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抵得人间的四十春秋,
这样浪费时间无裨实际的生活,
殊不值得费尽了心机去求得他;
倘若二百万年后劫波到来,
就此溘然,
将被五十岁的凡夫所笑。
◆碰伤[11]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画,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的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失少。(大约上船的时候曾经点名报数,有账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副挽联道,“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们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厉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
十年六月,在西山
◆教训之无用
蔼理斯在《道德之艺术》这一篇文章里说,“虽然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地的道德,与别个社会——以至同社会在异时异地的道德决不相同,但是其间有错综的条件,使它发生差异,想故意的做成它显然是无用的事。一个人如听人家说他做了一本‘道德的’书,他既不必无端的高兴,或者被说他的书是‘不道德的’,也无须无端的颓丧。这两个形容词的意义都是很有限制的。在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之进行上面,无论是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都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
斯宾塞也曾写信给人,说道德教训之无效。他说,“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
这实在都是真的。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中国有过孔老,他们都被尊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地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是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艺术趣味的人的欣赏,那就尽够好了。至于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难怪要被骂了。
对于世间“不道德的”文人,我们同圣人一样的尊敬他。他的“教训”在群众中也是没有人听的,虽然有人对他投石,或袖着他的书,——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
(十三年二月)
◆狗抓地毯
美国人摩耳(J.H.Moore)给某学校讲伦理学,首五讲是说动物与人之“蛮性的遗留”(Survival of Savage)的,经英国的唯理协会拿来单行出板,是一部很有趣味与实益的书。他将历来宗教家道德家聚讼不决的人间罪恶问题都归诸蛮性的遗留,以为只要知道狗抓地毯,便可了解一切。我家没有地毯,已故的老狗Ess是古稀年纪了,也没力气抓,但夏天寄住过的客犬Bona与Petty却真是每天咕哩咕哩地抓砖地,有些狗临睡还要打许多圈:这为什么缘故呢?据摩耳说,因为狗是狼变成的,在做狼的时候,不但没有地毯,连砖地都没得睡,终日奔走觅食,倦了随地卧倒,但是山林中都是杂草,非先把它搔爬践踏过不能睡上去;到了现在,有现成的地方可以高卧,用不着再操心了,但是老脾气还要发露出来,做那无聊的动作。在人间也有许多野蛮(或者还是禽兽)时代的习性留存着,本是已经无用或反而有害的东西了,唯有时仍要发动,于是成为罪恶,以及别的种种荒谬迷信的恶习。
这话的确是不错的。我看普通社会上对于事不干已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这几天是冬季的创造期,正如小孩们所说门外的“狗也正在打仗”,我们家里的青儿大抵拖着尾巴回来,他的背上还负着好些的伤,都是先辈所给的惩创。人们同情于失恋者,或者可以说是出于扶弱的“义侠心”,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却没有这样正大堂皇,实在只是一种咬青儿的背脊的变相,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特别要干涉“风化”,便是这个缘由了。
还有一层,野蛮人都有生殖崇拜的思想,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笑,只是他们把性的现象看得太神奇了,便生出许多古怪的风俗。茀来则博士的《金枝》(J.G.Frazer, The Golden Bough——我所有只是一卷的节本。据五六年前的《东方杂志》说,这乃是二千年前希腊的古书,现在已经散逸云!)上讲过“种植上之性的影响”很是详细。(在所著Psyche's Task中亦举例甚多。)野蛮人觉得植物的生育的手续与人类的相同,所以相信用了性行为的仪式可以促进稻麦果实的繁衍。这种实例很多,在爪哇还是如此,欧洲现在当然找不到同样的习惯了,但遗迹也还存在,如德国某地秋收的时候,割稻的男妇要同在地上打几个滚,即其一例。两性关系既有这样伟大的感应力,可以催迫动植的长养,一面也就能够妨害或阻止自然的进行,所以有些部落那时又特别厉行禁欲,以为否则将使诸果不实,百草不长。社会反对别人的恋爱事件,即是这种思想的重现。虽然我们看出其中含有动物性的嫉妒,但还以对于性的迷信为重要分子,他们非意识地相信两性关系有左右天行的神力,非常习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殃及全群,(现代语谓之败坏风化,)事关身命,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我们查看社会对于常习的结婚的态度,更可以明了上文所说的非谬。普通人对于性的问题都怀着不洁的观念,持斋修道的人更避忌新婚生产等的地方,以免触秽:大家知道,宗教上的污秽其实是神圣的一面,多岛海的不可译的术语“太步”(Tabu)一语,即表示此中的消息。因其含有神圣的法力,足以损害不能承受的人物,这才把他隔离,无论他是帝王,法师,或成年的女子,以免危险,或称之曰污秽,污秽神圣实是一物,或可统称为危险的力。社会喜欢管闲事,而于两性关系为最严厉,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从蛮性的遗留上着眼,可以看出一部分出于动物求偶的本能,一部分出于野蛮人对于性的危险力的迷信。这种老祖宗的遗产,我们各人分有一份,很不容易出脱,但是借了科学的力量,知道一点实在情形,使理知可以随时自加警戒,当然有点好处。道德进步,并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于理性之清明,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饬,也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几时才能侵入青年的心里,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呢?我们鉴于所谓西方文明国的大势,若不是自信本国得天独厚,一时似乎没有什么希望。然而说也不能不姑且说说耳。
(十三年十二月)
◆死之默想
四世纪时希腊厌世诗人巴拉达思作有一首小诗道,
(Polla laleis, anthrope.——Palladas)
“你太饶舌了,人呵,不久将睡在地下;
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这是很有意思的活。关于死的问题,我无事时也曾默想过,(不坐在树下,大抵是在车上,)可是想不出什么来,——这或者因为我是个“乐天的诗人”的缘故吧?但其实我何尝一定崇拜死,有如曹慕管君,不过我不很能够感到死之神秘,所以不觉得有思索十日十夜之必要,于形而上的方面也就不能有所饶舌了。
窃察世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种种不同,“以愚观之”可以定为三项,其一是怕死时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其三是顾虑家族。苦痛比死还可怕,这是实在的事情。十多年前有一个远房的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寻死,(我们乡间的河是经冬不冻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随即走了上来,说是因为水太冷了。有些人要笑她痴也未可知,但这却是真实的人情。倘若有人能够切实保证,诚如某生物学家所说,被猛兽咬死痒苏苏地很是愉快,我想一定有许多人裹粮入山去投身饲饿虎的了。可惜这一层不能担保,有些对于别项已无留恋的人因此也就不得不稍为踌躇了。
顾虑家族,大约是怕死的原因中之较小者,因为这还有救治的方法。将来如有一日,社会制度稍加改良,除施行善种的节制以外,大家不向老幼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凡平常衣食住,医药教育,均由公给,此上更好的享受再由个人的努力去取得,那么这种顾虑就可以不要,便是夜梦也一定平安得多了。不过我所说的原是空想,实现还不知在几十百年之后,而且到底未必实现也说不定,那么这也终是远水不救近火,没有什么用处。比较确实的办法还是设法发财,也可以救济这个忧虑。为得安闲的死而求发财,倒是很高雅的俗事,只是发财不大容易,不是我们都能做的事,况且天下之富人有了钱便反死不去,则此法亦颇有危险也。
人世的快乐自然是很可贪恋的,但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才深切地感到,像我们将近“不惑”的人,尝过了凡人的苦乐,此外别无想做皇帝的野心,也就不觉得还有舍不得的快乐。我现在的快乐只是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虽然近来因为政府替我们储蓄,手头只有买茶的钱,)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或是记贤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绘,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然而朋友来谈天的时候,也就放下书卷,何况“无私神女”(Atropos)的命令呢?我们看路上许多乞丐,都已没有生人乐趣,却是苦苦的要活着,可见快乐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或者舍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恋这个尘世罢。讲到他们,实在已是了无牵挂,大可“来去自由”,实际却不能如此,倘若不是为了上边所说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怕河水比彻骨的北风更冷的缘故了?
对于“不死”的问题,又有什么意见呢?因为少年时当过五六年的水兵,头脑中多少受了唯物论的影响,总觉得造不起“不死”这个观念来,虽然我很喜欢听荒唐的神话。即使照神话故事所讲,那种长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点儿都不喜欢。住在冷冰冰的金门玉阶的屋里,吃着五香牛肉一类的麟肝凤脯,天天游手好闲,不在松树下着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见得有什么趣味,况且永远如此,更是单调而且困倦了。又听人说,仙家的时间是与凡人不同的,诗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所以烂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边只是半个时辰耳,哪里会有日子太长之感呢?但是由我看来,仙人活了二百万岁也只抵得人间的四十春秋,这样浪费时间无裨实际的生活,殊不值得费尽了心机去求得他;倘若二百万年后劫波到来,就此溘然,将被五十岁的凡夫所笑。较好一点的还是那西方凤鸟(Phoenix)的办法,活上五百年,便尔蜕去,化为幼凤,这样的轮回倒很好玩的,——可惜他们是只此一家,别人不能仿作。大约我们还只好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问题,乃是神秘派诗人的领域,我们平凡人对于成仙做鬼都不关心,于此自然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十三年十二月)
◆若子的病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于四月十一日出版,载有两篇儿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儿写的。
《晚上的月亮》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也一定高兴。”
但是这张旬刊从邮局寄到的时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状态了。她的母亲望着摊在席上的报纸又看昏沉的病人,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来,——做一个将来决不再寓目的纪念品。我读了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岁时死亡的四弟椿寿,他于得急性肺炎的前两三天,也是固执地向着佣妇追问天上的情形,我自己知道这都是迷信,却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发生冰冷的奇感。
十一日的夜中,她就发起热来,继之以大吐,恰巧小儿用的摄氏体温表给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土步君正出着第二次种的牛痘,把华氏的一具拿去应用,我们房里没有体温表了,所以不能测量热度,到了黎明从间壁房中拿来表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八时左右起了痉挛,妻抱住了她,只喊说:“阿玉惊了,阿玉惊了!”弟妇(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边叫内弟起来,说:“阿玉死了!”他惊起不觉坠落床下。这时候医生已到来了,诊察的结果说疑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虽然征候还未全具,总之是脑的故障,危险很大。十二时又复痉挛,这回脑的方面倒还在其次了,心脏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肤现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还不回复。这一日里,院长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护妇永井君白君,前后都到,山本先生自来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帮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乱中过去了,次日病人虽不见变坏,可是一昼夜以来每两小时一回的樟脑注射毫不见效,心脏还是衰弱,虽然热度已减至三八至九度之间。这天下午因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赶往哈达门去买,路上时时为不祥的幻想所侵袭,直到回家看见毫无动静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曜日,勉强往学校去,下午三点半正要上课,听说家里有电话来叫,赶紧又告假回来,幸而这回只是梦呓,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夜中十二时山本先生诊后,始宣言性命可以无虑。十二日以来,经了两次的食盐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脑注射,身上拥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时之末总算已离开了死之国土,这真是万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后来告诉川岛君说,那日曜日他以为一定不行的了。大约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妇的房里躲着下泪,她也觉得这小朋友怕要为了什么而辞去这个家庭了。但是这病人竟从万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医呢,药呢,她自己或别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没有医药及大家的救护,她总是早已不在了。我若是一种宗派的信徒,我的感谢便有所归,而且当初的惊怖或者也可减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对于未知之力有时或感着惊异,却还没有致感谢的那么深密的接触。我现在所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谢山本先生与永井君的热心的帮助,虽然我也还不曾忘记四年前给我医治肋膜炎的劳苦。川岛斐君二君每日殷勤的访问,也是应该致谢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脑部已经渐好,可以移动,遂于十九日午前搬往医院,她的母亲和“姊姊”陪伴着,因为心脏尚须治疗,住在院里较为便利,省得医生早晚两次赶来诊察。现在温度复原,脉搏亦渐恢复,她卧在我曾经住过两个月的病室的床上,只靠着一个冰枕,胸前放着一个小冰囊,伸出两只手来,在那里唱歌。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姊十岁的时候,都花过十来块钱,分给佣人并吃点东西当作纪念,去年因为筹不出这笔款,所以没有这样办,这回病好之后,须得设法来补做并以祝贺病愈。她听懂了这会话的意思,便反对说:“这样办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岁,那么明年岂不还是十一岁吗?”我们听了不禁破颜一笑。唉,这个小小的情景,我们在一星期前哪里敢梦想到呢?
紧张透了的心一时殊不容易松放开来。今日已是若子病后的第十一日,下午因为稍觉头痛告假在家,在院子里散步,这才见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开,山桃烂熳得开始憔悴了,东边路旁爱罗先珂君回俄国前手植作为纪念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有好些绿蒂隐藏嫩叶的底下。春天过去了,在我们傍徨惊恐的几天里,北京这好像敷衍人似地短促的春天早已偷偷地走过去了。这或者未免可惜,我们今年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会开的,春天明年也会再来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们今年幸而能够留住了别个一去将不复来的春光,我们也就够满足了。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够写出这篇东西来,可见我的凌乱的头脑也略略静定了,这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雨夜。
◆唁辞
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学校的陶先生的电话,只是一句话,说“齐可死了——”。齐可是那边的十年级学生,听说因患胆石症(?)往协和医院乞治,后来因为待遇不亲切,改进德国医院,于昨日施行手术,遂不复醒。她既是校中高年级生,又天性豪爽而亲切,我家的三个小孩初上学校,都很受她的照管,好像是大姊一样,这回突然死别,孩子们虽然惊骇,却还不能了解失却他们老朋友的悲哀,但是妻因为时常往校也和她很熟,昨天闻信后为茫然久之,一夜都睡不着觉,这实在是无怪的。
死总是很可悲的事,特别是青年男女的死,虽然死的悲痛不属于死者而在于生人。照常识看来,死是还了自然的债,与生产同样地严肃而平凡,我们对于死者所应表示的是一种敬意,犹如我们对于走到标竿下的竞走者,无论他是第一着或是中途跌过几交而最终走到。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死之赞美者”(Peisithanatos)的话未必全无意义,那么“年华虽短而忧患亦少”也可以说是好事,即使尚未能及未见日光者的幸福。然而在死者纵使真是安乐,在生人总是悲痛。我们哀悼死者,并不一定是在体察他灭亡之苦痛与悲哀,实在多是引动追怀,痛切地发生今昔存殁之感。无论怎样地相信神灭,或是厌世,这种感伤恐终不易摆脱。日本诗人小林一茶在《俺的春天》里记他的女儿聪女之死,有这几句:
“……她遂于六月二十一日与蕣华同谢此世。母亲抱着死儿的脸,荷荷的大哭,这也是难怪的了。到了此刻,虽然明知逝水不归,落花不再返枝,但无论怎样达观,终于难以断念的,正是这恩爱的羁绊。[诗以志哀,]
露水的世呀,
虽然是露水的世,
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忆,所以仍多哀感。美忒林克在《青鸟》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记忆上”。齐女士在世十九年,在家庭学校亲族友朋之间,当然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随在足以引起悲哀,我们体念这些人的心情,实在不胜同情,虽然别无劝慰的话可说。死本是无善恶的,但是它加害于生人者却非浅鲜,也就不能不说它是恶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而且恐怕以后也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希冀死后生活之心情觉得很能了解。人在死后倘尚有灵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虽然推想起来也不免有些困难不易解决,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灭亡之恐怖,即所谓恩爱的羁绊也可得到适当的安慰。人有什么不能满足的愿望,辄无意地投影于仪式或神话之上,正如表示在梦中一样。传说上李夫人杨贵妃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后被召为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无聊之极思,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现:我们知道这是迷信,但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美与善的分子存在。这于死者的家人亲友是怎样好的一种慰藉,倘若他们相信——只要能够相信,百岁之后,或者乃至梦中夜里,仍得与已死的亲爱者相聚,相见!然而,可惜我们不相应地受到了科学的灌洗,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没有养成画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绝的坚忍,其结果是恰如牙根里露出的神经,因了冷风热气随时益增其痛楚。对于幻灭的现代人之遭逢不幸,我们于此更不得不特别表示同情之意。
我们小女儿若子生病的时候,齐女士很惦念她;现在若子已经好起来,还没有到学校去和老朋友一见面,她自己却已不见了。日后若子回忆起来时,也当永远是一件遗恨的事罢。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黑背心
我不知怎地觉得是生在黑暗时代,森林中虺蜴虎狼之害总算是没有了,无形的鬼魅却仍在周围窥伺,想吞吃活人的灵魂。我对于什么民有民享,什么集会言论自由,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觉得最关心的乃是文字狱信仰狱等思想不自由的事实。在西洋文化史里中古最牵引我的注意,宗教审问所的“信仰行事”(Anto da fe)喽,满画火焰与鬼的黑背心(Sambenito)喽,是我所顶心爱的事物,犹如文明绅士之于交易所的消息。不过虽有这个嗜好而很难得满足,在手头可以翻阅的只是柏利(Bury)教授的《思想自由史》和洛柏孙(Robertson)的《古今自由思想小史》等,至于素所羡慕的黎(H.Lea)氏的《中古及西班牙宗教审问史》则在此刻“竭诚枵腹”的时候无缘得见,虽然在南城书店的尘封书架上看见书背金字者已逾十次,但终未曾振起勇气抽出一卷来看它一看。
日本废姓外骨的《笔祸史》早看过了,虽有些离奇的地方,不能算什么,倘若与中国相比。在内田鲁庵的《貘之舌》里见到一篇讲迫害基督教徒的文章,知道些十六世纪时日本政府对于所谓邪宗门所用的种种毒奇的刑法,但是很略,据说有公教会发行的《鲜血遗书》及《公教会之复活》两书记载较详,却也弄不到手。最近得到姊崎正治博士所著《切支丹宗门之迫害及潜伏》,知道一点迫害者及被迫害者的精神状态,使我十分高兴。切支丹即“南蛮”(葡萄牙)语Christan的译音,还有吉利支丹,鬼理死丹,切死丹等等译法,现代记述大都采用这个名称,至于现今教徒则从英语称Christian了。书中有几章是转录当时流传的鼓励殉道的文书,足以考见教徒的心情,固然很可宝重,但特别令我注意的是在禁教官吏所用的手段。其一是恩威并用,大略像雍正之对付曾静,教门审问记录第七种中有这一节话可供参考:“先前一律处斩,挂杀或火焚之时,神甫仍时时渡来,其后改令弃教,归依日本佛教,安置小日向切支丹公所内,赏给妻女,神甫则各给十人口粮,赐银百两,讯问各项事情,有不答者即付拷问,自此以后教徒逐渐减少。”如意大利人约瑟喀拉(Giuseppe Chiara)弃教后入净土宗,纳有司所赐死刑囚之妻,承受其先夫的姓名曰冈本三右卫门,在教门审问处办事,死后法号入专净真信士,即其一例。
其二是零碎查办,不用一网打尽的办法。教门审问记录第五种中有一条云,“如有人告密,举发教徒十人者,其时应先捕三人或五人查办,不宜一举逮捕十人。但‘有特别情形之时’应呈请指示机宜办理。”不过这只是有司手段之圆滑,在被迫害者其苦痛或更甚于一网打尽。试举葛木村权之丞妻一生三十三年中的大事,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情形。
一六三六生
五九 母病死
六〇 夫权之丞被捕旋死刑
六一 先夫之妹四人被捕
六二 夫妹四人死刑
侄婿权太郎被捕
再嫁平兵卫
六五 夫弟太兵卫夫之从妹阿松被捕
六六 夫弟太兵卫死刑
夫之从妹阿渊被捕
六七 本人与先夫之继母同被捕
六八 本人与夫之从妹二人同时死刑
夫平兵卫被捕
七二 夫平兵卫死刑
其三是利用告密。据延宝二年(1674)所出赏格,各项价目如下:
神甫 银五百枚
教士 银三百枚
教友 银五十或一百枚
这种手段虽然一时或者很有成效,但也担负不少的牺牲,固为这恶影响留下在国民道德上者至深且大。在中国则现今还有些人实行此策,恬不为怪,战争时的反间收买,或互出赏格,不必说了,就是学校闹潮的时候,校长也常用些小手段,“釜底抽薪”,使多数化为少数,然而学风亦因此败坏殆尽。还有旧式学校即在平时也利用告密,使学生互相侦察秘密报告于监督,则尤足以使学生品格堕落。据同乡田成章君说他有一个妹子在一教会女校读书,校规中便有奖励学生告密的文句,此真是与黑暗时代相称之办法。
我们略知清朝诛除大逆之文字狱的事迹,但是排斥异端之禁教事件却无从去查考,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如有这样的一部书出现,我当如何感激,再有一部佛教兴废史那自然是更好了。读《弘明集》《佛道论衡》等书,虽是一方面之言,也已给与我们不少的趣味与教训,若有系统的学术的叙述,其益岂有限量,我愿预约地把它写入“青年必读书”十部之内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此刻现在决不是文明世界,实在还是二百年前黑暗时代,所不同者以前说不得甲而现今则说不得乙,以前是皇帝而现今则群众为主,其武断专制却无所异。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我们想脱离野蛮也非从这里着力不可。着力之一法便是参考思想争斗史,从那里看出迫害之愚与其罪恶,反抗之正当,而结果是宽容之必要。昔罗志希君译柏利的《思想自由史》登在《国民公报》上,因赴美留学中辍,时时想起,深觉得可惜,不知他回国后尚有兴致做这样工作否?我颇想对他劝进,像他劝吴稚晖先生似的。
(十四年六月)
◆蔼理斯的话
蔼理斯(Havelock 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说十五岁时初读斯温朋(Swinburne)的《日出前之歌》,计算大约生于一八五六年顷。我最初所见的是他的《新精神》,系司各得丛书之一,价一先令,近来收在美国的“现代丛书”里。其次是《随感录》及《断言》。这三种都是关于文艺思想的批评,此外有两性,犯罪,以及梦之研究,是专门的著述,都处处有他的对于文化之明智的批判,也是很可贵的。但其最大著作总要算是那六册的《性的心理研究》。这种精密的研究或者也还有别人能做,至于那样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实在是极不易得。我们对于这些学问原是外行人,但看了他的言论,得到不少利益,在我个人总可以确说,要比各种经典集合起来所给的更多。但是这样的思想,在道学家的群众面前,不特难被理解,而且当然还要受到迫害,所以这研究的第一卷出板,即被英国政府禁止发卖,后来改由美国的一个医学书局发行,才算能够出版。这部大著当然不是青年的读物,唯在常识完具的成人,看了必有好处;道学家在中国的流毒并不小于英国的清教思想,所以健全思想之养成是切要的事。
蔼理斯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之一分子;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他在《圣芳济与其他》一篇论文中曾说,“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的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记念为模范的圣徒。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其严肃。”他在上边又曾说道,“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很能简明的说出这个意思。
在《性的心理研究》第六卷跋文末尾有这两节话。“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像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Heraclitus)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Luc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这两节话我最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现代丛书”本的《新精神》卷首,即以此为题词,(不过第一节略短些,)或者说是蔼理斯的代表思想亦无不可。最近在《人生之舞蹈》的序里也有相类的话,大意云,赫拉克来多思云人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但我们实在不得不承认一连续的河流,有同一的方向与形状。关于河中的常变不住的浴者,也可以同样的说。“因此,世界不但有变化,亦有统一,多之差异与一之固定保其平均。此所以生活必为舞蹈,因为舞蹈正是这样:永久的微微变化的动作,而与全体的形状仍不相乖忤。”
(上边的话,有说的不很清楚的地方,由于译文词不达意之故,其责全在译者。十三年二月)
承张崧年君指示,知道蔼理斯是一八五九年生的,特补注于此。
(十四年十月)
◆闭户读书论
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昔者世有所谓灵魂等物,大智固亦以轮回为苦,然在凡夫则未始不是一种慰安,风流士女可以续未了之缘,壮烈英雄则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现在知道人的性命只有一条,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只有上联而无下联,岂不悲哉!固然,知道人生之不再,宗教的希求可以转变为社会运动,不求未来的永生,但求现世的善生,勇猛地冲上前去,造成恶活不如好死之精神,那也是可能的。然而在大多数凡夫却有点不同,他的结果不但不能砭顽起懦,恐怕反要使得懦夫有卧志了罢。
“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除掉这个痞块呢?我可以答说,没有好法子。假如激烈一点的人,且不要说动,单是乱叫乱嚷起来,想出一口鸟气,那就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说不定会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有鬼论者还不过白折了二十年光阴,只有一副性命的就大上其当了。忍耐着不说呢,恐怕也要变成忧郁病,倘若生在上海,迟早总跳进黄浦江里去,也不管公安局钉立的木牌说什么死得死不得。结局是一样,医好了烦闷就丢掉了性命,正如门板夹直了驼背。
那么怎么办好呢?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不过这如不是圣贤,只有做官的才能够,如上文所述,所以平常下级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都是一种消遣法,但是有些很要用钱,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没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户读书”。
记得在没有多少年前曾经有过一句很行时的口号,叫做“读书不忘救国”。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西儒有言,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追两兔者并失之。幸而近来“青运”已经停止,救国事业有人担当,昔日辘轳体的口号今成截上的小题,专门读书,此其时矣,闭户云者,聊以形容,言其专壹耳,非真辟札则不把卷,二者有必然之因果也。
但是敢问读什么呢?经,自然,这是圣人之典,非读不可的,而且听说三民主义之源盖出于四书,不特维礼教即为应考试计,亦在所必读之列,这是无可疑的了。但我所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乙部,即是四库之史部。老实说,我虽不大有什么历史癖,却是很有点历史迷的。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之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慑人心目。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无论自称为什么,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迹若示诸掌焉。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喔,我这些话真说得太抽象而不得要领了。但是,具体的又如何说呢?我又还缺少学问,论理还应少说闲话,多读经史才对,现在赶紧打住罢。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
◆体罚
近来随便读斯替文生(R.L.stevenson)的论文《儿童的游戏》,首节说儿时的过去未必怎么可惜,因为长大了也有好处,譬如不必再上学校了,即使另外须得工作,也是一样的苦工,但总之无须天天再怕被责罚,就是极大的便宜,我看了不禁微笑,心想他老先生(虽然他死时只有四十四岁)小时候大约很打过些手心吧?美国人类学家洛威(R.H.Lowie)在所著《我们是文明么》第十七章论教育的一章内说,“直到近时为止,欧洲的小学教师常用皮鞭抽打七岁的小儿,以致终身带着伤痕。在十七八世纪,年幼的公侯以至国王都被他们的师傅所凶殴。”譬如亨利第四命令太子的保姆要着实地打他的儿子,因为“世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于他更为有益”。太子的被打详明地记在账上,例如——
“一六〇三年十月九日,八时醒,很不听话,初次挨打。(附注,太子生于一六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六〇四年三月四日,十一时想吃饭。饭拿来时,命搬出去,又叫拿来。麻烦,被痛打。”
到了一六一〇年五月正式即位,却还不免于被打。王曾曰,“朕宁可不要这些朝拜和恭敬,只要他们不再打朕。”但是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罗素的《教育论》第九章论刑罚,开首即云,“在以前直到很近的时代,儿童和少年男女的刑罚认为当然的事,而且一般以为在教育上是必要的。”西洋俗语有云,“省了棍子,坏了孩子,”就是这个意思,据丹麦尼洛普(C.Nyrop)教授的《接吻与其历史》第五章说,——
“不但表示恭敬,而且表示改悔,儿童在古时常命在被打过的棍子上亲吻。凯撒堡(Ceiler von Kaiserberg)在十六世纪时曾这样说过:儿童被打的时候,他们和棍子亲吻,说道,——
亲爱的棍子,忠实的棍子,
没有你老,我那能变好。
他们和棍子亲吻,而且从上边跳过,是的,而且从上边蹦过。”这个教育上的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上古直到近代,大约是一律通行,毫无疑问的。听说琼生博士(Samuel Johnson)很称赞一个先生,因为从前打他打得透而且多。卢梭小时候被教师的小姐打过几次屁股,记在《忏悔录》里,后来写《爱弥儿》,提倡自由教育,却也有时主张要用严厉的处置,——我颇怀疑他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对于被打者没有什么恶意,也未可知。据罗素说,安诺德博士(即是那个大批评家的先德)对于改革英国教育很有功绩,他减少体罚,但仍用于较幼的学生,且以道德的犯罪为限,例如说诳,喝酒,以及习惯的偷懒。有一杂志说体罚使人堕落,不如全废,安诺德博士愤然拒绝,回答说:
“我很知道这些话的意思,这是根据于个人独立之傲慢的意见,这是既非合理,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根本地野蛮的思想。”他的意思是要养成青年精神的单纯,清醒谦卑,罗素却批注了一句道,由他训练出来的学生那么很自然地相信应该痛打印度人了,在他们缺少谦卑的精神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看中国是怎样呢?棒头出孝子这句俗语是大家都晓得的,在父为子纲的中国厉行扑作教刑,原是无疑的事,不过太子和小皇帝是否也同西国的受教训,那是不明罢了。我只听说光绪皇帝想逃出宫,被太监拦住,拔住御辫拉了回来,略有点儿相近,至于拉回宫去之后有否痛打仍是未详。现在暂且把高贵的方面搁起,单就平民的书房来找材料,亦可以见一斑。材料里最切实可靠的当然是自己的经验,不过不知怎的,大约因为我是稳健派的缘故吧,虽然从过好几个先生,却不曾被打过一下,所以没有什么可说,那么自然只能去找间接的,也就是次等的材料了。
普通在私塾的宪法上规定的官刑计有两种,一是打头,一是打手心。有些考究的先生有两块戒方,即刑具,各长尺许,宽约一寸,一薄一厚。厚的约可五寸,用以敲头,在书背不出的时候,落在头角上,嘣然一声,可以振动迟钝的脑筋,发生速力,似专作提撕之用,不必以刑罚论。薄的一块则性质似乎官厅之杖,以扑犯人之掌,因板厚仅二三分,故其声清脆可听。通例,犯小罪,则扑十下,每手各五,重者递加。我的那位先生是通达的人,那两块戒尺是紫檀的,处罚也很宽,但是别的塾师便大抵只有一块毛竹的板子,而且有些凶残好杀的也特别打得厉害,或以桌角抵住手背,以左手握其指力向后拗,令手心突出而拼命打之。此外还有类似非刑的责法,如跪钱板或螺蛳壳上等皆是。传闻曾祖辈中有人,因学生背书不熟,以其耳夹门缝中,推门使阖,又一叔辈用竹枝鞭学生血出,取擦牙盐涂其上,结果二人皆被辞退。此则塾师内的酷吏传的人物,在现今青天白日的中国总未必再会有的罢。
可是,这个我也不大能够担保。我不知道现在社会上的一切体罚是否都已废止?笞杖枷号的确久已不见了,但是此外侦查审问时的拷打,就是所谓“做”呢?这个我不知道。普通总是官厅里的苦刑先废,其次才是学校,至于家庭恐怕是在最后,——而且也不知到底废得成否,特别是这永久“伦理化”的民国。在西洋有一个时候把儿童当作小魔鬼,种种的想设法克服他,中国则自古至今将人都作魔鬼看,不知闹到何时才肯罢休。我回想斯替文生的话,觉得他真舒服极了,因为他不去上学校之后总可以无须天天再怕被责罚了。
十九年五月。
◆醉余随笔
从友人处得见《国风》杂志,登载洪允祥先生的《悲华经舍杂著》,其一为《醉余随笔》,据王咏麟氏跋谓系宣统年间在上海时所作。全书才二三十则,多明达之语,如其一云: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洪君盖学佛者,又性喜酒,故其言如此,虽似稍奇,却亦大有理。韩愈的病在于热中,无论是卫道或干禄,都是一样。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云: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盛大士《朴学斋笔记》卷七云:
“明鹿门茅氏论次古文,取唐宋八大家为作文之准的,……而韩之三上宰相应科目与时人诸书颇为识者所訾议,乃独录而存之。”又云:
“昌黎与于襄阳书,盛夸其抱不世之才,卷舒不随乎时,文武惟其所用,此真过情之誉也。而曰志存乎立功,事专乎报主,古人有言,请自隗始,又隐然以磊落奇伟之人自命矣。乃云愈今日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足下一朝之享而已,又何其志之小也。唐人以文字干谒,贤者亦不以为讳,但昌黎根柢六经传世不朽之作后人不尽选读,而反读其干谒之文,何耶。”讲道统与干谒宰相,我看不出是两件事来,谢盛二公未免所见不广,乃欲强生分别,其实这里边只是一味烦躁,以此气象,达固不是诸葛一流,穷也不是陶一路也。如谢氏言,似歆羡公相亦不甚妨碍其为有道之士,如盛氏言,又似被訾议的干谒文字亦可与根柢六经之作共存共荣,只是后人不要多选读就行。或者韩愈对于圣道的意识正确无疑,故言行不一致照例并不要紧亦未可知。我辈外人不能判断,但由我主观看去总之是满身不快活,辟不辟佛倒还在其次,因为这也只是那烦躁之一种表示耳。关于李杜,不佞虽并不讴歌杜甫之每饭不忘,却不大喜欢李白,觉得他夸,虽然他的绝句我也是喜欢的。这且按下不提,再说洪君的随笔又有一则云:
“《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又一则云:
“去年游西湖深处,入一破寺,见一僧负锄归,余揖之曰,阶上冬瓜和尚要他何用?僧曰,只是吃的。曰,恐吃不下许多。曰,一顿吃一个饱。曰,和尚也要饱?曰,但求一饱,便是和尚。至今思之,此僧不俗。”此僧与此居士真都不俗。十多年前曾在北京某处教员休息室中每周与洪君相遇,惜不及共作冬瓜问答,真是失之交臂,至今展读遗语,更觉得真真可惜也。(六月)
◆如梦录
友人从开封来,送我河南官书局所刻的几种书,其中我所最喜欢的是一册无名氏的《如梦录》。这是一个明末的遗老所撰,记录汴梁鼎盛时情景,犹宋遗民之著《梦华》《梦粱》也,向无刻本,至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汴人常茂徕始据裴氏藏本参订付梓,民国十年重刊,即此书也。本来这是很好的事,所可惜的是编订的人过于求雅正,反而失掉了原书不少的好处。如常氏序中云:
“且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王赴临埠集卖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背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偻指难数,读之实堪捧腹。”因此根据了他“于其悠谬繁芜者节删之”的编例便一律除掉了,这实在是很可惜的。那些贵重的传说资料也可以说是虽百金亦不易的,本已好好地记录在书上了,却无端地被一刀削掉,真真是暴殄天物。假如这未经笔削的抄本还有地方可找,我倒很想设法找来一读,至少来抄录这些被删的民间传说,也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
话虽如此,现行本的《如梦录》里却也还有许多好材料,而且原著者的“俚言”虽然经过润色,到底是改不胜改,还随处保留着质朴的色味,读时觉得很是愉快。其《试院纪》一篇讲乡试情形甚详,今录一节云:
“至日,按院在三门上坐点名,士子入场,散题。次日辰时放饭。大米饭,细粉汤,竹箩盛饭,木桶盛汤。饭旗二面前走,汤饭随后,自西过东,由至公堂前抬走。正行之际,晓事吏跪禀老爷抽饭尝汤,遂各盛一碗,接院亲尝可用始令放行。至月台下,一旗入西文场,一旗入东文场,至二门,二旗交过堂上,一声梆子响,各饭入号,散与士子食用。次放老军饭,俱是小米饭冬瓜汤,一样散法,按院不复尝。午间散饼果,向晚散蜡烛。”这不但可以考见那时情形,文章也实在写得不坏。《街市纪》文最长,几占全书之半,是最重要的部分,讲到封邱王府,云封邱绝后改为魏忠贤祠,忠贤势败,火急拆毁。注引《大梁野乘》云:
“河南为魏珰建祠,树旌曰崇德报功。兴工破土,诸当事者咸往祭告,独提学曹履吉仰视长叹,称病不去拜。力役日千人,昼夜无息。当砌脊时,督工某大参以匠役张三不预禀以红氍毹包裹上兽而俟展拜,怒加责惩,盖借上兽阿奉为上寿也。工未毕,即拆毁,督工某急令先搬兽掷下,三忽跪禀曰,讨红氍毹裹下兽以便展拜。督工者复怒责之。或谓三多言取责,三曰,吾臀虽苦楚,彼督工者面皮不知几回热矣。”注盖系常氏所为,但所引事却很有意思,是极好的“幽默”,不但督工者是官僚代表,即张三亦可以代表民间,一热其面,一苦其臀,而汴梁之陆沉亦终不能免,此正是沉痛的一种“低级趣味”欤。(七月廿日)
◆慈姑的盆
绿盆里种下几颗慈姑,
长出青青的小叶。
秋寒来了,叶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里,荡漾着两三根,
飘带似的暗绿的水草。
时常有可爱的黄雀,
在落日里飞来,
蘸水悄悄地洗澡。
十月二十一日。
◆入厕读书
郝懿行著《晒书堂笔录》卷四有入厕读书一条云: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归田录》载钱思公言平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余读而笑之,入厕脱裤,手又携卷,非惟太亵,亦苦甚忙,人即笃学,何至乃尔耶。至欧公谓希深言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此语却妙,妙在亲切不浮也。”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小时候听祖父说,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快,跟班的话里含有一种讨便宜的意思,恐怕也是事实。一个人上厕的时间本来难以一定,但总未必很短,而且这与吃饭不同,无论时间怎么短总觉得这是白费的,想方法要来利用他一下。如吾乡老百姓上茅坑时多顺便喝一筒旱烟,或者有人在河沿石磴下淘米洗衣,或有人挑担走过,又可以高声谈话,说这米几个铜钱一升或是到什么地方去。读书,这无非是喝旱烟的意思罢了。
话虽如此,有些地方原来也只好喝早烟,于读书是不大相宜的。上文所说浙江某处一带沿河的茅坑,是其一。从前在南京曾经寄寓在一个湖南朋友的书店里,这位朋友姓刘,我从赵伯先那边认识了他,那年有乡试,他在花牌楼附近开了一家书店,我患病住在学堂里很不舒服,他就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替我煮药煮粥,招呼考相公卖书,暗地还要运动革命,他的精神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我睡在柜台里面书架子的背后,吃药喝粥都在那里,可是便所却在门外,要走出店门,走过一两家门面,一块空地的墙根的垃圾堆上。到那地方去我甚以为苦,这一半固然由于生病走不动,就是在康健时也总未必愿意去的,是其二。民国八年夏我到日本日向去访友,住在一个名叫木城的山村里,那里的便所虽然同普通一样上边有屋顶,周围有板壁门窗,但是他同住房离开有十来丈远,孤立田间,晚间要提了灯笼去,下雨还得撑伞,而那里雨又似乎特别多,我住了五天总有四天是下雨,是其三。末了是北京的那种茅厕,只有一个坑两垛砖头,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去年往定州访伏园,那里的茅厕是琉球式的,人在岸上,猪在坑中,猪咕咕的叫,不习惯的人难免要害怕,哪有工夫看什么书,是其四。《语林》云,石崇厕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这又是太阔气了,也不适宜。其实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只要有屋顶,有墙有窗有门,晚上可以点灯,没有电灯就点白蜡烛亦可,离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虽然也要用雨伞,好在北方不大下雨。如有这样的厕所,那么上厕时随意带本书去读读我想倒还是呒啥的吧。
谷崎润一郎著《摄阳随笔》中有一篇《阴翳礼赞》,第二节说到日本建筑的厕所的好处。在京都奈良的寺院里,厕所都是旧式的,阴暗而扫除清洁,设在闻得到绿叶的气味青苔的气味的草木丛中,与住房隔离,有板廊相通。蹲在这阴暗光线之中,受着微明的纸障的反射,耽于瞑想,或望着窗外院中的景色,这种感觉真是说不出地好。他又说:
“我重复地说,这里须得有某种程度的阴暗,彻底的清洁,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都是必须的条件。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特别在关东的厕所,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土的小窗,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洗了石灯笼的脚,润了跕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随时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恐怕古来的俳人曾从此处得到过无数的题材吧。这样看来,那么说日本建筑之中最是造得风流的是厕所,也没有什么不可。”谷崎压根儿是个诗人,所以说得那么好,或者也就有点华饰,不过这也只是在文字上,意思却是不错的。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这使得风气一变,如由工笔的院画转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筑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为之代表,厕之风流化正其余波也。
佛教徒似乎对于厕所向来很是讲究。偶读大小乘戒律,觉得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厕一事而论,后汉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下列举“至舍后者有二十五事”,宋译《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风”至“云何筹草”凡十三条,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详细的规定,有的是很严肃而幽默,读了忍不住五体投地。我们又看《水浒传》鲁智深做过菜头之后还可以升为净头,可见中国寺里在古时候也还是注意此事的。但是,至少在现今这总是不然了,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到,不见略略像样的厕所,只如在《山中杂信》五所说:
“我的行踪近来已经推广到东边的水泉。这地方确是还好,我于每天清早没有游客的时候去徜徉一会,赏鉴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净,路上很多气味,——因为陈列着许多《本草》上的所谓人中黄。我想中国真是一个奇妙的国,在那里人们不容易得着营养料,也没有方法处置他们的排泄物。”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寺院有普通厕所已经是大好了,想去找可以瞑想或读书的地方如何可得。出家人那么拆烂污,难怪白衣矣。
但是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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