕见春残杜鹃花。”据诗序载：“民二除夕，于沪上黄叶楼与奇峰、剑僧两弟围炉守岁，饮酒作画，以消寒夜。奇弟伸纸画石，僧弟继作杜鹃一枝，颇饶清逸，予补一小鸟其上，聊破荒寒。嗟乎！人事靡常，而僧弟不可复作矣，因忆前尘，感而赋之，不禁有折翅之悲矣。”“僧弟”即诗人六弟剑僧，不幸早亡。在中国题画诗发展史上，为二人合作画题诗者屡见不鲜，但为三人合作画题诗者却不多见，而为兄弟三人合作画题诗者尤为难见。
高剑父题画诗的艺术风格，虽然不无豪宕之格调，但主要呈现的风格却是冷峻凄寒，如《题张纯初〈九秋图〉》：
词馆空萧瑟，青灯悲故人。秋入梦园香，披图重怆神。
这是写诗人在词馆中悲思故人。秋季本已萧瑟，诗人又在孤灯下披阅《九秋图》，更感神伤。读罢此诗不禁令人凄神寒骨。但是，高剑父的题画诗虽然有时冷峭，但并不空寂，而往往是凄寒中又透出生机，如《禅院灯下画杜鹃花》：“呵冻调脂纤指冷，佛前灯影记蒙蒙。子规夜夜空啼血，染却山花一瓣红。”又如《题竺摩〈艳雪图〉》：“山水余秋艳，溪水照胆寒。大地鱼虾尽，忙煞钓丝竿。”在凄寒中有“一瓣红”来点缀，在“鱼虾尽”的沉寂中有钓者在忙碌，让人感到一线生机。并且，他的题画诗在冷峻中又不乏孤峭、高远的意境，如《云栈图》：
枫壑霜飞冷，秋深旅梦惊。穿云度危栈，云外复千程。
诗人在小序中说：“竺摩弟过我，出示近构《云栈图》，颇得萧森雄浑之气。今日晨起，绿窗人静，晓梦如尘，爰书二十八字以相印证。”诗人以诗证画，同竺摩的《云栈图》一样，也有“萧森雄浑之气”。又如《月夜虎》：“阴壑寒生万木枯，野风猎猎卷黄蒿。苍茫四顾人踪绝，虎啸一声山月高。”此诗在严寒中有生气，于苍凉中见豪气，意境壮阔，风格遒劲，是高剑父题画诗艺术风格的另一面。
高剑父的题画诗并非只以冷峻见长，也有活泼疏朗的风调，如《山水》：
雨打梨花未著花，无栏无槛未成家。他年门巷重相见，柴米油盐酱醋茶。
诗前序说：“某女士以所画‘雨打梨花深闭门’见示，尚未蒇事，戏题一绝嘲之。”这首诗由画生意，前二句以“无栏无槛”未著花之梨花喻未出嫁女，贴切而自然。后二句写他年再见，当名花有主，而耽于烦琐家务之中。此诗语言通俗晓畅，充满了生活情趣。又如《胡伯翔〈击球仕女〉》：“踏碎斜阳逐绿尘，腰斜臀曲倍传神。只愁击落梢头月，误煞黄昏赴约人。”这首诗写得很妙，赞画而不滞于画，极为生动传神，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后二句化用欧阳修词《生查子》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句意而又不留痕迹，既有儿女之风情，又有调笑之意味。
陈树人（1884—1948），又名澍人、树仁，号拈花微笑子、得安老人等，笔名猛进、美魂女士，广东番禺人。早年从居廉学画，为其关门弟子。夫人居若文为居巢孙女。曾两度赴日本留学。受日本画风影响，他在技法上将色彩、光、影的对比与传统国画技法相结合，创造出清淡自然的花鸟画风；在意境上则更多地侧重于画面的渲染。刘海粟曾评价他“以逸笔写生，自出机杼，风神生动，一扫古法，实为努力开辟新纪元者”。他擅画山水、花卉，尤工木棉花，也精通书、诗、文、史。诗集有《绿寒吟草》《自然美讴歌集》《廿四年吟草》《战尘集》等。
陈树人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参与过推翻帝制的斗争，经历过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尽管革命道路坎坷，政治理想破灭后趋于消沉，但他始终没有失去对国家民族复兴的信念，后来他把精力放到艺术创作上，要继续为人民作出贡献，可是当地平线上刚升起人民民主胜利的曙光时，他却不幸逝世了。他在辞世前曾一再叮嘱家人：要把自己平生的作品奉献给国家博物馆，作为他对人民的最后献礼。他的遗愿在1957年由其夫人居若文为他实现了。
陈树人的题画诗除少数他题外，多为自题，感时叹世，抒发胸臆，如《蒹葭图》：
泬漻四海皆秋气，弱絮浮萍已不苍。汝独凄凉持苦节，肯随霜露便焜黄？
据落款所注，此诗为“晦闻先生”所作。蒹葭即芦苇。因其值贱而常用以喻微贱。这首诗作于1911年秋，辛亥革命虽已成功，但反动势力仍很猖狂，四海之内一派“秋气”。诗人为晦闻先生作《蒹葭图》并题诗，当有三层意思，一是怀念异地之故人，这也是《诗经·秦风·蒹葭》题中应有之意；二是以蒹葭之“弱絮”为喻，赞友人质虽弱而志却坚；三是借以自励，表示自己要在“霜露”凄凉之际，坚持“苦节”。诗虽短，而意蕴深。另一首《秋江冷艳》也有寄意：
尽多佳胜好池台，却向空江冷寂开。至竟铅华徒自惜，众芳芜秽总堪哀。
这首诗写于1924年，当时直奉两系再次交战，全国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这一年，诗人以广东省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虽有进言之机会，但看到“冷寂”的政治局面，也只能“徒自惜”。“众芳芜秽”出自屈原《离骚》：“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这里诗人既有为许多革命志士被杀害而惋惜之意，又似为在大革命中屈膝变节者而痛心。托物寄志，语虽婉，而意却明。
陈树人的自题画诗，诗与画相映生色，往往画境优美，诗味隽永，如1938年所作的《鹊噪寒柳图》，画面朝霞满天，杨柳枝头一只喜鹊，似喳喳鸣叫。上有题诗是：“杨柳藏鸦景已非，惊心节物换芳菲。查查报喜知何意，眼见春归人未归。”诗人时任民国政府侨务委员，1937年底曾赴菲律宾，在当地华侨中为抗战募捐。由此可知诗中所感叹的“景已非”，当指祖国的大好河山已沦陷，大地“芳菲”不再。诗人以乐景写哀，喜鹊报喜，而征人却未归，其感喟时事之情自在言外。又如他在1934年赠夫人居若文的《白头偕老图》并诗也诗画俱佳：图中画了两树梨花，栖息着一双白头鸟，花前一对白头人。以淡雅和谐的色调和疏放轻灵的笔墨挥写，构图、赋彩都极着意，其题诗是：“花里一双白头鸟，花前一对白头人。为卿着意描天趣，留取人间不老春。”此诗不仅写出诗人与老妻间的恩爱以及对生活的美好祝愿，而且烘托出一对老人对逝去岁月的眷顾之情。可谓画既雅丽，诗尤清秀。
高奇峰（1889—1933）原名翁，字奇峰，以字行，广东番禺人，为剑父之五弟。1906年冬，随剑父赴日留学。归国后参加广州起义。1911年，同剑父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和审美书馆，倡导以图画“唤起人群爱国之思想，扶植社会进行之秩序”。后因反对袁世凯而遭通缉，二次东渡日本。1925年，被授予岭南大学名誉教授，在广州开设美学馆授徒。其创作以翎羽、走兽、花卉、山水为主，尤擅画鹰、狮和虎。高奇峰是“岭南三杰”中写生和表现力最强的一位，其画作融合中国传统笔墨形式与日本画法，在注重写生之同时又长于色彩和水墨之渲染，笔法雄健，敷色湿润，形象准确生动，气氛轻盈活泼，极富时代感。孙中山曾赞许其画具有新时代美，足以代表革命。画作《海鹰》《白马》《雄狮》等被选作中山纪念堂壁饰画。高奇峰的书法艺术也有突出成就。其用笔纵横屈铁，高简醇古，有沉雄苍莽之气象。
1931年比利时百年独立大典，举行万国博览会，其中国际艺术展览会上高奇峰获得最优等奖。1933年，中央政府任命他为赴德国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专使，不幸在北上的轮船上晕跌在地，于11月2日在上海病逝，享年仅45岁。其遗体葬于广州基督教墓场。孙科、蔡元培、于右任等纷纷撰挽联、挽诗悼念。蔡元培的挽诗是：“革命精神彻始终，政潮艺海两成功。介推岂肯轻言禄，笔底云烟供养丰。”其挚友陈树人的挽诗是：“卅载庑隅同砥砺，丹青宁计拟徐黄。妻梅鹤子林和靖，纯白坚贞陶华阳。尽有蜚声扬海外，尚有桃李满门墙。天风楼外魂归处，忍见珠江月似霜。”此诗既道出诗人与高奇峰交往之深厚和他艺术成就之高超，又抒发了自己哀悼之深情。1935年，当高奇峰逝世两周年之际，孙科、孔祥熙等人以高奇峰生前殊多建树，且为一代宗师，特呈请国府，准予其灵柩迁葬首都陵园附近，于1936年12月27日葬于栖霞山。
高奇峰虽为著名书画家，但所作题画诗并不多，倒是其好友叶公绰每喜在其画上题诗。高奇峰虽然现存题画诗较少，但大多颇富寓意，如《自题〈霜光马色〉》：
白马意闲闲，不受黄金络。安步向秋林，无心怨摇落。
这是一首言志诗。诗人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回国后曾搞暗杀，出生入死。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本想让他出来做官，但他却坚持自食其力，一面致力于艺术，一面宣传革命。此诗以白马作比，不仅表达了自己不为名利所诱的高尚情操，而且无怨无悔，襟怀坦荡。高奇峰在题画诗中所抒写的心闲意适，与其在绘画，特别是在花鸟画中所表现的闲逸格调是一致的。这种闲逸的气韵主要是来自其笔墨，观者从中可以感受到画家作画时的悠闲意态。这与高剑父的厚重强劲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高奇峰的许多题画诗表现更多的却是遒劲豪放的风格，而这又与高剑父的画风相近，如《自题〈啸虎〉》：
一声长啸谷生风，木叶惊飞百兽空。城社倘交狐鼠少，不须草泽起英雄。
诗中所表现的“啸虎”之霸气，与前诗中“白马”之安闲迥然有别。它横空出世，一啸山谷生风，木叶摇落，既是赞颂疆场上的英雄，也是诗人惊世骇俗气度的写照。又如《自题〈红棉〉》也是这种风格，其诗是：“木棉说是英雄种，为问英雄世有无？万紫千红空烂漫，孤标毕竟胜凡株。”
高奇峰的题画诗关注民生，既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心，又有对祖国的热爱和深忧，如《自题劳止双牛》：
万物苦辛牛独甚，人生缰锁又何如？可能释负歌劳止，回沐清凉水一涡。
此诗名为哀牛，实为叹人。牛之辛苦虽然“独甚”，但人生之缰索更多。诗人愿牛“释负”“回沐清凉”，实乃希望天下劳苦者都能解“倒悬”，过上安适的生活。他的另一首题画诗《二十一年春集门弟子作〈群力回天图〉，题此以相黾勉》，感情更为深挚：
哀国步之日蹙兮，痛胥哭其谁援？惟自强以不息兮，葛藟犹能庇其本根。合群力以成城兮，起我神明之国魂。
诗人哀叹“国步”日蹙，心情虽不免沉痛，但决心自强不息，合群力以救国。“葛藟”，典出《诗·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又《左传·文七年》：“公族，王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此诗以葛藟作比，既自勉又励人，师徒合力，众志成城，必将挽救危亡之祖国。诗人的拳拳之心，报国之志，年既长而不衰。这正如他在《题〈松鹰〉》中所说：“英雄老去心犹壮，俯视苍茫有所思。”
渴望祖国统一的“草圣”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敬铭，号大风，别署骚心、髯翁、关西馀子、太平老人等，陕西三原人。幼丧母，由伯母房氏抚养，从小种地、放羊，做过爆竹工人，但能坚持读书。1903年考中举人，戊戌政变后，他锐意革命，提倡新学，著《半哭半笑楼诗草》，其中多反清、讥讽慈禧之作，且于首页印一赤膊照片，旁书一联：“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一颈血。”陕西总督升允见诗草即批示：“严令追捕，就地正法。”后来他逃到上海，办《神州日报》。
1906年，至东京晤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奉命至沪主持东南八省会务，并办《民呼报》。清政府痛恨此报，扬言要挖去主编双目。《民呼报》被查封后，又出《民吁报》，暗示“呼”字少两点，被人挖双目，成为“吁”字。不久《民吁报》也被查封，又出《民立报》。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袁世凯篡位，入陕西组织民军讨袁。至1922年始回沪，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历任国民政府要职，官至监察院院长。1949年被迫赴台湾。晚年身居孤岛，心情落寞，思乡之情日殷，于1962年写下不朽爱国诗歌《望大陆》，诗中说：“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是于右任一生诗歌创作的巅峰之作，其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渴望祖国统一的共同心声。于右任早年加入南社，为其中坚，诗、词、曲俱佳，尤擅书法。前期以魏碑为基础，中年变法后，专攻草书，融章草、今草、狂草之精髓，参合魏碑笔意而有创新，并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出版了《标准草书》，人称“于体”，日本人称他为“草圣”。有《于右任诗词曲全集》《于右任墨迹选》《书学论文集》等。
于右任既是政要又是著名书家，因而求其题画者颇众，一生留下许多题画作品，诗、词、曲均有佳作。于右任的诗歌“是一部凝结中华近代史的史诗，它再现了先生那颗赤热的爱国、爱民之心，坚贞不渝地救国救民之志，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质朴无华的平民作风。他的诗歌一直贯穿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激情，爱国主义在他的诗歌里是一曲波澜壮阔的主旋律”[50]。其题画作品的思想也基本如此。先看他的题画诗《题于鹤九画》：
中渭桥前大麦黄，将军作势取咸阳。吾家老鹤真潇洒，驻军河干画战场。
这首诗作于民国七年（1918），诗人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率军讨伐袁世凯。于鹤九时任靖国军总部参议，能画。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于鹤九的爱国精神，他勇武潇洒，旗开得胜。诗中洋溢着诗人的喜悦之情。其实，于鹤九的形象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他为讨袁护国回陕西组织义军，夙兴夜寐，奋斗不息。他与于鹤九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结下深厚革命情义。于右任为他题画，既赞人赞画，又自勉自励。另一首《题曹印侯小照》，也是写讨伐袁世凯的，其诗是：“跃马横戈西复东，曾持白刃定关中。西湖遁去呕心死，落日河山起大风。”曹印侯，陕西临潼人，辛亥陕西首义，曾率当地团勇在东路作战，后日军围攻凤翔，他率敢死队驰援，终因劳累成疾病逝于杭州。这首诗写其当年跃马横戈的军旅生涯，盛赞其爱国精神。此诗激昂慷慨，颇有豪宕之风。而他的《寄新画扇斋主人》三首与此诗风格似有不同，试看其二：
浓蛾点黛醉香唇，鬓影春风两地身。北望冰轮南望雁，画中人是月中人。
这首写两地相思之情的诗虽然主题并不新，但诗人运笔高妙：先写画中艳丽人，再写“两地身”，而重点是所思之人；第三句承上启下，一人北向望月，一人南向望雁，彼此相思之意自在其中；而结句既扣人，又应月，人月相融，两情依依。此诗柔婉清逸，意绪绵绵。而他的《题缶老为畹华画梅》的风格与此诗又有不同，其诗是：“辉映人天玉照堂，嫩寒春晓试新妆。皤皤国老多情甚，嚼墨犹矜肺腑香。”“缶老”，指吴昌硕，畹华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字。此诗以画梅喻人，主要写梅兰芳，但又兼顾作画者吴昌硕和题诗人自己，既面面俱到，又重点突出。前一首诗于秾艳中有几分相思之苦，而这首诗则于清丽中多了几分欢快之情。
于右任一生所作题画词不多，写于1949年前的作品只有5首，其中较有特点的词有《菩萨蛮·题张秉三兄〈适园忆旧图〉》《鹧鸪天·题楚伦夫人吴孟芙女士〈忆亲图〉》《点绛唇·看天山之行摄影》等。前两首词都是忆旧、怀人之作，其中前一首主要写思乡，但词人却劝“君莫念家乡，乾坤一战场”，反映的是烽火连年的现实；而后一首则是代人思念至亲，其词是：
翠滴松阴宝篆残，望中何处是江南？阶前春草增惆怅，窗外孤云自往还。慈母线，报应难，书声灯影又年年。蜀山千叠吴山远，绿染春丝岁不寒。
这首词融情于景，不言思而思愈深。由“春草”满阶而生萋萋别情，由“孤云”自由往还而想到自己有家难归。这不仅是写一位女士的思亲之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乱中许许多多亲人不得团聚的现实。《点绛唇·看天山之行摄影》也是一首好词：
飞越祁连，雪峰万仞争雄长。有怀相向，似现光明相。老出阳关，那作功名想！君休唱，白云河上，一片孤城壮。
1946年8月，诗人应张治中的邀请，自南京乘飞机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作新疆之行。一月后返京，发表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此词为其中之一。词人兴致颇高，词中充满了欢乐。他在新疆会晤老友张治中，当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其中渴望和平，避免内战，是共同的愿望。因此他在迪化参加了当地的和平大会。会后还作了一首散曲《[大石调青杏子]迪化和平大会后作》，曲中说“大地现光明”，并高呼“和平万岁”。由此可知词中所说的“有怀相向，似现光明相”，当指和平的曙光。作为一位爱国者，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看到久经战乱，和平安宁的日子即将到来时，心中自然无比欣喜，所以词中说“那作功名想”。此词气势豪迈，意境高远，一扫王之涣《凉州词》的落寞感伤。
于右任也喜作散曲，现存题画散曲5首，均为小令，如《[北双调殿前欢]题〈全面抗战画史〉》：
噪昏鸦，中原满地逞胡笳，沿江各口窥胡马。切莫嗟呀，看神州，放异花！一战收功也，把血史，争图画。更高呼：“中华万岁，万岁中华！”
这首散曲先写日寇横行于中原大地，气势汹汹，似不可一世，然后笔锋一转，写全面抗战告捷，神州一片欢腾。字里行间充满了无比喜悦。最后的口号，爱国之情炽烈，似可见曲家手舞足蹈之状。曲家的爱国深情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又如《[中吕醉高歌]题〈董寿平山水画册〉》：
寒梅雪里香浓，仙境人间自永。犹余故国青山梦，画得神州一统。
董寿平是当代画家，以山水画见长。曲家所题之画当是“寒梅”，但他并未被其“香浓”陶醉，而是想到了“故国青山”和尚未停息的战乱，并盼国家一统。即小见大，爱国情深。
“无心作诗人”的鲁迅与不吃“嗟来之食”的朱自清
鲁迅（1881—1936），姓周，原名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后投身于文艺运动，决心用文艺来启发人民的自觉，以达到救国的目的。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此后又陆续创作了《阿Q正传》等小说和大量战斗杂文。其作品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其后，又参加和领导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鲁迅一生还参编、主编过多种文化、文学期刊，除编辑过《新青年》外，并领导和支持“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团体，为中国近代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有《鲁迅全集》《鲁迅诗文集》等存世。
鲁迅也是一位书画家，他不仅精于书画鉴赏，而且也能绘画。在其《朝花夕拾》的后记中有四幅插图，其中有鲁迅亲手画的一幅《活无常》。这幅《活无常》较之另外剪贴的《活无常》《死有分》更为生动。它那诙谐的表情，轻佻的举止，表现出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鬼趣。他所画的另一幅《猫头鹰》也同样生动有趣。此外，他还绘过一幅《小刺猬撑伞图》，可惜已散佚。鲁迅还善于为图书设计封面，据统计，他一生中大约设计了六七十个书刊封面。鲁迅的书法艺术有更高的造诣。郭沫若曾评价说：“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书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51]
鲁迅以小说、杂文著称于世，也创作了少量的诗歌，其中以旧体诗为佳。郭沫若也曾有过评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独怪，或则肝胆照人。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俱足。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52]对于这种评价，虽然有人认为未免夸饰，但也基本符合实际。
在鲁迅现存的60余首诗歌中，题画诗主要有3首，其中最著名的是《自题小像》。这首诗作于1902年，其诗后跋语说：“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书时辛未二月十六日。”其诗是：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人感情激越，热血沸腾。诗中既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深情，又唱出了为革命不惜以“血荐轩辕”的崇高理想。前二句是说当时暗无天日，自己难避不测之飞矢。“神矢”典出英国诗人拜伦的《罗罗》，这里是指飞来之暗箭[53]。诗人写此诗时，刚刚结束八国联军之祸，订下屈辱的《辛丑条约》。清政府昏庸，政治黑暗，正所谓“风雨如磐暗故园”。诗人以英雄罗罗自比，抗争不已，虽然会有不测之“矢”穿心，但为了拯救祖国，他决不逃避，表现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最后二句谓诗人曾寄意寒星表达自己的忠诚，可惜国人昏睡，无人体察；而甘愿在始祖轩辕之前献上热血。这里的
“荃”，在《楚辞》中象征人君或神灵，诗中则是泛指封建统治下的国民。诗人以血荐轩辕，不仅具有浓厚的革命意味，而且深深地表达了其为解救人民的苦难而斗争的耿耿丹心。这首诗作于诗人的青年时代，至晚年又重写此诗，由此可见诗中所反映的思想终其一生。因此，研究鲁迅思想的人，一向重视这首题照诗，“视为鲁迅先生一生全力以赴的革命誓言”。
鲁迅另一首《赠画师》也是反映现实的杰作：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这首诗作于1933年1月26日，是为日本画家望月玉成而题。“白下”是南京的别称。而“风生白下”，是说风源来自南京反动政府。当时国民党不仅发动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而且实施了严酷的文化“围剿”。而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也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诗人以“千林暗”、“百卉殚”来比拟“寒凝大地”的政治气候。但是诗人仍然坚信严冬即将过去，春天终会到来。因此他劝画家以“新意匠”画出未来的“春山”美景。鲁迅不为眼前山河破碎的惨象迷失斗争的方向，在革命低潮中想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充分表现了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高瞻远瞩之识见。诗人胸襟开阔，高屋建瓴，所运用的象征手法，意蕴深致，余韵无穷。这正如张向天所说：“‘风’就是当时由白下城吹出来的阴风，所谓‘雾’，就是国民党在全国所布下的弥漫天地的愁云惨雾，象征着正义、民主的‘千林’、‘百卉’，刹时间多归于消萎。”[54]
他的《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也是一首题画佳作。此诗感情深挚而哀婉，既表现了他与夫人许广平十年来患难与共的深厚情意，又表现出其“哀而不伤”的乐观精神。其诗是：“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这三首题画诗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概括力，既表现了国家兴亡之大事，又抒写了夫妻间之情意。在艺术上，既有豪迈遒劲之风格，又有温婉清纯之情韵。
与鲁迅同样有崇高气节的朱自清也有题画诗存世。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定居于扬州。他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并参加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1925年起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和西南联大教授、中文系主任。在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坚决不吃“嗟来之食”。毛泽东曾称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别了，司徒雷登》）。著有《朱自清文集》《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等。
朱自清以清新明快的新诗著称于诗坛，偶作旧体题画诗也清丽典雅，蕴含丰富。如《为春台题所画清华园之菊》：
霜姿丽质掩莓苔，曾诩缤纷照眼来。此日丹青重点染，山河秋影费疑猜。
此诗自注“昆明作”，当是1938年抗战爆发后，诗人随清华大学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所作。菊之“霜姿丽质”，当是诗人形象的自我写照。而其中的“山河秋影”则颇有深意。《酉阳杂俎》谓：“佛氏谓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又南宋词人王沂孙《眉妩·新月》中说“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表达了诗人深沉的亡国之痛。而此诗中的“山河秋影”，当是指沦陷之国土。“费疑猜”三字，是说山河破碎，难以辨认。其感伤之情自在言外。在这首小诗中，诗人借画抒怀，寄慨遥深，可见笔力之不凡。
“虎痴”哥哥与“不画虎”的弟弟
张善孖（1882—1940），原名泽，字善孖（一作善子，又作善之），以字行，自号“虎痴”、“虎髯”，时人称他为“虎公”、“张老虎”，四川内江人，是著名画家张大千的二哥。早年师从李瑞清学画。曾两度东渡日本，先后学习经济、绘画。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起任总统府咨议、财政部佥事、国务院咨议等职。1927年因愤于官场腐败，毅然辞去一切职务，寓居上海，潜心绘画，任上海美专教授。善画走兽、山水、花卉，尤精于画虎。画有《十二金钗图》，写虎的各种形态，各摘《西厢记》中词句题之，如“临走秋波那一转”、“终日价情思睡昏昏”等，以寓美人猛虎之意。曾与黄宾虹、马企周、俞剑华等八人组织烂熳社。
张善孖也擅诗词，其题画诗多感事而发，启人深思，如《题画羊》：
吾党何来一直躬，攘羊证到阿家翁。世间多少轻浮子，不及长髯主簿公！
《论语·子路》：“叶公谓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意谓叶公告诉孔子道：“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去告发。”诗中的“阿家翁”，指父亲。“长髯主簿”，羊之别称。此诗引直躬者举发其父偷羊之典，讽喻当世缺少正直坦荡之人。诗人并以“何来”、“多少”之语，表明其感慨之深。另一首《题画虎》更耐人寻味：
却忆当年隆准公，竖儒谩骂笑雕虫。飞腾谁识真人意，丰沛归来咏《大风》。
诗人题画虎，却从刘邦着笔，寄意殊深。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竖儒”，言其贱陋如竖子。这里指书生郦食其。《史记·留侯世家》：“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后汉王刘邦得天下，衣锦还乡，志得意满而咏《大风歌》。此诗虽写画虎，但实写画虎之人，意在说明画虎并非雕虫小技，有朝一日画虎者也能像虎一样“飞腾”，而成就大业。这首诗以画虎为喻，即小见大，不仅抒发了诗人的雄心壮志，而且寓意深远，具有广泛的启迪意义。
张善孖与张大千手足情深，大风堂是他俩共用的画室。为了绘画，他们在庭院里豢养了不少动物。早在1915年，张善孖就从日本带回一只乳虎在成都家养。张善孖、张大千经常把老虎牵到山野之中，放开铁链，任其奔跑。他们或照相留影或勾勒草稿，对虎的习性、特征了然在胸。大风堂养的第二只虎叫虎儿。该虎从小散放驯养，在园内除了与狗追逐外，也同孩子一起戏耍。张大千还常带它去虎丘公园吃茶，其间，老虎就卧伏在茶桌旁的树荫下，吸引了很多游人围观。
一天，张大千酒醉画了一只老虎，张善孖又在画上补景题款，并将此画售出，不知怎么，此事被一画商知晓，第二天他就来求画，并趁机吹捧张大千，并以高于“虎公”十倍的价收买大千的虎画。大千先生一听，明白是自己昨晚酒醉心迷，一时兴起而做了对不起二哥的事。为了让张善孖独擅其美，张大千发誓以后不再画虎，于是便顺手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刷刷写上两行字回答字画商：“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自此，张大千立下“二戒”：一戒画虎，二戒酗酒，以便让“虎公”的威名给二哥独享。
但是张大千从此不画虎，并不影响他与二哥合作绘虎图。如作于1935年的《美女与野兽》，就是由张善孖画虎、张大千画美女而共同完成的一幅名画，其款识是：“乙亥六月与仲兄虎痴合作，蜀人张大千。”并在画上题一首诗：“亭亭玉立袜生尘，蓦地相逢讶洛神。低头不敢胆颜色，一任牢笼野性驯。”他们的合作并不止一次。1937年，兄弟二人又共同创作一幅《美人与野兽》。此画美女体态丰盈，斜依虎身。老虎怒目而视，张牙似吼，妩媚与凶猛相映成趣。画上落款是：“善子大千戏笔。”
张善孖是一位感情炽烈的爱国画家。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犯上海，中国军队奋战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当时住在苏州的张善孖的家园财产、文玩字画丧失净尽。家仇国恨，义愤填膺，率家人去安徽郎溪拜别父母坟茔，对郎溪友人说：“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9月中旬张善孖抵达汉口，与郭沫若等往来。得知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协商一致，共同抗日，十分兴奋，即开始构思创作长二丈、高一丈二尺的巨幅国画《怒吼吧 中国》。11月，张善孖撤退到宜昌，终于最后画完了这幅巨作。该画绘20只斑斓猛虎，腾跃飞奔，张口咆哮扑向一丝落日。猛虎寓意中国当时的20个行政省区，落日则指日寇。图上题诗说：“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表达了他称赞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誓死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喜悦、坚定的心情及信念。1937年底回到重庆，接受了老友、时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主任许世英的聘请，担任赈济委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及赈济难胞等工作。
1938年春，张善孖去昆明宣传抗日。他以我国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和著名爱国人物为题材，创作了《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等画幅，借古励今，动员抗日。在他画的《文天祥像》上题款说：“要效文山先生，发扬民族精神。”接着在昆明等地举办“正气歌人物图巡回展览”。他为云南省主席龙云作《十二山君图》，虎姿威武，满纸生风，寄托了他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8月13日，是上海抗战周年纪念日，张善孖以两大幅素帛合成巨幅，奋然挥毫，画高大威猛雄狮怒吼于富士山上，足如铁柱，踏碎山石，山崩土溃，泥沙俱流，为图题名《中国怒吼了》，并书诗三节十二行，其中“杀得敌人惊破胆”、“不收复失地不休”等诗句坚强有力地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此画印成图片，与其他宣传画一起送往前线，鼓舞士气。
1938年，张大千离北平经上海、香港、桂林、贵阳，于10月抵达重庆，与张善孖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兄弟二人即合作《忠心报国图》，又名《双骏图》。图绘红色、白色骏马各一匹，昂首向前，扬蹄同步，疾驰飞奔于原野。张善孖题“忠心报国”四字，并书长跋；张大千题诗云：“汉家合议定，骄马向天嘶；何日从飞将，联翩塞上肥。”兄弟俩衷心称赞国共合作，颂扬人民团结，坚信抗日必胜的信念，尽在图画中。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画上题“寓意精深”四字。同时，张氏兄弟共同创作百余幅绘画作品，在重庆举办抗日流动画展，不出售，不募捐，请大家观看，深受群众欢迎。杨云史赞诗说：“轼辙齐名昔两苏，蜀山再见二雄具；丹青有力明尊攘，正气歌成正气图。”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传说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里梦一老翁送一小猿进宅，所以在他21岁时便改名猨，又名爰、季爰。后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称大千居士，斋名大风堂。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徐悲鸿谓“五百年来一大千”。他无论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不精通。早期专心研习古人书画，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长期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张大千的绘画既“集中国古典画学传统之大成”，又融入了西方抽象之画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时代新意，将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张大千与其二哥张善孖的热烈的爱国激情不同，一般不愿过问政治，但他的题画诗也有爱国诗篇，如1945年为《墨荷图》所题的两首诗：
一花一叶西来意，大涤当年识得无？我欲移家花里住，只愁秋思动江湖。诗后有注：“两京未复，昆明、玄武舟渚之乐，徒托梦魂。炎炎朱夏便有天末凉风之感。”
忽报收京杜老狂，笑嗤强寇漫披猖。眼前不忍池头水，看洗红妆解佩裳。诗后又注：“七月既望，日本纳降，收京在即，此屏装成，喜题其上。”
张大千善作大画，而画大画是对画家最艰难的挑战，往往是其毕生艺术修养与功力的呈现与考验。他一生中创作的高3公尺、长10公尺以上的巨幅画作至少有10幅以上，这幅《墨荷图》便是他大画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两首题画诗中，诗人为“两京未复”而忧，为日寇“纳降”而喜，充分表现了其爱国情怀。
张大千虽然以“远离政治”为自己终身信条，但“政治”却并没有远离他，后来他拟去台湾定居，国民党政府就曾以“亲共人士”为由而婉拒。其“罪名”是他在1949年为毛泽东画过一幅《荷花图》。据说这幅画经何香凝转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非常欣赏，并把它挂在自己居住的中南海房内珍藏。
张善孖出国募捐与陈纳德将军“飞虎队”之由来
1938年12月，张善孖在国民政府、中共驻渝办事处各方面的赞助下，筹划出国举行画展，宣传抗击日本侵略，募集抗日捐款。他携带自己与张大千的以及兄弟俩合作的绘画作品近200件，前往欧美。1939年1月抵达法国，在巴黎贡格尔德堡国立外国艺术馆举办“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展”。兄弟二人合作的《忠心报国图》展出的印刷文字说明云：“骏马，对祖国忠诚的象征。”观众踊跃，盛况空前。法国总统勒勃郎曾前往参观，赞扬张善孖是“近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对他热爱祖国的作为表示钦佩，并向他颁布授勋章。
同年4月，张善孖携画到达美国，先后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举办展览，又深入各地大学及群众团体进行演讲，介绍中国的文化艺术，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呼吁各国朋友支持、帮助中国的民族解放抗战。在展览会或演讲会上，张善孖还常常挥毫作画义卖。张善孖炽热的爱国情怀，真诚的友善作为，轰动了美国朝野。各地各家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有关他的消息、谈话、照片、绘画等，赞赏他的爱国热情、绘画技艺，尊称他是全世界伟大的画虎大师。纽约美术学院选出三位美女，围看长袍大褂、美髯拂胸、专注作画的张善孖，这张照片各地报刊争相刊登。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夫人曾多次请张善孖做客白宫；他到各地去演讲中国抗日斗争，罗斯福夫人还专程陪同前往。1939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废止《美日商务通航条约》。张善孖闻讯欣喜，为表谢意，他精心绘制了数张巨幅虎图，分别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罗斯福命将此画挂在白宫林肯像侧，现在展示于白宫大厅陈列室内，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
1940年，美国人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昆明航校总教官陈纳德回到美国，着手筹组美国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时在美国的张善孖得知此事十分高兴，特别精绘两只长着双翅的猛虎飞翔于纽约的上空，并将该《飞虎图》画赠与陈纳德将军。他在该《飞虎图》上题款：“大中华民国虎痴张善孖写于纽约。”陈纳德将军非常喜爱此画，并且将其组建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易名为“飞虎队”。并按此图制旗与徽章分发部下。后来“飞虎队”的将士与中国军民团结一致，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享誉全球。陈纳德将军的这幅《飞虎图》现存美国国家博物馆。
1940年9月2日，张善孖结束美国之行，抱病乘轮船回国，25日抵达香港。为筹足路费，他又在香港举办半天临时画展。10月4日，他飞回重庆，受到各界人士及群众的热烈欢迎。张善孖不顾疾病在身、旅途疲劳，应重庆各界群众团体约请，白天、夜晚连着举行报告会，汇报出国画展筹赈以及国际友人、爱国侨胞热情支持、帮助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等情况，鼓励各界同胞团结一致，坚持抗日，夺取最后胜利。终因劳累过度，于10月11日问医治疗，17日住院，20日上午不幸去世，享年59岁。消息传来，重庆广大民众悲痛难忍，众口一词赞誉张善孖先生是“真正爱国的大画家”。张善孖实践了他的誓言“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是中华民族抗日文化战线上的一名伟大战士，为打败日寇、实现民族解放的崇高理想奉献了他宝贵的生命。
齐白石跪拜徐悲鸿与“土”、“洋”之比较
齐白石是中国画的艺术巨匠，而徐悲鸿则是油画艺术大师，但二人不仅毫无门户之见，而且交谊深厚，在艺术创作上也互相借鉴。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自幼从父学画，17岁即任宜兴女子师范图画教师。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半工半读，翌年赴日本学美术，回国应聘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赴法国留学，并赴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参观临摹普吕东、伦勃朗等大师的作品。1927年回国，受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29年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其画展收入全部捐献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绘画创作上，他提倡“尽精微，致广大”。主张“大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之绘画可采入者融之”。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其绘画继承了中国文人画之传统，借物寓志，寄托深远，极富思想性。同时又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其作品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等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其油画代表作《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代表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作品，充满了爱国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斗志。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勃勃生机和无穷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进取精神。尤其是他画的奔马，驰誉世界，几成近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徐悲鸿逝世后，其夫人廖静文女士按其遗愿，将其画作1200余件，一生所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以及图书、画册、碑帖100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有《徐悲鸿画册》《徐悲鸿画集》《徐悲鸿艺术文集》《徐悲鸿文集》等。
徐悲鸿一生致力于绘画创作，特别是倾心于油画创作，而油画又不便于在上面题诗，所以所作题画诗不多，据《徐悲鸿文集》统计，仅有题画诗70余首。
徐悲鸿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生忧国忧民，这在他的题画诗中都有所反映，一是对黑暗、凋敝现实的揭露，如《题〈春歌〉》：
春已垂度，春无聊赖；欲问东风，人间何世！
《春之歌》是作者于1935年创作的一幅国画，原本要歌颂春天，但是诗人联系到现实中人民之苦难，愤怒难平，于是借题画发出了“人间何世”之慨叹。在《题〈怅望〉》（哭所养猫）中也感叹“故园灰烬里，国难剧堪悲”。二是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抨击和对胜利的向往。他在《为黄君璧画像》中说：“剧感强权公理争，自然烽火会消沉。看他倭寇全军没，便下夔门下白门。”三是借题动物画赞颂抗争中的人民，如《题〈奔马〉》：
本是驰驱跋涉身，几回颠踬几沉沦；为寻尝胆卧薪地，不载昂藏亲善人。
这首题《奔马》诗，实则是写人，既是诗人“几沉沦”身世的写照，也是对抗战中人民刻苦自砺、发愤图强精神的赞许。诗中的“昂藏”，原指山之高峻，后用来形容人的气概高朗。而这里“昂藏亲善人”，则似褒实贬，用以讽刺那些以伪善、文雅面目出现的日本侵略者。奔马不载其人，正表现了诗人坚决不与其合作的政治态度。如果说《题〈奔马〉》是以马喻人，写其驰骋疆场的斗志，那么他的《题〈病马〉》则是写战士在“狂奔八百里”的病姿。但是这“病马”仍然与主人“艰危相倚”，不失沙场“他年志”。另一首《题〈狮与蛇〉》也寄意颇深：
凛凛百兽尊，目中无余子。报知有长蛇，瑟瑟暗中伺。高行何所畏，浩然气可恃。
此诗写百兽之王威风凛凛，高行无畏，岂惧在阴暗角落里伺机之“长蛇”。这雄狮的形象也正是充满浩然正气的中国人民的化身。面对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诗人常常痛心疾首，有时也不免感到孤独苦闷。这种“感绪万端”的心情在《题〈牛〉》中便有表露：“山川其舍诸，人群何残苦；往事尽成空，心灵契冥寞。回首江南山，历历记芳躅，怅望天人姿，伤哉终茕独。何当世外游，为云度寥廓。”诗人虽然偶有“世外”之思，但是他在《题〈自写像〉》诗中仍然坚定地说：“乱石依流水，幽兰香作威；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雷。”这最后一句同鲁迅《无题》诗中的“于无声处听惊雷”一样，都是坚信人民在沉默之后一定会爆发出反抗的怒吼。这怒吼最终必将汇合成崩天裂地的巨响，并预示着一个新世界将在春雷中诞生。
徐悲鸿的题画诗多关注现实，借画言志，所以其表现手法多为直抒胸臆，语言也较为平易。这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是“以浪漫主义之笔，为打油格调之诗”（《为黄君璧画像》附注）。但是也有不涉时事，而风格婉丽者，如《题〈天女散花图〉》：
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菩萨相，妙丽藐神姿。
梅兰芳早年被偶然见到的一幅《散花图》所吸引：画面上那体态轻盈、风带飘逸的散花天女，激发了他创作冲动。经过八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与齐如山合作编排出歌舞剧《天女散花》。演出时，绚丽多姿的舞蹈，婉转嘹亮的歌声，炫目的缤纷色彩，使广大观众为之倾倒。1918年春，徐悲鸿看了此剧后，激动不已，用一周时间精心绘制大幅油画《天女散花图》赠给梅兰芳。此画用西洋写真画法表现天女面目神态，用国画技法勾勒其躯体线条，是画家早期中西合璧的代表作之一。画家画之不足，又以诗咏之。首二句既写画面形象，又赞美梅兰芳的优美舞姿，如天仙下凡，使人们忘情迷恋。诗人以反诘句出之，充分表现了其观看演出时的惊艳之情。“庄严菩萨相”，据《维摩诘经》载，佛祖派文殊率诸菩萨弟子探视生病的维摩居士，又命天女去散花以检验他们的心性。这是画之所本，也是诗之所来。最后一句“妙丽藐神姿”，进一步赞美梅兰芳的天女扮相比天上的仙女更为庄严妙丽。梅兰芳的学生陈正薇一直牢记着他的教诲：“切记突出天女的庄严妙相。”“庄严妙相”一语极为准确精当地概括出剧中天女的扮相，以至于成为表演此剧的基本准则。“庄严”，是菩萨之本相，而“妙相”，则是舞台艺术的审美追求。徐悲鸿的画笔和诗笔都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梅兰芳在舞剧中的扮相[55]。这首题画诗的突出特点是将画、剧、舞、诗四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美的艺术形式。梅兰芳由看《散花图》生感而编演舞剧《天女散花》；徐悲鸿因观剧动情而绘《天女散花图》，复为画而题诗。这便使此诗既有画之具象，又含剧之情节；既有舞之风姿，又具诗之情韵。这在中国题画诗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值得重视。
在《徐悲鸿文集》中还有一首长篇题画诗《题〈桄榔树〉》，是画家游广州时创作的，写多情之“粤妇”与“郎”分别后的日夜思念之情，诗中说：“痴心天涯少年妇，空闺思念行人苦。一年半载甘心宁，两年不得郎消息。访尽瞽巫祷尽神，海天莫识郎踪迹。开箧启视郎之物，中心呜咽如刀割。此物当日系郎身，思郎不见久沉寂。忍将持去系树腰，郎归不归带先凋。带先凋，永寂寥，思妇之心千里遥。”此诗既有叙事性，又有较为浓郁的抒情性，其情节和叙事方式很像李白的《长干行》。
徐悲鸿是一位洋味颇浓的艺术大师，他油画创作的最大成就是使西方印象主义的光与色的表现与中国古典主义严格而完美的造型相结合，是早期中国油画界最杰出的大画家。而他所尊崇的齐白石则是土生土长的艺术巨匠。但是二人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在近代画坛上留下一段佳话。20世纪20年代，正是齐白石探求画艺“衰年变法”之际，当时北京国画界不少人以摹仿古人为能事，门户之见很深。齐白石的画大胆师造化，虽然别具一格，充满生活气息，但却知音甚少，甚至遭到画坛保守派的一片骂声。他们骂齐白石是“野狐禅”、“俗气熏人”、“不能登大雅之堂”等。当时，齐白石只能街头卖画为生，穷苦度日。而就在这时，他的画却受到了大名鼎鼎的画家、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赏识。为此，徐悲鸿几次登门请齐白石到北平艺术学院当教授，但都受到齐白石的婉拒。徐悲鸿第三次上门敦请时，齐白石深为感动。他坦言相告：“我不是不愿意，是因为我从来没进过洋学堂，连小学、中学都没有教过，如何能教大学呢？”后来，在徐悲鸿的诚恳邀请下，他答应去试一试。次日清晨，徐悲鸿坐着马车亲自去迎接齐白石。上课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用自己带来的画笔缓慢地运笔作画。画完之后，他开始了漫谈式的讲课：“不要死学死仿，我有我法，贵在自然……花未开色浓，花谢色淡，画梅花不可画圈，画圈者匠气……”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对齐白石的教法很满意。课后，徐悲鸿又坐马车送齐白石回家。在齐白石家门口，齐白石用激动得有点发抖的声音对徐悲鸿说：“徐先生，你真好！我以后可以在大学教书了，我应当拜谢你。”话音未落，他便双膝下屈。徐悲鸿慌忙扶起，泪水涌到徐悲鸿的眼眶里。不久，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出版，从此，齐白石名声大噪，成为我国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
对于徐悲鸿的知遇之恩，齐白石十分感激，终身不忘，曾多次作画题诗赠给徐悲鸿，如《答徐悲鸿并题画寄江南》：“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异怪，神鬼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又在画的左上角补注：“前题句中谓徐君，即谓悲鸿先生也。”他在一封给徐悲鸿的信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
齐白石如此敬重徐悲鸿，并向比自己小32岁的徐悲鸿下拜，“这样的姿态不是丑化老先生吗？在这充满扼杀的世界里，齐白石此举是代表了所有的艺术家的真诚，是对于那些心胸坦荡不计较异己而提携贤才的人的永久的最高的敬意。齐白石是画坛上的一颗星，徐悲鸿也是画坛上的一颗星，星和星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星座”[56]。
然而，徐悲鸿重聘齐白石，坚持教学改革却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和抵制，责难声纷至沓来：“齐木匠也居然来当教授了！徐悲鸿凭个人好恶用事，他要把北平艺术学院搞成什么样子？”改革计划难以实施，徐悲鸿只好拂袖而去。在辞别齐白石时，老人家黯然神伤，当即作了一幅《月下寻旧图》送给徐悲鸿，又在画上题诗两首，第一首是：“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
齐白石与徐悲鸿是莫逆之交，也是近代画坛上两颗互相辉映的巨星。那么，这两颗艺术之星的画艺和题画诗又有何异同呢？刘瑜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比较的知识是几乎没有意义的”[57]。
齐白石木匠出身，而徐悲鸿则是科班出身。齐白石在60岁之前几乎未离开过乡土；而徐悲鸿曾长期留洋，先后到过七八个国家。齐白石喜欢画虾，而徐悲鸿擅长画马，也喜欢作人体素描。于是他们题画诗的题材也不一样。齐白石多为农村动、植物画，特别是小动物画题诗，如《题画瓜》《题画葫芦》《画佛手柑》《题画芋》《画扁豆》《画白菜兼笋》等，又如《鸡雏》《家雀》《睡鸟》《鹊》《小鼠翻灯》《题画鹦鹉》《秋蝉》等；而徐悲鸿则喜为大动物画题诗，如《题〈雄狮〉》《题〈立马〉》《题〈奔马〉》《题〈双骏图〉》《题〈双马〉》等，并且题材也较为广泛，古今中外，几乎无所不有，外国题材的有《仰光大金塔》，历史题材的有《题〈六朝人诗意〉》等。在题画诗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二人也有不同，齐白石虽然也有感念时事之作，但不像徐悲鸿那样直接和深切，而往往含蓄、委婉，并且所题之绘画和所要表现之思想联系更为紧密，如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题鸬鹚》，就是把鸬鹚和那些“一饱别无知”而不关心国家兴亡的贪官联系起来，加以嘲讽，从中流露出深深的爱国之情。而徐悲鸿的题画诗所表现的爱国思想似乎更强烈，但略嫌含蓄不足。从题画诗的数量看，据《借山吟馆诗草》《白石诗草》等统计，齐白石有题画诗1000余首；而据《徐悲鸿文集》统计，仅有题画诗70余首，相差极为悬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二人对古典诗词，特别是对题画诗重视的程度不同，齐白石自幼就喜读古典诗词，后多次拜师学习古诗。他自己也说：“我的诗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画第四。”他几乎每画必作诗，其一生在作诗上下的工夫并不比画小；相比而言，徐悲鸿对题画诗并不十分看重。二是齐白石的时间较为充裕，其作的画多，所题的诗也自然多，并且还有为他人画所题之诗；而徐悲鸿曾长期留洋学习油画，回国后又担任多种职务，时间远不如齐白石宽松。三是齐白石专画中国画，而中国画又很便于在上面题诗；而徐悲鸿多作油画，虽然有些油画也可以题诗，但毕竟不如中国画为之题诗方便。
齐、徐二人的题画诗尽管不同之处颇多，但是也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一，尽管二人的古典诗词底蕴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画家比起来，都嫌不够深厚；其二，就题画诗的艺术性而言，二人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都缺少多样性；其三，在语言的运用方面，二人的相同之处更多，即都较为浅近，都有打油诗。这种情况的形成，除二人的主观原因外，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中国的传统诗歌到了晚清、近代日渐衰微，代之以白话诗的兴起和发展，这自然也影响了题画诗词的创作。
“郑白菜”的题画之作
郑午昌（1894—1952），名昶，字午昌，以字行，号弱龛，浙江嵊县人。早年在中华书局当练习生，曾师从著名画家许征白等学画。先后任杭州国立艺专、上海艺专、新华艺专国画系教授，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等职，并创办《国画》刊物，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他擅画山水，兼工花卉、蔬菜，也偶作人物，各臻其妙。所画杨柳、白菜，别具风格，有“郑杨柳”、“郑白菜”之誉。郑午昌在艺术上主张创新，自出机杼，尝云：“画不让人应有我。”其山水画多次参加在美、英、德、法、俄等国举办的国际艺术展览，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他也工诗词，曾与著名诗人徐志摩为张相同门弟子，诗文功底颇为深厚。一次与友人聚会，他趁兴画白菜79幅，并奋笔题写不同诗句，才思敏捷。其在画学研究上也卓有成就，著有《中国画学全史》《中国壁画史》等。
其题画诗多为山水、花卉、蔬菜类绘画而题，语言通俗，风格淡雅，如《题〈烟雨归舟图〉》：
南朝寺外柳千条，平岸江流涨午潮。多少征帆天际下，前程犹是路迢迢。
这幅《烟雨归舟图》虽然意在表现“烟雨归舟”，但这些景物却以淡墨出之，蒙眬而虚化，而最为突出的却是满目成片之柳林。其实这也是以柳写烟，即所谓“烟柳”，所以画上题诗之首句便写“柳千条”。次句写江流涨潮，浪起水激，也暗含“烟雨”。经过前二句的蓄势，最后二句便点出此诗之主旨：征帆竞驶，前路遥遥。是写诗人自己之“前程”未卜，还是言世间行路之迢迢，留下令人玩味之余地。再看其《题白菜二首》之一：
邾泽丘墟金谷空，繁华绝代付西风。绿云满地霜初降，清福何如种菜翁。
诗人自跋云：“辛未（1931）年初冬，散步徐家汇，见白菜满田间，顿豁尘眼。归途遇苏九邀至其家，曰：‘君喜菜，余亦有同好，请一饱菜饭如何？’菜饭既饱，乘兴泼墨，不一时得十九纸，此其第十二纸也。”这首诗不仅抒写了诗人清贫自守的情怀，而且揭示了世间的“清福”来自农家质朴而安稳的生活的道理，而那些所谓绝代“繁华”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另一首题画诗《题〈仙源鸣琴〉》，虽然写的是桃源仙境，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现实，既反衬当时之战乱，又表达了人民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渴望，也是题画之佳作。
“鸳鸯坟”墓碑上刻写的题画诗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的一首著名题画诗《自题小照》。全诗仅有短短四句，语言平易如话，却是诗人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看到这“耀亮”的诗句，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当年在五四运动中带领同学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闪光身影。
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山西静乐（今娄烦）人。少年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研读。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游行和街头演讲，声援蔡锷等人护国反袁斗争。翌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高君宇担任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骨干和领导，同邓中夏一起在城市、农村讲演，宣传进步。1920年3月，他参加了由李大钊指导、有19名学生秘密组成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共产主义的译音）。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党，高君宇也是重要对象之一。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首批成员之一，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高君宇于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担任党报《向导》的编辑。翌年在党的三大上担任了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广州商团叛乱时，高君宇的指挥车曾被叛军子弹击穿，他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1924年10月，他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并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同年3月，高君宇因猝发急性阑尾炎割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29岁。
高君宇死后，按其遗愿葬于北京陶然亭公园内，在墓碑上刻写其生前的《自题小照》：“我是宝剑，我是火花……”他的恋人石评梅作《墓畔哀歌》以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凝成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这凄美的诗句将我们带回那尘封已久的她与高君宇的爱情往事。石评梅是高君宇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生于1902年，山西平定人，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著有《涛语》《偶然书》等书。她与高君宇相识后，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在作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发言。石评梅和朋友走了过来，她们被演讲者激昂高亢的情绪所感染，认真聆听着他那新鲜而富有革命性的言论。这个演讲的年轻人就是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的高君宇。这次偶遇，给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评梅也对这位同乡产生了信任与好感。两人通过书信往来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石评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这些文字令石评梅感受到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石评梅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梅窠”，她在这里专心从事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高君宇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高君宇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在离开家乡来北京求学的那一天，高君宇又一次向父亲表示：自己终生都不会承认这桩旧式婚姻。在认识了石评梅以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在他看来，打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所应完成的人生目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满怀男女平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石评梅却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
《春风青冢——石评梅》的作者都钟秀介绍说：“她认为别人离婚是因为她的关系，她觉得这个不道德。她有两句话就是说如果要完成爱情，理智将陷于绝境，我不愿意做旧时代的彻底的叛逆，就是我不愿意打散别人的夫妻。如果完成理智，爱情将陷于绝境，我不愿意做忘恩负义的薄幸人，这两个非常矛盾。”
被石评梅拒绝之后，高君宇曾经对弟弟高全德说：现在，我对石评梅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深了。他在给石评梅的回信中这样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梅窠”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君宇。”这封突如其来的信让石评梅陷入了忧虑和矛盾之中。她知道，这是高君宇对她的爱情表白，石评梅的心被搅乱了！她想了很久，终于拿起笔，在红叶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写完以后，石评梅将这封特殊的情书寄还给了高君宇。这一夜，石评梅倚靠在窗前久久无法平静，痛苦的往事又一次浮上她的心头：石评梅的第一个恋人名叫吴天放，这是一个风流才子，曾经留学过美国。他虽然有家室，但是一直疯狂地追求石评梅，而石评梅就像一个刚刚出笼的小鸟，非常憧憬、单纯，便把她的这一颗心交给了吴天放[58]。
在石评梅与吴天放相恋的第三个年头，一次突然的造访让石评梅见到了吴天放的妻儿。最终，石评梅选择了离开。这次的感情挫折，不仅给石评梅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也令她丧失了重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勇气。
1924年5月，高君宇受北京党组织的指派，到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其间他通过书信，结束了与李姓女子的不幸婚姻。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辅佐孙中山准备北伐。石评梅的生日快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白色的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戒指附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
在这封信中，高君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此时，石评梅才真正体会到，高君宇早已把对她的纯洁爱情和对革命的坚贞理想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高君宇的用心良苦，这对白色戒指，象征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孙中山一起回到北京的高君宇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多年以来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结，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不久，高君宇住进了当时北京的德国医院。出院后不久，1925年农历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评梅又一次来到了陶然亭。面对一片白茫茫的芦苇荡，高君宇感慨到：“北京城这个地方，被他们糟踏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剩下陶然亭这块荒僻的地方，还算干净了！”他指着亭子旁边的一块空地对石评梅说：“评梅，你是真爱我的朋友，倘若我有什么不测，你就把我葬在这里吧。”不久，他真如“彗星之迅忽”，突然辞世。
高君宇的去世对石评梅的思想是个很大的冲击，她觉得是自己犹犹豫豫，太脆弱，太不决断了，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于是，石评梅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她觉得她害死了高君宇，她欠他的太多了。她在悔恨和忧郁中度过了三年，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人们根据石评梅生前曾表示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把她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指示要保护好“高石之墓”，并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意义。”现在，当青年男女们漫游陶然亭时，不能不想到这对革命情侣往昔的峥嵘岁月。青春和革命是不朽的，让宝剑和青春永远闪光吧！
中国最后一位王孙画家的漂泊生涯
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光绪皇帝赐名，后以名为姓，初字仲衡，改字心畬，以字行，又号西山逸士，辽宁人，出生于北京。他为道光皇帝之曾孙，恭亲王奕訢为其祖父，故有“旧王孙”之印。溥儒自幼有“神童”之誉。4岁开始学书，5岁拜见慈禧，能答其对，慈禧夸曰：“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6岁受教读《论语》《孟子》，9岁能作律诗、古诗，12岁已能为古文。他天资颖悟，又内向好学，用功不懈，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其国学功底足成一家，惜为画名所掩，不为人知。他曾自言：“一生之学在于经学，馀事为诗，其次书法，画再次耳。”
溥心畬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曾留学柏林大学，并获得天文学和生物学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隐居于北京西山戒台寺，后迁居颐和园，专事绘事。宗法宋元，山水画以淡雅见长，较少烘染，注重线条临摹，饶有雅秀俊逸之致。除山水画之外，界画、人物、花鸟、鞍马也有成就。20世纪30年代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溥”之称。溥儒水墨画浅淡而不繁复，工笔中略带舒放，比起张大千的大笔挥洒，风格迥异。张大千对溥儒极为佩服，认为“南张北溥”之说不妥，说中国当代只有“两个半”画家：一位是溥心畬，另一位是吴湖帆，应称“南吴北溥”，半个是谢稚柳，另半个已去世，是谢稚柳的兄长谢玉岑。一次张大千到北京拜访溥心畬恰遇大风。张大千触景生情，随手画一棵被风吹倒的大树，树上还缠绕着青藤。溥心畬未走出七步，即在画上添诗一首：“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诗人抒发了自己的惆怅与感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策动“满洲国”独立，请溥仪当皇帝。溥心畬的兄弟纷纷投奔“满洲国”，唯有他拒绝担任伪满洲国官职，并写一篇《臣篇》以表心志，斥责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作为一个被废黜的“旧王孙”虽然能保持气节，但也无力改变国家民族之命运。1934年，曾任教于北平国立艺术学校。1949年，与夫人李墨云到台湾，应聘于师大艺术系。
溥心畬也是著名书法家。其绘画用笔能一以当十来自其深厚的书法基础。大字先学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后专写裴休、南北朝碑文。其行草学“二王”、米芾，飘洒酣畅，善于取势，刚健遒美，秀逸有致。溥心畬的诗文功底也极为深厚。年轻时便能即席作诗，而无不契合古律。其诗除对江山易主后的感时伤怀外，也有早年对戍守远疆的期盼和暮年对故土的追思怀想。其著作有《寒玉堂诗集》《寒玉堂论书画》《华林云叶》等。
溥心畬的题画作品大致可分四类，一是题画诗，这类作品最多；二是题画词，作品不多；三是题画诗联，为数也不少；四是画赞、画赋和题画跋文，其中有的近于骈文。
溥心畬的题画诗风格，与其画大致相同。张大千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评溥心畬画说：“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但他的题画诗似乎大多以“柔”、“厚”为主，虽然也时而“健”、“峭”，但基本风格还是柔婉、飘逸。如《题〈山水人物图〉》：“翠凝秋色，丹林振远风。空山招隐士，高咏夕阳中。”此诗淡定萧散，而与《山水人物图》所表现的高山流水之雄浑壮观适成鲜明的对照。又如《题〈挂帆乘月图〉》：
碧嶂临江水，云山若织成。挂帆乘月去，留彩逐波生。
这首诗当是溥心畬山水类题画诗的代表作。诗写月下乘舟，不写人而人自在。碧嶂如屏，云山似织。迷茫的景色透出诗人不平静的心态，那随波而生的光彩，似乎是诗人心中泛起的涟漪。风轻云淡，诗风娴雅。如果说这首诗所表现的感情颇为隐约的话，那么其《题〈芭蕉仕女图〉》则较为显露：
绿天蕉雨正消魂，落叶无边覆竹根。天际音书断消息，只将芳草忆王孙。
这首诗以芭蕉下仕女忆王孙寄意，采用诗从对面飞来的手法，表达了诗人追思故国的惆怅心情。由于诗人身处异地，长期思念故园，心情不免忧郁，这便使题画诗蒙上一层感伤色彩，表现出一种凄寒意味，如《题〈山水人物图〉》：
“薜荔秋风玉露残，锦台幽石洗清湍。梦中不必游天姥，松影泉声处处寒。”又如《题〈骆驼与人图〉》：“寒笳呜咽朔风惊，独伴明驼万里行。大漠平沙何处宿，夜依北斗入孤城。”以上二诗除了溥诗固有的柔而健、峭而厚外，还多了一种苦而寒。
溥心畬自结识张大千后，合作的绘画相当多，“绝大多数向由溥心畬题记题诗”[59]。这些诗有的是即兴而题，有的录旧作，如1945年两人于北平合作的《松下高士图》，上有溥心畬题诗：“空山秋雨夕，端居日多暇。时望幽人来，邂逅松风下。”至于溥心畬为张大千的画题诗更多，其中就有不少旧作重题，如张大千的《蜀山秦树图》的拖尾便是溥心畬录旧作《赠张大千诗》：“青天连蜀道，蜀客此中行。来去三巴水，秋风满锦城。客霄方异路，江汉未休兵。正有南归雁，遥怜独夜情。”此诗不仅抒发了诗人思乡之情，而且对江汉兵灾忧心不已。在此画的拖尾又见溥心畬一诗：“落日千山暮色开，片帆东下海门回。秋江秋峡猿声急，巴水无边天上来。”这也是录旧作。如果说溥心畬前几首题画诗是以“柔”、“厚”为主，那么这首诗则是以“健”、“峭”见长。此诗意境壮阔，诗风陡峭，在溥心畬的题画诗中确不多见。
溥心畬与张大千的画风并不相同，但他们的合笔画却作得非常好，各自题款、题诗也恰到好处。在中国题画诗发展史上，画家们合作画的事例并不少见，画家、诗人相互题诗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像溥心畬、张大千这样合笔之频繁，彼此友谊之深厚，配合之默契，相互题诗之多，却极为罕见。因此，王耀庭评论说：“溥、张合作画”，“从传统的文人画传承看，具有如此相称的诗书画，衡量20世纪的中国画坛，固不得见，而时移世易，风流已逝，再说一次‘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不为过。”[60]
溥心畬的题画词以《题〈秋江帆影图〉》二首为代表作，其一是《八声甘州》：
望幽燕暮色对残秋，千峰送斜阳。正萧萧木叶，沉沉边塞，滚滚长江。已是登临恨晚，谁共赋沧浪？衰草连天碧，故垒云黄。尚有梁园修竹，剩青山愁外，云路悲凉。似猿啼三峡，烟棹下瞿塘。更何堪，江山异色，怨黍离转眼变沧桑。伤心处、远天鸣雁，声断潇湘。
作者款识：“己卯初夏，录旧作小词，题秋江帆影画意。”《秋江帆影图》作于1939年，词具体作于何时不得而知，但从两首词意看当作于1931年后。这首词所写地域极为广阔，词人北望幽燕，南听潇湘，既有沉沉之边塞，又有滚滚之长江。虽然意境高远，场面宏阔，但所有景致无不笼罩在残阳暮色之中，烘托出一种悲凉的气氛。这是因为词人哀叹
“江山异色”，有黍离之怨。其感情也颇为复杂，作为炎黄子孙，既为日寇入侵、山河破碎而生愁，而作为清室王孙，又为江山易主而心伤。另一首《念奴娇》也是好词：“梵王高阁，对青山一线，秋光斜景。三十年来陵谷变，极目苍葭千顷。大泽云飞，荒塗龙战，边塞西风逈。沧浪回首，夕阳何处孤艇。愁见背郭遥村，崩沙断路，无限登临兴。旧苑凄凉来牧马，天地都成悲境！辽海鸦沉，榆关雁度，落叶尊前冷。横空衰草，满城残照烟暝。”此词仍表怀念故国之意，但从“辽海鸦沉，榆关雁度”句意看，也抒感伤国土沦丧之情。
溥心畬旧作新题，词如此，诗也常见，如长诗《题〈西山秋色图〉》也注明是“庚子十一月写西山秋色并录旧作”。他的这些写在画上的诗，原本是普通诗，并非为画而题，但一经书写于画上便变成了题画诗。不知是画家由诗意而作画，还是由画意而想起旧诗，但诗情与画意配合得当，相映成趣。这也是他的题画诗词的一个特点。
溥心畬也擅写题画诗联，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这些诗联，有的对仗工稳，平仄合律，如《题〈青冥道深图〉》：“寥落人家少，青冥鸟道深。”《题〈水山四屏〉》中其一：“夕光寒照水，波色远连天。”又如《题墨荷图》：“翠盖摇明月，馀香散碧空。”其中虽然有的对仗欠工严，但也基本成对。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并非刻意求对，而是随意而作，浑然天成。还有的题画诗联，则不成对，更是率意而为，如《题〈秋塘鹈鹕图〉》：“秋塘新雨过，波际响鹈鹕。”溥心畬不仅常为自己的绘画题诗联，而且与他人的合作画的款识也有诗联，如他与张大千合作的十二幅山水画，每幅画上都有溥心畬的一副五言诗联。当我们读到第一幅画上的题句“江帆去不尽，岩叶落无声”时，似乎既看到“孤帆远影碧空尽”的画面，又听到了岩石上落下树叶的微弱声音，让我们感到深秋的丝丝寒意。又如当我们读到第五幅画上的诗联“觅句临秋水，怡情对暮山”时，不仅感到画中自有人在，而且也似乎看到了诗人怡然自得的神态。像这样仅仅两句的题画诗，看似简单，但既要点出画境，又要尽抒诗人情怀也颇不易写。溥心畬由于自幼饱读诗书，具有极为深厚的艺术功底，所以就能见画生意，信手拈来，自成佳对。正所谓只要功夫深，点铁也成金。
溥心畬的第四类题画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即画赞、画赋和题画跋文。其画赞的代表作如为张大千的《自画像》而题赞：
栩栩然蝶，蘧蘧然周。橘中之乐，物外之游。
画赞用《庄子·齐物论》典：“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橘中之乐”典出唐代牛僧孺的《玄怪录》：“巴邛人橘园，霜后两橘大如三斗盎。剖开，有二老叟相对象戏，谈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又，苏轼《洞庭春色赋》中说：“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馀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东坡全集》卷三）此赞言世事变幻莫测，恰如庄周之梦，时而蝶，时而周。又如“橘中之乐”，虽“谈笑自若”，但不得久长。而应达观适志，作物外之游。此画赞是由张大千《自画像》的款识而题，其款识是：“壬申二月一日，漏已三下，篝灯自写三十四小像，怆然南望，不胜归思矣！”因此，此赞显然有劝慰张大千之意，但同时也蕴含自己身世飘零后的处世态度。这篇画赞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寥寥十六个字，但却化用三个典故，深寓人生出处之道，其艺术概括力之强，其思想含量之大，颇为惊人。
溥心畬创作的题画赋不多，见于《海石图》上的《海石赋》篇幅较长，几占画面的一半，盛赞海石“岂蜗皇之所遗，疑天柱之所倾”，似有自比之意。另有《观画图》上的题跋为傅申恭抄录《寒玉堂论画》中语，可算作题画文。但与一般题画跋文不同的是，它颇近骈文，试看其前段：“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笔号云河，文成波涌。王维写黄梅问道，心悟禅机；吴生画老子出关，神参净理。”这是因为溥心畬长于骈文，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余性喜文藻，于治经之外，虽学作古文，而多喜骈俪之文，骈俪近画，故又喜画。”骈文虽属文，但因其押韵，也可看作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文体，所以也在题画诗中论及。
旧体诗写得最好的题画诗人
郁达夫是近代作家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一位诗人。其著名的《钓台题壁》诗中的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曾广为流传。刘大杰说，五四以来的旧体诗当推鲁迅与郁达夫。周知堂则认为是郁达夫和沈尹默[61]。因此，郁达夫的旧体题画诗弥足珍贵。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以字行，浙江富阳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1913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后因酷爱文学，走上文艺创作道路。1921年，同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香港、南洋群岛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末，客居新加坡，任《华侨周报》主编。新加坡沦陷后流亡苏门答腊，于1945年9月抗战胜利时惨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有《郁达夫文集》《郁达夫诗词钞》等，现存题画诗40余首。
郁达夫的题画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爱情题材，这部分作品感情缠绵，风格婉丽，如《题〈织女春思图〉》：
朝织巫阳山，暮织潇湘渚。暮暮复朝朝，郎今到何处。
这首小诗轻盈简洁，好似巫山暮雨、阳山朝云，飘然而至，不知所终，而织女之情丝也连绵不绝。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又如《题〈红闺夜月图〉》说“楼上月徘徊，泪落芭蕉影。荡子不归来，忆煞当时景”，也是闺思之佳作。诗人将静态之画，化为动态之景，月徘徊而人远思。一句“忆煞当时景”，有如一幅幅叠加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联想到思妇不尽的回忆与思念，别情悠悠，不绝如缕。
他的另一类题画诗为感时抒怀之作。这部分作品往往是有感而发，多表现故国之思和爱国之情，如《为胡仁东先生题海粟大师画芦雁》二首：
芦花瑟瑟雁来时，秋尽天涯鬓有丝。万里烽烟归梦断，披图撩乱是乡思。
故国音书到渐稀，料因烽火暗边圻。画中大有沧桑感，南雁西风荻正肥。
这两首诗作于1941年3月诗人流亡新加坡时。诗人远离祖国，见画中芦雁，顿起思乡之情。芦花瑟瑟，万里烽烟，诗人“大有沧桑”之感。那不尽的秋风，把诗人带到遥远的异国他乡，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有丝的双鬓和企盼故国音书的双眼，“诗中有画”，感人至深。他的另一首题画诗《题徐悲鸿为韩槐准作〈喜马拉雅山远眺图〉》更是大有深意：
寰宇高寒此一峰，九州无奈阵云封。何当重踏昆仑顶，笑指蜗牛角上踪。
抗战期间，著名画家徐悲鸿曾在新加坡举行绘画展览。这首诗也题于1941年新加坡。喜马拉雅山是世界第一高峰，它是中国的象征。当诗人看到《喜马拉雅山远眺图》时，自然想到当时之中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战云密布，即“九州无奈阵云封”。于是诗人便盼望有一天国家收复失地，“重踏昆仑顶”，笑看曾称霸一时的一隅小国。“蜗牛角”，是用典，《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诗中的“蜗牛角上踪”，是指日寇铁蹄踏过之踪迹。一“笑”字，可见诗人对正在猖狂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是多么藐视！他的《题悲鸿画梅》诗也写于1941年。其诗是：
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
诗人时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并兼任《华侨周报》主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及战时工作部训练班主任等，正为抗战而奔忙。此诗赞梅花为花中之“巢许”，不仅暗颂画家的高尚品格，而且把它当作祖国的象征：不畏风雪，在严寒中争奇斗艳。“香满罗浮小雪时”，是全诗中最精彩的一句，既意境优美，意蕴丰厚，又色香俱全，给人以美的享受。结句“悲鸿作画我题诗”，看似平易质朴，而实为升华之笔，诗人和画家都把神圣的爱国之情集中在梅花这一意象上，足见他们心灵相通，思想一致。这深层之含义，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为画征题诗与徐志摩陆小曼的生死之恋
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一个命途多舛的女人，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近代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
陆小曼（1903—1965），原名眉，别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江苏常州人。她天生丽质而又才华出众，胡适称：“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为此，她一度绯闻不断，与王赓、徐志摩、翁瑞午等人的婚姻恋爱故事至今为人所乐道。但陆小曼主要是以绘画名世。她早年即受母亲吴曼华的耳濡目染，开始学画，后又拜著名画家贺天健为师，画艺大进。刘海粟曾评价说：“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其代表作《山水长卷》是她早年的作品。那是1931年春，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住在上海，当时日寇频频挑衅，国难当头。于是陆小曼一改多作短幅画的习惯，破例画了一幅山水长卷，以表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徐志摩对此卷喜爱有加，并引以为傲。他对这幅画的珍爱，体现了对陆小曼的深爱，所以一直爱不释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婚前都曾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所以他们对这次姻缘都非常珍惜。陆小曼19岁时，面目清秀可人，身材婀娜多姿，出落得更加漂亮。就在这一年，她离开学校，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但在这桩婚事中，陆小曼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被风浪颠来颠去，完全是被动的。当蜜月的激动渐趋平静后，她渐渐发觉自己并不快乐，她觉得自己和王赓之间在性情和爱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结婚第三年，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王赓要小曼随同前往，陆小曼便到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据说由于陆小曼当时是名满京城的社交界人士，因此她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她的海报。但是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不久，就回北京娘家居住，与王赓两地分居，因此与丈夫在感情上更加淡漠了。由于性情不投，结婚半年后，两人失和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但陆小曼心高气傲，绝不肯让人知道她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于是她过着隐瞒性情、忍泪假笑的生活。就在这种心态下，徐志摩似天外来客，闯进了陆小曼心扉。
徐志摩奉父母之命与张幼仪结婚后，深深感到和妻子之间缺乏感情。张幼仪确是个贤惠、能干、持家的女人，但不适合徐志摩这样的浪漫诗人。1922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与张幼仪离婚。1920年至1921年间，徐志摩在伦敦认识了林徽因，这才是他想象中的理想女人。他们两人在英国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回国后，他仍忘不了这个清新脱俗的“林家女孩”。但林徽因回国后经过权衡，却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了婚约，不久便和“准丈夫”梁思成共赴美国求学。徐志摩因此灰心到了极点。这时候，徐志摩恰遇同样忍泪度日的陆小曼。他们的相遇，使他们的忍泪和灰心渐渐化成了愉悦和希望，于是这段万众瞩目的惊天爱情拉开了序幕。徐志摩是个大诗人，在与陆小曼恋爱的过程中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句。如《花的快乐处》《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翡冷翠的一夜》等。这个时候，陆小曼几乎成了徐志摩的诗源。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小曼爱好文艺，对徐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十分敬仰，因此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两人意趣相投，共同语言渐多，爱意渐浓。但是好事多磨，他们的结合遇到了重重阻力。陆小曼与王赓的离异虽然也不顺利，但经过朋友们的劝说，王赓总算同意了。不过，幸福降临没有几天，陆小曼又陷入了重重的矛盾之中。事情是这样的，就在王赓答应和她离婚不久，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王赓的骨肉。这一发现使她痛苦万分：如果生下来，那她将很难和王赓离婚，也就无法和徐志摩结合，一年多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如果打掉，又觉得对不起小孩，对不起王赓。当时，她母亲坚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但陆小曼心想，生下来就意味着离不了婚。王赓好不容易答应了，虽然还没在纸上签字，但事情已经有了希望，这是她和徐志摩盼望已久的。考虑再三，为了爱情和自由，陆小曼选择了流产。而且她决定既不告诉徐志摩，也不让王赓知道，苦果只由自己一个人品尝。她偷偷地带了个贴身丫头，找到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对外则谎称身体不好去休养一段时间。没料到手术非常失败，从此身体一蹶不振，不仅不能生育，而且一过夫妻生活就会昏厥。婚后，徐志摩想要个孩子，也未能如愿。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再婚还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强大压力。先是陆小曼母亲的反对，陆母一直不同意女儿和徐志摩来往，与王赓签离婚协议也是陆小曼的父亲背着她办的。事后吴曼华十分生气。老夫妻因此大吵了一场，经亲友劝解后才平息。徐志摩在陆小曼和王赓离婚后，经常去陆家走动，陆母还是有意排挤他，而徐志摩对陆母却始终十分恭敬。由于陆小曼有病，陆母也不能坚决不准徐志摩来探望自己的女儿，很明显，女儿的病情好坏和徐志摩的来访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女儿是心病，而徐志摩是唯一的良方。吴曼华终究是疼女儿的，她也心软了。当徐志摩委托胡适向她提出与其女结婚的请求时，她向胡适提出两个极为刻苛的要求，而经过努力，胡适都办妥了。但是来自徐志摩家的阻力更大，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绅，他认为儿子离婚已是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再则他不喜欢陆小曼，认为这样的女子肯定品行轻薄，不会给徐志摩带来安定的生活。徐志摩只得亲自南下，跟父亲商量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大事。从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说服工作异常艰难。徐父认为，徐志摩要再婚，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原来他一直觉得儿子与张幼仪的离婚没有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是不算数的。幸好通情达理的张幼仪证实了他们的离婚是真的，也并不反对徐志摩的再婚，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经过如此磨难的婚姻，徐陆二人怎能不倍加珍惜呢！因此，徐志摩对陆小曼山水长卷的爱，倾注了他对陆小曼的一片深情，为此他决定为这幅画广泛征题。在这幅画完成后的夏天，他便去北京先是请邓以哲对画进行装裱，然后又请胡适、杨铨、贺天健、梁鼎铭、陈蝶野等名家题款。其中胡适的题诗是：“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拚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意谓陆小曼作画“不是搜尽奇峰打草稿”而是“闭门造云岚”，不可取。但杨铨的题诗却与他唱反调：“手底忽见桃花源，胸中自有云梦泽；造化游戏成溪山，莫将耳目为梏桎。”诗下有小注说：“小曼作画，适之讥其闭门造车，不知天下物，皆出意匠，过信经验，必为造化小儿所笑也。”陆小曼的老师贺天健的题诗也是针对胡适的观点而发：“东坡论画鄙形似，懒瓒云山写意多；摘得骊龙颔下物，何须粉本拓山阿！”
徐志摩为了使爱妻这幅《山水长卷》能得到更多名人的首肯，又决定趁去北京之际再征题。11月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为了赶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徐志摩第二天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北京。登机之前，他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结果，飞机于中午12时30分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无一生还。
徐志摩随身携带的《山水长卷》，因为装在一个铁匣中，所以得以保存。从此，陆小曼将此画视为至宝，一直藏在身边，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她含辛茹苦蛰居“孤岛”之上，无论如何困难，此画始终不离身边，既不展出，也没变卖。
陆小曼临终前，将这幅画和《徐志摩全集》的一份样本以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托付给陈从周保管。“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从周将《山水长卷》、《徐志摩全集》样本等交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十年动乱期间，陈从周的藏品虽已散佚殆尽，但捐给浙江省博物馆的这幅《山水长卷》却得以完好保存[62]。如今，这幅《山水长卷》的照片，悬挂于海宁硖石的徐志摩故居二楼的楼梯口，供参观者欣赏。
陆小曼不仅善画，也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而且能唱歌能演戏，还熟悉两门外语。在文学创作上，她既能写散文、小说、戏剧，又工于诗词，但很可惜，在《陆小曼诗文》中所存诗很少，其中的《题画诗十二首》大多为抄录前人诗句。不过她所抄录之诗，一般都能切合其心境和画意，如《题画诗十二首》其二：
捉得松为柄，粘来纸作衾。山云娇老态，溪水有无心。挂锡沉香树，安禅天竹林。西来闲会取，空迹寄飞禽。古径盘空出，危梁溅水行。药栏斜布置，山子纫生成。欹侧天容破，玲珑石貌清。游鳞与倦鸟，种种见幽情。
这首诗是题于陆小曼的山水册页上的，画面上远处有高山流水，近处右上方有松枝似在拂动，下有一枯树。在山间的羊肠小路上有人骑驴在前行。这首诗抄写于画的左上方，分成两段，每段各八句，好似两首诗。此诗实为明代诗人袁宏道所作，题目是《饮徐参议园亭》，多种版本的《袁中郎诗文集》均可查到。在画上抄录前人之诗，虽然在古画中很常见，但陆小曼所抄之诗，不仅诗中所描写的景物与画境酷似，而且所抒发的“幽情”也反映了她当时的心境。所以就其诗画合璧而言，与其说是一首题画诗，不如说是一幅她为袁中郎诗所作的诗意画。
画马名家沈逸千失踪之谜与田汉的四度题画
沈逸千，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艺术家。抗战期间，他深入延安、太行山写生，用画笔记录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并先后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画像，成为“为领袖画像的第一人”。
沈逸千（1908—1944），原名承谔，因崇敬当时名满天下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以孙中山的号“逸仙”的谐音改名为“逸千”。祖籍松江，出生于江南名镇嘉定（今属上海），自幼嗜画，并随父亲学习书法。少年时，师从旅沪日本画家细川立三学习素描，画技大进。后考入上海美专西画系，矢志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遂致力于将中西技法融合的写生绘画探索和现实主义绘画题材的开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出现的第一幅抗日宣传画就出自他的手笔。1932年夏，从上海美专毕业，成为职业画家，遂以画家身份参加“陕西实业考察团”，开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之先河。该年冬，为上海“新世界救济东北难民游艺大会”绘制壁画，并因致力于组建国难宣传团体而谢绝了《大公报》社聘请担任写生记者之约。自1933年起，历任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团长、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率团两度北上进行救亡宣传，曾经出塞争取蒙古王公抗日。1935年，国难宣传团被迫解散。1936年，应邀出任《大公报》特约写生记者，其水墨画形式的旅行写生在该报上连载，深受读者的欢迎。1937年上半年，举办“察绥蒙古写生画展”，该大型个人画展在上海、南京、杭州巡回展出，引起轰动，出现因观众踊跃而延期的盛况。其作品得到剧作家田汉、阳翰笙和画家刘海粟、潘玉良等人的称赞；而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沈恩孚、胡厥文等社会名流纷纷在其画上题词、赋诗。抗战爆发后，先作为《良友画报》特派记者赴前线采访。后自组战地写生队，任队长，其足迹遍及正面战场，并到过敌后抗日游击区，全面地反映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沿途举办百余次战地写生展览。1939年，在重庆发起中国抗战艺术出国展览筹备会，出任总干事，于1940年将应征作品运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1940年2月和10月两度赴延安访问，曾在鲁迅艺术学院举办过“战地写生画展”，当时，艾思奇观展后即视其为中国美术发展的方向。1942年，在战时“文化城”桂林开个人画展时，得到作家茅盾、画家徐悲鸿的赞赏。其作品因被包括美国《亚细亚》杂志在内的众多中外报刊发表，而颇具影响。
1944年，在沈逸千准备出国展览的前夕，在四川万县和重庆连遭汉奸特务两次暗杀未遂。终于同年中秋前夜，在重庆神秘失踪，至今未解其谜。时年仅36岁。其生前享有“写生第一”之称号，卒后则被誉为“画坛怪杰”、“画马大师”、“杰出的爱国主义画家”。《上海美专新制第十届毕业生纪念刊》中沈逸千专版上一首佚名诗，颇能反映其短暂而光辉的人生：“众人皆醉君独醒，先觉者自是劳碌命。九一八山河颜色变，奔走呼号喘不息……别消极，不灰心，劝人家甜自己的心！血泪染丹青，惊心动魄警国人！至诚哀精卫，任劳任怨，一心抗夺中华魂！革命种子仅尔硕果存！民族灵魂只有你寄身！东北羊亡你要去补西北牢，海角天涯荒郊绝塞茫茫前程何处是你的归宿……”
著名诗人、剧作家田汉为沈逸千的事迹和画作所感，曾四度为他的画题诗，其中两次在南京，两次在柳州。第一次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初，为了声援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蒙抗战”之役，沈逸千特意挑了一张作于一年前的国画《运粮图》，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援绥义展”。而时客金陵的田汉独具慧眼，偏偏在这个展览会里一眼相中该画，随即捋袖挥毫在画面右上方留白处题诗一首：“烽烟处处忍凝眸，此是存亡危急秋。一队毛驴千石麦，粮官昨日过包头。”诗情画意，相得益彰。
田汉第二次为之题诗，是在沈逸千于1937年2月到南京举办个人画展的时候，当这位《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在观展过程中，看到画家新近创作的一幅国画《绥蒙抗战图》上跃马扬刀的中国军人形象，顿时兴奋不已。于是，田汉激动地用奔放的草书在该画上题写道：“万弹嘶风马怒鸣，绥东昨报复三城。黄沙白草堪埋骨，不让青山有敌兵！读逸千先生画至此，不觉感愤兴起，为题一绝。”这首诗不仅赞美了画中将士浴血奋战的爱国热忱，而且抒写了诗人抗敌的坚强意志和决心，读来颇令人振奋。
抗战期间，田汉与沈逸千久别重逢。1943年，沈逸千在柳州开画展，田汉前来捧场。那时候，沈逸千刚从新疆写生归来。听了画家非凡的写生经历，田汉按捺不住澎湃的激情，遂索笔即兴为沈氏画作《哈撒克牧羊女》先题了一句：“逸千谈哈撒克牧羊女事，心向往之。”然后，沉吟片刻，便赋诗于后：“金黄马甲浅蓝袍，一任春风着鬓毛。同遇于人回汉合，牧歌声比塔铃高。”这是田汉第三次为沈逸千之画题的诗。此诗将牧羊女骑马迎风之英姿跃然纸上，与其书法之飞动相配合，使人观后真有飘飘欲仙之感。
第四次题诗也是在1943年，那是为沈逸千的《老骥伏枥图》而题的诗：“千里征尘忍画描，霜毛曾逐雪花飘。亦知终有驰骋日，瘦骨如柴不肯号。”诗人看到久经风霜、“瘦骨如柴”的老马，虽然不免有些感伤，但仍坚信它终有驰骋疆场之日。此诗以马喻人，既是鼓舞画家和世人，也有自勉之意。
其他题画诗人
此外，严复、王震、夏敬观等也是这时期较为著名的题画诗人。其中严复是翻译家，王震是画家，夏敬观是诗人、词论家。他们的身份不同，所作题画诗也各有特点。
严复（1853—1921），字几道，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曾赴英学习海军，回国后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早年鼓吹维新变法，而晚年却日趋保守，成为封建复古派。他一生写诗不多，也偶有佳作。其《题李一山汝谦所藏唐拓武梁祠画像有序》有一定史料价值，其诗并序是：
丁巳岁杪，英使朱迩典君于其馆夜集，美使芮恩施君起为众宾演说中国古物之珍异，与夫美术流传关于生民进化甚巨之理，则谓：吾国美术，自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之伦，虽与雅典发源不同，而先代教化之崇深，精神托寄之优美，析而观之，皆有以禆补西人所不及者。是故一物泯没不传，不止此邦人士所宜痛惜，广而言之，凡在人伦皆蒙其损。顾不幸海通以来，适值欧美物质科学大昌之会，华民怵于富强，与夫一切机械之利，遂若自鄙其先。而前数事者，坐以颓废，往往极高之诣，莫之或继，驯至失传，如古之乐舞，甚可痛也。又谓今日之事，宜使求古求新之家，知夫一国之所以为大，与夫民种之号为文明优秀者，不必在最胜之余烈，与其所享受者，豪侈富厚已也。必其所积于先民者，有郁为菁华，以与其国命相永，而后当之。然则先进礼乐，固不宜一付诸悠悠，而转取异邦人之所唾弃者（意指近世建筑），宝贵而崇大之，亦已明矣。言次于建筑、绘画，所历指尤多，复不足以尽喻之也。既闻其语，愀然以悲，爽然自失。而李一山君方出纸，索题其所藏之唐拓武梁祠画像。此拓自唐历明以至于今日，数易主人，中经兵燹，若有神护。观李君自述得碑之由，通于梦寐矣。则其抱残守阙，为先民精爽所凭依，固大异于今世人之所为者。卷中诸题识，自竹垞老人以降，考订是碑踪迹，又已不胜其详。则无似著语，舍咏诵赞叹而外，又奚所容其三尺之喙也邪！
武梁祠宇已风烟，画像千秋尚俨然。自是挥呵烦鬼物，与谁传宝亦因缘。三皇收去天应惜，百行从知孝总先。好为人寰护珍袭，休同顽石说平泉！
这篇作品的主要价值在序。其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论述中国建筑、雕塑、绘画等，与“雅典发源不同”，其“先代教化之崇深，精神托寄之优美”，“皆有以裨补西人所不及者”。二是阐释“美术流传”与“生民进化”之关系，指出“海通以来”，“适值欧美物质科学大昌之会”，国人“自鄙”精神文明，而使“珍异”泯没不传。但“一国之所以为大”，“民种之号为文明优秀者”，“必其所积于先民者，有郁为菁华，以与其国命相永”。作者把艺术之传承与否上升到国运兴衰的高度，颇具卓见。三是赞扬李一山收藏唐拓武梁祠画像的可贵精神。武梁祠，约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内有大量石刻像，“足征吾国古代之神话历史，服用装饰，以及生活状态等，变化极为多端。其高古朴茂，琦玮僪佹之趣，诚非想象所及”[63]。因此，此拓本之价值不言而喻。而严复以诗“咏诵赞叹”正是感于李一山行为“大异于今世人之所为者”。这首题画诗既指出唐拓武梁祠画像几经“风烟”，保存之不易，又进一步肯定李氏“为人寰护珍袭”之意义。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工书法，擅画花鸟、人物、佛像。其绘画《雀稻横幅》，描绘田里的稻穗已成熟，呈金黄色，有无数麻雀在田间嬉戏，形象各异，生动可爱。画幅左上方有一首题诗：
黄云被陇亩，雀喜有余粮。人物两无扰，天心降百祥。
这首诗前二句写画面：陇亩上稻浪金黄，有如飘浮的黄云，无边无际，暗示丰收在望。后二句见画景生感，人遇丰年衣食无忧，雀有“余粮”也可饱腹，不必与人争食，正所谓“两无扰”。此诗不仅写出自然界之天趣，而且形象地表达出生物链不可破坏的道理，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主题。他的另一首题画诗《题〈渔舟图〉》以口语入诗，明白晓畅，格调清新，也是题画佳作。
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号盥人，又号吷庵，江西新建人。历任三江师范学堂、复旦、中国公学监督，江苏巡抚参议，署提学使。民国初，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其诗出入唐、宋，但独尊梅尧臣。工词，张尔田誉为词中之郑珍。也能画山水花卉。有《忍古楼诗词》《吷庵词》等。其题画诗代表作为《题左文襄公遗像》，其诗是：
幼小拜堂下，得仰相公仪。长松生须髯，横日交柯枝。稍长瞻庙貌，鲁殿光巍巍。正气摄孺子，皎皎升春曦。高林施茑萝，中岁对值宜。往来谢傅庭，小草亦华滋。今兹出遗像，更睹骨相奇。始知山泽间，已露陵云姿。惟天降民英，用解天下危。岂惟衽席安，功实在四夷。临洮不敢渡，白日耀旌旗。颇闻慕平原，酋女绣买丝。稽首崩厥角，俯伏如牲牺。谁为顾虎头，图写将军髭。将撰麟阁颂，刻画臣能为。
这首诗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左文襄，即左宗棠，清末名臣，湘军统帅，洋务派首领，官至军机大臣。他因镇压太平军而毁誉参半，但仍功大于过，其最大贡献是为后人收复了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据史载，垂暮之年的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交给左宗棠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又说：“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临别，他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宗棠将这副对联作为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督为新疆军务时，率领6万湖湘子弟驰骋疆场，终于收复了被俄军占领的土地。其友人杨昌濬写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夏敬观此诗通过自己自“幼小”至“稍长”对左宗棠的认识过程，概括地记述其一生的业绩，赞扬他“功实在四夷”。诗中虽有不当之誉，但其对左宗棠的景仰和怀念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左宗棠死后，不仅清廷失去了支撑即将倾覆大厦的重臣，而且也从此缺少了指点江山的豪情和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其《题黄宾虹为陈柱尊作〈八桂豪游图〉》是赞画之作，诗中高度称许黄宾虹，说：“眼底胸中斗怪新，无声诗匹有声诗。是岩通径川流峡，使墨如烟笔似锥。匝地徒歌惊上界，弥天豪思压南堙。平生块垒能浇否，只许扁舟酒伴知。”此诗既有冲天之豪气，又有跌宕之韵律，是七言律诗上乘之作。
夏敬观也有题画词存世，其《惜秋华·题陈师曾画菊》，是为画家陈衡恪悼亡妻而作，凄风苦雨，词调哀婉，也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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