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禅

    张志军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唐宋，进入了黄金时代，从诗词到绘画，从音乐到雕塑，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这些文化艺术领域高原崛起式的突变，与佛教的传播尤其是禅宗的繁盛有着极大关系。

    自大教东来，中国文化艺术日益受其影响。尤其是六祖慧能之“顿禅”兴起后，以其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超然物外的洒脱飘逸、通天彻地的广博智慧，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他们谈禅、习禅，思想上有一种禅理化的倾向，不知不觉里引起了他们生活情趣的变化。自然而然，他们以禅入诗，以禅入画，以禅入乐……艺术思维日益由粗糙浅直，走向宏深精微。禅的精神、意韵、风骨，陶冶了唐宋文人之情操，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浓重的禅味、禅意、禅韵，进而产生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境界：禅的渗透，使得艺文作品更有灵性，变得空明灵透、飘逸超脱，达到空前的审美境界。所以，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

    唐宋文学大家中，禅悟最深的，当数王维；而与禅僧交往最多、在禅门中影响最大者，首推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1037-1101）无疑是伟大文豪之一。他的绝代风华，他的卓尔不群，或许只有诗仙李白方可与之媲美；他文、诗、词无一体不精，书、画、琴无一艺不能，学养之深厚，才华之广博，恐怕连李白也难以企及。作为文学家的苏轼，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作为一位禅客的东坡居士，尤其是其参禅学佛的心路历程，则鲜为人知。

    一、禅缘天然

    苏轼天生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有着甚深缘分。

    苏轼的父亲苏洵（1009-1066）好佛，常从禅者游。庆历五年（1045），他进京“高考”不第，“宦学四方”，在庐山结识了云门宗大长老圆通居讷，并依之参扣禅法。苏辙《赠景福顺长老二首》（《栾城集》卷十一）序中说：“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

    这次庐山之行，苏洵还结识了另一位云门宗高僧育王怀琏（1009-1090，赐号“大觉”，故亦称“大觉怀琏”）。他也是苏轼真正交往的第一位禅师。皇祐初，苏轼赴开封会试的前五年，怀琏奉宋仁宗诏请，住持京城净因禅院，经常入宫说法，深得皇帝青睐。

    甚至，每次与怀琏唱和的诗词，仁宗皇帝都要亲手抄写下来，赐给怀琏，先后共有十七篇之多。嘉祐年间，三苏父子入京以后，苏洵经常带领苏轼兄弟参谒育王怀琏。怀琏曾以阎立本所画水官赠苏洵，洵报之以诗，并让苏轼和作。苏洵过世后，苏轼将父亲收藏的五代时期著名画僧贯休的罗汉像，布施给了育王怀琏。在朝为官之时，苏轼依然时常光顾净因寺，参拜怀琏禅师。他在《祭大觉禅师文》中说：“我在壮岁，屡亲法筵。”

    英宗治平二年（1065）怀琏南归，二人一直保持书信来往。怀琏禅师在四明（今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建宸奎阁，收藏仁宗所赐十七首颂诗，苏轼为作《宸奎阁碑》。

    更奇妙的是，苏轼由父辈引领而结识育王怀琏，进而又与怀琏的弟子径山惟琳等人成为莫逆之交。父子两辈与师徒两代，世间与出世间僧俗两界，保持亲密交谊数十年，可谓古今美谈。苏轼被贬岭南时，惟琳禅师极为关切，专门在佛前祈祷，保佑其平安返回中原。苏轼临去世那一年，二人相遇于常州。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在《与径山长老惟琳二首》序中说：“卧病五十日……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即告，晚凉更一访。”从中可以看出，二人交谊之深厚，非同寻常。苏轼临终，径山惟琳一直守护在病榻旁，并且，在那个时刻，二人还有过极为精彩的禅机互换。

    苏轼频繁与禅僧接触，始于他任杭州通判之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杭州地灵人杰，名僧云集。苏轼曾经自夸：“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他说：“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

    “辩”是指慧辩与辩才元净二人。苏轼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说：“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行见师（慧辩），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他在《赠上天竺辩才师》中描述道：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据弟弟苏辙记载，苏轼次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请辩才象征性地落发、摩顶祝福之后，不几日，行走如常儿。

    当然，与苏轼来往更多的，是江南的一群诗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这首《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透露出苏轼之所以对禅感兴趣，与禅僧来往，系文人当时以谈禅为雅趣的风气使然。直白地说，他那时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嘴上说禅，内心仍然以正统的儒家士大夫自居。到深山古寺名曰寻禅，实为寻诗，寻找诗情涌动的灵感。

    果然，携三五诗僧雅友，游杭州之湖山胜景，苏轼绚烂的才华被激发出来，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病中游祖塔院》便是出自这一时期：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当心身疲惫之时，精神暂时失落之际，苏轼到禅寺不过是为了得到心灵的宁静。

    以清新脱俗的禅，来慰藉备受险恶官场伤害的心，是古代文人失意之时的“安心药方”。因此，可以说，苏轼前半生谈禅、写禅，却并不修禅。因而，当时同样喜欢说禅的杭州太守陈述古，哂笑苏轼说：“尔之禅理，十分浅陋。”

    苏轼交往最深的诗僧，乃道潜。道潜，号参寥子，亦是育王怀琏弟子。道潜之诗，效五柳（陶渊明）之风，多菜蔬之气：“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又：“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深动浅处明。”他本名昙潜，先因东坡而改名，后因东坡而被追夺僧籍（被勒令还俗），再因东坡被捕入狱并发配他乡。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州。

    苏轼偶然读到了这首清丽别雅的《临平道中》，很是喜爱，将其镌刻于石上。当他知道该诗是名叫“昙潜”的僧人所作，即欲结识之。于是，他借赈灾之机，来到昙（道）潜的家乡——於潜（今杭州临安），在县太爷的陪同下，来到西菩山明智院拜访。然而，道潜一如无根的白云，不知逍遥到了什么地方。

    这一年，是熙宁七年（1074），也是苏轼任杭州通判的最后一年——不久，他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也就是说，他与道潜错过了相逢的机缘。

    然而，看似的遗憾，却成了一坨发酵了四年的普洱。熙宁十年，苏轼知徐州。第二年九月，一位面目清癯的云水僧风尘仆仆而来：“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

    当道潜吟诵出这首《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的时候，两位神交已久的文友终于相会了。在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白马台、百步洪、黄楼……徐州的名胜之处，时常出现一僧一俗、一民一官把臂同游、相互唱和的身影。

    苏轼本来就是世不二出的天纵英才，而今又与世外高人相逢，更是文思泉涌。灵感之频发，连他自己都惊诧不已：“何妨却伴参寥子，无数新诗咳唾成。”（《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

    最重要的是，道潜不仅仅是一位诗僧，更是一位“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次韵僧潜见赠》）的禅者。他深厚奇妙的禅学修养，超然物外的空明智慧，深切影响了苏轼。甚至，连苏轼的诗情文理，都在悄然易变：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几百年之后，清代文学家纪晓岚评价苏轼这首《送参寥师》说：“（道）潜本僧，而公以诗友之；专言诗则不见僧，专言禅则不见诗；故禅与诗并而为一，演成妙谛。”纪大才子只说了苏轼评介道潜诗这一方面，其实，这四句话、二十字，何尝不是苏轼有感而发的亲身体验？他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诗之灵感生发的意境。这也表明，经过道潜的禅学启发，苏轼对于诗、对于禅的参悟，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在徐州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风流趣事：一次，苏轼、道潜与当地文友雅集。席间，生性诙谐、放旷的苏轼促狭道潜，让官妓马盼当众向他求诗。一位风情万种的名妓，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二人相对，该是怎样的尴尬万分？道潜一笑，随口吟诵道：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彭城之会，拉开了二人二十二年的友谊序幕。此后，苏轼沉浮于官场，起伏于仕途，迁徙不断。道潜不辞辛苦，时常追而随之。苏轼谪黄州，故友多避之如瘟疫，唯有道潜远来相会，且留居整整一年，陪伴其度过了一生最艰难的时光。患难见真情。一个方外之友，拳拳如此，足可感天动地。于是，道潜被苏轼政敌恨之入骨。在苏轼谪惠州时，其仇家吕温卿任职浙西，派酷吏收捉道潜，下到苏州大狱，最终被没收度牒，发配兗州。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蒙赦，才恢复僧籍。而苏轼，就在这一年亡故了，两位知心朋友未能重逢。

    二、黄州参禅

    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因在诗中对变法新政多有讽刺，被捕入狱。经元老重臣张方平、吴冲、范镇等人营救，连政见不同的王安石也出面为他说好话，并由笃信佛教的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干预，苏轼总算保住了性命。四个月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政府的管制，不能到其他地方居住；不得签署公文——没有参与政务的权力。苏轼自嘉祐二年初就科举，便以惊人的才华为朝廷上下所注目，一直被视为宰相之才。然而，二十多年蹉跎岁月，他不但没有“功成名就”，反而一再被贬，其内心之苍凉、凄苦、悲伤，无以言表。“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人生磨难，政治挫折，逼使他倾心空门。读佛经，看释典，与僧人谈禅，成了他的主要“功课”。甚至，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日子，寻找精神寄托，他一遍又一遍抄写《金刚经》。苏辙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正如苏辙所说，贬居黄州，是苏轼深悟实相的关键时期，也是其从苏大儒士变成东坡居士的关键时期。他的《黄州安国寺记》，记录了其皈依佛教、静坐修行的心路历程：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初到黄州，家眷尚未迁来，寄居在城南的安国寺（又名定惠禅院）。住持继连禅师将他安置在一间僻静、整洁的禅室。他外息诸缘——闭门谢客，每日面壁——修习止观（止息妄念，观察实相。止属于定，观属于慧，即定慧双修）。就是从这时起，他真正转入切实修行，并从中感悟到了人生真正的归宿。后来他的家人也到达黄州，苏轼就在与安国寺相邻的临皋亭安了家，以便时常前来静坐。此后四年多时间，从未中断。他夙具灵根，很快就有所省悟。

    那天，他在安国寺佛前发心忏悔，焚香坐禅，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之间进入了一种灵灵明明的禅定状态，突然觉得身心通通透透，了不可得，顿悟空性真谛。正是有了这种奇妙的体验，他在《前赤壁赋》中，将禅的意境发挥到极致，写得酣畅淋漓、惟妙惟肖，通篇皆是神来之笔：“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江水滔滔，不断流去，但始终没有消失。月亮阴晴圆缺，却无增亦无减。若是从变化的角度来观察，沧海桑田，瞬息万变，万事万物每一刻都在不停地变化；从它们本性上看，其实体何曾变迁！千变万化，自性不变！所以，众生佛性宛然，本质不会被污染，终将成佛。这一宏论的源流，是僧肇大师的《物不迁论》，而苏轼将之描述得更加美妙，更加鲜活，更加生动。

    禅的空观与静观，是让人从本质上认识到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苏轼却发现，禅理可以作为诗文的借鉴，禅定的美妙境界更是与诗文之意境相通。

    其实，中国文人早就已经领悟、窥探到了这个秘诀：参禅可开发文思，激发灵感。

    首次将这一秘密公布于众的，乃刘禹锡。与苏轼一样，政坛失意后，他有了大量时间修禅。于是在一次静修中，在灵明不昧的禅定状态下，他契入了妙不可言的灵感源泉。

    刘禹锡详细描述道：“能离欲则心灵空明虚静，心灵明静则森罗万象映入，此时，如形之于诗词，其词美妙而深邃；若赋之于声律，其曲婉转而灵动。”所以，自古以来，有许多禅僧以惊人的诗才闻名于世。因禅定而得到诗的意境，故而脩然以清；由禅定显发的智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离欲即是持戒，戒能得定，定能生慧，这是禅修的基本次第，是禅悟的前提。在那神奇的禅定状态下，人的心灵与大自然相互交融，息息相通；在这种境界里，诗的灵感与禅的妙悟浑然一体。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许多没文化、不识字的禅僧（如六祖慧能）也能出口成章，吟诗作偈。

    禅定与智慧，是禅修的两个车轮，是开悟的必由之路。而刘禹锡、苏轼等人，从定慧修行中另辟蹊径，找到了艺术创作灵感的源泉。因此，黄州的五年，由于参禅所彰显的智慧，升华了苏轼的文才，并且风格一变，迎来了前所未有创作高峰。《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都诞生于斯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轼之黄州诗文，构思巧妙，晶莹剔透，大气磅礴，瑰丽雄奇，不但是有宋一代之文学巅峰，而且名垂千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黄州城外，长江之畔，如同屏风一般耸立着一列巨大的石崖，其色如凝血，其形似墙壁，人称赤壁。当地人都说，这里就是当年魏、吴、蜀三国鏖兵之“赤壁”。元丰五年（1082）六月的一天，迎着猎猎江风，东坡居士站立在赤壁绝顶，举目眺望，长江从遥远的天际逶迤而来，混混沌沌，浩浩荡荡；风催潮涌，江涛拍击着坚硬似铁的礁石，飞溅起朵朵浪花……

    千百万年来，江水一直这样流淌着。山河过眼，犹如岁月入梦。于是，大江洪流之壮阔，化为东坡居士诗情之澎湃，《念奴娇·赤壁怀古》之词句，从胸臆中流淌而出……博学的苏轼当然知道，此赤壁并非周郎、诸葛、曹操表演的历史舞台，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在蒲圻长江南岸。然而，以佛教《华严经》“法界诸法等同一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的理论，宇宙人生的一切事物，彼此相互摄持，互相融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而，此赤壁何妨当成彼赤壁。

    一个月之后的七月十六，日落西山，暮云合璧，大江之上，飘来一叶轻舟。东坡居士同二三雅友，携一壶老酒，夜游赤壁：正是日已落月未升时分，初秋的夜风徐徐而来，温润中带有一丝清凉；月与日分处东西地平线上，波涛不兴，江面平静如镜。天映水中，水光接天，江天同流动，光影共徘徊……月升天上，影落江中，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赤壁依旧，流水长逝，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遥想当年，一代枭雄曹操破荆州，下江陵，旌旗蔽空，投鞭断江，天地为其惊，鬼神因之泣，而今安在哉？

    梦里雄风劲，江畔箫声咽；风清醉新叶，月淡隐芦花；闲拨月光千秋韵，醉撩江水万古流……于是，《前后赤壁赋》应运而生。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文论家评析这两篇奇文，然而，始终不过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从未窥见其实相；历朝历代，又不知有多少人力图模而仿之，但不幸的是，从来没有人能做到神似。

    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有形不累物，无迹去随风。莫非，飘逸灵妙的《前赤壁赋》真是宇外天籁？清冽孤寂的《后赤壁赋》乃神鬼绝唱？

    其实，苏轼并不是第一个用这种禅宗心法描摹山水的人。王维之诗，柳宗元之文，都曾用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佛门居士，都曾深入禅定。柳宗元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们以博大宏阔的佛理，以自己止观修行的心境与体验，以禅定之中的万千意象，来阐释、描述人与心灵、人与自然、心与宇宙之重重无尽的机缘。

    也就是说，唯有亲自经历过神奇、玄妙的禅修体验的人，才能有那种境界、那种意象、那种感悟、那种哲理。试想，一些佛教、禅学的门外汉，试图剖析东坡居士诗文之“法界一相”的宇宙时空观，岂不是隔靴搔痒！

    说些题外话：宋代儒者张载（1020-1077），其主要著作《太虚即气论》深受佛教唯识、华严思想之影响。然而，他与其他理学家一样，返回来又著《正蒙》严厉批判佛教，说：释氏诬天地为虚妄。元代刘谧撰《三教平心论》（《大正藏》第五十二册），驳破张载说：“何不观《赤壁赋》曰：‘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不能以一瞬。’则天地之终穷，固出于苏东坡之说也，岂独释氏有是言也。”——这表明，苏轼之《赤壁赋》比较完整地传达了禅的意念。

    正是皈心佛教，长期禅修，使得东坡居士对于人生、对于挫折有了全新的认知，悲喜无波，从容淡定，历经磨难而升华。所以，他同一时期的《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表现了从未有过的人生况味：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禅使得人们整日飘荡的性灵回归寂静，混沌的心念得以澄清，它的妙用是觉悟人生，重新找回湮灭在尘埃中的本来面目，而绝对不是为了创作一些诗文那样肤浅！

    因此，东坡居士此时的文思之慧，当属世智辩聪，尚未真正契入禅机。《续传灯录》卷二十记载他与玉泉承皓斗机锋，被当头棒喝，便是明证。

    玉泉承皓乃云门宗第五代禅师，机锋迅捷，锐不可当。苏轼行遍天下，拜会过的高僧大德不计其数，尤其是云门宗的著名禅师，他几乎都相识，对其宗风、禅法了如指掌，所以，很想与玉泉承皓机锋相见。那日，苏东坡换上便装，进到寺里，开口就要住持出来相见。见知客不肯通报，他不禁高声叫嚷起来。承皓禅师应声而出，问明缘由，客客气气将他请到禅房用茶。双方落座，承皓禅师侧身合十，恭谦地问：“尊官高姓？”

    苏东坡微微一怔：这老和尚好眼力。他下意识地整整衣衫，乜斜着眼说：“我姓秤，就是称量天下长老的秤。”

    侍者听到这句极不礼貌的、故意挑衅的话，眼都瞪直了。苏轼才不管这些呢，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你若是动怒发火，有违佛家慈悲；若是忍气吞声，便被他挫了锐气，占了上风。正当苏轼洋洋得意之时，冷不防承皓禅师大喝一声！苏东坡以为老和尚恼羞成怒了。可是，当他扭头观看时，发现承皓禅师正在笑眯眯地望着他。承皓说：“尊官既然姓秤，就请你称一称我这一喝有多重？”

    宛若重拳打到棉花堆，苏东坡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敢情说食不饱，口头禅也有不灵的一天。

    三、庐山开悟

    元丰七年（1084），苏轼迁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四月，他乘船顺江东下江州（今九江），计划到高安（江西）看望因受他牵连而被贬的弟弟苏辙，因而顺便在庐山畅游了数日。正是这几乎被所有史学家忽略的庐山数日，使他悟入了禅之大道，进而使他的整个人生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庐山北带长江，东连鄱阳，巍峨多姿，壮哉俊极。白居易评价云：“匡庐奇秀甲天下。”李太白更说：“予行天下，所游览山川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匡庐不仅为天下名胜，也是佛国净土。远在东晋时期，著名书家王羲之将自己的别墅舍给西域僧人达摩多罗作为寺院——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归宗寺。北宋时期，“僧屋五百住庐峰”，苏辙曾赋《归宗寺》咏叹：“佛宇争雄一山甲，僧厨坐待十方供。

    欲游山北东西寺，岩谷相连更几重？”

    这是东坡居士第一次亲近庐山。在这里，他见到了书信来往已经四年多的佛印了元禅师。在佛印、道潜陪同下，他沿着四十年前父亲的足迹观胜景，访高僧，识新朋。

    四月二十四日，东坡一行来到苏洵曾经流连许久的圆通寺。而今，物是人非，苏老泉与居讷禅师都已作古。第二天，恰恰是苏洵忌日。于是，东坡夜宿寺中，亲手书写了长达七十二行的《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宝积长者献盖颂佛偈》，赠给现在的圆通寺住持可迁（仙）长老。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昨天晚上，可迁长老梦见佛像头顶的宝盖飞了起来，所到之处，华光四射。没想到，梦中瑞象应在苏东坡的墨宝上。

    于是，东坡以诗记之：袖里宝书犹未出，梦中飞盖已先传。（《圆通禅院》）

    庐山东林寺是中国最著名的寺院之一，系东晋时期慧远大师创建净土宗的圣地。

    古来，东林寺方丈在佛教界有着崇高地位。此时，东林寺方丈乃可迁禅师的师父——东林常总。常总（1025-1091），号照觉，原籍四川剑州尤溪，俗姓施，系临济宗黄龙派创派祖师慧南门下三大高徒之一（其余二人为黄龙祖心、真净克文）。据说，慧远大师曾经留下谶记：吾入灭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果然，元丰三年，朝廷诏请常总“革江州东林律居为禅席”。肉身大士，就是活菩萨。自然而然，人们相信常总就是慧远大师悬记的大菩萨。

    因此，到庐山，不游东林寺，不在寺前记载着慧远与陶渊明“虎溪三笑”千古佳话的虎溪桥上走一走，不参谒东林常总禅师，就不算到过庐山，必定终生遗憾。东坡居士在圆通寺为先父作完法事后，来东林寺拜会常总大师。一个是名重禅林的长老尊宿，一位是倾心禅宗的当代才俊，二人的会面，当然离不开禅。

    黄龙宗门庭严峻，人喻如虎，禅不假学，贵在悉息心。常总禅师不像苏东坡原来交往的那些禅师，大都与他惺惺相惜，对他十分客气。而这老和尚冷眼看去，发现东坡居士寄情山水，对自然之道悟性颇高。恰恰，东林常总是演绎“无情说法（自然三昧）”的高手，曾特地开示说：“乾坤大地，常演圆音；日月星辰，每谈实相。”回忆先师黄龙曾经说过：“秋雨淋漓，连宵彻曙；点点无私，不落别处。”他老人家还说：“滴穿你的眼睛，浸烂你的鼻孔。山僧我则不然。这一句话怎样说呢：终归大海做波涛！”

    号准了东坡的脉搏的常总禅师，三言两语之间，便将话题引到山水自然。他刻意向东坡开示，如何在大自然中体会禅的美妙，怎样感悟无处不在的佛法真谛。在他的启发下，苏东坡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当夜，他躺在东林寺的禅床上，回味着常总禅师的话语。忽然，隐隐约约中，耳边传来虎溪之水咕咕流动、泠泠似琴的声韵，由是，他豁然有醒，四句诗偈从自性田中流出：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赠东林总长老》）

    东坡居士将溪水比作佛祖说法时的广舌相，将山色等同佛的真身，可谓深得无情说法之自然三昧。

    引导开悟的恩情比山高、似海深，故而，苏东坡著文颂赞东林常总说：“堂堂总公，僧中之龙。呼吸为云，噫欠为风。”——好一个东坡式的赞辞。

    苏东坡在庐山的最后几天，常总禅师与他一同游览五老峰之后，又来到西林寺。

    禅机洞然，自性之光璀璨；山川壮美，灵感火花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东坡《题西林壁》第一句诗，是从南山道宣律师（中国佛教律宗开山祖师）《通感录》之语“庐山七岭，共会于东，合而成峰”化来的，可见他对佛典是多么的熟悉。后人都说，丰富而深刻的哲理，是这首山水诗的灵魂，赋予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其实，这首诗更是苏轼悟透人生的“见道”之偈，表达了他所感悟到的意境。深谙佛学的黄庭坚读了此诗之后，评论道：“东坡对般若（通达真谛的无上妙慧）了解甚深，横说竖说，得其真谛。”

    其后，东坡居士还写过一首与庐山有关的诗偈：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见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禅的境界，如同“庐山烟雨浙江潮”，气象万千，波澜壮阔，却又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真实！甚至，真实得普通人不敢相认，更不敢承当！

    如果说，庐山见道之前的苏轼也很潇洒，但那是抑郁不得志的发泄，是对拘谨官僚生涯的“反动”，是刻意而为之；那么，从此之后，他性灵上步入了自由王国，真正如行云流水，沉浮不伤其情，苦乐不动其心。

    四、前世今生

    东坡居士在临济宗黄龙派大长老东林常总的激扬下，豁然开悟。之后，他从庐山继续南下筠州高安，去看望弟弟苏辙。

    苏辙任职高安时，黄龙宗另一位大长老——真净克文（1025-1102）正在此地著名的禅宗祖庭洞山任方丈。真净克文生性淡泊，在僻静处另筑了一座草庵居住。因他的草庵名曰“云庵”，故而人称“云庵和尚”。苏辙与苏轼一样，笃信佛教，经常来洞山随从真净克文打坐谈禅。同时，高安圣寿寺的聪禅师也是四川人，他方逢乡亲，自然过从甚密。

    《冷斋夜话》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日，苏辙来到洞山，真净克文说自己昨夜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与苏辙、圣寿寺的聪和尚一起出城迎接五祖戒和尚。五祖戒禅师是云门宗著名尊宿，可是，他早已过世几十年了啊！苏辙也感到很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尚未等他询问详情，聪和尚也从圣寿寺匆匆赶来了。苏辙迎出门来，拉住他的手，开玩笑地说：“刚才，正与洞山和尚说梦，你来，也想和我们一起谈梦吗？”没想到，聪和尚居然说：“正是如此。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三人一起，去迎接五祖戒和尚。”

    苏辙不禁惊诧得抚掌大叫：“世上果真有三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

    苏辙屈指算来，五祖戒禅师圆寂于景祐三年（1036），比自己的出生早三年，甚至比哥哥苏东坡还要早一年，所以，压根就不可能与自己有关联，自己怎么会去迎接他呢？

    不一会儿，侍者送来一封信——当然不是五祖戒禅师从常寂光（诸佛如来法身所居之净土）送来的书信，而是苏东坡亲笔。他在信中说现在已经到了奉新，一半天就可以到达高安。三人非常高兴，立刻出城赶到二十里外的建山寺，迎接远方而来的贵客——梦中的五祖戒禅师，变成了现实世界的苏东坡！

    自然，见到东坡居士之后，大家首先对他谈起了那奇异的梦。苏东坡听过他们的梦境之后，也给他们讲了另外两个梦：那一年，苏东坡的母亲梦见一个年老僧人到家里投宿，那僧人又高又瘦，还瞎了一只眼睛。她一生信佛，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随后，她便怀上了苏东坡。而苏东坡在八九岁的时候，经常梦见自己是一个禅宗的僧人，来往行脚于陕右。可是自己生在四川，一个小孩子更不可能到过陕右啊！

    他讲完，真净克文说道：“五祖戒禅师就是陕右人啊！而且他又高又瘦，也瞎了一只眼。他晚年就来到了我们现在的高安，投奔了大愚山。”

    这一年，距五祖戒圆寂五十年，而苏东坡正好四十九岁。时间、地点以及多人相似之梦的巧合，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普遍相信，苏东坡乃五祖戒禅师再来。宋昙秀《人天宝鉴》（《卍续藏》第一百四十八册）记载：东坡曾与真净克文书曰：“前生既是法契，愿痛加磨勘，使还旧观。”自此之后，苏东坡公务之余，经常身穿出家人服装。乃至后来回到京城，上朝之时，他往往也是外穿朝服，内着僧衣。

    《春渚纪闻》卷一也记载，有一个禅僧曾经告诉过苏东坡，说他的前世是一个禅师，也就是五祖戒和尚。

    《春渚纪闻》还记录了另一件奇事：东坡任职江浙期间，他的知己禅友道潜为西湖之畔的寿星寺住持。一日，东坡前来访友。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不起眼的寺院，刚刚走进山门，他的表情呈现出惊诧之色。道潜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平生从来没有到过这座寺院，可是这里的一切我都似曾相识。不，准确地说，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好像我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似的。”

    道潜自然不信。东坡说：“你若不相信，你去数一数，从这里到忏堂，应该是九十二级台阶。”身为方丈的道潜，也不知道这一数字。他细细数了一遍，果然如此。苏东坡想了想说：“我的前世一定住持过这座寺院。今天这里的僧人，应该是我过去的法属。”

    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这所佛寺中盘桓小憩。

    其实，不光是这座寺院，他在杭州处处都有故地重游的感觉。他在诗中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由此可见，他的前世似乎是一位与杭州很有缘分的禅僧。而五祖戒禅师年轻时在江南云游，杭州就是他的主要参学、生活之地。

    后来，大约元祐初年（1086），苏东坡与黄庭坚一起去拜见一位神奇老者，老者一见面就说苏东坡的前世是五祖戒和尚，而黄庭坚的前世是一女子。黄庭坚压根不信，苏东坡虽然默默不语，却频频点头。

    再后来，苏东坡南迁惠州，途经韶州，专程到曲江曹溪南华寺，拜谒六祖慧能真身。

    那天，刚刚步入寺门，东坡居士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回归家乡的激动在他心中荡漾。等他见到六祖肉身，更像是回到了娘亲膝下的浪子，不知不觉匍匐在地，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南华寺》）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里，在这天下禅宗的故乡，苏东坡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因为一念妄心，为世间名利所动，堕入轮回，“受此百年谴”。而今终于醒悟，潜心禅修，祛妄显真，回归本来面目。

    五、禅友佛印

    在中国禅宗史上，云门宗以门庭孤危险峻著称，被尊为“云门天子”。其格调简洁高古，其禅法超脱意言，其宗风艰深玄奥，其机缘人难凑泊。因此，非上上根器之人，实难悟入云门宗旨；同样，反过来说，能够于云门一宗登堂入室者，决非泛泛之辈。那些人大都是慧心如兰、满腹锦绣的高雅之士。云门下第五代，更是人才辈出，群英荟萃：嗣法雪窦的天衣义怀自不必说，佛日契嵩著作等身，云居晓舜圆融无碍，育王怀琏性情高洁，灵隐云知举重若轻，圆通居讷笑傲帝王，法昌倚遇独木撑天……

    或许是英雄相惜，或许是心有灵犀，苏轼与数位云门俊杰结为莫逆之交。除育王怀琏之外，慧林宗本、佛日契嵩，都是他的方外之友。佛日契嵩文采斐然，笔墨锦绣，佛学著作多种，深受仁宗皇帝喜爱，赐号“明教大师”。他之才华不在苏轼之下，苏轼视为知己，理所当然；他与参寥道潜一生友谊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他与另一云门宗奇僧佛印相互斗智，机锋交错，灵光迸发，慧力透天，传为千古美谈。

    佛印与苏轼一样，出生于世代业儒之家，童孩时期便不同凡响，遐迩闻名：三岁读《论语》，五岁背诵百家诗三千首。不同的是，他没有金榜题名步入仕途，而是成了声振朝野的一代禅宗大师。连宋神宗都被他的声誉所动，赐给他高丽国进贡的磨衲袈裟与金钵。他的法号——佛印，也是皇帝老子亲赐的。

    在云门宗第五代尊宿中，佛印了元最为年少，成名最早。他二十八岁出任江州承天寺方丈，此后住持过庐山开先、归宗、丹阳（今镇江）金山、焦山、江西仰山等著名丛林，四次执掌云居法席，四十年间，九住名刹。他继承了云门宗随波逐浪、禅法自然的旨趣，强调“万种草木根苗异，一得春风便开花”。

    元丰三年（1080），宋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沦落为黄州团练副使。他被“监视居住”的黄州，与庐山相距不远，隔江相望。当时，佛印禅师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二人开始鸿雁传书。当时，苏轼与佛印之间酬酢的妙句，被世人誉为“与烟云争丽”。

    他们二人真正成为莫逆之交，始自东坡居士的庐山之游。

    元丰七年（1084）四十九岁的东坡居士迁汝州团练副使。那时已经在镇江金山寺（今江天寺）任住持的佛印禅师，专程回到庐山，陪伴他游览。随后，苏东坡并未前往汝州，而是上表请求居住常州，因而得以经常到金山寺去拜访佛印。这一年，也是二人相见最多、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时，东坡居士刚刚见道，正是法喜充满、禅悦润心时期，每天都有新的领悟。但是，他毕竟刚入门，且文人习性深重，略有所得，便忍不住要卖弄一番。为此，他经常被佛印棒喝。

    有一次，苏东坡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腰间扎着一条名贵的玉带，去看望佛印。佛印慧眼如炬，洞悉到他内心世界的“名利”妄念蠢蠢欲动，便故意说：“禅房简陋，没有座榻，不及奉上居士。”

    东坡一脸的调皮，乘机嬉戏好友说：“暂借佛印四大为座榻。”

    四大，系“地、水、火、风”。以佛教的观点，世界万物都是由这四种基本要素组成的。人的肉体，当然也不例外。既然椅子、人体都是四大和合而成，东坡借佛印“四大”为座，很有些狡黠的禅意。

    班门弄斧，岂不伤手？佛印一笑，道：“山僧有一问，居士若能答上来，即请坐；若是词穷，就输掉腰间的玉带。”

    这玉带是东坡心爱之物，但他还是欣然同意了。佛印说：“刚才居士说借山僧四大为座榻。可是我四大本空，五蕴非有，你往哪里坐呢？”

    此言一出，东坡额头闪闪发亮——急得冷汗如雨。因为，他知道，按照缘起性空的佛理，佛印的话正中他的要害。东坡乃豪迈之士，随即解下玉带，大笑而出。佛印叫住他，赠给他一件衲衣。东坡聪慧异常，马上明白佛印是在点化他远离“玉带”之类的浮华，多些“衲衣”一般的实用。东坡呈偈三首，其中之二道：病骨难勘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会当乞食歌姬院，换作云山旧衲衣。（《以玉带施之长老以衲裙相报次韵》）

    佛印也即兴赋偈两首，其一说：石霜夺得裴休笏，三百年来众口夸。

    争似坡公留玉带，长和明月共无瑕。

    东坡、佛印的偈子都涉及一个禅宗公案：唐代，著名宰相裴休任湖南观察使的时候，所辖境内有一座石霜山，其住持庆诸禅师名动天下。于是，裴休慕名而来，品禅露，沐禅风。古往今来，有身份的人总要想方设法表明自己的尊贵。裴休也未能免俗，到深山问禅，手里仍然拿着皇帝赐给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的笏板——因为，这块无瑕美玉是身份的最好象征。石霜庆诸毫不客气，一把拿过他的笏板，说道：“相公说得上来，就取回去，若是说不上来，则把这劳什子留下。”说着，他将笏板举起来问：“这同一件东西，在天子手中叫圭，在官员手中是笏，现在在老僧我手中，应该叫做什么？”

    裴休无言以对，笏板自然留在了石霜山。后来，裴休经过黄檗希运大师的锤钳而开悟，不但和光同尘，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且还曾经身穿僧衣，亲自持钵到青楼妓院乞讨，以身说法，为那些沉沦魔窟的人纳福，使之在炎炎欲火中感受一丝清凉。

    ——这就是佛印禅师与东坡居士所用的“石霜留笏”、“乞食歌姬院”的典故。

    他们二人之所以不约而同提到裴休，还有一个原因：佛印所住持的金山寺，就是裴休出家的儿子——法海禅师所建。不过，南宋之后，本来降妖捉怪、造福民众的法海和尚，在《白蛇传》中被无聊文人妖魔化了。

    需要说明的是，镇江金山本来是长江之中的一座小岛，近代由于江沙淤积，与南岸连为了一体，才成为半岛。所以，宋代的时候，佛印与东坡隔水而居。不过，友谊就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一头连着你，一头连着我。这不，东坡又一次渡江而来，侍者说，佛印出去踏青了。渡一次江不容易，既来之则安之吧。东坡居士就在佛印常用的蒲团上打坐等待。许是佛门深深，方丈更加安静，东坡在禅坐中很快就进入了灵明不昧、湛然寂灭的禅定状态。等他一坐下来，佛印仍然杳无踪影。东坡随手取来纸笔，一挥而就，将自己坐禅的心得写了下来：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东坡吟诵了两遍，颇为得意，便留在方丈茶几上，渡江归去。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去，是东坡一贯的作风。

    佛印回来后，看到茶几上的墨迹，不用问就知道东坡老友来过。他将诗偈读了一遍，手指不知不觉在“八风”两字上点了几点，好像是在点东坡的额头一样。

    所谓八风，就是世间八法，能煽动人心，故名八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佛印心中很是好笑：表面上看，这首偈子是赞美佛陀的美德，而骨子里却是夸赞自己禅功修行境界的。佛印提起笔来，在东坡的诗笺上批了两个字：放屁！

    他找来侍者，过江将诗笺送还东坡。

    如此脏话，竟能从一位高僧口中说出来！东坡不禁火冒三丈，立刻乘舟渡江，来与佛印理论。佛印早已泡好了清茶，等待着东坡的到来。见面，东坡吼个没完，而佛印一直像尊笑弥勒，静静地看着东坡咬牙切齿、手舞足蹈、怒火冲天。等东坡的火气发泄够了，他轻摇折扇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东坡像个皮球，泄了气的皮球，一下软了下来。敢情，自己还是口头禅的功夫，说的，做不的！

    有一天，苏东坡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在一家小饭馆里边喝酒，边谈禅论诗文。二人皆是当代著名才子，也就难免暗中较劲，都想胜过对方一筹。这时，一位身披破棉袄的叫花子从饭馆门前经过，他头上、破棉絮里都爬满了虱子。苏东坡说：“这个人真脏，起码几年没洗澡了，身上的污垢都生虱子了！”

    秦少游故意与他抬杠：“不对，不对！虱子是从破棉絮里生出来的！”

    二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便约定第二天去找博学的佛印禅师作个评判，看看虱子究竟是如何生出来的。他们为此赌了一桌酒席，谁输谁请客。东坡狡黠，私下里先跑到佛印禅师那里，请他帮忙，断定自己是正确的。佛印一口答应了。秦少游也不傻，也悄悄来拜托佛印。佛印照样点点头。

    第二天，两个人都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底气十足地来请佛印评判。佛印说：“苏居士你是对的，虱子的头是从污垢里生出来的。秦居士你也没有错，因为虱子的身子是从棉絮里长出来的。”

    佛印看到两个人都迷惑不解地望着自己，开口诵道：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

    同一棵树上，虽然接受同样的阳光、雨露、空气，但枝丫、树叶、花朵、果实每一样东西都呈现出不同的生机，甚至没有两片绝对相同的树叶；然而，奇妙的是，它们却又能相互无碍、彼此和谐地共存在同一棵树上。它们都是禅的精神体现，都在像达摩祖师一样演示着禅的真谛。

    元祐年间，东坡出知杭州，路过镇江，他自然要到金山寺拜会佛印禅师。他先派书童送去一封信，大意是：禅客之间应该潇洒淡然，不用讲究世间的繁俗礼节，所以佛印你尽管在禅床上等待我的到来好了。

    东坡的信里涉及一则禅宗公案：当年，有古佛之称的赵州（今河北赵县）从谂说：“我见客有三种区别：上等人来，我就在禅床上接待；中等人来，我到客厅迎接；下等人来，我必须到山门之外隆重恭候他的大驾。”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自己也是会禅的一等高手，所以请佛印以本来面目接待他。

    然而，当东坡乘船渡过滚滚长江，来到金山寺时，佛印又像笑弥勒一样出现在山门前。

    于是东坡出言讽刺佛印的境界不高，不如当年的老赵州潇洒自在。佛印当下吟诵一偈：

    赵州当年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

    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世界一禅床。

    以禅的眼光看世界，彼此没有分别。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拉屎撒尿，无不是禅。

    只要你禅心灵明，大千世界都是禅床，时时刻刻都在禅的境界中。

    苏东坡马上领悟到，禅是水灵灵、活泼泼的，自己刻意强调禅床与山门的区别，不啻于胶柱鼓瑟，失却了禅的生命活力。

    佛印禅师在金山寺所居的方丈名曰“妙高台”，东坡曾经专门题诗：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

    不如金山去，清风半帆耳。中有妙高台，云峰自孤起。

    仰观初无路，谁信平如砥。台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

    巉巉玉为骨，凛凛霜入齿。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

    何须寻德云，即此比丘是。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金山妙高台》）

    六、本来面目

    元丰八年（1085）50岁的苏东坡被朝廷起用，知登州。十月，他到任才五日，又被召还京任礼部郎中。苏东坡离开登州那天，石塔寺的戒禅师前来送行。一见面，东坡就以机锋相向，说道：“我本想看一看登州的石塔，因为形迹匆匆，恐怕来不及了。”

    他说的当然不是寺院里的石塔，而是在勘验石塔长老的禅法。石塔戒禅师马上站立起来，扭转着自己的身体说：“那你就看看这个砖塔吧。”

    石塔长老将自己的肉体比作佛塔，可谓禅意无限。苏东坡并不放过，他说：“为什么有缝呢？”

    无缝塔，代表了涅槃境界。石塔戒禅师说：“若无缝，怎么容纳世间的蝼蚁？”是啊，涅槃境界至高无比，但众生一时难以领会，只好将禅法的醍醐稀释成牛奶，请大家来喝。

    东坡听后连连点头首肯。由此，他更知道了禅海之波澜壮阔。

    东坡居士毕竟不是专职禅者，且真正修行时日尚浅，所以最初与禅师们斗机锋，总是略逊一筹、先输一着。当然，这也与他对佛教的谦卑态度有关。据张商英《护法论》（《大正藏》卷五十二）载，苏轼告诫他，与禅者对机，不能用世俗之礼，“或有事至庭下，则吾徒当以付嘱流通为念，与之阔略可也。”

    正是因为他这样虔诚，禅师们才以诚相待，与之以作家（参禅的行家）相见；也正是经过了一次次磨砺，才使他一步步领悟到了禅的真谛。

    自修禅开悟之后，苏东坡放下名利，解脱烦恼，变得更加潇洒了。不是么，此后就是连连遭到贬配之时，依然是那么的洒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连仕途坎坷的辛酸，都成了他轻松调侃的对象。这份豪放自在，充分说明此时东坡居士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因此动静一如，万法平等。在他的心灵感觉中，祸福苦乐、荣辱贵贱，只是相对而言，只是不同的感觉而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

    元祐四年（1089），在京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东坡，因政见不洽，遭新旧两党攻击。于是连章请郡，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第二次到杭州为官。在任职期间，他抗旱赈灾，兴修水利，整治西湖，筑“苏公堤”，疏浚运河，凿井开源，为民造福。

    苏东坡在杭州的一系列惠政，早已永载史册；鲜为人知的是，在背后支撑他完成这番事业的，恰恰是佛教。

    首先，治理西湖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那一年，苏杭一带遭遇了严重灾荒，连赈灾都很困难，如何能筹集到“基本建设”资金呢？对佛教十分“内行”的东坡居士想到了以“度牒易米、以米赈灾、以工代赈”的妙法。度牒，是朝廷颁发给僧尼的身份证明，正常情况下，必须通过试经获得。苏东坡上书朝廷乞得百道度牒，每道收钱一百七十贯，以所筹之银买米一万七千石，减价卖给灾民；折损之后，入库一万贯。然后以工代赈，治理西湖等工程。

    其次，兴修水利必须要有专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古代中国乃官本位社会，所以这种人才奇缺。而佛门之中，讲究“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各种奇僧层出不穷。当年，东坡刚刚到徐州任知府，正赶上黄河决口，洪水即将漫过东平县城，徐州危在旦夕！这时，一位名叫“应言”的禅僧向东坡建议：凿清冷河，引水北上废河道，并导之东北入海。正是这位毫不起眼的普通僧人，在危难时刻拯救了东平、徐州城，使得数十万民众免于灾祸。现在，东坡再次将目光转向了佛门，请七十高龄的子圭禅师总管杭州的饮水工程……

    东坡，永远是色彩斑斓的人物。一次，他与友人畅游西湖。宋代文人雅士相聚，必然会召妓歌舞助兴。他发现，其中一个名叫“琴操”的妓女清新脱俗，卓尔不群。她虽然身陷风尘，却犹如独立于高山之巅、大川之畔。东坡十分惊奇，再三询问，得知琴操系会稽人，原姓任，因幼年父母双亡，不幸沦为妓女。东坡尝试以佛法引导她。没想到，这琴操夙具善根，竟然能一闻千悟，佛法禅要犹如旧时功课。

    东坡居士在杭州还有一位禅友——大通禅师。这大通禅师不似佛印那般诙谐幽默，他持戒精严，一丝不苟，俨然如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罗汉圣僧。一年春天，正是桃李烂漫季节，西湖莺歌燕舞之时，大通禅师的房门被轻轻敲响了。他刚刚打开门，三五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漂亮歌妓拥了进来。领头的就是在风月场上鼎鼎有名的琴操。

    正当老和尚莫名其妙、发呆发愣时，一张坏笑的脸露了出来。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东坡居士，也只有他才能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来。大通禅师自然很不高兴，愠形于色！

    东坡才不管这些呢，他拿出自己事先撰写好的词稿，令琴操抚琴歌之：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南柯子》）

    这些禅客之间的机锋问答，现在却由歌女用娇声嗲语唱出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大通禅师哭笑不得，面色阴郁。然而，当他不得不听下去的时候，脸色渐渐发生了变化：琴操唱的拍板，也就是禅板，它与门槌一样，都是禅师平时接引学僧领悟禅机的道具。也可以说，心明眼亮的师父为了启发弟子开悟，种种演示都是逢场作戏。现在，这唱词亦在表明，东坡的携妓来访，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大通忽然有所醒悟：自己为此起心动念、嗔恨烦恼，亦是一种执著啊！

    大通禅师对着东坡双手合十，说道：“居士禅悟灵透，老衲自愧弗如。”东坡哈哈大笑，手指从琴弦上滑过，在一串叮叮咚咚的琴声中，他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喻禅之诗：若言弦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由于禅的智慧滋润，东坡的一颗心始终清净灵明，生活得自在洒脱而又情趣盎然。

    而他以禅机启发琴操悟道的公案，可谓千古佳话。

    一日，东坡乘琴操所在的花船游湖，他指着西湖问道：“何谓湖中景？”琴操知道东坡居士是在扣问禅机，随口答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何谓景中人？”东坡再问。琴操在他的激扬下，禅兴勃发，禅机凛然，说道：“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云。”

    “何谓人中景？”东坡三问。琴操答：“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东坡继续逼拶道：“究竟如何？”

    急切中，琴操不假思索，顺口说道：“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自己此语出口，琴操翻然有悟。她向东坡居士深深道个万福，丢弃画船，飘然而去。当日，琴操削发为尼，法名勤超。她潜身自修，不久即深契玄旨，大彻大悟了。

    绍圣元年（1094），东坡再次被贬，将有岭外之行。他乘坐的小舟到达江宁（今南京）时，因逆风阻在了江浒。当时，蒋山住持佛慧泉禅师将他迎入寺中，从容品茶，机锋对话。东坡遂问道：“如何是智海之灯？”佛慧以偈作答：指出明明是什么？举头鹞子穿云过。

    从来这盌最希奇，解问灯人能几个？

    东坡听得心花怒放，于是欣欣然以诗纪其事：今日江头天色恶，炮车云起风欲作。独望钟山唤宝公，林间白塔如孤鹤。

    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电眸虎齿霹雳舌，为余吹散千峰云。南来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画蒋山图，为作泉公唤居士。

    这就是东坡，平生夷险一致，不为荣辱所喜忧。不是么，正当他被流放岭海之时，依然毫不在意，关心的仍旧是佛法禅道。可谓：心内有灵风，吹散千峰云。

    临别，佛慧泉禅师说偈为他送行：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无复问幡风。好将钟阜临岐句，说似当年踏碓翁。

    秋天，东坡正如佛慧禅师说的那样，路经南华寺，专程来拜谒六祖肉身，畅饮曹溪法乳。那天，他身穿衲衣——僧衣，与南华寺住持辩公长老坐谈，忽然有官员来访。他来不及更换衣服，便在僧衣外面套上公服，前去应付。等到客人告辞，他笑着对辩公长老说：“里面着衲衣，外面着公服，大似压良为贱。”

    辩公一语双关说：“外护也少不得。”

    外护，是出家人对护法居士的简称。苏东坡道：“言中有响。”辩公提醒他：“灵山付属，不要忘却。”

    这些丛林大长老，都将东坡当成了门里的自家人。

    东坡被发配到惠州的时节，醇儒刘世安（1048～1125）也被累贬至岭南。这位被学者称为“元城先生”的北京（今河北大名）名士，在熙宁年间高中进士之后，却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以敢于针砭时弊著称。官场失意后，刘世安也开始读佛书。他知道东坡与丛林之中那些尊宿、长老多有来往，就请其接引，结识一些精通佛法、功行深厚的禅师，以便随时请教。

    一天雨后，东坡居士前来邀请刘世安，说是共同去参谒“玉版”禅师。东坡还说，“玉版”禅师不但善于演示佛法真谛，而且能拯救人的性命。

    刘世安听他说得神乎其神，就乐颠颠地跟随他来到城外的一座寺院。然而，东坡既不进讲经说禅的法堂，也不到高僧居住的方丈，而来到了寺院后面的竹林之中。春雨过后，正是竹笋破土时。东坡采来鲜嫩的春笋，剖成薄片，在火上烧着吃。生性拘谨的刘世安从未吃过如此美味，便向有美食家之誉的东坡请教这道佳肴的名称。东坡大笑，指着颜色像美玉一样温润、质地像玉石一样细腻的笋片说：“此名玉版。此老不但将自然法则演示得惟妙惟肖、生动活泼，而且能果人口腹，解馋充饥。”

    这时，刘世安才知道，东坡所说的“玉版”禅师，即是鲜嫩的竹笋。

    东坡见他不解其中奥妙，面露失望之色，便以诗意说禅机，吟诵道：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

    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

    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

    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器之好谈禅，不喜游山。山中笋出，戏语器之，可同参玉版长老，作此诗》）

    “丛林真百丈”——百丈怀海大师有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开禅宗丛林“劳作即禅修”之先河，让弟子们在日常生活中领悟禅的真谛。所以，吃竹笋，也能领悟禅机啊！“

    不怕石头路”——马祖道一在评价石头希迁的禅法时说：“石头路滑。”因为，石头祖师的禅法如丹凤鸣于九霄，鲜有知音。同样，雨后春笋亦蕴藏着奇妙的禅机，何人能够解读？

    “聊凭柏树子”——有禅僧向赵州从谂古佛请教：“如何是达摩祖师的禅要？”老赵州指着大殿前的柏树说：“庭前柏树子。”这就是说，草木之中，也自然而然蕴含禅的奥秘。

    “瓦砾犹能说”——以智慧著称的文殊菩萨说：“墙壁瓦砾亦能讲说佛法。”六祖慧能的弟子、南阳慧忠国师曾有“无情说法”的妙论（以上四个公案，请参阅笔者《禅机·菩提》丛书）。花草树木、石头瓦砾、日月星辰、鸟啼虫鸣，无不是法，无不是禅！古往今来，有多少伟大禅师，就是从大自然呈现的禅机中领悟到了佛法的真谛，从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东坡说禅亦庄亦谐，新鲜水灵，生动活泼，深得禅之“游戏三昧”。他既有“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赠龙光长老》）这样雄壮豪迈的礼赞颂歌，也有顽皮活泼的小词：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

    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

    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如梦令》）

    水很是清灵干净，而泥垢自然污浊不堪。然而，以禅的境界看来，水净也好，垢污亦罢，本性皆空，所以东坡说它们“两俱无有”。自性本来清静，因此，搓背的人（比喻修行）尽可以“轻手”了。

    从这些信手拈来的诗词可以看出，此时的东坡完全契入了禅海之中，获得了大自在、大自由，所以他在惠州贬所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这份悠闲自在，甚至连那些朝中政敌都要嫉恨，乃至他们网络罪名，再贬苏轼于琼州（今海口）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然而，他们这些凡胎俗子哪里知道，此时的苏轼已经明白了动静一如，万法平等。祸福苦乐、荣辱贵贱，已经不能使他心动：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

    正因为如此，他在天涯海角如同故土，啖薯芋等同玉食。“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苏辙语）其不惧不避、不忧不悲、乐观向上的精神，就是禅之精髓。

    建中靖国元年，苏东坡遇大赦得以从海南回到了大陆。他北归途中暂止于常州，以老病之由请求辞官，辞去了这最后的身外之物。这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但一颗禅心如澄潭秋月，灵明不昧。老朋友径山惟琳长老前来探病，他以偈子回答：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毕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答径山琳长老》）

    面对生死，他充分表现出了一位禅者的从容。在弥留之际，径山惟林大声提醒他：“先生践履至此，更须着力。”

    苏东坡回答得漂亮极了：“着力即差。”

    语毕，攸然而逝。

    东坡居士诗文，美轮美奂，其丰富神奇的想象、变化莫测的意境、深邃抽象的哲理、妙到毫颠的意趣，似乎都是神来之笔。其实，正是禅的领悟改变他的思维方式，禅定中的神奇的境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体验，才使得他的妙笔升华，有如神助。后来，他以文章作佛事，有多少人因读其诗文而知有佛法。因此，明末高僧紫柏尊者赞道：“东坡老贼，以文字为绿林，出没于峰前路口，荆棘丛中，窝弓药箭，无处不藏，专候杀人不眨眼索性汉。一触其机，刀箭齐发，尸横血溅，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贼不是贼？试辨验看。若辨得，管取从来拦路石，沸汤泼雪。”

    （作者系河北省禅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号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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