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仲文

    20世纪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在这100年中，仅中华民族，就出现众多的风流、风云人物，所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其中可以称之为文化巨人的，我认为至少有12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周作人、林语堂、冯友兰、钱穆、钱钟书与李慎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列举的文化巨人，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或学术层面。

    梁启超自是学术奇人，他一生思想，几经变化。时代变，他也变，而他生活的时代，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他本时代旧人，偏能应时而动，始终没有脱离时代的节律，实在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先生有所不及的，甚至是章太炎先生做不到的。现在很多研究者称梁启超先生为中国自由思想第一人，也算实至名归。章太炎自是国学大师，尤其是古文字学大师，而且是善于培养巨人的大师，例如人称狂人教授的黄侃就是他的弟子，本文主角之一的鲁迅，也是他的弟子。

    王国维先生则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问家。他对西学也明晓，中学尤精湛。他的研究为业内人所钦佩，其研究成果尤其为同行所推崇与称道。而他的学术知音陈寅恪对他的一生评价，同样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注辉煌。

    先有周作人，后有钱钟书，则是中国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最为博学的人物。其广博高远的表现，可以说，前无古人，至少直到如今，仍无来者。

    林语堂与冯友兰都是在西方世界中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最有能力与成效的传播者。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生活的艺术》等一系列著作，说到对一般西方读书人的影响力，至今没有可以望其项背的人士；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同样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学界，至今也没有一本在影响与传播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同类著作。

    钱穆先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经典文化的最卓越的梳理者与传播者。20世纪50年代，创业维艰之时，他在香港以笃定诚志之心开办文化书院，条件那般艰苦，但他锲而不舍，乐此不疲，以后书院成了气候，他作为开拓者，却又以“存而不有”的心境，欣然离去。不居其功，不享其成，正表现出他心口一致的真儒本色。

    上世纪最后一位出生的文化巨人显然是李慎之先生。他的主要活动在世纪中叶之后，他的现实性榜样作用，则全然有别于上述诸人，而他的影响至今犹在不断放大之中。

    然而，若从理念、学识、影响、成就、文化性格与价值精神诸方面综合考认之，则胡适、鲁迅、陈寅恪三位先生显然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化巨人中的巨人。

    一

    胡适先生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血脉相关。造就这新文化成就的显然首推蔡元培、陈独秀与胡适。有研究者说，无蔡元培，则没有北京大学的革故鼎新；没有陈独秀，则没有《新青年》杂志；没有胡适，则没有白话文革命。这三者，诚然是那个历史时期最为关键性的三大节点。

    但胡适的影响，虽然生发于那一场运动，却又远未止于那一场运动。他一生坚持与主导的理念与建树，至今思来，尤其郁郁勃发生机盎然。如他的全盘西化论，如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如他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文化追求，如他的“有一分根据，记一分话”的学术操守，都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绕不开的话题。人们尽可以不同意或者完全反对胡适的这些观点，但绝对无法否认这些观念与相应的成果在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作用。

    对胡适的评价，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明显的时段差异与认知差异。然而，站在历史的宏观尺度上思索，这些差异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几朵浪花而已。这些差异的造成既有外部性原因，也有内在性原因，简而言之，是与胡适一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定位有关的。

    胡适的一生，常游动于文化、学术与政治之间。他其实不热衷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你不热衷政治，政治可能热衷于你，尤其是他那样具有特别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是由不得他的主观意愿的。他其实热衷于学术，然而，又很少有真的静下心来别无他顾的时候；他的学问常做在历史变动的夹缝之中，而他的学术成果也常常是东走西顾，半卷而终。他自然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传播者，而这一点，既和他的经历有关，又和他的追求有关，还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和他那个时代的种种特性云水相依，因果关联。而这一切的叠加、交融与通汇，方才造就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文化精英，而他也给这时代打上了深深的无可磨灭的个人印记。

    胡适的成就，其实有些“另类”，甚至有些“怪异”，他首先是一位白话诗人。任何一种现、当代中国文化学史都不可以缺少胡适的。然而，他的诗的水准，却远远没有达到那么杰出的层次。他的文章传布久远，好读，耐读，然而，没有太多文采，褒扬者说，没有文采，也是文采，正如没有风格也是一种风格一样。这固然也不错的，但说到对文章一道的美学贡献，排来排去，排不到适之先生头上。他写过中国哲学史，写了一半，不写了，没下文了。单以这一半大作而论，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在台湾大哲学史家劳思光看来，这一半也不算成功。劳思光说他的哲学著作没哲学，其影响与成就都当在冯友兰的哲学史之下。此外，他对《红楼梦》、《三侠五义》、《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等多种中国古典小说都有很精到的研究与考证，并写了不少序、跋一类的文字，却始终没有形成一部开阖有序的著作。他对《文心雕龙》同样兴趣浓厚，甚至可以说是倾心而为之，但说到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不为业内人所倚重。反倒是他的日记与众多的随笔性评论性文字有着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

    然而，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的理念，却极有影响，极具魅力，且能传播久远，历久弥彰。考究其中的原因，是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显然浸淫于他的一切表达与著述之中，又凸显于这些表达与著述之上。或许可以这样说，胡适的特点，是其人大于其精神，其精神大于其著述的。这样的品征也许只有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才可能成为现实。

    看这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对胡适、鲁迅一代人的评价，也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其中对胡适的评价倾向，其正面权重日征日显。个中原由，值得深思。

    二

    如果说胡适是一位自觉于学术、文化与政治体制内的人物，那么，鲁迅则全然是体制外的人。尽管他多年的正式职业乃是彼时教育部的佥事——正经八百的公务员哩，不可谓无位，也不可谓无权，尽管他也曾在多所大学兼职或专职教书，但他的心始终是体制外的，1927年后定居上海，干脆连人也成为体制外的人，虽然也曾长期享受着中央研究院的干薪。

    鲁迅自然也是非常杰出的学者，然而，他与政治与社会现实关联度高，其关系更深，纠结更密，主观诉求也更切。他不但是五四时期文坛的骁将，且是后来“左联”的重要成员，或许应该称之为“左联”的精神领袖的。他关心国运，关心国民性，关心民间疾苦，关心政局的变动，更关心社会的走向与变革。他先是服膺进化论，从而寄大希望于青年，后又服膺阶级论从而转折立场，成为彼时二军对垒中冲锋陷阵的一员。

    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故对他的争议也多，争论也大。他在世的时候，委实“骂”过很多的人，也确实遭受到很多人的“骂”。不是他生性好斗，而是处在两种极端政治角力的漩涡之中，甲方认为好的，乙方一定认为不好，反之也是一样。而且随着政局的变迁，他即使早已不在人世，那评价犹然不因他的过世而静止，而是随风作雨，过岭接山。他也曾被捧到极高的位置，这显然与他本人的意愿不符，也曾被偶像成神明，就更与他的品性不恰合了。也因此故，王朔有评论说，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

    然而，这是不能持久的，从近些年中国大陆对胡、鲁的评价看，胡的正面评价更多些，鲁的质疑与争论也有发展趋势。有争论，有褒贬，其实正是一种常态。且唯有常态方能持久，唯有常态，才更合乎历史的实际状况。

    与胡适的另一个不同是，胡适是精神大于作品。鲁迅则首先以作品取胜，也终将以作品取胜。他不是以宣言而是以小说创作登上历史舞台的。或者可以说，他是作品大于精神，也未可知。

    鲁迅的作品，首先是小说，且他的小说创作，带有横空出世的味道，甫一登场，就光芒四射，虽然自己与自己比，小说之间，也有参差，但和他同时代的小说家比乃至和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家比，他的小说创作，都应该说是非常杰出的，非常精粹的。他的小说中，有悲剧，也有喜剧，有幽默，也有讽刺，有社会主题也有家庭生活，有白描传统也有新小说技巧，有深厚的传统底蕴也有高超的创造精神。一些典型人物与理念，直到今天也未过时，或许100年乃至1000年后依然会在中国小说的艺术长廊中熠熠生辉。

    鲁迅的学术专著不多，但品质很高，不说别的，只说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已足以奠定他的学术地位。这是一部奠基性作品，而且那构架，那立意，那材料，那分析，那理念，那眼界，那手段，那风格，那笔墨，直到今天，也无以过之。正堪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联袂合符，玉成双璧。

    他的诗也写得好，古体诗风格鲜明，品味卓越，其水平肯定高于胡适多矣，白话诗虽不及胡适的白话诗那么影响广泛，声名显赫，却又能别开生面，另成一路，以我这样的读者，是觉得更有意味的。

    他的杂文尤其得到众多读者，且各个阶层读者的青睐与推崇。能把杂文这样的文体写到那样的模式与境界的，终整个20世纪，可说百年之内，唯此一人。

    三

    陈寅恪则另是一个路数。作为文化伟人，就其品级而言，他并不输于鲁迅或者胡适。但说到影响，却与胡、鲁二人不同。胡适的影响，终其一生，都很大很大，他本人不但在中国文化人物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而且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中，也是最具知名度的。鲁迅的影响，或许在某个阶段不及胡适，但在另一些阶段，则大有过之。虽然历史原本是公平的化身，是非利钝，自有公论，但作为领风骚于一代的人物，则陈寅恪先生无论如何是不能跻身于其列的。

    陈寅恪的影响，主要是在学术圈子内，而他的学问更在圈子内的圈子内。能明白他的人已然不多，能明白他学问的人，就更少了。虽然人数不多，却反响巨大，因为他影响的多是些最具学术影响或者文化影响的人。这些人，用现在通行的语言表示，即在学术与文化方面极具话语权的人。如梁启超，如吴宓，如胡适，如傅斯年。别个不说，只说傅斯年。此君在北大做学生时，就极具领袖气质，而且学问功底深厚。胡适初入北大，讲授哲学课。人家从三代讲起，胡自先秦讲起，听他课的人想赶他下台，一时主意不定，就去请教傅斯年，傅斯年专门听了胡适的课，经他认可，胡适才算逃过一“劫”。然而他对陈寅恪的学问，却是叹服有加，不敢也不肯妄言妄议的。

    陈寅恪学问之大，远不是教授二字可以概括的。故被尊之为教授的教授，一些教授们弄不清的问题，便去请教他，他能给出满意的答复。要知道，那时的教授，其含金量比之今日的教授们要高出许多呢。

    但总的看来，陈寅恪的影响，在当时不算很大，其文化与社会影响尤其不大。即使在清华大学校内，也并非热门人物，他既比不过王国维，更比不过梁启超，更不要说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文化明星争一箭之长了。

    确切地考量，陈寅恪原本也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公共化程度很低，他也不大关心那些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焦点性问题。在对社会文化的直接影响上，他不但与胡适走的路径全然不同，与钱穆的追求也大不相同，而在政治性文化题目上，他的参与度与表现力，与鲁迅相比，几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在这个层面解说陈寅恪，他大约只是一个二三流人物。他的真正的广为人知，不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不是四五十年代，而是在上世纪末叶，这个时候的中国学界与文化界，才算真的明白了陈寅恪。虽然个中也掺杂着诸多非学术性情感在内。然而，他注定是一位文化伟人。因为他的坚守固然是内敛的，他的学术固然是专门化精细化的，其寓含的精神却远远超越了它原有的范围，而且，其品质卓越，基础坚牢，难于自蚀与推移。

    说到做学问的方式与方向，陈寅恪也是与众不同，甚至有些“走偏”。他似乎专门在通常别人不注意或不甚注意的地方下工夫。那情形倒很合乎耗散结构理论的规范。

    他研究唐代政治史，研究突厥文明，都下过大工夫，作《元白诗笺注》，作《柳如是别传》，均能另辟蹊径，卓尔不群，对长篇弹词《再生缘》尤情有独钟。其研究路数与门径，可谓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陈寅恪的高绝之处，在于他的研究属于不好概括的一种。胡适的学问好概括，鲁迅的学问也好概括，甚至王国维、章太炎的学问都好概括。但陈寅恪的学问不好概括。

    而不好概括的学问往往是更具内涵的学问。虽然他一生作品不算很多，但那情形，甚至有些相对论对宇宙空间的描绘味道，属于有限而无界的一种。

    陈寅恪的广为人知，甚至可以说是本世纪的事情了。其标志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陈的一生，比之胡、鲁，可谓曲折更多，光芒更少，在上世纪59年代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之前，中共高层并不知晓此人。倒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时特别提到了他，才引起政治人物的注意。他的真正出名，在于中国文化开始复兴的今天。这固然与他的学养有关，更与他的学术成就有关，也与他生前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有关，但特别是与他的学术品节和学术精神有关，尤其与这时代的需要和期待有关。在陈寅恪，实在是作品高于人生经历，其学术品节与学术精神又高于其学术成果的。

    四

    陈、胡、鲁三位文化巨人，不但成就卓著，而且品节高尚，但侧重点不同，也可以称之为一格而三式。一格即同一种人格，三式即一种人格的三种文化性格表达方式。在陈寅恪是学术人格，在鲁迅是批评人格，在胡适则是自由人格。

    陈寅恪的学问人格，是有其独特结构的。简而言之，可以分为6个层次，即：大、深、专、谦逊、珍重与自由精神。

    大，是学问大。要知道“大”这个词，在汉语的评价语气中，居于很特别的地位。

    那是远比广闻博识更其令人敬仰的字眼，以京剧行当类比，凡丑角中最为出色者，则可称之为大丑，凡青衣中最为杰出者才可称之为大青衣。然而，大不仅难得，更是有条件的，它既包括局面大，气象大，又包括见识大，魄力大，还包括范围大，工具大。孙敦恒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中这样评价陈寅恪：他通晓世界各国语言文字二十三种，英、法、德、俄、西、日等国语言，自不必说，蒙古文，阿拉伯文，藏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回纥文，匈牙利文无不精通，甚至中亚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也能通晓，其史学造诣更是驰名海内外。

    陈氏学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而且深。深即精深。大而不深，则易流于空泛，结果，那个大字也站不住了。陈的学问，不但得其大，尤其得其深。比如，他研究《金刚经》，是要一字一解的，不但句句明白，而且句句真切，不但句句真切，而且句句有考证，不但句句有考证，还要“以十二种语言繁变字，证《金刚经》文之正否”，他的学生，中国大陆著名学者姜亮夫，因此而评论说，此种修为，“令人舌咋不能下。而且自愧学浅，门下士亦少能受教者”。

    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位其学术成就难于概括的大学问家，而且是一位难于从师就教的大学问家。这样的学问家，难怪何兹全先生要说“是三百年乃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

    而且专。陈寅恪的研究，以中古史为主，在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中，是逾界而不为，甚至逾界而不言的，别人问他，也说不知。其实，凡学术研究，必有严格界定。界限不清，立论就不会坚实。陈先生的特点，是学问非常之大，但着力点又非常专一。他选定的题目，常常是有些冷僻的，然而又是很专门化的。那研究有如雄狮搏兔，不因对手柔弱而不用全力，也不怕以沧海之量而举轻若重。所以题目固然很专，但其开掘很深，后劲充足，可以收开一孔而见青天之效。他的几本专门性著作，本本都有这样的品征。

    而且谦逊。因为学问大，所以更谦逊，这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包括在主语之中的谓语。一些现代学人，因为学问不行，所以才专门在学问之外用工夫；因为学力不够，所以对名誉奖项云云，才特别在意；因为学养不够，所以才听不得半点负面意见。

    仿佛一只气球，一触就跳，谈到内里，实在除去空气，也没什么。陈寅恪先生通晓二十多种外语，然而，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做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陈寅恪先生的谦逊，非常人可想象。我有时会觉得，后世学人对陈先生的回忆，也难免有溢美夸大之辞。倘先生在世，也一定会很反感的。

    不但此也，他实际上是视学术为生命的，或者换句话说，生命可以不要，学术不可以不要，学术与他的生命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构合体。他身体很差，中年即患严重的眼病，未及暮年，已双目失明。但他依然指导助手，翻检资料，撰写文章，这固然体现了他无比深厚的学养，也反映了他对他从事事业的无比挚爱之情。1949年以后，他处境日益不佳，有学问也做不得，有成果又不能出版，这令他无比忧愤郁闷。他原本是有着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的人，到了此时，更对《再生缘》这样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共鸣。因而下苦功，花大力，做精深细微的研究，写到动情之处，难免生庄生梦蝶之叹也。但环境险恶，虽生不利，死亦不得，竟至反复琢磨，终无结果。他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这样写道：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的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但构成陈寅恪学术人格最高表现的，乃是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此语出自他给王国维先生写的碑文。碑文中这样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乃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时的陈寅恪，约38岁，正是思想成熟，学业精进之期。而他的这等理念，应该是早已成竹在胸，立论在业的了。终其一生，他对此都是始终不渝的。诚可谓：不管风高浪险，只管闲庭信步，是日开言曰：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这个理念，绝非只是一句口号，就像我们大陆中国人习惯的那样，往往是说得好听，做得难看。他是自己理念的忠诚践行者。我所说即我所做，我所做即我所思，且既有所思必有所行，既有所行必有所担当，所恪守。

    从他的求学经历看，他所学甚多，甚广，甚深，成就极多，极广，极深，然而，并不重视学历。而且究竟取没取得过学历证书，也有疑问，有人说他有一个的，也有说有三个的，他本人对此，缄口无言。但他受聘到清华做导师的时候，确是一位三无学者，即无名望，无博士学位，也无著作。三无学者可以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且为四大导师之一，固然有梁启超的慧眼识真，也有彼时清华大学的不拘一格用人才，更有他本人的真才实学放在那里。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确实是一个重学问、重学术远胜于重名望、重资历、重著述的大学人。名利云云，并非人之不当爱，但世间确有更重于名利者在。在陈寅恪，就是学问，学识，学术与学业了。而支撑主导他这一生行为的精神支点，就是自由意志，独立精神。

    陈寅恪的这种精神，典型表现在他与王国维的关系上。他与王国维，诚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又是知者之交相知深。惟其如此，他才能为王国维写出那样一篇立高望远，绝俗免庸的不朽碑文。不但如此，在为王国维先生举行的祭奠仪式上，他还要毕恭毕敬由衷由愿地行三拜九叩式中国传统大礼。这不仅是对王国维本人的敬爱与敬重，尤其是对王国维一生学术与学业的敬爱与敬重，也是对自己一生信念的经典外化方式。

    陈寅恪学术人格伟大，但又生不逢时，命途多舛。而他的健康状况又很不好，在这人生跌宕，命运起伏之时，1953年末，终于来了一个好消息——至少在如我一辈俗人看来是绝好的消息，中国科学院拟定的历史研究所一、二、三所名单中，陈寅恪赫然在列。其中一所——上古研究所所长为郭沫若，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为范文澜，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即为陈寅恪。

    然而，他并未慨然应允，也未欣然从命。纵使有他先前非常亲近的人远来广州当面劝说，他也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种非常郑重与正式的态度，给中国科学院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继续重申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为着保守这毕生追求的信念不受扰，还特别花篇幅解说了他先前提出的两个前提性条件。这两个条件，现在差不多在理论界与学界已经家喻户晓，从而愈见出他学术人格的伟大了。这两个条件是：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我们常常说，要做独立的研究，先需有独立的人格；要做自由的研究，先需有自由的意志。而在陈寅恪那里，这些都是无须加以证明的逻辑。凡此种种，正是陈寅恪学术人格的自觉体现与自然体现。

    五

    胡适与陈寅恪很是不同。他从来不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他关心学术，也关心社会；关心社情，更关心社会文明，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不能肯定他的注意力究竟是关心学术多些还是关心社会多些，是关注社情多些还是关注社会的文明走向与构建多些。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面，哪个时期，他的自由人格精神都彻里彻外，始终不渝。

    陈寅恪目标专一，经历也单纯，以其一生主线而论，除去学术，还是学术，学术之外无天地。胡适的自觉目标怕也不曾太过复杂，但实际人生轨迹却又复杂得紧。他做过多所大学的校长，做过研究院院长，还做过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甚至被当权者考虑过作为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候选人。这经历不唯复杂，简直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他哪里是做总统或副总统的材料呢？甚至做大使都不是上好材料。而他本人对政治也实在是兴趣无多。他关心政治形势超过关心政治本身，关心思想与文明又远远超过关心政治形势，对于权术，治术之类不但一窍不通，尤其深恶痛绝。

    陈寅恪交往的范围也小，人数也少，所交往者基本限定在专业学术的圈子之内。

    他一生过的乃是很纯粹的学术生活。他其实没有多少朋友，相知最深的应该是王国维，交友最久的则是吴宓，王、吴之外，交友不多。不像胡适那样，交游广泛，朋友无数，以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都可以成为一则带些幽默的社会掌故。陈寅恪不但朋友少，论敌也少，这一点又不像鲁迅，鲁迅是朋友有数，论敌无数。陈寅恪是不树敌的，只管做自己的研究，其意若曰：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而且怕连这样的宣示在他看来也是多余的。

    胡适不是这样。他交流极广，交友众多，而且不怕费时，也不怕费力，费时费力心甘情愿，或者说嘴上虽有些埋怨，内心还是很喜欢与很自得的。而这一切都说明，他不大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很纯粹的学者，却又可能成为一名影响深远且广泛的文化使者。胡适先生以他的人格与行动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与陈寅恪相似的是他们的人格。如果说学术人格在陈寅恪那里绝非一种装点，那么，自由人格在胡适这里也绝非只是一种意向，甚至一种好看的时髦。

    他的学生，台湾大学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殷海光研究胡适，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这题目很大，然而，题目不大，不足以匹配胡适之先生。实在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他的思想与中国的前途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性联系。殷海光评述胡适思想有7条归纳：1.主渐进的；2.重具体的；3.反教条的；4.个人本位的；5.存疑的；6.重实证的；7.启蒙的。

    归纳得很恰切。但也可以把这7条分为五个大类。第1条单独一类，是讲对社会改造的基本态度的，第2至6条可为一类，这几条正是胡适思想的核心价值的分列式，第7条另是一类，是他思想的外化指向与标的。而把这些综合概括为一句话，其结果就是他的自由人格。

    自由人格表现在言论上，学术上，行为上，追求上，探索上，必定是个体化的，必定是有逻辑的，必定是理性的，必定是反教条的，必定是疑问的主批判的。

    胡适一生经历复杂，但在这个基本层面，他却从来没有过质的变化，而是一以贯之，直到生命的终点。他虽然做官，但不会讲官话；做过管理者，也不会讲教条。且无论身居何位，总要主张存疑，并且有疑必问，有问必究。他一生有许多不满意处，特别是对国民党政府专制体制的不满。为此，也曾和那体制发生激烈或比较激烈的冲突。

    就中也有妥协，隐忍与无奈。但无论如何，胡适就是胡适，他个性表达的初衷不变，他坚持言论自由的立场不变，他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不变。

    因为他讲自由，必然讲逻辑；因为他讲逻辑，必然讲实证。胡适虽然不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学者，不是最有成果与成就的学者，甚至不是最具个性的学者，却是最讲究实证的学者。他有两句名言，在中国学界流传最广泛，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这两句话，伴随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取荣取辱，皆与之息息相关。而他本人，对此尤其笃定不疑，是一定要把它们坚持下去的。这两句话是：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

    假设可以大胆。天马行空，随你；异想天开，随你；横空出世，随你；话说，漫说，正说，戏说，繁说，简说，随你；甚至不按规矩出牌，无门无派无专业，搞笑，搞怪，无厘头，都随你。然而，假设只是假设，假设不是真的，把假设作为真实，那就更其假了，结果必然是虚伪了，离谱了，荒谬了，与学术与道德与人生没有正面关联性了。

    假设自有其意义在。然而，唯有求证才可能有真结果，唯有小心求证才可能出真结果。仿佛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很好哇。然而，前提是实事。

    如果连实事都不是，你求是的基础在哪里呢？就像最近曝光的上海市“钓鱼式”执法，分明是栽赃陷害，事实都不成立，硬造一个事实出来，而且还要假执法的美名，还要跟着严厉的处罚，还要光天化日之下打扮成正义的化身，实在太过丑恶。与此类人等讲“实事求是”，会把实事求是羞臊死的。

    “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太重要了，学术之事，本当如此，必然如此。不如此何以称之为学术。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前提是有根据才行。无根无据，道将安在，术业将安在？它没有安身立命的基础呢！你纵然自认为非常专攻，也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讲自由，讲实证，必定讲理性，讲宽容。实在理性与宽容，如同鸟之双翼，宽容不能没有理性作内涵，理性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即是实证，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又是宽容，而它的价值底蕴则是自由精神。

    胡适的理性表现，在中国人中可以说是最典型也最完整的。因为他信奉理性，所以常常坚决反对激烈的出格行为。对朋友如此，对同事如此，对论敌也是如此。他那个时代，看他不顺眼的人很多，骂他的人也不少。但他是不骂人的。鲁迅与他曾经是同仁，后来是敌对，至少在鲁迅那一面看来是敌对的。但他对鲁迅的成就，一贯肯定。

    后来，苏雪林等一班人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的著作，他还要站出来予以澄清。

    虽然如此，他却不是一个没有准则的人。他对于公权力，是有批判的，对于钳制言论自由，尤其不能忍受。为此，也曾和国民党政府发生过且激烈且深刻的内在性冲突。

    对此，他一生都有坚持。比如192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

    保障人权的命令，这听起来就搞笑。世界上哪有人权靠政府命令来保障的？当然，也总有捧场的人会说，有这样的命令总比没有强吧！胡适不这样看，他对这道命令提出三点质疑：第一，这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如“自由”究竟是哪几种自由？又如“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护？这都是很重要的缺点。

    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与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近日各地电气工业之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对于这一方面完全没有给人民什么保障。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第三，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

    请读者朋友原谅我引文太长，实在这些引文是如此珍贵，删去一句，我都心疼。

    在胡适心目中，约法是需要必备条件的，人权是需要制度性保障的，契约是要认真遵守的。记得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想当初冯玉祥驱逐皇室出故宫，社会舆论大声叫好，胡适先生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国民政府既然与皇室有约，就该遵守这“约”。

    约而不遵，后患正多。故，他的“人权与约法”的理念是：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胡适有深厚的西学背景与现代学术训练，他的这些经历与鲁迅很是不同。鲁迅也是一位革新者，但他对西方尤其是英美式的西方文明，了解得远不及胡适之多，之深，之切。而他更为熟悉的日本及德国文明，却又处在那样一个很特别的且有些畸形的历史年代。

    胡适追求自由，也十分理解民主。殊不知，自由乃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尤其是一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比较这二者的关系，民主体制的形式化建立，也许都是其次的呢！

    胡适本质上是一个建设者，与鲁迅不同，他始终是一位体制内的人，即便身在其外，心也在其内。他固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彼时中国的政情，对国民党党政合一的专政体制，有种种严重的不满——因为不满，他才极力主张全盘西化呢！而且，直到他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这个观念也不曾动摇过的。然而，他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他希望并且尊重渐进性变革，他渴望以文明的手段达到文明的目的，也因此他对于国民党政府常常表现出种种迁就，隐忍与不合时宜的遵从与合作。

    胡适先生的性格其实是比较柔性的，柔性加韧性，成为他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并非没有坚持，或者说没有坚守，然而，在强权面前，却又不能做出强烈的表现，就如同他的学生殷海光那样，或者他学生的学生李敖那样。他可以做哥白尼，不可以做伽利略，即使可以做伽利略也一定不要做布鲁诺的。伽利略坚信地球在转动，但和教廷是有妥协的。胡适的妥协更其严重。当蒋介石政权在大陆风雨飘摇，堪堪毙命的时候，他依然站出来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而当后来雷震、殷海光因言论自由惨遭蒋政权迫害时，他也没有一点要与之决裂的意思。胡适一生挨骂不少，总体言之，比之鲁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骂他的人中，既有他的论敌与别一阵营中的各色人物，还有他支持的政权，更有他内心非常赞赏与支持的自由派人士。如他的学生殷海光，不但与他决裂，而且绝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原谅他的。

    胡适的悲剧——如果这也可以算做悲剧的话，在于他的时代还远不成熟，外部环境既不适宜，内部条件也不满足，既无足够的中产阶级作支持，也无必要的市场经济作基础，又无坚牢的文化平台作奥援。然而，从历史的现实与未来考虑，他一生的信念、实践与追求，与他同时代的各个巨人相比还是成功的。

    实际上，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但对自己有信心，对他人也有信心，甚至对社会，对政府都有信心，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自然也从来都不曾失去信任。各种的是耶非耶，可说一言难尽。

    因为他自信，而且他信，所以他也是那一代文化巨人中，最具绅士风度的一个，又是最具独立立场的一个。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一切不满意的对象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又不像钱穆那样对所谓领袖不惜歌功颂德，也不会像刘文典那样狂狷率性，甚至不会像傅斯年那样，就做一名体制内部的轰鸣的大炮。他是有原则的，又是有礼貌的，他是有坚守的，又是有风度的；过去的是非曲直不言，单从进入21世纪的中国的现实而言，现代中国人，尤其青睐和好感胡适，不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六

    鲁迅的文化性格，一言以蔽之，完全可以而且完全有资格称之为批判人格，这一人格格式，使他与陈、胡二位有很大区隔。

    陈寅恪一心追求学术，不批评别人，也很少有人对他进行批评。批评都少见，批判更罕见了。有时，他的学生要写批评别人的文章，他也不赞成。他只关心自己的学术与学业，那意思仿佛是说，好与不好，让成果证明，或者好与不好，你自己思量。

    胡适不拒绝批判。他一生既受到很多批判，本人也曾批判过不少的人。但他有自己的准则。比如对于顽固坚守文言文的主张，他是不能容忍的；对于维护专政的理念，他也坚决不能苟同；对于所谓反对科学的玄学思想，他也很不客气；就是反对他“全盘西化”主张的，也一定要反唇相讥。但他不做过激的动作，也少有过激的言词。他的办法是：我说，我也同意你说；你说，也不能妨碍我说。说固然说，理性是第一位的。没有理性的表达，无论如何，他不赞成。

    鲁迅的批判性人格，与他们截然不同，而且水火不同炉。看他一生行止，批判乃是他人生主调，也是他思想主调，还是他作品与风格的主调。他并非不喜欢学术，然而学术与批判比，批判的地位显然处于高度的优先位置；他并非不讲自由，但尤其不讲情面。自由尽管自由，但要把话说到如匕首与投枪的程度，他才能满意。其效果追求，岂止入木三分，干脆直戳要害。

    但鲁迅不是愤青，既不是小愤青，也不是老愤青，把鲁迅看做愤青就贬低他了。他的批判是老道的，甚至老辣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他也不是情绪化，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不是鲁迅的风格，他的批判自然有情感在，不但有情感，而且有激情，不但有激情，而且有大爱。

    一般人听闻鲁迅，知道这个浙江绍兴府的老头儿爱骂人的，而且被他老人家骂过的人可真不少哩！其中尤其不乏名人，不乏大家，且绝大部分还都是些品行端庄成就卓然的人士。然而，一般人也许不知道，他不但敢恨，尤其有爱，不但骂过很多人，而且帮过很多人，他对于家人，友人，同仁，都是充满深情厚爱的。如对自己的母亲，对师长，对兄弟，对许广平，对儿子，对学生，对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青年，莫不如是。而且他所深爱的人士中，颇有一些异国异族的师友，如藤野先生，如内山完造。他尤其热爱家庭，这一点与某些所谓的革命家不同，他绝不以牺牲亲人利益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崇高品质，而是将自己的战斗精神与对亲人的挚爱，对同仁的友爱，对劳动者的关爱，对学生与一般青年的喜爱，融为一体，燃烧升华。故此，他才需要“呐喊”，也才产生“彷徨”，才不怕交华盖运，不怕做“三闲”“二心”人，才要鼓吹“热风”，才要勇做“野草”，才要“朝花夕拾”，不羞于“南腔北调”，不小觑“花边文学”，不轻视“且介亭”住所，敢于“准风月淡”，敢于揭露“伪自由书”，也不忘“故事新编”。由此我们知道，他的内心是博大的，然而，忧思之深，压抑之重，也许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的。

    鲁迅的批判具有全方位表现，要而言之，包括对专制体制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他不认同的各色是是非非的批判。他自言前期信奉进化论的，后期改信阶级论了。在他后期的批判中，阶级与阶级理论已成为他批判的一个主题性内容，而且锋芒所至，颇令人惊。

    分析这些批判内容，他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价值最高，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则最为深刻，影响也最为久远。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体说来，是具有重大启蒙作用的，个别地方，如对中医与京剧的不满，也有些偏颇之处。他的理论主要是文艺理论批判，只是一家之言，他有他的立论标准，对手也有人家的立论根据，虽世事沧桑，不免生此长彼消之感，可以认做真理的两端性；至于他对一些人情世态的批判，则处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或有价值，或无甚价值，只是一种人生记录，但凭后世人的喜好罢了。

    鲁迅的批判态度尤其坚决且坚定。他最反对的乃是骑墙派，也不高兴“费厄泼赖”。在他看来，骑墙态度差不多就等同于对恶者的帮凶。因为如此，他又特别厌恶叭儿狗，即现今养狗人喜好的京叭一类。他看不惯它们。觉得它们本来是狗，却又有些像猫，不伦不类，失去了本性。他宁可欣赏旷野之中猛犬的狂吠，并为那种“犬声如豹”的声响所感动所振奋。

    鲁迅批判人格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批判是个体性的，理性化的，又是具有充分的逻辑品格的。

    首先是个体性的。

    鲁迅最痛恨的表达方式，乃是假话，空话，大话，以至于他留下的遗嘱中，要特别写上，儿子倘无文学才能，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理论家。

    他反对用大帽子压人，大口号吓人，反对侮辱人格，坚定地认为“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他主张用自己的头脑思维，用自己的语言写作，不说自己不懂的话，也不认同自己内心反对的东西。对于中国式的从众性心理与起哄式行为，更是深恶痛绝。且不论这种从众性心理与起哄式行为是说好、说歹，他内心都是不予认可的。

    他坚决反对集体的乃至爱国的自大，而主张个体的自大，他这样表达自己的“自大理念”：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史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家拿来当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有这样的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

    我有时会想，一个文明时代，应该只会允许个性的批判的，而绝对不可以允许一个团体，一个政治性组织，甚至所有的人民对某一个人进行无约束无法制的无边无际的批判，就是你能找出100条根据或理由，也不可以。

    鲁迅的批判，也有失之偏颇甚至错误的时候，但那性质仍然是个体性质的。故而，并不从根本上妨碍他的批判人格。

    鲁迅的批判又是理性批判。之所以称之为理性批判，一是他具有逻辑内涵，二是他注重事实依据。比如他的阶级论，是以事实作依据的，而且很是生动形象。他曾举例说：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家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当然，这理论未必具有普遍性质，本人也曾对文中所举例证有过质疑。我的提问是：贾府的焦大纵然不爱林妹妹，但他也未必就会爱刘姥姥的。更何况鲁迅先生又不是焦大，怎么能知道，焦大的内心就一定不会暗恋着林妹妹呢？——汝非鱼，安知鱼之不乐乎？

    他的批判的理性表达，尤其表现在没有私敌方面。他一生论敌极多，但肯定没有一个私敌。他不屑于与私敌为伍，也不肯把自己降低到那样低等低劣又低能的层面。

    他可能批过了，也可能批错了，但没有个人恩怨在其中，更不会如他的某些对手那样，动辄以“封建余孽”、“法西斯蒂”的大帽子压来，更不会敏感着专制屠夫的神经，影射鲁迅拿苏联共产党的卢布的。

    鲁迅批判人格的最高表现，则是他批判逻辑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与层面上。

    其一，他批判别人，也批判自己。且批判自己同样不留余地，不留情面。我相信凡读过他的《答有恒先生》，是会体会到他对自己的严格与不放任的，凡读过《风筝》的人，又会对他的那种文化批判性质的自责，感到由衷的钦佩。毕竟直到今天，我们这边厢，依然有如此多的不民主又不自知的父母与师长。他还写过一篇《论杨树达君的袭来》。但那内容是误记误评了。杨树达是一位精神病症患者，曾到过鲁迅那里，因病症的关系不免行为有异于常人。但鲁迅误解了，认为他是有着某种企图的不良分子。

    然而事情一旦明白，他很自责，便公开发文，检讨自己的过错。不仅如此，后来编辑文集的时候，也没有故意漏掉那错误的文章。就让这“耻辱”在树上挂着，在空中飘着。

    这等表现，在七八十年后的中国大陆，我以为都并非多见。

    其二，他的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反对歧视，是一以贯之的，即使他所衷心拥戴的组织的代表有这样的行为，他也一样要予以揭露，予以批判。他是坚决不肯做奴隶，尤其不会做奴才的。对那些视他为奴隶的人，他一定要用各种方式反对他们。而且给我的印象，他晚年对于所谓“四条汉子”的批判，乃是他一生批判中最为着力最为深刻也最为精彩的部分。

    故，有人说，他幸而没有活到20世纪50年代，如果活到那个时候，是一定会被划为右派的。也有人说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鲁迅活着，要么放下他手中的笔，要么关在监狱里。这说法，虽然只是一个孤证，或许不具备成为历史公证材料的资格，但那逻辑，显然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综上所述，三位历史巨人的文化性格显然有着很高的差异性。陈寅恪是韧性加韧性，他不激烈也不张扬，但能稳扎稳做，坚持到底。胡适是柔性加韧性，他可以隐忍也可以妥协，又可以退让，却不可以放弃自己的基本主张与根本信念。鲁迅则是刚性加韧性，他本质上是一个战斗者，然而又是一个读书人，有人批评他世故，也有人批评他多疑，都有道理。他其实是敏感而又激烈，坚韧而又多疑，世故而又单纯，老辣而又率性，老谋深算又奋不顾身，注重情谊又孤傲自尊，他其实不能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却肯定是一员充满智慧与能力的骁将。然而，说到忧思深重，确实没有人超过他的。他的经历、出身、追求、信息、学识与性格相互叠加与糅合，使他的所作所为特别契合那样大起大落、战垒分明、动辄两军锐兵相接的年代。“三·一八”惨案后他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四·一二”白色恐怖后，他又写下《答有恒先生》，柔石等六烈士被枪毙后，他更写出《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的表达与行为，胡适是做不到的，陈寅恪是不会做的。陈寅恪是学术象牙塔中人，任你风高浪险，我坚持我的研究。胡适是体制中人，在和政府的关系上，与鲁迅尤其大相径庭，他的基本立场，是我批判你，但也信任你，批判与信任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整体表达。鲁迅则不但要批判，而且要毁灭，他不但批判那现象，尤其要反抗那体制，而且连同那些有利于或他认为有利于那体制的文化也要一并予以批判和摈弃。就是对于自己和自己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他也持同样态度；他不原谅自己身上留存的旧的东西，而且真诚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速朽。

    作个比方吧：如果三人同样来到一座传统的寺院，陈寅恪是不问庙宇，不问和尚，只问经文；胡适是经文也可以怀疑，和尚也可以质疑，但庙宇是要保护的；鲁迅则不但要改换经文，还要还俗和尚，而且要彻底拆除这庙宇。

    鲁迅确是一位斗士与战士，但千万不要误解的是，他既非一贯正确，更非唯一正确。论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守，对现代的建设与宽容，对不同社会力量与阶层的妥协与双赢，这些中国文明崛起的必经、必有、必须之事，就不仅不是他的长项，有时甚至是他的短项了。如何化短为长，还需要三位巨人文化的和声与共鸣。

    七

    鲁、胡、陈三位文化哲人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虽然这些影响带有不同层次，不同规则，不同风格的特征，却都是现代中国文化大拼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哪一块都将产生重大缺失与遗憾。

    鲁迅的影响，主要是他的那种坚忍不拔、老辣锋芒、深刻周全且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显然非常必须，且弥足珍贵。

    西方人有一个概念说知识分子乃是社会的良心。人不可以没有良心，人心不良，是一件很负面的事情。社会尤其不能没有良心，社会没有良心，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良心由谁担当，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担当，其中一大关键，就是具有批判人格与批判精神。

    我们读鲁迅的书，尤其他的杂文，如果是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史的，有时禁不住会联想到卢梭、赫胥黎与尼采。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时代的一个异声——启蒙大合奏中独特的声音，他的奇异就表现在，别的启蒙思想家都以自由为第一诉求，唯他以平等作为顶绝目标。

    他最为痛恨且用力最多的乃是反对不平等。鲁迅也可以说是彼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一个异声。他不反对自由，而且非常珍视自由，但他首先要批判的是那个专制体制和与之狼狈为奸的劣质文化。

    鲁迅又非常欣赏赫胥黎。赫胥黎不是一位以原创性理论著称的人物，但他就是坚信并以最坚定的态度最尖锐的锋芒，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自己心甘情愿立志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一条守卫犬。鲁迅也不是一位原创性理论家，但他对自己坚信的理论，是要捍卫的，是肯于为之做出种种牺牲的。纵不似赫胥黎一样做守卫犬，也愿意做一名冲锋陷阵的马前卒。他的表达方式固然不似赫胥黎那般激扬震撼，却往往来得更其深刻尖利、一针见血。

    尼采则是一位思想史上的“超人”。他说“上帝死了”，那意思是指上帝代表的文化死了，但超人来了。他要以超人式的方式颠覆西方几乎一切哲学传统，从而走出一条新的思想与文化之路。鲁迅不是尼采，也不认为自己是超人，但他对于所圈定的批判对象，是绝不肯宽恕的。他不喜欢也没有想过做超人，但可以做“眉间尺”，可以做“过客”，甚至可以做泥土，也可以做野草。他这样讴歌“野草”：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个夺取他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就中我们可以捕捉到鲁迅的影子与他的批判之魂。这一切都表明，鲁迅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叛逆者，大解剖师，因为他出身于旧的营垒，对于旧文明中的种种弊端、痼疾与虚伪，看得格外分明。假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心理预设的话，那预设用一个词组表示，就是不信任。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诸多疑问的深层原因。

    鲁迅的价值，还在于他特别同情弱者，他本人就认定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又是可以为他们呼号奔走揭露真相的一员。虽然他对他们也有种种不满，且从小到大，这不满都追随着他，甚至困扰着他，然而他依然深爱着他们，他对他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哀也是一种爱，怒也是一种爱。我们阅读他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以及他的杂文集中不少回忆性文章，可以真切地体悟到他对他们的爱有多么深厚广远。例如，他在回忆他幼时的保姆长妈妈的文章最后，也曾这样饱含深情地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中永安他的魂灵！

    现在，关注弱势群体似乎已成为一种舆论性共识。然而，真的关心，是很难的。

    我有时会想，我们那些大牌教授，那些获奖无数的著名学者们，他们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真的关心吗？甚至知道或者愿意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吗？真的肯于为他们仗义执言吗？其中的很多人，怕不是这样，他们更喜欢去交结、去巴结那些有钱、有权、有影响的人，以和他们做朋友为荣，至于弱势群体云云，不在他们高贵的视野之内。倒是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名也不高，钱也不多，但为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怕忍受一切难以忍受的遭遇和恶劣，持爱以恒，仗义而存，一步一步，奋力前行。

    鲁迅批判人格的另一价值，在于他无与伦比的原则性。如前所言，他的批判不但对别人，尤其对自己；不但对个人，特别对国民性；不但对体制，而且对文化，而我们中国文化的一大弊端，在于其团伙性与江湖气。例如中国的官场犯罪，常常是群体性的。

    一个海关出现毛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上上下下、人人有份。那情形很像《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薛、王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看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就有这样一个特点，清明时节，几乎可以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一旦腐败，便一发而不可收。对此种状况，我称之为腐败加速度。

    不仅官场，学术界也是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教育界，还有真的批判吗？基本没了。个人作品研讨不少，就是相互捧场；专题研讨会更多，也多是逢场作戏。纵然有批判，也常常陷入不同圈子的争风吃醋，彼此斗气。也有大揭对方隐私的，也有开口大骂的；更有一些所谓理论家，或者专家，或者文化名人什么的，面对年轻人，甚至一切人，都一律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凡此种种，令人厌烦。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鲁迅先生了。

    因为他的批判乃是真的批判，而他所展示的批判人格与所代表的批判精神，乃是中国文化中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八

    陈寅恪的学术人格，其影响已经不止于学术领域了，但最具现实借鉴价值的显然还是在教育、理论、学术这样的范畴之内。

    陈寅恪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是纯粹学人的典范。他的学术榜样性价值，可以用四个词表现，即：专心、倾心、诚心与敬心。

    首先是专心。专心学术，全无他顾，这个才是真学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当下的情形，全不对了。且不说抄袭成风，也不说形式主义泛滥，单说那些在学术界活跃异常的教授们，给社会的观感就甚为负面。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现如今的教授，可以分为四类，即课题教授，码头教授，奖项教授与项目教授。所谓课题教授，就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去找课题，去弄课题。要问课题何以有这样的魅力，因为课题就是钱的代名词。一些文科课题，也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样的课题表现，恐怕在全世界都堪称绝无仅有。课题就是钱，然而钱多却不等于结果就好。不知道这十几年来，学界一共累存了多少课题，又有多少研究成果。更不知道这些成果中，有哪几项是能够影响专业，影响学界，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

    所谓码头教授，即心思不在教学研究，专擅讲座。说是讲座，其实就是四处捞钱。名气小时，还写几篇文章，有些小名，就开始四处乱跑，且什么节目都敢去，什么专题都敢讲。有人称之为明星教授，名字很好，但各种水货不少。难得的是，一些花钱无约束的单位，还就喜欢这个。有谁真的批评几句，东家也不高兴，明星更不高兴了。

    所谓奖项教授，不仅获奖而已，更多的是评奖。而奖的名目之多，尤其令人头晕，头大，找不到北。评奖之外，还有评优，评级，评估，好说灯红酒绿，歹说乱箭齐发，总而言之，就是不让你安静。处在一线的老师，尤其青年教师，其实处境可怜，而且前途堪忧。

    而获奖之紧要，之“生死”攸关，又绝对不是体制外面的人可以领会的。实在没有足够的奖项，你的职称，你的岗位，甚至你的饭碗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些奖项教授，虽然本人的成果未必怎么样，或者干脆就不做研究了，但其收益，一定可观。

    所谓项目教授，真可谓“万般皆下品，唯有项目高”。项目并无不好，但别无他顾只剩下项目，就很不好。更其令人悲哀的是，奖项固多，真的创见却少，有大创见的更少，甚至连有些分量的原创性成果都少。这种情况倒是与中国的产业状况很匹配。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虽然差不多已经全球首屈一指，但论到核心技术，却差强人意。而高端技术与基础理论方面的贡献，则除去个别项目之外，没有几项可以向世界夸口的内容。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方面的原因。只是这与本文关涉不密，且不谈它。

    陈寅恪不是这样。他一生学业，首在专心。专心到不问政治，也不关心政治；不问俗务，也不关心俗务；不参加争论，也不屑于争论；不做他事，也无他事可做；不习他艺，也没有几多他艺可以影响于他。他的全副身心，只在学术，尽在学术。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日军轰炸频仍，听到警笛就跑防空洞，他为此写一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那口气颇带些嘲讽与幽默，足见即使这样险恶的环境，他的表现，犹自与他人不同。

    不仅专心，而且倾心。倾心是一种宝贵的情感状态，即他不仅专心学术，而且挚爱学术，因为挚爱，才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他，什么压力也打不垮他；也因为挚爱，他才能得到无尽的欣慰与乐趣。

    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其实乐少苦多，有些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前面说过，他目疾严重，中年以后，竟至失明，然而，这没有阻碍住他研究的步伐。倒是更其恶劣的生存环境，给他不断增加无尽的痛苦。尤其是他的著作，写了，却出版不得，一等不能出版，再等还不能出版，以至这位学术老人要发出“盖棺有日，出版无期”的痛苦呼声。我们可以想象，倘环境由人，他虽健康堪忧，那研究的心一定是十分快乐的。

    倾心之外，还有诚心。诚心是一种责任心，是由内向外而生发的一种内在性情感与品节。学术研究固然需要天才，那情形就像下围棋需要少年天才一样，就像NBA球员需要天才一样，但只有天才显然不够，还要诚心虔志，去对待它们。

    而现在的学界，是诚心者少，名利者多；刻苦者少，投机者多。他们不乏天才，尤其不乏聪明，很多情况下，是太过聪明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把一出好戏硬给演砸了。

    学术研究，非具诚心不可为。诚能生静。而静是一种难得的研究境界。所谓任凭风生水起，我自淡定如初。这样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然而，如陈寅恪者，却不是淡定如初了，而是做到了静气如山，凭你什么名誉地位也无法打动他的。

    诚心之上，还要敬心。陈寅恪一介书生，经历不繁，焦点不多，与他及他家接触密切的人，还保留了一些关于他生性胆小的说法，如梁宗岱夫人就有类似的回忆。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键东不同意这说法。依我的理解，陈寅恪可能胆小——在那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又有几个胆大的呢？但陈寅恪即使胆小，他对学术研究的敬心却大。因为敬心大，他才不怕孤独，不怕病痛，不怕权威，也不受功名利禄等各种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

    敬心，乃是一种圣洁无余的态度，又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更是一种单纯干净的事实。像这样敬心的人，如哥白尼，如伽利略。他们原本是信仰上帝的，但上帝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对了，他们就要发表不同意见，实在这一颗奉献于科学研究的心，原该大于上帝。你上帝错了，也要指它出来。这比喻有些大。作两个小比方。比如玫瑰花是红的，有强势者硬说它不是红的，或者把它拔掉，把它打碎，实际情况呢？她还是红的。又如，你可以不让王小二卖豆腐，但你绝对无法让王小二信服他卖的不是豆腐。

    就是你把自己化装成上帝，也不能改变他卖豆腐的事实。

    敬心也者，正是一种对于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无条件信任，又是一种对这研究及其研究结果的有逻辑的肯定。

    写到此处，我联想到中央民族大学教学主楼中曾悬挂着“敬、静、净”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端的是好。

    我认为：对于学术事业，该存敬畏之心，因为那事业原本是神圣无极的事业，面对神圣无极，岂可胡言乱语！

    对于学术研究，应存静毅之心，因为那研究原本是艰深无私的研究，面对艰深无私，岂可胡思乱想！

    对于学术行为，应存净洁之心，因为那活动原本是纯正无瑕的活动，面对纯正无瑕，岂可胡作非为！

    九

    胡适自是一位纯正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人格对现时中国的影响，显然来得更具魅力，也更密合知识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然而，在他盛年时期，包括去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其实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彼时的共产党人不喜欢他，当权的国民党骨子里实在也不喜欢他。胡适先生辞世数十年，终于时来运转，应该是这民族与社会进步了。与胡适相比，鲁迅在他的时代则是一个风口浪尖的人物，反对他的人固然坚决反对他，支持他的人又要绝对支持他。而他的风格与影响，至今犹然为社会特定人群企盼与认同，可知这民族与社会的进步，又确实面临诸多困难。陈寅恪的一生，则顺利时少，坎坷时多，苦难凶险，备受艰辛。而他终于得到认可并成公众瞩目的文化人物，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三位巨人大有区别，而社会对他们的不同好恶与离合差别更大。从文明的发展阶梯考量，我认为鲁迅的时代不如胡适的时代，胡适的时代不如陈寅恪的时代。当人们忘记争斗也无须的时候，就接近大同世界了。届时，战争消弭，专制消解，政治化为管理，管理化为服务，服务化为艺术，艺术化为生活，可有多么好哇。李慎之先生说过，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是一种诗意的概括。我想补充一句：就社会的深层渴求而言，胡、鲁二人正呈赛跑之势，我希望并祝福先到达终点的是胡适先生。

    而今的现实，仍需要启蒙，主要是公民意识的启蒙。胡适先生一生，说到学术与文化成果其实不足以惊人惊世，但他的学习态度与自由信念，却能持之以恒，卓尔不群。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有言，启蒙是走出不成熟状态，勇于求知。这句话，鲁迅先生或许担当不得，尤其他的晚年，更似一位全知的斗士；陈寅恪先生则无须担当，他的注意力在彼而不在此；对于这种文化责任，唯胡适先生担当得住，担当得起的。

    实在自由人格的基本品征是理性的，公然的，物权的，民主的。它虽然在逻辑上并不排除正义的暴力选择，但真正倾心的形式还是和平的，渐进的，共商的。它自有坚持与坚守，也不乏持之以恒的坚韧态度，而且主张稳中求变，尽管它的结构深处一点也不缺少革故鼎新的精神，但不赞成强制，不认同群起而攻之，不惧怕反对意见，有时甚至是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也不顾念个人意见的孤独，并以能说服他人为最大的人生乐趣之一。

    自从俞可平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民主的话题，在中国大陆又慢慢热络起来，而法治的诉求，则自“文革”之后，一直为社会大众所赞同所渴望。其实，民主的价值前提是自由，法治的文化前提是理性。或者说，有自由，而后有民主，否则，这民主的基础就不坚实；有理性而后有法治，没有理性的法治安排，会先天带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说不定哪一天，那些主张法治的人又会以非理性的方式去破坏它。

    甚至可以这样说，唯有自由价值理念下的民主，才是善质民主，否则，极有可能成为民主暴力即暴民政治，且暴民政治与君主专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其后果更会沆瀣一气，有无相通。而没有理性的法治，也很有可能蜕变为法治的空壳，即只有法治之名，没有法治之实。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有过证明，德国纳粹也有过证明，后来东方国家的诸多现实都有过证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一个缺少民主资源与传统的国家而言，对于一个处在百年历史激变的社会而言，自由与民主有时不免来得太繁琐，太格式，太低效，太麻烦，甚而至于太过软弱无力了。即使在一些很发达的民主国家，其社会与法治方式有时似乎也存在放纵坏人之嫌。如美国辛普森杀人案，因为自由、民主与法治的框架结果，辛普森居然以钱消灾，逃避了在常人看来原本根本无法逃脱的法律责任。

    于是，我们中国人，至少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特别喜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特别服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坚决地认为，对于恶人就该恶治，对于残暴者就该残暴，如果不至于更为残暴的话。哪怕对手已经成了半死的悔罪的老虎，也一样绝不宽恕。然而，这完全不合乎自由人格的价值取向。事实上，一个具有现代文明属性的时代，是不相信以暴制暴，或者以恶治恶的。即使对于杀人犯，也须得保障他应有的权利。监狱只是关押犯人的场所，绝不是虐待犯人的地方。一切肉刑，都在废除与禁止之列，而一切思想罪，也都是不能成立的。绝不可以说，你敢打人，我们就一定加倍打你；你敢杀人，就给你来个千刀万剐，或者五马分尸；或者你敢偷盗别人的物品，就剁你的手；你敢信口雌黄，就拔你的牙；并且还要打着正义的旗号，随意使用法律的名义。事实上，以坏治坏，只会更坏，特别是如我们这样的惯以官方行为为榜样的民族与国家。

    自由人格的逻辑结果，必定是平等。我有权批评你，你同样有权批评我，不因为你是总统就高人一等，也不因为我是罗德曼就没有指责总统的权力。或者用伏尔泰的语言表达：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自由人格一般并不喜欢大起大落，连大爱、大恨这样的字眼也不经常提起。我们读鲁迅的书，是常常会感到刺激与震动的，但读胡适的书，不大会有这样的情感反应。

    他的方式是平和的，讲道理的，一字一句，字字明白，句句清楚，一板一眼，一点也不绕脖子或者暗含讽刺与杀机的。作者并非没有激情，但能自我控制，并非没有大爱，但能平易出之。而这正与他的一贯主张相契合。他不因为有理了，就飙强无度，而是依然坚持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也不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了，就泪雨滂沱，或者疾狂不已，一定提出更其极端的观点与主张。相反，在那等风狂雨暴的年代，他竟然号召中国学者尤其是公共性学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然而，一个社会系统的文明改变，是要一步一步去做的。文明的层次复杂，那最基本的层次即布罗代尔讲的最具影响长度的文明层次的改变与升华，尤其需要日积月累地不懈努力，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做起，一个根基一个根基地夯实。实在说，让一个民族学会野蛮，学会破坏，学会仇恨，是很容易的，而让一个民族学会友善，学会妥协，学会沟通，学会建设，就难得多了。恰恰到这样的历史关口，就会更其需要自由人格的帮助、引导与支持。

    借鉴胡适的自由人格，起码应该学会礼貌，学会友善，学会简单。

    礼貌的生活，虽然不见得就是富足的生活，但显然是比较有质量有品位的生活。

    其实，中国古人，早明此理，所谓“君子绝交，口不言恶”。想来绝交是多么伤感情的事，然而也要礼貌为之，那个才是君子之风。所谓文质彬彬，斯为君子。我坚定地认为，当礼貌成为一种普遍性生活态度时，它也就会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力量。从而使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变得更具风度，更有格调。

    友善同等重要。现在的社会风气不良，以至于人与人之间很是缺乏信任。比如在公共场所，遇到一位身带重物的老年人，他确实需要帮助，你也真心想帮他，但不可以的。你一帮助，人家就很有可能做出过度反应，甚至过激反应。社会缺少友善，主要原因在于有话语权的一方，在于管理者一方，但改变这种状况，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譬如我们到了华盛顿，坐在某个公园的长椅上，过路的当地人，是会向你问好或者给你以善意的微笑的。这显然会减少我们身处异国他乡的生疏感。反之，即使我们在自己的国度旅游，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一张张冷漠严肃的或者高深莫测的面孔，我们也会觉得这样的氛围，很不舒服。

    我在某个地方说过：“成熟的现代文明，大半是简单的文明。”而我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未免太过复杂，因为这复杂，又使我们活得很累，也因为这复杂使得我们很不容易接纳和善待他人。我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人的生活能变成全世界各民族的生活类型中最为简单的一种，到了那时，胡适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很开心；而鲁迅先生的速朽愿望，也就大半成了现实。

    十

    总评陈、胡、鲁三式文化性格，应该说，各有所长，各有重点，各有无限借鉴价值在其间。这里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点，因为有不同，才来得精彩。我把这种不同性格的集成表现，称之为“共鸣律”。孔子所云“和而不同”，仿佛若此。

    有不同，而后有共鸣。有共鸣，而后成就各种美妙的音乐。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甚至只有一个音节，那么，完了。想听英雄交响曲，不可能了；想听小夜曲，又不可能；想听春江花月夜，也不可想。

    第二点，因为有不同，所以才可以相互补充，我称这种异质同型的组合形态为“互补律”。

    世间没有完人，完人几近上帝。那么，只有批判人格，显然不可以；只有学术人格，不可以；只有自由人格，也不可以。故而，当今的中国，既需要鲁迅，又需要胡适，还需要陈寅恪。其实这三位文化人物也不过是几个代表罢了。只有他们三种的人格类型还不够呢！还需要陈独秀，需要章太炎，需要钱穆，需要熊十力，需要梁漱溟，需要钱钟书，需要顾准，需要李慎之……以及无数知名或不知名的人，这一点，我是特别欣赏契诃夫的无论大狗小狗皆有权鸣叫论的。

    第三点，虽然胡、鲁、陈的文化性格各有向度之别，但其核心价值又是相同的，对此，我称之为“文明必在律”。文明必在，文明价值必在，只要是有价值的，一定不分东、西、南、北，不分人种，不分国度。你有的，我必有之，我有的，人必有之。

    鲁、胡、陈尽管文化性质差异不小，但在独立人格这一点上是没有区隔的；在自由意志这一点上，也是相互通然的；在追求现代文明这一点上，确是殊途而同归。这个，也是我在前面提出的胡、陈、鲁人格的一种而三式的基本依据。

    十一

    无论胡适、陈寅恪还是鲁迅，都具有高贵的人格和卓越的人格表现。然而，他们毕竟是已经逝去的这个转折时期的历史性人物了。在这样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尽可以汲取无尽的养分与财富，然而，现代文明人，尤其身为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不可以总是向后回顾的，也不可以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中华人物这个范围之内。由于种种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科学的，习俗的，宗教的影响，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把目标定得更伟大些，把前行的步伐迈得更坚实些，把创造力、想象力与行动力释放得更充分些。不但学习和借鉴胡适、鲁迅与陈寅恪，而且学习和借鉴洛克与亚当·斯密，学习和借鉴林肯与圣雄甘地，学习和借鉴伽利略与爱因斯坦，学习和借鉴康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和借鉴福柯与哈耶克，这实在是一些极具自由人格、民主人格、科学人格、批判人格与学术人格的代表性人物。而且就我所亲身接触到的许多青年而言，他们表现出来的坚韧、建设、挚爱与阳光，令我自愧弗如多矣。他们的确具备了超越前贤的潜质，具备了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水准的可能性前提。对于此点，我坚信不疑。

    2009年10月29日至同月31日下午写于北方工业大学寓所，11月21日至24日录改定之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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