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文人告密“荒唐之恶”的反思

    夏可君

    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

    信仰之为信仰，就是有着秘密，有着对秘密的责任，有着对他者秘密的尊重！

    但是，秘密的悖论在于：秘密一定是要分享的，只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你对我所说的秘密承担责任——不要告诉任何人，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个秘密，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否则你就不值得信任了。这个知道秘密的人也会如此重复，把这个秘密传递给另外一个他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如此反复，秘密就不断被传递开来。但如此这般，秘密还是秘密吗？但如果一个秘密不被分享，只是知道者自己带进坟墓的话，那也根本就不是秘密了，既然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他的这个秘密。如何既知道分享了秘密，又没有泄密？并且没有以秘密来换取和交换什么利益？这些问题成为思考生命伦理的根本前提，如果以秘密来施行迫害，来交换生命，这即是恶的开始。

    秘密，秘密的分享和对秘密的责任，构成了生命伦理最为核心的关系，构成了伦理的最初发生，甚至，也构成了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共同体或者共通体就是对秘密分享的团体，与之相应，告密则是背叛，就如同犹大的命运，是被抛弃，被诅咒。

    秘密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

    对于宗教信仰，这是以秘密的方式守护秘密，信仰一直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上帝之间的秘密关系，上帝知道一切秘密，与之接近的人也就在分享他的绝对秘密。而且这共享要秘密地进行，每一个宗教组织都有其秘密的行规，不可被外人知晓，因此最为体现秘密的是宗教信仰。但同时，真正的宗教也要求绝对地尊重秘密，既然每一个生命都有着上帝赐予的秘密，尊重他的秘密就是尊重他身上的上帝的心意或者礼物！

    但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

    诗歌，或者说文学，是以秘密的方式来暴露秘密——文学的写作是一个秘密，我们不可能知道文学的法则，但是文学确实在暴露我们命运的秘密，让我们与故事人物一起分享他的命运。如同诗歌写作，在“文革”中是最能暴露一个人内心秘密和情感心意的，也成为最为需要解密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聂绀弩的诗歌既没有保护他自己，也牵扯进更多亲密而且能够理解他诗歌秘密的朋友。越是亲近诗人，越是理解文学和诗歌，就越是具有进行秘密交换的条件，也越是可能成为解密者，即成为潜在的告密者！因此，我们就会理解，黄苗子越是有才气，也就越是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牵连者，不管他是黄苗子还是其他聂绀弩的朋友们，已经处于这个告密和背叛的境况之中。一个总体败坏的文化，如何能有庇护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也一直没有找到揭开这个文字套索的方式，文人们就一直在无谓的牺牲和伤害之中煎熬！

    经济行为呢？经济则是秘密地交换秘密，尽管我们知道商业运作规则，但是获利的方式依然是一个秘密，秘密一直在交换，但是秘密本身却不可见。如同说市场是无形的手，哪怕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却还是一个谜。在“文革”中，为了个体生命的存活，为了家人的存活，以秘密作为交换就成为最好的手段，尽管在最终的博弈中，自己和家人都成为秘密交换的牺牲品！秘密一直在要求一个献祭牺牲的逻辑：不仅仅是心灵的煎熬，而且就是身体的牺牲。“文革”是一个以秘密的交换来召唤生命献祭的时代，被迫害与主动伤害都在牺牲的交换逻辑中滋养着暴力：秘密的交换并没有转变出最小的暴力，反而扩大了暴力，这是生命的经济在秘密的暴力中无法解决的悖论。

    政治，当然更加与秘密相关了，政治是拥有秘密的权力，政治就在于对秘密的少数拥有与严密控制，分有政治秘密的人也就分享了权利。表面看起来，“文革”似乎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既然所有人都在告密，到了最后，不就一切都暴露出来了？可奇怪的是，越是告密，秘密越是在增加！似乎秘密在政治斗争中自身繁殖着！这是因为，既然秘密可以换来存活的权力，或者说知道更多的秘密可以充分保护政权的权威和权力，那就需要知道更多的秘密，需要更多的人来泄密，直到把不是秘密的也当做秘密！

    比如简单私密的日常生活，比如最为公开的酒桌上的牢骚话，比如远远超越作家本人意图的诗歌等文学文本，比如内心转瞬之间的念头，那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一些瞬间意念，等等，都成为政治要监控的对象！政治的成本之高，也迫使生命政治最终走向迫害和谋杀，只有谋杀一个人才可能减少秘密的繁殖，如同对种族的大清洗和灭绝。秘密，在某个特殊时代，成为谋杀生命或者身体的催化剂。这是生命政治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和身体如此紧密地关联起来，“文革”的暴力语言和身体的暴力行为的亲密关系，一直有待于更加深入地思考。

    当然，科学一直以发现秘密为进步的标志，但是也假定了自然的秘密一直是还有待发现的。启蒙理性要照亮一切，揭示一切，在秘密的逻辑上，也走向了自身的悖论。

    “文革”期间对一切的揭发也是有着所谓科学主义的幌子的。当然，如同窃听技术的出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更加处于没有秘密的时代，我们的电话、手机、网络账号等等，无一不可以通过技术来解码，哪里还有个人的私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如何可能？在“文革”时代，尽管多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揭发秘密，生命政治的真相体现尤为彻底，而且把每一个人的内心意念都当做解剖的对象，还是指向身体的，只是技术更加原始一些。

    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一切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黏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这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黏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本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加大，深入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也许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这个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转变为常态，因为既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一常态立刻转变为例外状态，以至于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什么是例外，这就是荒唐的根源。所谓荒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发生了，持续很久之后，大家都变得麻木，没有人能够从中出来，大家都黏滞在一起，连旁观都没有可能，连自欺都不必要了。

    从荒唐和一切都黏滞的经验中，反思就不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在中国要出现西方那般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西方内在危机的深刻思想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我们甚至还以为：既然“文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荒唐，我们都在里面，彼此都一样，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么的荒唐，那么的无意义，那还追问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问其原因了。这就是自欺的根源！过来人都以为并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让它永远过去好了！但是，这个黏滞并没有去掉，我们还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彻底摆脱出来，比如说去往国外生活，那就彻底不相干，但这仅仅是消极的遗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国，还是被黏滞在一起了，现在出现的对“文革”知识分子告密事件的揭发，不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进入了那个荒唐的时代？

    在荒唐中，无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视荒唐，在荒唐中变得麻木，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荒唐之恶，成为中国文化现在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有着根本恶吗？既然我们都在荒唐之中，哪里会有外在的审判？哪里会有出路？

    什么是恶？恶，总是自我意识的，因为这是与语言的本性相关的；作恶，总是有一个声音出现：不该作！这是不允许的！任何语言、任何种族都有着此语言的命令结构，一个带有否定的与法则相关的声音已经先在地出现了。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具体的不同的命令和内容，但是在形式语言上有着先在的声音，所谓的良知或者良心的声音就来自于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说因为疯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听不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做出反常的违规的行为、僭越边界的行为。恶之为恶，已经是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已经有着语言和法则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恶是：意识到自己作恶，却为自己的作恶而辩护，以至于作恶而成为习惯，并且变得麻木（所谓的麻木不仁了！）。当然，困难的判断和自我的觉醒在于：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评价标准，如同王阳明走向无善无恶的心体，良知的声音还有什么作用？在更虚无主义的时代，如何还有根本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彻底和高妙之处：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或者无根的，就不必有什么良知的自我判决了，最终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任何的追问缘由都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开始。荒唐本来不是什么善恶，是超善恶的，我们这个文化其实是超善恶的。

    但是，还是有着恶的问题，甚至有着根本恶！因为，根本恶在于：不仅仅是麻木和无所谓，而是面对此荒唐的处境，一起陷入遗忘和没有能力反思。或者说，通过秘密的交换，我们进入一个告密的普遍背叛的社会，直到成为例外的荒唐状态，我们还无力进行反省，还无法走出荒唐，这就是恶，这就是最为平庸的恶。

    如果不用阿伦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是“荒唐之恶”！这是恶的荒唐，以至于恶都不是恶了，失去了恶本身之狰狞的面孔，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并不反思恶。

    因为我们的传统更加看重吉凶祸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这本来并不是文化好坏高低的评价标准所能解决和判决的，但是，在这个文化内部，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因为荒唐导致了对生命的迫害，因为以秘密为手段来迫害生命，就构成了恶！

    对荒唐之恶的反思，仅仅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原先，我们大家都在荒唐的铁屋子里（借鉴鲁迅先生的比喻），我们根本都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无法知道我们里面的存在境况。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线，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恶。尽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的境况，并不是恶，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导致生命的相互伤害，就是恶，是根本恶。

    这就是我们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处的本体论上的最大困境：我们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因为我们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来不该说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说成是秘密，因为只有说出秘密才是忠诚的标志，那就以更多的秘密来交换吧！那就滋生秘密吧！这就是荒唐的开始，本来不是秘密，现在因为存活的压力，为了表达奴才一样的忠心，一切都成为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监控起来，或者以主子的监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监控起来。

    在这里，不有着某种最初的伦理和宗教的体现？我们如何可能走出来？走出一个荒唐的时代处境？既然我们都在里面，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外在的拯救力量？如果是救赎力量，不也是一个要监控我们的绝对他者？

    这让我们想到基督教。基督教之为基督教，是对一个整全他者（wholy other）的发现，到了奥古斯丁那里，这个外在超越的他者成为内在监视我们的绝对内在的他者——一个比我们自身还要更加自身的内在他者，他在我们内心的最为内心处看着我们，而我们却看不到他。因此，这让我们感到恐惧与战栗，让我们诚实，因为我们无法欺骗这个内在的他者。我们可以暂时欺骗我们自己，但最终既然这个绝对他者一直处于我们内心之中——比我们自身的内在还要内在，即比我们还要更加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就无法欺骗他，这也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需要悔罪，也是忏悔室等等萌发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是以内心的秘密以及恶意识的自我揭发作为信仰的条件。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前反思文人和知识分子告密的一个巨大的难堪之处：无论是幸存的有着“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现象的知识分子，却还是在继续自我伤害，彼此伤害。在很多人看来，章诒和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围绕黄苗子事件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困境，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继续在彼此揭发，并没有触动根本的极限。因此，千万不要与德国统一之后对东德的档案解密对比，那几乎是针对所有人的解密，可我们当前的中国，被解密的、再次被揭发的却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其实对于那个“文革”时代，也许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彼此揭发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为常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何还要再次揭开这些已经过去的伤疤和创伤呢？这不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记忆？如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记忆和表象的悖论不也在于此——对暴力的记忆和表现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强化着暴力的梦魇？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前这些争论的局限和问题，章诒和先生无疑有着反思的彻底性：“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但是，还有待揭示出秘密运作的机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诒和先生被亲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对此荒唐之恶没有深入揭示，无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愤的口实和咀嚼伤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过去又要从过去摆脱出来，这可能与宽恕有关，如同德里达对宽恕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绝境思考，宽恕一直作为前提却无法施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而基督教是不允许偶像崇拜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对秘密的责任，如同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就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这个事件所体现的绝对沉默和对秘密的责任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了。“文革”最大的沉痛在于：我们都无法沉默，连沉默的权力都没有，因此不得不说，不得不通过语言来泄露暴露一切，我们的汉语已经被语录体、大字报和口号等等暴力语言所深深浸染了，因此，我们还有待上升到语言的本体层面来思考告密的问题。告密其实与语言有着内在关系，思考语言的沉默与秘密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走出我们当下的困境！这个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诗歌也无法保持沉默，本来是作为秘密的诗歌也被自己的朋友们解密，作为告密的材料！诗歌本来是保护秘密的，信仰也是保护秘密的，但是，在一个看似有着信仰——其实是偶像崇拜的时代，一切都没有了秘密，除了偶像本人作为秘密。穿越这个偶像的盲点，走出荒唐时代，需要我们有真正的信仰，以及对他者秘密的绝对尊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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