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消息传到日本的时候，鲁迅和范爱农正住在东京的客店里，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报纸的报道。1907年7月8日和9日，东京的《朝日新闻》，都载有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鲁迅后来在《朝花夕拾》的《范爱农》篇中（见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21页），这样描述看到的消息和大家的反应：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

    来自绍兴、留学日本的范爱农，曾是徐锡麟的学生。鲁迅先生与范爱农在东京争议着要不要为徐锡麟的死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无人道的时候，以及后来用欲扬先抑的笔法写作《范爱农》、悼念他游湖意外溺亡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徐锡麟死后归葬杭州西湖之畔，竟是那么的跌宕。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到来前夕，在一个“秋风秋雨秋煞人”的下午，我独自一人骑车，钻进西湖边的龙井路，去探访瞻仰徐锡麟烈士墓。万木依然葱茏，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将阔叶化妆成黄绿相间；山色因细雨而空濛，茂林把入山的龙井路掩映成一条向上的绿色隧道。向晚时分，与浙江辛亥革命纪念馆相伴的徐锡麟墓，除我之外空无一人；万籁俱寂，我想倾听一声“鸟鸣山更幽”的鸟叫声都不得。

    这里是后来集中在一起的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徐锡麟的战友陈伯平和马宗汉之墓陪伴着他。左右稍远处，分别为陶成章等烈士墓和“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历史已将刀光剑影枪炮声埋在时光深处，革命者徐锡麟和他的战友陈伯平、马宗汉，也在这里获得了恒久的安宁。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徐锡麟的四弟徐锡骥，奉浙江都督蒋尊簋之命，来到安徽安庆，将烈士遗骸迁回安葬。徐锡麟灵柩迎回浙江后，归葬于西湖孤山之南麓。在沈建中所著的《西湖名人墓葬》（杭州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一书中特别讲到：与众多的西湖名人墓葬一样，徐锡麟墓也是历经风云。从1950年起，就被有关单位占作他用，历时达7年之久；在1964年冬的“西湖风景区清理坟墓碑塔运动”中，被迁往鸡笼山；“十年浩劫”之初，墓遭破坏，碑石无存；直到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遗骨才得以重换骨殖坛，迁往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立了新墓。中为徐锡麟墓，左为马宗汉墓，右为陈伯平墓，皆为圆形，青石砌成。（见该书第111页）

    徐锡麟老墓的墓表，分别由蔡元培、汤寿潜题撰；如今这新墓墓碑，“徐锡麟烈士墓”六字，以及“陈伯平烈士墓”、“马宗汉烈士墓”，皆为书法大师沙孟海所写。原先在老墓旁的西湖跨虹桥，把左宗棠祠旧址改建成徐锡麟祠，浙江都督朱瑞曾在这里题写了一副富有感情的长联，高度概括了徐锡麟的气节与品格：

    五年前同志同谋，急不能援，死不能从，让两君偕作鬼雄，独自安乎！当时奔走呼号，梦绕皖公山，尺剑深知负吾友；

    千古来奇人奇事，头可以断，心可以剖，拼一身促成民族，何其烈也。今日共和圆满，祠开越王郡，瓣香犹得告先生。

    B

    徐锡麟，字伯荪，一字伯圣，别号光汉子。1873年12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生于浙江山阴（今绍兴）东浦镇——那是一个距离绍兴县城15华里的美丽水乡江南小镇。孙元超所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特别交代：这一年，孙中山8岁，蔡元培7岁，章炳麟6岁（以农历计，见该书第4页）。

    这三个人，都是比徐锡麟稍为年长的革命者，蔡元培与徐锡麟是绍兴同乡，而章炳麟即章太炎是杭州余杭人。如果说章太炎、蔡元培、鲁迅这些人是拿笔的革命者，那么，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等，则是既能拿笔又能拿枪的革命者。

    徐锡麟从小天资聪颖，且不安分。1884年，他12岁的时候，曾经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跑到杭州去想做僧徒学武功。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华民国五年七月版）中说：“年十二，挺走钱塘为沙门，家人踪迹得之以归。”（见该书中卷第9页）这个事情，在徐学圣、徐佩农记述的《伯父徐锡麟轶事》中（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有清晰的交代：当时徐锡麟和童年玩伴平长生看到一个和尚，芒鞋藜杖走过村头，平长生说“那和尚一定有本领的，说不定还会飞檐走壁哩”，徐锡麟曾听说过少林和尚武艺高强，他就去追那和尚，想拜他为师，一直向杭州方向追去。家里到了晚上才发觉，一问长生知道已走了好久，星夜去追，一直寻到萧山才找回。

    徐锡麟是徐家的长孙，祖父去世早，父亲是独子单传。《徐锡麟家世》（陆菊仙、陈云德著，北京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一书对徐锡麟家世做了最为完整细致的梳理，其中讲到，徐锡麟的远祖，“为春秋末期徐国国王——徐偃”。这大概是徐姓人家共同的远祖吧。徐锡麟的父亲徐梅生，亦官亦商，拥有田地100余亩、店铺多家，是东浦有名的富裕人家。徐家被称为“书香门第”、“名门望族”。（见该书第1页）后来徐佩农在回忆录《怀念伯父徐锡麟》一文中讲到，祖父梅生“思想开明，也经常给贫困孤寡者无息借贷，或施舍棺木、棉衣、粮食等”，伯父徐锡麟“受家庭影响，早年亦有济贫扶危的行动”（见《浙江文史集萃·政治军事卷》下册第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徐锡麟6岁至15岁在家课读，兴趣爱好广泛，除了读规定的四书五经，还遍阅祖父桐轩公“桐映书屋”中丰富的藏书。那里面有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各类书籍。如果止于饱读圣贤书，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徐锡麟了。

    徐和雍所著《徐锡麟》（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一书讲到，徐锡麟对数学、天文尤为爱好，他推演勾股和三角，经常到深夜，人们称赞徐锡麟“有数学天才，艰难的算题他都能解”。在群星灿烂的夜晚，徐锡麟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星斗的位置及其变化，有时骑在窗口，有时从天窗爬上屋顶，把所见的一一记录下来，在他的口袋里常常塞满星象图。积累大量观察资料后，他又自制了一个浑天仪，直径有三尺，上缀群星，十分精细……（见该书第4页）为了制作这个木制浑天仪，徐锡麟花去了半年时间，要运到城里的学堂去，由于模型很大，从楼梯运不下来，就从窗户吊下来（见《徐锡麟集》第90页，徐乃常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酷爱阅读，尤其是读了大量历史书籍，这对徐锡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上的脊梁人物，那些以国家兴亡和民族安危为己任的勇士、义士，他谓之“肝胆如日月，志气壮山河”（见《卜式论》，《徐锡麟集》第54页）。书读多了，思想旷远了，徐锡麟眼睛却近视了。

    1888年，徐锡麟16岁，与绍兴柯桥的名门闺秀、大自己一岁的王淑德结婚。王淑德小名贞姑，她和锡麟是从父母之命结成连理的，但婚后两人相知相爱相敬如宾，妻子成了丈夫的贤内助。开始十多年，王淑德因为习惯性流产而未生育，直到1906年她生下了独子徐学文。就在她怀着孩子的时候，她随同丈夫徐锡麟东渡日本，5月份归国后生子。而正是在日期间，王淑德也参加了光复会，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振汉，即振兴汉族之意。

    如果说感情具有很强的渗透力，那么思想更具超强的穿透力。妻子王振汉成了丈夫徐锡麟从事革命的强力支持者。在《王振汉小传》中（见《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第11页，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1991年8月印），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徐锡麟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常常深夜才归家，当他进不了所居住的“贻经堂”大门时，就从后窗翻窗而入，妻子王振汉在里头开窗迎候。后窗临河，徐锡麟乘船到窗下，用撑船的竹篙插入河岸石板缝中，然后爬竿跃窗入室，这后窗成了徐锡麟进出的秘密通道……

    C

    时光进入了1900年，那是那个旧时代进入一个新世纪。可是大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一点也没有新起来。这一年徐锡麟28岁，他在家乡东浦谋办团练，但被阻止了。第二年，绍兴府学堂开学，徐锡麟应邀去当了老师，既教经学，又教算学。翌年，三十而立的徐锡麟坐船离开绍兴，跑到杭州，谋划出版发行进步书籍等事宜。

    从绍兴的东浦，到杭州的萧山，徐锡麟经过的是广袤的萧绍平原。萧绍平原是杭州湾南侧的富庶之地、鱼米之乡。这片钱塘江南岸的神奇土地，千百年来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培育了无数杰出的才俊。此刻，30岁的徐锡麟一定还没有想到，五年之后，他的名字震惊世界，与同乡秋瑾一起彪炳史册，镌刻在历史的大地上。

    思想需要传播，传播需要载体。徐锡麟从杭州到达上海，经过努力，校订出版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文集——《严侯官文集》，严复是福建侯官人，所以称为严侯官。徐锡麟在绍兴城中心的轩亭口，开设了特别书局，售卖各种进步书籍。这一年他31岁，同时他还当上了绍兴府学堂的副监督。

    也是在这一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游历了横滨与东京。徐锡麟从一个爱国者成长为一个革命者，与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中曾三赴日本。

    徐锡麟首次游历日本期间，在1903年6月，上海苏报案发，邹容、章太炎在《苏报》上连续刊文鼓吹革命，从而进入了那晚清的最后的文字狱。留日学生集会声援章太炎，徐锡麟出资赞助，并由此结交了陶成章等革命志士。比徐锡麟还小五岁的陶成章，是绍兴老乡，他少有志向，出道更早，以排满反清为己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只得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在那次声援集会后，徐锡麟就去登门拜访了陶成章。回国时，徐锡麟不仅从日本买了书籍，还购置了刀剑带回。

    徐锡麟后两次去日本，是在1906年。他已不再是去游历，而是要与革命同仁一起到日本学习军事。一开始他带上了自己的妻子，以及绍兴的陈伯平、余姚的马宗汉等，一行共有13人。抵达东京后，与陶成章等几个人，想入联队或振武学校，但都没有成功，人家多少有些怀疑这些书生的动机。不得已，徐锡麟一行回到上海。要革命，就不能只靠笔杆子，而需要枪杆子，这一点徐锡麟看得很清楚。不久，他又去了东京，想与陶成章一起进入陆军经理学校，同样，这“军事学校”没有接纳他们。

    那个时代的日本，成了中国革命者的另一张温床。陶成章和来自浙江云和的魏兰等人常常在东京聚会商议，在1903年就酝酿成立会社。次年——1904年11月，以光复汉族为己任的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出任会长。1905年初，徐锡麟抵达上海，会晤蔡元培、陶成章，加入了光复会。从此，徐锡麟自号“光汉子”。

    著名的光复会五人照，个个英俊帅气，真的都是帅哥，英气逼人。年轻的陶成章，没有后来那么胖，浓眉大眼，神情肃然；徐锡麟是脸型偏长的马脸型，这照片中唯有他戴了一顶大檐帽，飒爽而沉静。

    光复会成立之时，只有四五十人；正是因为徐锡麟的加入，其后通过创办大通学堂，会员迅速增加至六七百人。

    D

    出版发行和教育办学，革命的两个轮子开始转动起来。

    1903年从日本游历归来的徐锡麟，认识到革命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要创办学堂。先后在绍兴三次办学：

    1903年，徐锡麟邀集绍兴同志，筹建明道女校，这是对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直接挑战。从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创办女校显然是开天辟地。当地封建势力守旧分子的刁难就难免了。徐锡麟不怕官府刁难，竭力为之奔波，终于得到浙江学务处的批准（见《徐锡麟》第21页）。办学不仅要有识见，要有勇气，还得有经费。在秋瑾的哥哥秋誉章等人的资助支持下，1903年下半年，明道女校终于创立，这是浙江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

    1904年2月，徐锡麟在家乡东浦创办热诚学堂。这是东浦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徐锡麟为学堂题写一副对联：

    有热心人可与共学

    具诚意者得入斯堂

    联中上下句第二字就构成了学堂的名称。热诚学堂开始是提倡男女同校的，这一步比明道女校迈得更大，更是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激烈反对，可问题的关键是，一些家长也出于封建传统观念，不肯送女儿来与男子同校同学，男女同校终未实现。热诚学堂不仅学国文，还学天文；不仅教数学，还开英语课；不仅上体育，还进行军事训练。

    1905年春夏之交，秋瑾来到东浦热诚学堂会见徐锡麟，这是两位民主革命志士的第一次见面。秋瑾一身潇洒的男式装扮，充满了革命者的豪气侠气，让徐锡麟钦佩不已。两人那是相见恨晚。之后徐锡麟在给秋瑾的信中说：“有英雄之气魄，神圣之道德，麟实钦佩之至，毕生所崇拜者也。”（见《徐锡麟集》第54页）

    如果说前两所学堂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主，那么1905年筹办的“大通武备学堂”，则是要培训会党骨干拿起枪杆子的军事学校了。但这个麻烦更大，因为当时清政府明确规定，武备学堂不得私设。这年6月底，陶成章为此专程从上海赶到绍兴，他建议将“大通武备学堂”更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筹办这个学校，从房子到操场到教具到师资到招生，徐锡麟极度操劳，到开学前，他的腿脚肿得连皮鞋也几乎脱不下来。这一年，徐锡麟奔波于浙江各地，交结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也鼓动他们入学。他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到大通学堂就学的学生，校规规定都成为光复会会员。

    在《辛亥革命辞典》（章开沅主编，武汉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中，“大通学堂”一条清晰明了：全称大通师范学堂，清末光复会革命党人开办的革命学校。1905年9月由徐锡麟创办……目的是训练浙江各地的会党成员，使之成为革命骨干。次年徐锡麟离浙后，秋瑾任监督，改名大通体育学堂，办成联络浙江会党和指挥浙江革命活动的中心。（见该书第13页）

    有了大通学堂，光复会本部就由上海移至绍兴；由于首任会长蔡元培加入了同盟会，并离开上海去德国留学，徐锡麟就成了光复会在国内的实际领导。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大通学堂培养了坚定的革命者陈伯平，他和在余姚办学的革命者马宗汉，后来成了徐锡麟的左膀右臂；他们两个追随徐锡麟进行革命起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创办军事学校之后，徐锡麟为了学军事，有了1906年的两次日本之行。革命的步伐已经紧锣密鼓了。

    E

    徐锡麟从爱国者变成了一个革命者。这位革命者，本质是书生，是思想者，他本来是拿笔的，后来拿起了枪。

    那时的江浙，远离中原政治文化，革命的野草在田边地角长得茂盛，起义的野火也烧得旺盛。

    在1900年之前，徐锡麟写下了许多表达思想的文章，后来他在日本编成了《正气集》自定稿。其中的名篇是《越王勾践论》（见《徐锡麟集》第20页），其思想深刻，其文笔卓越。开篇就警句迭出：“志不郁不奋，力不屈不伸，国不弱不强，事不败不成。土脉一动则生雷，铁石一击则生火，羞恶一激则生愤。愤则励，励则忍，忍则竞，竞则血性起。”然后他分析血性为谁而起：“血性从一人起，则血性之感动天下者薄”，“血性为天下起，则血性之团聚天下者厚”。这是极富哲理的分析。随后他剖析勾践道：

    勾践者，血性人也，血性为一人起，不为天下起也。不为天下起，而唯知雪一人之耻，享一人之荣，擅一人之权，保一人之位，而天下之厉害，皆不顾。故其吴仇未复之日，血性凝敛，而卧薪尝胆以为安。于吴仇既复以后，血性涣散，而戮功诛良以为快。论人者，谓勾践之血性则可；谓勾践之血性，为天下相维系则不可。何则？勾践立志虽忍，而居心不正，自古未有居心不正之人，而能长治久安者。所谓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也。越之霸，勾践为之；越之亡，亦勾践为之。

    徐锡麟对勾践的评述，符合史实，分析客观，结论公正，思想深邃。而徐锡麟自己的革命血性，正是“为天下起”而非“从一人起”。

    为天下而舍一人，徐锡麟开始了“买官潜伏”行动。绍兴巨富家族的许仲卿，是徐锡麟的同志好友，当初就是由徐锡麟介绍他加入光复会的，创办热诚学堂和大通学堂的时候，他就出过资，正是他为徐锡麟捐纳道员——那说起来是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级别。这被称为“咱们的商人有力量”。许仲卿同时也出资为陈伯平、陶成章等人都买了官职。那是公开的、制度化的卖官买官。革命党人就这样钻了敌人的空子，潜伏进了对手的队伍里。

    1906年6月，徐锡麟与陈伯平等人离开绍兴北上，目的是以道员的身份，进京谋取官职。7月初到达湖北汉口，徐锡麟显然没能想到，五年之后的1911年10月10日，在隔江相望的武昌，会发动一次成功的起义。武昌首义，包括整个辛亥革命，说起来并不那么波澜壮阔，但摇晃的清政权在那天夜里，在一声较偶然的枪声中，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伏。

    徐锡麟是具体的革命起义的先行者。他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分量很重的那一把。

    此刻，徐锡麟在汉口，住在俞廉三的家里。俞廉三是绍兴老乡，七弯八拐算起来与徐锡麟带一点亲戚关系。俞廉三曾是安徽巡抚恩铭的恩师，巡抚就是省长的干活，恩铭是腐朽清朝的一个代表。俞廉三在山西当省长做巡抚的时候，恩铭在山西还是一个知府，深得俞廉三的青睐。后来俞廉三到湖南做巡抚，徐锡麟利用俞廉三的关系，由俞廉三出面写信引荐自己到安徽做事，潜伏下来。在汉口的时候，徐锡麟他们仔细研究了湖北的革命形势和地理环境，希望能够被分发到湖北，在这里伺机谋事。结果这里暂停分发他们这些买来的官职，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光瞄准了安徽。安徽是上海、南京的上游地带，革命如果成功，则能顺势而下。

    徐锡麟决定先到安庆，实现他打入官场的计划。处在安徽西南部、长江边上的安庆，是当时清政府巡抚的所在地，安徽的政治经济中心。安徽巡抚恩铭是个老奸巨猾的满洲贵族，对徐锡麟这位新来的属下，虽有老师的介绍信，但依然有戒备。直到两个月后，才委派徐锡麟去做安徽陆军小学堂的会办——也就是一个副校长，那时已是1906年12月18日。有职无权的徐锡麟办事努力，才逐渐得到恩铭的信任。徐锡麟再次求助于俞廉三，俞廉三又写信给恩铭，徐锡麟最终才当上了警察局的副局长——安徽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的会办——也是副职。这时已是1907年的2月，距离之后的举事起义，只有区区五个月了。

    徐锡麟孤身一人深入虎穴，活动之艰难可想而知。他首先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说来也巧，当时在他前头的一把手突然暴病而死，徐锡麟想谋取正职，但因清政府对汉人多有掣肘，没能成功。好在新任的官儿并未到位，让徐锡麟以副职掌握了实权。徐锡麟以安徽巡警学堂为根据地，一边给学员灌输革命思想，一边联络安徽各界的革命志士，着手准备起义；并且多次“飞书”敦促绍兴的陈伯平、余姚的马宗汉从速赶来协助。

    孙元超所编的《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所列的是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四位烈士。1907年才23岁的陈伯平，别号光复子；才24岁的马宗汉，别号宗汉子。因为马宗汉眼疾很严重等原因，他们直到6月份才抵达安庆，住在徐锡麟公馆。

    1907年的上半年，为了联络各地联手起义，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这四位革命党人在安徽、浙江、上海等地跑来跑去。这好像是地震到来之前，蚂蚁在匆忙搬家备战。在光复会领导下，徐锡麟、秋瑾准备皖浙起义时，采用了“光复军”之名，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力量。这看上去如同蚍蜉撼树。但是，如果大树腐朽空心，而蚍蜉又足够多，情态可能就不一样了……

    F

    那是黎明前的黑暗。

    对付黑暗的，就是要点亮火把灯光。

    在浙江，有三个重要的革命秘密机关：绍兴的大通学堂、杭州的白云庵、嘉兴的温台处会馆。温台处是温州、台州、处州同乡在嘉兴的会馆的简称，由反清志士敖嘉熊设立，这里上接上海苏州，下连杭州绍兴，交通便捷。杭州的白云庵，则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集之地。西湖边的白云庵，在夕照山下，与雷峰塔比邻，原为宋朝名园翠芳园。在《西湖旧影》（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中，我看到了当年质朴雅致的老照片（见该书第194页）。清乾隆帝南巡时赐名“漪园”，这里沿堤为桥，以通湖水，水光潋滟，香云法雨。乾隆肯定想不到，这个安静之地，在20世纪之初成了反对他那个王朝的革命据点。白云庵曾先后两度被战火焚毁，第一次是咸丰年间，第二次是抗战时期。由于白云庵成了掩护抗日志士的处所，被日军发现后通过暴力强拆而毁灭，今已不存。

    光复会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集于白云庵。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魏兰、陈其美、王金发、吕公望等等，都曾在这里密商光复大计。当时这里的绍兴籍住持智亮和尚及徒弟意周，同情革命，明禅而达义。

    徐锡麟最后一次到白云庵，是赴安庆任职经过杭州之际，“馆是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举义事”（见《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一文，张任天口述，汪振国记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1981年8月第1版，第193页）。

    吕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早年参加光复会，后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参与光复杭州和攻克南京之役。吕公望后来在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回忆了在白云庵与徐锡麟见面时的情景，提到是秋瑾带他一起去见徐锡麟参加议事，徐锡麟临别时赠言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期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枝。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见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93页）。吕公望原名吕占鳌，辛亥革命后一度做过浙江督军兼省长，他当年就是为了不辜负徐公锡麟所望，才改了这个名字的。

    徐锡麟正气浩然，但从他的临别赠言中也可以看到，他对革命初创阶段力量之弱有清醒的认识，对流血牺牲则有充分的准备。

    1907年的清政府，尽管腐朽，但还未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何况任何腐朽的王朝，都不甘心自己走向最后的崩塌灭亡。灭亡前的清政府有段时间像回光返照，在作垂死挣扎，使着劲儿要扑灭各地的革命野火——那些星星之火。

    在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策动的第一次起义是萍浏醴起义，即萍乡、浏阳、醴陵三地会党举事，联手起义。但因准备仓促，领导人缺乏指挥才能，武器陈旧落后，起义最终失败。镇压了萍浏醴起义之后，两江总督端方看到长江门户上海以及南京一带的重要性，派出大批军警密探，大规模搜捕革命党人，其中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后变节，供出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别号——还好，叶仰高只知道别号。

    叶仰高，浙江景宁人，早年曾在浙江青田读过免费的义塾，也曾留学日本。他被捕后得到营救，后来在光复南京关键之役——攻占天堡城时，担任敢死队队长的他，英勇作战，壮烈死难，时年32岁。人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多面体。如今，叶仰高也葬在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中，在“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里，就在徐锡麟墓的左手侧。

    在叶仰高提供的名单里就有“光汉子”，并说光汉子已进入安徽官场。端方立马将供词密电告知恩铭，嘱他缉拿。由于徐锡麟是警察会办，恩铭便召他商议，并把端方的电文交给他看，要他迅速查办。徐锡麟看到自己的别号“光汉子”被列为黑名单之首，心中震惊，但脸上平静，表示立刻照办，沉静机智地应对。

    其时形势已十分危急。按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的说法是“事机已迫，稍一退步，前功尽弃”。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了推翻黑暗的清朝统治，勇敢的鸡蛋开始了碰石头的行动。

    G

    徐锡麟原定7月8日举义。这天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邀集安徽所有清政府官吏来参加，趁机剿灭，宣布起义。

    徐锡麟暗中部署，之后去见恩铭。谁料，7月8日这天，恩铭已有日程安排，要参加幕僚张次山的母亲八旬寿诞。他让提前到7月6日。徐锡麟暗惊，力言“赶办不及”。

    但学堂的收支员顾松，当场就说“一切齐备”。徐锡麟是安徽官场的潜伏者，而顾松则是潜伏在徐锡麟身边的监视者。

    无奈，只好听上司的。毕业典礼定在7月6日。7月4日这天，到上海联络的陈伯平和马宗汉，才赶回安庆。在徐锡麟公馆，当他们得知后天就要举义，显然觉得这也太仓促了。但不起义，机会不再来。只能与徐锡麟生死与共了。

    是夜，三人反复密商，由陈伯平执笔，起草了《光复军告示》，其中说：“近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天下扰扰，民无所依……余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见《徐锡麟集》第81页）

    7月6日上午，恩铭乘坐八抬大轿莅临会场，毕业典礼9时许开始。徐锡麟向恩铭大声报告：“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起义的信号（见《徐锡麟集》第83页）。话音刚落，陈伯平就冲过来向恩铭投了一颗炸弹，可是并没有爆炸。徐锡麟从靴筒内拔出手枪，举枪向恩铭射击，由于近视，开了多枪也没击中要害。一片混乱中，侍从背起负伤的恩铭逃窜，陈伯平冲过去从背后补上一枪，才击中要害，恩铭当天毙命。

    徐锡麟本想关门打狗，可没想到顾松开门放人，清政府的官吏逃走很多。马宗汉抓住了顾松，徐锡麟当场毙了他。然后由徐锡麟领头，马宗汉居中，陈伯平殿后，率领巡警学堂起义学生30多人，奔袭抚署，因官兵把守，转战安庆军械所。军械所处于制高点，地下室存有枪支弹药。徐锡麟一班人赶到时，军械所总办已带了弹药库钥匙逃走，地下入口处有坚固钢板覆盖，无法打开，他们取不到弹药。徐锡麟等被清兵包围，把守前门的陈伯平中弹牺牲。激战两小时后，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腿部已受伤的徐锡麟，命令马宗汉先撤退，随后自己翻墙撤离。途中他俩皆被清兵发现而捕获，同时被捕的有起义学生朱蕴山等21人。

    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7个小时，标志性的功绩，即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如果把徐锡麟仅仅看成是刺客，他只是刺杀了一个省长，那样的看法未免是浅薄的。这是辛亥武昌起义前一次有准备的重要起义，有着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它是历史进步的一块重要垫脚石。

    在审讯徐锡麟的时候，主审冯煦喝问：“恩铭待你不薄，你何以忘之？”徐锡麟大义凛然答道：“恩铭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恩铭，乃是排满公理！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徐锡麟在以“排满”为宗旨的供词中说：“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并强调，“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这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要求“不要冤杀学生，是我诱逼他去的”。（见《徐锡麟集》第84页）

    徐锡麟提笔写下遒劲的绝命词：“为排满事，蓄志几十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旨。”署名为“光汉子徐锡麟”。

    审毕照相，第一张拍后，徐锡麟道：“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行刑在7月7日凌晨，时年徐锡麟35岁。陪斩的学生有朱蕴山等四人。斩首后，徐锡麟被剖腹取心摘肝。挖出的心，被拿来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摘下的肝，被恩铭手下的士兵炒食下酒。

    8月24日，马宗汉也被杀害于安庆狱前，年仅24岁。

    黑夜沉沉血作灯，而徐锡麟的血是从被剖的心脏里流出来的。

    H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是要流血牺牲的。徐锡麟携带他的左膀右臂陈伯平和马宗汉，举行安庆起义，以及随后秋瑾的遭遇，已有太多的描述，这里说下秋瑾就义的梗概：

    1907年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的起义失败并被杀害的消息。她手拿报纸，失声痛哭。有人劝她暂避他处，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坚定地拒绝了。秋瑾非常镇静地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秋瑾在大通学堂被铺，很快就在绍兴轩亭口就义——那是1907年7月15日。她“坚不吐实”，但有一说，秋姑娘并没有在就义前写下“秋风秋雨秋煞人”。

    徐锡麟起义时，妻子王振汉带着两岁的儿子避居乡下，后成功躲过追捕，逃到了日本，幸免于难。

    皖浙起义宣告失败，但那是给清王朝的灭亡添了一把沉重的稻草。

    徐锡麟就义后，孙中山先生撰挽联一副，哀悼徐锡麟：“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见《徐锡麟史料》第113页，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1986年8月印）民国成立后，黄兴曾到安庆大观亭内的望华楼凭吊英烈，并撰有一联：

    登百尺楼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

    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徐锡麟到安庆后，与孙中山先生有无书信往来？《徐锡麟史料》在附录中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见《徐锡麟史料》第132页），信中有“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云云。而民国史学者杨天石、伍立杨等，都曾指正“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是伪作。我查阅《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2006年11月第2版），亦未见收录此函。徐锡麟被捕后，在供词《排满宗旨》（见《徐锡麟集》第84页）中曾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这是他在强调“是我一人干的”、“不可拖累无辜”的语境下所说的话，应该是革命党人保护同志的做法。伍立杨明确提出，是“当时清廷伪作孙中山致徐锡麟书信，欲以此获取更多情报，徐锡麟乃以此语断其妄想”（见伍立杨著《中国1911》第13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那般专制、腐朽、没落、黑暗的王朝，早该推翻摧毁了。我愿意引用学者伍立杨高度概括的话：“清廷官僚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慈禧及其拥趸集团是万恶之源，是民众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清廷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独裁专制和文化殖民地的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见《中国1911》第136页）在今天，我是一个“渐进改良”的主张者，但回到历史的大地上，那时改革改良如同朽木之雕，显然已经无法赶上革命的步伐；不换那朽木是不行了，而革命就是要换掉木头——到后来辛亥革命已是摧枯拉朽，各地的光复，并没有想象的艰难。历史选择了革命，辛亥革命终究是成功地推翻了清帝之统治，从而建立了中华民国。

    改革可以走向共和，革命同样可以走向共和。

    G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2011年十一长假，绵绵秋雨之后，等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再次骑车去龙井路瞻仰徐锡麟墓。西湖边一路上满是人与车，总归是有些人从西湖景区满溢出来，散落到了这里，顺便看一看烈士墓群，看一看浙江辛亥革命纪念馆。不承想，还遇到了好几位老外。一群青春学子轻盈飘过，一位在纪念馆孙文手迹“国魂不死”玻璃展示柜前，笑说：“原来孙文就是孙中山啊！”

    这里修竹掩映，桂花暗香，徐锡麟、秋瑾所抒写的辛亥“非常道”，在百余年之后，一切归于宁静。

    徐锡麟三十五载半截人生丰沛如斯。一妻一子，三赴日本，三办学堂，入一党，举一义，杀一清廷大员，留一英名于史册，一生一世足矣！

    对徐锡麟后代的交代，恰是这篇文章最好的尾声：徐锡麟和王振汉生育了独子徐学文。1925年，19岁的徐学文迎娶家乡东浦姑娘冯梅贞，生下女儿徐乃英，这是“乃”字辈。1925年，王振汉不幸病故。1929年，在蔡元培先生帮助下，徐学文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在柏林与中文名为徐曼丽的德国女子相知相恋，1937年在上海两人结婚，先后生下女儿徐乃锦、儿子徐乃强、徐乃达，后来还领养了女儿徐淑玲。徐学文在1949年偕妻子徐曼丽及孩子移居台湾，大女儿徐乃英留在大陆，小儿子徐乃达在台湾出生。1986年，徐学文在台湾联系上了多年不通音讯的徐乃英，万分喜悦。1988年8月，徐学文抱病偕夫人徐曼丽、次子徐乃达回大陆探亲，到杭州一下飞机，就直奔南天竺祭扫父亲徐锡麟墓，跪拜叩首，令观者无不动容……（见《徐锡麟家世》第195页）

    徐锡麟的次孙女、徐学文和徐曼丽在上海所生的女儿徐乃锦，是混血儿美女，曾留学美国，后来在台湾嫁给了蒋介石的长孙、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蒋经国非常满意自己的长子迎娶徐乃锦，他曾激动地对他人说：“蒋孝文要结婚了，你知道是谁吗？是革命烈士之后，徐锡麟的孙女啊！”徐乃锦和蒋孝文的独女，就是蒋友梅。徐乃锦曾携女儿蒋友梅回大陆寻根，不仅去了绍兴东浦，还去了奉化溪口。

    他们前行的路，只有普通的灯，发出嫩黄或白皙的光，那么平和，那么温馨。

    （原载《东海岸》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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