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

    这本书不是自画像。我把这样一幅肖像留给我的朋友和敌人。不过，我的确发现自己许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某个自称为格雷厄姆·格林的人。

    五十年前，我买了爱德华·托马斯[629]的《诗集》，有首名叫“那个人”的诗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尽管我不知是何缘故。它不是托马斯最好的诗歌之一。它描述了一位旅者在路上、在这家客栈或在那个旅馆，不断巧遇某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的踪迹，可是此人总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先他而去。

    我摸清了他的路：它们总在面前。

    是啊，我就是我，把那片黑暗的树林

    撇在身后，还有啄木鸟和欧洲雀鹰；

    我第一次感受到那里的太阳，

    客栈和阳光，快乐的心情。

    我走得飞快，希望我能

    走得比那个人快，赶上他时，

    做些什么？我不做什么；我追赶

    是为了证明我们一模一样，如果真是相像

    那就留心观看，直至我熟悉自己的模样。

    诗歌是这样结尾的：

    他走了：我尾随：绝不停步

    直到他打住。那么我也打住。

    第一次读这首诗歌之后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自己开始追踪“那个人”的足迹。打那以后，几乎年年都见到他路过的踪迹：一封封素不相识的人们的来信，他们记得我出席了某个我根本没有出席的婚宴；记得我在一次弥撒上当助祭，而我从来没有当过助祭——一次，有个女人从罗马打电话给我，日内瓦一份报纸上和牙买加一份报纸甚至刊登了数张照片。“那个人”称自己是格雷厄姆·格林，也许他的名字叫格雷厄姆·格林——姓名没有版权——不过，根据他的一次公开露面，有理由认为他是某个约翰·斯金纳，一个臭名昭著的越狱犯；或者根据印度警方的情报，他的名字荒谬地叫作梅雷迪思·德瓦格。他也许两者兼有之——因为我手头掌握的两张模糊的照片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两人都自称是格雷厄姆·格林。

    一起讹诈小案件第一次引起我对“那个人”的关注。一天下午，我的朋友亚历克斯·科达在伦敦给我打电话，“你遇上麻烦了吗？”他问。

    “麻烦？”

    “巴黎一家杂志的编辑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非常沮丧，因为他发现他的一名雇员试图讹诈你。”

    “可是，我没在巴黎，也没有受到讹诈。”

    我想起了上次我在巴黎时我们间的交谈，当时我的朋友和文学代理人马里耶·比什及时提醒说，“如果有人试图讹诈你，那么你就来找我，好吗？别掏钱了事。”

    “讹诈我什么？”

    “噢，与女人的艳照什么的——我也不清楚——有谣传。”

    那是1955年至1956年之间的事情。那年“那个人”非常活跃。他过去的一些零星小事渐渐纠缠起我——这些谣传轻而易举地成了我自己过去历史的花絮。《社交新闻》（“法国精英杂志”）的编辑写信给我，提及我们在戛纳电影节见面的情形（我从没参加过戛纳电影节），并夸奖我打网球的才华（自中小学以来，我一直没打过网球）。“Jai eu la joie de vous vior frequemment sur les courts de tennis,car votre talent litteraire ne cede en rien a vos qualites sportives.”[630]一个女人从蒙得维的亚给我写信：“你曾带我去牛津街拐角处的一家比利时糕点店喝咖啡（现在这家店还在吗？），你把我介绍给一位来自北方、与您热恋的姑娘。你娶她为妻了吗？1935年11月，你来参加我的婚礼，不久我就离开去美国了。”“那个人”的确似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女人。

    在罗马大饭店的电话上对我说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加尔各答乘飞机长途旅行之后，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喂，格雷厄姆，我是维罗妮卡。”

    “哦，是的，你好！”我心里琢磨，见鬼了，谁是维罗妮卡？

    “我给巴黎的乔治五世打电话，他们说你已经去罗马了。我知道你总是下榻大饭店”——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是的，我刚到。你在干什么？”我问，想推延对话时间以发现蛛丝马迹。我已经忘记了“那个人”，认为我自己有可能确实曾经认识某个叫维罗妮卡的人。

    “我躺在床上，阅读《奥德赛》企鹅版新译本。”

    “我也躺在床上。明天喝一杯如何？对不起，早中晚三餐我已有安排，”我谨慎地补充说。

    第二天傍晚，我与一个朋友一起去酒吧等候。他答应如果那女人不认识我而且不漂亮，那么他跟她交谈。一位身着长晚礼服的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走了进来，长着一张上等马似的长脸。我让朋友对付她。后来他告诉我，这女子是美国人，在阿拉伯半岛遇见过格雷厄姆·格林。

    我想，就是在那年夏天，“那个人”上了报纸的头条。我在布赖顿小住几天后回到伦敦，发觉《摄影新闻》[631]在打听我。他们接到一份署名格雷厄姆·格林的电报，发自阿萨姆邦[632]，索要一百英镑，因为发电报的人丢了护照，正在与印度警察纠缠。编辑已经派人去了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奥尔巴尼（那里我拥有单人套间），去询问我是否真的在印度。大楼门房回答得很巧妙：他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我，所以我也许在印度。结果，《摄影新闻》电汇了一百英镑去印度。于是，当然啰，消息开始四处传播。印度新闻界的各种报道四处扩散——“格雷厄姆·格林被判有罪。轻罪拘禁两年”，还有唯一一封我看见过的“那个人”的亲笔信。来信谎称他受《摄影新闻》派遣，从其故弄玄虚的口气来看，一定想说服警察——不过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这封信竟然说服了《摄影新闻》。

    “那个人”用一种风趣的萨帕[633]风格从阿萨姆邦的达克林吉写道：

    先生们，

    也许在这个时候，大批巡警、戴着假胡子的特工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人已经拥到你们的大楼里询问有关我的情况。格雷厄姆·格林突然成了新闻。几天前，有人非常不友好地夹走了我的包，现金带护照全一锅儿端。我因而责无旁贷地发电报把情况告诉加尔各答高级专员公署的英国代表，请他们安排我去加尔各答。可是他们的想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他们让当地的警察进行核查，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最愚蠢的处理方法。这是一个混乱地区，他们在混乱中发现一个没法证明身份的外国人后，立刻喜出望外的，他们把我视作外国强权的一名特工，专门从事支持敌对的那加人[634]的活动，给他们出谋划策，并且立刻把我关押起来。当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这将成为那篇待发表的那加问题文章的绝妙补遗。今天早晨，两位当地的茶叶种植园主出于极大的善心，出庭保我出狱，否则我将继续在狱中呆天知道多长时间。

    此时你们大概已经收到油和洪水。圣诞老人已经北上去了阿姆利则[635]拍摄当地的庙宇和大胡子锡克族绅士的快照。他错过了本世纪最轰动的消息，没能为子孙后代记录下这则独家新闻——英国记者坐班房。我不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

    现在我急需一笔钱。请把钱汇到下述地址，立刻（或者尽快）电汇一百左右英镑。确保不出现兑换管控问题，要不也可通过加尔各答“东方朗文公司”安排其他办法转交。

    毋庸赘言。开垦丛林必须等我先深深喘口气。那加问题依然是个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每个人都向我断言，现在一切都处于可控状态，坏孩子们正在变得规矩起来。我天生愤世嫉俗，感觉却不一样。要想说服强权我只不过是一名追求真理的新闻记者是极其困难的。尽管我非常希望完成这篇我曾许诺会是最吸引人的文章，但是困难十分巨大。也许他们毕竟不希望真相公布于世。

    你们真诚的，

    格雷厄姆·格林

    我向《摄影新闻》建议，他们可以派我去采访这位在阿萨姆邦监狱服刑的“那个人”，但是，一想到此时正值印度雨季，在与伦敦高级专员公署的一位官员在电话上交谈一番之后，我就吓得不敢去了。这位官员提醒我，如果我要前往加尔各答，那就请事先通知他；否则到达那里时，我有被捕的危险，因为“那个人”已经越狱。他不仅已经越狱，而且盗走了一台打字机、一块手表和有恩于他的茶叶种植园主的一些衣服。一位印度朋友写信告诉了我一些进一步的详情：“现在看来好像他有时称自己是Graham Greene[636]，有时称自己是Graham Green——Greene不加‘e’。他被认为出生在澳大利亚，不过这只是一种（根据他口音的）推测，因为他随身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很久以来，他一直四处游荡，从一个茶叶种植园到另一个茶叶种植园，靠别人施舍生活，过着流浪汉的生活，自称是专业作家。”

    “那个人”再次被捕，在印度一所监狱里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尽管如此窘迫，竟然还有一个女人为他辩护，尽管她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了。这个女人从伯恩茅斯[637]给我写信，求我帮助他。“格雷厄姆·格林先生是个勇敢的人，对原则问题并非无动于衷，尽管由于他居无定所喜欢冒险，他也许已经身陷禁地，但是我确信对他的指控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他的确具有冒险精神：加尔各答的《政治家》杂志报道说，“被告在加尔各答、巴特那、兰契、勒克瑙、密拉特、浦那、孟买、德里以及他地方因一连串案件而受通缉。”对于一个人来说，涉案实在太多了：也许他既是约翰·斯金纳又是梅雷迪思·德瓦格。

    将近两年，我没有“那个人”的任何消息；我已经把他忘记了，直到有一天，我正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办事处预订去纽约的机票。“你在纽约只住一晚吗？”那姑娘吃惊地问我。

    “不，我吃不准要住多久……”

    “可是，我们已经为您预订了第二天从纽约到伦敦的回程票。”

    那个旅客会不会就是“那个人”正从印度监狱回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1959年12月他又开始活跃了。那个月，玛丽·比切[638]写信告诉我说：有个漂亮的法国女人去“戴高乐王子饭店”向一位美国商人申请工作。商人在宾馆大厅对她进行了面试，她未能得到那份工作，因为她不会英语速记。在回家路上，另一位美国人叫住了她，美国人自称彼得斯或者类似的名字。他对法国姑娘说，他无意中听见了面试的部分内容，知道她正在寻找工作；而他正在为他的朋友和合伙人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寻找一位秘书，格林即将来巴黎写作两个月，然后花几个月时间周游美国，在美旅行期间，他会四处租房，这是他的习惯，他没法在宾馆写作。她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

    姑娘在一家巴黎书店里有份兼职，她觉得这份工作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相信，于是就给我的出版商打电话，出版商把她介绍给了玛丽。在这期间，她查询了戴高乐王子饭店，结果发现饭店没有名叫彼得斯的客人。玛丽建议值得去如约一试，诱导那人再自愿多谈一些有关他自己和合伙人的情况，但是姑娘不愿意去，因为她确信彼得斯在为某个拐卖妇女团伙物色猎物，而且彼得斯还说过，如果她有好朋友愿意在格雷厄姆·格林周游美国的时候当他的女管家，那么也有可能为其作出安排，因为他也在物色人员去担任那份工作。

    这是“那个人”对我生活的最后一次大侵扰——其余事件只是过眼烟云，比如：一份牙买加报纸上刊登了一幅照片，题为“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与夫人在加莱昂俱乐部与斯卡德夫妇（中间）一起喝酒”。每个人都手里端着酒杯开怀大笑；长着蓬皮杜[639]眉毛的“那个人”身着白夹克，温雅自信；他的夫人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没有一张照片与刊登在《日内瓦论坛报》上的格雷厄姆·格林夫妇在克万特兰机场[640]的照片相同——男人比当时的我要老得多，有点旅途疲劳的样子，头戴一顶滑稽可笑的粗花呢小帽；女人焦距模糊不清，戴着一顶无边女帽和深色眼镜。“身材粗壮，齿间叼着烟斗，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昨天下午（1967年7月7日）到达克万特兰。他来自巴黎，目前他以《第三者》作者的身份侨居巴黎，已经开始了他漫游日内瓦的假期。”当问及他是否正在写一部新作的时候，他说不，他在真正地度假。

    与他在一起的女人是克洛迪娜吗？或者说克洛迪娜是那个在牙买加与斯卡德夫妇一起喝酒的更加美丽动人的女人吗？我是在1970年从一封开普敦写给她的信件（称她为格雷厄姆·格林夫人）中第一次知道克洛迪娜的。“昨天我给俱乐部打电话……通过委婉查询，我得悉你已经离开非洲色情场所，嫁给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作家……当一名作家的妻子正合你的心意，我敢肯定，你对丈夫一定帮助极大。”自巴黎讹诈以来，近二十年过去了：“那个人”似乎开始安定下来了。

    他走了：我尾随：绝不停步

    直到他打住。

    几年前在智利，阿连德总统[641]请我共进午餐之后，圣地亚哥一份右翼报纸向它的读者宣布：总统被一个骗子骗了。我发觉自己被一种形而上学的疑惑所震撼：我是否一直是个骗子？我是“那个人”吗？我是斯金纳吗？我是否甚至可能是梅雷迪思·德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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