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一个梦。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画，《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的歌曲更是大人哼孩子唱。再后，便是炮击金门的隆隆轰鸣了。我们县里出了个英雄，在炮战中被烧伤。他的事迹传了回来，学校组织我们喊着向英雄学习的口号，满大街游行。
坎坎坷坷送走上世纪五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海峡那边便不断派遣小股匪特在东南沿海登陆骚扰，反攻大陆的叫嚷声甚嚣尘上。1962年冬季征兵，报名站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的就是：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年，我当兵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心里想的却是，到了部队就能吃饱饭了。
运兵的闷罐子专列咣当了半日一夜，天亮时分，在苏北沿海的一个小火车站停了下来，我们背着背包走进一所军营。自此，我在这个海边小镇整整度过十六年的时光。在新兵连训练了三个月后，分到了老连队。第二天，我们班就被派到离军营二十多里地的海边上，在一座紧傍海堤的石头房子里住了下来。有情报说，台湾的小股匪特近期极可能在这里登陆，我们的任务是将来犯之敌就地歼灭。
作为新兵，不敢多问，平日巡逻也就罢了，十几个人哪能守得住这近二十里地的大堤？班长把堤坝划分了一下，每人二里多路的地段。从即刻起，我们就要趴在大堤内侧盯住眼前的海面，注意驶过的每一条可疑的船，不能让一个可疑的人从海里爬上来。班长充满斗志地说：把眼瞪起来，白天黑夜连轴转，直到歼敌于滩头。当然，饭会有人送，不会饿着肚子。我鼓了鼓勇气，说，一个人守二里多地的海堤，看不过来。班长说，一会儿民兵就来了。果然，没多长时间，身后便拥来民兵的队伍，黑压压的，三五步一个人，很快，整条大堤便趴满了。不过，有枪的不多，大都掂着棍子、镐把什么的。
潮来潮去，我们在大堤上趴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天刚亮，上级来电话宣布解除敌情。因为潮汐的原因，小股匪特改由离我们一百多里地的兄弟部队防区登陆，十一个人，打死一人，十人被俘。
三天三夜，七十多个小时，趴在大堤上肯定是要打盹儿的，尤其是夜里。总结时，谁也不说。不说也罢了，副班长还强调他的眼睛瞪得都合不上了，我们便抿着嘴笑。见大家不信，副班长睁大眼睛，又说，就这样瞪着。大家一下子笑出声来。
小股匪特虽然没在我们防区登陆，敌情却没有减少。晚上站岗，常有信号弹升起，每发现，部队就紧急行动，分兵奔往信号弹升起的地方，篦头发似的进行搜索。一折腾就是一夜，回到营区，天已大亮，自然什么也发现不了，更不要说捉住发射信号弹的特务。领导解释说，这是定时发射的信号弹，很可能是白天设置的，因此，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警惕。每次搜山回来，精疲力竭的我们倒在床上便睡，至于信号弹在传递什么信息、通报什么情况、可能产生什么后果，领导没说过，我们也不曾问。
数十年后，与当年的战友们在老部队相聚，忆及此事，一位老兄说，这都是机关那帮子瞎参谋烂干事干的好事，目的就是要我们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此话一出，大家都愣了，但谁也没有反驳这位老兄。
就在那次抗小股匪特登陆三年后，一场整整刮了十年的政治风暴开始涌动。此后十年间，无论是文斗、武斗的时候；还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候；“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依然是诸多口号中喊得最响亮的一条。
终于，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了。
1979年的元旦，在苏北沿海一处坑道里执行战备任务的我们，静静地聆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一九四九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一瞬间，我们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儿瓶，酸甜苦辣咸都有，真的要“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吗？寻常教育我们要牢牢记住的那些仇、那些恨，以后就都化为了乌有？走出坑道，腥咸的海风扑面而来，不知是谁喊，向左四十五度，那个方向才是台湾。没有人应答，但都把身体向左侧转过去。夜色迷蒙，海天苍茫，山崖下，潮水拍击礁石，发出阵阵轰响，远处，浪簇绽开时闪烁出片片粼光，如清晨或傍晚那些瓦块般的云朵。台湾，我们日思夜想的台湾，我们从上小学便开始喊着要解放的台湾，我们所有的工事、阵地，所有的枪口、炮口都指向的台湾，现在，手指可以离开扳机、眼睛可以离开瞄准镜了吗？
新年战备任务解除后，我调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在编辑岗位上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次，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发仪式，获奖的是台湾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谢冕先生为痖弦颁奖时，两个人有一段对话。痖弦说，五十年代，他在岛上当兵，每天挖工事，防备大陆解放台湾。谢冕说，五十年代，他在大陆当兵，也是每天挖工事，防备台湾反攻大陆。说罢，两位老人先是朗声大笑，然后紧紧相拥。台下，爆出热烈的掌声。
这部对峙与对抗的历史卷帙就这样翻了过去，直到有一天老伴儿和我说，咱们去台湾看看吧。
旅游团的安排十分紧凑，由花莲出发，沿东海岸向北，由基隆折向南，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一一停留，而后游最南端的鹅銮鼻，再沿东海岸回到花莲。
导游是个职业女性，她说话没什么禁忌，但十分乖巧，多找大陆人习惯的、喜欢的话说，把单调的旅途调剂得十分活跃。考虑到我们希望随意地看看台湾，每天她都会留出一些时间，让我们自由活动。于是，我们得以像在大陆一样四处逛游，大街，小巷，集市，商场，无拘无束，自如散漫。你若问路，台湾同胞便会先问你一句：大陆来的？然后仔细给你说，给你指，甚至陪你走上一段路。
在亲切、熟稔却又有些许陌生的感觉中，七八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离开台湾的前一天，参观太鲁阁大峡谷，渐渐平静下来的心潮一下子又涌动起来。
太鲁阁峡谷山峰层层叠叠，悬崖陡峭嵯峨，谷底的溪流算不上湍急，但却切石断岩，生生冲出这么一条深深的峡谷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十万多国民党军老兵开进峡谷，架桥筑路，苦战三年，建成这条横贯台湾东西，穿越太鲁阁大峡谷的中横公路。导游说，危崖垂立，刀砍斧劈，凿岩取道，工程之浩大艰难，可以想见。许多老兵在筑路中殉难。山腰有一座亭阁叫长春祠，是特地为修路死伤的老兵而建。因为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只能遥遥地看那祠堂。那是一座唐代风格的建筑，黄瓦红柱，十分醒目，两旁有瀑布流泻，溅起的水汽在阳光下腾起一片旖旎的雾色。
我的心就是在这一刻涌动起来的，我想起若干年前从唐古拉山回到格尔木后，去烈士陵园的情景。那里长眠着在修筑青藏公路中倒下的军人。墓园因为失修，荒芜得厉害，风正紧，不时扬起沙土，打着旋儿，掠过一个个坟冢。我说，他们死时都很年轻，大家点头。我说，他们是在炮火硝烟刚熄不久就拿起了铁镐和钢钎的，大家又点头。
同一个时期，在不同纬度和经度上的军人，肯定不知道曾经和他们枪口相向的人们正在遥远的地方，完成着和自己同样性质的任务：修路！修今天的路和明天的路！艰险是同样的，困难是同样的，牺牲是同样的，功勋是同样的。当然，这是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后才意识到的。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早已经零落成泥，零落成土，他们还会做梦吗？他们可以从身子下面流过的水脉中，听到彼此的鼾声吗？
回到北京不久，报端有消息说，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了一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牺牲在台湾的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所建。报端还特别刊载了主题碑上的一段碑文，“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然“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我去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正面是一面以黑白两色曲线隐喻海峡两岸的巨大花岗石岩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1950年1月上旬毛泽东为吴石同志写的五言绝句：《赞“密使一号”》（吴石，1894—1950，福建闽侯人，被台湾当局杀害前，公开身份是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岩壁左右有级级石阶，石阶一侧的石壁上，镌刻着已经查证的八百四十六名在台湾牺牲的烈士名字。石壁还有不少留白，大概是为了发现新的英烈，可以随时将姓名补刻其上。
那天无风，天很蓝，空气的通透度也特别好。广场上游人很少，绕广场一周后，我在一处石阶上坐了下来。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城里一片片的高大建筑。1948年的冬天，平津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打下南口、昌平、清河后，曾沿圆明园、颐和园、西山直插丰台。说不定，5纵的指战员们也曾在这里驻足眺望过京城。据统计，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伤亡人数近二百九十余万人。而在其后的若干年，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在台湾进行着一轮又一轮清洗的同时，我们也对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人员进行着无情的镇压。我居住的那个小小的县城，常见法院贴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告示，被镇压者的名字上，都打着一个大大的红钩。那时年少，并不去想更多的历史原委。
如今提及当年旧事，仇恨之火似乎已经熄去，只剩下灰烬，在夜风吹过时，闪烁几粒火星。而两岸人民也好像不大情愿再去触痛昨日的伤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化干戈为玉帛吗？
对于两岸关系，人们已习惯以鲁迅先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诠释曾经的刀兵火燹。但这诗却是为一只死去的鸟儿所写。诗曰：“奔霆飞焰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933年6月21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西村是一位日本医生，与鲁迅相熟。为一只鸟儿写的诗，如今竟承载起两岸如此沉重的历史积怨与民族情感，这大概是鲁迅先生不曾想到的。
我想起返回大陆时的情景，天空如洗，大海蔚蓝，机翼下面的台湾岛一片蓊郁。这曾隔断两岸的深深海峡，也如毛泽东在他的《水调歌头》里所写的那样，“天堑变通途”了。几千年来，遣兵派将，拓土扩疆，铁马冰河，止兵息戈，一个民族服膺一个民族，一个朝代替代一个朝代，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相互融合史。融合是进化，而进化要付出代价，这就是翻开沉沉史册，总会看到一片片殷红的缘故。话又说了回来，当今这个世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这些沉重的脚步！当血腥被雨水洗去，当战场耕耘为良田，当刀枪箭矢大炮战车摆上博物馆里的展台，曾经依附在那些兵器上的恩怨情仇也在淡去，最后，只剩下历史教科书里的记载。
就在我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台湾的文化学者林谷芳先生来到北京。十多年前，林先生的一部音乐专著《谛观有情》在我社出版，我们结识了。多年未见，握手时，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湿润。我说，我去了台湾。他说，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说，自己看更随意。他问，写点什么没有？我答，写了篇随笔，题目叫《水天一梦》。他笑了，说，醒来一片晴朗。我说，有云。他说，有云好，有云的天空更多姿绚丽。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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