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天晚上，阿狗本来在家里饮酒唱歌，歌还是荷花以前唱的老歌。歌是荷花先唱的。有人唱歌给别人听，有人唱歌给自己听，荷花属于后者。她能记住许多老歌，这也许得益她的初恋。“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济的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远赶不上飞涨的房价，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阿狗跟着吼，“不必太大……”“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荷花正唱得如醉如痴，阿狗突然说，别唱了，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荷花说，你会诗？等日头从西边出来吧。阿狗把手一挥，这一挥挥出了诗人的气派，一下子把荷花镇住了。你给我老实听着：“我低头，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我抬头，找啊找啊，却找不见她的身影。是一潭污浊的水啊，偷走了我那颗飞翔的心。”怎么样？阿狗说。荷花说听不懂。阿狗说，听不懂就对了。

    按惯例，他们接下来的节目是上床亲热睡觉，阿狗却突然说要到公司去看看。荷花说，这是命啊。他当时的眼神就有点怪。临走还到小亮的房里，亲了他一下。这作派不是阿狗的风格，从没有过。阿狗一走，荷花的眼皮就跳个不停，女人右眼皮跳不是好兆头，这是老人们早说过的。她从厨房里找出一只旧碗，狠狠地摔到地上。老人还说，女人右眼皮跳是要出事，要赶紧摔破一只碗，或许就能破，躲过一劫，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摔碗的声音把小亮惊醒了。平时安静的小亮突然大哭，那哭声从来没有过，那是一种十分凄厉、十分恐怖的声音。荷花按亮屋里的全部灯光，把小亮紧紧地抱在怀里。母子俩在明晃晃的灯光下颤抖。

    阿狗冒雨来到公司的时候，公司办公楼一片漆黑。阿狗说，怎么回事？当班的门卫说，刚断电。阿狗从墙上拿了一把电棒说，我去看看。当班的门卫是个老头，姓刘，也是原来的老职工，已经退休拿社保养老金了，因为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在市发改委当科长，公司又把他返聘回来。老刘说，那晚天气有些古怪，风夹雨，鬼叫似的，雨打在玻璃上，声音也不对头，机关枪一样狠毒。像要出什么事。他说还是让巡逻的保安去吧，我们在这里泡茶。正说着，一个闪电刀一样地在他们的面前劈过，一阵凌厉的雷声在公司的楼顶上炸响。阿狗说，我就担心档案室的安全，里面有公司的药方，哪个方子都是国宝。这样的对话是后来老刘对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说的，我不大相信。但阿狗的确是不听老刘的劝告，独自上楼去了。

    阿狗上去之后，老刘看到两个保安从大楼的另一端走过来，老刘说，阿狗上楼去了，你们没看见？两个保安对看一下，说，我们刚巡过的，他又上去做什么？老刘说，这鬼天气，又断了电，你们还是再上去看看吧。我看这电断得有点反常。两个保安喝了一杯茶，又上楼去了。

    窃贼是看着两个保安下楼之后才动手的。这是一个老手。选择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切断公司大楼的电源，一切都在预谋之中。然而他没想到，他刚刚得手就被阿狗逮个正着。阿狗用电棒打掉他手上的东西，他想跑，却被阿狗死死地抱住。阿狗大叫，抓贼啊抓贼啊。窃贼说，他是在情急之下，万不得已才出刀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向阿狗捅了多少刀，捅得他的手都软了。他万没想到，这个保安那么横，就是不松手。

    是那两个保安及时赶到，用电棒打昏那个窃贼，按响警报器的，也是那两个保安打了110，把阿狗送到医院的。由于失血过多，阿狗终于没有活过来。听那两个保安说，阿狗见到他们时还能站住，说，这婊子生的，还敢对我使横，也不探听一下我是谁。阿狗是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才倒下的，他轰然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脸带微笑，情形十分壮烈。

    听说这起看起来简单的盗窃杀人案件，背景还有点复杂，盗贼不是一般的窃贼，他受雇于日本某株式会社。事关跨国经济情报，加之国人对日本鬼子的深恶痛绝，阿狗牺牲的英雄色彩更为浓重，几近崇高。于是阿狗的事迹一级一级往上报，报到省里，被追认为烈士。阿狗的事迹还上了我们小城的晚报，题目十分显眼：和平时代的爱国英雄汪明亮。

    我是在一个深秋的中午读到这份报纸的。往日闽南的深秋，明净清爽宜人。这个中午却颇有凉意，气象台说有寒流从西伯利亚袭来。西北风，把手中的报纸吹得呼啦啦响，我坚持在露台上把文章读完。写阿狗的文章登在第一版，占据整整一个版面。可见地方当局的重视程度。可是我读完之后却有些茫然。这位名叫汪明亮的大英雄于我十分陌生，与我所知道的阿狗相去甚远。茫然之后我有点生气，说，这也太不真实了吧。小慧微笑着，什么也没说。报纸是她带回来的，想必她已看过。我在她的微笑中平静下来。是啊，真实而平庸的阿狗能上报纸吗？

    母亲在阿狗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纸，她拿给我看，这是一张从本上撕下来的一页带横格子的纸张，上面写着一首诗，是三妹的笔迹。就是那首几十年前阿狗在知青点高声朗诵的诗，也是他临死前对荷花高声朗诵的那首诗。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最有文化色彩的生活记录。我的心不由得颤了一下。我拿出一本书，把这首诗夹在书里。

    趁一次到北京开学术会议的时机，我把这张发黄的纸，交给了三妹。

    三妹去了一趟澳大利亚，我以为她不回来了，却又跑回北京，当起“北漂”。三妹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先锋诗人，出了十几本诗集，有众多的追求者和崇拜者，时下叫粉丝。三妹的诗，我实在不敢恭维，词汇莫名其妙地堆砌，不知所云。当然，当下的时尚是，你越读不懂就越好。还有论者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三妹的诗，充溢一种特殊的情怀，对时代的直觉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我把阿狗为她保存的诗稿递给她。她拿过去，扫了一眼，顺手放在身边的沙发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说，阿狗死了，这是他留下来的遗物。

    她说，几十年了，还留着。

    我等待着，期望她说点什么，她却金口不开。

    我忍无可忍，说，你算什么诗人，死人一个。

    三妹放声大哭。

    在她的哭声中，一幅遥远的图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青年路的“雨脚骑”下，三妹坐在“椅轿”上，阿狗屁颠屁颠地围着她转，叫“囡仔，囡仔”，做鬼脸，唱歌：戴花啊要戴大红花啊，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一群燕子从屋檐下飞了出来……

    原载《小说界》2012年第3期

    原刊责编 于晨

    本刊责编 吴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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