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舍勒和莫尔特曼引发的生态思考

    刘青汉

    秩序是生态的核心问题。生态危机源于人类对生态秩序的忽略、叛逆与毁坏，生态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原初和谐生态秩序的复位，生态环境的良性延续有赖于人类对生态秩序的珍惜与保守。认识生态秩序、尊重生态秩序、顺从生态秩序、保守生态秩序应该是现代社会人生中最重要的生存本分。以往历史和人生经验中没有提出生态秩序的明确概念，是因为生态问题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凸显为一个最重要、最迫切、最基础的问题，今天必须提出来，必须深切关注，是因为生态问题在今天成了关乎一切生命存亡的首要问题。舍勒关于爱的秩序的论述和莫尔特曼关于生态创造的论述对今天我们梳理和认知生态的秩序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对认知和解决环境问题应该有启发意义。

    一、爱的秩序就是生态的秩序

    站在生态关怀立场看，舍勒关于爱的秩序的论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我们认识生态秩序有启发。

    （一）爱的秩序的含义。舍勒认为，爱的秩序有两重含义，一是描述性含义，二是规范性含义，亦即在表面的感情冲动的爱的行为背后有一个较为稳固的规范结构，爱的秩序“在人之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行为、表达现象、企求、伦常、习惯和精神活动这些起初令人迷惑的事实背后，发掘出追求一定目的个体核心所具有的基本目的的最简单的结构——类似于德行的基本公式，主体正是按照它的规定在道德上生活和生存”。舍勒说，“谁把握了一个人的爱的秩序，谁就理解了这个人”。我的生态理解是，谁把握了生态的秩序，谁就把握了生命；或者说，谁尊重了生态秩序，谁就尊重了生命；或者反过来理解，谁尊重了生命，谁就尊重了生态秩序；或者说，谁把握了生命，谁就把握了生态的秩序。就一个人的独立空间而言，复杂的经验是一种隐秘的源泉，是构成一个人魅力、风格之类的独有存在，但总有些“既不更多也不会是别的”的普遍性存在，因为每个人的周围环境及结构相似。

    舍勒说，人的周遭结构随时以特殊物充实自己，与人的爱的秩序的特殊的选择机制相关，但总体上是按照普遍的价值结构和构成法则完成的。爱的秩序是人类的命运，是人无法逾越的内部价值构成，无论多么遥远，人都必然进入其中。这一论述关涉了共同体的秩序问题，爱的秩序和生态的秩序中都有偶然和任意而行的因素，但较为恒久和稳固的要素和构成则是其模式化结构，这一结构具有秩序稳定性、时间稳定性和空间稳定性。希伯来文化中，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命令，有“你应该”、“你必须”的意思，你必须爱真理、爱你自己、爱邻舍、爱你的仇敌，这样的命令中有必然的道在其中，这个爱的命令里包含着正义、怜悯、同情、光明、善良、滋养、造就、幸福等正面的内在统一性，为了正义，你必须爱，为了免遭毁灭，你必须爱。这种内在律就是秩序，你遵循，你就蒙福；你悖逆，你就毁灭。

    （二）关于混乱和无序。无序有哪些种类（如帕斯卡尔所说的“心之骚乱”），以及应当如何思考这种从一种曾经有序情状，过渡到一种无序情状，如何思考爱的秩序的迷乱。舍勒说，爱的秩序是一个独立理念，是某种只能被认识，而不能被“设立”、创构和制作的东西，是某种同样客观的东西。如果关乎自然生态，那么，实际上，自然生态的秩序就是一种不能被设立而只能被认识的东西，你不能制造一个生态系统出来，你只能认识已经展现在宇宙中的原初的那个系统及存在于其中的秩序，客观的秩序，唯一的秩序，神圣的秩序。如果你要在自然的生态秩序之外力求革新和发展，甚至公然叛逆自然规律而战天斗地，试图在人的设计层面开拓出一个人为的新秩序出来，那么，过程和结果必然是混乱和无序。舍勒说，在事物生效的阶段，我们若不回应事物的吸引和必然律而故意抵制它，那么，无序必然出现。舍勒认为，“现代精神的特征就是，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贪婪’。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人的‘心’的‘失序’”。这一点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态的秩序，当生态的规律在自然而然起作用时，如果我们在规律生效之前或生效的过程中不是积极回应而是故意抵制这种规律按天理运行，或故意抵制效果的自然显现和实现，那么，良性生态秩序就会受阻、受挫，矛盾、混乱会出现，生态的恶相会出现，良性的生态秩序会弱去或退去，生态本身就陷入无序。

    （三）人应将自己看做宇宙的一个环节。舍勒认为，人类个体的“自我之爱”必然是“作为关涉的关涉”的爱，每个生命，每个人，“每种要素均有自己的‘日辰要求’和‘时辰要求’”。纵观一个完整的生命，或一系列漫长的年轮和事件，有些情节似乎纯属偶然，但总存在有关个人之核心的同一个东西，即便是非常独特的人，“人的命运首先并非人的个体使命”，而是贯穿着一系列事件的相互的关联。舍勒认为，个体的行为和个体的命运时刻行进在总体宇宙的完美和谐当中，个体是宇宙的一个环节。这一论述对认识生态秩序很有意义，一方面，个体生命和个体行为在整体生态秩序中弥足珍贵，有自己的日月星辰，有自己的轨道，有珍贵的自由，而且正是这样的宝贵的个体生命和个体行为才是整体宇宙的基本元素、基本构成和真实的存在本身；另一方面，个体必须遵从主体宇宙共同体的规范性本质，“以共同生存、行动、信仰、希望、构成的形式存在和互为存在，维护自己的价值，换言之，在即使是个体使命的本质天性方面，为了使每个人洞察并实现自己的个体使命而共同负责地存在，这本身就是每一有限的精神生物的普遍有效的使命的一个部分”。生态秩序就在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的良性关系的运行之中。

    （四）上帝是秩序的本源和终极。秩序有其本源和总归。“整体的人类以及个人和集体只能通过上帝完成上述一切。”舍勒说，人们都有一幅无处不在的上帝的图像，亦即，人人都有一幅神性图像，与真理同在的图像，人们时刻在依靠这一图像的帮助而观察自己，监察自己，随时去掉不符合神性规范的图像，自我校正、自我教育、忏悔和更新，“自我塑造的钳锤将击中我们身上僭越那个形象的任何部分，而该形象是我们这幅在上帝面前和之中找到的那幅图像传递给我们的”，个人的人性图像有时会是“偏离”或“错误趋势”的图像，只有神性图像中有永恒。随时消除喧嚣的自己的智慧而趋向于上帝的永恒的智慧，是人自身的爱的秩序的不断完善。爱的本质是什么，舍勒说，是爱的倾向和随爱的倾向而来的行为，是在世界之中和世界之上的营造行为。人参与着各种各样的爱，比如对世界的爱，对性的爱，对国家的爱，对邻人的爱，对自然的爱，爱的倾向的总方向何在，爱的行为的总路径何在？舍勒说，在上帝。“每个爱都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常常休眠或思恋着的、仿佛在其路途上稍事休息的对上帝的爱。”

    上帝对万物的爱参与万物，若无上帝的爱，就没有万物，就没有万物的和谐秩序，上帝是爱的源头和中心。爱的秩序是上帝的秩序，而上帝的秩序是世界秩序的核心，人和万物就置身于这种秩序之中。“人属于爱的秩序，爱的秩序是人之本己的一部分。”

    在人的环境里，人们的互爱和传达爱有时是特殊的，有时是抵触的，但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爱着所有人，“在上帝创造世界的理念及其内涵之前，上帝已经以这种爱爱着他们，上帝每时每刻都以这种爱维系着他们”，上帝的无时不在，上帝的爱的无处不在保证了世界爱的秩序的永世长存。只有在上帝之中，我们不安的灵魂才得安宁。“上帝，只有上帝才可能是可爱性之王国这座阶梯形和金字塔形建筑的尖顶——大全的本源和终极。”“一旦人在实际的爱或在其爱的行动的营造秩序中，在取舍中推翻这种自在的秩序，他就会同时推翻神性的意向与自身的世界秩序——事实正是这样。而一旦人将它颠覆，人的世界作为可能的认识对象和意志场、行动场、作用场也就必然随之崩溃。”生态秩序的原则正是这样。上帝的秩序法则是至高的法则，是保护万物生命的整合法则，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永续法则，是基本法，是大法。上帝的秩序法则是绝对的、无限的、永恒的和神圣的，相对而言，人的法则则是相对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当人的有限法服从上帝的无限法，当人的相对法服从上帝的绝对法，当人的临时法契合于上帝的永恒法时，万种生命才会行进在天理和秩序当中；相反，如果人的设计与上帝的总规律相左、相违背、相抵触，甚至于逆天而行，战天斗地，那么，良性秩序就会崩溃。

    舍勒以感恩的心面对大地，这种感恩被固定为一种潜在的成规，就是最高的道德积淀，“舍勒曾把圣·方济各的道德品性视为这样的典范，在圣·方济各的道德品性中，他对上帝怀有一种祥和而宁静的感恩之情，感谢上帝创造了大自然和所有哪怕是最低贱的生物，感谢上帝创造了大自然界赖以存在的光、空气和时间”。在富饶、和谐、美丽的大自然中，只有当人们完全在上帝的秩序中时，我们才会“以不占有任何东西的方式拥有万物”，以正常的心过真正幸福的生活。

    二、莫尔特曼生态的创造论

    （一）上帝的创造和创造物的关联。该话题与斯多亚学派所说的“自然法”有关，“自然法（naturrecht），或更确切地说，从中产生一切法律和社会准则及其制度的道德的自然律”，“斯多亚学派从对统治整个世界的法则的普遍观察中推导出这个概念，从将这一世界法则运用于精神的自我维持和发挥作用的特殊环境出发，奠定了伦理的和法律的准则”。希伯来文化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但上帝不是片面的统治者，而是万物及万物之间和谐共同体的良性关联体。关联体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希伯来文化认为，是上帝的道，是上帝放在万物内部及之间的规律和秩序元素。上帝创造了万物的秩序。《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莫尔特曼认为，新的创造论的核心是“承认上帝处在世界之中和世界处在上帝之中”，亦即道与秩序处在万物之中，万物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处于道和秩序之中。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有多层次、多侧面和多方位的关系，如果这个世界被面对，那么，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活着意味着在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中存在。生命就在联系中交流。”“我们要理解真实之为真实，生存之为生存，就应该认识它自己的原始的和单个的共同体，认识它的联系、相互关系和周围事物。”我想，这种整体的关系就是秩序。

    希伯来人眼中的世界是有灵魂、有生机、有感觉的。“希伯来语的‘话语’（dadhar）意味着话语（speech）与存在（bing）的结合。”尼西亚信经说，圣灵是“生命的赋予者”，加尔文说，圣灵是“生命的泉水”，莫尔特曼认为，圣灵是处在所有生命之中，圣灵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如果圣灵被‘浇灌’在整个创造物之上，那么他便创造了所有被造物同上帝的以及彼此之间的共同体，使之成为创造物的团契。”万物“团契”的“共同体”，或者说所有生命“共同体”的“团契”是万物之间的一个“基本”规范。上帝的灵运行在所有生命当中，同时，上帝是宇宙的灵，上帝创造世界，同时也进入世界。

    这个灵，这个必然和关系的核心既是超验的，又是实在的，正是这个灵的内在的永恒性使万物之间的关系永远延续。莫尔特曼说，当我们考虑自然时，我们可以把整体系统中的组织形式和交流方式叫做“精神”（“精神”与“灵”是同一个词spirit），“精神”运行在太阳、地球、宇宙所有生命体系和生态系统当中，而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都是构成的分子，比如人类，首先的状态是主体系统中的一个构成，整个构成的内在关联点是“精神”（亦即“道”，亦即word），“通过精神，作为系统一部分的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地球’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在地球与太阳、空气与水、白天与黑夜、夏季与冬季的不断循环中，并赖以为生。因而，人类是宇宙生存系统的参与者和子系统，是生存于其中的圣灵的参与者和子系统。”有研究者认为，“莫尔特曼提出了这样一种神学视角，它不仅试图考虑人类解放的当务之急，而且也考虑到与生态完整性休戚相关的问题”。在生态立场，上帝给予万物的内在的，贯穿在灵魂、精神和话语中的关联、团契和共同体要素就是生态的秩序。

    （二）安息日和安息年蕴含的生态秩序。摩西五经中《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记载说，上帝给人的命令是“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关于安息年，《利未记》开始记载，《民数记》、《申命记》重申：“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园，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出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在希伯来民的“圣洁法典”中，在上帝与所有生物的约、与大地的约、与万民的约中，在上帝给宇宙的自然天理中，“土地也享有权利，土地也参与上主的盟约关系。土地跟野兽、树木、草、鸟类、家畜、穷人和地主，都共同参与一个团契中，这个团契的存在是要通过公义、尊敬上主、相互尊重，来达成富足的生活。上主一直以公义对待他的选民，他也要他的选民以公义对待大地，来保持环境的完整。此乃上主之所以设立安息年和禧年的目的。在安息年之中，土地可以自由生长各种野生植物，奴隶可以自由，债务可被免除。

    而在每隔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禧年里，整个社会必须重组、重新建立公义”。莫尔特曼说，“安息日是贤明的环境政治”，人类应该谨守上帝给人的约定和法律，否则，人类及其关联都会受到惩罚。如何惩罚？《利未记》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那么，“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对这种惩罚，莫尔特曼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生态学意义：上帝为了拯救他的土地不得不流放那悖逆生态秩序的人民。“安息年是上帝针对他的造物和他的大地施用的保存策略”，上帝要人遵循的律例、典章、诫命、法度就是上帝指示给人的生态的秩序，而生态秩序是不可违的。就违反秩序原则的现代人类而言，警示严峻地摆在眼前：“连续不停地使用土地一定要导致人类的流放和灭亡，在人类灭亡之后，大地的自然界将会得到安息，因为现代人类一直拒绝给予大地这样的安息。”

    （三）上帝的万能与苦弱。有些哲学家和神正论神学家把上帝理解为万能和至高无上，但面对人类的诸多不幸，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残酷现实，有些神学家也强调了上帝的苦弱。“乌纳慕诺的‘上帝的忧苦’、别尔嘉耶夫的‘上帝的悲剧’、卡尔·巴特的‘上帝的苦弱’、朋霍费尔的‘上帝的痛苦’、赫舍尔的‘上帝的悲怆’、云格尔的‘上帝的受难’，以至莫尔特曼的‘十字架上的惨情’”都论述了上帝作为真理与秩序其自身的受苦和不幸。莫尔特曼说，把上帝理解为全能和绝对权威的认识是片面的，他说，“上帝惨死在十字架，符合处于遗弃的矛盾之中的上帝的本质”。“上帝没有比这种自甘受屈辱更伟大的行为；上帝没有比这种自愿献身更辉煌的成就；上帝没有比这种无能软弱中更强有力的时候”。上帝十字架受难的生态意义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当人类毁坏了生态秩序，当良性生态系统被一步步毁灭时，上帝自身与他的道、他的圣灵、他的精神、他的规律、他的和谐、他的美好、他的爱、他的关系、他的秩序一起被侮辱、被摧残、被污染、被毁坏、被消灭，上帝自身、上帝的真理自身被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钉上十字架，上帝和他的秩序一次又一次地受难。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和他的秩序并不是不可动摇的，是可以被摧毁的，是需要被积极回应和恭敬谨守的，是需要被珍惜、被保护的。

    生态秩序的消失必然导致生态灾难的降临，生态灾难的降临必然导致生命共同体的毁灭。这种毁灭不是谁要惩罚谁，而是内在秩序自身的必然性。在这种必然性中，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往往是以大地和秩序自身的被害与受难为前提和代价的，是以大地自身的灭亡和秩序自身的消失为前提和代价的，亦即，真理以自己的消亡惩罚人类，大地以自己的死灭惩罚人类。

    三、秩序是生态世界的总纲

    希伯来文化认为，世界是被上帝创造的，是在上帝精心的计划和奇妙的安排中被创造的，这个创造贯穿着上帝的慈爱、荣耀、智慧、能力和神性。莫尔特曼说，“‘创造’是用来表示上帝最初的创造、他的历史中的创造和完成了的创造的术语。”希伯来文中，造有两个意思，一、bara，特指神的创造，指“从无到有”的创造，指“开始新事物”（newness of created object），特指神在原初创造宇宙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样的创造，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creatio-ex-nihilo，是from nothing to being，在这里，这个词是与神对应的专用词；二、bara，在字根上也有“陶造”、“制造”或“分开”的意思，与希伯来词yasar的意思相同，是“从乱到序”的“重新创造”或“第二次创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说：“For thus says the lord，who created the heavens（he is God！），who for med the earth and made it（he established it；he did not created a chaos，he formed it to be inhabited！）”，这些地方的创造的意思与一般意义上的基本相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表达的就是这个创造的意思。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是两个步骤，或者说，上帝的创造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从无到有，二是由乱到序，而核心“应该是第二个创造过程，即是‘从乱到序’。也就是说，在最开始时，时间、空间、一切物质被神从‘无’中创造出来，而在随后的时间里，都是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这才是创造的真正重点。”“神不单要创造一个‘存在’（being）的宇宙世界，他更是要创造一个有‘秩序’（order）的宇宙世界，而秩序、规律，正刻画着神所造之世界的特色。”

    这个“秩序”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井井有条的良性生命系统，二是万物的和谐共处、息息相关。在这样的秩序中，日月星辰各有定时，一年四季各有规律，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兽和花草树木各从其类，在这样的秩序中，人与创造者、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和谐、良性与美好的。

    和谐美妙的“秩序”是如何变为“无序”的？希伯来文化认为，是从人违反上帝的旨意，是从人违反与上帝的约，是从人开始僭越自己的本分，是从人毁坏上帝的秩序开始的。上帝给人的第一个约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类第一次的违约是偷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实际上，分辨善恶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其难度和重量都超出了人的智慧和担当能力。要永远站立公义和真理的立场正确地分辨善恶，这对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创造的秩序原理中，创造者上帝是无限的，而人是有限的；创造者上帝是绝对的，而人是相对的；创造者上帝是永恒的，而人是暂时的；创造者上帝是公义的，而人是贪婪和自私的。

    表面上看，亚当夏娃偷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一个简单事件，实际上，从秩序原理来看，这是一个毁灭性灾难的开端。在秩序原理当中，危险的本质不是毁约本身，而是毁约之后紧接下去人们的行动。根本的危险是，毁约之后，以前由永恒、无限、绝对、公义负责的分辨善恶的事情现在开始由暂时、有限、相对、贪婪、自私负责了，那么，其灾难后果就在所难免了。而且，当临时的、苟且的、善变的、骑墙的、辩证的、相对的标准担当了分辨善恶的重任之后，人的其他欲望又纷至沓来，进一步，人就要支配一切，人就要征服一切，人就要改变一切，人就要创造一切，于是，原有的秩序一步步被捣乱、被毁坏、被消灭。就生态系统而言，生态危机就是生态的原初良性秩序被颠覆，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中系统、大系统被捣乱、被毁坏、被消灭，就是生态秩序被捣乱、被毁坏、被消灭带来的危机。

    如何从恶性生态状况重回良性生态状况，理论上讲，答案十分简单，就是复归原本秩序。“全赦论”、“万物的复兴”、“普世论”或“万物的复归”主要表达的是基督教神学的末世论信息，但在生态立场观察时，启发依然存在。有人说，最后的审判结局有二，一是永生，二是永死。有人说，上帝的爱充满万物，虽然人类犯罪面临毁灭，但上帝会完全赦免和拯救人类，人类永远有盼望，“如果恩典的选召是上帝一切道路的开端，那么万有的回归是其目标和终点”，“万有的回归”被视为“核心教义”和“盼望的宣言”。有诗说：“亲爱的弟兄，让那使你们缺乏和使你们受折磨的事物去吧，我使万有回归。”莫尔特曼的解释是：“万有回归的终末教义具有审判和上帝国这两面，前者伸张正义，而后者唤起新生命。”

    “正在走向普遍的生态死亡”的社会要悬崖勒马，要改变处境，就必须恢复生态系统，就必须迈向“某种根本性的复位”。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复位就是回归到原初的生态秩序当中去。没有生态秩序就不会有生态本身，没有生态的基本良性状况，生命本身就濒临危机，而且，危机已迫在今天（而不是明天或后天）。退一步，在生态秩序的恢复方面，即便是达不到根本性的复位，人类也应该寻求“最低限度的秩序”，就像寻求最低限度的公义、最低限度的爱、最低限度的关怀，以便继续“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行为提供最小可能的基础”。

    （作者系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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