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杰鹏

    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8年，曹操准备南征刘表，理由是消除割据政权，恢复大汉的一统江山。当然，曹操心里真正怎么想，谁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他再也不是刚出道时的那个曹操了，刚出道时的曹操，应该确实如他自述的那样，是全心全意想做一个汉室忠臣的。

    在出兵之前，曹操还腾出空来消灭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这个人拿到现当代中国的文坛，可能和鲁迅没法比，但和沈从文、茅盾至少是一个级别的，他的名字叫孔融。

    为什么要杀掉这么一个大文豪呢？很简单，因为政治。中国自古以来为政治杀掉的文豪车载斗量，孔融还算不上其中最杰出的，之前被王允杀掉的蔡邕只怕就比他高一筹。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孔融很不识相，在曹操基本平定了北方之后，他竟想让曹操还权给汉献帝，这怎么可能？恰巧这时孙权的使者来了，孔融对着使者发了一大通牢骚，具体内容，史书上没有记载，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话。在当时，这叫“讪谤之言”，熟悉汉律的都知道，此罪名一旦坐实，肯定是死刑。

    史书上之所以没有记载孔融“讪谤之言”的具体内容，估计是史家讳言，不敢记下来，从情理推测，应该是说了些曹操有异心，想篡位之类的话。孔融自恃才高，向来满嘴跑火车，能说出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奇怪。但这条罪却不好拿到桌面上来说，也没有必要拿到桌面上来说，因为孔融的罪行多得很，犯不着揪住这条不放。

    举报孔融的人名叫路粹，当时官为丞相军谋祭酒，换到现在，也不知用什么官职与之对应，大概相当于军事智囊团团长。他条奏的孔融罪行有以下几条：（1）任北海相的时候，招兵买马，图谋不轨，号称自己是孔子之后，应当主宰天下。

    （2）和孙权使者说话，讪谤朝廷。

    （3）不遵朝廷礼节，不好好戴官帽，包块头巾就到处乱跑，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

    （4）和一个叫祢衡的老百姓说了很多不孝的话，败坏人伦，还互相吹捧，无耻之尤。

    以上四条，有的当然是污蔑，有的不好放到桌面上说，有的只是小节，够不上死刑。

    最后处死的罪名大概是“不孝”，这也有证据，因为在杀了孔融之后，兔死狐悲，不但其他文豪惴惴不安，读过孔融文章的各地小知识分子也都对他很同情，曹操感到舆论对自己不利，因此专门又发布了一条命令，对处决孔融做了补充说明，说明是这么写的：太中大夫孔融已经因罪被处决，但是因为他文笔好，很多人都被迷惑了，不知道他的文章内容其实又黄又暴力，属于政府的扫黄打非行列。他曾经说，父母也没什么可以亲近的，对于父亲来说，生孩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对于母亲来说，孩子不过像一个物件寄存在瓦罐里，拿出来后，就和瓦罐没什么关系了。还说如果碰到饥荒，如果父亲是个人渣，宁愿把食物送给别人，都不给父亲。孔融违反天道，悖逆人伦，死有余辜，希望大家不要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认为政府杀错了人。

    鲁迅先生也认为孔融的被杀，主要还是因为“不孝”。就汉律来说，“不孝”判死刑天经地义，一点都不冤。但是，如果我们检点孔融一生的行迹，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吊诡。且不说曹操是个法家，向来对儒家忠孝人伦不大在乎，当初选用人才时就说过，不忠不孝也不要紧；重要的是，如果孔融上述的话是真的，那就和他自己平生的行事完全相悖，可以证明他是个人格分裂的人。

    我们都知道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可知他很小就被名教伦理熏陶到了何等地步。

    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哀痛得差点挂了，走路都要人扶，被乡里称为至孝。十六岁时，因为自作主张窝藏了一个被朝廷通缉的要犯张俭，和哥哥、母亲抢着认罪受死。

    这样的人，怎么会说那些悖逆人伦的话呢？怎么可能不孝呢？

    尤其可笑可叹的是，他也曾为名教杀过人。据《艺文类聚》引三国吴秦菁的《秦子》，孔融做北海相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在坟墓边哭泣自己的亡父，就停下来仔细观察，发现这人哭是哭了，脸色却一点都不憔悴。我们知道，按照儒家的经义，父母死的时候，应该很悲伤，但不要过度到损害身体的地步。然而在后汉，所有自以为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以悲伤到哀毁骨立为荣，孔融曾经就是靠这个搏出位的，哪能容忍有人和自己背道而驰，于是很不高兴，当即把这人抓到官府，以“不孝”的罪名杀了。

    拿到现在来，这样枉杀百姓，可称得上十足的恶吏，足以说明孔融这人的残忍，也让我们恍然大吃一惊，原来所谓砥砺节义的仁厚儒生，杀起人来一样不眨眼，《后汉书》中这样的儒吏不少，我向来认为和酷吏差不多。但酷吏常常自认残酷，儒生却认为自己正当。酷吏是依法杀人，儒生却是实实在在以理杀人。就这点来看，孔融最后被曹操以同样的罪名杀掉，其实是一点不冤枉的。

    我们说孔融这个人很残忍，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同样是在他任北海相的时候，曾经派五个督邮下去催租。所谓督邮，属于郡一级长官下属的监察官员。当时一个郡一般分为几个地区，每个地区由一个督邮监察，主要是监察地区内县令级别官吏的不法行为，发现了就将之“双规”，当然有时也管管收税之类的事。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百姓流亡，租税收不齐，孔融一怒之下，竟然将五个督邮全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搞得郡中哗然。

    而且这人偏执得不知好歹，他手下有个叫左丞祖的人，发现他的才能不足以治军（因为屡屡被黄巾军打败），劝他和袁绍、曹操结纳。这本来是一番好意，他却认为袁绍、曹操终究会篡夺汉室，迁怒将左丞祖也杀了。这些都可看出他的褊狭残忍。

    可笑的是，后来他到处失败，一事无成，最后还是跑到许昌，在曹操把持的朝廷做官了。他屡屡劝曹操不要杀人，从未想过他自己有权的时候，杀人也是不讲道理的。

    他的这种行径，用后世的话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但孔融肯定不会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能通过巫师找回他的鬼魂，他肯定会说：“不，我跟曹操不同，我杀人，杀的都是该杀的人，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禽兽，死有余辜。”

    这是孔融真实的想法，也是后汉知识分子群体的真实想法，他们从哪来的道德优越感呢？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呢？当然是来自于儒家经典。

    但是这个儒家经典，严格地说，是经过他们自己改造的儒家。

    和前汉不一样，后汉的儒生势力非常庞大，后汉的道德君子和伪君子比前汉要多得多，只要浏览过《汉书》和《后汉书》的人，都会得出这个印象。这个儒家，已经很难说是孔子的原始儒家了。

    徐复观先生曾举过一个“孔子上任七日杀少正卯”的例子，来揭露后汉儒生的虚伪，他们把残酷的法家思想强行嫁接到儒家头上，把孔子也改头换面，塑造成他们心目中的模样。这种证据其实还很多，从《后汉书》中记载的那些儒生士大夫文章来看，确实以前的很多历史已经失去了真相，比如焚书坑儒，在党锢之祸的首领李膺的奏疏中，已经坐实在秦始皇头上，近来很多学者都已经证明坑儒一说并不真实，乃是层层积累的历史。孔融的奏疏中也曾提到过赵高，说他是个阉人，败坏朝政。现在也有学者根据睡虎地秦简考证，赵高并不是阉人。那么，后汉知识分子普遍认定赵高是个阉人，显然和当时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说起来，赵高所处的时代距离后汉不过三四百年，那时的社会变化不大，按理说赵高是不是阉人这种简单的史实不该搞错。但是当时一直把持朝政的宦官都未对此进行过反驳，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话语权在儒生这边，在后汉的政治斗争中，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宦官掌握着国家机器，但舆论权从来不在他们手里。或者说，他们只掌握了枪杆子，却没掌握笔杆子。这也就预示了他们最后不可避免的覆亡命运。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党锢之祸和后汉灭亡的基本历史，从而看清像孔融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后汉的灭亡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后汉的朝廷，完全毁于这伙儒家知识分子手中。而现在的史书，基本上都把同情的天平偏向党人，对宦官们却不惮以最恶毒的言辞加以讥讽。说实话，这是不公平的。

    读过《后汉书·宦者列传》的人就知道，后汉的宦官不但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坏，而且其中不乏贤人。比如郑众“一心王室，不树豪党”；蔡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良贺“清俭退后”，死后让皇帝都思念他的忠厚；曹腾“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吕强“清忠奉公”，面对封侯的赏赐“辞让恳切”，说起来，这些优秀品质，就算那些读儒书最多，号称最忠心的儒生们，也顶多不过如此，为什么动不动就要皇帝把阉人一网打尽呢？

    说到底还是为了争权。

    后汉的儒家知识分子，并非孔子那时温柔敦厚的原始儒家，而是法家化的儒家，充满了戾气，相当于原教旨儒家。他们说的爱才，有他们的标准，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则杀之。窦武派人逮捕宦官长乐尚书郑飒加以审讯的时候，党锢之祸的首领陈蕃曾经说：“这样的人渣还审个什么劲？马上杀了就得了。”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如果说陈蕃还是因为朴素的“正义感”的话，那个号称四世三公的儒家士大夫首领袁绍，则完全是为了争权，袁绍，实际上是后汉朝廷倾覆的直接罪魁。

    当我们回顾一下后汉倾覆的过程，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点。

    灵帝死后，掌握政权的是大将军何进。按理说，何家是由宦官们推举起来的。但不知怎么回事，何进中了袁绍的毒，一切都依袁绍的话行事。袁绍屡屡劝何进，把宦官全杀了，才能偃服海内的人心，平息黄巾军的叛乱。何进对袁绍的话信之不疑，大概也有因为自己出身屠户之家，想高攀进入知识分子圈的缘故。不过何进的建议都不被妹妹何太后采纳，连他弟弟何苗和外祖母舞阳君也反对他，史书上说何苗和舞阳君收了宦官们很多贿赂，所以为宦官说话。实际上到底怎么样，谁也不清楚。何苗对何进曾苦苦劝诫，说：“我们刚从南阳来的时候，都是穷鬼，如今这么富贵，都是靠宦官们提拔。说是诛灭宦官，就可以海内升平，国家大事，哪有那么容易？还是认真考虑一下，和宦官们和好。”

    何苗的话其实很有道理，我们说过，国家危机，确实不应该全部诿过于宦官团体，甚至可以说后汉搞成那个样子，宦官的作用连一半都没有。只不过当时宦官权力大，总领了枢机，让人觉得什么都是宦官造成的。其实这仍旧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难道士人当政，就不贪污不腐败？黄巾起义刚兴起的时候，宦官吕强劝灵帝赦免党人，其他宦官在灵帝面前诋毁吕强，说他和党人一起非议朝廷，天天读《霍光传》，兄弟宗族也多为不法。

    霍光不是宦官，但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宗族子弟哪个又不是欺男霸女？连他的一个监奴冯子都都能权倾都邑，乃至因此成为汉乐府诗《羽林郎》中飞扬跋扈的主人公。

    知识分子当政也一样，严嵩不是知识分子？和珅不是知识分子？谁当政又能比宦官好多少？

    当太后不许何进蛮干的时候，袁绍又在后面怂恿，劝他召四方郡守率兵入京，以诛戮宦官为名，逼太后就范。这种馊主意何进竟然听从了，最终导致宦官不惜拼死一搏，中常侍张让设谋捕获了何进，面责他说：“天下愦愦，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的过错？你们就个个都是好人？况且当初何太后鸩杀王美人，差点被先帝废黜，不是我们苦苦哀求，每个人贡献千万家财讨好先帝，你能有今天吗？现在你竟然想灭我们所有人的宗族，未免太忘恩负义了。你说我们贪墨，公卿以下谁又忠正清廉？”

    最后一句话可以说问得很有道理，张让敢于这么问，也可以说是看穿了知识分子官僚的虚伪。也可以说，正是知识分子官吏的傲慢不宽容，才导致了后汉的倾覆，而不是传统上说的宦官专权。

    那个袁绍，按说是儒家士大夫的领袖，在何进被杀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率兵进攻皇宫，攻不下就放火焚烧。之后割据冀州，意欲取代汉室称帝。刘表是后汉清流的头面人物，割据荆州，车舆服饰也僭拟天子。哪个又是汉室忠臣？哪个又比宦官高尚？

    最后回到孔融身上来，孔融的死亡，是把后汉知识阶层的傲慢发挥到极致，这种文人嘴巴尖刻，治国一无所长。历史也曾给过他机会，他曾经主宰北海一国，最后是弃国而逃；还曾掌控青州一州，最后也弃州而奔。如此不得意，在史书上就留下了妄杀的记录，如果他能有曹操这样的才能，杀起人来，只怕会比曹操更厉害。

    所以，比起曹操这种丑话说在前头的法家做派，以孔融为首的儒家知识分子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杀人，还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曹操最后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恐怕连他自己也会觉得好笑，因为这显得太像一个恶作剧。

    当然，我不否认在那个时代，儒家大部分言论的正当性，但也许他们自己也会被这种正当性迷惑，乃至失去理智。这是完全可能的。

    无论是哪个团体，只要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就会有绝对的腐败。宦官是这样，知识分子是这样，一般的技术官僚也是这样。从比例上来讲，宦官并不比其他的团体危害更大。

    所以，后汉儒家的知识分子，不是误国，就是窃国。促使后汉灭亡的最大罪魁不是宦官，而是儒家知识分子。由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所以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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