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发表第一部小说以来的四十年中，我偶尔也写短篇故事。刚开始写短篇小说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令我头痛，而且有点让我感到厌烦。在开始动笔之前，我对故事内容已经了解太多——于是，连续数日整天埋头写作，没有任何意外情节舒缓我的精神压力。长篇小说的创作时间要漫长得多，期间常有疲劳厌倦的阶段，不过意外情节也许会随时出现——一个小人物会突然主导了故事，发号施令，自行其是。在故事开头的某个地方，不知是何原因，我会塞进一段似乎毫不相干的情节，写了六万字之后，我会激动地明白我为什么要插入那个情节——原来故事的叙述一直在我的意识操控之外进行着。但是，创作短篇故事，我还没下笔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或者说我自认为是这样。

    我不禁想起学校里老师教我们写的那种论说文——你得先画个简图，示意论点展开的过程，颇像后来电影导演有时会对我说的，需要“论证”这点或那点以及“连贯”在想象的价值。顺利度过学生时期后，我又开始写“论说文”。我学会了相信大脑的神游。如果你放松缰绳，马会自己找路回家。轮廓在修改时会自己在文章内部慢慢形成——你不必事先想好。

    就短篇小说而言，我同样被误导过。动笔之初，我所知道的只是故事的表层——各种意外的情节也许不如出现在长篇小说里那样意义深远，但是它们同样存在。它们会以句子的意外形成、突发的反思、事先未预见到的对话出现；它们就像凉爽的饮料滴入干渴的嘴巴。

    现在我意识到，我实际上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个短篇小说作家——这些短篇小说不是我在第一卷短篇小说集序言里称之为“零碎的东西”。《聚会的结束》写于1929年，也就是我第一部小说发表的那一年，奇怪的是，在我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小说期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我当间谍》，这个故事具有我所有早期小说极其缺乏的品质——语言简练、生活感真实。《我当间谍》不是什么不起的作品，但是，如果我能写出一篇甚至是那样朴素真实的短篇小说，那么我怎么会如此热衷于自我毁灭，写出完全虚构的《行动代号》和《黄昏的谣言》呢？

    然而，尽管我对这些短篇中的许多故事比较满意（我认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比《破坏者》、《勒佛先生的一个机会》、《花园底下》、《八月贱卖》等更好的作品），我在文学界里依然是个偶然写写短篇小说的长篇小说家，正像有些短篇小说作家偶然写写长篇小说（此时我想到了莫泊桑和维克托·普列契特[583]）。这不是一种表面的区分，甚至也不是一种像油画与水彩画家在创作技巧上的区分；它当然也不是价值上的区分。这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区别。

    写一部长篇小说也许需要数年时间，小说结尾时的作者与创作之初的作者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不仅他的小说人物在发展——他也随着这些人物一起变化，这几乎永远让他的作品有一种粗糙的感觉：长篇小说很少有你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牵狗的贵妇人》中所能读到的那种完美感。正是这种失败的感觉才使长篇小说的修改似乎没完没了——作者一直试图使故事适应他改变了的个性，但是总是白费力气——这就好像他在童年动笔，现在到了老年才收尾。当他开始也许是第五次修改第一章的时候，他有过几次绝望的时刻，他看到许多新的修改之处。他怎么能不想：“这样下去永远没个尽头。我永远改不好这一章节啦？”实际上他应该说的是：“我永远不会再是那个很久以前写这部小说的人了。”在这些情况之下，难怪小说家经常是个坏丈夫或者三心二意的情人。他的性格里有某种品质，像下台后继续扮演奥赛罗的演员，但是他这个演员在太多的演出场次里扮演了太多的角色。他沉浸在多种角色之中。加勒比海的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曾对我说起，他看见一具从海里捞起来的尸体。他说，“你无法辨认出这是一具人的尸体，因为尸体上满是七鳃鳗。”多么可怕的景象！但是用来描绘小说家十分贴切。

    所以，对于长篇小说作家来说，短篇小说常常是另一种逃避的形式——从不得不与一个小说人物生活数年中，从无意中学会了他的妒忌、他的卑劣、他骗人的花招、他的背叛中解脱出来。读者完全可以数落小说人物的可恶，但是幸运的读者啊，你只需同这个人物一起生活几天。有时，在福楼拜的书信里，你能发现他变成了包法利夫人，他自己渐渐有了包法利夫人那种毁灭性的激情。

    因此，我的短篇小说可以被视作逃避长篇小说家世界的故事汇编——如果你喜欢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冒险经历的汇编；我能比较舒心地重读这些故事，因为身后没有拖着某个人物的一生。我能很快地浏览这些短篇，就像我翻阅在许多不同假日里拍摄的快照相集一样。当然啰，它们包含着各种记忆——有时是不愉快的记忆，但是如果我翻过这一页，下一张照片与前面一张毫无联系。有一本书——《我们能借用你的丈夫吗？》——的确主要是在1966年写的，在一种悲喜的独特情绪中写的，当时我正在昂蒂布港口之上的一个两居室套房里安家。每天晚上我在费利克斯港的那家小餐馆吃晚饭，有些故事就是从其他餐桌的各种交谈（甚至从对一个短语的误解）中孕育而成的。

    有个我在梦中见到的故事编入了一本名叫《真实感》的短篇小说集里。那是瑞典一个麻风病人的故事：这个患者回来请求一位老医学教授给予私诊，而老教授却迫使他去一家麻风病医院，使他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发现，为了讨好一位老态龙钟的将军，医生的住宅夜间成了一个赌场。我现在仍然能够像当时在梦中那样清晰地看见那些乐师拿着乐器从出租车里跌跌撞撞地下车。我是那个麻风病人？我想不是的。我想我是那个医学教授，看到他的住宅变成了赌场而感到困惑不解，我还看见他那个病人的脸从外面花园里朝他窥视。

    也许因为童年时我曾经被做过精神分析治疗，所以我写作时各种梦幻总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小说《这是一个战场》的起源就是一场梦，《名誉领事》也是从一场梦开始。有时，以小说人物自居的心理发展得如此深刻，以至于作家会做他的梦，不做自己的梦。在创作《麻风病人》的时候，这种状况就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场梦的一些象征、记忆和联想非常清楚地属于我的小说人物奎里，第二天早晨，我就把那场梦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它填补了故事叙述中我连续好几天未能跨越的一段空白。我想，所有作者都从潜意识中得到过同样的帮助。潜意识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中与我们合作：它是我们藏在地窖里帮助我们的一个negre[584]。当一个障碍似乎无法逾越的时候，我就在入睡前读一下这天写的东西，让这个黑奴代我劳作。当我醒来时，障碍几乎总是已经被移开了：解决办法就在眼前，可信手拈来——也许解决办法是我在已经忘记的梦中想到的。

    如今浏览一遍时间跨度从1929年至七十年代前夕我写的短篇小说，我被一个奇怪的事实所震撼——幽默来得很晚，而且突如其来。我在二战期间写的仅有的三篇短篇小说是幽默故事——短篇小说再次成为一种逃避，逃避伦敦空袭和夜间死亡。所以，这些汇编成《我们能借用你的丈夫吗？》的短篇小说——它们都应该是在我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写成的——是一种用幽默方式对死亡念头的逃避——这次我必死无疑了。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

    二

    “极度恐惧”——三十年代，我曾在伦敦东区警察向阻挡莫塞莱分子[585]游行的人群发起猛冲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极度恐惧。我在越南短暂感受过这种极度恐惧，那时我发觉自己夹在发艳城外法国伞兵部队和越盟军队之间，不过也遇到过这样的处境：情况相当荒唐以至于荒唐驱散了恐惧。1967年，我第一次作为一名游客访问了以色列。我没有故意寻找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而是在秋季的蓝天底下趴在一个沙丘下，埃及的反坦克炮、迫击炮、小型武器的炮火掠过天空，我禁不住想“六日战争”[586]的说法有点名不符实。很显然，这场战争仍然在进行。

    直直趴在沙丘下的我们六个人中，两人是卡车司机，一小时后，他们突然起身，猫着腰朝着五十码开外的卡车奔去，他们的卡车就暴露在不到半英里远处埃及海岸的攻击范围内。我出于自私恐惧地注视着他们（我也许迟早也得走这同一条小道），不过，他们成功抵达卡车；一人发动了引擎，他们消失在大多数炮弹爆炸的方向。我们还不敢随他们去冒险。

    我的同伴——陆军少校——躺在沙丘的底部，与我成直角。炮弹碎片削去了他脸蛋的一点皮。当他停止用手帕轻轻敷住伤口时，两只马蝇落在了伤口上，就像一小碟牛奶边上的两只小猫。

    此时两点三刻。我在想：这次联合国观察员解决停火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独立战争迄今已经十九年，特拉维夫到西耶路撒冷（尽管困难极大，以色列还是守住了该城）的道路两边依然散落着战争的残骸——小型轻装甲车，汽车残骸上放着像救生圈一样的褪色悼念花圈。它们是神圣的地方，基督教徒很容易忽视它们，然而这种丑陋的immortelle[587]已经深深影响了犹太艺术家的想象力，在国家博物馆的雕塑园里，战争的objets trouves[588]被安放在垫座上，与亨利·莫尔[589]光滑悦目的雕像，与亚历山大·考尔德[590]漂亮高雅、在耶路撒冷凉爽的空气中来回漂浮的活动雕塑形成了恐怖的对比。突然，考尔德和莫尔似乎属于一个平和、学术、年老的世界。还有另一种由琼·丁格力[591]制作的动力装置艺术——一件像机器一样的黑色、叮当作响的艺术品，颇像被炸过的一小段矿井口，矿工们死的死逃的逃，可是矿井还继续运作一段时间：艺术品的叮当声一直跟伴随着你穿过整个安静的花园。

    这个花园的名字起得很不合适：比利玫瑰，它为我们亲眼目睹西奈半岛[592]、走通向艾尔阿里什[593]和苏伊士运河干道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这些地方已经被塔尔将军[594]的部队攻占。这里有更新的战争遗物。

    海明威曾经把西班牙内战的战场描写成“到处都是碎纸”：这里到处都是罐头和木头，下一次也许到处都是塑料制品：到处都是食品罐头、镀锡铁皮汽油桶、炮弹箱、弹药箱，车辙像蜕下的蛇皮，当然还有四轮朝天或侧翻的被烧毁的卡车，情急之中这些战车被推离道路，裸露出它们内部的盘管线圈，就像机器人的医学示意图。只是偶尔有一组埃及坦克保持着一种烧焦了的挺直的威严，有时甚至面朝它们敌人的方向。有些卡车曾经启程穿越海枣树林，驶向蓝色平静的大海，好像它们的驾驶员希望逃离战争。头顶上大串的海枣沉甸甸地挂在树上，但是摘不到，棕色的、橘黄色的、鲜红色的；这些卡车没能抵达白色的沙滩，在这之前，它们已经被烧毁。

    除此之外，没有多少东西值得游客浏览，不过，游客们已经乘坐客车到达艾尔阿里什，正在一栋有一家临时软饮料吧的损毁的大楼前下车。有些妇女头戴标有以色列字样的滑稽帽子，还有许多金发已婚妇女，操着美国口音，也许是书友会的。一名脖子上挂着两架照相机的男子问一个士兵哪里有厕所，士兵告诉他找个安静的角落。旅游客车不再往前驶入西奈半岛，人们尚可相信战争已经结束，只是在等待垃圾卡车把道路清理干净。

    但是在坎塔拉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里是前线，对于以色列来说这里一直是前线，南方、西方和北方总是生活在敌人的炮火底下。一栋高楼上飘扬着蓝色的联合国旗子，那是联合国观察员的司令部。负责与联合国观察员联络的以色列军官住在后面一栋别墅里，那楼曾经是一名医生的住宅，埃及的国旗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飘扬，与纳尔逊纪念碑至国家美术馆距离相似。

    “如果发生交火，”上校说，“别上街去。你去观看交火的战场——那真是找死。”告示板上写着“坎塔拉希尔顿饭店。一流膳宿。客满。”他说，两周来没发生过一起意外事件，不过事情是很难预料的。我对上校说，“我有个名声：丧门星，”不过，我是说着玩玩的。

    我的旅伴陆军少校和我合住医生别墅后面一栋楼里的一个房间。这栋房子里野猫出没，它们不住地从防蚊纱窗纱门的豁口里跳进跳出。我们的这栋楼与医生别墅之隔着一条战壕，医生别墅的中央有一个用沙袋垒起的据点。

    “如果开始交火，”上校说，“直接躲进你的战壕。别进医生别墅。这里战况升级很快，不过开始时他们通常使用小型武器。”我心想也许他试图给游客营造紧张气氛。

    晚餐尚未达到哪怕是希尔顿的标准。看来以色列军队似乎不可能被烈酒或热食腐蚀。饭店里有一种冷的比萨饼、一种上面浇了番茄红面糊的干面包、一种同样索然无味的威尔士干酪，借助柠檬汽水吞咽下肚；晚餐后，军官们观看开罗电视节目，尽管只有一个男子在银屏上用阿拉伯语扯些肤浅的东西。电视接收的质量与节目一样糟糕，一个男子没完没了地谈论爱情，而且一直侧面对着观众；还有一个有关家庭生活的电视剧——没有一点军事节目。

    这里的轮岗期为八周，这似乎非常漫长，因为甚至连个夜总会也没有。危险感是唯一的乐趣，不过，上校说已经连续两周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以色列一方的联合国观察员由坎塔拉的一名澳大利亚上校领导。第二天，沿着苏伊士运河南下，我遇见了一位缅甸军官、一个法国人、一个瑞典人和一个芬兰人（英语是共同语言，他们都会说）。他们也都像以色列军官一样，自己胡乱做饭，不过他们至少还有一点啤酒。像文职官员一样，他们尽量相信他们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像文职官员一样，他们也受帕金森定律[595]的制约。坎塔拉司令部的院子里停着一长串白色的联合国小汽车：一发迫击炮弹就能让它们永远消散。从坎塔拉到运河尽头的陶菲克[596]港有四个永久性岗哨，由联合国观察员和联络官日夜看守，还有其他一些据点也需要他们经常巡察。“我们在这里停留一刻钟，”缅甸军官站在一座被摧毁的浮桥边说，一刻钟结束时，他高兴地咧嘴而笑——“一切平安无事”——我们驾车继续前进。

    这就是我们这次驾车巡察的金曲：在坍塌的平转桥“一切平安无事”，伊斯梅利亚[597]对面“一切平安无事”，我们站在那里倾听埃及哨兵的说话声；沿着苦湖[598]“一切平安无事”，湖里停泊着十三艘轮船，它们是苏伊士运河的俘虏；在陶菲克港“一切平安无事”。

    苏伊士运河就像一长条灰色的垃圾堆横躺在沿途；在陶菲克港入口处有一尊以色列士兵的粗糙白石雕像，他眺望着西奈沙漠：一尊非常糟糕的雕像，但是希伯来语的铭文却颇具想象力：“我们直面死亡的脸，死亡低垂了它的眼睛。”

    如果发生意外，观察员就向坎塔拉司令部报告，坎塔拉向耶路撒冷奥德·布尔将军[599]的局里报告，耶路撒冷向伊斯梅利亚报告，随后就能开始停战谈判。

    在陶菲克港与观察员们一起共进午餐，吃的是烘豆和微热的听装牛肉块。我问这一系列通讯联系需要花多长时间完成。“不超过三刻钟，”瑞典军官说。他胸前有极具装饰性的军衔徽章，我想这就是他有可能与战争的最近接触了；一位办事认真勤勤恳恳的军人，厌倦了沙漠的高温，他喜欢瑞典北部寒冷的气候和漫长的夜晚。

    “假如，”我问，“你们根本就不在这里，以色列指挥部和埃及人之间或许能更快地把事情协调好？”

    “但是，没有我们，他们根本没法相互沟通，”他说。我不由得想起我曾见过加沙地带许多房子上依然悬挂着白旗。白旗不需要联合国观察员。它所传递的信息相当清楚。

    我想说，“几小时就能达成停火肯定会引诱埃及人制造事端（尤其是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谈啊谈没个完），并且能在造成过多伤亡或者激烈交战的严重危机之前收兵？”但是，在西奈，人们很快采纳了以色列的态度：妥善保护那些远离家乡、来到艰苦和有些危险的环境里生活的人们，保护那些相信自己的工作有价值的人们。

    “一切平安无事，”我们驾车离开时，那个芬兰军官说。

    苦湖附近，在公路与运河相隔半英里并驾齐驱的地方，一名士兵拦住了我们。他在那里就是要阻挡交通。他说再往前，在伊斯梅利亚附近，发生了交火。在我们与运河之间，四分之一英里以外，一条支线上部署了一小股炮兵部队和两辆使用伪装的坦克。一辆卡车开到吉普车旁边，也停了下来。此时两点刚过，太阳非常炎热。

    我们站在道路上听着，终于我们听见一点微弱的炮火砰砰声。烟雾升腾直入云霄，也许在伊斯梅利亚上空。“我们应该在附近寻找掩蔽，”少校说。于是，我们就从容地走向一个沙丘，随后再慢慢走回来，因为没有人跟我们学样。炮火声也没有越来越近。

    随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头顶上方突然飞过一声呼啸声，一枚炮弹在离我们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爆炸，升起一朵黑色的蘑菇云。我们还没来得及趴好，又有两枚炮弹爆炸了。少校开始轻轻抚摸他的脸颊。我想起了上校说过的话，“这里战况升级很快。”

    那个红头发的年轻哨兵露牙一笑，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我羡慕他的钢盔。不知什么原因，他认为我们用来掩护的特殊沙丘不好，于是把我们领到另一个沙丘，一连串炮弹爆炸之后，再把我们领向第三个沙丘。我自己看不出三个沙丘有什么不同。不过，每一座沙丘都保护了我们免遭运河那边的火力攻击，而我们身后暴露的地方炮弹在上面四处开花。我想，如果埃及人试图轰击炮兵驻地，那么他们迟早会缩短他们炮火的射程，到那时，我们就要挨炮弹了。

    过了一会儿，除了偶尔头顶上一声炮弹呼啸而过时，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奈。时光已近两点四十五分，以色列方面没有发射过一枚炮弹。

    我想，现在好啦，观察员们一定要忙啦。如果炮击事件发生在两点，那么信息传递一定差不多完成了，也许三点钟就可以实施停火；但是，三点钟到了，情况没有任何变化，相反此时我听到一下非常可怕的炮声，远胜过坦克或反坦克炮发射的平射炮弹的呼啸声，胜过迫击炮偷偷掠过天空的轻微的遮遮掩掩的啪嗒啪嗒声，让人魂飞胆丧。

    每次爆炸过后，我们都回头往身后看——他们仍然在射击远处，每听见一次空中的呼啸声，我们就紧贴沙丘。微风吹起我的衬衣，我感到自己更加易受攻击。我采取了傻乎乎的预防措施，比如摘去我的太阳眼镜，以防玻璃碎片刺入我的眼睛。我想起了伦敦空袭，但是伦敦空袭期间有一大优点——酒吧照常营业。

    大约就在那时，那两个卡车驾驶员开车离开了。我想学他们的样，但是运河那边轻型武器开火了，使我打消了那种念头。终于，第一声埃及炮弹炸响之后近三刻钟，以色列炮火投入了战斗。

    就像伦敦上空的第一波防空弹幕，这是让人感到鼓舞的炮声，直至我们耳边轻轻响起胆小鬼的声音，“现在以色列人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埃及人将缩短他们的射程，”当坦克也参与炮击时，“每次爆炸之后，以色列人都变换位置。也许此刻他们正接近我们沙丘的另一边，使我们成为埃及反坦克炮火的主要目标。”

    看见我同伴的眼睛中那种恐惧的神色和他们身体的紧张程度，我深感激励。如果与英雄们一起借沙丘作掩护，那我会感到很孤独的。

    开始时，我们静静地趴着——哨兵除外，每听见头顶上一次新的呼啸声，他就会说是什么样的炮弹，有时说错了，因为当他思考的时候，炮弹正越过天空朝我们飞来。只有当炮火沉静的时候，社交活动才开始，一听见炮弹的呼啸声或者迫击炮的啪嗒声，社交活动随之再次戛然而止，好像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必须用来改变炮弹的轨迹。

    四点钟到了，没有停火。我开始分析一个人在炮火底下情绪变化的阶段，要是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基布兹[600]工人就好了，他们在炮火底下遭受了近二十年的苦难。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但当然不是极度恐惧，极度恐惧会在人群中或者单独一人时产生；这种情绪逐渐发展，变成一种无奈（“好吧，如果这下完了，那就完蛋吧。至少我不会死于癌症或者因为老态龙钟而受人羞辱”）。

    当四点未能实现停火时，四点一刻我们开始感到恼怒（此时我们已经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在沙丘边趴了两个小时）。我感到自己就像亨利·詹姆斯在晚餐桌边倾听趣闻轶事，趣闻讲得太长，超越了他的目的。我脑海里想起了我们那些地方官员昏庸愚昧的话语。我想到了联合国大会上所有那些空洞的发言：这里的炮击成了那里的辩论要点。

    四点四十五分，炮火减缓了，随后几阵宁静，但宁静或早或晚总会被打破，恐惧再次袭来——如果不巧被最后一枚迫击炮弹炸死，那将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希蒙·X或者伊加尔·Y[601]一定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炮击是每天的恐惧，不会像我这样因为有职业兴趣而感受不那么深切。五点一刻炮击停止，只有小型武器偶尔开火，于是，我们奔向吉普车，在接下来无遮无避的五公里路上，我们的速度可以说是不计后果的，但此时此刻这却是审慎的做法。

    天黑以后我们到达坎塔拉，此时城里出现了我们出城时没有的废墟，不过，那栋医生别墅只掉了一点灰泥，那栋联合国大楼依然耸立。运河对岸的埃及国旗不见了，东部坎塔拉火焰冲天，一直燃烧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整段苏伊士运河几乎都发生了炮击，是两个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但是在坎塔拉的四名死者中，一个是阿拉伯的三岁孩子，另一个是阿拉伯的罪犯。这些生命耗费了许多弹药。

    联合国观察员们一边吃着微热的饭菜一边忙着写他们的报告。所有人都很清楚是哪一方破坏了停战协定，不过还得用适当的形式写成文件并上报。帕金森定律适用于人员的增加，同样也适用于文件的增加。在我小小的观察范围内，我知道是埃及人首先开火，以色列炮火的回击还不足三刻钟（我在那个沙丘上唯一的关注就是手表上的时间消逝），但是联合国不会认为这是可靠的证据。

    有报道说边界上有个以色列哨兵遭射杀，联合国观察员要求提交事件的证据。

    “证据？尸体就在面前！”

    “是的，可是这个士兵有可能是自杀的。”

    “穿透前额？用步枪？”

    “他的战友可能意外擦枪走火。尸体不是我们认定的证据。”

    事发当儿观察员本人不在现场的概率很大，于是文字工作继续愉快地进行下去。实际事件最终淹没在文件堆中，以至于事实的全部真相丧失殆尽，只成了运河两岸双方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报道，用“缺乏证据”归档。

    从西奈沙漠回来后，我翻开第二天的报纸。联合国秘书长吴丹[602]抱怨说，双方都不注意利用“联合国停战观察机构”，没有直接要求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采取“补救的行动”（通过那条漫长的通讯链，坎塔拉—耶路撒冷—伊斯梅利亚，然后折返），而是“一旦怀疑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就用立刻开火的方式作出冲动的反应”。

    在联合国调查的那个仙境里三小时炮击和小型武器交火依然是“据称”的，就像一桩罪行在英国法院里是“据称”的那样；但是我不禁感到“冲动”二字不宜用来形容以色列的反应，因为我还记得那漫长的一小时中漫长的三刻钟，我们趴在沙丘上等待以色列对埃及的炮击作出反应。

    三

    如果说1961年发表的《麻风病人》代表了一位躁狂抑郁的作家抑郁的一面，那么八年以后发表的《与姑妈同游》肯定代表了高峰期的——或者深度的——躁狂。这部小说很自然是《我们能借用你的丈夫吗？》的续篇；的确，那本短篇小说集出版的时候，其中一些故事我只把它们当作可能的创作主题记录在案，它们如今在亨利·普林[603]故事中作为“我姑妈的”趣闻轶事找到了它们合适的位置。我打开了我的笔记本让亨利·普林仔细阅读，他几乎把它搬空了。

    我写完《麻风病人》情绪低落，自信这将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我情绪忧郁部分是因为连续好几年我一直是在我小说人物的陪伴下生活。1961年我在莫斯科患了严重的肺炎，有专家怀疑我得了肺癌，这加重了我的忧郁情绪，尽管我很高兴能在短篇故事《花园底下》中用上患细支气管炎的不幸遭遇。那么我怎么会从忧郁变成躁狂的呢？《我们能借用你的丈夫吗？》的大部分短篇故事我都是在躁狂情绪中写成的，随后又在这种情绪中开始创作《与姑妈同游》。我只能假设这种情绪起源于我私人生活中的一个困难决定：1966年离开英国，去法国定居。我烧了一些船[604]，在熊熊火光之中，我又一次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与姑妈同游》是唯一一部我为乐趣而写的小说。尽管小说主题是老年和死亡——65岁写这个主题非常适合——尽管一位优秀的瑞典批评家恰当地把这部小说描述成“绞台阴影里的笑声”，不过我写它时所感受到的是更多的笑声和很少的阴影。当我开始写将亨利·普林以为是他母亲的女人火化和遇见奥古斯塔[605]姑妈这两个场景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相信我继续写这部小说会超过几天时间。我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场景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奥古斯塔就是亨利的亲生母亲。每天，当我坐在大裁空白纸（作为我新自由的一种象征，我放弃使用单行纸，那些单行线条此时在我看来好像囚室的栅栏）前面时，我不知道下一步亨利或奥古斯塔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感觉好像骑手放下了缰绳，让他的马自由选择方向或者像做梦的人看着自己的梦展开，但没有力量改变它的进程。我尤其感到不管是祸是福我已经与过去决裂了。

    我甚至十分不负责任地在小说中写了一些读者无法理解的隐私笑话。为什么不呢？我不期待有任何读者。所以我用那个高雅的学者、“所有灵魂的前守护神”给“麻雀侦探”起名“约翰”；用三十多年前我在利比里亚遇见的恶棍似的地区专员的名字给奥古斯塔的黑皮肤恋人起名“华兹华斯”；用我朋友马里奥·索尔达蒂（他曾在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用同样奢华的方式在米兰车站迎接我并请我吃午饭）的名字给维斯康提先生的儿子起名“马里奥”。我记得我甚至还为金斯利·埃米斯[606]的姓找到了使用的空间，我把他的姓给了一个人物，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个人物。给奥古斯塔姑妈的恋人起名维斯康提源于玛乔丽·鲍恩[607]的《米兰毒蛇》中我喜欢的人物，童年时我喜欢这本小说，当我听到“麻雀侦探”把他描述成一条毒蛇时，我感受到一种纯真的愉悦。有些批评家在这本书中发现了我文学生涯的某种简单轨迹——布赖顿的一个场景、“东方快车”上的旅程，奥古斯塔姑妈到达“佩拉宫”的时候，我脑海中也许的确出现过这种暗示；但是，那天当我重读这部小说时，让我感到有些不安的是，我发现小说暗示未来会要把我带向何方。搭载亨利·普林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亚松森的那艘船夜间在阿根廷北部的科连特斯小河港停靠半小时，但是我料想不到几年后为了替《名誉领事》寻找合适的背景地，我会乘飞机在那里着陆。而且巴拿马——那条通过巴拿马——亚松森——阿根廷的走私线路在“我姑妈”和维斯康提先生的故事中只扮演了个小角色，我根本没有想到差不多十年后我会如此依恋那个有五条边境的国家：贫穷、美丽、稀奇古怪的巴拿马。

    我凭着作家的直觉来到巴拉圭。我意识到亨利与他姑妈的旅游必须在某个比布赖顿、巴黎、伊斯坦布尔、布伦[608]更加偏远更加陌生的目的地达到高潮。我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但是，我相信我会在亚松森找到能够吸引奥古斯塔姑母的某种奇异的、危险的、维多利亚的混合情调。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一条以本杰明·贡斯当[609]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一座浸礼会教派的城堡形白色小教堂，一所建设的像新哥特式大修道院的大学”——这些就是退休银行经理亨利·普林，还有我，从码头驱车进城时注意到的景象。至于异国情调和充满危险，我们来到了一个被斯特罗斯纳[610]将军铁腕统治的国家，他是纳粹战争罪犯的保护人。我交结的第一批朋友之一是一位讨人喜欢、有教养的男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随时准备陪我去远足或参加聚会，漫不经心地让我看见他随身带着警察证。他很快解释以消除我的疑虑——他带着它只是因为他有时要到警察学院去作讲座。我假装相信他，因为毕竟也许他是被派来保护我的。有一次我问司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我雇他带我去乡间看看），“汽车交通事故？”因为我看见道路两侧有许多纪念死者的小神龛，而路上遇见的骑马人比汽车多得多，我心里顿生疑窦。他含糊不清地回答，“巴拉圭人把生命看得很贱。如果你从城里到乡村，最好待在一个非常安静的角落里——因为总有人喜欢拿着刀子或手枪寻衅。当然，过分孤僻会显得无礼，比如说西班牙语，别人以为你觉得瓜拉尼语[611]是一种低级语言。可是如果你对他们说瓜拉尼语，他们也许会认为你把他们当做缺乏教养的人。”

    我很幸运，我像小说人物亨利·普林那样到亚松森的时候正值统治党“科罗拉多党”庆祝国庆。在一个共产主义是犯罪，甚至耶稣会会士的电话遭窃听、新闻舆论不准批评美国的国家里，我吃惊地发现当我一觉醒来时，整个亚松森变红了——红旗、红裙子、红围巾、红花、红领带、红手帕；可怜的亨利·普林够粗心大意的了，他用他的红手帕擦鼻涕——这是对科罗拉多党和总统的一种巨大侮辱。我比较聪明，因为有人特别告诫过我。

    不过，几天以后，我意识到我在无意之中违反了法律。外交部那个几乎每晚都来我宾馆喝一杯的家伙不再露面了；曾答应为我提供去格兰查科[612]交通工具的许诺根本没有兑现；只有我那位持有警察证的朋友依然忠心耿耿，友谊保持到最后一刻。我只能这样假设，我可能这样冒犯了总统：当地一所公立中学的十六岁孩子们要求拜访我，宾馆提供了一位译员——一个贝尔森[613]式的女人，感觉上像个密探。当女翻译发现自己的服务不太需要时，她恼火了，因为我能够明白学生们的提问，多数学生也能理解我的回答，她没法控制我们说什么了。我选择讲菲德尔·卡斯特罗（学生们对卡斯特罗一无所知[新闻媒体禁止议论古巴]），批评罗马教皇保罗关于生育控制的教皇通谕Humanae Vitae[614]，《人类生命通谕》最近刚出版。我怀疑将军是否在乎我对教皇通谕的看法，但是他肯定不会喜欢我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褒扬。

    十年后在华盛顿，在“美洲国家组织”1977年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我作为巴拿马的一名代表站在离斯特罗斯纳将军几英尺的地方，他身着便服，看上去像德国bierstube[615]老板，我的同伴把我介绍给某个从身边经过的人。“这是某某先生，斯特罗斯纳将军的一位部长。”这位部长一听见我的名字，手立刻缩了回去，恶狠狠地回复道：“你曾经路过巴拉圭，”随后急速转身去将军那里。我感到某种自豪——很像“爸爸医生”肆意攻击我时的那种感受——一个小小的作家能够惹怒一个无法铲除的独裁者！我为那片可怜可爱的大地感到惋惜，只要这些家伙仍然活着，我永远不会再回来。

    四

    我的下一部小说《名誉领事》写于1970年至1973年间，它源于我的潜意识。我曾做过一个有关美国大使的梦——他是女人的梦中情人，一位优秀的网球运动员，我是在一个酒吧里遇见他的——但是在我的梦中，没有绑架劫持，没有游击队员，没有弄错身份，没有一件事情与《名誉领事》相同，只有这个梦莫名其妙地连续数月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在那几个月里，查尔斯·福特纳姆[616]和普拉尔[617]这些人物偷偷聚拢在我梦中那个无足轻重的大使周围，悄悄地除掉他。

    当然我还需要寻找故事的背景地。我对乌拉圭一无所知，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618]非常能干高效，不会错把无足轻重的英国名誉领事当作美国大使加以绑架。巴拉圭则是另一回事。在斯特罗斯纳的铁腕统治下，游击队组织不可能发展起来；似有可能的是，一小股缺乏经验的游击队越境进入阿根廷，铸成大错，我的小说需要这个情节。我对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的判断完全正确，几乎在我完成这部小说的同时，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非常有效地成功绑架了在蒙得维的亚[619]的英国大使。英国大使后来写了这段经历，其内容包含某些与我小说相似的有趣情节。他认为绑架者中甚至还有一位神父。

    小说背景地的选择很容易。出于某种原因，科连特斯像注入的第一剂毒品那样一下子渗入了我的想象之中。的确，那个高傲的小城市有一种传统，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城之前很久，来自北方的西班牙征服者就创建了它，所以任何人只要访问过它，总会再次回访。我乘坐的那艘开往亚松森的轮船只在该城停了半小时——沿码头的几盏灯、仓库外孤独的哨兵、有古色古香庙宇的公共小花园，还有大河缓缓的潮汐——我对小说背景地的各种期望全都寄托在这一切之上。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北上的路上停留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的故事需要一个妓院，名誉领事查尔斯·福特纳姆将在那里找到他想娶作妻子的姑娘，但是，当我询问时，人们提醒我阿根廷已经没有合法妓院了——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些供富人淫乐的秘密妓院。人们告诉我，我渴望的那种公共妓院在阿根廷已经无处可寻。有某个人物——一个朋友的朋友——他确切知道哪里还有这样的妓院，从他的外表判断，我确信他是性问题的权威。我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古斯塔沃·埃斯科巴借用了他的相貌：“他的脸像红土一样褐红，好似一片砍掉了灌木的林中空地；他的鼻子像西班牙征服者的坐骑直立起来，”不过，这点描述是他的相貌对我故事的全部贡献，因为他给我提供的唯一信息就是有关一家妓院的情况，这家妓院位于乌拉圭边境，离科连特斯四百公里。

    不过，事实证明妓院是我众多问题中最小的问题，也是最快解决的问题。科连特斯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省份，有一个兵站，自治自决。我在这个城市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就能描绘桑吉兹太太令人愉快的营业场所，妓院内有一个小庭院，福特纳姆在这里找到了妻子，小说家萨维德拉[620]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小说人物。

    第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阅读当地的报纸《El Litoral》[621]，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在主要新闻版面上，我读到一则非常近似于我要来这里写的故事——一位来自科连特斯附近城镇的巴拉圭领事被人误认为巴拉圭大使而遭绑架，释放政治犯的请求已转送斯特罗斯纳将军，斯特罗斯纳将军正在阿根廷南部钓鱼度假。

    一整天我都在想，这次旅行算是白费了！现实已经如此清楚地预料到小说的情节，我怎么能继续策划呢？我留在科连特斯还有什么用呢？不过，几天后，将军答复绑架者：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绑架的人——除了钓鱼，将军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这位领事被释放了，也被人们忘却了。我受到鼓舞，继续策划我的故事。我选择巴拉圭人是正确的，他们组织绑架效率那么差劲。

    我在科连特斯度过了愉快有趣的两周。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们没法理解我对这个城市的兴趣，因为我只是从船上对它短暂看了一眼。而且他们说不该在这个时节去科连特斯，北方这个时节依然炎热潮湿——这个城市一点意思都没有。啥也没有，他们向我断言，科连特斯真的没发生过任何事情。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饶有兴趣地回味着朋友们对我的劝告。

    我在科连特斯的第二天，一位在贫苦地区工作的第三世界神父被大主教赶出了他的教会，那个星期天一位陌生的神父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望弥撒，与此同时教区的全体教徒站在教堂外面举着旗帜——“还我神父！”第二天，大主教自己被省长软禁了起来。看来，科连特斯还是在发生一些事情的。

    大概是我在科连特斯的第四天，我收到一份机场场长的请柬，邀我与他一起散步。我们开始穿越机场附近的田野；他想带我去看放木排的地方，原木向南漂流两千公里直至大海。我们出发的时候，他对我说，“每天到达机场的时候，我问我的经理，‘有没有抢劫案？有没有凶杀案？’今天早晨他对我说，‘没有抢劫案，不过有一起凶杀案。’”

    走到田野边缘，我们前面有两名警察守着看似一个很大的棕色纸包，“就在那里，”场长说。

    尸体上覆盖着一张棕色包装纸：只有一端露出了死者的双脚。我想拍摄这个奇怪的纸包，一名警察过分热情友好，掀掉了那张棕色包装纸，完全暴露了一具令人厌恶的尸体。我们选了一条小路，穿过一片树林，走向河边：地上一连串血滴还没被太阳晒干。场长说，“我走到这里，遇见了凶手。我对凶手说，‘他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要杀他？’凶手说，‘他比我强壮，不过我有匕首。’”

    我问场长，“你不害怕吗？你没带武器。”

    他笑了。“不害怕，不害怕。这些都是我的人。我对凶手说，我必须回机场，给警察打电话，他在林中消失了。”

    这一事件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注定要在我计划创作的小说里占有一席之地。后来，我对我的朋友马里奥·索尔达蒂说起这件事，他给了我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与我写《文静的美国人》时的经历相似。“你写小说时，一定不要不作某些改编直接记叙你亲身经历的某件事情。”这个事件就是这样处理的。机场场长的话：“这些是我的人”，在《名誉领事》中，我让警察局长佩雷斯上校说这句话；我把尸体放在木排上，此时我战战兢兢跟着场长走过木排，每走一步原木在水中上下浮动。

    当然，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夸大了科连特斯的枯燥乏味。我在该市的第一周里发生了未遂绑架案、第三世界的神父被驱逐出他的教堂、逮捕大主教、机场附近的谋杀案等等，几天以后，在大教堂里发现了一枚微不足道的小炸弹。离开那天，我看见巴拉那河[622]低矮的防波堤上聚集着一群人。我问司机那些人在那里干什么？他说他们在等蛙人。

    “蛙人？”

    “对。十分钟前，一家人自杀了。一男子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开车从防波堤上驶入河水最深的地方。车窗关紧了，车门锁上了。”

    《名誉领事》是我觉得最难写的小说之一。就我的经验来看，写作几个月后，作者通常会感到他的小说正在进入可控状态，有一种飞机沿着跑道不断加速的冲力，随后慢慢起飞，你感到飞机的轮子不再接触地面。但是，写《名誉领事》我直到最后一章才觉得自己终于在空中自由翱翔。如今当我再次阅读这部小说时，我有这种感觉：我一定在驾驶时打盹了，因为飞机在小说第一页就已经上天了：夜晚，普拉尔医生站在小港口“许多轨道和黄色吊车的中间”，就像我也许在几年前会看到他的样子，当时我从亚松森轮船的甲板上透过黑夜凝视着同样的景象，那位我认为是走私分子的乘客带着怀疑的微笑告诉我：“这里的人们”总是说，见过科连特斯的人一定会再来。

    五

    1929年至1978年是一段漫长的工作生涯，不过在我考虑退休以前，我与自己有个约定。战后我的雄心壮志就是写一部没有常规暴力的间谍小说，常规暴力（詹姆斯·邦德除外）不是英国特工的一个特色。我想把情报间谍活动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不具浪漫色彩地表现出来：男人们每天去办公室挣他们的养老金，其背景很像其他任何职业（不管是银行职员还是企业经理）的，毫无危险地例行公事，对于每个人物来说更重要的是私人生活。二战期间，我有几年在情报部门工作，起先在西非，然后在伦敦，事实上我在工作中很少遇到刺激或传奇事件。

    在巨大冲突的阴影底下存在着不同个性的某些冲突——比如，我在塞拉利昂独自一人负责一个情报站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我在拉各斯的老板在一段时间内掐断了对我的各种物资供应；我也曾同情地关注着弗里敦的警察局长，他在二十年艰苦生活和黑尿热中幸存下来，却被军情五处一个令人讨厌的年轻人逼得发疯。说来也很遗憾，传奇事件相当缺乏——只有一次在最后一刻急匆匆去劝说海军把一艘葡萄牙班轮挡在领海外面，以便逮捕一位疑似德国间谍的瑞士人，不过在那起事件中，我只是个不起眼的信使。

    回到伦敦时，我面对的是档案、档案、无穷无尽的档案。我在菲尔比领导下在伦敦负责（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对葡萄牙的反间谍活动；在很晚的时候，1963年，菲尔比叛逃苏联，他被讽刺地称为“第三者”。没有传奇或暴力事件打扰我们：只有封闭生活导致的某种无聊和厌倦，因为我们职业的性质迫使我们这个五人小分部过分紧密地一起生活——几乎不与这个特工机关外面的陌生人一起开会，因为别人会问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外交部分支机构”里干什么。我辞职（《人性的因素》中我的主人公粗略地提及过这件事）时留下的唯一遗产是德国在亚速尔群岛[623]的特工人员名录，印数为12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名录是我编写的，前面有两篇介绍性文章——完全是二手货——介绍亚速尔群岛管理和农业情况，还有一份菲尔比的无线电通信文稿——这些都提供给我们的入侵部队使用。外交部档案馆的某个地方仍保留一份抄件吗？今天它应该仍有某种价值。

    当然，从那时起，特工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在写小说时，我的情景都基于相当过时的材料。《人性的因素》发表前十多年，我就已经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写了两三年又绝望地将它放弃了。我以为它会与散落在我书桌上的所有其他未完成的作品（甚至今天书桌上还躺着三部被我放弃的小说）做伴的。我放弃它主要是因为菲尔比事件。我的双重间谍莫里斯·卡斯尔[624]的性格或动机都不像菲尔比，书中没有一个人物有一点点像我认识的任何人，但是，我不喜欢人们把这部小说解释成a roman a clef[625]。根据经验我非常明白，我只能根据真人真事写非常次要和过渡性的人物。真人有碍于想象。也许可以利用真人的一种说话技巧，一种身体特征，但是我最多只能写几页，随后就会意识到我对这个人物了解不够无法利用他，即便此人是个老朋友。而想象中的人物，我有把握——我知道《人性的因素》中的珀西瓦尔医生欣赏本·尼克尔森[626]的绘画，我知道丹特里上校参加他同事的葬礼归来会打开一听沙丁鱼罐头。

    许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中，我写了《名誉领事》，与所有其他作品相比，我也许最喜欢这部小说。我想，在我前面的只有空白的岁月了，《人性的因素》甚至一直没有一个书名，挂在我脖子上就像一只死去的信天翁[627]。我的想象跟那只鸟一样似乎死了。然而，在我已经写好的两万字里也有一些好东西——我尤其喜欢在C君乡间别墅的狩猎聚会。一想到那次聚会我的心就痒痒的，我没法安下心来做其他工作，于是就勉强疑惑地再次把小说拿起来，我对自己说菲尔比事件现在足以属于历史了。

    也许，我们与南非关系的虚伪性也促使我继续写下去。非常明显的是，不管西方联盟的各个政府如何假装反对种族隔离，不管我们的领导人如何抨击种族隔离不人道，他们就是不能让南非屈从黑人政权和共产主义。如果瑞摩斯大叔[628]行动并不存在，那么它肯定很快就会出现。与其说这是一种发明还不如说它是一种预言。

    小说最后终于写成，我也摆脱了梦魇般的精神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必须发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把它留在抽屉里，等我死后让孩子们去发表。我从来不满意自己写的小说，而对于这部小说，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满意，我背叛了自己的意志。书中有暴力——戴维斯的死亡——珀西瓦尔医生几乎不是英国特工的典型人物。小说不像我原先打算的那样真实，只是书名《人性的因素》救了它。作为一部爱情故事——一位老头婚后的爱情故事——我想它也许会成功。

    我寄了一本到莫斯科去，寄给了我的朋友金·菲尔比，他的回信引起了我的兴趣。他的批评有理有据。他写道，我把卡斯尔在莫斯科的处境写得过于凄凉。他自己觉得一样都不缺，甚至还有鞋拔，这是他以前从没拥有过的。（他补充说，确实，他是一个比菲尔比更重要的特工。）至于珀西瓦尔医生，菲尔比说得很有道理：他一定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了。L医生（我们两人都认识他）几乎没有能力故意毒死一个人，尽管他医疗诊断不准是臭名昭著的。（他曾试图用诊断我患了糖尿病阻止我去西非。一位更可信赖的专家诊断我只是少量缺糖。）

    我在莫斯科的另一位朋友瓦伦蒂娜·伊瓦舍娃教授指出，俄国使用火炉的岁月已经结束——现在到处都有集中供暖，于是在小说再版的时候，我就把“火炉”改成了“暖气装置”。不过，我没有改善卡斯尔套房里的其他装饰，因为正如我在给菲尔比的回信中指出的那样，我依据的是他妻子埃莉诺·菲尔比在她的书《我所爱恋的间谍》中所描述的情景。

    大约二十年前，在《麻风病人》出版后，我曾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写作生涯结束了——不管怎么说，就创作小说而言是这样——现在我再次这样臆断，但是一个作家的想象，就像他的身体一样，与死亡进行着不可理喻的斗争。因此，1978年，在瑞士与我的女儿和孙辈们共进圣诞午餐的时候，在《人性的因素》发表九个月之后，一本新书《日内瓦的菲舍尔博士》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75岁高龄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前途依然不可预测，就像当年我坐在伯克姆斯特德我母亲的书桌前，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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