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很高兴能结识这儿的老师和同学，我希望能在此作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首先感谢贵校给我精心安排了这样好的机会，使我能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3月份，我有机会去美国参加一个翻译会议，在那里用英文做了一个报告。

    今天，我想再用中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存在不少问题，但一般来说，不搞翻译的人是无法了解这些问题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追求经典的人，就是说，我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我对文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翻译家和作家。我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德语国家出版了八部文学作品。大家总认为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其实也不尽然。在德国波恩大学，我基本上没有机会给那里的学生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在那儿，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在20多岁的时候，我迷上了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其次是宋代散文，所以我还从事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另外，我刚刚在德国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史》。过去三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诗歌，因为我始终对中国当代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纯属个人的见解，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对的地方，那么欢迎随时更正和补充。我希望能形成一种争论的氛围，不太乐意别人一味地附和我的观点。

    接下来，我想从三方面展开话题：首先谈一谈人们对汉语的一些误解，然后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出版和翻译情况，最后讲一下语言的重要性。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可是，我公开承认自己是翻译家的时间却很短。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德国大学很晚才对教授从事翻译工作予以认可。在今天，你们会发现德国大学基本上没有几位教授做翻译，原因很简单——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有种“怨恨”的情绪。不只是因为翻译的地位比较受人轻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总是占用我自己的宝贵时间。比方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那么，这样的工作能够持续多久呢？半个小时！最多三刻钟！为什么这样短？这与我的翻译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得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天大约要花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中国的当代作家。可一般来说，中国的作家们并不了解我这样的状况，反而认为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要想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语言水准。

    我能够创造自己的词汇。有时，在没有其他出入的情况下，我会用这些创造的词汇翻译中国的诗歌。可是，一旦我在翻译中用了这样的词汇，那么就不能再次使用了，不然人家会以为我是在抄袭欧阳江河（1956-）和王家新（1957-）的诗歌。

    过去20多年里，在众多德国机构的邀请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来到德国，与当地的读者见面。不少著名的作家，比如王蒙、张洁等人，还能在德国呆上一年半载。有时，德国机构会给语言水准一般的作家召开翻译会，请我帮忙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优美的德文。但是，如果他们的语言本身有问题的话，我能顺水推舟地译成差的德文吗？

    当然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的德文版作品有时要好于中文原作。我听说，美国人对翻译工作是不重视的。如果要申请大学职位，最好不要告诉委员会曾从事过翻译，不然很有可能失掉工作的机会。

    通常来说，一名翻译者仅凭一本辞典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可以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甚至包括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位作家的思想总是会有其来源的。比如北岛（1949-），他的诗歌与30年代的朦胧诗派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现在，他还在重申自己受到了老一辈诗人的影响。那么，若是想成功地翻译北岛的作品，怎可以不事先了解一下30年代朦胧诗的发展呢？再如杨炼（1955-），他受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海德格尔的“挖掘”（Ausgraben）的概念。可是，如果对海德格尔缺乏了解的话，你能读懂杨炼吗？

    总之，一名优秀的翻译者应具备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通晓多种语言。在欧美汉学界，很少有人读过我本人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一直忙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而这的确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在翻译的时候，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必须为此跟周围人交流一下，不然就没法继续进行。至今我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与德国的同仁们交流杨炼诗歌的情景。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也始终存在着质疑。

    不过，幸运的是，我现在得到了德国翻译界和德国作家的认可。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我的译作，从而使得我的翻译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同时也令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从事这项事业。去年，德国最大的出版社要求我再出一本译作，因为原先的两本诗集已经卖光了。本来我想把给杨炼的译作再版一下，但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于是便重新译了一遍。讲这些无非是想表明，我对自己的翻译始终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位翻译家的呢？很晚。1985年，波恩大学聘请我教授汉语。这所大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专业，注重把年轻人培养成未来的翻译家。因此，从1985年起，我开始在波恩大学逐步开展翻译工作，后来，由于这一工作得到了德国作家和翻译家的认可，我也就渐渐公开了自己的翻译身份。现在我非常迷恋这项工作，原因很简单——这对提高德文水平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要知道，德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系统，不少教授之所以无法在德国立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德文不够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借着翻译的机会，我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文。

    现在，我想谈谈第一个话题——对汉语的误解。最近，我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德国翻译家彼得·乌尔班（Peter Urban，1941-）说，他在译介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Chekhov，1860-1904）作品的时候，所用的词汇都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这位俄国作家。但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契诃夫懂德文吗？我想，乌尔班的本意大概是想表达对原作的忠诚。但是，对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的创造。如果读一下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完全是从创造的角度开展翻译工作的。可以说，他创造性地译介了中国当代的作品，尽管他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就像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那句著名的口号——Make it new！葛浩文认为，《狼图腾》有不少地方是有问题的。比如里面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作为犹太人，他当然不可能把具有这种倾向的内容译成英文，而且他也明白，这样的作品是不会在美国出版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这部作品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被删除了。另外，葛浩文本人也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在翻译中国当代小说的时候，对于那些水平较差的作品，他采用了概括和总结的译介方式。因此，他在美国出版的那些译著，其实融合了他本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解和判断。我的一位学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他把《狼图腾》全部译成了德文，但在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原因就是德国人对其中的一些内容非常敏感，尤其是像“血”和“土地”（Blut und Boden）之类的字眼，因为这都是希特勒当年曾使用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找到编辑部，以英文版本为依据编译德文版本。于是，同样在取消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之后，才得以在德国出版这部著作。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最有名的小说就是以狼为主题的。姜戎（1946-）在上个世纪60年代读过杰克·伦敦的作品，可以说，他的《狼图腾》是中国式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德国人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他们对姜戎的话题并不陌生。德国人有个习惯——喜欢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味一下孩提时代读过的东西，由于许多人过去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写的。

    大家都知道莫言（1956-），他一般会在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一部小说。比如《生死疲劳》，他说自己是在43天内创作完成的。德文版的《生死疲劳》一共990页。可是，一位德国作家能在三个月之内写出900多页的文字吗？如果是一位通俗作家的话，那么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他是一位严肃作家，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在奥地利发表的小说，总共约100页，为此，从2003年到2006年，我忙了整整三年，然后又花了三年时间修改，就是说，从2006年一直忙到现在，然后才出版。原因在于，我需要反复地检查其中是否存在问题。并且，如果一部小说问题太多的话，会给翻译者带来很多的困难。

    要是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怪罪的将是翻译，而不是作者。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的一切错误似乎都应归咎于翻译者。

    现在谈一下第二个问题——译本的问题。我们原本认为，一位作家在完成创作之后，将作品交给出版社就大功告成了。不管他写的是什么，出版社肯定会按照本来的面貌出版，可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好的出版社是不会这样做的。直到现在，德国还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每逢书籍出版的时候，出版社会组织人逐字审查。一旦发现问题，便会邀请作家和翻译家共同商议该如何修改。这说明作家、翻译家和出版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关系。另外，就目前看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成为与市场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一位英国人在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发行的时候，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包装，精美的包装将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市场，这样一来，作品封面的设计便成了关键问题。比如姜戎就认为，他的作品封面上应该有狼的图片，不然会影响书的销售。难道作家是有意要这样做的吗？不是的。但为了能顺利出版，作家将不得不听从出版社的建议。

    另外，外国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依赖于翻译的水准。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原作，翻译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翻译水平不高的话，将会给作品的销售带来很多的困难。葛浩文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结果他成功了，因为他的英文很漂亮，并且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他的英文译作水准要比原作高出许多。正因如此，他现在成了德国出版界争抢的热门人物。当葛浩文在美国出版了某部中国当代小说之后，马上便会有德国出版社提出购买作品的版权，然后再请某位精通英文的翻译家将英文本转译成德文本。通常来说，葛浩文不做诗歌、散文和戏剧翻译。想出版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完全取决于出版社的要求。

    当然，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德国，出版社都想卖出自己的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此，我不会提出批评。但是，在销售姜戎、余华和莫言等人的作品的时候，出版社会在海报上作这样的宣传：某本书的销量超过了《圣经》！某本书成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那么在德国，都是哪些人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呢？文学家？教授？都不是！在德国人眼里，中国当代小说大多属于通俗文学，它的读者基本是些对文学没有过高要求的人。但是，对德国读者来说，如何才能找到一本令自己感兴趣的书呢？

    德国出版社自会有一套办法吸引众人的眼球，令人感到——这正是我想要的书！

    在德国，人们通常把非常厚的书称做“火腿”。为什么呢？以前，我们的祖先靠一根火腿就能度过冬天。天天吃火腿，多好！同样，人们不一定非得天天读不同的书籍。

    如果一本书能读上一两个月，也是件很不错的事情，这样的书被称做“火腿”。不过，一般来说，火腿之类的书多是留给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看的。开始的时候，中国作家在德国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呢？要知道，德国出版的书有70%属于译本。这说明，德国读者根本不喜欢读德国作家的作品！原因在于，许多有代表性的德国作家不会讲故事，而是更倾向于思考社会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的作家则很会讲故事。比如莫言，在他的故事中会出现上百个人。可如果听不到故事的话，人们就无法了解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所在。不过，中国当代作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常常改写一些已经写过的故事。

    现在谈一下语言的问题。是的，语言是一门艺术和一种手段。翻译家可以对作家的文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作家往往对翻译家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但翻译家并非就是完全独立的，因为他还得服从出版社的安排。有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总共才两三个人，然而生意却非常兴隆，因为他们总有办法把书推销出去。有一次，我在此出版一本翟永明（1955-）的诗集。因为翟永明的作品没有标点，这样一来，出版社的老板不愿意了：这怎么行！于是他就把标点都添上了。那么，翟永明的德文译作还能跟中文原作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不过，我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经常要在德国开朗诵会，如果没有标点的话，我会感到读起来比较吃力，甚至有时会读不下去。

    可是要知道，参加朗诵会的听众都是买了门票的，所以他们的要求自然会比较高。如果我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会抱怨，说枉掏了钱。因此，考虑到这样的原因，我现在开朗诵会的时候也习惯加标点了。

    由于姜戎不会英语，所以他在英国的知名度不高。包括莫言、余华（1960-）等人，他们的外语水平都不太好。另外，在美国出版的书有95%是用英文创作的，这说明，美国人根本不读非英语类的书籍，包括德文著作。如果把美国看成是西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根本不属于西方国家之列。在德国，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当代诗人。但在美国，由于精通英文的葛浩文的大力推介，中国当代小说家显得格外出众，而杨炼、王家新等诗人则显得默默无闻。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北岛。他在英语国家已呆了30多年，但英语也不是很好，可为什么他会成功呢？因为他的翻译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美国作家，并且40年前还学过一点中文。尽管中文几乎全忘光了，但他有自己的办法——每天与北岛通电话，以这样的方式不断修改自己的译作。

    每天我都进行创作和翻译，不过我并非德语国家唯一既写作又翻译的人。从我们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来讲，重要的作家基本上也是翻译家，到现在仍是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波尔说得好：我们的德语受到了太多来自纳粹的影响，现在应重新学习。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他做过翻译。通过翻译美国的小说，他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当代作家，无论来自中国内地、澳门、香港还是台湾，都懒得学习外语，这样一来，他们很难了解自己的作品在翻译之后存在哪些问题。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下杨炼作品的英译本，会发现翻译的质量实在很糟糕，而多多的译作更可怕。作家梁秉钧（1946-）能够自己将作品译成英文，但水平也是一般。以前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都是很高的，他们可以用英语、法语或德语进行创作。比如张爱玲（1920-1995），她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发表的英文小说是很棒的。如果现在读她的作品，会发现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差别非常之大。相比而言，英文版的质量要更高一些。

    总之，我认为，如果一位当代作家能多少懂点外语的话，那么便会对翻译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至少可以少犯错误。当然，翻译是无法回避错误的，毕竟我们是凡人，出现错误属于正常现象，不犯错误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

    我现在已讲了不少了，接下来希望能跟大家交流一下，谢谢！

    提问：顾彬教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德国人对于生命和生活的了解，是通过故事来了解的，我想请您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顾彬：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那么便会找到这样的话：人的生活需要故事，他应该每天听到故事，不然便没办法生存。可德国作家对讲故事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更喜欢思考。不过最近哲学家豪格勒贝（Wolfram Hogrebe，1945-）提出，当代人也需要故事。这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讲故事的时代又回来了。但是，需要什么样的故事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好卖。市场需要什么，他们便写什么。我不想读这样的故事，根本读不下去。一个月前我在首尔上课，给那里的学生介绍中国20世纪的经典文学作品。有好几个人问我：为什么会提到《狼图腾》？他们觉得很可笑：这个是给小孩子看的，闭着眼也能读！可见对他们而言，咱们的故事太简单了。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莫言等人能够在一部作品中描写近百个人，而德国当代作家会集中地描写某个人物的精神世界。此外，德国作家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越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刚刚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瓦尔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1938-），描写的是一位生活于一战前后的作家，总共才写了100页。尽管在这方面我知道的不算少，可在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还是不时地被他的语言所征服。实在太美了，让人百看不厌！

    提问：我想问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比如四书五经的翻译情况，还有老子道德经的作品翻译。我最近也试着稍微看了一下，比如说老子道德经的译本，据我所知，好像100多个译本，那么这个版本的话，有许多是外国作家翻译的，也有好多是中国翻译家翻译的，120多个版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问题，但是我看了一下，没有一个作品是能够淋漓尽致地、非常准确地把老子完完整整地翻译过去。请问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老子《道德经》译本的情况，哪个译本比较完整，比较能够受西方人的信赖。

    顾彬：目前德国至少有80个版本的《道德经》，翻译质量都是很不错的。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不光把《道德经》重新译成非常好的德文，而且还会全部添上注释，帮人去理解每个章节的内容。当然，有的出版社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担心会影响销售。在他们看来，哲学类和文学类书籍是可以不需要注释的。《道德经》在德国的地位非常高，直到现在的影响还是很大。不光是《道德经》，中国的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在很早的时候就已被译成德文了。像《红楼梦》等在德国的传播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到现在仍没有停止销售，仍不乏大量的读者。其中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年）的译本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不过，《红楼梦》是一部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我不敢说，包括我在内的德国读者会真正地读懂它。此外，《庄子》、《孟子》、《论语》等作品早在100年前就有了德译本。其中，孔子、庄子在德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孔子，恐怕某些作家、思想家今天不会有那样大的成就。但是，真正了解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人却不多。只有在了解到某位德国作家读过某本译作之后，人们才开始对它进行传播。比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我们现在知道，在读了《道德经》之后，他的文笔、思路和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所读的《道德经》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译本。这一点不搞翻译研究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不过，目前卫礼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译本已不太容易得到了。

    另外，李白、杜甫的诗歌早已被译成了德文，但问题在于：它们的阅读对象都是学者和学生。明清的杂剧、传奇也是很早被译成了德文，但可惜的是，出版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特殊，抱歉我没法在此细讲。李白在德国文人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鲁迅也是如此。有不少健在的德国作家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事实上，可以这样讲，如果要想了解德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话，不应只读作家本人的作品，而应同时了解他们可能读过的译本。你们恐怕想象不到，我们也会这样说：没有中国就没有布莱希特，的确是这样。

    提问：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歌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和中国古典诗歌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美好的传统之间的疏离关系。反观新诗的成长历程，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译介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诗歌的汉译成果成为新诗的营养源头，直接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几乎所有的新诗诗人，都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重要影响。

    而这些诗人与中国古典汉语诗歌的传统，基本呈现一种疏离甚至断裂的势态。很多诗人，他既不是古典诗歌传统的承继者，同时如您所说，外语又不是特别好，我想请问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还有，您能否讲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这本著作的写作历程和相关背景，非常感谢。

    顾彬：你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1988年前后，在《鲁迅文集》临近完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仍有时间和精力做点更大的事情。所以，在那时我决定编写《中国文学史》。

    最初的计划是写八本，后来改成了十本。本来我只想写其中的一本，比方说《中国古典诗歌史》，可后来有不少人中途退出了。于是，在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以后，我继续撰写了《中国古典散文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最后是《中国戏剧史》。不过，我的兴趣不在当代，而是在古代和现代。一位大学教授问我，你的标准是什么？我只能说我的标准是鲁迅（1881-1936）、钱钟书（1910-1998）、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和罗伯特·穆齐尔（Roben Musil，1880-1942）。我承认，这样的标准肯定是有问题的，可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我就写不出任何的东西。

    起初我也曾犹豫过，想放弃《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加上当时很多的中国学者都劝我：停止吧！别写了！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我不写的话，还有谁会写呢？毕竟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并且研究了30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并不多。

    因此，我最终还是没有放弃。现在我知道，这本书在中国销售得很成功，受到不少中国读者的喜爱。所以，我要感谢中国的读者！因为是他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这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抛开我自己的标准。

    欧阳江河曾经问我：德国当代诗人是不是与德国传统没有什么联系了？我说恰恰相反，比如我们最红的诗人杜尔斯“火腿”格林贝恩（Durs Grünbein，1962-），如果你没有学过罗马帝国史和欧洲哲学的话，便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作品。我自己的诗歌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学过哲学、神学、日本学、汉学，就很难读懂我的作品。因此，我们的诗人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进行创作的。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如果阅读中国当代小说，那么不需要词典、工具书之类的东西，也不需要掌握中国古代的知识。小说是这样的情形，恐怕诗歌也是如此。不过，这些作家也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比如西川的作品，由于中国文化背景不是很浓厚，所以在德国很受欢迎。此外他还很有幽默感，这跟其他的中国当代作家有些不太一样。不过，由于这些诗人的背景大都跟西方有关系，而跟中国的联系比较少，所以也令人感到有些可惜。或许，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提问：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作家中，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类学者的文学作品，比如说像钱钟书，他虽然作品不多，但是他影响很大，有没有把钱钟书做一个样本来研究一下。

    顾彬：我原来有位德国同事，名叫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1942-）。尽管她现在对我有些不太认同，但我还是对她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她用毕生的精力潜心研究钱钟书的作品。由于在德国出版了《围城》的译作，她得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奖项。我的其他的一些同事翻译了十几本当代小说，而她只译了一本《围城》，然后便拿到了那样的大奖。但是没有办法，毕竟钱钟书的作品是世界级的。

    （演讲者系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