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泽勇

    下乡，对城市学生来说，等于换了一个人生。原先熟悉的生活被割裂，瞬间要转换成完全生疏的新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是读书。

    若对下乡前的生活作简单概括，其实就是“读书”二字。每天上课是“读书”，其余时间除了做作业就是读课外书。小学时班上办了小图书室，中学有藏书数万册的图书馆，放假还可到街道图书馆。手头有了零花钱后，就淘旧书店，逐步积累了属于自己的书。一次去某出身干部家庭的同学家，最吸引我的是摆满书的书橱。同学炫耀地指指点点：“这是郁达夫文集，与鲁迅一起的。”——我只知道鲁迅不知道郁达夫。“这是《干部必读》，全是保密文件。”——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社”竖排出版物，其实不过是政治运动的学习材料汇编，当时却足以让我肃然起敬。从此，一个书橱就是我的理想。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全套13册的郁达夫文集，可能也是想驱散当年的心理阴影。即使“文革”时期，马列的，鲁迅的，以及一些中性理论书还是在流通的，有关系的还能找到内部限量发行的白皮书、灰皮书，由于管理制度松懈，读到县团级、省军级“内部书”的机会实际上比“文革”前还容易。读书渠道没有完全堵死，只要想读，还是有的——不过这是在城市。

    而下乡后，则真是没有了。

    下乡一担行李，除衣被碗筷等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就是属于自己的几十本书；都是一角、二角从旧书店淘来的旧书，还包括中学几年的数理化教科书。我在土墙上用绳吊起一个搁板，将书放在上面，再用毛巾覆盖，视为茅屋里最珍贵的财富。它们伴我度过了下乡之初的青灯长夜。

    农民家里很少有书，农村干部家即使有也就是《语录》、《选集》。原以为在民间能找到一些旧书，诸如传统、古籍之类，实际上很难。孙先生教过私塾，应该有书。几次三番试探，无果而终。杨大龙应该也是有书的，但没有熟到可以问书的程度。农村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已经撕裂，旧书就像后来的禁书，非特殊关系是不会借出的。遍及全庄，连本旧黄历都没见到。相反，我的几十本书倒成了沙漠中的泉眼。我从中挑一些适合的给庄上的孩子看。每次给他们时，都会先做一些渲染，谈一些自己的阅读体会，引发他们的兴趣，也是引导入门。不料当初的率性撒播却有成果。多年后，先后有数个当年的孩子——如今的成功人士都深情地说起当年跟我一起，如何借书、谈书，父母要他们像我一样读书的情节，说起对他们一生的影响。听着他们的鲜活叙述，到记忆仓库搜寻却是茫然一片。可能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跟物质不灭一样，精神也是不灭的。任何传递出去的种子，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延伸。

    农村找不到书，只有从上海找。父亲将家中看过的《文汇报》收好寄来。那段时期他的来信特别多，每十天寄一次报纸就夹封家信。还按期寄《红旗》，那时《红旗》很紧俏，致使父亲来信常有“本期没有买到，在托人买”之类的解释。鲁迅作品重印，父亲寄来鲁迅全套杂文、小说、书信，让我享受了好一阵。“文革”后期寄的上海《学习与批判》、《朝霞》也同样紧俏，这是“四人帮”的帮刊。现在有学者说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虽难听，但不假。

    自己也省钱买了一些书。掏腰包迟疑时就想，就比如会抽烟，一条烟能买好几本！

    1974年3月入党周年纪念，买了范文澜的四册《中国通史》；1975年《资本论》重印，用买短裤的3元钱买下第一、二卷《资本论》；还是1975年，与学勤通过种种关系买了一大摞内部发行的书籍……那些书不仅是书，每本上面都附载着各自的故事，看到它们，那段岁月跃然眼前。

    找书难，读书亦难。

    从现在能找到的旧笔记本抄录到这样一段：“可能出现的障碍：疲劳，不想学；枯燥，学不进；兴奋，干扰学；苦闷，想不学。”疲劳好理解，指每天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特别是夏季日天长，睡眠时间太少，一空下来就想睡觉，农民夸张说“一根扁担都能睡两个人”。这种时候还坚持读书，确实不容易。枯燥，当时读书以马列为主，1975年夏季读书计划是通读《资本论》一、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这些书专业、艰深，对没有半点专业基础的知青而言，是太枯燥了，我们称之为“啃砖头”。所谓兴奋，实际意思是指遇上招工、招生等让知青心生涟漪的事情，这种时候难以平静，亦无读书念头。苦闷，也好理解，心理低潮时，四顾茫茫，什么也不想做，遑论读书？

    其实还有个最大的障碍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自学始终是自我摸索，缺少老师指点，走了许多弯路，碰上南墙再回头。现在读到一些学有所成者的读书回忆，不少都幸遇老师甚至名家指点，开书目，列重点，将学术渊源一路引下来，甚至辨析各家长短，推出当代最高成就……尽管其时老师已不在课堂上，而是在工厂农村、“五七”干校，甚至在“牛棚”监狱。我没有这个幸运。

    为排除障碍，从严制订了学习计划。还是抄录旧笔记本上相关的一段：“5—6月第一卷，7—8月第二卷，9—10月第三卷，11—12月第四卷。每天1.5—2小时，20页左右，记2页左右。时间由短到长，逐步养成读书的习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争取有一个连贯的系统的知识。精粗读看具体文章而定。不管有多少拦路虎，也要读下去。”这是通读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计划。为保证计划实施，还进行阅读登记：读多少，记多少，从什么时间读到什么时间，都一一登记，自我考核。根据还能找到的记载统计，从1975年7月21日至8月4日，前后半个月阅读12次计14.5小时，阅读132页，笔记13页。平均每次1.2小时，阅读11页，笔记1页。若按天平均还要少，比起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是大打折扣了。然而就是这微不足道的阅读，要真正坚持，困难之至，如鱼饮水，甘苦自知。常常是坐在帐子里，就着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一字一句地看，不知不觉睡去，一觉醒来，灯油耗尽熄灭，书已滑落地下，人还坐着……

    四卷马恩选集至今没能通读一遍。

    有时回想这一段，辛苦已全然忘却，剩下的只是欣慰：多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到底没有虚度。

    而深想，果真没有虚度？怕是未必。在正常的时代，处在青春好学的人生阶段，加上苦学，不是应该学进更多，学得更为有用？如果有名师指点，有一本好教材，学有所成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一代人不幸播撒在贫瘠的文化土壤里，先天不足，后天不调，自生自灭。

    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向上的阶梯。不错，读书是垫高了我的起点；然而，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吃进了牛奶也吸进了狼奶，又当如何？

    从旧笔记本里找到这样一段“学习心得”：“当群众运动偏离反复辟反倒退这个根本课题，即使再热热闹闹，到头来除了莫明其妙还会更好些吗？当我们看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变成如此，除了痛心之外，不是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机会主义路线的面目可憎吗？”

    这让人可憎的文章真是我写的吗？然而，那个旧笔记本里充斥着的都是这样的文字。

    那个不正常时代生产出大量的意识——名词、概念、论点、逻辑、思维方法，甚至语言表达方式——在阅读的同时，被我们接受；它像种子一般植根在大脑皮层，成了常识，成了知识，甚至成了本能，“不以人的意志”或隐或显时时起着作用——这样的阅读又垫高了什么？

    下乡记之24：粮价的困惑

    茅屋读书几年，读得最上心的当数三册《资本论》第一、二卷（其中第一卷分上下两册）。

    很小就知道《资本论》。童年时对门邻居住一叔叔，虽与大家同是工人身份，但和他人不太来往，独往独来；平时的言谈举止在少年的眼中也有不同之处，总引起好奇。

    他有个亲密朋友，只要一来，就喝酒，海阔天空，谈天说地。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就着菜汤面疙瘩下酒，又当菜又当饭，边吃边喝，谈笑风生。懵懂的我在一旁悄悄地看，想多知道关于他们的一些，想探究尚不属于少年的世界。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大致弄明白，他们在谈很崇拜的一本书，就是《资本论》；他们的理想是延续它写一本《社会论》……从此知道了世间有一本囊括一切、至高无上的书就是《资本论》，也知道读过《资本论》的叔叔为什么与众不同。

    “文革”后期，班主任林老师指点我读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由此入门，在我的世界里，《资本论》从“天上”回到地面，我第一次产生攻读的奢望。

    1975年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资本论》一、二卷。路过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时恰逢新书发行，看着红纸书写的“出版喜讯”，心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勾住，情不自禁走向柜台，几经犹豫，终于将本是买换季短裤的三元钱，买了两卷《资本论》。白底红字的封面，齐斩斩的切边，小心地揭开，溢出墨香，随意翻上几页，有些纸还粘连着——曾是梦境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圣物，第一次抚摸在自己手上，沉甸甸的，分量不轻；知识分子的专门领域，赚工分的知青也能插进一脚，人与人在精神上的差距有时与身份关系不大；想写《社会论》的邻居叔叔兴奋的眼神霎时也清晰地浮现眼前……手捧着书走出书店，很长一段时间脑子很兴奋，闪回着种种互不相干的想法和画面，像电影里的蒙太奇。

    还有一笔可记。回家后即在书的扉页上记下“南京东路新华书店1975、6、16”，这是购书的那一天。《资本论》版权页注明“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1975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表明我几乎是在出版发行的第一时间得到了它。现在消费能力和读书环境比当年不知好出多少倍，而人们对书籍的渴望，却是减弱了多少倍。

    与读其他经典一样，读《资本论》也制订读书计划，进行阅读登记和自我考核。坚持了一个夏秋，“啃”完了两卷三册。《资本论》没有想象的难读。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教科书般的体系，层层展开，引你前行。特别是其论证的风格，往往由一点切入，再到一条线、一个面，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一气呵成，不留缝隙，没有不着边际的抒情浪漫，没有虚张声势的强词夺理，让人感觉到的只有冷冰冰的铁一般的逻辑、不可抗拒的理论力量。阅读的拦路虎倒无涉经济理论，反而是遍及全书的高等数学运算推理和信手拈来的西方神话典故，遇到这些索性囫囵吞枣，跳过去，不求甚解。如能读懂，应该感觉更有趣，更有力。

    真正让我费解的不是书本，而是书外。根据《资本论》，价格是价值的实现，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价值，同时也与供求相关。当时早稻每斤0.096元，从种到收，一犁一耙，它凝聚农民多少辛劳，多少汗水？稍有理智都知道这个价格绝对没有真实地反映价值，作为农民，我太知道了。再考察供求，当时粮食短缺十分严重，农村人缺，城里人也缺，不仅大米紧，油脂、棉花等农副产品都是紧俏物资。可是为什么价格如此之低？

    再有，根据“平均利润”理论，由于利润差异，资本会因追逐高额利润而在不同产业间流动；又因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投资过多（少）会使利润降低（提高），因而使不同产业的利润大体相当，形成“平均利润”。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会流向过于短缺的产业，资本也会从利润过低的产业流出。道理很明白，而现实就不容易明白了：让资本流动的两种力量——粮食短缺和利润过低——俱在，为什么没有流动？农业没有与其他产业形成“平均利润”？为什么农业不如工业，农民不如工人，农村不如城市？

    我放下书本，到民间请教。

    一个木讷的老农听了我的问题，脱口而出：“一瓶药水（农药）抵担把稻，净糊的少年伢子。依我看，稻子每斤卖0.15元都不多！”

    粮管所会计开导我：“稻子价格不低了。”他一笔笔算给我听：“按7折出率计算，143斤早稻出100斤米和40斤糠，国家按0.096元/斤，收购143斤早稻付出13.73元。而大米销售价0.12元/斤，糠0.024元/斤，销售收入合计12.96元。也就是说，从农村收购再到城市销售100斤大米，国家要贴0.77元。”

    公社干部跟我说：“粮食价格是商品中最基本的价格，要保持稳定。如果粮价有变化，城市生活水平就有变化。所以粮食价格由国家调整，而不能牵涉到市场价格。”

    他还好意提醒我，《资本论》讲的是资本主义，不适合社会主义。

    说法尽管迥异，但我还是明白了书本与书外根本的不同之处。《资本论》的背景是充分的市场经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平均利润是在资本流动中才能实现，我国是城乡隔开、封闭的二元体制，投资农业是国家的事，农民除了“修地球”没有其他出路，不种地，你能流到哪里去？价格在自由交易中才最接近价值，我国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国家定价，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至于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自由定价等等，正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尽管理解了大背景，然而我还是想不通。国家因一时困难，只能先发展城市，不可能同时向农村、向农业投入，国家有国家的难处，这都能理解。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硬要给农民戴上“小生产”的帽子？农民想“大生产”，是国家没有钱；农业机械化程度低，是国家投入少。农民不想做“小生产”，他做梦也想进城当产业工人，是制度不让他进城，限制他只能做“小生产”。

    农民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一切全靠自己扛，靠自己两只手，靠省吃俭用，甚至靠讨点小便宜，靠小偷小摸；他们必须务实，他们不能浪漫，“漂亮脸蛋不能长大米”，过了今天才有明天。这并非是农民的天性，而是社会对他们的保障几乎为零，农民得不到国家保障，得不到外部救援，除了自己不能指靠任何人。他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为什么还苛求他狭隘、保守，说他们鼠目寸光？

    粮价高低不仅是钱，也是社会地位。粮价低，农民地位就低。日子过得苦，被人看不起，还说农民对国家没有贡献，税收都是工业创造的。很长时间人们不懂得或是忘了中国的工业是从哪里来的，不懂得“剪刀差”抹杀了农民多大的贡献。

    国家为筹集资金发展工业而实行“剪刀差”，这应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长期看应该创造条件逐步缩小。消灭工农产品“剪刀差”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是提高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即提高固定资本的比例，也就是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机械化等方面的投入。为什么不仅不增加农业投入来缩小“剪刀差”，反而还人为地在价格制定上拉开差距，保持和扩大“剪刀差”？

    特别难以理解的，说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用自己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支撑整个社会的农民，倒成了社会的对立面，成了罪恶的渊薮。

    根据这一理论，农民的作用是被抑制的，农村的发展是被限制的。为防止“资本主义”，农民限制养鸡养鸭，家前屋后限制种树，规定数量，超过的树要砍，超过的家禽要抓走。我也参与过夜晚到农家数树、掏鸡窝，弄得鸡飞狗跳。

    那一阵脑子里全是这些问题，想不通，闷闷不乐。然而农民听我说一句两句，不觉在理，反认为我自找神烦，他们自己倒像没事人一样。是啊，农民自己并不觉得不正常，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粮价低，应该；不准进城，应该；他们吃苦，应该；戴“小生产”帽子，也应该——真是“天下烦恼识字始”。

    慢慢传了出去，一些人知道我读《资本论》，让我到县里“学理论座谈会”谈体会，“知青办”专程派人拍照，白天在小桌上放上点着的油灯，放大展出的说明是“深夜读《资本论》”……《资本论》真成了我的资本，而我自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羞于谈《资本论》。

    《资本论》应是武器，不应是装饰品，应是为大众的，不应成个人的资本，更不是“敲门砖”。常听农民念叨土地改革时工作队的口号——“帮哑巴说话，搀瞎子过桥”。

    为什么没有人替农民讲话？谁能替农民讲话？为什么农民自己不能讲话？——又蒙太奇了。

    下乡记之25：再“再教育”1974年秋季的一天，正在蹲点队劳动，有人急急地找来，说来了一群城里学生要采访我，人已到了大队部。被人采访？还是第一遭。采访什么？意欲何图？事先没有任何人联系，不明就里，摸不着头脑。

    见面略谈几句便知来龙去脉。县中搞教育革命，实行“开门办学”，鼓励学生走出校门，以社会为教室，请工农兵当教师。制订方案时，班主任蒯老师建议他们可以找找我。这就有了所谓的采访。蒯老师夫妇是“文革”中毕业于南京师院的大学生，分配来我县。下放劳动与我同一公社，交往不多，相知却深；后来夫妇双双回城当了教师，在小城实属优秀，有口皆碑。

    自从领袖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我们注定是被人再教育，如今竟有教育别人的机会；农村生活数年，确实有些不同寻常的想法无人可诉，今天倒是个机会。

    从“很有必要”讲起。城里学生不知农村，不知农民，就不知天下，就干不成“革命”——当年讲这些大话脸不红的。过去虽也多次下乡“学农”、三夏“支农”，但与插队完全不一样；插队是将自己的身份真正变成农民，将自己的命运与农民连在一起，根本不敢奢想这辈子还会返城。这时，所想所愿就会发生变化，看问题的立场就自然改变。譬如我常盘算造三间茅屋需要哪些材料，大到木材、毛竹、土基、盖屋的麦草，小到铁丝、铁钉；需要多少人工，包括木工、茅工、瓦工、小工；需要多少花费，钱从何来……

    这些都缺一不可。没有人能帮助你，国家不会分给你，一切都靠自己谋划，靠自己动手，缺少一项屋就盖不起来。过去看农民整天盘算这些，就认为他们私心太重，光想着自己家里的小事，现在不会这样看了。改变的不仅是对农民的看法，也改变了思维方式，不再好高骛远，不再崇尚清谈，不再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学生插问：这个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说插队前肯定认为是退步，现在则认为是进步。我知道这个小伙子还是几年前的我。

    有学生问：农民真能当老师吗？这是我当初的疑问，也是现在多数学生的疑问。

    下乡前种种渠道都在灌输：在学校受的“封资修”教育必须改变，要脱胎换骨；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是天然的老师。抱着虔诚的态度下乡，而实际却与想象的相去甚远。所谓忆苦饭、痛说革命家史、贫下中农结对“一帮一，一对红”之类，只存在报纸上和宣传材料中，在实际生活里是没影的事。再看农民，他们不会也没闲工夫跟你一本正经讲道理，要说也是直来直去，更多的是有一句没一句、东一犁西一耙的。有些农民还会口无遮拦地说一些落后话。农民与老师——两种身份确实很难重叠在一起。知青聚在一起议论时，有的不以为然：跟农民能学到什么？有的认为上当受骗，跟宣传的完全是两码事。我也是有反复的，记得当时父亲来信到结尾都不忘叮嘱“力戒骄傲”，“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几年过去回过头看，再教育的作用是明显的，处处留下了印记。在田里撒草粪，有时捧在手里的畜粪像刚排泄的，稀稀的，真臭真脏，已心无波澜，很无所谓；听广播里说今年全国粮食丰收，达到超历史的4700亿斤，会自然想到里面有我们生产队的30万斤。而这一切都那么自然，不做作，不夸张，也不再动不动就拿“最高指示”说事。农民的“再教育”没有讲义，不在课堂，它是春风秋雨的浸染，它是水滴石穿的渗透，它是共同命运的契合，它是人心换人心。

    有学生问：再教育给你留下的印记集中起来是什么？

    我笑笑说，我从再教育得到的是集中知青与农民两种不同的优势，形成“边缘优势”。我希望保持知青的优点：好学向上，善于思考，没有框框，想天下事；也企望学到农民的长处：务实，肯干，一切依靠自己，不怨天尤人。所谓“边缘优势”意思指我在农民中肯定不是最优秀的，在知青中也肯定不是最优秀的，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出类拔萃，我的追求目标——有文化背景的农民，真正懂得农民的知青。

    结束时好像戏说一句：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们通过我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再教育’”。一笑而散。

    “再‘再教育’”并非戏言，而是确实存在的。教育我们的除了贫下中农，也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如早于我们下乡的邢燕子、董加耕、侯隽（黄宗英写过她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风行一时），他们的事迹在全国传播，给我们的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还有当时不断树立的其他知青榜样，记得的有黑龙江农场的上海知青金训华、黄山茶林场救火牺牲的知青烈士，等等。

    那次信口开河、大言不惭说了很多，能想出的或能完整写出的大概就是这些。费力写出以上文字时我在想，究竟为什么力图将当年情景重现？其实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者那次活动确实是枯燥乏味的下乡生活中比较有趣的一件事，不忝列《下乡记》实在可惜；再者那时也是思想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现在复述已涂满当今色彩，但基本想法就是那样，可以录以备考。第三个原因下面说到。

    到了年底，突然收到县中某学生来信，姓名不熟悉，估计是上次活动中的一位。信写得像作文一样，起承转合，说了许多想法，有体会有疑惑也表决心。让我感动，觉得有责任“开导”一番。刚想回信，不料次日收到更多。顿时明白肯定又是学校的名堂——布置学生做一篇书信体的作文。过去在校我也写过的。于是索然无味，回信也不写了。

    第二年也是出于蒯老师力荐，县中邀我到学校上课。蒯老师说得轻描淡写：还照上次那样说，随便一点，放开一点。傍晚到了学校方知，不是一个小组，也不是一个班级，而是在大礼堂给全校同学“上课”。已经下不了台，硬着头皮也只好上了。晚上准备了几条提纲，反正就这些话，再准备也多不出来，不写也忘不了，不过是给自己壮壮胆。

    第二天上午，大礼堂坐了黑压压一片，学生都来了，老师也来听新鲜。从未在这么大的场面讲过话，更没有上过课，心里有点怯。更担心讲农村的事他们未必感兴趣，甚至未必能听懂。忐忑中开讲，起头的客套讲得结结巴巴，进入预定轨道就流畅起来，应该也会生动起来。礼堂里光线较暗，看下面模模糊糊，很是恍惚，找不到呼应，让我难以判断。人多，场子大，各种微小的声音汇集起来，“嗡嗡”作响。怕下面听不清楚，就提高嗓门；下面动静更大了，我声音已提不上去，只得停下，要求大家安静。反引来一阵哄笑，蒯老师在一旁也微微地笑。我有点泄气，顾不上其他，只求尽快结束。演讲“处子秀”就在这样的气氛和心境中收场，时近半天。午餐时蒯老师和其他老师都鼓励说讲得不错。还解释说，学生纪律其实比平时好多了，有些议论正说明听得认真。

    我自己还是有点儿沮丧。

    多年以后到县机关工作，时而听人说当年听过我的“报告”。我马上想起那黑压压的大礼堂，追问什么感觉？答：印象中讲得蛮好玩的，具体内容已经忘了。

    多年来我们不停地接受教育、再教育、再“再教育”，包括我也给人“再‘再教育’”。言之谆谆，满腔热情，然而效果如何？即使在“文革”那个非正常年代，基层也有不少可圈可点可鉴可学的典型，其积极价值是不容否定的；但在真情倾诉、真诚倾听的同时，整体错误的思想体系、偏执一端的思维方式、食古不化的搬弄经典、有违人性的帮腔帮调，不是也一揽子输送出去，“生动”地打动了受众？如果言者有意无意地扬善溢美隐恶，宣传者出于某种需要任意拔高，甚至造假，那么，仅存的一点积极价值也被抵消殆尽。联想到当年的学生、青年，及至成人，尽管物质条件贫乏到极点，而无不信仰坚定、热血沸腾。而如今还有吗？热血是如何冷却的？信仰是怎样淡出的？虽然有众多原因有待分析，难道跟这些伪教育没有一点关系吗？也不知当年学生中可有因受我蛊惑而影响后来生活道路的？

    今天还有伪教育吗？

    （作者系老三届上海插队知青）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