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72年2月：尼克松的破冰之旅
每个时代，都需要高瞻远瞩的人。每个国家，都需要突破固有框框。国与国之间，最大的悲剧根源之一，是没有沟通、不会妥协。闭关锁国、自以为是，永远是井底之蛙、自大夜郎。
整整40年前的公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跨过太平洋，开始了一次震惊世界的“破冰之旅”。2月21日上午11点半，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总统和夫人走下飞机。尼克松向迎候在机场的周恩来总理首先伸出手去，两位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名言：“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尼克松之后则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冰冻三丈，何止一日之寒，那是25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严寒啊！这是比北冰洋冻得还深的国家关系，要破冰前进，要克服那已然形成的强大的冰阻力，需要更为强大的核动力。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四位高瞻远瞩的大国领导人，所迸发出的就是核动力般的强大力量。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在尼克松心目中，他访华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是破冰之旅，更是和平之旅。和平是对热战和冷战的超越。“和平优于战争。因为和平是儿辈埋葬父辈，而战争是父辈埋葬儿孙。”培根如是有云。尽管后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尽管中美直到1979年1月1日才正式建交，但毕竟是冰冻已破，和平的春天终究会到来。
40周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两国在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邓小平曾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进入新世纪，中美早已超越双边关系，绝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当今世界，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是：“中国需要美国，美国同样也需要中国。”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更应该深化合作，相互协调，互利共赢。
聚焦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40周年，不仅仅因为尼克松在首次访华时来过杭州，游过西湖，这里给他留下极为美好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两个曾经长期敌对的大国，在艰难的时代，能够跨出对话、沟通、交流的第一步，这至关重要的开头，给中美两个大国的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带来了福祉。
B、在杭州的逗留，是尼克松最愉快的时光
显然，杭州给尼克松非常美好的印象。“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帕特是尼克松的夫人，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愉快地写下这愉悦的文字（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中册第68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尼克松这样描述他对杭州的印象。“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可见尼克松也知道700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惊叹：“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尼克松这里的说法显然有不确切之处，所谓“古代宫殿”，就是刘庄，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县富豪、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所建的别墅，最初的雅号叫“水竹居”，而不是什么宫殿，现为西湖国宾馆。
尼克松的描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环境与感受交织：“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有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
尼克松一行就住在刘庄，当时外电报道称刘庄为“中国的戴维营”，拿来和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相比。刘庄位于西湖西南、苏堤西边的西里湖畔，丁家山南簏、花港观鱼的北面，并不是湖中央的“小岛”三潭印月。天堂般的西湖，给尼克松以“宛在水中央”的感觉。“不识刘庄真方位，只缘身在西湖中。”尼克松对新居所的方位犯迷糊，但对大国的方位一点也不犯迷糊。他以战略家的胆识，把握好了中美苏三个大国的战略方位，抓住了开创新历史的最佳时机。
“杭州建于充满浪漫气息的湖畔，到处是精致的花园、庙宇和殿堂。气候温和，春来得早……总统在游览西湖时对周恩来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像是一张明信画片’……”这是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杭州西湖之美，是尼克松所想不到的。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杭州以惊人的“笕桥速度”，改扩建笕桥机场。
笕桥机场原是军用为主的老机场，跑道只有2200米长，不能起降大型飞机。为了让尼克松的波音707专机能安全降落，机场必须扩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71年11月8日下达“关于扩建笕桥机场的紧急指示”，周总理亲自审定机场设计方案，工程被命名为“118工程”。1971年11月15日，两万多军民开进笕桥机场，工程正式开始。“118工程”的建设速度惊人，三个月就完成了跑道扩建、候机大楼建造、机场绿化的配置以及机场路的改建。
1972年2月26日上午，尼克松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美丽的杭州；中午12时30分，专机飞抵杭州，平安降落在笕桥机场。
C、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美国加利福尼亚，伯班克城，电视广播室，尼克松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用时三分半钟。“我的话成了本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在《中国》这章的开头这样说。他在讲话中宣布一个公告，核心内容就是：周恩来总理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尼克松“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七个多月之后的1972年2月，尼克松的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临行之前，他从全国各地收到祝愿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这是尼克松在当天日记中记下的深刻感受。飞机经停夏威夷和上海。在上海，中国领航员登机，领航飞向北京。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671页）
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这是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这是尼克松刻意安排的时间，为的是让美国观众在晚上的黄金时间及时收看到电视新闻。门开了，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了出去。“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尼克松在这里写下力透纸背的话：“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这就是“握手改变世界”。为了这一次握手，尼克松曾刻意吩咐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和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要留在飞机上，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直到他们握手结束。当时甚至有一名粗壮的助手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说：“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忘记。”“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舷梯上。”（见该书中译本第4册第13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D、照片一定要拍出美国人“主动前来”拜访的味道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回忆录中提到“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一事。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他下令美国代表团的任何人都不许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他甚至妄言：他与周恩来总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会见，这就是“只有当我们所坐的汽车相撞时”。
具体是否存在“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细节，是有争议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对于杜勒斯这样的坚决反共头子，周恩来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当时身为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史密斯副国务卿，有一次到吧台喝咖啡，遇见周总理过来，正要向他伸出手时，史密斯左手夹着雪茄烟，慌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杯，这样就表示无法握手了。但他与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根据陈敦德所著的《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3版）一书记述，会议结束那天，史密斯主动走来与总理交谈，随后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这样既遵守了杜勒斯定的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纪律，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对周恩来的钦佩（见《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3页）。
不管具体情形如何，杜勒斯不与中国人握手的想法与规定是真实的。这是人为构筑的“冰阻力”，可见有的大国外交家缺乏大国气度和战略气魄。
但是，现在尼克松的手与周恩来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机场握手的照片，已经成为摄影史上的经典。拍摄这张照片的“红墙摄影家”杜修贤，对当时中国政治时局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而且通过照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张照片中的肢体语言是：笔挺站立的周恩来身体有些后仰，而尼克松稍显有些主动。在当时“文革”的政治背景下，如何不偏不倚地处理好对美关系，对周恩来总理来说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他曾私下叮嘱老杜，照片一定要拍出美国人“主动前来”拜访的味道。在那个胶片机的时代，拍摄那稍纵即逝的一瞬间，可不能出一点纰漏，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不会有补拍的机会。而杜修贤“胜利地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尼克松哪能想到那时中国政坛微妙复杂的关系。他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就在他们离开机场时，周恩来说出了那句“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的名言；尼克松看到了“表面现象”：“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E、基辛格装病，秘密飞往北京
1971年7月9日凌晨4时半，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借着夜幕的掩护，基辛格悄悄登上飞机，开始他的秘密飞行，直飞北京。
这次先头接触，美方的要求是“绝对保密”，或许是更多地考虑到双方初次接触的成效问题，考虑到与苏联、与中国台湾的关系问题，华盛顿方面多少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1971年7月1日晚，基辛格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开始了他的亚欧之行。很凑巧，这天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50周年纪念日。基辛格先要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然后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中间甩开记者，秘密飞往中国北京，完成代号为“波罗一号”的行动，随后回到巴基斯坦，接着再去巴黎。
在巴基斯坦逗留的时间，要悄悄变成去北京的秘密飞行，基辛格对付外界的方式是装病——突然肚子痛。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亲自安排了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遁身术，他为基辛格打掩护，让这位“病人”到总统的山间别墅去休养，然后悄悄奔赴北京。这个计划实施得很成功，不过有意思的是，本来装肚子痛的基辛格，还真的肚子痛了起来，他说这是“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我只好暗暗忍受”（见《白宫岁月》第三册第948页）。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抵京，11日12时离京，在北京只待了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由此，基辛格这位杰出的大国外交家，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是如酒般越陈越香、越久越醇的那种。
中国和美国开始寻求接触，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就是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帮助过中国一把，但两国的关系很快就破裂了。后来中苏关系一步步恶化。到了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冲突。中美苏三国如何建立一个相互牵制的稳定关系，是大国领袖必须考虑的。基辛格有句话切中肯綮，说得很到位：“苏联在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上集结力量所造成的明显威胁，迫使中国谋求减少它的敌人，并获得另一股对抗苏联压力的力量。”
F、尼克松很激动，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中苏关系恶化的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苏联对中美两国都是威胁。2月23日尼克松赴欧洲访问的这天，他看到苏联国防部出版的报纸上，有文章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勒相比，“尼克松因此很激动，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见《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第27页，朱明权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970年10月国庆节，中国的老朋友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安排斯诺与他站在一起，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要触动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那时中美的沟壑之深，从一首几乎家喻户晓的“红歌”就能看出来：“东风吹，战鼓擂，现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一定胜利。”要填平这样的鸿沟，需要智慧。这年岁末，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纵横捭阖。他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意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见《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99页）
送走斯诺后，毛泽东曾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呵。”（见陈敦德著《解冻在1972——中美建交纪实》上册第14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毛泽东找的这个红娘正是斯诺。
斯诺于1971年2月离开中国，他与毛泽东谈话的有关报道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斯诺在文章里写道：毛泽东说：“我是一个孤独的和尚，在雨中打着伞走来走去。”原来斯诺把毛主席的一句话误解了。毛主席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意即中国不是联合国和国际条约的成员，在世界上很自由，不受约束。
此间，尼克松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告诉中国，他准备派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对话。冰河隔阂，在现代通信技术已经发展的时代，中美两国首脑却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用古老的方式传递信件，叶海亚总统成了最重要的信使。
G、那幅杭州织锦，那只小小乒乓球
红娘斯诺离开中国一个多月之后，1971年3月2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这是春天，樱花烂漫。美国队3号队员科恩有一日训练结束后“搭错车”，误上了中国队的车。突然上来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对手，车上的中国队队员都有点发蒙，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此前乒乓球队的纪律是不准与美国人握手。但是，世界冠军庄则栋主动上前向科恩问好，和这位留着一头繁茂长发的嬉皮士球员攀谈起来，随即还送了一件礼物给他，那是一张印着黄山风景画的美丽的杭州织锦。科恩则回赠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的T恤衫。一次友好攀谈，一张杭州织锦，消除了隔阂，打破了冰阻力，这是民间友好外交的经典细节。
比赛期间，中国乒乓球队与其他国家球队友好交流，并邀请英国、加拿大等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队员很希望也能赢得这样的待遇，到中国去与乒乓高手们直接切磋。于是，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主动提出要访华。事关重大，代表团立即向国内汇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立马打了个报告，内容不是想邀请美国队访华，而是“不邀请”。周恩来总理已经在报告上写了“拟同意”——即同意不邀请。
4月7日这届世乒赛就要落幕，大家要打道回府了；6日下午4时半，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到了国内的指示。这两天，毛泽东也在反复思考这个事情，尽管他也将圈阅同意的报告退给外交部了，但6日晚上11时多，他的想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那时，毛泽东已吃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要入睡了，他的意见让护士长吴旭君去转达。这个惊人的变化把吴旭君吓得不轻，一夜都没睡，她害怕主席第二天醒来“不认账”。其实毛泽东给美国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回球。《时代》杂志后来形象地说：“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
当时跟随中国乒乓球队采访的日本共同社记者中岛宏，最先闻到一点风声。在4月7日中国队的花园联欢会上，敏感而敬业的他隐约听到“有重要电话”，就不顾一切地赶到中国队下榻的藤久观光饭店采访。从而他最先采访到了中国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最先将这一重大新闻发了出去，也是最先使用了“乒乓外交”这一词语。中岛宏后来因此获得波恩新闻记者奖。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经香港从罗湖口岸入关来到中国内地，首站广东，当天抵达北京。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美国队，并对此行高度评价。当总理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问时，嬉皮士科恩问总理“您怎么看嬉皮士”，他原以为周总理会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之类的训词，没想到周总理说的是：年轻人都会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他们寻找真理，通过各种实验，得出自己的结论。
美国队员们压根没想到他们向中国土地迈出的这一小步，竟推动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步。这就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从斯诺访华，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再到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飞速发展。1971年10月下旬，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确定一个日期。就在基辛格要结束访问的时候，在10月25日这天，从联合国传来消息：第26届联大会员通过表决，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让基辛格吃惊不小，真是形势比人强啊。
H、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一小时会谈：我们只谈哲学
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前不久，中国政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于9月13日0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病了一场，病得很重。尼克松就要到来前的2月12日上午，中南海毛泽东的医疗组紧急致电周恩来，说毛泽东突然发生了休克，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医疗组的专家们正在大力抢救。“周恩来的心陡地往下直沉，像掉进了冰冷的深渊。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情绪，立刻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抢救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见《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294页）
好在经过大力抢救，毛泽东的心脏渐渐恢复跳动。这样才有了随后毛泽东和尼克松历史性的会晤。
尼克松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是2月21日11点半。丰盛的午宴刚过，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这是自由而率性的毛泽东主席，打破了外交的日程安排，因为他想立刻见到尼克松。此时，周恩来已经等在楼下。五分钟之后，尼克松一行就乘红旗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就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见《白宫岁月》第四册第1346页）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由原先安排的一刻钟，延长到一小时。当天深夜，尼克松写下了会见的日记：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基辛格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672页）
会谈时，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尼克松在回忆录中用钦佩的笔调说，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基辛格发现毛泽东有着哲人的睿智，感到“他省略的词句像墙上的人影”。他说，毛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假装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历史性会晤，是在幽默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诙谐随意地驾驭着整个会晤。在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口述的《中美建交风雨路》（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对话细节：在谈到美国总统选举时，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尼克松说：“你是两害之中取其轻啊！”“我喜欢右派。”毛泽东说，“人们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见《中美建交风雨路》第52页）
在尼克松谈到许多具体的国际现象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生动地写下了他与毛泽东会谈最后的情形：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676页）
I、尼克松满脸笑容，帮周恩来脱掉大衣
当周恩来乘车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人，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脸笑容地帮助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细节经过电视转播，受到美国观众的热情赞赏。
后来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2月21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招待尼克松总统一行。军乐团演奏起来自尼克松家乡的乐曲——《美丽的美洲》、《牧场上的家》和《火鸡在草堆里》，这是周总理的特意安排。听到这些熟悉的音乐，尼克松把目光投向乐队，脸上露出了惊讶又喜悦的神情。
在宴会上，不仅有神奇的茅台酒，还有特制的熊猫烟。周恩来称赞尼克松夫人帕特筷子用得熟练，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呢！”周恩来指着桌上的熊猫牌香烟对帕特说：“我想送给您这个。”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么？”周恩来笑了：“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22日下午，尼克松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近四小时的会谈。双方要努力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
J、北京动员了80万人次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长城
尼克松访华的第四天，由叶剑英元帅陪同去游览长城。修筑长城是个浩大的工程，尼克松感叹：“长城不仅是地球的标志，而且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尼克松游览长城前一天，天降大雪，纷纷扬扬，北京动员了80万人次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长城，而且是一遍遍地扫。尼克松得知这一浩大的“扫雪工程”极为惊讶——这可比美国研究载人登月的“阿波罗”工程出动的人数多出一倍还不止。在杭州，则是经过中央的发动，此前满大街的“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都被群众使劲清理干净了，可谓干干净净迎客人。
长久的隔阂与差异，相互之间产生不了解甚至不理解也是很正常的。在中国民间，传说美国能很远就窃听到你的讲话，而且传言说美国人装了先进的红外线装置，能接收广播电台的信号。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真的拿了很多布把窗户给蒙起来。
在尼克松、罗杰斯一行参观游览的时候，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一幢楼里讨论台湾问题，讨论联合公报。所有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公报，都是妥协的成果。
K、在花港观鱼，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时间差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抵达杭州后，一起游览了著名景点花港观鱼，还乘船游西湖。
而尼克松夫人还单独去拜访了灵隐寺。
在去“花港观鱼”游览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周恩来和尼克松，各自从住地出发——周总理当时住在花家山宾馆，相约下午3时半在花港西门（即后门）会合；由于我方工作人员没有做好联络工作，客观上那时也没有手机什么的，尼克松比周恩来早了一两分钟到达，直接就进了公园；等到周恩来赶到，一下子找不到尼克松。外交无小事，这个小小的时间差，事后受到了外交部的批评。其实中方各方面的安排是很认真很细致的，比如为了保证安全，在尼克松到来之前，就请东海舰队的战士20名，来到西湖进行来回两次扫雷，扫测后没有发现湖底有任何危险物；为了避开尼克松的西湖行，杭州安排学校和单位延迟下班。
从西门进，经红鱼池、牡丹亭，由东门出，登船游览西湖。游了小瀛洲、穿过九曲桥；游船沿着南山路、湖滨路、白堤一带，行驶过半个西湖。在游湖时，周恩来总理特意问游船用什么动力，当得知用汽油时，他说：“西湖不能用汽油船。”从此以后，西湖游船都陆续改为电动船。为西湖的环保，周总理就给定了规矩。
西湖冬天如果结冰，那就是新闻。但暖和的西湖，即使时令在严冬，也不会结很厚的冰，不会形成冰阻力，而只有愉快的游览经历。尽管尼克松在杭州的时间总共只有21小时，但那确实是他中国之行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光。
L、尼克松赠送的四棵红杉树，周恩来决定全部种在杭州
2月26日晚宴，是浙江地方领导宴请的。地点放在杭州饭店礼堂三楼大厅，因为刘庄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能摆40桌、容纳近400人。其中美方全体人员达250多人。主菜是杭州地方菜——叫花童鸡、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由于菜单设计得很漂亮，最后被老外们一抢而空。
宴会结束后，美方赠送给浙江地方领导礼品，其中有一支派克笔，上面镶嵌着一颗阿波罗飞船从月球上带回来的岩石。中方在杭州送了一箱龙井茶给尼克松夫妇，后来尼克松回国向参众两院报告访华情况时，就用龙井茶招待到会人士。
作为国礼，尼克松赠送给中国的是来自他家乡加利福尼亚的四棵红杉树苗，周恩来决定全部种在杭州。红杉由圆形木桶装运，高约两米，提前从美国原封不动地空运而来。其中一棵种在花港公园湖边的游步道旁，以便于尼克松看到；后来在周总理的建议下移种在宽阔的公园大草坪中间。另外三株种在杭州植物园。在今天，那红杉树长得茁壮挺拔，郁郁葱葱。
杭州美丽风景的背后，美国国务院的人士可不舒畅，“在去杭州的飞机上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它的草拟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刚到杭州，国务卿罗杰斯就对总统说：公报不理想！他咬文嚼字，列出了很多要修改的地方。
M、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刘庄“又开了一次夜车”
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角色：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双方既竞争又合作。尼克松政府时期，双方的矛盾冲突逐渐取代合作，这也彰显了美国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的不一致性与复杂性。尼克松似乎并不太喜欢他的国务卿罗杰斯，而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信任有加。草拟的中美联合公报，美方是由基辛格主持的，没有让罗杰斯参与，罗杰斯大约心里暗暗不爽。他对中美联合公报提出重要的修改多达15处。
自己人这回成了强大的冰阻力，这是不曾想到的。为此，“尼克松气得发疯了”，基辛格描述道，他穿着内衣，烦恼地在杭州漂亮的宾馆里气呼呼地走来走去；他甚至威胁说，一有机会，他就要“收拾一下”国务院……
随后美方提出公报要修改的地方，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开了一次夜车”。这天双方磋商的地点安排在刘庄一号楼的八角亭。这个八角亭几面均有大玻璃窗临湖，但面积很小，约10平方米，里面只能放下6张单人沙发，围成一圈，以便谈话，中间是一张圆形茶几。中方坚持的是关于台湾问题不可再作任何修改，其他在文字上可商榷讨论。《浙江省外事志》用一句话记述了这个不眠之夜：“宴会后直到次日凌晨，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继续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文本作最后商定。”
2月27日上午，在这小小的八角亭，周恩来与尼克松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草签并非正式签署，也有一个说法，并没有进行草签。根据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原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接待尼克松访问杭州、当天夜里通宵值班的陆和森先生的详细回忆录，当时肯定没有举行过正经的签字仪式。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美方关于台湾问题那一段话的措辞回避了意见的冲突，只是简单地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但在尼克松看来，也许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等于中国和美国都给自己加了约束。
2月27日下午，中美双方大队人马都转至上海，尼克松一行下榻锦江饭店。《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向全世界正式公告，从此也有了“上海公报”之称。公报的中文版本的字数达2600多字。
经过中方的艰苦努力并采取灵活的应对方式，美国终于在《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诺“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而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公报》中，这部分的措辞是：“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尽管《公报》是一个政治性文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原则已然确立。
N、尼克松并没讲过“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
尼克松离开杭州、离开中国后不久，就传出一句名言，说那是尼克松讲的：“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那么，尼克松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呢？
有个来自民间的传说颇具意味：尼克松在杭期间，省市举行大型招待会，一位园艺师应邀出席，一位美国专家问：听说你是搞园艺的，你家一定住在环境不错的花园别墅里吧？这个问题分量不轻，时值“文革”，万一回答不好，就会祸从口出。最后，那位园艺师睿智的回答是：我家虽然没有住在花园别墅里，但我家住在西湖边，住在闻名中外的大花园里，我每天都能闻到花香、听到鸟鸣，你觉得美不美？那位美国专家听了连称：“OK！OK！”
然而，有一个传说就是以讹传讹了，那就是传说尼克松走了之后，丢下一句“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话成了名言。尼克松在杭州，前后共21个小时。陆和森先生在回忆文章《我参加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杭州的回顾》中，明确地说，尼克松“绝对不可能说这样不礼貌的话”，“是无中生有的事”。其实在尼克松来杭州之前，群众中就已经用“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来批评市区建设了，尤其是大规模建设防空洞，弄得街边到处是堆积物。
是的，尼克松不会给有着美丽西湖的杭州那样的评价，而《纽约时报》在1972年3月1日的报道中，以这样的标题给了尼克松中国之行很高的评价——《尼克松先生最出色的时刻》。
O、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
尼克松破冰之旅的第二年，基辛格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个中意味不言而喻。这位1923年生于德国费尔特市的犹太人后裔，进入了世界最杰出政治家、外交家行列。
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七年之后，在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政府宣布，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毛泽东当年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原载2012年2月12日《都市快报·天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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